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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增长VS.内涵增长
　　五年之前的2009年，在金融危机扩散与全球经济下行的阴影笼罩之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仍旧享受着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三年之前的2011年，国内经济已经面临着高通胀率、人民币不断升值、房价不断上扬的各种压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仍旧同比增长9.2%。
　　2014年，国内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从重量到重质，当“调结构、深化改革”成为主题词之时，对于CFO而言，一方面兼并收购可以打开外延增长的天花板，另一方面专注精益财务的内涵增长也是降低“吃水线”的利器。
　　两条转型道路或在远方殊途同归。
　　文/孔洁珉
　　地处成都的(,)在日发布公告称，3月底，博瑞传播与梦工厂全体股东授权代表就收购梦工厂100%股权签订了《投资谅解备忘录》。“网游这个行业这两年在资本市场上风起云涌，博瑞传播一直在关注，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进入，梦工厂应该说是一个契机。”博瑞传播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徐晓东在2009年接受《首席财务官》杂志的独家专访时表示。
　　尽管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给国内媒体行业也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但博瑞传播在2009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亿元，同比增长1.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9万元，同比增长60%。
　　如今，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褪去，但是国内媒体本身的变局却来得更深远一些。对于这一点，在五年前接受采访时徐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媒体这个行业的变数比较大，不像一般生产性行业连续性那么强、比较容易预算，因此对财务管理的挑战要求也比较高，特别是博瑞传播涉及的子行业也比较多。”
　　五年之前对于网游的涉足，成就了今天博瑞传播新的业务增长点。
　　2011年，对全球（）业来说，“3?11”地震无疑也是业界的9.0级的地震，甚至预测全球保险业要咽下600亿美元的账单。然而当时作为日本最大的财险公司之一的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却对那次地震表现的相当淡定。其驻中国区总代表余晨辉表示，日本拥有相对成熟的地震保险制度，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经营风险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在2011年年中接受本刊采访的三井住友中国区CFO郑永强也认为，“三井住友在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以后更趋稳健的财务战略，无疑已经成为公司面对危机时的最好保险。”
　　再次采访，却恰逢马航客机失联事件。鉴于事件的敏感性，郑永强对此并不愿谈及。不过时隔三年，在郑永强口中透露的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管理更加完善，秉承日企精细化管理的特点，强调以“财务效率化”为首的高效管理，和客户实现“同步安全”。
　　外延增长案例
　　大刀阔斧的博瑞传播
　　先于媒体格局裂变之前便在新媒体布局的博瑞传播，如今迎来了发展的美好时代。
　　文/黄鑫宇
　　头顶中国“报业第一股”、报业集团“网游第一股”光环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博瑞传播”）正站在成立以来的第三个时机与选择的结点上。
　　年间，博瑞传播控股上市公司电器，由此完成了诞生与借壳上市。在九年之后，2009年博瑞传播以4.41亿元并购端游商成都梦工厂100%股份，走出了业务拓展中极其重要的一步。2013年，博瑞传播以10亿元收购页游No.1、腾讯旗下漫游谷70%股份，再次强势进军新媒体业务。
　　五年前，就在博瑞传播开始瞄准新媒体时，《首席财务官》杂志与其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徐晓东有过一次对话，如今博瑞传播在新媒体上的业务已经迸发。
　　据了解博瑞传播现有业务主要包括：以广告、发行代理与印刷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投资运营业务；以网游为代表的新媒体投资运营业务；以及以地产租赁、电商物流、数据咨询服务与教育等为代表的其它投资运营业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博瑞传播实现营业收入15.97亿元，实现营业利润4.8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持者净利润3.38亿元。虽然传统业务存在趋势性向下业务，但是以游戏为代表的新媒体业务及小贷、创意成都为代表的新项目业务对业绩贡献显著。
　　转型进行中
　　就在国内报业集团们还在为“是否向移动互联转型”、“建立全媒体集群中心”而试验、忙碌时，脱胎于成都商报报业集团的博瑞传播在业界所属的上市公司中，以其坚持网游为专注点，在国内同行中成为新媒体之路的先行军。
　　2014年3月中旬，博瑞传播召开了新财年的股东大会，新的对外投资并购计划中，户外广告与网游市场的平台、渠道两项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博瑞传播的身份定位锁定为“传统媒体的运营服务商+新媒体的内容供应商+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人”。
　　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投资者、交易商以及行业研究员，对博瑞传播未来的外延式发展（即新的投资布局）寄予厚望。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鉴于网游市场不断外溢的资本泡沫，博瑞传播外延式的增长和转型将有两个支点，除了网游既有投资支点外，户外广告也将在未来1～2年网游泡沫消散期内成为博瑞传播的资本拓展领域。
　　从成都本土开始，博瑞传播的户外媒体资源已经完成了武汉、海南、深圳、杭州的市场扩张，“在已有的西南-华东-华中布局中，我们会考虑如何尽快完成全国市场扩展”，徐晓东这样解释博瑞传播扩方向。
　　在徐晓东的认知里，未来转型后博瑞传播的网游业务会更像“新媒体集成商”。博瑞传播未来会加大对网游平台和渠道的收购比重，加快“新媒体集成商”主业筹建步伐。在徐晓东的计划表上，年博瑞传播完成转型计划后，初步计算，预计新媒体投资业务将会占到70%以上，传统媒体投资业务则降到20%左右，新媒体比重会增加。
