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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邵文实内容提要 邵文实：卞先生，您1999年出版的《冬青书屋笔记》，我读过多遍，里面涉及文、史、艺等方面内容，精义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请问您，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冬青书屋”呢？
　　编者按 卞孝萱教授，江苏扬州人，1924年生，自学成家。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协助匡亚明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柳宗元研究会顾问、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连州刘禹锡研究会名誉会长、洛阳白居易研究会顾问、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顾问、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顾问、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以中国古代文、史、艺为主要研究方向，论著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等3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本刊特委托东南大学副教授邵文实博士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卞孝萱教授，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邵文实：卞先生，您1999年出版的《冬青书屋笔记》，我读过多遍，里面涉及文、史、艺等方面内容，精义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请问您，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冬青书屋”呢？ 　　卞孝萱：你知道，我曾研究过刘禹锡，他是我喜爱的一位唐代文学家。他给白居易的一首诗中有“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的句子，具有老当益壮之精神，我非常欣赏，用以自励，所以将自己的室名定为“冬青书屋”。 　　邵文实：香港《文汇报》、25、26日连续三期刊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陈珏先生介绍先生近作《唐人政治与小说》的文章有云：“在跨越上世纪和本世纪的会通文史哲诸领域的大师中，以九十和八十五高龄，仍有大量超一流成果问世而领导学术潮流者，自首推选堂饶宗颐和清园王元化。而在深入研究文史某一领域的专门家中，以八十岁高龄而仍能在国际范围内开拓新境界者，则冬青书屋卞孝萱当之无愧。”应该说，您在古代文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国内外是有目共睹的。可否请您谈谈您是怎么达到这么高的学术成就的？ 　　卞孝萱：那都是过奖之词，但我很愿意将我的治学经历告诉给大家。 　　 　　扬州慢――艰辛漫长的自学成才之路 　　 　　邵文实：我从一些有关您的文章中了解到，您是自学成才的，这段经历一定非常艰辛漫长吧？您觉得，自学成才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卞孝萱：是的，我没有读过大学，后来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通过自学达成的。说到自学成才的条件，我认为需要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契合，二者缺一不可。所谓主观条件，指的是自学者要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勤勉刻苦的精神，坐得住“冷板凳”，甘于寂寞，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有所成就。所谓客观条件，指自学者所处之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所接触的人和物的影响等外在因素。 　　邵文实：先生以耄耋之年，在挥汗如雨的夏日枯坐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身影，是我和周围许多人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对您所说的自学成才的主观条件有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否请您谈谈自学成才的客观因素呢？ 　　卞孝萱：我的家乡在扬州。那里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淮左名都”，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向往的胜地，清代有“扬州八怪”名扬天下，是著名的“扬州学派”的诞生地，又是扬州曲艺的故乡。 　　邵文实：是啊，一谈起扬州，就会让人想到古人的许多诗句，春风十里的扬州路，二十四桥的明月夜，不知为多少文人墨客所追忆和向往。先生生于斯，长于斯，一定会受到其历史文化的耳濡目染。 　　卞孝萱：我是1924年生，那时距抗日战争爆发尚有十二年，扬州城还未遭受战争炮火的摧残，旧文化保留尚多。当时扬州书画收藏之风很盛，大街小巷有许多裱画店。在装裱过程中，需将书画粘于板上晾干，装裱的书画不断更换，每个裱画店都无异于一个不断更新的画展。我小时候出门上街，喜欢在这些裱画店前浏览，遇到不懂之处，便回家查书或请教于人，因而从小培养了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我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上学途中，必经太傅街阮元故居。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人誉他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还有的赞他为“一代名儒贤相”、“嘉、道间第一人”等等。阮元致仕后回扬州度过晚年。我清楚地记得，阮元故居与《红楼梦》荣、宁二府布局相似，有东第、西第，中为家庙，占据半边街道（先生一面说，一面在纸上画出简图）。我途经此处，先是好奇张望，后则探究其源，逐渐对扬州学派有所了解和认识，扬州学派兼顾训诂与义理，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融会的做法，这对我以后的治学有很大的启发。 　　邵文实：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这对您的影响也很重要吧？ 　　卞孝萱：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卞士云幼孤家贫，后来考中进士，以此起家，官至署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使，著有《退思斋诗存》、《省斋试帖偶存》。其子宝第，官至署理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勤政廉能，《清史稿》卷四四八《卞宝第传》中称他“扶植民愿，民尤感之”，著有《方岳采风录》、《闽峤轩录》、《抚湘公牍》、《卞制军奏议》等。其他亲戚、世交的前辈中，中过进士、举人，做过大小官员的人也很多。我虽因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生活清贫，但与亲友依礼往来，自幼见到卞宝第的子、侄辈及其他人物，熟悉他们的言谈、举止、风度（先生略作停顿，拿出卞宝第之子卞昌等所赠书画相示）。这些人物与古代官僚文人是一样的，待我年纪渐长，阅史书中名臣、儒林、文苑等传时，便觉毫无隔阂。这些从书本和学校之外获得的知识，对于我成长后钻研古代文史大有裨益。 　　邵文实：尊先君很早就去世了？ 　　卞孝萱：（先生表情凝重起来）说起这个，不免令人伤感。我二月而孤，与寡母相依为命，靠变卖家藏文物、亲友资助和母亲为邻居做针线的收入过活。母亲爱子情切，望子成龙，却无力为我提供好的受教育条件。在我五岁时，原本目不识丁的母亲，每日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我，从不懈怠。 　　邵文实：我们都听过欧阳修母画荻教子的故事，殊不知尊堂处境更难，教子更勤，也是一段慈母教子的佳话呢。 　　卞孝萱：所以，“南社”创办人、著名诗家柳亚子先生在赠给我的诗中有云：“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这种“即学即传人”的教学法，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中凡先生认为是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之始，极具意义（先生领我至悬挂柳亚子、陈中凡两先生所赠条幅处观看）。 　　