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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微观）（英文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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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微观）（英文版?第3版）》是一部激发学生通过真实商务案例学习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微观）（英文版?第3版）》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现实的商业世界和经济政策，引导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和理解力。作者强调经济学原理在当前经济事件中的应用，所选的实例更注重商业现实，同时以适宜的难度详细介绍了所有核心概念。全书共分七个部分，以非常清晰的主题结构，从导论（第1～4章）、市场行为（第5～6章）、国内和国际经济中的企业（第7～8章）、微观基础：消费者和厂商（第9～10章）、市场结构和市场策略（第11～15章）、生产要素市场（第16章）与信息、税收以及收入分配（第17～18章）等方面阐述了经济学的原理。书中的“开篇案例”、“解决问题”、“建立联系”、“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案例透视”等专栏，可以使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变得更轻松有趣。
《经济学（微观）（英文版?第3版）》适合经济类专业的大学本科生、mba学生及教师使用，也可以作为研究人员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参考用书。
格伦?哈伯德―教授、学者和政策制定者。
哈伯德（R.
Hubbard）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和Russell
Carson金融经济学教授，同时他还是哥伦比亚文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此外，他还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并且是多家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包括：Automatic
Processing，Black
Closed-End
Funds，KKR
Corporation以及MetLife他还曾在Capmark
出版说明编委会总序作者简介前言术语表教学建议第一部分
经济学：基础和模型1.1
三个重要的经济学思想1.2
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1.3
经济模型1.4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1.5
预习重要的经济术语1.6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1a使用图表和公式第2章
权衡、比较优势和市场体系2.1
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机会成本2.2
比较优势和交易2.3
市场体系2.4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3章
价格从何而来：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3.1
市场的需求方3.2
市场的供给方3.3
市场均衡：把需求和供给合到一起3.4
需求和供给移动对均衡的影响3.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4章
经济效率、政府定价和税收4.1
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4.2
竞争性市场的效率4.3
政府干预市场：价格下限和价格上限4.4
税收的经济影响4.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4a需求和供给的定量分析第二部分
外部性、环境政策与公共品5.1
外部性和有效性5.2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私有方案：科斯定理5.3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政府方案5.4
四类商品5.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6章
弹性：对需求和供给的反应6.1
需求的价格弹性及其度量6.2
什么决定了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6.3
需求价格弹性与总收入的关系6.4
需求的其他弹性6.5
用弹性概念分析正在消失的家庭农场6.6
供给的价格弹性及其度量6.7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三部分
国内和国际经济中的企业第7章
厂商、股票市场和公司治理7.1
公司类型7.2
公司结构和委托代理问题7.3
企业如何筹集资金7.4
利用财务报表评估公司7.5
公司治理政策7.6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7a
分析企业财务信息的工具第8章
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利益8.1
国际经济中的美国8.2
比较优势8.3
如何从国际贸易中获益8.4
限制国际贸易的政府政策8.5
贸易政策和全球化的争论8.6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8a跨国企业第四部分
微观基础：消费者和厂商第9章
消费者行为和行为经济学9.1
效用和消费者决策9.2
需求曲线来自何方9.3
社会因素对于决策的影响9.4
行为经济学：人们的选择是否理性9.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9a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描述消费者行为第10章
技术、生产与成本10.1
技术：经济学的定义10.2
短期与长期10.3
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10.4
短期产量与短期成本的关系10.5
画出成本曲线图10.6
长期成本10.7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附录10a使用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来理解生产与成本第五部分
市场结构和市场策略第11章
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11.1
完全竞争市场11.2
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如何达到利润最大化11.3
用成本曲线表示利润或亏损11.4
短期内继续生产还是关闭的决策11.5
“如果每个人都会，那么你将无从赚钱”：长期中企业的进入与退出11.6
完全竞争与经济效率11.7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
垄断竞争：一个更现实的竞争模型12.1
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厂商的需求与边际收益12.2
垄断竞争厂商如何在短期利润最大化12.3
长期利润12.4
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比较12.5
市场营销如何实现产品差异化12.6
是什么带来厂商的成功12.7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13章
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厂商13.1
寡头垄断和进入壁垒13.2
使用博弈论分析寡头垄断13.3
序贯博弈13.4
五力模型13.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14章
垄断与反托拉斯政策14.1
是否真有垄断厂商14.2
垄断从何而来14.3
垄断厂商如何选择价格和产量14.4
垄断是否会降低经济效率14.5
政府针对垄断行业的政策14.6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15章
定价策略15.1
定价策略、一价定律和套利15.2
价格歧视：一物多价15.3
其他定价策略15.4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六部分
生产要素市场第16章
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16.1
劳动力需求16.2
劳动力供给16.3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16.4
解释工资差异16.5
人事经济学16.6
资本市场和自然资源市场16.7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七部分
信息、税收以及收入分配第17章
信息经济学17.1
信息不对称17.2
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7.3
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7.4
赢家诅咒：赢拍何时不是福17.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第18章
公共选择、税收体制与收入分配18.1
公共选择18.2
税收体制18.3
税收归宿的再讨论：价格弹性效应18.4
收入分配和贫困18.5
结论本章小结复习题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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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热卖榜经济学与常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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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类（专题）
经济学与常识理性
gamza 发表于
21:07:00 经济学与常识理性
(日下午在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的演讲)