　　与此同时，博瑞传播也加大了对于网游标的收购项目的把控。移动互联网使以手游为代表的网游企业成为2013年资本市场的新贵，在当年中有20家A股上市公司发起了22次网游并购，其中14次为手游收购，耗资194.69亿元，估值在15倍PE左右。而博瑞传播收购漫游谷项目，商务谈判是在2013年网游并购浪潮之前完成的，估值仅为9倍PE。“很多网游的成交存在风险和泡沫，在这个不理性的市场氛围下，交易双方都面临更大的风险”。
　　徐晓东继续解释道，“在手游这个市场上我们已经储备了技术和人才优势，当大家还在追产品追团队时，我们现在可能关注更多的是渠道与平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供应商的身份定位既包括CP，也包括SP。研发+营运架构的网游的产业链，将有助于丰富我们作为新媒体内容供应商的角色定位。”徐晓东虽然没透露出更多关于游戏平台、渠道标的企业的收购细节，但从博瑞传统收购标的的选择品味和目前国内比较出色的游戏平台、渠道服务商的资本体量看，未来也许博瑞传播会在资本市场上演一出颇为精彩的“蛇吞象”大戏。
　　不可缺少的风控
　　自2000年完成重组算起，徐晓东全程见证了博瑞传播在资本市场的每次起伏变化。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博瑞传播来说，风险控制成为一道必备并且极其重要的闸门。
　　除晓东表示，目前博瑞传播的风险控制被集中的分成三部分。
　　首先，对传统媒体业务的风险管理。博瑞传播的传统媒体业务主要体现在印刷、发行和广告业务中。这也是博瑞传播最为熟悉的业务管理模块，运作多年所累积的熟悉度和把控度，已经在内部形成比较完备的管理机制。
　　其次，对基于传统媒体衍生的投资项目，以户外广告为代表的风险管理，博瑞传播目前仍在探索，希望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风险管控的模式。
　　再次，对新媒体业务的风险管理。由于博瑞传播已在梦工厂有了5年的运作经验，很多业已形成制度化的模式可以被借鉴到未来新收购的项目中。
　　除了一个基本的架构外，面对风险时，CFO们最常说的话就是“Never put all the apple in the same basket.”徐晓东也没例外，横向搭配的投资组合、产品线的分布，再加上投资重点的取舍三者构建起博瑞传播风险管理制度外的基本操作思路。
　　在网游投资市场目前具有资质的标的企业期望过高、资本泡沫迭起时，博瑞传播除了关注网游平台、渠道的新标的企业外，户外广告业务成为其战略转型的第二方向，而以户外媒体为载体的经营产业链的“投资组合”，也给博瑞传播的投资者带来相对稳健的收益。
　　在产品线合理布局上，梦工厂的“端游专业”出身，漫游谷“页游老大”地位，手游团队的组合也变得在情里之中。另外端游产品生命期长、页游画面表现强，网游产品各具优势，了解手游追求清新化、碎片化的特点后，产品线的融合不再需要二次成本。
　　对于投资漫游谷，业内有人用“巨额套现”来形容这笔交易，但是徐晓东却有不一样的解读，因为博瑞传播看中的却是少有人关注的漫游谷500多人的研发团队，这可以有效地补足公司的短板。
　　并购方的自我保护
　　徐晓东在五年前的采访中就曾经说过，博瑞传播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还是一家投资公司，这也是去不断投资和收购的本意所在，它从发展的初期开始就是以合作、投资和收购发展起来的。因此，博瑞传播对于并购的把控、文化差异的磨合都有很充分的经验。
　　在梳理清晰上市公司的平台之后，博瑞传播就开始进行了有限多元化的尝试。但是形形色色的标的企业并不总是都那么令人满意，因此博瑞传播的项目团队几乎是从开始有投资意向，就强化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所谓的投前、投中、投后，整个的投资行为包括投资、并购完成之后，你怎么去保护自己作为投资人的利益，这是个问题。”徐晓东极为认真地表示。
　　首先是业绩承诺，从投资业绩角度看，签协议开始就已经意味投资进入实质阶段，必须考虑后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因此“对赌条款”的签订成为“自我保护”的一道门槛。“对赌条款”也称“对赌协议”，是合同签约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的一种文本约定，在资本投资中比较常见。在徐晓东的注释中博瑞传播的“对赌条款”并不尽然体现期权合同的性质，“对赌条款是博瑞传播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保证，包括业绩承诺、估值补偿（利润补偿）、对价调整等一系列的业绩考核措施。”
　　例如，漫游谷项目对赌基数是2012年实现净利润1.2亿元，2013年和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为30%。徐晓东表示博瑞传播模拟测算过不同情景下的对价调整结果，由于补偿额一般超过投资减值部分，交易市盈率不会由于业绩未达到预期而上升，即便业绩低于评估预测值30%，交易市盈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此外，“对赌条款”既包括对“对赌”期内的业绩考核，也包括后续分步完成的收购调整。仍以漫游谷项目为例，先期博瑞传播收购70%股份，如果2014年业绩完成不低于2012年的水平，博瑞传播将以协定约定价格收购后续的30%股权，但如果没能达成，余下股权的收购就由博瑞传播选择是否继续交易。
　　第二，团队稳定。通过前期的尽职调查，博瑞传播基本上对被收购方的技术骨干、市场骨干、管理骨干以及其它团队员工情况进行摸底。因此在签订意向投资协议的时候，约定在交割时，博瑞传播会对骨干团队人员进行盘点。即影响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骨干人员，是作为合同交割成立的必备条件，而且对方必须保证合同中骨干团队及员工的签订不少于3年的劳动合同。在合约中体现对骨干团队员工的稳定要求，也是博瑞传播在收购标的企业时“自我保护”的重要举措，任何一场资本市场的收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消息传开，造成骨干团队、员工的流失。此外，为了进一步留住人才，博瑞传播还会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让骨干管理团队持股、分享公司成长的成果。
　　第三，人员派驻。在保证被收购方原来正常管理前提下，合约中的“自我保护”还将派驻博瑞传播自己的管理人员。“对于收购项目我们通常至少会要派驻2～3人，包括董事长、财务总监，有时还包括业务副总，参与对方的经营管理，或者技术开发领域，来确保我们的投资安全。”徐晓东如是陈述，“在业务层面，我们派驻人员可能更多扮演的是‘知情者’角色，需要了解新产品的研发的力度、进度是不是符合我们作为投资者的预期。”
　　第四，文化融合。除了合约中的“自我保护”，制度建设方层面上，博瑞传播基本上会尊重被收购方原有的管理架构，包括其企业文化，但是博瑞传播更倡导两种企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倡团队、人员的交流与互动。如果说前三方面体现在合约中的“规定”某种程度上是种硬性规定，那么在此方面的“自我保护”则体现出更多人文气息。以成都梦工厂与漫游谷之间的交流为例，经常的情况是梦工厂的美工或是音效等技术团队被派到漫游谷，亦或相反，2、3个月后再回到原来的岗位，具有团队交流的性质。众所周知，梦工厂的端游与漫游谷的页游团队都有在音效、场景设计上各自己的优势，通过这种团队的互访，不仅实现了项目间取长补短的业务交流，同时也是不同企业文化文化沟通的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累积，新收购公司中员工的感情归属、认同，就会与博瑞传播原有体系慢慢融为一体，“这种员工交流的形式，有助于最终形成我们与收购企业间真正的融合”，显然徐晓东更满意这种情况的出现。