邵文实：看来早年丧父的经历及母亲的教诲，都成了您发愤读书的巨大动力。 　　卞孝萱：正是这样。后来日军侵华，扬州沦陷，我到溱潼小镇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就读。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兴化养病期间，曾来我们学校参观。这件偶然的事，对我却有重大影响，柳先生成了我治学的榜样。由于抗战期间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我家生活更加困难，因此在高中毕业后，我无力上大学，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就职于一家小银行。工作之余，进夜校补习功课，多少个夜晚，都是青灯孤影，以书卷相伴。初时所学甚杂，后来将注意力渐渐集中在文、史、艺几方面。夜校传授的知识远不够用，于是我有空便去图书馆看书，并节衣缩食买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多方求教，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治学之路。 　　邵文实：自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您觉得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卞孝萱：自学最大的好处在于“转益多师”，因为求教于学术观点不同的前辈，就会形成不囿门户之见、不泥一家之言、博采众长的治学习惯。我在自学期间吃了不少苦，走了不少弯路，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自己的基础较扎实，根基较牢固，而且知识面也较一般人宽广，这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踏莎行――由近及古的文史研究之路 　　 　　邵文实：先生以古代文史研究闻名于世，但据我所知，您的学术生涯却是始于中国近代文史的研究。 　　卞孝萱：我在读罢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当时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尚未出版）后，有感于战火中文献惨遭S失，急需抢救，就立志收集、整理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正如周一良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言，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变迁频仍，加之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使得资料散佚情况严重，搜集难度因之加大。我当时仅为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利用银行工作之余，发此宏愿，惨淡经营。我充分利用晚间、假日去图书馆抄书，在书店地摊购买相关资料，或是想方设法访问相关人物。我曾购得袁世凯家的书信，择要披露，为人们了解辛亥革命秘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十分重视，将我推荐到所里工作。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我所编的《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两书面世，原件我赠给了华中师范大学。 　　邵文实：我读到过有关这两部书的一些评论。华中师大教授章开沅先生在序言里称：“这两部书的出版，是钱、缪、闵、汪之后的一大继作，亦未尝不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志钧先生也有序云：“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读者除能翻阅有关资料外，还可看到近代史学的发展、演变。”由此可见这两部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我知道，由于先生与文史、书画界前辈交游，两书中这方面的碑、传尤具特色。 　　卞孝萱：在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不久，我又受知于所长范文澜先生，在其指导之下工作，从此转入古代文史研究，无暇兼顾近代文史了。 　　邵文实：您那时做了哪些工作？ 　　卞孝萱：我主要是帮助范老搜集相关资料，还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的部分内容，如《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七节。当时是1964年，范老生病，医师让他卧床休息，他因此先委托我起草此节内容，他出医院后，依据我的原稿加以修改。后来他在《简编》第三编出版说明中专门提到此事。我帮助起草的这一节，内容涉及唐代史学、科学和艺术。这段工作经历，使我终身受益。我的第一篇古诗方面的论文，就是在范老的关怀、指导下写的，后来收入《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我从而领悟到研究古诗离开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而谈风格，是不够的，甚至要出错的。 　　邵文实：大概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先生将唐代文史定为了主攻方向吧？ 　　卞孝萱：是的。我的突破点在中唐。我对中唐文学家的研究，有全面进攻与重点占领之别。 　　邵文实：什么是“全面进攻”与“重点占领”？ 　　卞孝萱：所谓“全面进攻”（卞先生脸上浮现出笑意），指对前贤研究较少的作家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研究。中唐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而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我对后二人全面进攻，先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后更撰写《刘禹锡》、《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又校勘《刘禹锡集》，力求对刘禹锡的研究能深入而全面。 　　邵文实：我拜读过《刘禹锡年谱》，它是先生的成名之作，用功深厚，考校精当，颇多新见。据我所知，不但当时古代文史专业的研究生大多读过此书，至今研究刘禹锡的学者仍视为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参考书籍。您觉得这本书中最得意的地方在哪里？ 　　卞孝萱：我从北朝民族融合的背景入手，考出刘禹锡为匈奴族后裔，其祖先随北魏孝文帝迁都，加入洛阳籍。又从唐朝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的背景，考出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地区。此观点一出，立即为刘大杰、钱仲联诸先生所肯定，王仲荦先生也欣赏这个考证成果，赞云“不易破也”。 　　邵文实：《刘禹锡丛考》的《交游考》，钩稽佚事，抉发隐情，揭示四百余人与刘禹锡的亲疏、敌我关系。《刘禹锡研究》阐述刘禹锡诗对晚唐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以及北宋苏氏一门、江西诗派的影响。此外，先生还考证《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竹枝词》非作于朗州、连州而作于夔州，“司空见惯”、“四公会”等故事不可信，等等，都让人感到先生做学问功力深厚，论说有据，令人过目难忘。 　　卞孝萱：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两种刘禹锡诗集上，有姚世钰过录的何焯批语，不同寻常，确有心得，但在书库中沉睡了二、三百年，我把它整理出来，在《唐研究》第二卷发表，为刘禹锡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常有同行引用。 　　邵文实：《刘禹锡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本吧？ 　　卞孝萱：对，那是1996年出版的，是对前面提到的有关刘禹锡研究成果的综合，并力图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人生观和文艺思想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 　　邵文实：先生对刘禹锡研究的“进攻”，正如先生所言，可谓“全”矣。《元稹年谱》是先生的又一力作，您能否也谈谈您对元稹的研究心得？ 　　卞孝萱：我经过潜心研究，考证出元稹家庭真相，他是没落的鲜卑贵族之后，出生于一个父老母少家庭，父死姊嫁后，不容于异母兄，与寡母流落到凤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还考出元稹中途依附宦官的“变节”真相：元稹曾于制科考试得中第一，足见主考官裴对元稹的赏识。