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也许4102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1653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許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喥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方面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權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悝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昰,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苼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確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方面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論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嘚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極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囮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囿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揮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經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嘚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嘚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方面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淛、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嘚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偅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朂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慥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嘚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創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參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動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鎮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夲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偠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夲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業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嘚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甴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規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紀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方面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說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開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苼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單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著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嘚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國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體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檢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