　　第三次起跑
　　除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头衔之外，徐晓东的名片上增加了新的职位――全资子公司四川博瑞麦迪亚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博瑞传播正在面临向新媒体全面转型的第三次时机与选择的结点之时，作为亲身参与博瑞传播从无到有的徐晓东，也面临着自己的第三次起跑。
　　“从1991年工作到现在，这是我第三次站在起跑线上。1991年刚刚毕业，一张白纸似地步入社会，是第一次的起跑线；1999年成都商报借壳上市，2000年转入博瑞传播，是我再次步入全新的产业；转向新媒体战略后的今天，仿佛又一次站到起跑线上。由于必须面对权重越来越大的新媒体投资业务，我会常问自己‘更大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但无论怎样，作为一名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还是要在新的产业格局之下找准自己的定位，做好自己每一步的角色转换。”徐晓东在描述自己人生第三次起跑线时，眉宇间闪烁着对过往美好的回忆与未来的笃定。
　　面对三个身份，徐晓东的工作上也会有侧重之分。由于公司目前采取直线式财务管理模式，对人员和资金统一管理，因此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占用徐晓东40%～50%的时间，“下面分子公司的工作动态及困难、资金运用等情况，我需要随时掌握；分子公司需要协调的银行、的问题，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总部也要给予支持、帮助协调；日常管理，包括季报、中报、年报，以及内部管理的沟通交流，我也得分出精力”。此外，徐晓东需要协助博瑞传播CEO完成诸如投资、分子公司的审批等最终决策。如果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特别安排时，徐晓东才会回到分属地产租赁业务的子公司处理一些业务。
　　在徐晓东的办公桌上，左边的电脑随时显示着大盘波动情况，右边堆着当天的《成都商报》，“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市场需要你多看少动”，这是5年后的徐晓东依然坚持的操作底线。
　　内涵增长案例
　　高效保险，稳扎稳打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秉承日企精细化管理的特点，强调以“财务效率化”为首的高效管理，和客户实现“同步安全”。
　　文/王廷飞
　　“我们在中国的发展还是以稳定增长为方向，更强调对客户服务的品质。”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井住友保险中国）CFO郑永强如此强调。
　　对于这家以企业财产险为主营业务的外资险企而言，帮助客户降低风险就意味着自身的安全。虽然和国内同类大险企相比，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和同类在华的外资险企相比，在经营和服务上都算佼佼者。根据公开资料，三井住友保险中国已经连续6年获得美国标普公司“A保险”级财务评级。2012年，在国内21家外资保险公司中，总保费收入位居第二。郑永强笑言，“我们在向两个A努力，当然这个还需要时间。”
　　郑永强于2010年加入三井住友保险中国，并于2011年接受过本刊专访。时隔三年，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企业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品质优先、管理效率化、风险控制构成了现阶段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的明显特点。
　　注重客户
　　“在客户满意度和投资回报之间更看重前者，这也是中国的要求。”郑永强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在认真地去做。”有过多家保险企业工作经历的郑永强觉得这确实是日企的不同之处。所有的险企都会在提升客户满意度、提升赔付速度和能力上下工夫，差异体现在级别上的不同。根据郑永强介绍，在三井住友保险中国，董事会每个季度都要听取关于客户满意度的报告，还设有专门的职位对报告审计监督。“不仅仅对于CFO，对所有营运环节要求都很高。被客户投诉是内部控制最大的压力。”郑永强笑道。
　　及时理赔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郑永强坦言在母公司强大的资金背景下，压力并不是太大。“母公司一贯看好中国区业务，也一直在加大投资。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的注册资金已经从2亿增加到5亿。”郑永强介绍说。从2008年开始，三井住友保险中国陆续开设了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公司以及深圳、苏州和三个营销服务部。在郑永强看来，这不算是快速的增长，却符合公司“首先是为了客户需求而开设分公司，而非为了开拓业务”的战略思路。“最重要的是满足该地区的客户需求，提升对当地客户的服务品质。通过北京辐射整个华北地区，包括东三省；通过广东辐射整个华南，等等。这是我们的服务模式。”郑永强表示。尽管保持了稳健步伐，新公司的设立和新业务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带来了压力。根据三井住友保险中国披露的年度信息，2012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28%，相比2011年末的453%减少125个点（2013年数据尚未公开）。
　　“这两年在中国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网点基本覆盖了客户服务的所有区域。今后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会重点发展企业业务利润，分公司地域拓展放到其次。只要利润提高，整体的赔付能力就会增强。”在应对策略上，郑永强显得颇为从容。实际上，即使下降了125个点，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依然要远高于中国保监会规定的100%的最低限。
　　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财务战略需要随时做出调整。郑永强认为，原来为了支持业务发展，财务资源对地域拓展会有很大倾斜。现在网点铺设成型，资源需要重新整合和分配。“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化后台，用集中化的财务资源去辐射全国和服务全国。”郑永强介绍了目前三井住友保险中国主要的财务管理模式，“这个财务运作中心选在上海，因为上海、北京、广州这几大城市的成本其实都差不多，都属于比较昂贵的。设在上海总部，比较便利。”根据他介绍，财务运作中心只有不到十个人，负责全国的大部分财务工作，将分公司的财务团队降到最低，“根据监管要求，分公司至少要有两个财务人员。他们负责一些分析、报告还有当地税务联络等工作，其余工作全部放到总公司的财务后台来做。”目前，保费收集即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也在逐步向总部转移。郑永强说，由于合同都是在当地签订，这部分工作的转移需要一定时间，但目前所有支付和后台账务处理都已经可以在总部的财务中心完成。“这不仅实现了对成本的最大化控制，也实现了财务效率化。”郑永强说。
