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超边际经济学分析--《江西财经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超边际经济学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民增收困难。要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小农经济效率改进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一直就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生产要素组合创新论、生产要素现代改进论、二元经济发展论、制度改进论、技术与制度诱导发展论等都是关于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重要思想。
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逐步形成了“农业外”与“农业内”有机结合的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如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减少农业人口、用工业反哺农业等就属于农业外主张；调整农产品结构、农业产业化、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健全农业市场体系、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就属于农业内主张。
上述国内外理论研究都涉及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各个方面，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核心范畴和一根红线把这些问题逻辑地“串联”起来。再者，我国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到了不是依靠某个方面、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放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才有可能找到出路。因此，在理论研究上应该找到这样一个范畴，既能够把小农经济效率改进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逻辑地串联起来，又有利于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中寻找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办法。我认为分工就是这样的一个范畴，分工演化就是这样一根红线。
小农经济是以一定的农业活动为基础的小农户经济，具有土地和(或)资本经营规模小且以家庭经营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特征。由于人地矛盾的制约，效率与公平的必然兼顾，小农经济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难以改变的基本格局。然而，它在许多方面又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在这个两难面前，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小农经济状态下求解其效率改进，使其做到“小而有效”。
“小而有效”中的“小”不是指数值中的某一个值，不是静止不变的，可以由小变大，只要经营规模没有达到某个可以称得上大的数值之前，都算是小的。“小而有效”当然也不能被界定为传统农业的那种“有效而贫穷”的状态，而是要探求效率的不断改进，报酬的不断递增。
进一步而言，效率改进的含义是指报酬递增。一种是指与报酬递减相对应的报酬递增，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某要素的边际产量在一定阶段表现出来的先
h升趋势;另一种是指“历史的报酬递增”，即约束条件(如技术、制度等)变化
带来的要素报酬增加。第一种含义的报酬递增将构成理论分析的前提(这是我们
将要使用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特征之一)，第二种含义的报酬递增正是要追求的结
关于中国小农经济“小而有效”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出“提高农村、农业和
农民的分工水平是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之基本出路”这一假说。这一假说提出的主
要依据，一是分工与报酬递增思想的发展;二是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成功发展。
分工是专业化、专业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的统一。一旦把分工作为理论
分析的中心范畴，那么，以报酬递增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以分工演化为主
线，由一系列两难冲突折衷所形成的超边际经济学自然就成为理论分析工具的首
先对象。我们将运用这一理论在分工“四化”的统一中，在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
用、专业化经济与互补经济、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等一系列两难冲突的
折衷中求解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
人地矛盾是我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面临的基本矛盾。以全社会分工为基础的
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低矛
盾，将放松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约束条件，扩展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选择空间。
本文以三种产品的非线性模型，演化了从自给自足结构到有城市的完全分工
结构的发展过程，再现了杨小凯等人揭示的一些重要现象:一是非土地密集型工
业品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是城市出现的充分条件;二是分工演进过程中会产生
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商业化收入水平及商业化程度都比农村居
民高的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但是，只要交易效率能得到不断改进，保障
人民有自由择业和自由迁移的权利，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会为完全分工所取
代，城乡差别终将消失。
对不完全分工状态的比较分析显示，城市出现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工业品生产
者，也来自于农产品生产者。如果当生产工业品的人集中居住于城市时，有利于
节约农民的交易成本，那么，在最初的城市发展中从农业抽出一部资金用于城市
