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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 &作者：傅志彬& &来源：傅志彬的天涯博客
很久就酝酿写这篇文章，杂事繁多，一拖再拖。行走世界良久，观察各国，各类人士许多，感慨也颇多。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常常无言以对，不是没话，而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篇文章就算给朋友们的一个答复，希望朋友们能得出答案。这篇文章也会长一点，因为还要糊口，不可能一蹾而就，找时间就写，也请朋友们谅解！
一、什么是尊严
前几日晚和一税务局的朋友聊天，说起中国的税制，朋友告诉我，虽然中国正式规定的税负很高，如果企业完全缴纳是很难生存的，但实际征收并没那么高，所以企业还是能活命的。前提当然是企业要听话，要和税管人员搞好关系。同时他觉得，整个税制设计上就留下很多口子，以便操作，人治的成分很大。
联想到今年“两会”期间，吞并了沃尔沃的吉利老板李书福说的话，“企业家就是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能吞并国际老牌公司的能人，说出这么低眉顺眼的话，想必是悟出了企业的生存之道。
现任总理（编者注：作者写本文时总理为问佳宝）曾说过：要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自然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尊严不够。工人、农民、小市民的生存之难大家都是知道的，尊严对他们来说基本就是奢侈品。那么，衣着光鲜、声色犬马的企业家和官员们活得有尊严吗？
　　在谈尊严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尊严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上说：尊，来源于酒器，本意是高，重，贵，敬。
　　维基百科对尊严的解释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简而言之，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
二、光鲜之后的恐惧
　　企业家（或者商人，这里是一个意思）本是社会的中坚。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发展在科学发明的基础上，靠的就是企业家的眼光、冒险、组织，使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了N倍，社会财富也增长了N倍。（至于剩余劳动价值理论我就不想谈了，现代经济学界基本没人谈这种理论，只有某些国家的某些教授因为饭碗的原因还在捧着这种理论，但即使在这些还奉行剩余劳动价值理论的国家，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把这种理论束之高阁，拼着命到处请资本家来剥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可见这种理论的荒谬。有兴趣者自行寻找有关书籍，这里就不详谈经济学理论了。）
　　在德国和瑞士，企业家和商人都是社会的翘楚，很得社会尊敬。我曾亲耳听见一个德国企业主再三强调：“我是个商人！”其自豪、自信之情溢于言表。企业家或商人，在德语国家，基本就是一个讲信誉、有身份的代名词，在美国、英国及整个西欧情况基本如此，中欧、俄国的情况不明不好妄加评论。中亚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自古重商，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由他们接力传往欧洲的，商人的地位可想而知。
　　在中国，商人从古就不是个好词，位列九流之末，至今“无奸不商”还经常挂在人的口中。文革前后，“投机倒把”曾是一个让很多想让自己及家人免于贫困而且头脑灵活的人坐牢的罪名，记忆中，在80年代这罪名还有。感谢改革开放，商人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了，商人们也成了政府官员的座上宾。
　　成了座上宾，不等于成了上等人。“关门打狗”“养肥了再宰”之类的故事不断在全国范围内上演。投资前是好朋友，投资后你就是砧上肉；懂事你是董事长，不懂事你就是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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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新闻大家可以在网上很容易搜到。从第一个买飞机的私企老板牟其中到最近折戟武汉的东星航空老板兰世立，还有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都没有悟懂这个道理
　　我认识的做生意的朋友，只要做得大一点的都正在或已经移民海外，原因都是怕被政府盯上。如果政府要搞你，你是跑不掉的，因为：
　　第一，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桶金大部分都是不干净的，庞然大物下的基脚大部分都是空的，深究起来，非倒不可。比如黄光裕，从第一笔贷款起，他就没打算还过。因为他得打点那么多人，靠正常生意他完全亏本，只有不停地循环借贷，越借越多，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他只有越做越大，才能弥补以前的窟窿，而且因为正常生意的利润远远满足不了他打点各方的需求，也逼迫他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现金，如此反复循环，其结果就是必然的了。哲学中所说，偶然中有必然，讲的就是这个理。当然，黄案的爆发，肯定是得罪了某些势力，又属于必然中的偶然因素了。
　　当然，中国企业家的原罪和中国各类资源高度垄断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土地、资金、矿产、运输工具等有形的资源，还是政策、法规、许可这些无形的权力都是掌握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手里。直白地讲，就是掌握在政府各个部门负责人的手里。你要创办企业，就需要资源、许可，你就要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打交道，你就要和他们作交换。这些交换的代价往往超过正常生意的利润，企业家就必然要用非常规或者说非法的手段获取钱财，反过来，为了维持这些非常规或非法手段，企业家又要贿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黑洞。哪天爆掉，就看各人造化了。
　　第二，即使企业家有自己的创意，全部用民间资金（这里很可能陷入非法融资罪，现在被判了死刑的浙江吴英就是一个例子），不需要政府特批许可，如何在高税负下生存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企业是一般纳税户，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缴纳17%的增值税，德国是16%，瑞士是6%。而增值税发票必须向国税局购买；德国、瑞士税务局会给企业一个税号，企业自己开发票就好了。规模不够的小企业缴纳营业税，从5.5%到10%，德国、瑞士的小企业没有营业税一说，自己想做生意就做，规模到了一定程度才需要登记，发票自己写。中国的营业税发票也是要向税务局购买的。仅仅印刷、销售发票一项，我想都能养活很多税务局的相关人员，也是相比于德国、瑞士多支出的无谓的费用。
　　中国的企业经营中要缴纳的税费还有：教育附加费，残疾人基金，防洪基金。这些费用是德国、瑞士公司不用交的。瑞士的小公司除了所得税外不用交其他赋税。
　　中国的社保系统基本是模仿德国。在个人缴纳8%的社保基金的前提下，公司为个人缴纳20%的社保基金，加上失业保险金和公积金，企业实际为个人支出的费用要达到月薪的50%。
　　如果企业有利润，在缴纳25%的所得税以后可以分红。如果你是自然人得到分红，你要缴纳最高达到45%的所得税，最低，也要较纳20%。
　　在成本计算上，税务局有很大的权利决定，什么计入成本，什么不计入成本。比如说，你花了一笔钱请客户吃饭，税务局不承认这是成本，就要算入企业利润，你吃了1万元，还要交给税务局2500元的所得税。
　　所以，我相信中国企业的税负在10%到30%之间（相当保守的估算，还没有算进很多不上台面的收费及送礼费用，比如每个管得着你的部门都要找你订份报纸或杂志）。
　　而中国企业，除了垄断企业（或国资或官员亲属朋友所有，能源、矿产、房地产等）大都是微利企业，利润率大部分在2%～20%间，能达到30%的少之又少。
　　低利润率，高税负，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的正常反应肯定是行贿税务官员，降低税负。与之相当配合的是中国的税法（其他法律也差不多）非常粗略，留给执法人员操作的空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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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像前文所谈到税务局朋友的感觉，似乎是特意留下一些口子，给予人工操作方便。
　　最后的局面是，照章纳税的企业必死，能活下来的企业一定是要贿赂官员，或为获取各项资源好处，或减少税负。一些靠着国际市场的国际大公司也许可以不这样做，但要是太不听话也会惹麻烦的。前几天有新闻报道：谷歌的中国公司因虚列成本，把“按摩费”计入成本，被罚款4500万元。这世界著名的企业都这样，中国企业可想而知。
　　第三，中国的企业家们通过贿赂官员获得资源、许可、减税，达到致富的目的，所以他们的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因为他们总有不合法的行为，总是生活在恐惧当中。更吊诡的是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一个官员将要被打倒时，和他关系亲密的企业家总是被先抓起来，以不起诉企业家为条件，换取企业家交代对该官员的行贿数额。所以，每当一个官员倒下时，总有一批商人惶惶不可终日，进班房、跑路、喝茶是他们的基本选项。
　　所以，中国企业家们光鲜的背后是无能的、无奈的恐惧，因为他们已被设定。以为有钱了，咱是大爷，要挺起腰杆做人了，结果都做了犯人，成天在监狱里唱“悔恨”。
三、下岗的领导阶级