我先介绍一下王老师。他最近有两本非常重要的书。1990年代有一本，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拓扑学方法和经济学应用》，还有一本是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拓扑方法》。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重要的。王则柯老师在学术上比我们大了一辈。1965年，他从北京大学数学和力学系毕业，导师是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这两位老先生的著作都是我案头必备的，但说实话，我并不怎么看得懂。到1970年代，王老师进入中山大学，现在是中山大学的经济学和数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老师原籍浙江，他是浙江永嘉人。王老师的简历大致上是这样。卫东可能了解得更多，等下卫东可以说一下。
接下来是我策划的一个惊喜，就是给王则柯教授颁发一个证书，聘请他为我们跨学科中心的第一位特约研究员。我们很高兴，希望王教授能够多指导我们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请王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演。这个讲演可能不是很深奥，但很重要。王老师讲完后，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我跟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以及叶航教授、罗卫东教授在前年就有过联络，当时就想到这里来，但2003年由于SARS的问题，就拖到现在。至于我跟丁丁联络的时间就更早了。
我一直看《万象》这本杂志。最新一期《万象》的第一篇文章，说的是蔡元培。蔡元培主长北大的时候，北大的系科设置与原来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当时设了15个系，蔡元培自己是浙江人，这15个系里面，大部分系的系主任也都是浙江人。文史哲，即中文、历史、哲学，这几个系的系主任都是浙江人；教育系、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浙江人。不仅如此，数理化，即数学、物理、化学各系，以及地质系的系主任，都是浙江人。由此看来，浙江这个地方，真是很了不得。
浙江是我的故乡，我觉得自己也沾了浙江的光。我在浙江永嘉乡下生活到四岁多，但温州基本上没有呆过，然后在杭州呆了一年左右，所以我还记得之江大学，记得六和塔，记得钱塘江。后来就经上海到广州去了。
汪丁丁：那是不是因为要躲避日本人？
不是因为日本人，是因为我父亲要从浙江落户到广州去，于是我们全家都去了广州。永嘉还有一位大学者叫刘节，他介绍我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关于刘节教授，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当年陈寅恪先生被批斗得很惨的时候，刘节教授自己也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还是站了出来，说“让我来替我的老师挨斗”。真是很了不起。
我随父亲去广州，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念书，又在上海教了十年中学，然后回到广州，这样一圈下来，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回过温州那个地方去了。2002年去了三天左右，其中到楠溪江半天。那次在杭州呆的时间比较长。我非常喜欢杭州，以后我每年都要来。如果全家都能够到这儿来度假，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阅历所及，彷佛法国巴黎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巴黎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在许多旅游点都看到游客们排长队。这种盛况，在纽约看不到，在伦敦也看不到，只有在巴黎，到处都在排队，整个漫长的旅游季节都这样。但是因为对于山川和森林草原的兴趣远在博物馆和大剧院之上，所以我个人并不热衷巴黎那种旅游资源。杭州更让人流连忘返。
我对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一下。刚才叶航教授去接我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就谈了一些。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这个跨学科的研究怎么开始呢？所以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既然来了，那总是要讲点什么东西的。我给了丁丁两个题目，一个是比较浅的，“经济学的常识理性”；另外一个是比较深一点的，“零测度与博弈论的奇数定理”。丁丁选了这个浅的，那我们就聊天，不一定能给大家多少帮助。
这几年，我是有一点虚名的。但如果把我说成是“著名经济学家”，我不敢认同。如果说我是“著名经济学教师”，就比较合适一些。我创造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在经济学教学方面确实有一些体会。
我与丁丁的交往，始于《读书》杂志和沈昌文先生。当时，我们都是《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丁丁的每一篇《经济学关键词》，我都推荐给学生。沈昌文先生还具体介绍我跟丁丁联络。那是1994年，我刚从美国短期访问回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因为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停留的所有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十天，对香港不大熟悉，就请沈昌文先生给我介绍一些在香港的朋友。沈先生对我说，你到香港，可以找丁丁。上个月丁丁到我们学校，讲起这件事，说还是很感动，因为那时候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但我与丁丁每次都阴差阳错，没能见面。我跟北京的梁晶也很熟，梁晶也总提到丁丁，一直想让我们见见，但没如愿。有一年我到北京，有半天空闲，我跟丁丁联络，可是那天下午丁丁要上课，还是没有见到。终于上个月丁丁他到了广州，我们才见了面。
但是我的走向跟丁丁很不一样。八年前，丁丁的《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出版的时候，许纪霖让我写一个书评，说“非你莫属”。我其实很早就买了那本书，这时候拿出来看，一看之下，我对汪丁丁教授知识的渊博佩服得不得了。我读书比较少，这也许跟你们的想象不一样。刚才叶航、卫东讲到他们的同学鞠实儿。鞠实儿研究哲学，主要是逻辑，研究得非常好，他有些学生，也来听我的课，我就讲过一些不太恭敬的话。我说，如果你现在要学牛顿力学，不一定去啃牛顿的《原理》，好的物理学课本，已经写得很清楚。我看书比较少，这是一个缺憾。但是丁丁的书，大家翻开来看，很多哲学。我从丁丁那本书知道，差不多从两百年前开始，到一百年前，在这个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面，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情，经济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我们经济学人就有点事情可以干了。可是这件事情在丁丁看来是很痛苦的，他在书里面写道，要“对抗”这个“不可抗拒的过程”。这个过程，指的就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里面分离出来的过程。
就在我读丁丁这本书的那段时间，在我们国家经济学界有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经济学家张曙光，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秦晖。争论的主要是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问题。秦晖教授对国企改制的实际变化和相应的理论或者论证很不以为然。与这个争论掺合在一起的还有《读书》杂志的变化。《读书》杂志在沈昌文先生主事的时候达到可读性的高峰，很多人后来都回顾说那时候的《读书》好。自从沈昌文先生奉示离开以后，新任主编把后现代的东西引了进来，搞得这个杂志同仁刊物似的。这两件事情掺合在一起，我对这种所谓后现代的语境颇为反感，我曾经写过文章表达对这种“后现代语境”的疑虑。当然，在这些事情上，我清楚自己完全是边缘的，主要是他们两边在争来争去。我发现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一个术语，叫做“常识理性”。按照他们那些人的说法，我们现在头脑里面所有的思考，都不过是“常识理性”，达不到他们那些“知识理性”的高度。要达到他们所谓的“知识理性”，一定要受过“后现代”的训练，使用后现代的话语才行。说实在，到底怎样才算是他们所说的“知识理性”，我到现在还概括不出来。但是从现象上来看，就是一定要在文章中出现很多哲学家的名字。张曙光和秦晖两位教授争论的文章里头，大段大段都是这个那个哲学家说的话，以及作者的诠释。为什么这样，我不大能理解。在我看来，那样一个发展，并不是很好的发展。所以，本来今天我准备好的PPT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缘起――知识理性、常识理性、哲学理性”。
我今天要谈的“常识理性”，非常重要。这个常识理性，不是人家贬斥我们的时候所说的那种常识理性。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登在报纸上给普通读者看的，题目是《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的智慧被善良蒙蔽的例子很多。首先可以谈到一个有关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有一句描述很有意思，大意是：商品这个东西，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它，但没有人注意它，只有马克思是个例外，他注意到了。马克思这个切入点很好。接下来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商品的价值由什么决定？如果是大量的商品，那是价格；如果是单个的一样东西，那是价值。
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历史上，我设想是出于善良的考虑，人们曾经相信，越有用的东西就应该越贵，就是说不那么有用的东西应该便宜，比较有用的东西应该贵一些。于是，就出现了“使用价值论”。但是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问题了。对人类社会来说，最有用的是水这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水，人类社会本身就不复存在。然后跟水成为对照的是宝石。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水和宝石”这个悖论在科学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宝石当然也非常有用，但至少有一点，宝石你可以找到代用品，没有宝石，人类社会照样前进，而没有水，人类社会就会灭亡。可是，在现实社会里，水比宝石是便宜多了。这样，就否定了使用价值论。