建设具有合理性，只要农民因城市发展、交易集中所节省的交易费用大于为城市
建设所担负的成本，对农民就是有利的。对不完全分工状态的比较分析，还揭示
了;(l)在有城乡交易效率差异的情况下，工农兼业型的人向工业兼业型转化，即
使其自给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过去低，但按比较劣势自给能够产生足够大的交
易效率改进时，一部分人在自给品上放弃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人均真实收入
提高;(2)在城市出现并给定城市不均衡分工的情况下，出卖农产品的人或以农业
为主的人在从事一定工业品生产自给时，应该选择城市中专业化程?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学位级别】：博士【学位授予年份】：2004【分类号】：F30【目录】：
1 研究起点与文献综述26-44
1.1 研究起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26-31
1.1.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26-27
1.1.2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影响27-31
1.2 文献综述:小农经济效率改进31-44
1.2.1 对世界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研究32-36
1.2.2 对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研究36-41
1.2.3 对已有研究的述评41-44
2 论题假说与分析工具44-70
2.1 中心思想:小农经济“小而有效”44-52
2.1.1 基本概念:小农经济与效率改进44-45
2.1.2 基本矛盾:人地矛盾45-47
2.1.3 中心思想:小而有效47-52
2.2 论题假说: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出路在于分工52-60
2.2.1 分工与报酬递增思想的发展52-55
2.2.2 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发展55-60
2.3 分析工具:超边际经济学60-70
2.3.1 超边际经济学的特征60-63
2.3.2 分工与分工经济63-65
2.3.3 为什么选择超边际经济学65-70
3 分工发展与放松约束70-83
3.1 分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70-72
3.1.1 杨格定理:分工受制于分工70
3.1.2 分工与就业:两难冲突70-72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自由转移:理论分析Ⅰ72-75
3.3 农村劳动力转移自由转移:理论分析续Ⅰ75-81
3.3.1 工人或农民内部没有分工的不完全分工结构75-78
3.3.2 其他能产生城市的不完全分工结构78-81
3.4 户口管制的经济效果81-83
4 农业专业化与效率改进83-103
4.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83-85
4.2 农户家庭内专业化:农户兼业化发展85-91
4.2.1 关于兼业化的状况86-87
4.2.2 关于兼业化的评价87-88
4.2.3 关于兼业化的本质88-91
4.3 农户间职能专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91-96
4.3.1 假设91-92
4.3.2 职能分工的结构模式与均衡分析92-94
4.3.3 农业产业化的动力:专业化与分工经济94-95
4.3.4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济条件:降低交易费用95-96
4.4 地区间分工:区域专业化发展96-103
4.4.1 区域专业化分工经济的几何描述96-97
4.4.2 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现状97-101
4.4.3 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101-103
5 农业多样化与效率改进103-118
5.1 农业多样化与效率改进的理论分析103-108
5.1.1 农业多样化的含义103-104
5.1.2 3×2结构与3×3结构的理论比较104-108
5.2 农业多样化与效率改进的实证分析108-112
5.2.1 农林牧渔的结构变化108-109
5.2.2 种植业内部的结构变化109-111
5.2.3 初级产品、加工产品和服务业的结构变化111-112
5.3 农业多样化发展的国际比较与创新112-118
5.3.1 农业多样化发展的国际比较112-114
5.3.2 创新与农业多样化发展114-118
6 农业迂回化与效率改进118-133
6.1 迂回生产与效率改进的理论分析118-122
6.1.1 随投入品数量增加的迂回经济效果118-120
6.1.2 随投入品种数增加的迂回经济效果120-122
6.2 农业迂回生产效率改进的实证分析122-125
6.2.1 理论界已有的成果例举122-123
6.2.2 对近十年的实证分析123-125
6.3 资本理论与农业迂回生产125-133
6.3.1 超边际经济学的资本理论125-128
6.3.2 农村剩余转移与信贷服务供给不足128-129
6.3.3 信贷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129-131
6.3.4 提高信贷交易水平，增强农户资本积累能力131-133
7 农业组织化与效率改进133-162
7.1 间接定价理论133-136
7.2 对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理论解释136-142
7.2.1 已有的研究及问题的提出136-137
7.2.2 生产队:可产生交易费用的组织结构137-138
7.2.3 生产队:缺少抑制内生交易费用膨胀的制度设计138-141
7.2.4 为什么选择家庭承包制141-142
7.3 对“承租返包”的理论解释142-149
7.3.1 “承租返包”的基本结构143-144
7.3.2 理论模型144-147
7.3.3 结论及推广147-149
7.4 分工与利益集团的发展149-154
7.4.1 农业利益集团的两难冲突149-151
7.4.2 影响内生交易费用的因素151-153
7.4.3 分工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153-154
7.5 我国农业组织模式发展展望154-162
7.5.1 农业组织模式的划分154-155
7.5.2 我国农业组织模式发展的阶段性155-157
7.5.3 当前的选择157-162
参考文献162-169
作者的相关论文169-170
