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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
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专业：班级：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 绩浅谈九一八事件1937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日 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当晚 10 时许， 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
在沈阳北大营南约 800 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 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 4 时许，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 时半，东北军第七旅 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 300 余人，日军伤亡 24 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事件的起始1931 年 9 月 18 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 2 营第 3 连离开 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 22 时 20 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 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 沈阳北面约 7.5 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800 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 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 3 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 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 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1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 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 2 师步兵第 2 旅第 29 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 2 营。当时，北大营驻守的 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 “沈 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 听后中央处理可也。 ”所以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 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 620 团未及时 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 逾万名守军被只有 500 多人的日军击溃。 可以说， “柳条湖事件”的发生，中国军队的惨败，跟中国当时当权者所 下的决定命令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虽然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 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考究“不抵抗” 的决策是蒋介石下的还是张学良下的，而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使得中国在短短 4 个多月内，128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 3.5 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3000 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才是要我们引起思考的问题，作为当权者，在被 外侵略者这样蹂辱时，依然保持“不抵抗”政策，这是国家的耻辱，人命的耻 辱！二、日本的野心以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整个中国东北带来 的灾难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前，日本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 已久。 “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 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在 1927 年夏，日本内阁 就在东京召开 “东方会议” 制订了 ， 《对华政策纲领》 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 ， “在 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 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公2然宣称：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从而确 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 1929 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 了四次“参谋旅行” ，侦察情况，了解到中国东北的整个地形地貌，甚至连哪 些地方有土堆、小山丘等都侦察得一清二楚。并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 案。 1931 年 6 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 ， 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 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 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 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 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 的各种准备。 日本的野心可谓是暴露无遗，缺的就是导火索。而“柳条湖事件”正是日 本自导自演的，为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导火索。 战争一发生之后，日军进军速度极快，很快就占领了北大营。当然，日军 之所以会这么轻松就占领东北军的营地，跟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有着莫大 的关系。 日军在攻打北大营的同时，关东军第 2 师第 3 旅第 29 团向奉天城攻击。9 月 19 日凌晨，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 辽阳的第 2 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 独立守备队第 3 营进攻营口、第 4 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 ；第 2 师第 3 旅主力、骑兵第 2 团、独立守备第 1 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 地。至 9 月 19 日 10 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 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 18 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 长春陷落。 月 21 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 9 敌，日军第 2 师主力占领吉林。至此辽林、吉林主要城市沦陷。 日本占领辽林、吉林之后，依然没有得到满足。10 月 1 日，东北军黑龙江 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 月 26 日，关东军第 2 师第 29 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 103主要城镇。11 月 19 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占领黑龙 江之后， 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月 15 日， 12 关东军进攻锦州。 1932 年 1 月 3 日， 日本占领锦州。1 月 28 日关东军第 3 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 调第 2 师增援。2 月 5 日，日军拿下哈尔滨。锦州、哈尔滨沦陷。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可以说，蒋介石的这个“不抵抗政策”使得千 千万万的中国人民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很多人因此流离失所，整个东北三 省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地狱，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 当时中国的参战兵力多达 160000 人，而日本
人，兵力上中 国占据绝对的优势，而结果惨败的还是中国，这与当权者的决策有着莫大的关 联，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带来了耻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生 活！三、九一八事件带来的影响“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 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 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 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 年 2 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 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 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1931 年，日本军 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 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4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 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 后的几年时间内， 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 直至今日， 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 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参考文献1.《中国近代史纲要》 ，2010 年，高等出版社。 2./view/34028.ht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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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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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着,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着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着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着进行详尽的分析。蒋着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着《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着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着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着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着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代发端的“革命”话语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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