　　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人们眼中光鲜无比、吆五喝六的中国企业家也活得很没安全感，有时可以说是艰辛。明的要交很多税，税种、税率由政府行政部门说了算，给面子的还到人大过一下，不给面子的直接政府部门就定了，暗的还有很多人情、关系要摆平，很多费要交，和官员不搞好关系不行，和官员关系太好也不行，稍有不慎，就站在陷阱里了，如此生活谈何尊严？举个列子，大家乐乐。被枪毙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出事时，一个在江西做得很大的李姓商人因为行贿胡长青坐了几年牢。过了七八年，江西又有一个高官犯事，行贿名单中又有这位李姓商人，得，又是几年牢饭。没办法，点背！
　　老板们都没有尊严，为老板打工的人就更不用谈尊严二字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到现实，所以本来不想谈工人、农民的尊严问题，但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给工人、农民另立章节。
　　按照中国目前通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是由各个阶级组成的：资本家，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官僚，等等。在所有的阶级中，因为工人一无所有，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所以没有顾虑，没有私心，又被称为无产阶级。因为其他阶级都多少有自己的私产，不能够大公无私，所以无产阶级优于其他任何阶级，是社会的中坚，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人组成的，所以***天生具有领导国家的理由和能力。
　　这是***执政的法理基础。它表明，***能够独立执政，是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中国的，理由是他们除了一双手以外，没有任何私产，在打破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过程中最有愿望，最能够大公无私。
　　这是Karl Marx在大约150年前提出的理论。那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多久，产业工人绝大部分目不识丁，基本靠体力、双手在生产线上忙活糊口，真正的出汗、出力，有时还有流血。坐办公室的白领不多，基本可以归于知识分子，然后还有贵族、官员、资本家、农民。
　　且不说共产主义如何虚幻缥缈，有点理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都不会再把它当真，就说因为无产阶级没有私产，就最有愿望打破旧世界，而且最大公无私，就很有些想当然了。
　　在150年前，欧洲也是很贫穷的。那些产业工人之所以愿意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挣取微薄的收入，肯定是没有更好的去处，说不定他们在工厂里挣得要比当农民多，如果厂子倒了，工人们反倒没法活了。所以革命都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而且是家境不错的知识分子。比如Engels就是一个工厂主，Marx基本靠他供养。中国***的领导人里面，也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出身。
　　不，错了，有一个。在年，为了符合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国***硬是找了个不识几个大字的产业工人向忠发当党的总书记。结果这位产业工人出身的向总书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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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要吃好的、穿好的，美女佳人不离怀，当顾顺章叛变，组织严令隐蔽时，还恋恋不舍地到老相好家过夜，被逮个正着。还没进审讯室，就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了，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所以说，没有私产，不一定就会大公无私。以我的经验看，饿狼吃起东西来会更凶狠。穷怕了的人一旦有权，恐怕更希望把原来只能在梦中意淫的财富、女人占为己有。贫穷出道德，好像说不通。我看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得可靠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还是中国的领导阶级，连宪法上都是这么说的。应该是极有尊严的角色。
　　现实中的工人却是极为悲惨的角色，上百万的国营工厂工人工作了几十年，只给几万块钱的补偿就被踢出厂门，医疗、养老保障全无，子女高昂的教育费没有着落，可怜的低保补助买完米以后就所剩无几，做点小生意还会被城管打得鸡飞狗跳。最近看到一幅照片，广东东莞一家工厂的工人向工厂主讨薪，统共不过百把工人，前后几排JCSS包围，人数远远超过讨薪工人，还带着大狼狗。看看宪法第一条中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有一种看黑色幽默剧的感觉。
　　记得还是1990年中期回国给一个身居厅级实权单位领导的老伯拜年。闲聊中老伯问我：“你看我这个生活水准，相当于瑞士的哪个阶层？”我老实相告，按老伯居住的四室一厅的面积，瑞士一工人就能达到，但房屋质量要比老伯的好，环境也比老伯的好，空气质量要好得多。吃饭没有可比性，瑞士工人不可能经常有宴席，不过一家人每年肯定可以一起出去度假，有自己的车。
　　瑞士苏黎世是瑞士最贵的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人均月工资收入就达到4000瑞士法郎。普通工人至少有瑞士法郎的收入，好一点的技术工人瑞士法郎很是正常。大学助教的起薪6000多瑞士法郎。如果失业，400天以内领取失业前工资的80%，400天以后领取社会救济金。社会救济金按家庭人头、孩子多寡支付标准不一样。我还在当学生打工时，因为我有孩子，虽然孩子在中国，也可领取孩子津贴，也没要任何证明。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光是孩子津贴，就可以让你活得很滋润。如果你收入不足以支付一般出租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房子的质量、位置都是很好的。我认识的一个到瑞士避难的东欧人，身份还没给，每月瑞士政府发给他1500瑞士法郎。曾在瑞士看过一个纪录片，采访一个住廉租房的单身母亲。她住的房子是三室一厅，有洗衣机、地下室、暖气，电视。她说唯一的不同就是不能经常去酒吧、Party玩了。
　　下面是瑞士苏黎世的物价水平，给大家作比较：房租，400～500瑞士法郎一间房，交通费80~100瑞郎（市内公共交通准点，且不挤），自己在超市买东西自己做饭200～300瑞郎。一张电影票17瑞郎，一个麦当劳套餐10瑞郎，每月一千瑞郎基本够一个人在世界最贵的城市生活。当然，空气、环境也是最好的。对了，在瑞士不是最中心位置但交通便利地段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大概是50万瑞郎，折合人民币300来万，但是永久产权，没人会来强拆的。
　　但就是这样的多数人向往的国家，中国政府及其喉舌却称为资本主义国家，是由血腥的资本家统治的。
四、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
　　原来北方用石磨磨面一般是用驴来拉。为了使驴老实工作，人们会在驴的头上绑根棍，上面吊根胡萝卜，驴想吃胡萝卜，就往前走，但永远吃不到，可驴子以为下一步就能吃到，就不停地往前走，这面就磨成了。驴子也落下个蠢驴的称号。
　　人活着就要有个地方睡觉，先是找个洞穴。人多了，洞穴不够了，就找个空地，用兽皮、茅草、树枝搭起窝棚，同样起到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害的作用。再往后，材料越用越好，从土坯到砖瓦，再到钢筋混凝土，从半米高的窝棚到现在超百米的摩天大厦，材料、形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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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占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了一个成就无数富翁的大买卖——房地产！
　　住有了，还要吃。以前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这玩意有些不靠谱。打着了，得尽可能地吃饱，不然要坏掉。打不着，就饿着。这一日三餐的习惯，完全是后来农耕文化占上风以后形成的。人类的真正发展也是拜农耕文化之福。有规律的收成，可以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农业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养一帮人，不用胼手胝足在野外劳作而是盯着天空冥思苦想。想过了就疯了，没疯而体弱的就成了文化名人，没疯而又身体强壮的就成了部落首领，以后叫国王、皇帝，现在叫总统，叫总书记。当然，当了总统、总书记什么的和体力已没关系了，因为那些个体弱的文化人已经发明了省力的武器——枪，用食指勾一勾就可以了，一枪在手，没人不敢不听话。
