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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战国四大名将是哪几位?
谁知道战国四大名将是哪几位?
田忌 孙膑 廉颇 蒙毅
的感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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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廉颇白起王翦
  李牧,战国时期赵国人。他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  终其一生,主要是做为武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  约在赵惠文王(前298年——前266年)中期,李牧已成为一位富有韬略的边将。他常居代地雁门郡(今山西宁武以北一带),根据实战需要,他设置官吏僚属,当地市租全部交入幕府,做为军费。  他厚待战士,每天宰杀数头牛犒劳士卒;他注意提高战斗能力,每天教练士卒骑射;他有严格的防守措施,挑选派出人员侦探敌情、随时发出报警信号。  他和军民约定:一旦匈奴入侵,未得出击号令,一律速将人马物质全部退入堡垒固守,不得轻易出击。  这样坚持数年,军队无任何伤亡损失,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而素质极高的边防军。  但匈奴却以为李牧胆怯,军卒中亦有人觉得自己的将领胆怯,为此常有议论。  赵王闻听传言,便责备李收。  李牧不予理睬,激怒赵王,召他回朝,另派别将取代他。  新将领守边一年多,匈奴一入侵,便带兵出战。  出战多数失利,损失伤亡很重,边民不能进行正常的耕种和畜牧。  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守,李牧谢绝,坚称有病,闭门不出。  赵王再三勉强,  李牧才说:“王必用臣,必如前,乃敢奉命。”赵王应允,于是李牧再度到了边地。  李牧一如既往,匈奴仍是数年一无所得。但匈奴终究还是认为李牧胆怯,边地军卒得到丰厚的供养而未能效力,也都想请求一战。  于是李牧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1.3万匹,勇士五万人,射手10万人,加紧演习战术。同时放纵边民畜牧,使民众布满原野,诱使匈奴入侵。  匈奴小股人马侵入时,赵军假装败走,并抛下数千民众给敌人。  匈奴单于贪得民众财物,便率大军入侵,李牧常设奇阵,  用两侧包抄,痛击敌人,大破匈奴10余万骑。  接连又灭掉褴,攻破东胡,降服林胡,单于落荒而逃,  以后10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  由于李牧确保了赵国边境的安全,  使赵国君臣能无后顾之忧地对付强秦的兼并战争,  实际上,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人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有李牧的协作支持在内。  李牧到朝中任职,约在孝成王二十年(前 246年)以后。  这一年,他曾因国事需要调回朝中,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  定立盟约,使秦国归还了赵国之质子。  两年后,悼襄王继位。  当时,赵奢、蔺相如已死,廉颇与乐乘均出走他国,李牧成为朝中重臣。  悼襄王二年(前 243年)他带兵攻取了燕的武遂(今河北徐水县西)、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  此时,泰国迅速地兼并了魏国的大片土地,迫使魏国屈服之后,  把主要兵力对向赵国。  赵王迁二年(前 234年),秦大将桓(齿奇)攻取赵的平阳(今河北临漳县西)、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  三年(前 233年),又带重兵攻打赵国。  赵派李牧为大将军,大破秦军于宜安(今河北高城县西南),桓(齿奇)兵败潜逃。  秦王暴怒,以金千斤,邑万家购求桓(齿奇)(杨端在《战国史》中认为他就是樊于期)之首。  可见此次大胜对秦打击沉重,而赵得到喘息之机。  因功大,李牧被封为武安君。  赵王迁四年(前 233年),秦再度出兵攻赵之番吾(今河北平山县),  李牧出击,秦军败逃,但赵的军力损失也很大。  当时韩、魏已听命于秦,尾随秦军攻赵,  李牧为此又向南进军,抵御韩、魏的进攻。  赵正迁七年(前 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大举攻赵国,  率上党兵卒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瑞和率河间兵卒进围赵都邯郸。  赵国派李牧、司马尚倾全军抵御,一直相持到第二年。  赵国由于连年战争,再加北部代地地震,大面积饥荒,国力已相当衰弱,  而更大的忧患还在朝中,昏聩的赵王迁,  对那个诬陷过廉颇的秦国间谍郭开宠信不疑。  秦国在战场上不能速胜,便又行反间故计,重金贿赂郭开,  使其诬告李牧、司马尚谋反。  赵王迁不作分析,马上派赵蓖及齐将颜聚取代李牧。  李牧为社稷军民计,拒交兵权,继续奋勇抵抗。  赵王、郭开便暗中窥探,乘其不备之时,加以捕获残杀,  并罢黜废免了司马尚。  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杀死赵蓖,俘虏了赵王迁及颜聚,  攻取邯郸,灭掉了赵国。  