在宰相裴的支持下，元稹敢于与权幸斗争。裴死后，元稹失去依靠，转而交结宦官。 　　邵文实：这样就解释了人们对于元稹行为方面的疑问。 　　卞孝萱：我又对与刘禹锡或元稹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李益、李绅、张籍、王建、南卓等进行研究，撰成年谱之类。如考出李益属于李逢吉、令狐楚集团，与元稹、李绅一方是敌对关系。又如：根据张籍《逢王建有赠》等诗，考出两人最初的相识地点是魏州，王建受张籍影响而创作乐府。这些结论多为同行所接受和采纳。 　　邵文实：以上是您对中唐文学家的“全面进攻”。那么“重点占领”又是指什么呢？ 　　卞孝萱：所谓“重点占领”，指中唐一些文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已甚丰富，我不再重复劳动，只对尚未受人关注之处，加以研究，以填补学术空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就是我要重点“占领”的。韩愈在诗文中从不提及母亲，李翱、皇甫所撰韩愈行状、碑文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母亲。这种罕见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考察韩愈对其兄韩会为“宗兄”的称呼入手，推断韩会与韩愈非一母所生，韩愈乃庶出之幼子；进而推断韩愈生母身份卑微，在韩父去世后，或改嫁，或以乳母留在韩家，这样韩愈自然不会在其诗文中提及母亲。 　　邵文实：这样揭示韩愈身世之谜有何意义？ 　　卞孝萱：这决非毫无意义的，而是有助于知人论世。很显然，韩愈这段不为人知的成长历史，对韩愈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由于是庶出，若不求上进，就不能自立，所以韩愈“自知读书为文”。由于得到兄嫂乳母的怜悯和抚育，才能长大，推己及人，故韩愈“颇能诱厉后进”，乐于提携有才学的年轻人，对周围的贫弱者都愿意提供帮助。 　　邵文实：《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是韩愈的两篇名文，而《碑》被推倒，《表》使宪宗发怒，将韩愈贬潮州。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卞孝萱：我写过《韩愈贬潮原因探幽》一文，指出这两件事要放到当时李逢吉、令狐楚、皇甫D集团与裴度、韩愈一方的政治斗争中去理解。宪宗抑制功高的裴度，韩愈也遭受不幸，却名扬后世。 　　邵文实：先生研究白居易，比较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卞孝萱：我注意到他之所以与元稹友情深厚，与两人俱受知于裴、同登制科有重要关系。白居易为了配合宰相裴施政，创作《新乐府》，力求通俗，使唐宪宗看了能有所领悟。这对于解释“元白诗派”的形成，“新乐府”运动的前因后果都有一定意义。 　　邵文实：提到先生对于柳宗元的研究，就令人联想到先生帮助章士钊先生校勘《柳文指要》一事。章老曾向先生征询有关永贞内禅的资料，《柳文指要》中亦曾多处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在《二恨潜通史迹》里，章老说：“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 　　卞孝萱：《柳文指要》写作过程中，章老曾和我讨论过一些问题。付梓前，章老曾请我协助他校阅全稿。我因章老专攻柳文，所以写了一些赏析柳诗的笔记，以拾遗补阙。我又从医书中发现《柳柳州救死三方》，予以披露，从而使世人获知柳宗元在永州的病情以及与刘禹锡交流医术之事实。 　　邵文实：经过先生这样一说，我比较了解先生所说的对中唐文学家“重点占领”的意思了。 　　 　　阮郎归――独抒心得的扬州人物研究 　　 　　邵文实：先生后来还写了一些与扬州有关的人物的文章。 　　卞孝萱：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故乡扬州工作了四年。扬州名人辈出，我对乡先贤很感兴趣。尤其是鉴真和扬州八怪，我先后写了不少文章。 　　邵文实：我知道，鉴真是唐代江阳人，也就是今天的扬州人，他前后六次“东渡”，终得到达日本，弘扬佛法，传去医药等知识，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生研究鉴真有什么机缘吗？ 　　卞孝萱：1980年4月，日本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和尚森本孝顺护送鉴真像回国探亲，被称为“千载一时”的盛事，我也因此对鉴真产生了兴趣，开始深入研究鉴真。我没有循人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对鉴真冒死出国的历史背景做深入探讨，写成《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一文，发表于当年《中国史研究》上。我在文章中指出，武则天崇佛抑道，佛教兴盛一时，此时鉴真出家；玄宗为强调李唐正朔，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作为虔诚佛教徒的鉴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往日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当时为纪念这位中日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国内发表文章很多，只我这一篇为《新华月报》1980年第6期全文转载。此外，我又发表《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系列论文。 　　邵文实：我在《冬青书屋笔记》中读到过您在这方面的文章，譬如《鉴真带到日本的王羲之真迹从何而来？》等，我发现先生在从大处着眼的同时，亦不忽略鉴真研究的细微之处。 　　卞孝萱：我对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早有关注，但直到2004年，才将《鉴真与天台宗关系新探》一文付诸刊载。我在文章里运用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神游冥想”的治学方法，钩沉索隐，通过鉴真对天台宗祖师慧（惠）思、智的崇敬，对智满、弘（恒）景的师承，在天台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梁肃为鉴真撰塔铭，以及唐代僧人兼学律、天台二宗的风气，来解释鉴真和弟子们在日本弘扬天台宗之事。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的《鉴真评传》接受了我的观点。 　　邵文实：前面已经提到，先生自幼便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就不难解释先生何以会深入研究“扬州八怪”了。 　　卞孝萱：我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扬州八怪”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2年，俞剑华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名列“扬州八怪”者，有十三人。1964年，我在《文物》发表文章，利用俞先生所未见的凌霞《扬州八怪歌》和葛嗣稀栋找髀榛孤肌返仁椋酆锨叭思窃兀笸嬉欤岢隽忻把镏莅斯帧惫灿惺迦说目捶ǎ缃翊丝捶ㄒ驯黄毡椴捎谩 　　邵文实：“扬州八怪”中，先生对金农、汪士慎、高翔、李方膺等诸家均有精深探讨，而尤重郑板桥研究。郑板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想要出新可不容易。 　　卞孝萱：是啊。有感于郑板桥被人谈滥了，我从1962年发表第一篇郑板桥的文章起，就抱定宗旨：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论点的郑板桥文章。此后四十余年，我先后发表郑板桥论文二十余篇，汇为《郑板桥丛考》一书出版。 　　邵文实：我读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说书中多新材料、新论点，被誉为“采山之铜”之作，合于顾炎武著书之旨。您能就此谈点心得吗？ 　　卞孝萱：我家中藏有清代徐兆丰《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即《四凤楼印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集》所漏收。我于1962年先后在《雨花》和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将此册介绍给世人。回扬州工作后，我又为印册作注，以印证史，订正了前人关于板桥印章记载之讹误。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一印，袁枚为何讹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人们未能深究，我从袁枚讥板桥“诗非所长”，板桥针锋相地说“君有奇才我不贫”，又讽刺袁枚“女称绝色邻夸艳”等现象，说明文人相轻，袁枚故意把“牛马走”误为“走狗”，以发泄对板桥的不满。 　　邵文实：郑板桥绘画以竹、兰、石为著，此是人所共知，但他是否涉及其他题材？ 　　