接下来，也可以设想是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就开始想，应该是越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越贵。这就出来了“劳动价值论”。结果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知道，双胞胎有一些是同卵双胞胎，还有一些是异卵双胞胎。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到一对不同卵的双胞胎，出生于同一个家庭，生出来就一个比较聪明，另一个不那么聪明。虽然他们父母一样，家庭一样，出生时间几乎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一样，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也很难说不一样，但是这对双胞胎后来的社会实现却很不一样。这就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了。大家可以想想，很多东西，不一定就是积累的劳动多，价值就一定高的。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觉得印度可能会在经济上对中国形成威胁。北京就已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他们最终的结论普遍是，印度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还早呢。但是有一点，印度现在已经比中国强，那就是印度的资源效率要比中国高。所谓资源效率，就是说，每产出一万美元的产值，你需要消耗多少煤炭多少石油？资源效率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十多年前有一个统计，日本的资源效率是中国的十几倍，美国大约是中国的九倍、十倍，印度大约是中国的三倍。我们的资源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呢？表现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可是我们的资源消耗得太厉害，我们的污染太厉害。大家可以想想，其实这里面的根子就是劳动价值论。你看看过去和现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它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说它们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些教科书说，一定要有劳动凝结在里面，才有价值。那么我现在问一下，我们现在跟日本争这个钓鱼岛，难道这个钓鱼岛凝结了人类的什么劳动在里面吗？再讲我们挖的煤炭，煤炭形成于人类出现之前，它到底凝结了多少人类的劳动价值在里面？其实，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大自然的结晶，是我们这块土地赋予我们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广州念完高中，上北京读大学，坐火车经过清澈碧蓝的北江离开广东，两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可是那时候已经开始砍伐原始森林了。现在北江两岸也有森林覆盖，但那不是原始森林，只是因为广东气候条件好，新长出来了次生林。原始森林有什么劳动凝结在里面？怪不得过去我们计算木材的价格，就只算雇了多少工人，用了多少柴油或者电力把它砍下来、拖到江边，运到你那个地方，就只算这个劳动成本。这样算，我们的资源有什么办法能不被浪费？本来，价格应该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应该是资源稀缺性的度量，这不是单单用劳动量或其变种能够能衡量的。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山西是个资源大省，以前的情况却是，煤炭挖得越多，山西越穷。这样的一个格局一旦形成，消除并不容易。它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的资源效率直到现在还落在印度后面。
这样的后果，我觉得是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带来的。翻开《史记》，《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有一段话，不但讲到现在老百姓都明白的“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而且还讲到，不需要人特别去指挥，社会的经济就能够自己运作起来。这个思想比亚当?斯密还早了一千多年，是非常出色的洞察。可惜我的文学修养不够，不能够把这段话背出来。
罗卫东：比《史记》更早的《管子》里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叙述。
我仿佛也有这个印象，更直接表达物以稀为贵的意思，但没有找出来。
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为贵”，从来就不会说“物以劳（动）为贵”，后者是五十年来的教育硬灌输给我们的思想，然后我们整个计划体系就按照这个思想来运作了。大家不要以为理论是空的，其实理论是真的实的，弄得不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以前我们讲一个人“政治好”，就是讲他的出身好，这样一个理论它马上就会贯彻下来的：你出身不好，你一边去！如果经济学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我之所以说那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这就是人们的智慧被善良所蒙蔽了。历史上，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都不是老百姓提出来的，而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提出这些理论的，都是当时的大经济学家，他们的智慧为什么被蒙蔽了？他们到底是不是被善良蒙蔽了，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过分善良，是容易被类似这样的理论所蒙蔽。
刚才说到，我感到最欣慰的，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教师。有人说，现在像我这样用心教书的老教师，已经不是很多了。应该说，对于教书，我是非常享受的。但是享受之下，我也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许多学生，学了很多东西以后，却表现出缺乏常识理性，就是说，他们经常把常识的东西给忘了。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97年一月，《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登载长篇通讯《一个小保姆和一部未出版的书》。在我的记忆中，《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来宣传一个人，这个小保姆是第一个。这件事情是怎样的呢？被歌颂的那个小保姆，她从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通过自己苦学，结果写出了学术巨著。你看一下那个小保姆，她的著作的标题，一个是《“当代帝国主义论”的新发展》，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透视》。我自认已经在经济学领域中泡了这么久了，但绝对不敢写这种书，在我心目中，必须是大师级的人物，至少要像丁丁这样的学者，才有资格写这种书。恐怕丁丁也不会去写，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小保姆写出来了。《光明日报》的报道说，这个小保姆，“十四岁考大学”，“十五岁考研受挫”，“十六天写十八万字”。在她通过保姆市场的“双向选择”来到北京一个家庭当小保姆后，还打赢了好几场官司。
这个故事具体是这样的：陕西有一个学生，她考大学不顺利，据说本来考上中山大学了，可是因为身高不够之类的原因，没有被录取，但她非常用功，然后去考研，各门课成绩都不错，但只有一门课考得不好，差了几分，结果受挫。后来，她遇到西北大学的文教授。文教授是考古学家，鼓励和帮助她，结果她跟了文教授不久，几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两篇考古学的论文，是关于仰昭文化什么的。有一次，她把论文送到北京的一个会议，被选中了，这个细节可能是真的，因为有不少会议，都是有文章交上来就行了，来一篇就算一篇。论文被选中后，教授又带她到了北京，介绍给一些学者。这样她就在北京住下来了，当小保姆。她当小保姆不计较钱，就希望能有时间看书，谁家里书多，她就给谁做。最后她做了李家的保姆，李先生是国家某经济职能局的前局长，地位很高。文章说李先生是在保姆市场上与她认识的，经过双向选择，到了他家。这位小保姆以“16天写18万字”的速度完成的著作，水平怎么样？《光明日报》的文章说，很多专家，有名有姓的专家，都给予好评，这里面除了李先生以外，还有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国际政治经济类研究所前所长，还有西北大学经济学院的何教授。这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官员，都给予小保姆的著作很高评价。这个小保姆，她考古又行，经济学又行，打官司也行，考托福也得高分。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觉得比较离谱，离开常理太远。
转眼学校开学，我给研究生上课。在第一堂课，我用半个小时讲这件事情，讲的时候我没有发出预警，而只是按照文章的口径介绍这个小保姆。讲完后，我问这些研究生感觉怎么样。结果绝大部分同学都佩服得不得了。这个事情是很要命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些同学真是太善良了。他们体会的是，这个保姆这么艰苦，这么聪明，然后遭遇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之后不久，《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一个保姆和她编织的谎言》，发表文章把调查真相公布出来，原来完全是假的。
那张报纸，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们的同学真是非常善良。这件事情很可以发人深省。由此我痛感，你学了那么多东西以后，老师让你做题，你会做，让你解决什么问题，你会解决，可是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这样是不行的。至于小保姆故事，症结并不在小保姆，在于反映我们的学术环境。