　　可见，土地对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住要土地，吃也要土地。翻翻世界史、中国史，大的动乱基本都是围绕着疆土展开的，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保障。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是以土地为号召的。秦国最后吞并六强，靠的是无敌的秦军。秦国军人之所以那么玩命打仗，就是因为他们拎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秦王就会奖励给他们若干土地。有了土地，就有吃的、住的，就能娶老婆，就有后代，为了这些，焉能不拼命？其实这秦王的算盘也贼精，只要打败了六国，土地有的是，拿过来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奖励自己的士兵杀人，以后的领袖们都学会了这招。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到太平天国，获得土地始终是各路英豪号召民众、奖励民众的最强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拿土地说事，核心就是“耕者有其田”。最近有文章说，那《天朝田亩制度》压根就是一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实行过。我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这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你连胡萝卜都不吊出来，这驴再傻也不动啊，何况还是人。以后的政治人物比那些个天王、东南西北王们就聪明了许多，要用到人家农民，个把胡萝卜还是要拿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读小学时，一直闹不懂，为什么抗战前国共打仗叫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战后国共打仗叫第二次土地革命，大了后才慢慢厘清，第一次土地革命指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理解是把坏地主干掉，财富、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才知道，土地、房子、农具是分给老百姓了，绝大部分细软可是充了军饷，要不然红军出没的地方都是很穷的地方，靠赋税如何养活数万大军？谁是土豪，谁是劣绅，肯定不能开个评议会民主选举，一切红军说了算。人杀了，不动产分了，动产充军饷，梁子就结下了。红军远走西北，侥幸没死的“土豪劣绅”回来肯定要报复。这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乡团”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次土地革命当然是从抗日结束到1949年，这期间没怎么听到“打土豪”，因为***的地盘大到足以靠赋税支撑军队和政府的运行了。这一次的土地是结结实实分到农民手里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惨烈的斗争场面，因为政权没有反复，“还乡团”的故事听得就不是很多了。
　　得了地的农民很高兴，出钱、出粮、出人，帮助***打败了国民党，夺得了全国政权。***得到全国政权有很多原因，而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帮助肯定是一个加分，因为至少在宣传上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1949年以后，农村土地按人头分给了个人，属于个人。城市中私产私房权得到承认，民族资本家的土地权和财产权也得到承认，与国民党有关人士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成为国有资产。注意，这时并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分，房子所有权也是包括房子下的地的。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而在1956年，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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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地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
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作为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但好景不长，当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就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了。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
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当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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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崖山之魂远去兮
　　中国常说的三教九流中，九流指的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现今没有帝王，只有官员，我会在再下一节谈到。圣贤、隐士、童仙我不想谈，有兴趣者可以读我另一篇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农工商我已谈完，下面我想谈谈文人，也就是中国常说的“士”这个阶层。
　　士来源于氏族时代的巫师或祭司。前面一节里说过，当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不需要每个人每天每时劳作时，每个氏族就会出现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这帮游手好闲的人中间，聪明而又身体强壮就成了氏族首领，聪明但不身体强壮的就成了巫师或祭司，负责代替大家向上天、神灵祈祷，为首领出谋划策，当然，这些人有时也会借着神灵的力量来为自己挟带点私货，捞取好处，首领们也不太敢得罪这些人，因为他们能和神灵沟通，首领有时（记住是有时）还是真的需要他们。所以在远古时期，当人们还非常相信神灵时，巫师或祭司的地位是很高的，和首领不相伯仲。
　　再往下，巫师或祭司们发明了文字，因为最早的文字都是在墓里或庙里找到的。不要相信是劳动创造了一切的鬼话，整天在田里刨食，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整那不能当吃喝的玩意？农业劳作和手工生产充其量只能改进一点工具的性能，而文字、文化这样的东西，一定是有时间去琢磨才能出来的，一定是那些不用辛苦劳作的人想出来的。当然，如果你把思想也当成劳动，劳动创造一切也是成立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语言当中，根本就不算劳动人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偷换概念了吧？！
　　在欧洲中世纪，男性贵族骑士都是不识字的，认为识字是一件很娘们的事，所以欧洲的文化其实是掌握在识字的僧侣手里。因为贵族们只会打仗，没文化，也就不会经营，胡吃海喝，钱不够了就卖封地，教会利用上天堂或是下地狱来吓唬百姓交钱赎罪，手中握有重金，贵族的土地最后买主往往是教会。大量的财富和田地囤积在教会手中。教会就会委托一些教士来经营，这又成了现代公司的起源，看，文化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吧。
　　其实欧洲男性贵族好斗，不识字还成就了现代的绘画、博物馆、音乐等艺术形式。因为欧洲男性贵族经常出远门战斗，他们的妻子在家闲来无事，大部分倒从僧侣们那学会了认字，文化修养高了，自然就想到收藏书、画、奇珍异宝，丈夫不在家，养一两个小白脸唱唱歌、拉拉琴，生活也增色不少，不经意间欧洲的文化市场就生机勃勃了。这中间会不会给丈夫们戴上绿帽子？不打紧，欧洲的男贵族们也有办法。这不，贞操带就发明出来了，有金，有银的，再不济，也是铁的。
　　虽然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聪明，这氏族首领们在血腥拼杀当中成了国王、皇帝，对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有自信，对神灵的尊敬就大不如从前，巫师或祭司们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加上文字产生后，知识传播速度加快，通过阅读也能学到以前只有巫师或祭司必须亲身传授的知识，有知识的阶层扩大了很多倍，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这个阶层或者出任国王或皇帝的官员，通过为帝王服务博取自己的功名利禄，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所谓“艺成卖给帝王家”，姜子牙、管仲、诸葛亮就是这样的典型；或者退而结茅，教书育人，孔子当然是这里面最有名的。中国把这两类人通称为“士”，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知识分子。
　　无论从东西方来看，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统治者希望通过知识分子的帮助加强统治，又怕本身掌握很多技能的知识分子获得太大的权利，最后取代自己。加之在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实行的封建制使得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知识分子辗转于各个王公贵族之间，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统治者也怕优秀人才流落他国，成为自己的危害，对知识分子即使不用，也是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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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极力笼络。知识分子知道统治者大部分很愚笨，需要自己的帮助，也希望通过对统治者的服务获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如果不服务于统治者，知识分子也能通过教学、行医、占卜算卦过上不错的生活，中国古语“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的性格。孔子对“士”的概括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简而言之就是有能力又有道德感。到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陶渊明等更是把“士”的风骨推上了顶峰，道不同，不以为谋，宁愿归隐故乡、穷困潦倒，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昧着自己的良心侍奉权贵。而当权者对士大夫们的傲骨虽然有时恨之入骨，但明面上还是很尊重。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虽然对敢裸身嘲笑他的祢衡大为不满，但也不敢直接杀他，而是假手黄祖除掉了祢衡。聪明的统治者知道，如果士大夫们没了廉耻，社会就会失去方向，就会彻底腐烂，自己的统治基础就会被掏空，离倒台就不远了，因此，在东汉末年最后鼎足而立的三个国家的君主莫不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至少表面是这样的。
