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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宏观历史学发展情况综述*
——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探讨
编者按：2001年，担任美国Mary Gibb Jones大学教授和Rice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盖尔 ·斯托克斯（Gale Stokes），在2001年4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发展了一篇题目为《人类社会的命运：对宏观历史学近期发展的综述》的文章，对近年来国外宏观历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述性评论。文章将宏观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代人中研究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是欧亚大陆西部边缘上相对弱小和落后的地区，在16世纪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并在19世纪占据了地球的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的探讨。本文作者将盖尔斯托克斯文章的主要内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介绍，以供参考。本文使用的中文译名，尽可能与学术界目前的译法相一致。另外，为了保证姓名的准确性，引用时请加注英文原名。&一、宏观历史学的三个主要派别雅德·黛蒙德（Jared Diamond）——一名生物进化论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是《枪，细菌，钢铁》一书的作者，并以“人类社会的命运”作为该著作的副标题。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无数的历史学家已经加入了黛蒙德的行列，在宏观历史学的领域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个问题。黛蒙德是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做实地调查时，激发撰写这部著作的。当时，一个向他提供资料的当地人问他：“为什么白人生产了这么多货物，并把它运往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没有自己的货物？” 黛蒙德知道，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类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已经是存在几万年的事实了。他在新几内亚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甚至那里居民的平均智商还高于白人，那为什么恰恰是欧美国家成为世界商品的主要生产地呢？他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困惑，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并最后以《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对此进行了探讨。宏观历史学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三个主要派别。&&& 第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过去的经济发展和强大是由欧洲本身某些独特的因素促成的，这种独特性经常被总结为一种普遍的优点——比如理性、自由或个人主义——并认为这些优点首先发生于欧洲，最后会发展到，或将会发展到整个人类。近年来，坚持这个观点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由名誉退休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朗德斯（David S·Landes）撰写的，该著作的名字为《国家的繁荣和贫穷：为什么有些人富裕有些人贫穷》（诺顿 Norton）。第二种观点与以上观点相反。认为至少到1500年，即十六世纪时，欧洲与别的地方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有人认为，直到1800年，即在十九世纪以前，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欧洲的崛起不是由于一些独有的因素，而是因为它在新大陆攫取了大量的金银，并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得了无数的其他财富。这种思想的拥护者倾向于把过去的几千年，看做是被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所统治的时代。欧洲只是在过去千年的后四分之一，即在1750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迸发出了相对短暂的光辉。在这个领域中最成功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是由世界系统理论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的。其书名为《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加利福尼亚）。弗兰克相信他自己的分析，是把历史的真实从反历史、反科学的——真正意识形态的——许多社会理论学家的欧洲中心论下显露了出来。与以上两种主流观点不同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个较少偏激的看待宏观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研究问题的途径。这种宏观的世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过去的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的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内部一系列相互作用和冲突的结果。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世界发展的大冒险活动之中的，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在整个世界广度的范围内进行冲突和发展。这些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这种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各种冲突之间的比较，而不是霸权和统治。主张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斌（R.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二、以大卫·朗德斯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朗德斯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可争辩地将世界在过去千年中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归功于“西方文明和它的传播”。他的理由是，欧洲发明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他还对文化的作用进行了补充。认为欧洲文化的三个独特方面，是欧洲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是：第一，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知识分子进行调查研究时自动采用的方法，这使他们成功地摆脱了有组织的宗教和集权的政治束缚。尽管欧洲缺少一个政治中心，但它的学者们却从一种单一的联系工具中获益，这就是拉丁文。共同的语言，便利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使得学者们关于物理世界的新思想能够被演示和验证，然后被整个大陆接受，并最终传到全世界。第二，朗德斯支持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普遍形式，认为欧洲人的工作价值观、主动性和注重投资的习惯，使欧洲与众不同。他的观点是，“重要的是工作，节俭，诚实，同情和坚持不懈”。他认为能够达到个人或国家经济成功的道路是惟一的，即努力工作，支出小于收入，把剩余财富投资于提高生产力的活动之中。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人具有强调私人产权，政治多元化，适宜的环境，城市生活方式等理念。欧洲人对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其走向繁荣。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欧洲人善于学习。正如乔尔·蒙克（Joel Mokyr）在为朗德斯的著作所写的评论上说：他们“聪明而不贪婪”。即使欧洲人拥有天生的技术从而给了他们一种优势，然而他们最重要的财富，是吸收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并加以利用的能力。比如他们借用了零的概念，重新从阿拉伯发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推理，通过穆斯林世界取得中国的造纸术和火药技术等等。朗德斯认为，总体性的拒绝从其他文化中学习的习惯，是十八世纪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在今天也是阿拉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朗德斯的分析中没有涉及到欧洲的扩张。他也没有证明，欧洲是向蒙昧世界传播文明的仁慈传播者。他依赖于自己的常识，认为：“当一群人强大到能够驱使他人并收取由此带来的收益时，他们就必然会这样做。”