后记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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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中的边际收益非递减问题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规​律​。​其​内​容​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连​续​等​量​地​把​某​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增​加​到​其​它​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随​着​这​一​要​素​投​入​的​继​续​增​加​,​并​超​过​这​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将​逐​渐​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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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谈谈规模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结合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谈谈规模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边际收益递减的故事　　一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　　这个家喻户晓的古老故事在很多年以前就被拍成了电影,如今更以歌曲等多种形式令人耳熟能详.人们感受三个和尚的故事不只是其情节的趣味横生,更在于其蕴涵哲理的深远.从经济学的角度,三个和尚的故事印证了一个规律：边际收益递减.　　二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说,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使用多种投入生产一种产品时,当只有一种投入是可变的,随着这种可变投入的增加,产量的增加也会越来越多,但超过一定限度后,这种增加的产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使总产量绝对地减少.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就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从边际收益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一个和尚挑水吃到两个和尚抬水吃,说明边际收益已经递减,当发展到三个和尚时,已经递减到没有水吃了.这应该是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生动的写照.　　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一学说在18世纪提出之后,发生了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从递减性出发,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趋于下降的趋势,从李嘉图以后的众多西方学者据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抱以极大的同情；另一种观点通过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强烈批判了这一规律,认为它抹杀了技术进步对收益递减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开始就非常强调这一批判性的结论.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争论关键是技术因素在产量变化中的作用.但技术进步因素对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是与考察的时期长短有关的.　　三　　在短期内假设技术水平不变可能是现实的.这样,在短期内边际收益递减应该被当作一个客观的规律来看待.说它是客观的规律,主要是因为这一规律是由生产的技术特征决定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递增是暂时的,而递减则是必然的.边际产量递增是生产要素潜力发挥,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产量递减,则是生产要素潜力耗尽,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所致.　　如果在短期边际收益递减是规律,那么人们是不能违背它的,否则,就会发生"没有水喝"的悲剧.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事件.据中国科学院在1989年的一个报告,当时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有1500万,还有一些其他数据也说明,1959年和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这个损失数字超过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总伤亡.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当时的解释是两条：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因素都不能成立.首先,"自然灾害说"难以自圆其说,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有灾害也不会神州大地处处受灾,总是可以进行余缺调剂,不至于死这么多人.而且历史上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有过,但也没有发生如此规模的大饥荒.所以,自然灾害之说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苏联逼债说"理由也不充分,中苏关系交恶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大饥荒中大量人口的死亡集中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的上半年,这与苏联逼债的关系不是很大,况且当时苏联曾借粮食给中国东北,使得东北地区大饥荒的损害最轻.所以,苏联逼债的说法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么,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只能归结为政策出了问题.由于当时实行的政策违背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而受到了规律的严厉的惩罚.在"大跃进"运动所掀起的空前政治热潮下,失去理智的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定胜天"的豪情被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国各地的粮食亩产"卫星"竞相上天,为了获得高产,各地超限度的推行"密植"导致了粮食产量的灾难性的减产,这就是大饥荒悲剧的真正原因.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短期内是无法超越的,人们只能遵守它,而别无选择!　　