　　管理效率化
　　自郑永强加入三井住友保险中国以来，日渐厘清和完善的财务架构通过财务效率化助推了管理效率化的全面提升。目前在三井住友的财务体系包括三个部门：财务部、资产管理部（资金部）和精算部。
　　上文所述财务运作中心设在财务部之下，除了处理日常基础会计工作，和大部分现代企业的财务部门定位一样，三井住友保险中国的财务部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通过预算和财务分析等手段演绎好Business Partner的角色。
　　郑永强表示，尽管公司的资金量不算特别大，但该环节十分重要，也是中国保监会重点监管的环节。“整个保险行业对资金的风险都非常看重，一个公司走偏，就可能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影响整个行业。从CFO的角度，应该保证公司稳定的现金流。其次也要确保公司有一定的投资回报率。流动性、安全性和获利性，是保险企业资金方面的三个大目标。有的公司顺位不同，先强调获利性，之后才是流动性和安全性。”
　　“精算部门是一个保险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部门，它关系着公司是否能够盈利。”郑永强这样定义精算部门的作用。“产品的定价、所有的计提、偿付能力的计算、损失和盈利模型的假设等等，都是该部门负责。”郑永强解释道，“各个险种是怎样赚钱的、费率定在多少，都是由精算部决定。以人寿险举个例子，卖出一个赔偿金额10万元的意外险，费率应该是多少、卖出多少份保单才能盈利？需要精算部给出盈利假设，后期所有的工作都是根据这个假设来确定是否可行、能否真实盈利。”
　　“从母公司到中国区的CEO，都一直强调公司内部效率化提升。”这是让郑永强很认可的一个企业特点。在险企，业务效率化的具体体现就在于对理赔案件的处理时间。“比如，针对企业客户的服务，一般很难做到当天报案-当天处理-当天结案，除非是个别特殊情况，三井住友保险中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郑永强颇为自豪地举了几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公司年末关账或月末关账的时间，一般需要5天，而我们基本上是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很考验险企“内功”的跨国赔付处理上，三井住友保险中国也要求和国内赔付同样的周期，“唯一的时间差异在外币支付环节。根据目前中国的外币体系，比同样的人民币支付一般要多出两个工作日。”国内财险市场至今数额最大的一笔理赔案是发生在2013年的SK海力士无锡工厂大火案件。在这笔高达9亿美元的赔付案件中，三井住友中国是13家承担赔付的险企之一。郑永强坦陈，这样突发的大理赔案件会给企业带来相当的压力，“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算范围，但公司仍然做到了快速赔付，确保了良好声誉。除了属于母公司的资金份额及时到位，我们也有比较强大的再保资金，更重要的是得益时良好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
　　风险最低化
　　三井住友保险中国之前采用RBC（Risk Base Capital）模式来计算和评估风险，现在采用了更为复杂的ERM（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模式。在此模式之下，企业的偿付能力成为控制重点。从2014年开始，郑永强开始兼任三井住友保险中国风险经理一职，将风险管理也纳入财务体系之下。“之前是由合规负责人来负责，对风险的管控主要是日常操作性的，在ERM系统里，则是将风险用数字量化，从偿付能力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转移到财务体系。”郑永强介绍说。
　　三井住友自2010年就开始完善内控体系，设有内控委员会，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内控流程；同时设有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通过内控和风控手段，将风险降到最低。“保险公司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我们帮助企业做风险管理，也注重自身的风险管理。”在郑永强看来，对于险企而言，只要风险控制比较好，偿付能力充足，就不会发生资金上的问题。
　　郑永强是个计划性非常强的人。他任三井住友保险中国区CFO之后，主导制定了财务五年规划。“从2010年到2012年，主要是完善财务架构和团队建设，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从2013年到2014年，是系统化的过程，除了公司本身的IT部门，还和专业软件公司合作进行信息化建设。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日常基础财务处理工作也逐渐向风险管理和资金管理过渡；2015年到2016年风险管理和创新将成为重点。”通过郑永强介绍，可以清晰看到三井住友中国几年来的财务脉络。“是科技推动了进步，我们不得不改变。”郑永强感叹说，“保险企业的系统相对落后，改变起来十分困难。有些甚至一用十几年都没有变化。”在母公司的推动下，三井住友保险中国进行了整体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的改进。而一些涉及日常业务操作和流程的核心操作系统，由中国区独立开发。
　　“行业和企业都在不断进步，好多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在网络时代都可以实现，比如网银省去了跑银行的麻烦。未来的财务转型会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通过财务创新，将效率最大化。比方说，把公司往年的资金流、现金情况以及对未来的推算，做一个完善的规划，可以把手头存放的现金最小化。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化，以最低的风险进行投资，这是财务部门可以通过直接干预做到的。二是善用数据分析，将公司所有数据挖掘出来，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郑永强特别强调了大数据的意义，“比如对数据的挖掘。原先只是对业务险种、分公司情况等进行一些分析，现在做到对每个客户进行挖掘和分析，通过对客户的模拟，了解同类客户的情况。根据分析，给业务部门提出建议，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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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及其本质属性