朗德斯相信特定的文化价值，能够使技术进步，从而使一些欧洲人足够强大到能够去统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欧洲以极度的残忍和凶恶，开始了它的征服。对于在这一行动过程中的牺牲品，即被侵略的国家，朗德斯认为：一些后殖民主义国家，浪费了本来应该投入到生产和投资中的精力。如果有人能够用一句话来总结朗德斯对这些国家的建议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可能是：“停止哭泣，努力工作”。他相信成功不会是永远的，优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仅不发达国家有希望，发达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现状，因为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将产生更大的压力”。三、以安德· 弗兰克为代表的学派认为欧洲优势是世界结构变化的结果在《世界殖民者的典范》一书中，詹姆·布莱特（Jame M Blaut）认为关于欧洲奇迹的神话是一个教条，即认为欧洲兴起是由于欧洲自身产生了历史动力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列举了大量的有关人口统计，气候和地理方面的数据，来说明这一观点。他举出的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欧洲的成功最初是由于能够寻找到美洲大陆的巨大财富，并得到了在殖民地贸易中获取各种资源的运气。当布莱特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具有系统性的批判的同时，弗兰克提供了一个关于现代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在他的理论中，没有给欧洲留下一寸位置。他认为近代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有任何方面”的先进性。“欧洲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更不用说现代化了。” “欧洲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创造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也没有发展世界资本主义。” “欧洲人从没有例外，更不用说比别人优秀、理性和有组织性，或者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优势，并向亚洲传播或做任何其他的事了。”他认为，欧洲的成功是至少从十四世纪或更早的年代起开始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相信本地区的事件是发生于各国的贸易联系之中的。通过贸易联系，商品和货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换，或至少在一个大的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换。在过去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体系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当时，处于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在强大的王朝统治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叫做珍尼特·阿布·路富德（Janet Abu –Lughod）的学者证明，当中国这个世纪体系的中心开始衰落时，新的真正的世界体系开始建立于哥伦布之后的时代。弗兰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相信世界系统是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升、降周期中运行的。奈克拉·科德雷达夫（Nikolai Kondratieff）——另一位学者，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弗兰克认为，亚洲在十四世纪前后开始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只有当这个周期运行到它的第二阶段，或者说下降阶段时，欧洲的发展在1815年才开始其上升的周期。换句话说，对弗兰克来说，1500年，并不是一个像其他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戏剧性的新世纪的里程碑，而是世界系统被重建的时期，或“改变的”时期，因为这时的欧洲人，偶然的蹒蹒跚跚着进入了西半球。&&& 在考察十六世纪的世界经济时，弗兰克指明当时世界上具有生产盈余的三个区域是：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而当时四个具有生产赤字的地区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为了获取前者的盈余，美洲和日本出口货币，非洲出口奴隶。欧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的，于是就从事货币和奴隶的转口贸易，并获得了成功。弗兰克特别强调了白银的重要性。因为白银的价格在中国是在欧洲或者新大陆的两倍，又由于欧洲没有什么产品是精明的亚洲人所想要的，因此，当时新大陆产出白银的将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售给了亚洲，特别是中国。这种阐述表明，弗兰克甚至比朗德斯更极端。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当时的亚洲更胜于欧洲，或至少在火药，造船，印刷，纺织，冶金和交通等领域，与欧洲是同等发展水平的。他深信欧洲的国家制度，在塑造世界经济体系方面，只有很少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甚至十字军东征，就是欧洲努力“把它的边缘经济更有效地融入到新的非洲－亚欧的经济动力之中的行为”。弗兰克在这里没有考虑人的因素。对他来说，结构就是全部。他试图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种思想有一个优点，毕竟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是人类在长期发展中产生而不是即刻发生的。但是，在弗兰克那里，周期出现着，结构变形着，但是人类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 四、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辩论郑和是几乎每一个作者都提到的少数人之一，他是中国朝廷的宦官，在十五世纪早期最早开始海洋航行。他最早的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最大的有400英尺长，而当时哥伦布的圣玛丽雅只有85英尺长。郑和的船上有27000个船员。中国人七次在印度洋上航行，最远到达了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但是由于内部政治冲突，中国皇帝最终命令舰队解散，甚至限制海洋航行。并规定船的桅杆不得超过两个。从欧洲角度出发的学者几乎都强调了郑和的重要性。他们采用了相同的一般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亚洲人最终统治了海洋。这就是因为中国是集权国家而欧洲不是。黛蒙德，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位生物进化论学家就是这样解释的。从一般常识性的地理原因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有限海岸线的紧密的大陆，而欧洲却包括着无数的半岛和有着广阔海岸线的主要岛屿。这种地理条件，使得中国西北部的汉人在公元前发展了农业，并能够在二到三千年中向东南部传播他们的文化，消除了成千上百的土生土长的部族，建立起一个中心国家。这在欧洲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时中国统治的中心，想限定所有的船不能超过两个桅杆，就像它在十六世纪时所做的，它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在由不同王国组成的，并相互竞争的欧洲，这样的限制是不可能推行的。以上是一些历史学家从文化差异，同时也从地理和政治的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在十九世纪的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另外一些典型的观点是，人们认为儒家所追随的和谐生活的伦理道德，与基督教富有的侵略性的一神教相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具有那种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感觉，而诸如葡萄牙那样的国家，人们意识到他们既不在欧洲的中心，更不用说在世界的中心了。这种认为自己处于世界边缘的边缘感，使得葡萄牙人一直自觉地处于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之中。历史学家还谈到了商人在中国的地位，低于他们在西方的地位，因此产权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以上这些文化差异还可以通过将中国皇帝的行为方式与葡萄牙国王相比之后，看得更清楚。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周围的世界是围绕着他运转的。而在年间担任葡萄牙国王的曼纽尔（Manuel）一世看来，自己是“征服之王”，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权势是由于他在与埃塞俄比亚，亚洲，波斯进行的贸易和通过印度洋的航行中，获得了胜利而夺得到的。朗德斯着重阐述了这个观点，不断强调中国由于一直处于稳定，从而产生了对其自身的限制。他评论道：在明朝限制海洋航行之后，“天朝满足于几百年不受外界影响”。