四　　如果在一个充分长的时期内考察某种产品的生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否可以超越呢?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的因素要发挥作用,人们是可以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的.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是突破边际收益递减的两个途径.　　在三个和尚的故事中,因考虑了这个因素,故事也有了新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和尚渐渐地引入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个和尚的制度创新的故事：一个和尚人挑水吃,总比两个和尚抬水吃或三个和尚没水吃要好,寺庙里的方丈从长计议,决定立下个规矩,鼓励三个和尚都能抢着去挑水.为了奖勤罚懒,方丈规定,三个和尚各自挑水,到吃晚饭的时候,看谁挑的水多就给谁奖一盘炒豆腐,谁挑的水少就吃白饭.于是三个和尚就拚命抢着挑水,展开了挑水竞赛.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寺庙里尽管和尚不断增多,但再也没有缺过水了.　　三个和尚的技术创新的故事：由于和尚们住的寺庙离河边比较远,一个和尚挑水一趟下来,疲惫不堪,挑的水还不够多,于是三个和尚协作起来,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三个和尚合作挖了一条渠,还装了一个辘轳,第一个和尚负责摇辘轳,第二个和尚负责把水倒入渠中,第三个和尚休息轮换,通过这种安排,三个和尚既轻松又有吃不完的水,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给和尚们带来的福利.　　五　　从三个和尚的故事再回到现实中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国早已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梦魇中清醒过来,但实际情况是,我国从建国以来,一方面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而另一方面可耕地的面积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在减少,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有限的土地上连续追加投入,得到的产出的增加将越来越少,这似乎很可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国再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这不能不归功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的突破.　　首先是农业科技进步这一技术创新所发挥的作用.　　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在长期中,这一规律的其它条件--技术水平不变--发生了变化.这就不能不提到袁隆平的故事.袁隆平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的过程颇传奇色彩.　　当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一处野生水稻稻穗饱满十分显眼,尽管当时理论界流行说法是水稻属于自花授粉,不存在杂交优势,但袁隆平凭直觉断定这是不多见的自然杂交水稻.袁隆平把那处十分显眼的水稻种子拿回去重新栽培,长成以后优势不见了.对此别人都很气馁,而袁隆平心理却有数,因为杂交优势是逐代衰减的,这正说明水稻杂交优势可能是存在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以后,袁隆平将一种水稻花的雄蕊掐掉,再用另一种水稻花来授粉,就培育出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种杂交水稻的稻秧长得很旺盛,但稻穗却很平常.袁隆平反而从中得到了启发,这证明了水稻杂交优势是存在的,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是想办法要让水稻杂交优势发挥在稻穗上而不是稻秧上.　　不知多少次实验以后,袁隆平他们终于培育出了体现在稻穗上的杂交水稻了.面对大家的狂喜,袁隆平却在发愁,虽然在实验水平上成功了,但在大量种植的情况下,水稻花授粉时,把每一个水稻花上的雄蕊掐掉要费多少人工啊!实验水平的成功并不等于实用意义的成功.　　创新还得继续进行,又经过一番周折,袁隆平培育出了一种"雄性不育系",这种水稻天生不长雄蕊,大量种植时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隔行间种,到授粉时节只需要两个人拿两根竹竿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夹在一起就完成了授粉.至此,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才算完成,水稻种植技术进入到"杂交水稻"时代.在袁隆平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科学家通过联合攻关,现在已全部破解了水稻的基因密码.杂交水稻这项技术因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而对全球的水稻供应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其次是农业用地政策这一制度创新发挥的作用.　　制度创新也是遏制边际收益递减的有效途径,因为制度创新通常也会使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得以存在的"其它条件"发生变化,从而走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在我国农业生产方面,1979年我国实行了一项土地制度创新,那就是土地大包干制度.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土地大包干制度实际上是退步了,因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还可以使用拖拉机、播种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而在大包干制度下,农民们放下机器又用上了沿用几千年的农具和牲畜.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增加农业劳动投入难道不会导致农业收益减少?　　大包干制度在牺牲了技术的同时却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经济环境下无疑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土地制度创新,农业收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我国农村改革由于在包干制度而获得了成功.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又有不同了,对内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清算,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我国已经入世并与世界经济接轨.