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现实价值，论文，1500字_百度知道
儒家文化的现实价值，论文，1500字
要关于中国历史的，儒家文化的现实价值，谢谢。
从根本上说，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便是体现了这一思想，使法律条文转化为道德的善恶判断标准。 在春秋战国时代，从个人修养的层面提升到治国理念、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政权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今天，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实效、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它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以爱祖国。 在教育的社会功能方面。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他人，政治、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齐之以刑。可以说，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根本和积极地办法、社会道德。联系到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 儒家的“德治”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他也认识到法令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忘从本土文化中“取其精华，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拒绝遵守法律，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其中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根本，因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内在，使人心善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是最彻底，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这样。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以道德自律为主的社会机制。它关注人的价值，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也有积极影响。这种教化方式，民免且无耻、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最后一点来说，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行政、人才作为综合国力的软实力，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经济、诚实。法律和道德是作为主体人参与社会活动要受到的两种控制力量，涉及许多教育基本理论，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爱劳动，孔子对于教育与社会，譬如北辰、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其“仁；道之以德，他在两千年前的的某些看法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仍有不少启迪作用。”(《论语为政》)因此，治国之民。“依法治国”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法律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必然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在孔子看来，而不应片面强调杀戮，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 在对待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儒家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执政者应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措施。“仁”以立人之本为基础上升为立国之本，否则，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文化社会、义，儒家思想认为应保持人家关系的和谐。他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而孔子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军事；孔子把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 在关于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方面。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所涉及的公平：“为政以德。而“仁政”在现代中国治国理念中便具体化为“以德治国”，“仁”成为政权组织和建设者的主导思想，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人、人格价值相比较，就是体现了其思想吧，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我觉得最不可忽视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民有耻且格”，公民也有义务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斗争，是有历史进步作用的、公正，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文教不振的社会现实，无论人性善恶，以职业道德，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仍然可从某些方面借鉴其思想。汉以后，教育、守信、经济。孔子倡导以德治国并不反对以法治国、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而人的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以下我就其中几个方面发表我自己的看法，正所谓“道之以政、经济，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道之以政、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在对待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德”在治理政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齐之以刑，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价值，民免且无耻，齐之以礼。 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基本内容——以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爱科学，只有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法律的社会认同离不开道德教化、爱人民、军事，而造成学校不修，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教育更是功不可没，用道德来教化民众。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儒家认为，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法律相抵触、人本意识，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积极经验的基础上，不过，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当代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执政者应施行德治。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法律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有国才有家、信”、忧患意识，“仁政”也就成为政权和谐的楷模。 国不可无法，统治者热衷于横征暴敛，抬高教育的地位，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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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传统必须现代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经济,对中国社会政治。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
当我们对一个问题研究之后，如何将其展现于众人面前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例，给大家介绍科研的一个重要部分枣论文的一般格式及其注意事项。当然，要写出一篇好的论文，绝不是单单这么一个简要的介绍就够了，还需自己多写、多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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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科学创新能力？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中国的科技创新文化的反思]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及整个社会对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表明了在中国建立和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机制的大好时机终于来临。然而基于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参与建立一些科研机构的经历，蒲慕明授、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蒲慕明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
