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金砖国家中，印度的经济最被西方看好，近年来发展也确实不错，那么印度经济有没有可能像拉美国家一样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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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现在不是考虑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稳定而持续增长的时候看清楚粗体字：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尤其是这两个字：稳定
发展起来才有陷阱，水平不够到处是坑
拉美国家的人均产值有好多都能有印度的数倍到十倍。我还是比较看好印度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的，但是现在嘛，这个问题他们可以留到产值达到现在中国这个发展水平了再考虑。换句话说，印度现在还没达到“中等收入”。业内最权威的外汇资讯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16:03:08　来源:　作者：Glary
　　24日财政部部长在参加论坛会议时表示，我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部长称目前中国最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目前在经济学者内众说纷纭：　　1、社会建设滞后论。　　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　　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3000 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郑秉文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P（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　　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 “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　　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　　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5、“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 。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2008）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2008）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2011）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6、消费不足论。　　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2010）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　　那么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财政部部长表示在未来的几年中，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国老龄化太快。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遭到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导致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很难说明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国内学界主要在讨论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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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缠于陷阱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判断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高收入国家。
　　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突然在流行开来。这个听上去颇具宿命意味的概念似乎触动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神经。顾名思义，陷阱是说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很容易停滞下来，难以逾越中等收入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不断升温，但在国际学术界却影响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文献。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过这个概念，但并没激起多少涟漪。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存在，中国又是否会掉入这个&陷阱&呢？
　　一个模糊的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从1988年开始将所有成员国家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包括中下等与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是根据2012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percapita）来确定的：1035美元或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1036美元到408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4086美元到1261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6美元或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
　　根据这样的分类，世界上约35%的国家（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25%属于中上等收入，22%属于中下等收入，17%属于低收入（加起来不到100%是因为四舍五入的关系）。中国201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720美元，说起来属于中上等收入，但其实只是略高于世界中位数的水平。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12616美元其实并不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2340美元的24%。
　　由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中等收入的区间是美元，一个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必须增长10倍以上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是民主刚果（前扎伊尔），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30美元，需要增长4~5倍就能达到中等收入的起点水平1036美元。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的时间比最低收入的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间要长。所以，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难过跨越低收入阶段不足为奇。
　　世界银行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对收入组别的划分标准进行调整。例如，1988年第一次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98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000美元或以上，约为当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8%。到2012年，高收入标准调到12616美元，但只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的水平。因此，世界银行划分收入水平的标准是个绝对收入标准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只要一个国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只有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意义。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快过发达国家。由于学术界在作跨国比较研究时，通常并不是简单地采用世界银行或联合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而是用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简称PWT）的数据。下面我根据PWT的数据库且将人均GDP不到美国10%的国家（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40%或以上的国家（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0%~40%之间的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以中国为例，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4%，2002年达到美国的10%，进入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相对收入达到美国的22.5%。在PWT数据涵盖的167个国家（地区）中，有56个属于我们定义的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有46个达到我们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其中刚刚&达标&的国家是波兰，其2011年的人均GDP是17560美元，高出中国85%。大多数拉美、中东和前苏联国家属于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共65个。
　　经济增速与收入水平关系不大
　　自1960年以来的50多年里，有多少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最终进入了高收入的行列呢？ 1960年时相对收入达到美国10%~40%之间的所有42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只有12个国家（地区）在2011之前成了高收入经济体：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1960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35%的水平。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在这个意义上，好像是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难道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
　　看一下1960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也没有进步。1960年时相对收入不到美国10%的所有有数据的42个低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只有8个国家在2011之前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它们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一个是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另一个是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还有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
　　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下降了，那么是不是又可以说存在一个低收入陷阱呢？
　　现在讲起中等收入陷阱，就好像是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比较容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比较难。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不比发达国家明显更快，导致相对收入水平增长很慢或者没有增长、甚至还下降，那么上面的数据说明这个陷阱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中国尤其不适用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此外中国还有30多个地级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的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显然没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其中江苏、浙江、内蒙古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还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
　　中国现在只有云南、甘肃和贵州三个省还没有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但也很接近，而且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即使考虑到地方GDP增长率可能被高估了2~3个百分点，中国各中等收入省份过去三年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之快，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沾不上边。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
　　所以，纠缠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价值已经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最终像东亚四小龙一样在不远的将来（例如203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绝大多数5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的水平，而少数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亚四小龙）却能成功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相比拉美，中国更像东亚四小龙
　　简单说来，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看，中国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与增长缓慢的拉美国家差别很大。
　　在它们快速增长的时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虽各具特点，但也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它们都是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但同时政府又比较强势有效，而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会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香港特区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但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优越的法治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基本的福利保障制度。另外，东亚国家（地区）的投资率很高，但由于储蓄率同样很高，因此不需要依靠大量外债来发展经济。与同等收入的国家相比，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且都非常重视教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这些特征也都是中国目前所拥有的。
　　拉美国家的情况则很不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发展战略上一开始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多被保护的企业效率很低。80年代后开始市场化改革，但直到最近十年才在一些国家显出一点成效。很多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很差，经济大起大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们总体上储蓄率偏低，贸易赤字相对偏高，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相比相对偏多，容易出现债务危机、货币大幅贬值和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所拥有的特征恰恰是拉美国家所没有的。
　　当有人声称拉美国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并以此来警示中国时，言外之意是这些国家曾经也和中国一样，由低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到中上等收入水平，随后就莫名其妙地停滞下来了。事实是怎样的呢？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在1960年时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还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但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即占美国收入之比）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明显增加，甚至还有所下降。拉美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中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这样持续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任何一个连续30年时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智利，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3.8%，这也让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这个速度远低于新加坡的6.9%（年）、韩国的6.7%（年）和中国的9.1%（年）。
　　从连续20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巴西曾经是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6%，这个速度同样远低于新加坡的7.7%（年）、韩国的6.7%（年）和中国的9.6%（年）。即使看增长率最快的10年，东亚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高过拉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
　　2030年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960年以来，只有中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GDP30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说，能够保持20~30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国家最终都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中国有什么理由成为例外呢？
　　如果非要作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即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当年东亚&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0％后，还保持了将近20年6％以上的增长速度。现在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也已达到美国的20％，未来15~20年间中国经济肯定不会像过去30年增长那么快，但完全可能实现年均6％的增长。以美国年均2％的人均GDP增长率计算，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会达到美国40％的水平。
　　这个预测很乐观吗？要知道，日本、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先后在、和1992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无非在说相对于最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20年后的中国将会像20年前的韩国、25年前的台湾地区和40年前的香港，这听上去不像是个过于乐观的预言。
　　文/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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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间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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