大包干制度的土地制度创新效应也已基本释放完毕,如果再不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在国内外竞争更加激烈和产业化要求更加严格的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告别小农经济,走向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土地制度创新又开始了.　　2002年我国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的同时,肯定了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地流转,可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和交换等.这一土地制度创新将对我国农业收益的增加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可以改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不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需要一个在长期中艰苦探索的过程.当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尚未完成,其它条件不变仍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认识到边际收益递减依然是作为一条规律而存在的.在短期,我们必须尊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定合理的投入限度；但在长期,通过积极地实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战略,打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可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　　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理论的第一个错误：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不可知　　“边际”是指额外的或增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被称为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或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当其他要素投入数量不变时,假如等额增加一种要素,产量的增加额开始上升,但超过某一点后,增加每一单位要素带来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边际产量的计算公式是：边际产量=总产量的变化／可变投入的变化.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只有一种投入品的数量变化,其他投入品的数量固定不变；所增加投入的要素是同质的；产品生产技术水平给定.　　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是不可知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琳－霍格在《经济学导论》中认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一法则不会规定从哪一袋化肥开始比上一袋生产更少的番茄,也不会确定收益递减从何时开始发生,仅仅是说最终将会有这样的趋势.这个法则就像是一个算命先生的预言,对细节是模糊的.收益递减法则仅仅预言了：随着肥料的增加,额外增加肥料所增加的番茄数量将会下降”.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是不可知的观点是错误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是可知的和有规律可循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讨论的产品,应该是与现实经济相吻合的产品.现实经济中对产品的生产,都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第二,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都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和多次反复试验而得出来的.例如,一台机器的转速是多少,是依据制造这台机器的金属的性能等条件反复试验来决定的.转速超过极限后,这台机器必然会损坏.又如,一条自动化的生产线需要多少工人操作,也是依据这条生产线的性能和产品加工的要求、工人劳动的强度、生产成本等因素反复研究后决定的.因此,这些生产技术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第三,产品生产技术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决定着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同时,生产技术也决定了产品产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不像人们买彩票中奖那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第四,很显然,由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所客观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点,就一定是边际收益的最高点.紧接这个边际收益最高点之后,就一定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例如,假定某产品的生产按其技术要求需要经过5道工序,每道工序需要1个工人操作.那么,在5个工人进行生产的时期,其边际产出就一定是最高的.当把工人数量增加到6个或者更多的时候,其边际产出就一定会下降.因为这个增加的工人已处于“闲置”的状态.　　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理论的第二个错误：边际收益从开始递减到负收益的区间比较长　　由于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是不可知的,所以便把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定在投入要素量增加的比较靠前的地方,即投入要素开始增加后不久,马上就由边际收益递增转为边际收益递减.然后再把边际收益递减由正数转为负收益的区间定得很长.在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如此.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从开始递减到负收益的区间比较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下面我们以目前国内高校比较流行的教科书黄亚钧、郁义鸿主编的《微观经济学》中的例子为代表进行讨论.