还有去年的一件事情。2004年一月，当2003年的报表数据出来以后，传媒一片叫好，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战胜了SARS，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很不容易。不过当时也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先是从《北京青年报》出来的。《北京青年报》至少在几年前是很有影响的。原来我给《南方周末》写过几篇小稿，《北京青年报》跟我约稿的时候就说，“虽然我们的影响没有《南方周末》那么大，可是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北京青年报》就从2003年的统计数据中抓出了一件事情，说的是：虽然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到2003年底，还有接近6成的人生活在平均线以下。又过了几天，《中国经济时报》就这件事情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国经济时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我们搞经济学的人经常看，上面经常有一些非常好的文章。《中国经济时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头版，篇幅很大，题目是《令人耿耿于怀的平均线》，说“一片叫好声中”，只有《北京青年报》指出，还有接近6成的人生活在平均线下面，这是多么令人耿耿于怀的事情！接下来还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长篇大论。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学校先后进行研究生入学面试。报考我们学院的研究生非常多，好几百人，但我参与掌握的那个专业，不那么热门，而且许多人怕，不敢考，所以报考的不是太多。参加我参与主持面试的考生中，有十几个是考博士生的、十几个是考硕士生的，我们按照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的人。这二十几个人参加面试的时候，我把《中国经济时报》这篇头版评论复印下来发给他们，布置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先读这篇文章，然后写一篇几百字的评论给我。结果这二十几个考生里头，只有一个同学，来自浙江财经学院的，说六成居民生活在平均线以下，是很正常现象，不值得大做文章。她没有跟着文章的渲染走。这个同学我们录取了。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个专业一共录取了十个人，他的笔试成绩排在第十二名，比其他学生要差几分。
这种事情首先需要常识的判断。一个社会，如果是像太平天国所宣称的那样，人人都一样，那当然就没有话说。只要这个社会稍许有点贫富差距，六成或六成以上的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几乎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你可以去查一下瑞典、丹麦、芬兰这些福利国家看看。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数据模型。假定一个地方居民从穷到富分成10组，每组收入只递增15％，这样一种贫富差距是非常温和的，最高那组的收入，是最低那组的1.15的9次方。这个数字很容量算出来，最富那组收入是最穷那组的大约3.5倍。这是非常温和的贫富差距，因为我们的现实数字要比3.5高很多。但是即使是每组收入只递增15％，也有超过六成的居民生活在平均线下面。就这事，我还找了一个学得比较好的学生来计算过。那是在寒假里面，这个同学比较早回到学校，我请那个同学就上述数据去算一下基尼系数，结果他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很大，说已经超过警戒线很多了。我说不对，肯定算错了。他再算了一次，还是第一次算出来的那个很大的数字。这时候我要求他想想，按道理这么大的基尼系数对不对，终于到第三天，他才算对了。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你甚至可以想像有一块楔形的木头，左边的宽度是1，右边的宽度是4，分成长度相等的10段。这样的木头，你看它的重心在哪里？你看看是不是有六成多的长度位于重心左面？这应该给我们以启示。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有趣的平均数渲染》。
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仍然很多，贫富差距的情况尤其严重。我甚至觉得，我们国家如果会栽什么跟头，那很可能就是栽在贫富差距太大上面。问题是要说这个事，得找别的理，甚至怀疑是不是只有不到六成的居民生活在平均线以下，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六成居民生活在平均线以下”作为贫富差距大的依据。
这样的事情，其实萨缪尔森早就告诫过我们。高鸿业教授在坐冷板凳时期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并且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主体内容做得非常好。开篇不久，萨缪尔森就告诫他的读者：“文字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对文字的反应并非不偏不倚。”比方说一队人去登山，你发一条新闻说“半数队员成功登顶”，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发一条新闻说“半数队员未能登顶”，他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硬是不一样。这种感觉骗骗别人可以，可是现在非常可怕的就是，它已经骗倒了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生。经济学已经学了那么多，老师叫你做一个题目，叫你论证一件事情，你都会，可是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要论证一件事情，老百姓是不会的，但是你会，因为你已经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可是面对一些常识问题的时候，你却没有了判断。这是非常要命的。
回到教育上面，我们不能蔑视常识，不能没有起码的判断。小学时候做应用题，老师就要求我们验算，其实主要是学习判断；后来到了中学，学了一元二次方程，因为要开根号，题目一般有两个解，老师要求我们判断哪一个解合理，把不合理的解舍去。小学中学老师一直训练我们判断，想不到经济学学得多了以后，反而不会判断了。这是我很着急的一件事情。
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成为经典的例子。这个例子反映我们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问题。大家记得，大约在七八年前，联合国有一个文件，提出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于是在我们国家，“知识经济”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记得，在两三个月里头，书店里就出现了十几本新书，都写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出现还没多少时间啊，怎么那么快就写出那么多书呢？现在，那些书早已经没有人看了，它们的价值可想而知。在知识经济炒得最热闹的时候我说，关于知识经济这个概念，讲得最准确的，其实是在今天之前差不多一百年的萧伯纳。萧伯纳说：“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还是一人一个苹果；我有一个主意，你有一个主意，如果我们交换，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了两个主意。”这其实已经把知识经济最要紧的东西说出来了。你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要想出这个主意来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主意出来以后，交换给我却非常容易，就像好莱坞做一部电影，它要花几千万美元，最后做成数码产品，如果你要复制，两三块钱就拷贝过来了。你不是靠资源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靠主意、靠知识来使你的经济发展上去，我想知识经济大体上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离开这个要点，不过是廉价的炒作而已。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有一位副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他们不仅讲知识经济的理论，还讲知识经济的测度和测度方法。理论都不清楚，怎么就能够测度了？我把他们整本书翻了一下，发现其中只有一个东西是他们的首创，叫做“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知识经济搞得好搞不好，先不谈了，远得很呢，“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测定，倒似乎是可以先做一做的。那么这个“信息资源丰裕系数”R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按照他们的定义，所谓“信息资源丰裕系数”R，是一个比值，其中分母是M，分子是从P1加到P4，再从Q1加到Q6，然后从T1加到T5。写出来就是：
R =（（P1 + P2 + P3 + P4）+（Q1 + Q2 + Q3 + Q4+ Q5 + Q6）+（T1 + T2 + T3 + T4+ T5））/ M
其中，M代表测度期测度范围内的人口总数，P1代表数据库数量，P2代表获得专利和商标数量，P3代表图书报刊出版数量，P4代表视听产品生产数量，Q1代表计算机拥有量，Q2代表文化设施拥有量（图书馆、信息中心、档案馆、博物馆和文化馆），Q3代表新闻设施拥有量（电台、电视台），Q4代表娱乐设施拥有量（电影院、剧院、体育馆和电视机拥有量），Q5代表邮电设施拥有量（邮电局网点、邮电业务量），Q6代表通讯设施拥有量（通讯网点、电话机拥有量），T1代表测度范围内的识字人数（或识字率），T2代表中小学、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或教育机构普及率），T3代表科研人员数（或科研机构普及率），T4代表政府部门人数，T5代表咨询机构人数。
这是非常奇怪的东西。人口M先不讲，分子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加起来？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大剧院等等。我们听说过北京盖那个大剧院要许多个亿，上海盖那个大剧院也花了许多个亿。通讯设施拥有量，其中有一项，荒唐到包括电话机拥有量。电话机几十块钱买一个，你把几十块钱买一个的电话机，和北京、上海花多少个亿盖的大剧院，就那么加起来，权重完全一样。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来呢？其实我们小学的老师已经谆谆教导我们，不同单位的东西不可以平权相加。虽然小学生没有平权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不同单位的东西，不能够这样相加。可是现在，一部电话机的1和一座大剧院的1，就这么1 + 1 = 2地加起来了，然后去计算“丰裕系数”。这位副教授还真的就这样做了，把日本的“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美国的“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印度的“信息资源丰裕系数”、新加坡的“信息资源丰裕系数”，都似模似样地算了一篇。我真是奇怪，他怎么算得出来这种东西？