前面提到的《世界殖民者的典范》一书的作者布莱特，对中国被动的决定性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海岸线的长度和多元化政治是发展的尺度，那么应该是南亚和东南亚而不是欧洲国家才是创新者，因为印度的海岸线相对于大陆来说是长的，而且今天印度尼西亚所在的岛屿，在当时就具备既有延伸的海岸线也有政治多元化的条件。&&& 弗兰克对于中国的进步停止于郑和时代的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否定的回答。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弗兰克有力的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来说是熟知的，而欧洲学者却不知道。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晚明和早清时期并没有停滞，而是很有活力，同时，亚洲贸易体系作为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很活跃。弗兰克把他的论述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中国人口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稳定增长，说明了与其紧密相随的经济增长。他还反驳那些认为中国缺乏合理研究方法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再建立大规模的舰队，可能是由于某些更能得到证明的理由。如接近河流的森林被砍伐，可以获得的木料减少，建造大船变得越来越不经济等等。另外从气候条件来说，对于中国商人有利可图的航行目的地和贸易中心是诸如马来西亚那样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和来自印度洋的商人做生意。 弗兰克没有过多的谈到文化，但是他认为这方面中国显示出了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他认为中国文化能够接受企业活动，也能够接受后来帮助西方产生工业革命的技术。他提到，在明朝时，就有作者写了关于市场和适当的行为模式的理论性论文，呼吁那些像加尔文教所倡导的品质，如勤勉、节俭和责任感。如1506年，丘均（Qiu Jun，译音）定义了市场，并认为市场活动应没有国家干预，除粮食供给之外可以由商人自主完成。在1635年李进弟（Li Jinde，译音）建议商人要勤勉，确保支出小于收入，早睡早起，避免炫耀，坚持仔细的记帐等。自然，这两种论述都隐含着儒家思想，但是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最近指出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核心哲学，被塑造成一种可以接受商业方法的哲学，而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于是问题又提到，为什么资本主义模式从来没有在中国广泛开展呢？早在十四世纪，由水力发动的麻纺织机，在中国北方就得以广泛使用，同时制造丝、麻的半自动织布机也被发明了。然而，尽管明朝的棉制品贸易十分繁荣，纺线和织布技术从没有应用到棉布的生产上。在很多的解释中，一个新近由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的解释认为，是低廉的女工劳动阻碍了中国棉织工业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欧洲人能够应用他们的技术发明是与其家庭结构分不开的。晚婚和少要孩子，被认为是欧洲人避免财产平分数额减小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在以早婚和大家庭为习俗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戈德斯通还指出，中国妇女生活方式与欧洲的不同，在影响中国采用机械化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在青春期和结婚之前的女孩子都有工资收入。作为一个个体，她们可以在非家庭成员的人们的监管下，像仆人那样挣工资或者在晚些时成为一个工人。尽管薪金微薄，这就是说，她们做相同的工作薪金要比男人低许多。但是，她们当工人能挣到的，仍比在家里消费所需要的多。相比于欧洲女性，中国妇女却只是家庭中没有自主性的一员。儒家伦理中女性的生活方式，使她们一直都得在家中操持家务。根据戈德斯通的说法，这种制度“通过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事务中，从而使家庭的延续得以完成”。因此，他认为，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对于中国的棉纺工业主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的。中国的企业主不像欧洲的企业主那样幸运，不得不雇佣更加昂贵的男性工人。这种昂贵的工资，使他们的产品不能与廉价的家庭妇女的家庭棉纺织产品相竞争。因此，中国棉纺工业主所能作出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建立棉纺厂。以上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讨论，至少能追溯到二十世纪的20年代。关于欧洲独特性问题的提出，首先产生于大学中讲授西方文明的课程中。与其相反的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后。两者都是围绕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欧洲霸权展开的。为什么是欧洲崛起了？而不是中国或者印度崛起了？什么时候欧洲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中国霸权是否占据了过去千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些问题是部分的，或捆扎在一种将东西方定义为相对立的两个社会的思考方式之中的。但是世界历史新领域的创立者们已经跨过，或者忽略了这种对立。五、世界历史学家如何分析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在这里使用世界历史学这个专门词汇，特指那些忽略霸权和悲怨，并试图真正地挖掘出一种历史真实性的一群学者。英国人类学家杰弗克·古地（Javk Goody）的观点是：欧亚大陆主要地区的发展有着相似性，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在同一范畴——青铜器时代——农业和冶炼相联系的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不同变异。这个新流派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由王国斌和彭慕兰撰写的。王国斌写了《中国变迁：历史变迁和欧洲经验的局限性》，彭慕兰著作的名字是《巨大的差异：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文译本的名字是《大分流》）。这两本书的分析都很好地超越了朗德斯和弗兰克比较极端的观点，在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辩论中，作出了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实质性意义的解释。他们不是试图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而是转而分析两者在哪里相象，在哪里不同，以及这些相象和不同，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世界意味着什么。王国斌认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经济特征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当时的中国和欧洲，都共同面对着收成的不稳定，物资的缺陷和人口问题等。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两者与亚当 斯密是相同的——例如，都想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决问题。当然欧洲经济和中国经济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中国，大量的产品是乡村化的而不是城市化的。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一些产品却首先是由城镇转向乡村的。总的来说，王国斌扩展和详细地阐述了先于他之前就有人提出的观点，即前工业社会的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有着重要的相似点。他和彭慕兰都认为，正是这些相似点，形成了一个“斯密的世界”。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经济增长能够出现，就必须首先通过由英国经济史学家琼斯（E L Jones）提到的所谓的“扩张”政策。也就说，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例如，通过增加土地可耕面积和增加人口等来实现。这种增长方式与前面弗兰克指出的中国经济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伴随着其人口增长，而出现经济增长时所谈论的那种增长模式是一样的。但既使是这种增长，甚至是在技术进步和农业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也并不必然的意味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因此，王国斌的结论是：他不相信一个活在1700年时的中国人或欧洲人，能够预言即将发生什么。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王国斌认为，一些完全新的事物产生了。这就是人们知道了怎样从矿物质中，而不是从有机体中获取能量。蒸气机以惊人的比过去更大的速率把煤转化为能量，从此开始了因为使用新技术而形成的高效率的“猛烈”增长。而热衷于结构解释的弗兰克，对这个重大事件只是偶尔提到了。朗德斯尽管承认了蒸气机的使用很重要，但他也没有把能量变革放在其分析的中心位置。相反，王国斌认为能量革命是基础性的，极其重要的。