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最优秀的将领。  他的无辜被害,使后人无不扼腕叹恨。  胡三省注《通鉴》时曾将李牧的被害与赵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  “赵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杀之,以速其亡。”  司马迁在《史记o赵世家赞》中说赵王迁“其母倡也”,  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  批判赵王迁而迁怒其母,未必妥当,  但他的义愤填膺,与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义愤。  起着强烈而深刻的教育作用,也是对爱国志士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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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诸侯国,  都想要称雄天下,相互兼并的斗争十分激烈,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  频繁的战争产生了众多的军事家,  赵国的廉颇就是活跃在当时军事舞台上的著名将领。 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当时赵国的疆域包括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各一部分,  国都邯郸是历代的军事要地。  赵国的西邻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日趋强大,不断向东扩张势力。  使赵国面临着被秦国逐渐蚕食的威胁。赵国以廉颇为干城,使秦国难以东进。  他骁勇善战,名振天下,前后四十多年,为赵国的生存,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公元前三0六年,秦昭王即位。他在安定了国内的局势以后,  便不断派兵进攻赵国。  廉颇率领赵军奋力抵抗,打退了秦军的数次进攻,迫使秦王只好和赵国讲和。   公元二八五前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约定在中阳(今山西中阳县西)会谈,  秦国暂时停止了对赵国的进攻。   公元前二八三年,廉颇率领赵国军队打败了齐国,夺取了阳晋(今山东郓城县西)。  当年,他因战功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卿,主持赵国的军事。  从此,廉颇的声名也就传遍了各个诸侯国,使赵国保持了此较强大的地位。   公元前二六五年,秦、赵双方的军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下)相峙。  这时,赵惠文王已死,他的儿子赵孝成王继位。  赵国的国势已大不如前,廉颇统帅赵军,他针对秦强赵弱的形势,  采取守势,筑垒坚守,不与秦军直接交锋。  秦军多次挑战,廉颇坚守不出,想以长期坚壁固守消耗、疲惫对方,  迫使秦军不战自退。  秦军屡屡求战不得,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去掉廉颇。  他们散布谣言说:“秦军不怕廉颇,只怕赵括。假如赵括担任大将,  秦国就非败不可了。”  赵王不知是计,轻信了谣言,埋怨廉颇坚守不战,  有失国威,改派赵括为将代替廉颇。  赵括虽然自幼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  他指挥军队和秦军交战,被打得落花流水。  赵括本人被杀,四十馀万赵国官兵被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大军。  这时,赵王后悔不迭,才重新起用廉颇统兵。   公元前二五一年,燕王听从丞相栗腹的意见,  以为长平一战,赵国国内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大概有机可乘,就派兵进攻赵国。  赵军在廉颇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大破燕军,杀死了燕车主将栗腹,  并乘胜进军,包围了燕国,燕国只好割地求和。  廉颇因功封为信平君,代理相国。   廉颇不但勇猛善战,而且顾大局,识整体,勇于改错,有着高尚的品德。  这更使他在战国后期的军事将领中出类拔萃,受到各国的尊重。   公元前二七九年,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因为先后挫败了秦王的诡计,  维护了国家尊严,被拜为上卿,位居于廉颇之上。  起初廉颇自恃战功不服气,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但相如总是主动避让。  后来廉颇知道蔺相如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让秦国有机可乘,  才处处忍辱让步,于是感到十分惭愧,就解开上衣,  背负荆条,去蔺相如家请罪。  他见到蔺相如即跪倒在地,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宽恕。  他们从此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好朋友,  和共同扶助赵国、增强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  这就是著名的「将相和」故事和「负荆请罪」典故的由来。  