　　这种“士”之气在1279年的初春，随着十万以上的南宋士民、兵丁、男女在广东新会的崖山（今广东江门），与蒙古铁骑及其附庸力战失利后，在大臣陆秀夫携小皇帝赵昺之后蹈海赴死而逝去，从三皇五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朝、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南北宋而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随着精英们的逝去画上了一个重重的顿号。
　　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汉族被分为汉人和南人，成为社会的下层。汉人是早期归顺蒙古的北方汉族，随蒙古军攻打南方，要比最后征服的南方人地位高一些。日本的学人提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认为宋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是华夏文明之正朔。当然这里有以为日本才是继承了华夏文化的正朔的自傲。但经过蒙古人对南北方汉人的屠杀（当时中国北方有4500万以上有名有姓的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而南方宋朝的户籍簿上3/4的汉人都被屠杀），华夏文化的精英几乎损失殆尽，汉唐两晋以来的清风傲骨不复存在。虽然在90年后朱元璋又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明朝，但明朝皇帝的屠杀几乎完全秉承了元朝统治者的血腥，更过分的是兴起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数以万计。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不服从的知识分子采取“屠十族”这种骇人听闻的方法也是出现在明朝。虽然也有像海瑞这样的死谏之士，但人数极少；连给皇帝讲课的老师都要跪着。所以当满人入关时，再也没有十几万人随皇帝蹈海而死的事了。崇祯皇帝逃到煤山之上时，身边也只有一个太监跟随。满人以区区二十万人的八旗人马，在18年内就拿下了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和蒙古人拿下南宋的艰辛和漫长相比，可以说是轻松。“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式人物少之又少，大批明朝文臣武将争相投降，背离古训，剃去头顶的毛发，留起怪异的大辫子。
　　清朝的文字狱并不亚于明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让雍正年间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人头落地。更要命的是，清朝的皇帝为了掩饰历史，有利于自身的统治，不仅是按自己的意愿编写史书，还命人修改、删节过去的史书、史料。在这方面最有成就者当属人们眼中的明君乾隆皇帝。他命人按他的意思编撰了《四库全书》，然后毁掉了原版图书，让后人被误导，再也无法知道真相。这些事，执行人当然都是汉族学者。
　　文化的窒息，使得中国再也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
所幸在1911年推翻帝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文化进入了继先秦、魏晋以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等。也出现了许多影响中国发展的思想者，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李政道、杨振宁、邓稼轩等50年代出名的优秀的科学家也是20、30年代文化开放、教育开明的产物。当权者对知识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举个小例子。我们都知道北洋军阀政府腐败（编者注：这种认知实际上是中共伪史抹黑北洋政府、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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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愚民的结果）。在1926年，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试图冲进总理府，总理府卫队长惊慌之中下令开枪，冲突造成200多人死伤，其中有数名大学生。我们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熟知此事。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执政府总统段祺瑞并没有下令开枪，当段得知此事后，一方面缉捕示威的组织者，另一方面对死难的学生则发放抚恤金，甚至亲到灵堂下跪，并发誓从此吃素赎罪，并终生保持。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地位之高、之崇可想而知，几个大学生的死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连总统都要忌惮几分。说起民国时期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地位的崇高我就想起年少时分经常读到鲁迅批判当时政府的文章。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很是困惑，想不通，鲁迅为什么那么革命，言论那么激烈，还是公开的，他就不怕反动派们会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枪毙砍头？当时真是很佩服鲁迅的勇气。现在才知道，他根本就没危险，那时批评政府是很时髦的事，没人会为这事抓他。靠写稿、写书，他能挣很多钱，可以活得很滋润，有钱有闲谈恋爱，能养小三不算，小三生孩子也没问题。现在我只有羡慕嫉妒恨了。
　　只可惜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历史在1949年以后以大喜大悲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知识分子在这种大喜大悲的形态中很不幸地成了不成功的冲浪运动员，屡屡跌落水中，就像被打断了脊梁的落水狗。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就成了一个需要改造的阶级。理由是劳动创造了一切，而脑力劳动不算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算。知识分子看到工农出身的人就觉得低人一等。
　　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就是文革当中，所有的大学关闭，开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学生们上山下乡，向老农们学习就行了。
　　如果你不服，没关系，还有一系列的措施。
　　从1950年10月开始镇压反革命，简称“大镇反”，持续到1953年11月结束。开始是以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一为标准进行。官方数据是共执行死刑71.2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主要被镇压的是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的前军警、政府和宗教团体人员。这些人里面，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读书人出身。
　　剩下没有被消灭的读书人基本都在学校里。1952年院系调整，不听话的人被开除，党的系统全面接管全国的院校。谁来教、教什么都由书记说了算。再接下去的岁月中，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都是统购统销，没有单位的人基本没有生存的可能。配合农村的集体化，不要说另投明主，你就是想“采菊东篱下”也没有可能了。物资的高度垄断使得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服从。教授在学校不过是个教学工具而已，但这个工具还不太好用，还太有刺。
　　1954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开始的“反胡风”运动就是拔刺的开始。
　　胡风本身是一个左翼的作家，和鲁迅关系很好。1949年也欢呼新中国的出现。只不过他坚持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看法，和当时深受信赖的文化部长周扬意见相左。而周的看法当然代表最高层的看法。1954年胡风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在日“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结果日胡风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
　　胡风案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告诉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可以入罪的。如果你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下场就是监狱。
　　中国的知识分子沉寂了许久。但当伟大领袖1957年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大家发表对国家的看法时，传统的“士”文化依然促使很多知识分子侃侃而谈，结果，超过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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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打成“右派”，轻的发配农村劳动，重的判刑。据说当年“右派”划分是也有比例的，每个单位百分之五，不达数字不能过关。这就是著名的“反右运动”。这个运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彻底平反，而只是承认有些扩大化。据说全国没有被平反的右派不到100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隆基，储安平，章伯钧，彭文应，陈仁炳。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之前是中国五个参政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杂志报刊主笔，激烈抨击国民党。而储安平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达人——杂志主编和评论人，曾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事发时任《光明日报》主编，五个参政党之一的九三学社的宣传部副部长。不知道海峡对面的国民党看到当年痛骂他们的罗储二人被他们的对手整得死去活来甚至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时是作何感想！