这位先生姓谢，是我们学校的，非常勤奋，写了很多书。我跟他讲，你这样做不对。但是他不听，因为有人支持。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陈教授，后来曾经当过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会长。他们这么做，背后还有乌教授支持。这样一来，关于“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故事就长了。原来，谢老师提出所谓“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论文”，先是在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刊物上发表，然后在各种支持之下，在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了本书，叫做《信息经济学原理》，领衔的作者就是谢，差不多同时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信息经济学教程》，领衔的作者是陈，随后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那本《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这几本书无一例外都全文拷贝了上述关于“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论述和计算。到最后，乌教授也站到了前台：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题为《信息经济学》，领衔的作者是乌教授。你们到图书馆看看，咖啡色封面的书，里面同样拷贝上述关于“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论述和计算。乌教授执笔的前言写道，他负责全书的“统改定稿”，表示他对全书负责。
真是非常奇怪。明明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居然就变得搞不清楚了。前面讲到的平均数还是传媒在搞，这个例子则是学术圈内的人在搞。我不由得回想起大约七、八年前跟张维迎教授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讲自然科学有院士，为什么社会科学不搞院士？张维迎教授的态度非常鲜明：千万不要搞。搞了院士，这些人更加不得了。这是因为话语权在他们手上。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学术界的最高评议机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里头，乌教授连任的时间很长。
在现行的体制下，我们有一些学者颇占便宜，他们一方面懂得一些新的东西，一方面又懂得在必要时批判这些新的东西。以往许多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书不就是这样吗，几乎每一章都有意识形态的评论，保证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国内经济学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常常这个那个点都没有，那些比较逊色的地方，反而什么都有，一级博士点啦，学科基地啦，等等。什么都有，是因为他们说了算。回到“信息资源丰裕系数”的创造，陈谢那本书出来以后，我在北大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个评论，请教他们是怎么回事。现在是乌教授领衔了，我就要向乌教授请教。
多年以前我曾经跟谢交换意见，提出“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把网络和IT纳入信息经济学这样搞不对；信息经济学所对付的问题，前提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谢的回答也很坦率，说“乌老师不这么看”。这倒是实话。那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信息经济学》，开宗明义在乌教授执笔的前言就写着：“此书的目的，是试图建立信息经济学的新体系”。创新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能不能像他们这样创新？以为网络和IT这些东西就是信息经济学，是出过笑话的。大约十年前，我国一个很高层的“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美国，那时钱颖一教授还在斯坦福大学，他们要求钱颖一教授帮忙联络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跟他们谈谈信息经济学。钱颖一教授就把阿罗请来了，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元老级人物。但是谈着谈着就发现不对了，原来代表团关心的却是信息高速公路、网络技术之类的信息产业问题。这是有记录的，钱颖一教授写出来作为例子。
他们的力量很大，许多国家级项目都可以拿到，奖项也不在话下。就是在创造“信息资源丰裕系数”那样的东西以后不久，那位先生取得了博士学位，晋升为教授，很快取得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这样的学术生态，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吗？
前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感受普林斯顿》。我们国家曾经起劲地合并大学，现在又拼命扩充大学。当年的大学毕业生，2000年是180万，去年是280万，2008年将是400万。这种跃进是“大跃进”年代也没有过的，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出现过。大学是不是一定要大，学生是不是一定就越多越好？这些年权威的美国大学排名中，普林斯顿有几次位列第一。普林斯顿是一所只有六千学生的大学，而且以本科生为主，普林斯顿就是以她的重视本科生自诩的。从人均基金上看，普林斯顿比哈佛还高很多。哈佛当然很了不起，但是普林斯顿没有法学院，没有医学院，也没有商学院，却经常排名第一，也很了不起。美国有两所学校，普林斯顿和加州理工，都是以本科生为主的。加州理工也很了不起，也常常名列前茅，我们国家老一辈的科技精英，许多都是加州理工出来的，像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谈家桢等等。加州理工的人更少，比较偏重于理工，因为它原来有军工背景，普林斯顿原来比较偏重于人文。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独立的学术机构，爱因斯坦的后半生都在那里度过。最近几天，正值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缅怀普林斯顿，那是我在国外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高等研究院的院徽，中心是一个抽象派的女性的裸体，院徽上铭刻的motto即箴言写的是“Truth and Beauty”，中文意思是“真和美”。中国人一开口就是讲“真善美”，人家这个箴言，却少了一个“善”字。我今天的讲话，就是借这个院徽给“善”字打一个问号，我的那篇短文的题目就是《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你可能善良地觉得因为它最有用，所以应该最值钱；或者善良地因为觉得它最难被做出来，所以应该最值钱。结果都远离真理。或者你更善良，你知道他是院士，知道他是学科评议组成员，就以为他一定掌握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劝同学们不要太善良，要有自己的判断。当然，你们要紧的是学习，而不是抗争。我都抗争不过来，何况你们。但是情况你们要知道，要心中有数。
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老本行经济学。对经济学，长期有一种说法，叫做“a dismal science”，通常被翻译为经济学是一个沉闷的学科。但是对这句话，至少在2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新的解说。就我的阅历所及，这个新的解说首先是由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Jack Hirshleifer教授给出的。我自己入经济学的门，是看邹至庄教授向我推荐的Hirshleifer的《价格理论与应用》。Hirshleifer是张五常的一位老师，张五常的张扬大家都知道，包括说没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和他相比。张五常手下留情的老师不多，其中一个就是Hirshleifer。张五常一直批评博弈论没有用，说“博弈论搞了这么多年，你举个例子给我看”。其实没有人跟他较真就是了。他的老师Hirshleifer在大前年或者更早，得了美国经济学会杰出成就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
我同意Hirshleifer的看法。如果历史上经济学曾经是一门沉闷的学科的话，那么自从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以来，经济学已经变得很有趣了。今天一再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就是这样，入门比较容易。在经济学的新发展里面，需要预备知识这么少的，我看就只有信息经济学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花个把小时给大家讲一讲。今天是没有时间了。
《价格理论与应用》开头就写着，Economics has been called the “dismal science” because economists often bring bad news. They point out that a superficially appealing project may turn out not to be such a great idea once the responses of all the affected individuals are considered。可不是吗，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认真的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带来泼冷水似的意见。当许多人已经因为炒股票发得不明不白的时候，你去告诫他不要盲目向股票市场投资，他很难听得进去。这真应了上引的话：“经济学一直被称为‘沉闷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带来坏消息。他们会指出一个表面上看来很吸引人的项目，很可能结局并不那么美妙……”。就说发财梦吧，你看，那么多人炒股票发了财，似乎他也去炒股票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项目”。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听得进去“很可能结局并不美妙”呢？但是结局果然不那么美妙，许多人被套牢。关于最低工资法的设立也是这样，经济学家并不只是看到它的好处，还看到设立有效的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失业。