秦国得知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睦,很长一个时期内,对赵国就不敢再轻易侵犯。   廉颇到了晚年,因赵王听信奸言,被剥夺了兵权,只得客居异国,但仍然思念赵国,最后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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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起,战国时秦国郿人。  善用兵,事秦昭王,屡帅军攻韩、魏、赵、楚诸国,  前后得七十馀城,以功封武安君。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年),秦将王龁攻赵,  赵将廉颇坚守,秦不能克。  秦人行反间曰:「秦不畏廉颇,独畏赵括耳。」  赵王信之,使赵括代廉颇将。  秦王阴使白起为上将军攻赵,赵括出击。  秦军佯败而走,赵军出追。秦军坚守壁垒,赵军不得入。  白起命出奇兵二支:一支绝赵军粮道;一支绝赵壁间,分赵军为二。  赵军败,急筑壁坚守。  秦王闻之,尽发十五岁以上民兵至长平,重围赵军。  历四十六日,赵军粮尽,阴相杀食。  赵括欲突围出,分为四队,四五复之,终不得出。  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赵军败卒四十万降于白起。  白起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馀人归赵。赵人全国大惊。  秦相范雎惧白起功高难为之下,说秦王罢兵许赵和,由是白起与范雎有隙。  白起遂称病。秦使王陵攻赵邯郸,少利。  秦王欲使白起代王陵,白起以邯郸实未易攻辞。  秦军多亡失,秦王使范雎强劝之,白起终称病笃不起。  秦王怒,迁白起离咸阳,赐之剑令自刎。  白起叹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  良久曰:「我坑赵降卒,固当死。」遂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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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BC),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东乡人,秦国名将。  据说,周灵王太子宗敬,人称王家,因以为氏,王翦是宗敬的十四世孙  王翦自幼好兵,后来成为秦王的侍从。秦王政向他学习兵法,尊称为王将军。  十一年(236BC),亲政不久的秦王政,就以王翦为将军,  与桓齮、杨端和分路出兵,以救燕为名,进攻赵国,  夺取其漳水流域的阏与(今山西和顺)等九城。  三路大军又并并由王翦指挥,王翦对军队进行整编,  士卒及斗食以下的军官十抽其二,  以精兵对顽强坚守的军事重镇邺(今河北临漳)发动进攻,仅十八天时间,  就攻得该城,为秦灭赵铺平了道路。  其后,秦军与赵将李牧反复争夺,李牧虽多次取胜,但其兵力损失严重,  国土也丧失颇多。  十七年(230BC),赵国大早,饥荒。  秦国乘机于次年派大兵伐赵,王翦率上郡兵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  赵将李牧、司马尚迎战,秦以反间计使赵杀李牧,  废司马尚,以赵葱、颜聚代之。  经过一年多的征战,王翦大破赵军,  杀赵葱,败颜聚,克邯郸,俘赵王迁。秦设邯郸郡。  赵王迁的异母弟公子嘉率其宗族数百人逃到代(今河北蔚县东北),  自立为代王。  二十年(227BC),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  事败,秦王派王翦、辛胜率兵攻燕,在易水之西大败燕军。  次年,取蓟城,燕王喜逃至辽东。  秦将李信率兵紧追不舍,太子丹逃至衍水,燕王不得不杀太子丹献秦。  王翦之子王贲此时也成为将军,带兵于二十二年(225BC)灭魏。  国攻灭三晋,夺燕都,并一再打败楚军,秦王政决定乘胜一举攻灭楚国。  他问李信:「我想攻取楚国,你看需要多少军队?」  李信回答:「有二十万就足够了。」  秦王政又问王翦,  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  秦王政说:「王将军真是老了,怎么这样胆怯!」  于是以李信为主将、蒙恬为裨将,率领二十万军队伐楚。  王翦见自己的意见不为秦王所用,就以生病为由,告老还乡。  秦军兵分两路,李信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  破鄢郢(今安徽寿春),蒙恬军攻寝(今安徽临泉),  连败楚军,两军会师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  楚军在老将项燕指挥下,尾追李信军三天三夜不停顿,  终于攻破其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败走。  消息传到咸阳,秦王政大怒,亲自赶到频阳,  向王翦道歉说:「寡人不听将军之计,果然兵败。  现在楚军日益西进,将军虽然有病,能忍心丢下寡人不管吗?」  王翦说:「臣年老糊涂,大王还是另择良将吧!」  秦王政说:「算了,将军不必再说。」  王翦说:「大王一定要用臣,非要六十万兵不可。」秦王政应允。  二十三年(224BC),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出咸阳,秦王政亲自到灞桥饯行。