　　虽然在“反右”过程中，没有直接判处死刑，但很多右派在文革当中还是被红卫兵以及革命派乱棍打死，少数坚持己见的被判刑处死。而被发配到农村的右派则很多在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丧命，比如被发配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2800名右派最后仅有五六百人逃生。
　　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因为有能力而又知廉耻的“士”人已被消灭。亩产万斤粮的报道能在《人民日报》刊出而没有人质疑，实在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故事的现代版翻拍。
　　当进入“文化大革命”时，已听不到任何的反对声音，只有万岁的欢呼响彻神州大地。物极必反，当这种疯狂走到尽头时，中国人不得不反思，不得不改革，所以有了今天的中国，也有了我的文字。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入大学时，在图书馆借了一些经典的西方政治学方面的书，例如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等等。书的封面盖着“限省军级借阅”或“限地师级借阅”鲜红印章。当时我就想，这些都是些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基础读物，如果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大学生连这样的基础读物都不能读到，他们还能有什么书读呢？那他们的科学素养又如何能高呢？至此我对文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的水平就有了疑问。
　　参加工作以后，接触到了更多的史料，知道文革前的大学生们基本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至于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更不用提了，除了政治极为狂热，学问基本为零。
　　而能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生存下来，深得领导们赏识的教授们绝大部分在德和能上都有瑕疵，为此我写过一篇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大家参考，这里就不赘述了。
　　从1977年开始，中国知识界通向外界的大门才被打开，大学生们才能受到比较系统的科学训练，但大学和科研机关的统治权仍然是在行政系统手里，教师的评级、科研项目的评定和与之相关的工资、房子都得由学校和科研机关的官僚说了算。所以中国的大学有了和世界其他大学没有的特点，即校长们都是有级别的，大批的教授会为了一个处长的位置放下斯文撕拼；在科研机构也是这样，一个教授级的研究员也远远不如一个行政处长。相比于苏黎世大学教授所拥有的权力和受到的尊敬，这种逼得教授或研究员去抢行政处长的架构真是有辱斯文。这种资源掌控在官僚手里的体制保证了学校和科研机构能够贯彻上级的意图，因为处长是由学校或研究机构党委任命的，而学校或研究机构党委又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最终教授们还是必须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所以在号称全国最好的大学的北大出现孙东东这样断言所有长期上访的人都有精神病的教授就不奇怪了，因为为上级的不合理行为作出貌似科学的解释正是中国大学教授们和研究人员的职责。
　　权力完全渗透在社科研究当中也可以从史学界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断代争论中很好地看出。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界一般把秦统一以前的东西周称为封建时代，周之前为原始时代，之后为郡县制，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封建即封土建国，即天子分封土地给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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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这些亲戚大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军队，收税，每年向天子上贡，天子召唤时要自备军队、装备、粮草随天子出征。在欧洲，类似的阶段是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到欧洲工业革命这一时期。在中国，秦以后主要就是郡县制，皇帝加官僚，根本就没有分封一说。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四阶段模式，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苏联的斯大林支持在此基础上的五阶段说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949年后，中国官方钦准的史学界照搬苏联的说法，把秦以前定性为奴隶社会，秦以后定性为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拆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这样一来，和历史上的中国实际完全不相符，概念、逻辑完全混乱，由此引发了很多讨论。至今官方钦定的断代理论仍然统治着高校的教学，充斥在教科书里，教授们明知错误还是这样教学生，只因为革命导师定下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道德感的缺失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表现得很突出。当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奶粉出来时，我就觉得纳闷。通过在鲜奶里加入三聚氰胺使鲜奶中的氮含量提高，因为鲜奶的蛋白质含量是通过检测鲜奶中氮元素含量来确定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连大学的化学专业本科生都不知道，根本不是几个农民能想出来的。有网友扒出中国科学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兜售过同样的把垃圾变蛋白质的配方。中科院义正词严地否定，说要严查，然后给大众一个交代。时至今日仍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不管是不是中科院的人干的事，加入三聚氰胺以提高鲜奶蛋白质检测含量的事肯定是精通检测的化学专家想出来的。所以，当知识分子没有了廉耻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时是很可怕的。
　　前几年偶尔看到北师大心理学一年级的课表，居然全部是所谓德育或美育课程，没有一门专业课，也让我很开眼。去年钱学森临终前问现任总理，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我想，我这一小屁民都知道为什么，这身居高位的钱老还能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是在明知故问吧？但愿！
　　最近听一研究机构的朋友讲，大学和研究机构又在重新评定职称，在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职称的基础上扩张成12级，即每级又分三级，比如教授有一级、二级、三级教授，以此类推。这个朋友所在的省级研究机构现有40位正教授级研究员，上级只给了18个各级正教授的位置，多余的22为正教授级的研究员将不能拿到正教授的工资。在各个学术单位新的一轮残酷竞争已经开始，而决定给每个单位多少头衔，谁能得到这个头衔，又是各级领导的权力。学者们又要找领导们谈心、哭诉了。
　　至于其他文化界的控制权莫不是在党委的手中。作家有作协，作协主席居然是部级干部。拍电影实行剧本和影片双重审核。2010年投拍500部电影，只有100部得到广电总局的公映许可。电视台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什么能上映什么不能上映当然由领导决定。谁能上春晚根本就是后台的比拼，所以我们看到的面孔几乎是二十年没变。这些本不是传统“士”的概念，但因与文化有关，顺带一说。
六、头上悬剑的官员们
谈完士农工商，接下去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地位最为显赫的官员了。这里官员是泛指一切依靠税收、收费及垄断利润生存的国家官员及小吏，以及含有行政级别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和国企人员。九流之中的武人，我也归为这一类，不另行分章叙述了。