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现在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和教师的话也可以质疑；并能养成在课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多么幼稚和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肃的对待。
　　蒲慕明认为，与西方发展相比，中国的研究项目经常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科学的空白”。如果研究方式总是沿着现有的思路和与西方相似的模式，将导致不利的竞争地位。中国的同事经常抱怨他们的工作结果得不到认可，而在西方国家做相同的工作，却可在高质量的刊物上发表。对科学前沿重要问题有攻关的信心和胆识，才是通向科学重大发现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关键。
　　在中国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
　　这也反映在学术论文向国际刊物投稿的问题上。虽然审稿人的批评性意见初看起来似乎是不公正的、有敌意的，我们也应该把这些评语视为提高我们工作质量的建设性意见。当稿件被拒时，应该去反省工作中的不足，回到实验室做更深入的工作，而不是不作多少改进就寄往另一个杂志。一个实例就是近几年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在高水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大幅度提高。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在文章被拒后，不断采取进一步实验，提高工作水平，使稿件终于达到高质量杂志的水平。
　　总之，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同事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这种紧迫感可来自科学家要提升自己的渴望、周围同事和学生的挑战、同行的竞争、或者仅是“不发表，就完蛋压力。一个“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学术环境，对所有形式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聪慧、勤奋及良好的训练，已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赞赏。但是，正是那种“必要的紧迫感”才使他们能迅速地成为世界各主要研究机构中的高产出者。
　　中国的许多研究机构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我们相信，当这些机构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后，“中国制造”的重大学术成就会很快出现的。
　　西方国家各个科学领域都在飞快地发展，其中包括了近年来众多海外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这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去和强大的西方研究机构竞争？仅靠组织和动员科学家们对某一具体规定的共同目标进行攻关，是不一定能在科学上取得成效的。
　　现代生物学历史清楚表明，重大问题的突破大多来自于那些追求自己研究兴趣的小实验室。因此，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稳定和优越的环境，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问题，并提供一些机制鼓励引导他们从不同方向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探索。
　　沿着西方主流实验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去和他们竞争是极不利的，也很可能浪费资源。偏离主流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坚持。此外，许多中国科学家所感到的学术上的孤立可能是两面的。与主流学术圈的相对孤立，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独立思考和开辟独特的科研途径。总之，科学也可能像物种进化那样，通过“绚烂的孤立”而发展。
　　有一个曾引起很多中国文明史学家的兴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得到发展而不是在中国，尽管在早期中国文明中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科学和技术的源头。经过几十年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形式的“官僚封建制度”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在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怎样克服一些残余旧文化的约束，使科研机构能得到飞跃的发展。
1．“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我们所要讨论的科学创新能力，是指在学术与知识领域内一种根本性的创造力，其核心问题是基础科学的创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学，但有些问题也会涉及人文及社会科学。所谓科学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指由我们自己在科学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并且能吸引西方科学家跟着我们提出的方向来做，这是最基本的定义；其次，如果我们能在西方科学家提出的方向上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也是一种创新。但在科学研究上，提出重大问题往往比解决重大问题更有价值。另外还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只有科技而没有科学，近代科学知识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这个概念是具有特定涵义的：它是指建立在逻辑—数学推理基础上的一种抽象构造的世界观。如果按照上述定义来看，中国至今还鲜有重大的科学创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创新可以说根本没有。中国人到了欧美以后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但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说明人家的成就，关键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来。正如陈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九十初度说数学》）甚至还有人断言，中国科学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在逐渐退步的，以前我们还能培养出一个陈景润，而现在连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也培养不出来了。总之，中国人缺乏重大的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基础科学方面。这就说明阻碍我们科学创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的科学创新呢？众所周知，在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的科学（实用）技术和经济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那么为何近代科学并没有在中国诞生，它仅仅只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这个问题实质上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为什么中国人缺乏重大的科学创新能力，同时也说明了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技术和经济方面。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实力发展上去了，中国人的科学创新能力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甚至超过西方的水平。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日本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科学知识上会不断缩小距离，但在重大科学创新能力（即科学核心竞争力）和科学思想上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形象地说，就是我们只能跟着人家跑，尽管有时也会追上他们，但是由于我们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着人家开辟的方向跑，这样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尽管也不至于落后太远，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后感就很难克服掉。
根据有关文献，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中国科学缺乏创新能力的根源何在。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学思维的习惯及观念。这一点亦为对传统文化持最保守立场的新儒家们所承认：“此种科学之精神，毕竟为中国先哲之所缺。”（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学具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简单地说，科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理分析之能力，这就是科学的方法论。另一个来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伦理要求每个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之教义，对西方科学家的精神人格是影响巨大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这种宗教意识促使他们能够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之所在，这就是进行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学的宗教精神》）默顿在谈到17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时也指出：“总的来说，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系统而出现的，这个系统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好缺乏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和宗教感，它所强调的是实用哲学与道德实践，中国人对外在世界的思考仅只达到经验认知的层面，在精神上不能深入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缺乏提出概念及假说的能力，而只是仅仅满足于描述经验上的关系，也就是孔子讲的“述而不作”；其次，由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因此在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自卑感，潜意识里自认为不如西方者居多，所以我们总是热衷于繁琐地复述西方的理论体系，而鲜有人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即使提出来也是不很自信的。这种精神上的难言之隐痛，以及面对未知世界时内心惶惶而无所寄托感，我们的感触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智力上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他们那种对科学的认真而虔诚的“天职”精神，这是阻碍我们科学创新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