酒酣之际,王翦请求朝廷赐给他很多的良田美宅园池,  秦王政不解地问:「将军出征,还担心贫穷干什么?」  王翦说:「在大王手下为将,有多大战功他不予封侯,  所以,在大王正信用臣时,请赐这些作为儿孙的产业。」  秦王政大笑。  王翦出关之前还五次派使者向秦王要求赐给良田。  手下的将领们都困惑不解,王翦这才吐露心迹,  说:「大王骄矜,而不相信人。  如今将全国的甲兵都交给我指挥,  我如果不多多地要求田宅让他认为我胸无大志,岂不是让他怀疑我吗?」  王翦领兵至大梁以后,转而南下,拔楚旧都陈,  西越颍水,进抵平舆。  楚人出动全部军队由项燕率领前来迎战。  王翦命令部队构筑坚固的垒壁防守,不与楚军交战。  楚军多次挑战无效,只得向东撤退。  王翦立即以壮士为先锋,出动追击,  大破楚师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  项燕立昌文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王翦、蒙武率兵继续攻楚,  于二十四年(223BC)破楚军,攻入寿春,  掳楚王负刍,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  秦在楚地设楚、九江、长沙三郡。  王翦军乘胜南征百越之君,平定江南,设会稽郡。  二十五年(222BC),王贲率大军攻取辽东,掳燕王喜,燕亡。  王贲回军攻代,掳代王嘉,赵亡。  二十六年(221BC)王贲、蒙恬率兵自燕南攻齐,突袭临淄,齐人不敢反抗,齐王建降,齐国亡。至此,秦兼并天下。
李牧 廉颇 白起 王翦
白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秦国本为西陲小国,孝公以商鞅变法,国家变得富饶强大,遂开始对外发展势力。秦昭王是任白起为将。公元前294年,任白起为左庶长,领兵攻韩。次年,领军攻韩,魏,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俘敌大将公孙喜,攻陷城池五座,因功升为国尉。后领军数次攻韩,赵,楚等国,皆立战功。并于公元前278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焚毁夷陵,向东进兵至竟陵,令楚王远逃。同年,被秦王封为武安君(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后乘势攻占楚国平定巫、黔中二郡。公元前273年,白起领兵救韩,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斩首一十三万,后有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二万人。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陷城五座,斩首五万。公元前260年,秦王命左庶长王龅攻韩,以取上党,百姓逃入赵国。后王龅攻赵,赵于长平抵抗,赵以廉颇为将,坚守不出,秦军久攻不能克。后利用流言使赵王以赵括代廉颇,秦则以白起为将。白起诱敌成功,包围赵括大军。后射杀赵括,四十万赵军投降。白起道:“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遂坑杀四十万降卒。公元前259年,秦王派王陵攻邯郸,不能。遂令白起领兵,白起以有病拒之。后以王龅代王陵,仍不能克,秦王又令白起出征,白起仍以病拒绝出征。秦王大怒。后将白起被贬迁出咸阳,白起有怨,后为秦王赐死。白起一生争战达37年,攻取城池70余座,杀敌百万,未逢一败,被称为“军神”(又“杀神”)。司马迁称赞“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 11:19 王翦,频阳东乡人。公元前236年,王翦率军攻赵,夺城九座。公元前229年,王翦从郡上发兵,攻赵井陉。赵王派李牧前往,两军相持一年多。后秦以离间计使赵王派赵葱代李牧,李牧不从,赵王以隐蔽手段杀李牧。李牧一死,赵国无人能抵挡王翦,王翦势如破竹,杀赵主将赵葱,虏赵王迁,迫使赵国投降。公元前227年,太子丹派荆轲以献图为名刺杀秦王政,未果。派王翦前往攻打,大破燕代联军,夺燕都城蓟,取太子丹首级,燕王喜迁都,燕已名存实亡。公元前225年,王翦子王贲以黄河之水灌魏大梁,灭魏。嬴政问李信:多少人可以伐楚?李信:二十万足以。秦王政问王翦:多少人伐楚可成?王翦:非六十万不可。政以王翦年老,胆小,遂派李信伐楚。后李信为楚军所败,秦王政亲请王翦,让其领兵伐楚。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出发前,王翦请求秦王先行赏赐予许多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并说为子孙后代所求,表明了自己的意志,以此打消了秦王的疑虑。后大破楚军,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攻陷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后又率军平定百越之地。后其子王贲分别于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秦国统一了六国。王翦一生不仅战功显赫,更重要的是能保全自己,更显示出他的智慧。 廉颇,生卒年不详。廉颇于前283年带赵军伐齐,深入齐国境内,夺取晋阳,威旗诸侯,而赵国也随之越居为东方各诸侯国之首。前280年,秦王欲与赵王在渑会盟言和,蔺相如与廉颇都赞成赵王前往,在期间,蔺相如于秦王周旋,而廉颇于周边安排周密,令秦国不敢妄动,使赵王平安而归。后蔺相如升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有嫉妒,侮辱蔺相如,蔺相如不为所动,后廉颇感动,负荆请罪,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也是后人广为流传的“将相和”。