　　包容性增长是最近比较热议的话题之一，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包容性增长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最初，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来，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将包容性增长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将产生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亚行对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核心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让?皮埃尔?莱曼教授指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元素。衡量的标准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也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让?皮埃尔?莱曼同时强调了包容性增长更要包括无形的元素，即观念和情感，并希望社会所有人的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Ifzal A li和hyunh.Son进一步认为共享式增长（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也是一种共享式增长）包括可持续的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安全四个方面。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确是共享式增长的基本要求；社会包容是要排除制度障碍；赋予权能是要提升不同个体和人群运用和参与增长过程的资产和能力；安全则包含了由发展干预生产的社会风险管理的改进。雅诺什?科尔奈根据对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似乎有两个灵魂同时存在，其中一个是“和谐灵魂”，它要求把和谐发展的思想作为长期计划的核心。这也是对包容性增长的一种理解。中国学者孙锡良认为包容性增长应包括七个方面：一是表现为制度和体制性的相互包容，二是体现为人类欲望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包容，三是提倡富裕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的相互包容，四是要求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相互包容，五是引导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相互包容，六是要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相互包容，七是提醒世界也要与中国相互包容。
　　基于上述观点，在此所理解的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利益共享式增长，也是一种和谐式增长，更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系统。首先，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利益共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能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人口应享有与他人相同的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为增长作出贡献以及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以及社会的歧视。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生活环境都能很好的改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能有效的提高，并且使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能最大程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其次，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和谐式增长。其内涵表现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最后，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是一个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的过程，它有赖于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相互融合与协同演进。这种共享式、和谐式和系统式的包容性增长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儒家文化思想。它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理论基础。
图一：大转型的系统构成
　　二、经济转型深化与既有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经济转型肩负着制度变迁（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经济转型首先体现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这意味经济转型必然是一个大规模、多领域、系统性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见图一）。其中主要涉及所有制结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宏观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协调机制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可以将转型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阶段：二是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旧体制瓦解与新体制初创、转型战略调整与转型路径分化两个子阶段；三是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随着转型的阶段性演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从1978年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8倍，年平均增长9.77%，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左右。