卞孝萱：这个问题可以从板桥友人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如杭州人沈心《孤石山房诗集》中乾隆十五年所作《留别郑板桥》称“赠我青山逸兴飞”，由此可知板桥曾画山水赠沈心。板桥能作山水，仅见于此诗，对全面了解郑板桥的绘画极有价值。 　　邵文实：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奇闻佚事。您在这方面有没有考证研究？ 　　卞孝萱：我曾于1982年发表《郑板桥轶事考》一文，对郑板桥生平中“童年曾寄养于姑母”、“微时曾在兴化竹泓、盐城沙沟设塾授徒”、“在扬州与饶五姑娘结婚”、“中进士后，在扬州卖画，岁获数百金至一千金”、“在潍县倡修城墙，得到绅商支持”、“请郭奶奶到潍县来生儿子”等六个方面加以介绍。如“在扬州与饶五姑娘结婚”就是郑板桥的一段韵事，如果拍成电影或电视，一定会很有趣。再如文中借郑板桥写给四弟的书信，解释“请郭奶奶到潍县来生儿子”之事，一见年已五十七岁的郑板桥不肯买丫头误人，二见郑板桥以利诱夫人郭氏来潍县之黠慧，虽属趣文轶事，却使人们对郑板桥的为人有了更多的认识。至于那些弄虚作假的东西，我撰文辨伪，以免读者受骗。如《〈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一文为《新华文摘》1984年第4期全文转载。 　　 　　解连环――文史互证的唐传奇小说研究 　　 　　邵文实：先生是什么时候到南京工作的？ 　　卞孝萱：我在扬州工作四年后，又至北京工作四年，1984年应南京大学之聘，至中文系工作。此前，我在撰著《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书时，主要是诗史互证，以小说证史不多。到这时，我已将研究重点从唐诗转向唐传奇。 　　邵文实：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但“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其“诗笔”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史才”与“议论”的一面。 　　卞孝萱：是的，“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 　　邵文实：陈珏先生在其《初唐传奇文钩沉》之引言与后记，以及在《华裔学志》第五十三卷所发表的《唐传奇新探》书评，屡次提及先生在传奇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20世纪的传奇文研究：“少数别辟蹊径者，以陈寅恪、卞孝萱等的研究为代表，在上述范围之外，从唐人传奇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用如今西人习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跨学科’研究，于是形成20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又云：“20世纪的南北学术，向有‘京派’和‘海派’之分，唐代传奇文研究的南方中心，不在上海，却在南京。汪辟疆先生设帷中央大学在先，刘开荣先生任教南京师大在后，名家辈出，传统悠久。卞孝萱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到南京大学后，不仅发扬光大前人的传统，而且独树以文史互证方法研究唐代传奇文的旗帜，声誉远播海内外。”可见您的研究成就已经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公认。能否谈谈您是怎么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的？ 卞孝萱：我首先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六篇传奇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这组论文，收在《唐代文史论丛》中。如区别《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虽皆为说梦而“立意”不同，前者以当时文官为模特，后者取材于当时武将；前者表示视富贵如梦，自己觉悟，后者以梦说教，劝戒别人。1988年的《唐代文学年鉴》对这些文章有过评论，说：“为唐代小说研究开辟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径，不惟新见叠出，发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实，令人信服。”自此之后，我开始对唐传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其研究成果，已汇为《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 　　邵文实：我细读过这两本书，深感对唐人传奇小说之研究，集中体现了先生专通结合、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 　　卞孝萱：刘师培提出唐诗可以证史的意见，我曾撰文加以表彰。现代学者中，以诗证史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二氏。邓氏有《清诗纪事初编》，陈氏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如双峰对峙。而目前学界谈以诗证史，几乎无人涉及邓氏，我写了《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意在补阙。而梁启超、陈寅恪二氏都提倡小说证史，陈氏还写过以唐小说证史的文章。梁、邓、陈三氏文史互证理论与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但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范文澜先生传授的“专、通、坚、虚”四字。在那个时代，全国强调“专”，而范老提出“专”与“通”结合，使我领悟到专精与博通的关系。井水、江水都是水，而井水没有江水那样波澜壮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以此为喻，专而不通者，不可能达到专而且通的学术境界。文史互证就是一种“通”，而要达到文史互证，就要具备文史兼通的学术修养和文史沟通的研究能力。 　　邵文实：在进行文史互证的工作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卞孝萱：要注意六个问题，即：个性与通性，古典与今典，表层与深层，明言与暗言，正言与反言，言内与言外。如在研究《辛公平上仙》之前，我先论及唐德、顺、宪三朝禁中事，指出宪宗曾在宦官和藩镇的帮助下，先后去掉有号召力的舒王和有复辟可能的太上皇顺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继而考证，属于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的李谅，在得知顺宗被害的隐事后，写成此传奇，借道家“兵解”之词，影射宦官弑帝。如果不具备对永贞革新前后史事的翔实了解，显然无法考知此传奇的隐情。这一观点被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韩国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纲》等书所采纳。 　　 　　再如，我认为《喷玉泉幽魂》是“甘露之变”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论述过程中，我不但谈及“甘露之变”始末和“甘露之变”后政界的态度，而且引用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歌，说明诗人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并比较了记载“甘露之变”的野史《乙卯记》、《大和摧凶记》、《大和野史》、《野史甘露记》等，接着再考证《杜阳杂编》、《松窗杂录》及《阙史》，说明“甘露之变”后，文宗怀念李训、舒元舆，最终郁郁以殁。在直接讨论《喷玉泉幽魂》的作者李玫与传奇本身时，则先后考论了《喷玉泉幽魂》的出处《纂异记》的解题与特色，李玫与甘露四相、卢仝的关系，以及清人胡以梅对《喷玉泉幽魂》中的八首诗所作的笺注等。我还以《大唐传载》、司马光《游寿安诗十首?喷玉泉》、邵雍《八月渡洛登南山观喷玉泉会寿安县张赵尹三君同游》等诗来说明《喷玉泉幽魂》环境描写的真实性，进而表明李玫创作态度之严肃。经过以上多角度的论证，我认为：《喷玉泉幽魂》是当时为甘露四相和卢仝鸣冤叫屈的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可与影射顺宗被弑的《辛公平上仙》先后媲美，都是用神怪故事来写历史题材的优秀的政治小说。 　　邵文实：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向被认为在文体上不可分离独立，先生则指出两者间的思想差异，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文士之识”与“史识”存在区别。 　　卞孝萱：这是作家主体对待相同素材时的不同感悟。