他指出，物质世界在1780年和1880年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以前的几个世纪，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变化。他并没有作出任何关于西方本身文化优势性的推测。不过，他通过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功能，说明互相竞争的欧洲国家和他们半自主的社会阶级和独立的教堂构成了适于发展和增长的社会结构。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欧洲的国家制度优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关注公众的福利和道德教育，特别是对待穷人，其采取的政策是欧洲直到现在才能想到做的。王国斌指出，中国是一直由官僚机构根据政策、程序，及由此产生的规章和法律来实现统治的，这限制了统治者的独裁行为。不管采用什么原理，当时中国的政府就能够提高税收，这一点引起了当时欧洲国王的羡慕。王国斌认为这是由国家经济力量，所产生的处理公共事务和作出创造性决定的能力。彭慕兰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更详细和完全的，关于1800年之前欧洲和中国政治经济的情况。他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一个今后会必然导致欧洲胜利和中国衰败的不同之处。在这方面，王国斌是集中考虑了欧洲独特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使它能够充分利用了这场没有预期的能量革命的。而彭慕兰则着重解释了作为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大西洋贸易体系，如何帮助欧洲取得了实质性的优势。他坚决主张中国和欧洲，至少从十六世纪以来都经历了斯密派所提到的增长。不过，他补充道，由于十八世纪生态的限制，比如木头和纤维的缺乏和土地的贫瘠，把两者的经济发展都推到了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极限。传统的贸易活动，像早期欧洲人用白银交换亚洲的瓷器，丝绸、铜钱和黄金那样，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在建立这个新的贸易网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不是新的技术或理性市场经济的传播。根据彭慕兰的说法，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和高压统治的结合形式。在大西洋，在欧洲，特别是英国，政府努力保护企业家利益并扩张了企业家对土地的占有。然而在东亚，清朝政府却没有努力保护中国与东亚相当巨大的港口贸易，相反，用强权限制了企业家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当时存在的一些奴隶经济的特殊性。奴隶生产的农产品用于出口，却并没有推动他们购买食物和衣服，这帮助英国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即可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膨胀的人口。英国当时基本的贸易网络是，用他们基于土地生产的农产品，比如糖，与加勒比海出产的棉花进行交换；在制成品贸易上，英国出产衣服，后来是铁制品，这些是几乎不需要土地的商品。不过，彭慕兰也没有提出，如果这样的贸易没有发生，欧洲将会衰落。和王国斌一样，他说当煤能产生能量时，英国正处于能够最大地获得应用此项技术的巨大优势中。他们还一致同意，英国能够应用此项技术的巨大优势，就像它所具有的地理优势一样，产生了一种幸运。即英国的煤和铁矿石的储量大体相等。对此，彭慕兰总结道：“结合了创新、市场和政府高压，加上幸运地推动了的全球贸易网络，于是，欧洲产生了对大西洋世界的突破。而与此同时，较早建立了的，好像功能更好的东亚市场却被取代了，并进入了一种生态发展上的僵局。”很清楚，彭慕兰对那些强调欧洲独特性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没有否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一些科学仪器方面，欧洲人在十八世纪已经赢得了优势。但他作出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断是，巨大的成功并不主要产生于欧洲内部的发展。总之，他们都同意煤炭革命是现代世界的开始时刻。而在这一时刻之前，欧洲和中国都是以相似的斯密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而且欧亚大陆的两头都并不一定会走向工业革命的成功。那么，什么是作者们所没有探索的呢。斯托克斯认为，宏观历史学家在试图定义欧洲经验的独特性时，也含蓄地想说明，欧洲为今天留下了什么重要的遗产。每个人都承认，欧洲在过去了的几百年的发展中获得了突破。而王国斌和彭慕兰旨在说明，在这个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之后，事情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煤炭革命是如何真正出人意料地来到的。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即欧洲如何突然从斯密式的社会，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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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3.156.162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
发布时间：作者：庞中英 王瑞平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1
摘要：在西方金融危机下，全球治理的转型已经开始，未来的全球治理不同于现在或以前的全球治理； 但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全球治理是否转型，而在于转型的方向、内容以及如何转型等。从 IMF 和 G20 介入欧债危机来看，全球治理转型的目标、方向( 方法) 、进度、后果等方面充满着不确定性。
　　【内容提要】 2008 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代表着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欧洲一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霸权&地位： 欧洲自 1945 年以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在二十国集团占据多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有两大因素改变着欧洲在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 第一，欧洲地区一体化( 欧洲地区治理) 的危机尤其是目前的欧元区危机严重弱化了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第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转移&尤其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上升，必然导致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自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三驾马车&之一的身份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一道介入欧元区危机。二十国集团也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欧洲和西方通过多边制度介入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但是现在，新兴大国通过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历史性地介入了欧洲的经济治理。在未来，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相互治理进程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的转型。二十国集团已经建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机制，即&相互评估进程&具有启发意义。以此为基础，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可以就形成&相互治理进程&进行谈判。
　　【关键词】 欧债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十国集团； 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转型；相互治理进程
　　【作者简介】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瑞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邮编：100872)