该书的例子是：“假定某厂商生产某种商品,从原料到加工为成品,需要经过4道工序,每道工序由1台机器完成.假如该厂商只有1名工人,这名工人的产量一定有限,因为这名工人不但要完成所有的这4道工序,而且还要承担领料、搬运、包装等辅助工作.假设他一个人1天能生产50件产品.现在厂商增加1名工人,使得总产量增加到150件.增加的这第2名工人的边际产出不止50件,而是100件.这是因为有了两个工人,就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分工协作.假如把工人的人数增加到3名,生产的分工就可以更为细致,从而使总产量增加到300件.增加的这第3名工人的边际产量上升到150件.增加到4名工人时,总产量上升到400件,边际产量为100件.这时这4名工人可以各自操作一台机器,各自完成一道工序.假如工人数量再增加到5名,总产量将增加到480件,这第5名工人可以从事领料、搬运或包装的工作.现将工人数增加到6名,这时总产量为540件,增加到7名工人时,总产量为580件.增加的这第5、第第7名工人能使总产量增加,但是他们分别带来的总产量的增加量却越来越少,依次为80件、60件和40件.假如再增加工人的话,总产量会增加,但总产量的增加量还会继续递减,第8和第9名工人的边际产量分别仅为30件和0件.而第10名工人带来的总产量的增加量是负的,由于他的加入,总产量开始下降”.在上述教科书的例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说明该商品的生产技术指标.该例子说明了制造该商品“需要经过4道工序,每道工序由1台机器完成”.但是,1台机器需要多少工人操作,领料、搬运、包装等辅助工作又需要多少工人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这种商品生产过程中,人力要素和机器等要素的最佳组合是什么,在该例子中没有说明这个重要问题.由于没有说明各种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的点在哪里,所以在上述例子中,就出现边际收益从开始递减到负收益的较长区间,即从第5个工人开始出现收益递减,到第10个工人才出现边际收益为负数的情况.　　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在其各种投入要素达到了生产技术规定的最佳组合时,其产量必然已达到了很好的水平.假如再增加要素投入,其产量往往也可能增加一点,但其增加产量的数量一定是很有限的.根据笔者对经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判定,笔者认为,其一,凡是用全自动化机器设备生产的产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之时,其产量一定能达到最佳.此后,假如再增加工人的投入,则几乎是不能扩大产量.因为这些增加的工人已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其二,凡是用一般的机器或简单的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进行生产的产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达到最佳组合时,其产量也会达到较好水平.此后,假如再增加工人的投入,这些工人可能在某些相对薄弱的生产环节中,加快一点生产的进度,因此可以稍为扩大总产量.这里所扩大的总产量,应在10％以内.其三,农产品的生产也是有技术要求的,在各种投入要素达到最佳组合时,其产量也会达到较好水平.此后,假如再增加人力的投入,结果可能也会使总产量增加一些.但是,这里增加的产量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应该在10％以内,最多不会超过15％.那么,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在其各种投入要素达到了生产技术规定的最佳结合之后,再增加某种要素的投入,其总产量增加的数量为什么不多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如上所述,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都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和多次实验而得出来的,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不按照技术要求而随意加大某种要素的投入,这个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客观规律,而违反客观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们再回头讨论上述教科书所举的例子.笔者假定,按照该产品的生产技术规定,4道工序中的4台机器各需1个工人操作,第1道工序前的领料和第4道工序后的产品搬运等,需要1个工人.那么,该产品的生产用5个工人与其他要素投入就达到了最佳组合,其产量就达到了较好水平.假如增加1个工人,其总产量可以再提高一些；假如再继续增加工人,其总产量则不能再增加,并且会下降.该例子中,从投人第1个工人到第10个工人的产量变化将如下表.　　从上表和上图可以看到,第一,边际收益的最大值,在生产技术规定的要素投入的最佳组合点上.超过要素投入的最佳点之后,边际收益开始递减.第二,从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为负值的区间很小.　　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理论的第三个错误：厂商生产的常态是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　　主流经济学派通常把边际效益递减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收益为负值三个阶段.但是,主流经济学派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厂商生产的常态是处在边际收益递减整个过程的哪个阶段.然而,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其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处处可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基本事实”；其二,绝大多数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涉及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某种产品的产量增加,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因而为了生产更大的产量,就需要有更高的价格”.依据这两个说法,笔者可以肯定：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厂商生产的常态是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因为,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是主流经济学派认定的普遍现象.厂商只有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其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才会上升,其产品的销售价格才必须上升.