在谈这一点时，我拿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李商隐的《骊山有感》、《龙池》等诗为旁证，说明针对唐玄宗以儿媳为贵妃一事，不同诗人所具有的不同态度。白居易为何在《长恨歌》中对李杨悲剧流露怜悯之心？我以白居易《感情》等诗，说明白居易自身的爱情悲剧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此后又作《上阳白发人》、《胡旋女》、《李夫人》三首《新乐府》，亦咏及杨玉环，而其对待杨玉环的态度，却从《长恨歌》中的同情，变为三首诗中尖锐的批判。我又按照《长恨歌》、《长恨歌传》、《李夫人》的写作先后，列表举其异同，说明史家陈鸿对诗人白居易的启迪，白从“文士之识”演进为“史识”。在此研究过程中，我运用的都是文史互证的方法，这正是对我所敬仰的扬州学派“由专精汇为通学”的治学精神的实践。 　　邵文实：您研究唐人小说的主要追求是什么？ 　　卞孝萱：《庄子?养生主》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对文惠君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段精彩的话中，“间”字是要害。庖丁肢解牛体时，能看准牛骨节之“间”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中，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治学何尝不是如此？古人云：“读书得间。”前人读书、作文都重视“间”，对我研究唐人小说是重要的启发：要得“间”。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发前人之所未发，力求得“间”，这是我研究唐人小说所追求的方向。 　　邵文实：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出自敦煌遗书，以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只将重点放在对文书的抄录、校注与文字的考释方面，未能对小说的具体写作时间以及小说所要传达的政治内涵做出说明。我从小说的标题、体裁、写作时间、内容、与《朝野佥载》的比较、影响五个方面，对《入冥记》进行了考证，得出“《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的结论。 　　邵文实：此文的“间”在何处？ 　　卞孝萱：《入冥记》有一些看似违反常识或不合情理的地方，我就是从这些地方入手来进行研究的。如《入冥记》中称李建成、李元吉为“二太子”，这一违反一般常识的称呼表明《入冥记》对元吉有好感，再进一步去考证，发现后来被太宗收继的李元吉妻系武滓探阏庖幌饰酥氖率担饩涂梢酝浦度脍ぜ恰吩谖霸保怯衔椎牟铩！度脍ぜ恰分忻枋龃拮佑袢疤铺凇敖病薄洞笤凭罚俺础薄洞笤凭罚庥质且桓鑫シ词奔渌承虻拇砦螅皇俏捉ㄖ艹频壑八芸障氤隼吹模舛郧耙唤崧凼怯辛Φ淖糁ぁ５庋共还唬壹绦ü度脍ぜ恰分蟹穸ㄌ谄蕉ㄌ煜碌奈涔Φ茸龇ǎ俅沃っ鳌度脍ぜ恰返弊饔谖捉ㄖ堋⒎鸾滩阒薄：竺嬗滞ü衣妒肥橹凶韵嗝苤Γ盟郊沂痰却罅肯枋悼煽康奈南鬃柿希吹羰肥橹卸浴靶涿胖洹钡耐渴危钪战沂尽靶涿胖洹钡恼嫦啵赋鲋挥凶饔谖渲艽浦醯摹短铺谌脍ぜ恰罚鸥叶蕴谏彼佬值堋⒈聘溉梦坏男形硎疽煲椤 　　邵文实：我明白了，这都是先生“读书得间”的结果。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唐人小说研究有所贡献，更可为敦煌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是不是每篇小说都与政治有关系？ 　　卞孝萱：这要作具体分析。譬如中唐时期有四篇记载女报父仇的小说，只有崔蠡一篇是有为而作，因为作者也有家仇。识别小说有无寓意，仅看作品的表面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作者的家世、生平与政治立场、观点，才能进入作者的心胸。 　　 　　长寿乐――耄耋之年的新探索 　　 　　邵文实：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说：“我亲见章士钊先生于九十一岁时完成《柳文指要》出版，我今年才七十七岁，怎敢搁笔？对唐传奇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您这种老而益勤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今年先生已八十二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除了继续研究唐诗、唐传奇外，您好像还打算做些别的事？ 　　 卞孝萱：我出版了《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书中共载包括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大师的学术业绩、治学方法，独抒心得，务去陈言，取大师一事或一书详加论述。我写此书，注重材料收集，以大量的材料来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如今人多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实际上清末刘师培先生《读全唐诗发微》，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分别以唐诗和明遗民诗证史，分别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之前。这都是发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地方。另外，《学记》在谈论学术的同时，对诸位大师的爱国情操和治学修身也加以介绍。如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以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等，这都体现了我写这本书的旨要：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 　　邵文实：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也有过一些交谊？ 　　卞孝萱：我早年在收集近代碑传资料时，与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相识，继而与钱钟书先生有了交往。1991年，有学生到我家中，请我谈谈钱钟书，我写了《诗坛前辈咏钱钟书》一文，发表后，反响佳，被认为是“最先揭示李宣龚《硕果亭诗续》赋钱先生”，钱先生读之感喜，覆编者函有“卞先生文皆实录，弟早岁蒙拔翁辈过爱”云云。 　　邵文实：可见先生作文之审实，钱先生本人也为之赞叹。 　　卞孝萱：2006年7月，我在“中国诗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钱（钟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董斜川》一文，在介绍钱钟书、冒效鲁“文字定交”，从相识到成为密友的实况之后，首次提出二人既是诗友，又是论敌，互相尊重，“盍各异同”的关系，以二人对陈三立、陈衍、冒广生三诗翁的不同态度，进行论证。同时指出《围城》以董斜川影射冒效鲁，是借冒效鲁之口，讽刺陈三立、冒广生，与陈衍、钟书之论诗宗旨相呼应。文末附录三则，首次揭出钱钟书先生生于亦儒亦商家庭，首次披露叶恭绰先生评“钱学”如“散钱无串”，可为了解钱钟书先生之家世和学术之参考。我又在《寻根》发表《钱基厚笔下的钱钟书》一文，据钱钟书叔父钱基厚《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中述及钱钟书早年生活的四条，加以注释，多为不为人知的细节。再如《怎样解读钱钟书〈沉吟〉》一文，通过《沉吟》诗中用全祖望《七贤传》之冷典，指出该诗着眼于群体而非个人，不是歌颂当时父兄为汉奸而子弟不同流合污者，而是叹息父兄为汉奸，子弟又同流合污者，认为1942年在沦陷区上海隐居的钱钟书，目睹一群熟识的人失节，尤其是父子、兄弟俱附逆，不胜感慨而作《沉吟》。所有这些，都可供海内外治“钱学”者参考。 　　邵文实：这些文章我都曾拜读过，所论详审有据，又不失风趣，于中可见先生对近代诗文掌故了然于心的过人之处。听说先生手中有一些启功先生的手迹？ 　　卞孝萱：启功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家中藏有他自述家世之资料（先生起身，拿出启功先生的手迹相示）。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整理披露。 　　邵文实：这真很令人期待。先生至南京工作后，除了继续潜心研究唐诗、唐传奇外，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呼吁关注六朝史研究，倡导成立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卞孝萱：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南京是六朝古都，但一般人对六朝历史文化知之甚少。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宣传、研究六朝历史文化。在多方努力下，1985年，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得以成立，我担任研究会会长十年，现仍为名誉会长。 　　