　　一 导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被认为是治理全球经济尤其是治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国际经济制度之一。作为一种&传统&，自 1945 年 IMF 成立以来，欧洲控制这个机构，而美国则控制与 IMF 平行的世界银行。所以，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西方的自由秩序( western liberal order) &实则是美欧平分天下，是美欧联合霸权，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单纯&美国领导&。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过和使用 IMF，欧洲稳定地处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地位。欧债危机是 2008 年始发的西方金融危机的最新发展。由于危机重创了欧洲，欧债危机使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令人吃惊地接受了 IMF 的介入。IMF 成为解决欧债问题的&三驾马车( troika) &之一，这可以看做是欧盟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欧洲在全球经济治理甚至整个全球治理中的主控地位得以巩固，主要原因是欧洲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欧债问题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欧洲一体化的内在弱点，包括欧洲一体化的一些关键项目，尤其是欧元被广泛认为存在着&设计缺陷( designflaws)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创立以来一直缺少关键的制度来确保危机发生后的金融稳定&。
　　未来的欧洲也许将更加一体化。但是，在危机解决和新的欧洲一体化出现以前，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会历史性地下降或者弱化。
　　在西方金融危机下，IMF 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通过介入危机解决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而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IMF 就不得不接受改革。事实上，IMF中的非西方成员尤其是新兴大国一直在要求和推动 IMF 的改革，以使这个旧的国际经济制度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变化。
　　介入欧债危机解决的不仅是 IMF，还有二十国集团( G20) ，其重要性明显高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七国集团( G7) 和八国集团( G8) 。所谓 G20 介入欧债危机的解决，实际上是 G20 中的非欧洲成员尤其是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对解决欧债危机施加的影响和作用。
　　在欧洲，许多人认为，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代表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转折点。情况和趋势是否真的如此？ 本文以欧盟与 IMF 合作解决欧债危机以及 G20 对欧洲施加解决欧债危机的压力为例分析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变化，以观察全球( 经济) 治理的转型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要提出和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是： 新兴大国能否利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 如 IMF 和 G20) 影响西方的经济治理？ 西方和非西方之间通过共同的国际经济制度能否开展本文所称的相互治理进程( mutual governanceprocesses) ？
　　二 欧洲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
　　有两大因素影响着欧洲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 一是欧洲自身的特性，即长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影响； 二是欧洲外部世界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尤其是新兴大国兴起和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转移现象。
　　作为今日世界多边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欧洲或欧盟在维持一个多边、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中心和带头的作用。地区一体化使欧洲获得的一个集体经验是，借助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以及欧洲突出的长期政治传统&&&混合经济、公共产品、团结，欧洲比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更加倾向于采用多边规则和制度来治理欧洲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相互依存。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等都是欧洲人最先提出和主要设计的。与美国相比，欧洲更加倾向于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在 WTO 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讨论自由贸易，而欧洲则谈论全球经济治理。
　　依据规则的&治理&已转化为欧洲的一种&天性&。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天性&一词，意在指出一种逻辑： 欧洲或欧盟在当代全球治理中作用的主要来源及其基础是欧洲一体化。如果欧洲一体化得到加强和持续，欧洲在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中的作用就会上升和加强； 反之，若欧洲一体化发生反复、后退，甚至危机，欧洲在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 中的作用则可能遭到不可避免的削弱。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欧，后来在欧洲，地区一体化( 地区治理) 成为欧洲发生的最主要变化。欧洲最先提出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实践。全球治理无不打上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刻烙印。
　　长期以来，除了各个民族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欧共体和欧盟并没有外交政策。为此，在欧洲政治共同体或者欧洲政治联盟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为了欧洲的全球治理雄心和需要，欧盟推出了共同外交政策。但这样的外交政策缺乏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支持。欧盟贯彻共同外交政策的手段多数是偏&软&的。地区一体化上的&欧洲模式&等欧洲&软实力&都被当做欧洲对外政策的工具； 在解决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制约之前，欧洲共同外交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张扬&( 如对阿拉伯世界的干预和支持缅甸的民主化等) ，总体仍然是&志大才疏&； 在追求和落实一些外交政策目标上，如果需要使用武力，仍然倚重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而缺少必要的共同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欧洲针对世界权力格局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正在推动着全球治理新局面的出现。
　　美国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反应比较强烈，试图恢复其失去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霸权，针对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 如中国的崛起) 采取&再平衡( rebalancing) &的战略和政策。这样的美国战略似乎与全球治理根本不沾边，而且会让强权政治或大国冲突而非大国合作重新回到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与美国不同，欧洲对全球权力转移的主要反应是，试图把新兴大国纳入现存的国际制度中，即促进现存国际制度的扩张或者扩大； 同时，接受和主张对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使现存国际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加强多边主义，提高多边主义的效力。
　　在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关注和焦虑下，欧洲可能正在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新兴大国通过一直由欧洲控制的国际制度，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一些欧盟成员的经济治理，进而参与整个欧洲地区治理。我们在此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 欧洲&被治理&在 21 世纪初的出现，是否是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二十国集团介入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解决也注定将是长期的过程，IMF 也将由此长期介入有关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治理和整个欧盟的地区经济治理。彼此的需要和利益使 IMF 和欧盟走到了一起。