假如厂商的常态是处于边际收益递增的阶段,则其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将会下降,其产品的销售价格就无须提高.这样,供给曲线就不会向上倾斜.显然,厂商生产的常态也不会处于边际收益为负值的阶段.因为,假如厂商生产的常态处于边际收益为负值的阶段,厂商的总产量也就无法增加.由于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不可知,而且把边际收益从递减到负值的区间定得很长,因此,主流经济学派把厂商生产的常态设定在边际收益递减阶段也是“顺理成章”.如上述所列举的教科书中的例子,投入4个工人时产量为400件,投入5个工人时产量为480件,投入6个工人时产量为540件,投入7个工人时产量为580件,投入8个工人时产量为610件.这里的区间很长,厂商可以不断地增加工人,不断地扩大生产,尽管单位商品成本上升,并且产品的销售价格需要上升.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厂商生产的常态是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以上分析说明,主流经济学派所认为的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为负值的长区间是错误的.或者说,主流经济学派认为的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为负值的长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厂商生产的常态就不可能处在这个长区间中的边际收益递减阶段.　　第二,从笔者认为的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为负值的短区间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厂商生产的常态也不是处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区间,只有在非常非凡的情况下,少数厂商的生产才会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区间.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过剩经济.厂商的生产无需进入到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已可获取很好的利润.假如厂商强行进入边际收益递减的小区间,则必然有害无益.笔者认为,资金具有增值的本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资是无孔不入的.而投资后的企业赢利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就必然会使得各种产品的生产具有迅速扩张的趋势.而从需求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总需求却仅具有缓慢增长的趋势.理由是：其一,一国的居民的生活消费品需求仅具有缓慢增长的趋势.其二,由于消费品需求增长缓慢,最终必然导致生产投资品的需求增长也较为缓慢.从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过剩的现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厂商在投资的时候,都必然会按照生产技术的要求去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而不会按超过生产技术的要求去配置生产要素.例如,某产品的生产线按生产技术要求需要10个工人即可,那么,投资者必然是雇佣10个工人,而不会雇佣11个或更多的工人.厂商在按生产技术要求去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其各种要素的边际收益肯定是处在最佳点上.同时,由于过剩经济的存在,厂商的产品销售会不断地碰到困难.因此,厂商在每一年中,经常有一定数量的日子是停产的.然而,尽管如此,厂商在实践中也已经可以获取较好的利润.因此,在厂商开工生产的日子里,厂商可以获利.但是,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没有机会出现.而在厂商停工的日子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就“休息”了.很显然,假如厂商在开工的日子里,突破生产技术的要求,超量地配置生产要素,其结果必然是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过高,其产品会更加过剩.因此,必然是有害无益的.既然是明显的有害无益,所以厂商就必然会趋利避害.　　其次,在非常非凡的情况下,少数厂商的生产会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小区间.笔者认为,在战争或特大自然灾难等非常非凡的情况下,少数厂商的生产受到政府的行政治理,政府要求其必须按时完成较大量的生产任务.在这种非凡情况下,厂商或者是为了完成较大的生产量,从而超量地招收工人等,进行超负荷的生产,使得厂商的生产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小区间；或者是为了保证能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从而超量地招收工人,以保证在某些工人忽然病倒等突发事件情况下,也能继续完成任务,这也使得厂商的生产进入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小区间.很显然,在这种非凡情况下,厂商的生产并不是面向市场,而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指令性任务.因此,厂商可以不顾生产成本而进入到边际效益递减的小区间.在这里,生产成本服从于国家利益.　　四、相关的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也需要重新审阅　　综上所述,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起点不可知的观点是错误的；主流经济学派把边际收益递减的区间设定得比较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非凡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理论上讲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厂商的生产却经常是不能“遭遇”边际收益递减阶段,或者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普遍的经济实践中并不能起作用,即在一般情况下,厂商生产的常态不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区间.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因此,对于主流经济学派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推导出来的其他理论,也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审阅.笔者将另外行文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