前面几节已经谈过，无论士农工商哪个社会职业最后都要匍匐在权力的脚下，都要依附于权力，离开了权力的庇护，任何人都只能苟延残喘。那么，位居整个社会食物链顶端的官员们是不是活得很有尊严呢？乍看起来是这样的。从最低级的城管，到九五之尊党的总书记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都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他可以让你生不如死，看看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百万大军汹汹而来，就知道吃官饭是个很受社会青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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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中国的政治体制，简而言之就是一把手负责制。最低级的政权细胞在农村是村民委员会，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与之同级设有党支部，村委会主任现在是由村民选举，但党的支部书记由上级党委指派。村主任一般是党支部的副书记，得听支书的话。往上，农村是乡镇，城市直接是区，接下去是县、市、省。各级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个理论上的平级单位，但实际的决策者是党委的书记。乡长、县长、市长、省长都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若没有上级党委书记的大力支持，是不敢和同级的党委书记作对的。人大、政协基本是退休前的过渡位置，对政治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等统统归同级的政法委员会管理，政法委书记只是同级党委的常任委员之一，***内部的纪律监察委员会归同级党委领导，其书记也是同级党委的常任委员之一，这些人的任职都要同级党委书记的认同，也就是说，在同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组织中，党委书记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在中央的各部委及各省的厅局有党组，党组书记也是上级委派任命，同时也是部长或局长、厅长，是单位的一把手。能对各级党委书记起到监督作用的，只能是任命他的上级党委。而一般能担任一个地方或部门书记的人，没有上级党委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上级党委书记的同意，上级纪检部门也不能够擅自检查下级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上级党委书记掌握了下级的升迁、查处的大权，换句话说，上级党委书记对你满意，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到了，对你不满意，就该你倒霉了。因此，各级政府、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实际就是党委书记。他工作的核心就是要让上级党委书记对他的工作满意，以期进一步升迁，或保持现有位置。而他的下级要做的也是要让他满意，才能升迁或保持现有位置。
在中央，基本也如此，不管是人大、政协，还是国务院，权力的核心还是***的政治局的九大常委。无论是国家的日常重大决策，还是各个部长、省长、书记的人事安排，都要由九大常委作出决定。国家的人大主任和政府总理不过是在党的常委里排行第二和第三，党的总书记才是真正的老大，因为他同时是***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调动命令军队的权力。在1976以前，只有五个常委，但伟大领袖是一言九鼎，基本没别的常委什么事。到了邓大人时代，大事还是要和陈云、叶剑英等大佬商量一下的，大概两三个人就能定下盘子了。现在，重大事情除了九大常委，还得征求退休的前常委的意见。能对中国发展施加影响的人数应该在二十位左右。所以，政策的稳定性，合理性要远远超过Mao的时代。
上面把现在的中国政治结构作了个简约的勾勒。从这个政治结构中大家可以看出，一个官员，最重要的是得到上级或直接说上级党委书记的赏识，才能被提拔，从村支书到地市、厅局长，莫不如此。在省委书记这一层面当然就要复杂些，因为这牵扯到中央有影响力的二十余人之间的平衡，但某人或某几个人的赏识依然是前提。除非你是上级党委书记的儿女或女婿，否侧你总是要比你的同僚做得出色，以示区别，你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才可能被提拔。这就决定了下级只有学会揣摩领导的意图才可能超过对手。仅仅听话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下级会违背上级的指示。区别就在于，你要能够领会领导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或不能说出的话，并且能创造性地把领导明示或没有明示的意图落实，为领导的晋升创造条件，这样你的高升就有望了。
因为领导的眼神，脸色，说话的语调，语速变化，签字的笔迹、形式、用笔都是领导真实意图的透露，所以领导要尽可能地不喜形于色，不然所有人都看出领导的真实意图不仅尴尬也很危险。做下级的则要细心揣摩，你越能理解领导的意图，你的工作当然就越符合领导的胃口，你升官的可能性就远远超过那些不会揣摩领导意图、仅仅按照文件指示工作的同僚。这也是中国官场上各级秘书能大量上位的一个原因。为什么领导的意图一定要打哑谜、用腹语，就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领导也不想这样。
　　前面第三节已谈到过，按照***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过程中，党的干部不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私利，既然没有私利，当然就只有岗位的不同，官职的大小也就没有意义，因此不应该也不会跑官要官。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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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上的运用表现在，***的军队中，司令官不叫司令官，而叫司令员，士兵不叫士兵，叫战士。文革中曾经一度取消所有省长、省委书记称呼，把省的领导人称为联络员。
　　但在现实生活中，从红军时代起，在***内部，吃穿用行都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的，什么级别可以吃小灶，什么级别可以骑马，什么级别可以有女人……都有严格规定。别说还真有个别的书呆子把那理论当了真，居然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高级干部吃小灶、搂着女人跳舞，结果被抓起来砍了头，这个书呆子就是王实味，抓起来的时间是1943年，被砍头是1947年。
　　现在，小灶变成了特供，马变成了车子、飞机，女人就不用说了，还要加上房子，国家领导人的房子按级别造，省里面同样按级别给。各级政府手中还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几乎可以做任何的事，往大里说，可以实现匡世济民的理想，往小里说，随便漏一点出去，就可以造就很多百万、千万、亿万富翁。面对这一切，谁又能说不想当官呢？谁又不想当大官呢？
　　本来这都是人之常情，在美国就会有奥巴马这样的人跳出来，说，我来干总统，我会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帮傻老美就呼着喊着就把这愣头青迎进了白宫，进出飞机豪车，干得好不好且不说，这愣头青这一辈子的生活也就无忧了。
　　在中国不行，明明谁都想当那一把手，但还要说，我本人是不想当的，是人民把我推到这个位置的。你当头儿的都这么说了，下面谁好意思像那老美那样直截了当说“我要当官”？大家就打起了肚皮官司，想说也不能说，就只好让部下去猜，如何才能拍对领导的马屁，满足领导的心愿，得到领导的赏识。
　　比如我们的伟大领袖在50年代末很想当共产世界的老大，不好说出来，只能说要加快通向共产主义的步伐，尽可能快地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要尽可能快地让中国实力超过英国、美国，到时候自然就是老大了。他提出超英赶美，让全国全民炼钢铁、放卫星，虽然国内饿死很多百姓，仍然大量援助国外，做老大总得有几个小弟吧。当大量饿死人，他不得不公开发出放慢脚步的通知时，心里面却是不甘的。当时有几个省的领导悟到了他的本意，干脆违反中央指示，继续执行大跃进的方针，虽然饿死更多的人，却得到领袖的提拔。这就深谙了中国的官场之道。
　　因为在皇权制度下，中国社会表面流行的官方理论是“存天理，灭人欲”。明明是正当的人的需求，却要藏得严严实实，口上还要唱高调，俗话就是：满口仁义礼智，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方面可参考我的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blogger/post_list.asp?BlogID=2506659&CategoryID=0&page=3）。
　　因此，中国上千年的官场文化本身就是密室政治、表里不一的。这些传统也很好地在现代中国官场体现出来了，几乎是直接照搬就成了。
　　如果只是领悟到需要揣摩领导隐蔽的意图这只是初级阶段，更复杂的是要在贯彻领导隐蔽的意图时还要保护自己。因为领导的意图是隐蔽的，并没有以合法的形式公开，所以你做的事要是砸了锅，顶缸的只能是你自己。如果你懂事，肩膀硬，一个人扛着，不拉领导下水，你的下场不会很惨，事过境迁，风平浪静以后，领导还会重新启用你，如果你想不开，想把领导供出来，你的下场一般会很惨。
　　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信阳光山县先是执行激进的大跃进政策，老百姓没粮食吃，饿死了人。马姓县委第一书记指派书记处的一张姓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副书记）到一公社实验分田到户的承包制，解决老百姓的口粮问题。庐山会议以后，大反右倾，分田到户成了右倾的一个重要标志。马书记为了推卸责任，把张书记所为说成是独立行为，与他无干。张书记不干，咬住是马书记指派的。马书记就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批判张书记，结果张书记在批判过程中被打死，马书记安然过关，光山县继续疯狂大跃进，饿死的人官方数据就将近十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0%，成为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当事件爆发出来，中央不得不派人处理时，马书记的上级地委书记也成了牺牲品，整个***的信阳地委成了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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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反革命复辟的根据地，从地委书记到8个县委书记都被判了数量不等的徒刑。这些人比张书记聪明，没有把责任推到领导头上，没有推到中央，而是老老实实去坐牢了。一年以后就放出来了，而且即便坐牢也是吃的干部粮，出来就有工资，以后又陆续恢复了党籍和待遇。而致使至少300万人饿死的吴姓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不过是平级调离，到中南局去做文教书记去了。