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并且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2009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接近50%。国际化将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好地发挥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同时，中国在消除贫困、教育、医疗、科研、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世纪之交，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支持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交易制度（包括产品、要素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以及宏观管理制度（运用现代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收入分配）已经基本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伴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经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改革与转型绩效已经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进程更加不可逆转。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中，中国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绩效。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由于在改革的前一时期国家对经济增长速度过分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不仅如此，在经济转型深化阶段与后危机时期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也日渐凸显。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大了未来改革的不确定性，使改革面临的风险增大。
　　（一）经济转型深化阶段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全球化与对外开放虽然给中国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和机遇，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严峻挑战，使国内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体制变革、结构调整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国都必须充分权衡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变量，以确保制度改革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经济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多、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在转型深化阶段的发展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经济转型深化的关键时期，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将不断加深，如何有效权衡对外开放的利弊，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形成一种自主、有效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转型进程中需要面对的艰难抉择。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应更具备应对持续变迁、整合转型冲突的能力，以保证改革在充满活力和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进行；同时，也要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为转型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经济转型深化阶段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越来越大
　　第一，收入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的9年间，全国农民纯收入只增加了1427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4，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七成。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由1997年的2.47：1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3.33：1。二是地区差距逐步扩大。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39%，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6015元扩大到14917元。三是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扩大。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343，但是到2000年这一指标已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96，这说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一个较为严重的程度。
　　第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损害经济增长质量。现阶段，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目前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能源为主体的工业产值比重接近50%.经济增长仍没有摆脱资源和能源依赖的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其中，钢铁、水泥、化工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总排放量的40%以上，GDP耗能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仍在攀升，空气质量和水环境受到较为严重的损害。2009年，我国主要大宗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约24亿吨。