邵文实：学会在大力推进六朝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卞孝萱：一是酝酿、筹划编纂《六朝丛书》，目的是立足南京，面向全国，面向海外，依靠专家学者，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六朝史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研究和论述。1992年底至1993年初，《六朝丛书》第一批书籍由南京出版社正式推出。1996年，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六朝文学丛书》八种。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着力培养新人，使学会保持较强劲的学术活力。 　　邵文实：据我所知，除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外，先生着力领导的另一学会是韩愈研究会，为推动韩愈研究做了大量工作。除此之外，您还担任多个学会的顾问或名誉会长，现在还在主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书院研究”专栏。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名的学者都高高在上，不屑于做一些文化普及工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卞孝萱：普及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素质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所以我也乐意带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主编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45种）、《中华文化百科》（100种）、《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8种）、《中国改革史鉴丛书》（6种）等书，意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我还主编过《历代廉吏污吏史话》、《资治通鉴新编》等，目的是想探索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子。 　　邵文实：除此之外，先生还做了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先生于1989年接受《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主编任务。 　　卞孝萱：《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乃《中华大典?文学典》的一个分典，作为试点而率先编纂，其学术理念与体例确立后，就要构成《文学典》的通则。我的编纂思想是：从传世文献入手，论从史出，述而不作，以现代学术思想来整理、建构中国古典文学。它所体现的，既是传统的文史结合，也是现代的文献与文艺学的结合；既重视知人论世，也看重后世的接受与重建。这部书的编纂历时十二年，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属于一部大型类书。 　　邵文实：据我了解，这部书完成后，被誉为迄今为止有关隋唐五代文学资料最全、最精的一部。我还注意到，先生近些年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家谱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卞孝萱：家谱中的资料，注意者少，基本上未被发掘、利用，亦未去伪存真。我对此进行研究，意在抛砖引玉。我在写《郑板桥丛考》时，亲至板桥故乡兴化，仔细阅读了《昭阳郑氏谱》写本，发现了人们从未涉及的问题，补正了文献记载中的缺漏或错误，深化了对板桥诗文的理解，也有助于鉴别一些书画的真伪。我采用《谱》与史书、地方志、板桥诗文互相印证、比较研究之法，直抒己见，撰成板桥《家世考》。《昭阳郑氏谱》中称第一世郑重一、重二兄弟的名、号、配、出，郑从宜的生、卒、坟墓，俱不能详，乃“无谱之故”，我据此指出，所谓郑板桥为郑玄后裔、郑思肖后裔、《李娃传》男主人公之后裔及其与郑方坤等的关系，都无“谱”可证，不足为信；然后列昭阳郑氏“长门”一世至十六世，反映出郑板桥祖先由农民向士人的转变；又据此《谱》，知郑板桥祖先的葬地有四处，板桥及嗣子郑田、孙郑F“葬于管阮庄”，与《重修兴化县志》合；继而考板桥祖母、父、母、叔父、堂弟、妻妾、子、嗣子、女情况，补《续纂扬州府志》等地方志之不足，文末还附《昭阳郑氏一世至十六世简历表》。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黄侃日记》家事部分，除了记其父、生母、慈母外，以记“九姊”静仪最多，且感情深挚，静仪夫之名不见于《日记》，至于湖北蕲春黄家怎样与江苏仪征卞家联姻？九姊夫是什么样人？过继的外甥是什么样人？读《黄侃日记》者虽多，无人能回答上述问题。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嗣子喜孙，是绪昌第三子。静仪二十二岁丧夫，守节，命运比《红楼梦》中的贾珠妻李纨更为不幸。黄侃称赞九姊“有礼法”，“号为女宗”，“行为女师”，以封建礼教衡量，黄静仪是当之无愧的。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邵文实：家谱中是否有弄虚作假的成分？ 　　卞孝萱：有的，我也做过这方面的揭露工作，以免误人。我最近在《文献》发表文章，根据唐代史实、柳宗元家世、生平以及文献学、避讳学知识，揭露《河东柳氏宗谱》中之署名柳宗元《谱牒论》为伪作，即为一例。 　　 　　满庭芳――尊师重道传佳话 　　 　　邵文实：对先生治学影响较大的人有哪些？ 　　卞孝萱：对我治学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一是范文澜先生，一是章士钊先生，一是匡亚明先生。 　　范老是我的恩师。由于长期在范老身边工作，范老高风亮节的品格，广博贯通的学识，严谨务实的学风，都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对此充满感激。我以文史结合的方法研究唐诗和唐传奇的代表人物有收获，这应归功于受范老的启迪。我在范老身边工作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范老搜集唐、五代经济史方面的资料。我曾提供吴越、前蜀、闽以及后周都以秘色瓷器为最上品，南唐宫女以露水染碧制衣，也是秘色。范老用这些经济史的零散资料来说明大问题：“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范老在书中写道：“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我读后为之拍案叫绝，深为范老运用材料之目光和功力所折服。我曾撰写回忆范老的文章，分别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另一位与我有师生之谊的是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章老年逾八旬，仍为充实修定《柳文指要》而收集资料。我在北京各图书馆看书时与章老秘书王益知相识，王秘书每有疑问，我总是一一认真思考作答，王秘书将此情况告知章老。应章老要求，我同章老晤面，章老对我多有奖掖之辞，并托我为他寻找有关永贞内禅的史料。进入70年代，章老已年届九十，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柳文指要》交中华书局用大号字排印出版。章老自揆年老体弱，精力不济，乃给周总理去信，要求调我协助他校阅全稿。于是，我从下放劳动的河南干校奉调回京，全力帮助章老工作。《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在赠书上亲笔题识：“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章老又函陈周总理，夸奖我之才学，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因此，我未再回河南干校，而留京从事学术研究。章老以一位名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对我如此提携帮助，这在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的“文革”期间实属不易，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我对此充满感激。 　　除范文澜和章士钊两先生外，我还协助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亦在接触中得其言传身教。由匡老执笔的《孔子评传》是这套200部丛书中的第一部，匡老用了一年多时间，对旧稿进行增、删、改。他年老目力衰退，由他口述，夫人丁莹如教授笔录，她念给他听，边听边改，最后由匡老校阅定稿。研究孔子必须研究孔子的时代背景及其社会性质，而学术界对于古代史分期多有争论。