经济学作为a dismal science，过去一直被翻译为“沉闷的科学”，强调经济学本身沉闷。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早已不再沉闷。那么多学子选择经济学，学得津津有味，就是一个证明。在我看来，学经济学的人，明白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这样来理解经济学是dismal science，学理上比较讲得过去。没有这个认识，经济学就走不出诠释政策的小媳妇的天地。
所以对于一个项目，一般人的思路是提出问题，problem，找到解决办法，solution。但我们经济学家还要考虑consequence。有了这个问题，你采用某个办法去对付，还要看它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后果。这就是经济学需要做的。经济学已经非常有趣。我的许多学生学经济学，题目做出来，会很有成就感，就是一个说明。但是经济学应该比人家看到的看得再远一点，要指出各方面的可能效应是什么，它们综合起来，会是怎样的效果。萨缪尔森举过看游行的例子。美国华盛顿春天有樱花游行，加州有新年花车游行。你到街上去看，但挤在人群里面看不清楚。这时候人家给你出主意，让你踮起脚来，不就看得清楚一些了吗？但萨缪尔森说，如果每个人都踮起脚来的话，那就只有支出了，视野并没有得到改善。这当然首先是“合成佯谬”的一个例子。总之，经济学要看到多一点东西，除了提出sulution外，还要看到consequence。所以我觉得经济学非常有趣，但是它的品质不是讨好的。我今天讲这些话肯定也不讨好，但我还是应该给同学们讲一讲。
我就讲这些。谢谢。
在王老师讲之前，我们这些人，跟上午讨论的人一起，都在琢磨，您这儿讲的常识理性，到底是什么？
现在许多学生学经济学还是因为他们善良。大部分人学经济学可能还是不会如您所说的感到有乐趣。如果有乐趣，还真的是好事。
但是我相信中山大学听王老师课的学生，肯定会觉得学习经济学是有乐趣的。有些老师，确实是能够将经济学中的乐趣带给学生的。我觉得老师非常重要，尤其是像王老师这样的老师。
经济学的确可以学得很有意思。我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今年以前，还一直给本科生上课。我自己也非常享受。当然啦，就像经济的走向是由强势集团所左右的一样，我也知道教室的反应，主要是由学得好的学生给出的。所以有些学生说他做出了题目有成就感的时候，我这个老师也就很有成就感了。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教书。技术上，我是数学出身，但是我上课，两节课下来，从来不写满一个黑板。有一些年轻博士，教什么高等微观、高等宏观的，一黑板一黑板公式写下来，那样是让学生受罪。甚至他自己是不是已经懂了，也需要打个问号。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人家书上写满了公式，所以他在黑板上也写满公式。年青人上来了，有他们的长处，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机会，他们一定会不断提高，会做得更好。另外一点，扩招以来，我确实有一个担心，教学的质量在下降，学得不那么好的同学的比例在上升。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无奈。你这样扩招，100万到280万到400万，质量下降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提问者一：
春运的时候，火车票很紧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个很强的声音，就是认为火车票紧张是因为价格低，认为火车票应该涨价。对应于王老师刚才讲的“善良蒙蔽智慧”，这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蒙蔽？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以前我就谈过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飞机票不准降价，火车票不准涨价。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火车票的名义价格，应该上涨，平时火车票打折，到春节的时候执行名义价格。春节火车票那么紧张，黄牛党那么猖狂，这就说明价格背离供求了，背离火车票的稀缺性了。这个问题上就是善良蒙蔽了智慧。但这也要看对象，如果我能够跟学生讲清楚这个道理，我就跟他们讲。如果老百姓老是不理解，我也不能够一定要求他们理解。今年在媒体上就是一面倒的声音，有的标题已经非常煽情了，说如果火车票涨价，就是“剥夺农民工回家过年的权利”。报纸上通篇这样说，那说理的空间就很少了。今年也有传媒找我要我再写文章，我对他们说，我都已经写过了，没有新的东西需要补充。
我看过王教授您的文章。对这样的问题，确实需要常识也需要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回答得清楚。但是在中国，铁路和其他交通都是政府垄断的，这是个事实。我们讲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它是没有垄断的，市场是自由竞争的。没有自由竞争的时候，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更进一步说，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有等度的自由、等度的机会来获取财富，这就是说民工的子女，与北京市的小孩，他们应该有同等的上大学的机会。当这些机会都均等的时候，由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事实是，一方面，火车票是铁路部门独家垄断的；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中有许多人，比如说民工，他们确实是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得到同等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再让火车票涨价，他们怎么办？
我明白你的意思。民工的权利，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无论你采用什么措施，最后的结果，你不能破坏基本规则。你讲机会平等，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人们持有的货币是否应该平等？如果为了一些人的权利，而采取一些特殊措施，那会有问题的。我们国家以前有特供商店，有特殊身份的人才可以到这些店里买东西，你这个东西，十块钱买来的，很糟糕；他那个东西，两块钱买来的，却很好。那么现在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让民工买得到火车票，让其他人买不到呢？我想在市场上，货币要等值。你还谈到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这仍然要注意做到钞票面前人人平等。我可能概括得不是很准确，应该让民工孩子和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交同样的学费。现在的问题是民工子女要交额外的入学费用，这个是最不合理的。高考问题上，要分数平等，不能说像北京，入学率高到不得了的程度。要从这个思路解决。或者对穷的孩子，政府还可以免他的学费。免学费，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支付，这都是可以算出钱来的。
我不赞成人为地把火车票弄得这么低。弄得这么低，就造成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然后里头就有很多其他事情发生了。铁路的一些部门欢迎这么做，因为票紧张了，你给我好处，我才给你票。黄牛党也欢迎这么做。其他真正需要火车票的人，即使去排上几天几夜的队，也要很好运气才能买到火车票。其实排队几天几夜，你不能不把它折算成货币。
经济现象里面还有两个类似的例子。十多年前，有个反暴利法。反暴利法，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战争年代或者非常状态，可能需要反暴利法；计划经济的时候，因为资源都由政府控制，反暴利还有一点道理；市场经济以后，不应该有单纯的反暴利法。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不用反的，就是最低消费。我开一个饭馆，你要包一个厅，你要保证最低消费。这种东西，经济发展以后，不用反它自己也会消失。你现在到广州看看，几乎没有人搞最低消费了，谁搞谁倒霉。反暴利法也是这个样子，没有用，经济发展好了，就会解决。
苏振华的这个看法，是有些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在里面的。对此，我也是比较赞同的。我在这里解释一下。自由市场就是一个价格机制，若要妨碍它正常运作，你就要付出妨碍价格机制发挥最优作用的代价，然后你再来权衡这个代价是高了还是低了。王教授刚才的看法是，如果不提价，尽管这个愿望是善良的，但是民工最终未必能够买得到便宜火车票，就是说代价未必低。但是苏博士的问题意识在于，我们这个市场经济不是西方原发性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利结构也是极端扭曲的，权势集团控制着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则完全没有任何资源。这就说明初始权利不够均等化，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初始起点根本达不到，或者说必须要经过初始资源的一次再分配，才可能有民工买得起的火车票。否则的话，民工在建筑工地上干完活，又拿不到钱，工头给的是白条，他们回家就没钱。这样，民工的权力，这里是power，还不是right，这种政治权力，都还是扭曲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诺斯说的那样，只有通过政治博弈，把政治规则确定之后，才可能发生经济资源市场正常配置，自由市场才是可能的。我想苏博士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苏博士的论文是作奥地利学派的。
就像刚才丁丁讲到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你一下子还不清楚这个代价在哪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关心弱势群体，应该采取另外的办法，包括政府必要的转移支付。比方说现在搞的反哺农业（做得怎么样，先不讲）。总的来讲，在火车票问题上，现在黄牛党那么厉害，春节的时候你要出动那么多的警察，这个代价是很高的，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本无市场，谈何价格”。对于价格管制，张五常讲租值耗散，这个现在也已经成为常识了，这些我都同意。我要讲的是，在火车票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用另外一种智慧、另外一种善良蒙蔽了一种智慧。我们以为市场是有效的，这可能是一种智慧，但其实事实上市场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还是相信以市场机制可以来解决问题，这可能就是以一种智慧蒙蔽了另一种智慧。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讲的是垄断的问题。现在铁路是垄断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过去我们以为只要是网络的，就是没有办法竞争的，总是自然垄断的。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同样是网络，电信已经开始竞争了，现在联通和移动竞争得这么厉害，得到好处的是消费者。另外，铁路火车票供不应求的时候，汽车就会跟它竞争了。所以那些人说“剥夺民工回家过年的权利”，这种说法是太煽情了。至少长途汽车还多的是。