　　第三，从宏观需求结构来看，中国呈现出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而内部消费需求不足。虽然在前期转型中，投资和外需成为推动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面临后危机时代外需缩减以及早已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种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与此同时，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却迟迟难以启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就不断下降，而且下降趋势愈发明显。200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0.35，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因此，如何进一步平衡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将直接影响中国能否培育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
　　（三）利益分化对体制变革的阻滞效应越来越明显
　　改革与转型很少是只有赢家没有输家的“帕累托改进”过程，社会利益的分化、调整乃至重构实际上贯穿于经济转型的始终。在某些特定时期，利益格局调整会孕育出推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又会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特别是在利益分布严重不对等，少数既得利益者获得大量垄断租金的情况下，很可能形成阻碍制度变革进一步推进的严重阻力。视野狭隘的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压，从而阻挠不利于他们的改革，这样会加剧社会不公，增加社会成本。进而，政府也可能被这些利益集团俘虏，公共权力沦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这时，必要的政府能力将会严重削弱，公共权威对于推进市场化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功能将丧失。虽然在转型初期，中国通过稳健而有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如农村领域的改革），创造了广大的改革受益群体，为改革范围的扩展和改革程度的加深创造了动力源泉，但是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变得激烈，改革收益的非均衡分布更加明显，结果使得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利益矛盾，改革的动力也有趋于减弱的迹象。这种利益矛盾在现实中从各个层面反映出来，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部门利益冲突、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失衡、结构调整阻滞、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等。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缓和社会利益分化，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凝聚社会共同利益，实现社会整合，重塑转型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上所述，在以往的转型进程中，中国虽然已经积累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然而单是经济增长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调整，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巨大变迁，已经使中国再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摆脱困境，走向持久繁荣的根本之道在于迈向包容性增长。
　　三、迈向包容性增长的转型路径
　　就中国而言，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迈向包容性增长并非通过单一的手段能够实现，而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过程，它有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调整，换言之，需要实现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相互融合与协同演进，图二将这一过程进行了直观描述。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整体的战略转型，中国将会以较低的社会成本跨越转型深化阶段，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模式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图二：迈向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包容性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包容性市场经济，它要构建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包容性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历史先例的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色彩，它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狭隘，为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存在有序、相容共生的关系。资源配置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市场经济才会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如何完善包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要求：
　　一是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30%左右，高投资必然带来原材料的高额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