　　德国学者弗朗兹&赛茨( Franz Seitz) 和托马斯&约斯特( Thomas Jost) 就此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以及该问题的答案： &三驾马车&是否是未来解决金融危机一个最好的制度安排？ 也即，把&三驾马车&模式用于世界其他地区金融危机的解决。所谓&三驾马车&模式，即地区组织( 如欧盟) 与 IMF 的合作。欧盟成为这种&三驾马车&模式的第一个&实验室&。
　　IMF 介入欧债危机的考虑是，&尽管冒着失去独立性和信用的危险，尽管存在道德风险，IMF 与欧盟的合作对于 IMF 的改革是有意义的。IMF 需要如同欧盟这样的地区机构使其贷款变得更有效&。如果 IMF 的介入不是恶化而是协助缓解了欧元区危机，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欧盟和 IMF 共同创造了一种治理金融危机的新模式，也许未来欧盟可以在世界各地&兜售&其与 IMF 合作的经验。
　　作为&最终的贷款人( lender of last resort) &，自这次西方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欧洲起，IMF 就高度聚焦欧洲。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除了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涉及欧洲，IMF 并不直接介入欧洲的经济问题。欧盟接受 IMF 的介入，不仅反映了欧债危机的空前严重性，而且反映了其内部问题确实需要外部解决方案。
　　尽管欧洲主控 IMF，但不少欧洲人并不想让 IMF 等外力介入欧债危机。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和政客坚决主张欧洲自己的解决方案，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建立&欧洲货币基金( EMF) &来对付金融( 主权债务) 危机，即使不去建立 EMF，欧洲已有的欧洲央行( ECB) 等地区机构也完全可以独立地应付危机。目前，欧洲存在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复杂而重叠的机构和项目，如&欧洲稳定机制( ESM) &等，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但是，IMF 之所以能够介入欧债危机，除了发生危机的主权欧盟成员国向 IMF 求助这一点外，亦来自欧洲地区经济制度在危机下的束手无策。法国和德国不能就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短期债务需要提供欧洲解决方案。欧盟希望借助 IMF 完善和促进欧洲地区治理。比如，目前的欧洲机构尚不存在紧急贷款和有效监管接受贷款国家的经济调整计划等能力，而 IMF 正好可以在此方面弥补欧洲的不足。也许在未来，当欧洲机构增加了类似 IMF 的紧急贷款和监管功能，就可以不再需要 IMF 介入债务问题的解决。其次，欧盟和欧洲政客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和信用，所以，人们总是担心贷款&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的发生，IMF 的介入可以有效地缓解道德风险问题。IMF 的严苛条件性可以有效监管贷款和贯彻经济改革计划。此外，许多欧盟国家抵制德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稳定文化( stability culture) &。《欧洲稳定和增长公约》( SGP) 并没有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决策缓慢，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批准计划好的预算协定，失信于金融市场。德国存在着反对为其他国家经济失败买单的力量，这使欧盟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的援助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这些原因使 IMF 找到了介入欧洲货币联盟的理由，也成为欧洲让 IMF 介入的理由。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当年加入 WTO 的理由，即利用对外开放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
　　2008 年 10 月，在咨询欧盟后，匈牙利第一个向 IMF 提出预备安排( stand － by ar-rangement) 请求。而欧盟使用其&收支平衡协助便捷( BOP assistance facility) &加入了IMF 向匈牙利提供的附加金融支持。这是欧盟和 IMF 的第一个联合项目，是自欧盟成立以来，欧盟成员国首次求助 IMF 的案例。
　　在伦敦 G20 峰会前的 2009 年 2 月 22 日，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等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正式向 IMF 求助，希望 IMF 的资源倍增到5 000 亿美元。面对金融危机的感染和扩散，欧洲领导人想到了 IMF 驾轻就熟的危机遏阻作用。
　　IMF 最初答应提供 150 亿欧元救助希腊，占整个救助希腊计划450 亿欧元的 1 /3。随着危机在希腊的恶化，并蔓延到西班牙和葡萄牙，IMF 承诺在三年内对欧洲的救助份额增大到 1 200 亿欧元。
　　在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IMF 在 2011 年却发生了一次其最高行政职务( 即总裁) 的非正常意外更替。由于欧洲人长期占据 IMF 的领导地位，除了美国，其他 IMF非欧洲成员多有不满。在这次总裁更替中，欧洲遭遇到预料之中的挑战者。为继续保住自成立以来一直控制的 IMF 总裁位置，法国力克挑战者，赢得了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和巴西的关键支持，结果成功卫冕，法国前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接任 IMF 总裁。
　　为了解决欧债问题，欧盟更加积极地推动 IMF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增资&计划，以使 IMF 成为解决欧债危机的一个工具。为此，IMF 的总裁极力游说中国等新兴国家，为 IMF 大力增资。
　　2011 年，IMF 总裁拉加德批评一些欧洲国家( 尤其是德国) 主要采用财政&节支( austerity) &措施来解决债务危机。她认为，欧盟创立的纾困基金( bailout fund) 不足以解决欧债危机，主张采取刺激&增长&的措施。2012 年 4 月，IMF 宣布，已经筹措了至少4 300 亿美元的额外借贷能力( extra lending capacity) ，以便用于恶化的欧元区或全球金融条件。2012 年 6 月，拉加德强力介入欧债危机： IMF 号召欧元区快速走向财政联盟，因为欧元的存活正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IMF 还建议，欧元区纾困基金应该直接贷款给正在挣扎的银行，而非成员国政府，建议欧洲央行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平息动荡不定的金融市场，增加货币供给或者恢复购买那些遭受压力的主权债务。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IMF 对欧洲政客们逐渐失去耐心，呼吁欧盟对银行业联盟给出清晰的计划。与此同时，IMF 警示道，欧债危机依然是对全球经济的持久威胁&。
　　目前，欧债危机的解决已经呈现出&IMF 风格&： 几乎所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希腊获得的每一笔贷款都绕不过 IMF 执行董事会。不过，欧盟和 IMF 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解决方法和处境不同，双方合作中的冲突在所难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不仅反映了作为国际经济制度的 IMF 与作为地区制度的欧盟之间的冲突，而且更体现了 IMF 中的新兴大国与欧盟的差异。
　　另外，G20 在欧债危机的解决中也在发挥作用。2008 －2009 年，欧盟成员国政治领导人( 如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 和欧洲机构( 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十分敏锐，意识到仅靠美欧和 G7 是根本无法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有效反应的。在此时刻，他们力主召开紧急的 G20 峰会( 2008 年 11 月在华盛顿、2009 年 4 月在伦敦) 。
　　德、英、法、意和欧盟五方是 G20 的成员，加上其他欧盟国家( 如荷兰和西班牙) 以不同的方式参加 G20，所以，在 G20 中，欧洲势力最大，其作用仍然是关键的。
　　尽管如此，欧盟在 G20 中处在两难的困境： 借助 G20 的集体力量应对金融危机，同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但是，由于西方金融危机对非西方尤其是对新兴大国的影响日益深入，G20 中的非欧洲国家也要聚焦欧洲问题，甚至希望以合法的形式和内容介入欧洲问题。它们要求欧盟搞好自身的改革，以免欧债危机等其他欧洲问题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结果，在 G20 进程中，欧盟既治理世界也反被世界治理。前者反映的是一直以来欧盟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后者则反映了世界权力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欧洲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历史性影响。
　　G20 进行的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而且是更深入的宏观经济政策谈判。2009年，G20 匹兹堡峰会不仅规定该组织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而且建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G20 推出了&相互评估进程( MAP) &，以便确定各国的宏观政策是否相互适应。