有些地方确实很穷，有些地方还有另外的问题。其实包工头也是很惨的。我以前以为包工头都很坏，后来发现不少包工头也是很惨的。工程做了，他拿不到钱，民工追他，把他打死都有的。这是另外的问题。我觉得竞争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王教授对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货怎么看？
感谢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有话可讲。
抵制日货，我觉得至少是非理性的。如果中国产品好，我们谁不愿意用国货？对于“小日本”，我们普遍有点讨厌。你看德国人多好，到波兰去下跪，一再认错。日本人一向看不起我们。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现在对于日本的事情，当然是中央在掌握着。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个背景：现在中国如果跟日本发生常规战争，中国是打不过的。现在打仗不是靠勇敢不怕死，你还没到人家跟前，可能就已经没了。好在我们有原子弹。问题是怎么能够设想使用原子弹呢？有人问，钓鱼岛日本军舰去了，中国军舰为什么不去？这里头很复杂。首先怪我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把自己搞坏了。1950年代日本是怕中国的。我在广州记得很清楚，1958年以前，香港不比广州富多少。当年很多香港人到广州念书，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那边来的嘛。香港明显比广州富起来，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有些人愿意到香港，并不是那个时候香港富，而是因为觉得香港自由。
现在话就不太好说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得忍辱负重一些年头。等到我们有几艘航空母舰了，其他一些东西也都有了，再说。我看现在，我们的姿态尽可能低一些好。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抵制日货这个热情转到提高民族产业的素质上来。中国是个加工工厂，抵制日货受害的可能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第二，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值，占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双方发生贸易战的话，损害更大的是中国。第三，中国产品的并不好。我觉得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支持民族产业。
这是对的。以前有个说法，日本人打不过美国。但其实不用打，后来日本的产品大量卖到美国去了。实际上现在中国确实有一种忍辱负重的味道。我们耽误了十几年，如果我们能够再有十几年发展的机会，或许情况会好一些。
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情中国政府做得比较漂亮，就是对于日本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事情。当时已经好像四比一，日本好像已经把其他国家都打通了。这时候中国提出来不要设时间表，直接目标是安南的时间表。得罪一个安南不太要紧，避免跟日本正面冲突，日本是和我们一衣带水的一个国家。我们说不要设时间表以后，然后美国也说不要设时间表，俄罗斯也说不要设时间表。这就做得比较漂亮。最近小泉的行为也收敛了一点。
我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在我印象里头，邓小平有两样事情是讲得非常精彩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香港。有一次，邓小平跟香港人士谈话的时候，谈到五十年不变，人家问他五十年以后怎样，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就更不用变了。这句话现在没什么人提。有些官员说五十年后就由不得香港了，我觉得邓小平的意思不是这样，其中的意味，大家可以慢慢体味。第二个事情，据说邓小平有个政治遗言，就是中国不能跟美国对抗。这是很明智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虽然很痛心，像王伟撞机、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很痛心，但也只能适可而止。等到强大的时候再说。
近代史和现代史告诉我们，世界大国没有和平崛起的先例。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就表现为一系列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后崛起国家，我们只能够走和平崛起的路。但是，别人总是容易怀疑我们的和平崛起。
我觉得我们的产业结构要大力调整。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产品的原创性……
对的。相信你说的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怎么变，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市场会教育我们怎么变。当然已经发生的进展，比起我们的愿望来说，总是慢一些。
去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对工业、房地产业进行了调整，这里面还涉及到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像浙江这个地方，同样征用一亩地，具体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很不相同。补偿给农民可能是二、三十块钱一个平方米，但后来出卖的时候可能是二、三百万元一亩。下一步浙江还能不能再通过这个方式来提供土地。……
你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似乎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经济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章法的，特别是征地。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官员手里掌握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例如大学城，这里搞了以后，又到那里去搞。至于大学大幅度扩招和其他一些事情，其实一些学校的校长书记都不想做，但是上级官员把他们叫去，说现在给你们一块地，你们要不要，如果不要，就不给钱你们。没有办法啊，几十几百个亿都在他手里。
你谈的征地不讲道理，补偿又不到位，这种情况很多。但是今天不谈这个问题。
我替王教授回答一下。浙江的情况，毕竟和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样。浙江有些地方的政府，与外地的政府，实际上有一种竞争。因为浙江的民营企业中有相当多，可能有几千家了，开始转移到上海。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用地的成本，浙江大概是上海的五到六倍，浙江大概是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一亩，上海大概是二三万到五六万一亩。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企业在浙江拿地真的有这么贵吗？因为实际上农民并没有拿到这么多补偿。老姚，我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这两年组织了学生进行过这方面的调查，发现其实是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一旦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就成为国有的了，这是1980年代以后的宪法规定的。土地国有之后，就由政府官员来控制了，这个政府官员转让土地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如果是协议转让，那是靠走后门的，他可以大量地收取个人的好处，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出去，这就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是公开招标、拍卖的土地，那就真是寸土寸金的了，杭州的楼价就是这么一万一万地涨上去的。因为政府控制了太多的土地资源，很多地产开发商为了争夺土地，不管怎么样，都得上。这样就极大地扭曲了价格机制。我想这位同学的问题意识在这。
很多地方都搞开发区，一个县、一个区都搞开发区，浪费很多土地，主要问题就是官员权力太大。如果是企业家去搞，那他肯定是要讲效益的。但是官员去搞，情况就不一样。
在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猜想，叫做Tiebout猜想（这不是定理，因为没有证明过），就是说如果你允许居民自由迁移，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它的能够获取的好处）是和本地居民的人口密度相挂钩的（即人口越多，收取的税越多，政府能得到的好处越大），同时如果迁移成本是足够低的，这就可以造成地方政府土地政策之间的竞争，而这个竞争最终会有一个Tiebout均衡。这个均衡有一个类似于一般均衡的推测，就是资源和人口的配置会达到相对最有效率的状况。所以上海现在吸引了浙江的民企过去，这非常正常，这是对Tiebout一般均衡猜想的一个证明，这非常好啊。这促使抵制政府官员的腐败、规范你政府官员的行为，因为这样做了，然后你才能把你的拿地成本降低下来，这样企业家就会回来。企业家就是这样。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学的道理。但这里的关键不是他们不懂得经济学，关键是问题不是经济学的。
刚才你说到在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情上做得漂亮，我想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做得漂亮？
为什么……？
这是一个常识的判断。
我就是觉得它做得漂亮。没有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最丢面子可能是安南。安南昨天还在印尼说，希望别人支持他那个方案。恐怕难度加大了。
您是不是有个假设：如果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就天然对中国不利？
我没有这样的假设。