　　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伟大领袖。这个地位也是刘紧跟领袖、努力斗争才得来的。刘首先归纳出MZD思想，并竭尽全力在全党、全国推广宣传，在大跃进、反右倾上步步紧跟伟大领袖。当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暴露出来后，又怕历史上留下骂名，为了不背黑锅，公然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祸水、怨恨引向领袖，引起领袖极大不满，最后在文革中成了叛徒、工贼、内奸，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刘的死也有“狡兔死，走狗烹”味道。借助刘的宣传，伟大领袖已达到了神的高度，刘也快成了神的一部分，再不除掉刘，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在专制体制下，越是接近最高位，越是危险，当皇帝或领袖怀疑你有篡位的可能时，下场是很不妙的。
　　在皇权或一人说话管用的制度下，皇帝或领袖往往需要一个或一些打手来为他消灭不听话的人，比如武则天的周兴，比如刘少奇；当任务完成，皇帝或领袖又会反过来借这些打手的项上人头以谢天下，说都是这些坏人做的孽，皇帝或领袖本人还是很好的，一直被蒙蔽。所以，在这种制度下，不要以为你今天是领导的红人就得意洋洋，哪天你被领导抛弃时，你真的会很惨，以前你奉领导之意整的人也会用你整他们的办法来整你，而且也是奉主之意，这就是著名的“请君入瓮”。所以，聪明的人不会去做这个打手，而是和皇帝或领袖保持距离，即使执行命令也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就是这里面的行家里手。
如果不想升官了，是不是就不用看领导的眼色、时刻揣摩领导的意图了呢？非也，仍然懈怠不得，因为领导除了可以提拔你、让你生，还可以贬黜你，更可以让你死，这比提拔你容易。
　　领导要提拔你，还得有机会，要有位置，就是他能给你造一个位置出来，也需要一点时间。但要灭掉你，却是瞬间的事。
　　党委书记如果看你不爽，就可以命令他所属的纪委对你采取双规，让你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交代问题；而你肯定会有问题。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受贿人民币5000元以上，即可判罪，基本是一万元一年，五万以上就是五年以上，超过十万就可以判死刑。而且这5000元可以累积计算，就是说你每次收500块钱的礼，超过10次就够了。而500块人民币，一条中华烟就超过了。按照这个标准，我想认真查的话，每个城管队员肯定都得进去，遑论手握重权的各级官员。记得有一年某地一著名彩虹桥倒塌，死了几个人，结果县委书记被抓，查实受贿11万元人民币，被枪毙。
　　也是在很久以前，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的县委书记不得了，随随便便一年收个百万。我当时还不信。朋友算给我听：“一个县里，科一级以上的单位一百多，每个单位有正副手五位以上，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必须送，除了单位还有个人，哪怕你不求书记什么，因为这已成规矩，你不送，怕是书记认为你有异心。按一百个单位，每单位正副五个负责人，每份一千元算，就已经是150万了。这当然是廉洁的县委书记了，如果再加上官职调动，乡下的干部想进县城，县城里的想到有实权的单位，副的想转正的，等等，送的礼应当是数倍之多，礼金数量当然也不是区区一千元了。你稍微注意一下，每个县委书记的上任，都伴随着官场的洗牌，一轮下来，有多少礼金，我想县委书记自己怕是也算不清了。所以，有人说，现在县处级的贪腐是千万级的，厅局级贪腐是亿万级的，省部级是百亿级别的，我看靠谱。”前段时间被双规的广东茂名罗书记，就有几个亿的现金，过春节收的礼金上千万还没入账，随手丢在家里、办公室里，这从侧面也印证了我这朋友说的话。
　　一面是极高的对官员的廉洁要求，严厉的惩治手段，一方面是普遍性的贪腐，看上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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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矛盾。但其实一点儿也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贪腐，已成了现行体制中的一种奖励机制，只要你听话，你就有权，只要有权，你就能捞到钱。你要是不听话，那领导随时可让你进牢房，因为领导可以很自信地把你抓起来审，你肯定会有问题，因为5000元的判刑标准太容易达到了。
　　这就像对待企业家一样，税的标准定得很高，但放宽执行尺度，你听话就不查你，不听话就让你坐牢。
　　从村支书起，一级压一级，莫不如此。所有官员都以上级眼色、脸色、声音为命令，手机24小时不能关，领导一召唤马上就要出现。记得还是在国外时，看到国内有一篇报道当时的大连市长的文章，说该市长如何如何以革命事业为重，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晚深夜两点时，忽然有一妙主意，兴奋得睡不着，马上打电话给一帮手下，让他们起床赶来开会。我不禁感叹，这市长绝对是一视人命为草芥之徒。太平日子，又不是打仗，有必要把人深更半夜喊来，再等六个小时上班再开会就会亡党亡国？这只反映这个市长根本就没有把他手下的人当人，而是只把他们当成了工具。
　　说起当人这话题，前几日偶遇一朋友，刚从政府部门调往一大型国企。问起感觉如何，他说：过去的日子就不像人过的，没日没夜，以加班为荣，随时听命领导，不堪回首。
　　在中国官员队伍中，基层、中层的官员活得很累，没人样，高层的一样压力很大，在高层，已不是度假、休息的问题，这些都是小事，而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不喜欢小干部，让你下台、靠边就是，有意见你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而高级干部却不同，每个人实力都很雄厚，你不整死他，他有机会就会整死你，所以高级官员中的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看过些回忆录，我们的伟大领袖在很早以前就要靠安眠药才能睡一会儿，主席睡了，在政治局真是大事。二号人物刘少奇也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因为吃了安眠药得让人搀着才能走进会场。林彪怕风怕水，睡不着觉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江青也为能睡个好觉大费周折。有兴趣者自己在网上查查，一定能得到很多有意思的资料。
　　他们之所以睡不着，是因为要绞尽脑汁对付别人。伟大领袖是要保证自己的权威不被侵害，找到潜在的敌人，把危险早日排除，所以他的策略永远是拉几个打一个，几大常委中，朱德早就不过问政治，周恩来如果不是死在领袖的前面，很难说有什么下场，“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一个预兆。从延安到领袖的死，他的合作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而在他死后，妻子、侄子马上就被抓，女儿被审查，聊以安慰的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孙子当上了少将，尽管这个孙子出生时他还活着。
　　刘少奇帮助伟大领袖战胜了诸多的敌人，从王明到高岗、饶漱石，再到彭德怀，甚至在文革前期还帮助伟大领袖打倒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等，还归纳总结出了MZD思想，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林彪为领袖打拼一生，没有他的鼎力支持，伟大领袖也拿不下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最后这个法定的接班人却在一个蹊跷的出走中丧生火海。
　　文革以后，上层的政治斗争似乎没有这么血腥了，如果进入了常委，基本上可以说进入了保险箱。但在奔往保险箱的路上，不时会有些倒霉蛋中弹倒下，比如说陈希同、陈良宇和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
　　就算进入了保险箱，他们就幸福了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之间不能随便联系，和外界也不能随便接触。巨大的权力带来的是一种与世隔绝。一个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意见、不能自由活动的人，是有尊严的人吗？
　　在这种权力组织之中浸淫得越久，除了权力斗争能力异常发达外，其他能力会越弱，越到高层，越发的明显。因为越往上，组织提供的服务越多，除了吃饭拉屎要自己亲力亲为以外，其他的都由别人代劳。如果你斗争失败，被这个组织抛弃，你就是个废物，因为你已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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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了。
　　再加上这个组织有意把资源集中在权力之手，除去手握权力的阶层，各个阶层都生活得很辛苦，大部分人可以说都是为活着而挣扎。这样在权力内部的人越发庆幸自己的优越地位，越发不敢违抗领导的旨意，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杵逆了领导，就会被惩罚，被丢出组织；一旦自己被组织丢弃，本身身无长技，还没有社会打拼经验，会死得很惨。最近看到资料，当年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抗日军政大学政委的何畏，为革命只剩了一只胳膊，十三次负伤，因为是张国焘亲信而受排挤，愤而退党回家，结果在50年代的大饥荒中饿毙。
　　所以，官员们不管上级怎样辱骂他们，他们也要笑着说话，当然，他们可以反过来骂他们的下级。领导让他们半夜起来，他们就可以让下级一夜不睡觉。以此类推，最低级的城管就只好以砸小商小贩的摊子来显示他们的权力，努力找回一点“尊严”了。
　　也正是这种对自己命运不可控的无奈，让许多官员喜欢上被宴请和宴请。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漂亮的服务小姐伺候着，朋友下属恭维着，酒精刺激下，男人顶天立地的豪情总是会迸发出来，这是他们冒着“三高”危险也要拼命吃喝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钱怎么用都不算行贿或是受贿！
七、结束语兼谈出路