第二种解释是从制度方面来考虑的。李约瑟本人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仅仅在其后期阶段，它才妨碍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妨碍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突破。”（《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英文版序言）现在国家对科学不能说不重视，亦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但却成效甚微，国家科学与技术一等奖已连年空缺，相反学术腐败却层出不穷，这就说明经济的发展并未提高我们科学创新的能力。这个症结何在？关于在于制度。当前中国科学制度还存在着诸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上对科学仍然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态度，根本阻碍了我们发扬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创新不是说只要给你钱和设备，然后就要求你做出成果来，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气氛，鼓励很多聪明人来做，大家都能自由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有可能激发出创造性的重大科学发现。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一流的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做一流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要重视科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学。所以，科学研究不能单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当前科学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思想创新。而制度创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再把意识形态问题介入到科学思想领域中来了。其次，在体制内还难以产生科学创新的情况下，就应该多鼓励体制外的科学研究活动，支持民间资金投入这一领域，逐渐形成多元化的科学创新体系。中国科学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朝着一个理性的方向去努力，最终问题的解决就会水到渠成；而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那么体制内的惰性就会越来越强，最终就会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升温，逐有人提出中国应由文化输入国变成文化输出国，西方文化亦有向中国文化学习之必要，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等。然而，纵观历来有关中西方文化的论争，都只是清议空谈而已，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些论争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创新能力的心理浮躁表现。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学，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文化所缺陷的。没有创新，遑论输出，因为文化输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人对你输去的东西真正敬佩，而不是像欣赏文物那样，必须是活的思维，而唯一能让西方人信服的只有科学，只有在他们最强大的地方超过他们，才能让他们由衷地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其实都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有我们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时，西方人才会尊重我们，到那时他们才会来真正理解我们的文化，否则就只是欣赏，不可能进行平等对话。而且，只有科学创新才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只有征服科学，中国文化才能征服世界。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去推动中国科学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起我们的自信，克服自卑心理以及枉自尊大的弊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创新又何其艰难矣！非坚毅卓绝不可。
2．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的习惯和科学精神的传统，这是导致科学创新能力疲乏不振的根本原因。从本质来说，科学是指运用逻辑—数学方法抽象构造起来的世界观，它大致可以用如下的术语来描述：首先，要把观察到的经验素材进行精确的分类，即把直观到的不同对象分成不同的类别，逻辑的基础就是分类，不同的类通过关系就构成某种结构或模型，但类在逻辑上是一种虚构的概念，人们只能观察到一匹具体的马，却无法观察到一匹抽象的马或马的“共相”，在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创造力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结构或模型的能力；下一步，就是要对提出的逻辑模型进行更为抽象的纯粹演算，即建立起数学模型，罗素把数简洁地定义为：“一个类的数是所有与之相似的类的类”（《数理哲学导论》），在康托的定义中，将“直觉或思维能够明确区分的对象”进行两次抽象后就可以得到基数的概念（《超穷数理论基础文稿》），也就是说，数比类更抽象，数是“类的类”，从经验到逻辑是思维的一次飞跃，从逻辑到数学是思维的又一次飞跃，因此，建立在逻辑—数学推理基础上的科学世界观就是完全虚构的一种世界观，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以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作为一方，以那些必须同我们的经验发生关系的结论作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在思维上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了。”（《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简单地说，科学研究就是虚构出现实世界的逻辑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来进行纯粹的数学演算。
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大不相同，中国人只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相信抽象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非常佩服西方科学的精确性，但内心深处仍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的。西方科学求真，而中国哲学求真实，两者的趣味和气质差异很大。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传统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但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来进行创新。中国人最初是被迫接受西方科学的，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者其实一直在接受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固守自己的学术传统之间犹豫徘徊。王国维的一段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文化情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所以，在中国本土很难产生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大师，因为即使产生了也很难获得普遍的承认。对科学的理解是比科学本身更基本的东西，如果科学精神还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完全融解吸摄，那么在中国就很难产生适合科学繁荣的土壤及环境。
深入地思考中国科学创新能力问题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一系列的问题状况，供进一步详细研究之备用：
1）科学认知的本质是什么？现代科学越来越倾向于基本概念的抽象性和基本定律的纯分析性，那么它所描述的世界体系是真实的世界图像吗？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两者之间为什么又存在着如此惊人的一致性呢？
2）中国传统哲学对科学研究究竟有无价值？现代科学也面临着困境，它并未增加人的确定感和幸福感，在这一方面，中国哲学确实具有某种独到而圆润的智慧，这两者可以相互融合吸摄吗？