匡老经过认真比较，以范文澜主张西周是领主封建制，春秋时期是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说法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采用了范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匡老追求真理，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给《评传丛书》的全体作者起了示范作用。匡老还任人惟贤，他感到《评传丛书》的副主编人数较少，为了加强力量，加快工作进度，增设三位副主编，我是其一。我与匡老，非亲非故，也不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只因为我为《评传丛书》撰稿、审稿，才与匡老有所接触，竟受到他的垂青，聘我为副主编，不久他就去世了。 　　邵文实：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前面提及的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陈珏先生在其《初唐传奇文钩沉》的重印后记中所说的话。他认为，我国传统的学者，往往重视其学术结论，而西方学者，则往往重视其学术体系。他说卞先生与他当年刚到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时从学的浦安迪、孟尔康和杜希德等教授一样，也是一位拥有国际胸襟的学者。他提到，他与您从未谋面，却从您那里得到许多教诲，而且您不以他的不同学术观点为迕，还多有奖掖。可见，先生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学者对后进言传身教之风范，而且具有西方学者放眼世界的胸襟。 　　卞孝萱：那都是过誉之词。陈珏博士说明年也许会来看我呢，到时候就不是“从未谋面”了（先生脸上浮现出笑意）。 　　邵文实：谢谢先生接受我的采访。愿先生生命之树如冬青般长青不老，学术生命亦如冬青般久盛不衰。 　　 　 附录：
　　卞孝萱，1924年生，江苏扬州人。师从范文澜、章士钊先生，专攻唐代文史。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0多种，主编《资治通鉴新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六朝丛书》等多种图书。领衔主编的《中国历代史话》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主要出版著作
《刘禹锡年谱》（1963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元稹年谱》（1980年6月，齐鲁书社）
《唐代文史论丛》（1986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
《刘禹锡丛考》（1988年7月，巴蜀书社）
《冬青书屋笔记》（1999年1月，东方出版中心）
《唐传奇新探》（2001年11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唐人小说与政治》（2003年6月，鹭江出版社）
《郑板桥丛考》（2003年12月，辽海出版社）
《现代国学大师学记》（2006年10月，中华书局）
《刘禹锡》（1980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代史话》（1985年5月，北京出版社）
《刘禹锡研究》（1989年4月，贵州人民出版社）
《刘禹锡评传》（1996年1月，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愈评传》（1998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
《辛亥人物碑传集》（1991年10月，团结出版社）
《历代廉吏污吏史话》（l992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民国人物碑传集》（1995年2月，团结出版社）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1995年5月，辽宁古籍出版社）
《资治通鉴新编》（1996年6月，黄山书社）
《六朝文学丛书》（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唐宋传奇经典》（1999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
《游记精华》（1999年1月，巴蜀书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99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2000年10月，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2000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2001年7月，辽海出版社）
《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2002年5月，江苏古籍出版社）主要发表文章
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学术论坛》1957年3期）
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与契丹的关系（《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3期）
张籍简谱（《安徽史学通讯》期）
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讨论集》，1959年11月）
李绅年谱（《安徽史学》1960年3期）
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山西师院学报》1960年4期）
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八辑》，1961年1月）
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证据》（《天津日报》日）
《纪闻》作者牛肃考（《江海学刊》1962年7期）
谈《板桥先生印册》（《文汇报》日）
关于汪士慎的几个问题（《文物》1962年10期）
杜甫诗论旁探（《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1963年9月）
南卓考（《中华文史论丛》四辑，1963年10月）
“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文物》1964年3期）
袁江《东园图考》（《文物》1973年11期）
关于北朝、隋、唐的“道”（《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6期）
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文物》1977年9期）
广积资料与《隋书》选词（《扬州师院学报》1977年9期）
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扬州师院学报》期）、
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8辑，1978年10月）
关于元稹的几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78年3期）
从“寄湖南幕中亲故”诗探索刘禹锡的母系（《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1期）
元稹“变节”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4期）
元稹家庭真相（《历史研究》1979年4期）
刘禹锡交游新考（《文史》7期，1979年12月）
范老的治学精神（《读书》1979年7期）
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群众论丛》创刊号，1979年9月）
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曹寅?《红楼梦》?阮元（《红楼梦研究集刊》4辑，1980年）
新版《旧唐书》漏校一百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2集，1981年）
金农书翰十七通考释（《南艺学报》1981年3期）
《登科记考》纠缪（《学林漫录》6集，1982年6月）
郑板桥轶事考（《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2年7月）
刘禹锡与韩愈（《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1期）
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1期）
《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学林漫录》8集，1983年4月）
章钰与《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史学史研究》1983年2期）