因廉颇,蔺相如交和,赵国内部团结一致,使秦国十年内不敢攻赵。后赵奢病死,蔺相如病重。秦攻赵,廉颇于长平抵挡,坚守不出,秦军不能攻下。后赵王中离间计,派赵括换廉颇,后被白起大败,四十万赵兵被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前251年,廉颇率8万赵军大败燕国40万,杀燕将栗腹,后长驱直入500里,于前250年,围燕都蓟,逼燕国割城求和。后廉颇不为赵王所重用,后又至楚为将,郁郁不得志,卒于楚寿春.&李牧,李牧的生平活动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赵国北部抗击匈奴;后期在朝中参于军政,抵御秦国为主。李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抗击匈奴的中原将领,开始李牧大力训练骑射,严格管理烽火警报,并多派间谍侦察,凡有敌来袭,都坚守不出。长久以来,边境即无大胜也无重大损失。后换将,新任将领每战必出,每战必败。后赵王又令李牧上任,而李牧仍用老方法。几年后以大部队出动,匈奴以小股部队骚扰,李牧佯装不敌,诱敌大军前来,后一举歼灭匈奴骑兵十余万人,并攻灭、收伏了襜褴、东胡、林胡等三个游牧部落,匈奴单于10多年都不敢近赵国边境。前233年,秦国大军威胁到赵国后方,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于宜安歼敌十万。次年,李牧又于番吾击退秦军。前299年,秦王政派大将王翦攻赵,赵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后用离间计使赵王用赵葱代李牧,李牧不从,并被赵王所杀。一代名将就这样而去,令人颇感遗憾。
战国四大名将:秦赵各半。秦之白起、王翦;赵之李牧、廉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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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本人略加删改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提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一两万年前才陆续从中东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主要是东夷,周,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宋国仍有商的遗民,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商民族已经消亡,今天没有谁是所谓“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据此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说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接近汉唐文化。 我们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中国学者故意误导大家说: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具备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形体,前面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故商文明不应该是一个初始文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甲骨文其实也是到了商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的,初期也只是简单的象形文字雏形,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图书馆去借一本甲骨文图集来看看就明白了。而且,其他地区的古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一开始就具备六书齐备的字体的,这是一个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神奇。实际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经有了辅助的音节符号,并很快就从象形的碑铭体发展成具有表意表音两重功能的僧侣体。并与楔形文字共同为后来的第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只能说你太没常识,中国不是有五千年的文明,而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超过五千年了。至于别人承不承认无所谓了。他们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唉。
中国所说的五千年是中国人出于对自己历史的自信而言,但是讲证据的话,的确有很多历史只停留在口头传说阶段,缺少必要的证据,所以前几年,中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的就是找到证据,中央十台曾经有一个系列节目,叫&追寻失落的年表&就是讲这事,但又是引起国外评论,说中国在挑动民族主义.唉,真是两面为难.