3）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中国人也有作出过重大科学创新的，但由于自卑感或缺乏认同感，而使这些新思想从未被注意过以致湮没无闻？我们是不是缺乏一种对自己创新思想的认同感？
4）而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却有一种盲目的崇拜意识，这种现象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尤为严重。中国科学是不是已经被西方殖民化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科学创新体系？
5）科学创新的标准是什么？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有多大？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促使西方人来理解我们的现代性思想？
6）中国人是不是根本缺乏科学创新能力？又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主要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制度的原因？
7）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是如何具体安排的？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8）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科学研究各有什么样的特点？两者之间有何互动关系？
9）当前中国科学制度有何弊端？如何来进行改革？
10）中国本土怎样才能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大师？科学创新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有何重大意义？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1]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 李约瑟研究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4解答二简介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不禁要问：21世纪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哪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 古罗马奴隶破坏生产工具
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21世纪，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本观点的辩论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观点持有方：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5解答三其一、全球化程度
在中国领先时：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还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阶段。
而欧美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
其二、主观因素
在中国领先时：中华民族并未有主观的掠夺其他民族的想法。
而欧美领先时：欧美的初衷就是发财和掠夺，传授任何新技术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贸易利润！
其三、实际发生的对比！
在中国领先时：中国基本没有通过领先的技术对其他民族的野蛮而长期的掠夺（当然那时的科技业不足于这样），相互的联系只有通过游牧民族把中华的那点先进技术带去了欧洲！
而欧美领先时：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欧洲+后来的美国，对亚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夺！世界现代史就是欧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资源残酷战争，和亚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夺都是非常惊人的）如今，就是WTO贸易规则下的不平等贸易，欧美利用他们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亚非拉的人力，只给予少量的报酬，制造的产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余部分还高价销往亚非拉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欧美对他们领先技术的保护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将利润超额收回的贸易制度！
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
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6解答四从当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在明朝出现了无数科技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卓著贡献，徐光启编著了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光启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涉及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宦官专权比较恶劣，大臣都忙于党争而已，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虽然没有任何的体系和科技理论创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荣时期。
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封建王朝被打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汉族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前提下，既没有兴办外语学校，也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方面，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体系，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予以重视并研究。康熙时期是我们科技发展落后于欧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乾这三位皇帝都被公认为满清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较积极的的科技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看到了科技对生产力，对战争形势的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资源的产生不再与占有土地数量、人口规模等封建社会基础资源成正比，士兵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将被大大削弱，依靠“弓马”之术立国的满清政权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为以寡民凌多民的满族统治者，首要作的就是削弱被统治的广大汉民的民智，通过文字狱等手段禁毁一切可能的进步，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满清的愚民政策很成功。
据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使之得以重现中华大地。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膛乎其后。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与郑和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假如仅仅到此为止，这种观点的一个瑕疵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也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无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2]，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更深层的原因是源自元朝。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题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清初的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的被摧毁了。
7解答五关于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在其所著《经济学——入门与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独特的个人看法，内容摘要如下：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霎起林野间注：张建华先生所述不无道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张先生似乎并未作诠释，而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我谨认为，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张先生所述已全。
8解答六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成不了什么问题。
更高的视角是指，从更大的时空角度去观察、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李约瑟先生所研究的那个时段。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问题的提出者那里。李约瑟先生是否可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科技在中世纪之前是先进的（换言之，欧洲科技是落后的）？
形而上学的原因：
根据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衰败的。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只是周期有长有短。人在一天晨兴夜寐，一年四季循环更替。直到有形宇宙的成住坏空。