　　拉拉杂杂说了很多，我们看到，按照权利被尊重这个尊严的标准，中国的各个主要阶层的人士都是达不到的。首先，商人们只管缴税，税负多少、花在哪方面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工人、农民处在最为弱势的地位，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知识分子依旧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所有的资源都被官员所掌握，所有人都要仰仗官员们而生活。而官员们从上到下生活在恐惧中，以领导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最高领导层又总是处于救火状态，为体制、团体利益所绑架，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这样一种让所有人痛苦的结果是不是应该改一改了？
　　现在最高层和很多精英人士把防治贪腐作为继续发展、振兴中华的首要任务，也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我认为那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真正的防贪腐的办法是削减政府的权力。当政府权力少时，行贿人数就会减少，官员们也会少犯错误，社会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防贪腐人员的费用。否则，再多的规定、再多的监督不过是又增减一些废纸，又增加一些机构，又增加一些人员，又增加一些成本。这些成本当然还是要老百姓买单，最后的结果就是税又多了，油又贵了，给官员的红包又要大一点……
　　削减了政府的权力，也就会减少政府的人员。中国政府历次裁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断地揽权，越管越多，如何裁员？
　　政府部门积聚了众多精英人士，这些人在无所事事中日益颓废，通过下放权力，精简人员，大批沉淀在政府机构的精英人士可以发挥作用，由消耗社会财富者转为创造社会财富者。
　　广开言路。大众的监督，是最好的防贪腐手段。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再完善的官吏管理办法都挡不住贪腐。朱元璋用剥皮的办法都没有治住贪腐，我们还有更严厉的办法吗？
　　把所有国有企业平均分给国民。世界和中国历史以证明，国企是搞不好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为什么还要试？（编者注：一些网友认为“把所有国企平均分给国民”并不能根本解决国企的问题，苏联解体后也这样做过，但其国企最后都落入了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手中。）
　　当这几项做到了，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1978年后的发展，不过就是让农民自己决定怎样种田、商人们自己决定该进什么货而已。而今，该什么时候出货、怎么定价、怎么出货也应由农民或商人自己决定，而不是让领导替他们决定。总之就是要让官员少管事，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官员管得越少，社会发展得越快。百姓发财，官员轻松，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如果不做，那就真是傻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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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应该让公民可以使用现代的通信工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近读书，读到50、60年代浮夸风是如何冒起的。总结起来，无非是首先把敢说话的打成右派，判刑、劳改，从肉体上消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让剩下的人或者不能或者不敢独立思考。然后提出高指标，通过官位和与官位相连的待遇利诱一些鲜廉寡耻、自私自利之徒拼命压榨百姓，造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演，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我们要敢于利用说话的权利，也要维护这个权利。
　　我们生于斯，养于斯，这块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建设好它是我们必须也是唯一的出路。靠出国来获得尊严，那是行不通的，你自己的国家都建设不好，还有什么人能瞧得起你？如果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中国人，你在国外会觉得很郁闷，很耻辱。如果你是一个流亡的贪官或靠赃款供养的官二代、三代，你活得也会很不开心，很不安心，因为现在追查赃款还是很容易的。你花钱时很爽，花完钱还是没人瞧得起你。
　　人不同于动物是人有廉耻，为了不等同于动物，我就回国了，就这么简单！（编者注：个人觉得，作者能够回到中国为推进自由民主而努力，表明作者非常有担当，但并不是不回国就等同于动物，很多人是为摆脱专制而出国的，或者是出国谋生，如果这个国家能够让民众享有自由和人权，愿意出国的大概不会很多。当然，如果没有办法出国，就应该为早日实现自由民主而努力，传播真相宣传民主唤醒民众，大家合力推墙，这是唯一的出路。）
对“尊严”系列博文中右派数量的更正说明
　　在我的《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第五节《崖山之魂远去兮》中，我引用的是最后被摘帽右派的数量55万人，实际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根据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中间有2百多万右派不见了。我所知道在这期间有小规模的为右派摘帽，但数量都不大。这些右派到哪去了？
　　我的博文登出后，有朋友告诉我，四川阿坝州也有一个类似甘肃夹边沟的地方，几千右派进去，寥寥几个出来。还有多少的夹边沟？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补记二
　　钱学森于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署名文章，论证了粮食亩产万斤是可行的，原文如下：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1958年到1959年的冬春，中国农村已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事件。因此，彭德怀在月间的庐山会议上提意见，被打成右倾反党，大跃进的战鼓继续擂。
　　钱学森又在日在《知识与与力量》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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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原文：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的这篇文章为中央的“反瞒产”，即认为农民实际收了很多粮，但隐瞒不交，需要各级干部施加压力，迫使农民交出藏下的粮食，提供了“科学”论证，使“反瞒产”顺利进行，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被收走，最后导致农民大量饿死。年的冬春饿死的人数，占整个饿死人数3700万的60%，即超过2000万人。可见当知识分子没有了廉耻，为虎作伥的害处也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文件：
　　日，伟大&&领。袖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原文如下：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37页）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实际产量只有300来斤，为什么还组织当时的大科学家发表天方夜谭式的文章，为“反瞒产”作科学论断？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正确？还是就是要为进口技术设备牺牲农民？
　　联想起伟领袖对柬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说过的话（编者注：指耄盛赞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子波尔特的话：“你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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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原文：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的这篇文章为中央的“反瞒产”，即认为农民实际收了很多粮，但隐瞒不交，需要各级干部施加压力，迫使农民交出藏下的粮食，提供了“科学”论证，使“反瞒产”顺利进行，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被收走，最后导致农民大量饿死。年的冬春饿死的人数，占整个饿死人数3700万的60%，即超过2000万人。可见当知识分子没有了廉耻，为虎作伥的害处也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文件：
　　日，伟大&&领。袖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原文如下：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37页）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实际产量只有300来斤，为什么还组织当时的大科学家发表天方夜谭式的文章，为“反瞒产”作科学论断？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正确？还是就是要为进口技术设备牺牲农民？
　　联想起伟领袖对柬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说过的话（编者注：指耄盛赞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子波尔特的话：“你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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