中华五千年,无须那些曾经蒙昧混沌的民族来承认.中国的考古工作晚于西方,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了自炎黄至夏商的历史.西方人有时就是在刻意的鸡蛋里挑骨头,实际就是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在作怪.如果我们太拿他们当回事,岂不是太给他们脸了吗?
你也知道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谁不承认都无所谓,就算全世界人包括中国人都不承认,那也没人能够更改
要证实一段历史的存在,要有2个必须的条件---文字和实物.我们商代以前的历史实物太少而且不全.特别象城市,建筑等大实物太少了,这也和我国建筑以木制结构为主有关系.还有商朝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河南以及陕西,这些地方由于黄土高原的覆盖和黄河的改道等原因造成遗址很难找到.这和埃及金字塔是不同的.
? 中国真的有5000年文明史吗    :中国实际情况不只5000年,历史上我们华夏已有8000多年的文化和历史了。现在我们是根据当时的东汉.西汉的资料说明今天的历史的!实际当时还少3000年呢    ?怎么各别的鬼子不承认呢   它承不承认无所谓,它们还不承认它们是杂种来!
支持远程狙击手!美国要是说你不是人,你还真不是人了?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我们有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评价,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参考外国的意见!
欧罗巴白人本来就没有历史常识又喜欢挑衅我们华人,说这样的话是很正常的,他们还说罗马所处的时代罗马是最强大的呢。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夏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夏是其部落的族名。商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始祖契与大禹同时,因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可见商是其族的最早封地。另外告诉你,&国&最早的含义是&城市&.
准确说是5500年 ,毋庸置疑!!!!
别再回首往昔的辉煌了。那只会让我们精神胜利,而失去了现实的紧迫感。
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编辑]争议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就不绝于耳。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 2003年4月美国亚洲学协会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赴美参加了会议。会议上不少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置疑,这次会议是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交锋。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文章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方法上有致命的错误。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作者:陈宁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看来又是一场闹剧
我支持大家的意见啊!~支持我们伟大的 中华民族
螺祖造紙,在這之前中國人如廁後用什麼工具擦屁股?竹板、木片...?易經「贲」五爻說的很明白: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贲」這個字為「噴」字少個口;肚子痛找不地方方便,痛苦難耐;這時你朵到花園的假山後面「贲」一下,不過使用一小張東絹就解決問題,雖然有點糗,但舒服多了螺祖以後使用粗糙的植物性衛生用品,文字少提螺祖以前的文字記載確鑿,是老外不懂中國,不必計較我翻查了很多書來證明中國歷史淵久,施捨一點分數吧
不管3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今天在黄河流域生活的民族肯定不是原住民,血缘成分连5%都不到,根据姓氏起源大多数汉人 跟匈奴到比较近,匈奴与汉本是兄弟民族。这个民族本身就没有什么民族特性,最大的民族特性那就要算这个民族强大的融合性了,因此我们不必追究历史上的文明了他只是被融合的一小部分,将来这个民族将会变的更强大,因为(不象许多民主有太多禁忌)它宽容,仁慈,不记前嫌,不排斥其他文化,集万物为己用,一切(血缘、文化等)入侵对它来说都是民族壮大的营养。
国际上承认的历史只有4200年左右,从夏朝开始有了文字,国人为了取整选择了5000年。而黄帝炎帝只是一个传说,无确切的文字考证,外国人不认同。
何谓历史 历史就是过去 历史再辉煌也只是过眼烟云 没有未来的民族永远是历史中的一页 只有未来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远不只5000年西方人是嫉妒他们死也不承认杨辉三角
中国的古文明远不止5000年,只不过是没有文字记录,让西方的人钻了空子.但身为国人,谁都知道,中国的文明远不止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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