　　这是 G20 取得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制度成就。当然，这一新型的国际制度仍然处在初期，但非常值得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完善。
　　2010 年 10 月，在韩国召开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后来的首尔峰会上，G20 成员国就 IMF 份额改革达成协议： IMF 将在 2012 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在 IMF 中&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 6% 的份额。2010 年 11 月，IMF 同意改革其决策框架( framework for making decisions) ，以反映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反映当代世界经济的现实。这项改革号称是&广泛的治理改革( wide －ranging governance reforms) &。
　　尽管中国和其他 G20 中的新兴大国在国内存在着是否&援助欧洲&的激烈争论，但根据 MAP 规则，中国等拥有通过这一多边机制介入欧洲经济问题的充分国际正当性(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此前，主要是欧洲深入广泛地通过多边途径( 尤其是 IMF和 G7) 介入中国等非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治理，而中国等则很少介入欧洲的经济治理。如果非西方大国能够通过全球治理机制介入西方的经济治理，这将改变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关系的长期失衡局面，开启我们所称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相互治理的进程( mutual governance processes) &。
　　为了经济改革或解决问题( 如亚洲金融危机) ，新兴大国长期接受和忍耐了 IMF贷款的严苛条件性( conditionality) ( 如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都有与 IMF 打交道的痛苦经历) ，当它们介入解决西方金融危机的过程，按道理来说，也应要求西方做两件事： 一是加速改革欧洲把持的 IMF，使 IMF 的机构治理和决策体系更加反映世界经济的历史变化，即新兴大国的崛起； 二是它们通过 IMF 对欧洲的援助也要附上类似的条件性。但实际上，目前 IMF 改革进展有限，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尚未自动转化为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 欧洲需要 IMF 的介入，但并不接受新兴大国的援助条件，事实上，新兴大国也无法向欧洲强加其条件性，甚至无法提出任何有力或者有效的条件性。
　　在这次西方金融危机期间，借助 G20，一些欧洲和欧盟领导人多次批评全球金融市场( 当然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权衡) ，要求对金融市场进行全球金融治理。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元区国家面对金融市场的干涉和投机困苦不堪，所以，欧洲政治领导人发誓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政策和法律调控，例如制裁税收天堂( tax havens) ，甚至向金融交易征税。
　　2011 年，法国担任 G8 和 G20 的轮值主席，为这两大国际集团确定了几个雄心勃勃的优先目标，这些目标都是为了&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全面改革&： &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减少全球宏观经济失衡； 强化金融监管； 改革国际货币体制，改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在 G20 本身的制度发展方面，法国希望 G20 能获得某种&决策能力&，不要成为数不清的又一个&国际清谈俱乐部&。
　　但是，由于欧债危机的继续恶化，法国政府确定的这些目标并未获得 G20 的充分讨论，反而欧债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巴西领导人希望欧元区国家早日结束危机，以免伤及新兴大国的经济，抱怨欧洲人行动迟缓。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 Guido Mantega) 指出： 欧洲人往往花很长时间才找到解决方法，结果，这些解决方案每每来得太迟了。
　　G20 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早日解决欧债危机的呼吁到 2012 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Los Cabos) 峰会时就更加明显。由于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更加演变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欧债危机再次成为 G20 峰会的焦点。该峰会发表的公报要求欧元区国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捍卫欧元区的完整和稳定，促进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并打破主权债务与银行债务之间的反馈回路&。欧洲领导人在 G20 峰会开幕之际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解决欧元区危机，这给本次峰会增添了紧张气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秘书长安杰尔&葛利亚( Angel Gurria) 认为欧债危机&不再只是欧洲人的问题&。
　　四 &新兴国家&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经济( 金融) 制度
　　由于本文涉及新兴大国与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兴大国通过 IMF和 G20 介入欧洲地区经济治理，接下来，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新兴大国与国际社会或者&西方自由秩序( western liberal order) &之间的关系。
　　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走向新的全球治理：第一，改革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提升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及其代表或者象征的发展中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 English School)曾讨论过&国际社会&的扩张( 大) 。英国曾应用&国际社会&因应世界大变局( 二战以后的新世界格局，尤其是非殖民化) 。
　　这里的&国际社会&最初是以西方( 欧洲) 国家的规则或者制度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而国际社会的扩张就是&非欧国家( non － Europe-an) &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非欧国家被纳入国际社会是西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需要的，但是，悖论性的可能结果是，当这些非欧国家加入后，国际社会的基础和结构不再是简单的西方霸权( hegemony) ，甚至一旦非欧国家的力量超过西方，西方可能会失去在这样的国际社会维持霸权的初衷。所以，对于西方来说，非西方按照社会的标准参加国际社会以及这种加入( 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扩张) 的后果&&&带来国际社会的改革或者改变，一直是一个核心而又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
　　多数美国学者不使用&国际社会&的概念，但却使用类似国际社会的&西方自由秩序&来讨论上述这个核心而又敏感的问题。如同英国学派，由于事关西方或者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 dominance) ，美国学者非常深入地把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崛起&及其加入西方自由秩序当做一个中心命题来加以讨论，因为这关系到西方自由秩序的存在或延续。
　　欧债危机和&新兴大国&通过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介入欧债危机的解决，是否表明了国际货币秩序&&&&西方自由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进入&后欧洲&、&后霸权&或者&后美国&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第一次&美国衰落&的争论和欧洲( 法国) 主导的 G7 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首先研究了&霸权后&的世界经济治理，即西方大国之间为稳定世界经济进行的&合作&。