他是在假设中国人民已经全民投票决定不喜欢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这个基础上进行经济学推理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政府做得好，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刚才说的抵制日货就不好，那容易给人抓住把柄，夸张点的人说你搞义和团，平和点的人说这样奥运还怎么放在中国搞。中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中国产品确实不够好，最后受苦的是消费者。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抵制日货那几天，在很多IT网站上，你都可以看到，头版头条都是“抵制日货，支持民族产品”的广告，但那些东西不能用啊，一用肯定就坏了。不过那几天那些东西就是卖得特别好，而索尼什么的，就没有人买了。这位同学说得对，最后受苦的是消费者。关键是抵制日货难以为继，消费者最终是有福利倾向的，他不会为了抵制日货而长时间去忍受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货的痛苦。中国人办的企业生产的数码相机可能一按就坏，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到底谁是民族企业。我们专门在北大组织了学生对所谓民族企业的“成分”进行过调查。企业之间掺股，掺到30%的时候，你就根本区分不出谁是中国的，谁是外国的了。他是中国人，是某富人的儿子，控制了一个民族企业的51%的股份，但他可能早就加入瑞士籍了，你怎么着？这是哪里的企业？你保护的是谁啊？你搞不清楚啊。这实在是很荒唐，我今天说一句得罪人的话，抵制日货实在很荒唐，抵制哪个国家的货都很荒唐。你得把产权搞清楚。说到底我们对于外国人的情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情绪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说实在的，我们是有情绪，但不能朝着内部发火，这才冲着别人去了。我是北京人，说话很直爽，如果你能上街游行反对另外一些东西，你早就那么做了，根本不用等到反对日本人的时候才去上街。
我还想到韩国的工业的发展。多年以前，韩国的三星、LG什么的，也都是质量不太好，也根本没有品牌，但现在都起来了，这是产业政策的成功。……
日本、韩国的产业政策都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韩国、日本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都有。例如韩国的重化工业惨痛失败，导致了韩国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日本在造船业上、在电子工业上，产业政策都犯过类似的极大的错误。1990年代早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论证控制冰箱生产线、控制彩电生产线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过，这不就是又要搞韩国模式吗？你政府怎么知道哪个厂、哪条生产线就是可以成功的，就是标准的？这样做，早晚要犯日本和韩国的犯过的错误。日本、韩国的经验表明，现在成功的，很可能恰恰是当时政府不让生产的。例如，Honda汽车，当时是被日本通产省明令禁止生产的，当时日本政府支持的是Nissan，人家Honda是自己冲出来的，到现在搞得全世界都是本田车在跑。你要看看市场的力量是什么样子的。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在这一点上都不会动摇。你别跟我谈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民族主义我都有，我比你还厉害。但只要进入经济学领域，我就要捍卫我这个。真理就是这样，真理不向任何情绪低头。但是出了经济学领域，在这一点上我跟王教授有所不同，出了经济学领域后，我们还要衡量一下代价到底有多大。如果全民投票有了结果，说我们就是这一辈子不想好好过了，就是掉脑袋，也要抵制日货，那我就拿这个“客观价值”当作经济学假设，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给你出主意，怎样掉脑袋更合算。经济学就是这个理性啊，它是工具理性啊，它告诉你怎样做合算怎样做不合算。但是我得承认，要有余地承认全民投票掉脑袋的合理性，我承认有这个余地，而王教授呢，他还没提到这个余地。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点区别。我还可以跳出来看一看。就是这个意思。
王老师你刚才提到最低工资法。我现在想问的是现在政府搞的下岗工人最低保障会有什么后果？
最低保障是政府财政出钱的，最低工资法则要求企业买单，这两者是不同的。
我们的最低工资是不是跟美国的一样？是政府命令企业出最低工资？企业买单，还是政府买单，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我刚才谈到善良，有的时候却也不免要对它屈服。我举广州公共交通让老年人免费享受的例子。杭州这里老年人坐公交车优惠是怎样的？
七十岁以上老人免费。要办一个老年证。
那现在广州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广州现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半价，65岁以上免费，也要办证。广州的地铁非常好。结果一些老太太，坐地铁从广州这头跑到那头，买了菜再回到这头。我在全世界跑的地方也算多了，人家没有这样免费的，有的地方即使免费，也要分时段，安排在非繁忙时段。但是现在既然广州已经超前实行了，我就难以对抗“善良”，否则整个老年人口找我问罪。我只能说，优惠最好不要放在高峰时段，高峰时段容易把老人家挤倒，这就不好。
我刚才讲，善良可能蒙蔽智慧，我们希望智慧不要被蒙蔽，但并不是让你跟社会上的善良对抗。
广州这么做也是政府工程，决策的市长得到几十万老年人的拥护。企业就比较苦。对企业是有补贴的，但差得比较远。具体实行下来，地铁自然没有办法，至于公共汽车，发生了一些司机看到老年人干脆不停车的情况。的确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广州的公交是政府办的？
广州的公交除了地铁以外，公共汽车都是企业办的。广州至少有十几家巴士公司，互相竞争，公共汽车都非常漂亮。股权有部分是国有的，我想这无所谓。因为有竞争。
但杭州是政府办的公交车老年人可以免费，其他的巴士就不可以了。我想这方面可能杭州市政府设想得更周到一点。
杭州这边是七十岁，广州是六十五岁，这相差得远了。差五岁，就差很多人了。六十五岁的人还可以跑出去买菜，七十多岁的人就比较难。而且广州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就享受半价，这是全世界走在最前面的了。
这肯定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
我再插一个问题。王教授一开始提到了那些以《读书》和《天涯》为代表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世纪末大论战。那场论战在经济学界表现为秦晖和张曙光之间的争论。这场世纪末大论战影响确实很深远，到现在，许纪霖他们还在拿这个做项目，拿教育部的重点科研基金。我虽然是自由主义这一边的，或者说，我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这一边的，但是我比较复杂。我试图去理解新左派的立场。现在我有这么一个观点，提出来和王教授商榷。新左派那些个后现代的话语，很多是如下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经济学家，尤其是好的经济学家，他先把数学符号后面的常识理性全部很好地把握住了，然后他才敢运用数学（这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了）。但对此，新左派会进一步追问，这个常识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呢？例如这次抵制日货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砸汽车的学生，还有在我周围，有许多老先生，他们中不少是教授，但他们一致地都恨日本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他们做人经历上的原因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然后还有传媒，也都一致表现出反日情绪。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新左派所要追问的。
你说我们依赖于常识，反日情绪这里确实没有任何数学符号，一看就知道只是“常识”。但是后现代的，或者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会站出来说，你这是常识吗？这是报纸宣传、媒体建构起来的“常识”，你这世界观是几十年来被灌输的世界观，然后你再在这个世界观底下来看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你就可能变得非常不理性了。我认为新左派的后现代话语，有了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就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了。我就是对他们这一点表示认同。
很有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顺便问一下，杭州这个鞭炮开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老百姓的意思吗？
是老百姓的要求。反正在政府禁止的那段时间，老百姓也放，法不责众，禁而不止，反而影响政府的威信。因此现在是规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老百姓可以放。大概是正月十五前可以放，反正在正月十五以后，叫老百姓放他也不一定愿意了。
有没有估计一下，老百姓里头是想放的多，还是不想放的多？
这个我没有统计。但是从周围的人那里反映回来，总体上还是想放的人比较多。我个人的感觉，最起码在杭州，还是想放的人多。
广州禁止燃放鞭炮执行得非常好。十几年了，广州一直没有人放鞭炮，而且我想现在除了传媒鼓噪以外，真正的老百姓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想放鞭炮了。其实老百姓也知道，放鞭炮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
但我看到，在杭州，放鞭炮的人还是觉得快乐的比较多。这个可能地方跟地方之间不一样。杭州的作法，先不去看它的结果，但我觉得政府能够顺应民意，还是值得提倡的。关于这个事情，我从报纸上看到，还专门举行过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根据媒体的报道，有超过90%的人都认为还是要放鞭炮，这样杭州市政府开禁就是顺应民意。也许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比例可能会减少，到一定时候，可能不想放鞭炮的人，会多于想放鞭炮的人，那时可以再举行听证会，再修改。这样做可能是比较好的。
看来各个地方的民意基础不是很一样。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今天就先到这里。王老师这两天很忙的，很多地方都要去讲，财经学院啊，到处要跑，很辛苦的。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讲座。
从中可了解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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