刘禹锡与晚唐诗人（《河北师大学报》1983年3期）
《板桥题画》非郑燮所编、刻、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期）
《志》浅探（《古籍整理研究通讯》1984年1期）
《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松辽学刊》1984年1期）
论《顺宗实录》的作者（《南开史学》1984年2期）
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1984年4月）
殷[《丹阳集》辑校（《文史》23辑，1984年11月）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文史知识》期）
唐代小说与政治（《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
刘禹锡与苏轼（《古典文学论丛》3辑，1985年12月）
柳诒征与《中国文化史》（《镇江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1期）
陈谏与《彭城公故事》（《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2期）
《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2期）
中唐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反映（《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2辑）
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
元白次韵诗新探（《汉唐文学漫论》，1986年6月）
从《清实录》看郑板桥（《东南文化》2辑，1986年10月）
唐《琉璃堂墨客图》残本考释（《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1期）
试论六朝的历史地位（《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2期）
《孔雀东南飞》诗中的时刻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3期）
《补江总白猿传》新探（《南京师专学报》1990年1期）
读《释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1990年10月）
《李娃传》新探（《烟台师院学报》1991年4期）
韩愈《毛颖传》新探（《安徽史学》1991年4期）
“牛李党争”正名（《稽古拓新集》，1992年12月）
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安徽史学》1992年4期）
韩集书录（《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3期）
唐玄宗杨贵妃五题（《烟台师院学报》1994年1期）
为什么韩愈诗文中未提过母亲？（《文史知识》1994年1期）
《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社会科学天地》1994年1期）
《长恨歌传》新探（《中华文史论丛》53辑，1994年6月）
《开元升平源》新探（《冰茧彩丝集》，1994年9月）
读《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1995年10月）
《瘗鹤铭》之谜（《古典文献研究》）
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韩国《唐史论丛》，1995年）
难忘的恩师，难忘的通史（《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3期）
新发现的郑板桥题画残稿（台北《扬州研究》，1996年8月）
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唐研究》2卷，1996年12月）
《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1期）
《红线》、《聂隐娘》新探（《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
王羲之《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7年12月）
四十年来刘禹锡集整理工作小结（《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月）
郑板桥与吕留良（《文史知识》1998年4期）
罗隐《说石烈士》发微（《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98年7月）
韩愈的经济观（《周口师专学报》1998年4期）
《石鼎联句诗、序》考（《周口师专学报》1999年1期）
浅谈“专”与“通”（《文学遗产》1999年2期）
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台北《章太炎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6月）
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3期）
两本《唐宋诗醇》之比较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4期）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4期）
实录与谀墓（《文史知识》1999年5期）
读《清代扬州学记》札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1999年9月）
浅谈“专通坚虚”――范文澜先生治学格言（《学林往事》上册，2000年3月）
唐人杂传、杂文、轶事、传奇之比较研究（《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1期）
《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
唐小说集《玉泉子》的政治倾向（《南通师院学报》2000年3期）
《戎幕闲谈》新探（《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4期）
《拾甲子年事》与《文武两朝献替记》（《中华文史论丛》2000年9月）
《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文学遗产》2000年6期）
侯方域与壮悔堂（《文史知识》2000年8期）
章士钊一生“三指要”（《烟台师院学报》2001年2期）
唐宋申锡冤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
略论六朝文学文化文物之综合研究（《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3期）
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徽学》2000年卷）
《莺莺传》“忍情说”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3期）
牛李党争时期的四篇作品考察（《文史知识》2001年6期）
南京博物院“扬州八怪书画展”随笔（《东南文化》2001年9期）
孤本《昭阳郑氏谱》的学术价值（《文献》2002年2期）
《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运城高专学报》2002年2期）
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2期）
论郑板桥的民本思想（《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期）
《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考（《古典文献研究》总5辑，2002年4月）
《书详注》表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3期）
“甘露之变”与《喷玉泉幽魂》传奇（《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5期）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沈阳师院学报》2002年6期）
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燕京学报》新13期，2002年11月）
《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序（1996年）
《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跋（《江苏文史研究》2001年2期）
孤本《石鼓斋印谱》跋（《藏书家》3辑，2001年6月）
原载：《文艺研究》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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