　　基欧汉的&霸权后&命题在当时属于令人非议的大胆假设，因为单一强权，即美国，当时并未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衰落了，而是依然主导西方，并未形成霸权后的局面。直到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衰落和霸权后的局面才得以形成。G20 在&后霸权&时代上升为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这表明，仅有美欧合作是不够的，无法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而西方与非西方进行的范围更大的全球合作未必一定能够成功地管理世界经济，但至少比仅有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更有力。
　　第二，&另起炉灶&。在我们看来，&另起炉灶&可以有多样的情况和理由。一种情况和理由是，改革现有全球治理的先天缺陷和弊病很难，甚至不可能，所以，可以不必在改革方面下功夫，而是追求现有制度的替代物( alternatives) 。例如，在英国，有人在研究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项目( Bretton Woods Project) &，主张建立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再如，有中国学者认为，可以建设一个新的 IMF。另一种情况和原因不是要建立一种如伊肯伯里所说的&非自由&和非&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而是因为自由秩序的西方主导性和其他进入自由秩序的非西方成员的附属性。
　　&另起炉灶&的含义也应理解为多样的。人们一般把&另起炉灶&理解为推倒现存国际经济制度，或者建设替代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的革命、激进方法。不过，在现实中，下述折中、温和的方法也许更有效： 不是退出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而是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之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其实，如上所述，欧盟本身一直就是这样做的。问题是，欧盟作为西方的主体之一，是&西方自由秩序&中的&州官&，可以&放火&，即挑战现存秩序； 如果新兴大国也另起炉灶，即使是&点灯&性质的另起炉灶，一般也会被西方理解为&挑战&现存西方主导的秩序。1997 －1999 年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日本的提议下，东亚国家计划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在西方看来明显是挑战现存西方自由秩序，即 IMF 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所以，这个提议遭到欧洲和美国的立即反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得不变相出笼( 后来的东盟加中日韩的货币合作计划&&&《清迈倡议》) 。2012 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BRICSDevelopment Bank) &的提议也被西方广泛评论为&另起炉灶&。
　　G7 扩大到 G20，尽管 G20 包括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不愿看到甚至不能容忍的其他政治体制( &非自由体制&) ，但这终究意味着西方自由秩序的扩大，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是如此。G20 应该成为研究西方自由秩序扩大的最好案例。如果这种扩大意味着通过构造一种新的大国协调( concert of great powers) 或者大国合作而塑造新的全球治理，则是颇具积极意义的。这个意义是，西方自由秩序&&&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可以演变为真正的全球自由秩序。
　　当然，如果 G20 仅是新兴大国继续利用西方自由秩序来发展自己的框架，也仅是西方在危机时代利用新兴大国的资源或者力量的方式，那么新兴大国无法以完全身份( 资格) 变成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完全成员。在这一情景下，G20 还不能称做西方自由秩序的真正扩张。
　　只有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G20 才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全球自由秩序&的化身。为了塑造一种拥有普遍会员和吸引力的全球自由秩序，西方和非西方大国都需要改变、调整外交政策。西方长期以来通过诸如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制度介入非西方世界的国内经济治理，而非西方世界则由于种种因素不介入西方的国内经济治理，这就形成了一种被忽略的和没有充分讨论的世界失衡。西方应坦诚面对这样的失衡，非西方则需强调这样的失衡，最后，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这样的失衡。但问题是，新兴大国是否有原则、策略、手段介入西方的内部治理？ 也就是说，新兴大国是否准备好介入西方的国内治理？ 若 G20 中的新兴大国真正执行 MAP，也参与评估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西方国家亦真心接受 G20 的非西方国家来评估其政策； 如果 IMF 中的新兴大国提高了各自的决策地位，且能够采取协调行动，在 IMF向发生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能够加入非西方的条件性，那么新兴大国则实际上已开始介入西方的国内经济治理。这种介入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
　　五 欧洲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未来
　　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终究取决于其内部治理的情况。西方金融危机说明西方陷入了内部治理的危机之中。欧洲地区治理的成败决定着欧洲能否在全球治理中依然占据中心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欧洲的危机拖得越久，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就越小。诸如欧债危机这样的欧洲问题如若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欧洲将变得更加内向，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导地位将会动摇。
　　欧洲决策( 政策) 层等精英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前行，一些国家如德国政府试图借助欧债危机加强欧盟的权力，欧债危机下的欧洲一体化仍&将不容置疑地前行&，&全部成员国将决心力保欧元&。因为&进一步的一体化( 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 是挽救欧元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途径&。但是，欧洲一体化&&&真实的&民族国家的联盟&的动力也已经呈现严重不足的状况，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新的一代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欧洲团结和一体化，欧洲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研究全球治理的转型从欧洲入手最好，全球治理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陷入&治理&危机，暴露出( 相对来说) &较弱的欧洲政治经济的治理&，求助于自己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国际经济( 货币) 制度，而其他力量则通过这些国际经济制度介入欧洲地区治理。这是全球治理转型最具戏剧性和历史意义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故事或者案例，全球治理的转型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还要靠欧洲自身的地区治理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和近期的( 如欧洲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 ，而且是战略的和长期的( 如欧洲政治联盟以及最终的欧洲联邦国家) 。当然，走向新的欧盟的前景并不是乐观和顺利的。
　　从欧洲的角度看，无论是 IMF 还是 G20，都是危机时期欧洲为摆脱危机可资利用的工具，而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高，仍然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和不完全的( 有限的) ，也即新兴大国并未获得在全球治理中与西方完全平起平坐的资格。欧洲在维持其对 IMF 等的控制、即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上仍然是成功的，尽管与欧洲提倡的诸如征收金融交易税等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相互矛盾和冲突。但是，欧洲的保守性和开创性本来就是并存的。
　　我们现在所能确定的一点是： 在西方金融危机下，全球治理的转型已经开始，未来的全球治理不同于现在或以前的全球治理； 但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全球治理是否转型，而在于转型的方向、内容以及如何转型等。从 IMF 和 G20 介入欧债危机来看，全球治理转型的目标、方向( 方法) 、进度、后果等方面充满着不确定性。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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