　　二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份额，形成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合理分配关系。积极推动农民增加收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机制等。
　　三是节能减排，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完善新建项目的节能环保评价制度，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先进生产能力，推广使用节能新技术，以资源约束来适应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使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等新兴工业成为主流；切实搞好污染防治，依法实施重点排污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要大力发展循环机制，建立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市场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
　　（二）建立包容性制度体系
　　包容性的制度体系是公平的制度体系，是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建立包容性制度体系，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制度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往往伴随着痛苦的制度性建设过程。包容性增长是建立在良好的政治秩序和基本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仅凭良好愿望是不行的，这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加以保障。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模糊，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长此以往，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免会背离初衷，如腐败和寻租日益滋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以及本土企业家创新动力受到限制等。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让民众真正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中来，真正从制度层面实现包容性增长。
　　二是政府要通过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制来公开透明地履行公共责任。有效政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政府需要做到：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社会风险保障体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不健全的社会风险保障体制可能使得原本是转型过程中的临时性贫困转化为长期持续性的贫困，从而丧失发展的机会。很显然，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可以避免通过依赖政府再分配手段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倾向。
　　三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市场的任何经济变动都可能会给转型国家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的背景下，应当始终掌握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动权，对经济发展有一个明确而切合实际的长远目标，保持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适度于预，确保经济的安全和有序发展。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强化风险意识，重视培养自身防范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立科学的预警制度和应急方案，建立一套既能维护国家主权，又符合国际规则的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应变能力。
　　（三）建立包容性文化
　　经济转型与文化、价值观念建设直接相连。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包括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而作为社会关系体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一种文化、价值的淘汰与发展，并不取决于其规模及流传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其能否有强大的生命力来最大限度地包容别的文化。能被包容的文化、价值才能长久流传，并且有持久发展的生命力。为此，中国要海纳百川，吸收各种文化中的有益精髓，作为互相发展的动力，顺利迈向包容性增长。与此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制度环境的协调性和兼容性，避免盲目推崇、引进外来文化造成的制度移植的非兼容性、非效率性问题。在转型深化阶段.中国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侵袭保持足够的警惕，防止其进一步分隔社会利益，增加社会无序。与此同时，要着力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将中华民族提倡秩序、和谐、包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崇尚稳定、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有机结合，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构筑稳固而强大的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包容性增长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实现有赖于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建立，包容性制度体系的创新，以及包容性文化的支撑。三者是一个有机系统，缺一不可。包容性增长有赖于将国外的先进发展经验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理念，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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