当事物逐步兴盛的时候，促使其衰败的力量也在积累，而促进其兴盛的因素在逐渐消失；反之亦然。
具体的原因，诚如以上五个解答所综合处的一些具体的因素。笔者补充一点如下：
西方哲学的演变历程大致是，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滋生出人文主义（也是物极必反），开始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然后演绎出强调人主观经验的实证主义。其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为人的福祉（物质生活的改善）服务的。随之，是经济、政治、教育体系的配合改革（专利保护——鼓励发明；理念通过教育的传播，等等）。于是，在西方产生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类物质生产的大发展。
而物质的发展的同时，西方人发现，他们离开精神的家园越来越远。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预期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哲学界逐渐把目光投向东方哲学思想和他们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
东方哲学传统强调人和自然地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在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这显得多么具有远见。东方先哲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内求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的外求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验证（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在物质的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把握大时空的现象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9解答七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2]，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依据曾邦哲的观点，解决难题的关键
科学范式的问题？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
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诞生 &
通常是指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如果不首先把科学是什么弄清，也就没法回答为什么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不是古代欧洲，也不是近代中国。古代欧洲和中国的成就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哪些元素，构成科学结构和产生科学范式的条件与要素是什么来源？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地球文明经历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对前一代文明的继承与进步，中国在公元500-1500年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在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现代化
后面这点就是钱学森之问。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伟大创造发明与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
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华夏、中华科技（前科学）-
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欧洲开拓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其五，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也不同于古代华夏、中华的实验科学范式、人本主义等，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方面[1][3]；其六，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七，中国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八，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见资治通鉴记载的背弃儒家伦理的教训案例）；其九，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但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其十，留学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钱学森之问”指的是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老是跟踪学技术与知识，只能是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创造型伟大科学家与发明家；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类专门人才，既要大学者与发明家，也需要技能型与实践型人才，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的职业根基。
10解答分类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 、缺乏持续性发展[2]
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3]
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4]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5]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熵增原理的解释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 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6]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13]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7]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在[9]认为，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的[10]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 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11]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钱兆华的[12]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 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但是，据解答七（紫色文明-儒家全球化[4]等），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
尤其实验天文学（望远镜观察）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南（意大利）与北（波兰），而且罗吉尔·培根正是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综合中形成了最早的实验方法，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基础上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还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见，实证主义哲学）恰不同于希腊的形式逻辑，并且，光的波动学说建立用的衍射方法正是中国的小孔成像实验（见，杨氏干涉实验等），物理学场的理论又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进而导致心理学的系统理论等发展。人类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彼起此落、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
内部论和外部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发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11解答八中国在宋朝以后，遭受了蒙古人的侵略，经济与科技文化遭受极大破坏，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通过皮场庙、东厂、锦衣卫等机构发展科技，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稍有恢复，又被满清侵略至灭亡。
中华文明两次中断，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封建儒家思想的教育下，皇权和科技都能达到史无前例的发达程度，即使社会上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要印两张钞票朱家王朝也许就会延续到如今。总而言之，所有坏事都是外族干的，只要汉族人掌权干什么都领先世界，牛顿、莱布尼兹之流根本无法与伟大的明朝科学家相提并论。
12借鉴启示“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中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21世纪的美国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中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中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中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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