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10)
第九章&一些名称和实行的由来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61-87页。）
一、「小群」的由来
1931&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弟兄会闭关派差了八位弟兄姊妹来访问我们，在哈同路文德里（即铜仁路&240&弄）有几天聚会。当时，大公会出版的〈通问报〉的记者赵希明先生闻讯赶来采访。他看到我们会所外没有堂名，就问我们是什么会。我们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他因为要在〈通问报〉上写报导，不知如何称呼我们，就用他看到的一本《小群诗歌》的「小群」两字，称呼我们为「小群派」。从此各公会的人都称我们为「小群派」。上海解放以后，政府工作人员和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员看到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只是我们聚会地方的名称，况且在上海有好几个「基督徒聚会处」，所以他们也跟着称我们为「小群派」。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自称是「小群聚会」的，只是别人这样称我们而已，有时我们还需要就此对他们加以解释。
1932年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讲经记录》登载了一篇主日聚会时的报告，申明我们是奉主名的聚会，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而「小群」只是诗歌本的名称。这篇报告名为〈往事的述说〉，其中报告有关「小群」的由来（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八册）。
1951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和长老参加三自学习研讨时，为阐明我们聚会的性质和名称，任钟祥特将〈往事的述说〉、〈关于上海工作的几句话〉和〈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三份参考资料复印成一本名为《有关上海教会历史的三个参考资料》的书。在首页的几句说明中，任钟祥还特别加以说明「对于上海教会的初期历史，现在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特地向几位弟兄姊妹借了一些旧书报，并摘录了三篇有关我们教会历史的资料，今特汇集付印，以供弟兄姊妹们参考。任钟祥所摘录的这三篇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部分史料纪实，不但给弟兄姊妹们看，也是给三自和政府工作人员作参考之用。
1957&年&6&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以后，阎迦勒和左弗如两位同工发起在南阳路145&号召开一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得到上海宗教事务局和上海三自爱国会的支持。会后出了一本《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文件》。这份文件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由陈恪三和黄得恩起草的〈持定所承认的道〉,&其中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一个是对于已往错误的一些认识。另一个内容是由任钟祥起草的〈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在附录一之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中，第一个问题是名称的问题，现摘录有关「小群」的一段话。「曾有人称在各地奉主名的聚会是『小群』，其实『小群』并不能作为我们特有的名称。福音书房最初出版的诗歌，曾题为『小群』，但并不能把它当作教会或聚会的名称，也不能以此来区别神的众儿女。『小群』两字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中所提到的，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乃是指所有属乎主、跟从主的圣徒说的。」所以，从三十年代到现在，我们从以上这些历史资料得知，我们从未自称是「小群派」。
二、「基督徒聚会处」的由来
1922年弟兄们在福州看到当时中国基督教受西国各差会的影响分成了许多公会，是不符合圣经的，是分门别类，是宗派，于是他们脱离公会，不愿在人的名称下，而归在主的名下聚会。以后在各地弟兄姊妹因看见宗派的罪恶，而脱离宗派来在一起聚会的，这些聚会都称为是「奉主名的聚会」。第一个「奉主名的聚会」开始是在福州王载家，参加的只有三个人：王载、王载师母和倪柝声。不久，王、倪的同学中有许多人得救了，王载家坐不下了，就另租一间房子聚会，参加的除以上三人外，还有陆忠信、魏光禧、缪受训、王约翰（王连俊）、张启珍等。以后，王载、王约翰、张启珍和倪柝声、陆忠信、魏光禧、缪受训等人意见分歧。王要走奋兴家的路，请上海西国教士吴伯瑞封他做牧师，并在会所外挂了一块「基督会堂」的牌子。这事遭到倪的反对，于是王将倪革除。倪就到杭州、南京，最后在上海定居下来了。
在上海第一个「奉主名的聚会」是在1926年底，在新闸路辛家花园汪佩真家。&当时还没有「基督徒聚会处」的名称。1931年西国弟兄会有八个外国弟兄姊妹来访问我们，〈通问报〉上称我们是「小群派」后，负责弟兄们说我们需要一个聚会地点的名称，而不是教会的名称，约在1934&年，我们就用「基督徒聚会所」的名称，到胜利以后改用「基督徒聚会处」。1957&年6月全国同工聚会的文件中第十六页写：「许多地方曾用『基督徒聚会处』或『基督徒聚会所』来称我们聚会的所在。『基督徒』是信主的人共有的名称，『聚会处』或『聚会所』仅是说明这是主里的弟兄姊妹聚会之处，并非以此来区别神的众儿女（基督教其他聚会的地方也有称为『基督徒聚会处』或『基督徒聚会所』的）。」1949&年南阳路145号新会所落成后，曾一度在门外挂了一块&「上海教会」的牌子，后来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认为我们这一、二千人怎么能说是「上海教会」呢？挂出这牌子岂不是将公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摒弃于「上海教会」之外吗？于是，这块牌子就不挂出来了，仍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之名。所以，后来宗教事务部门称我们是「基督徒聚会处派」，将「基督徒聚会处」作为一个宗派的名称。
1958&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145&号的房子捐献给国家，弟兄姊妹并到怀恩堂去聚会，参加静安区的联合礼拜。「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在形式上是不存在了。一、二千弟兄姊妹只剩下几十位老年的弟兄姊妹去聚会，青年弟兄姊妹百分之九十不去怀恩堂，因为他们感到没有家的温暖，也有青年弟兄姊妹对同工有意见，怪责同工、长老带错了路，领他们又回到宗派里去。因为当时静安区联合礼拜是本区各基督教宗派一同合并在一起作礼拜，除怀恩堂的弟兄姊妹们外，还有乌鲁木齐路基督徒聚会处的、灵粮堂的、泰兴路耶稣堂的、王家沙花园神的教会的、马可楼的、期恩堂的、常德路凯乐堂的，还有南阳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也不承认「联合礼拜」是教会，只承认它不过是一种行动而已。所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己成为历史上在上海「奉主名的聚会」之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了。在主恢复中的弟兄姊妹早就不用「基督徒聚会处」之名，而是以地方称他们是某某教会。
三、「擘饼」和「蒙头」的由来
「擘饼」是在圣经中多次提到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提到擘饼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林前十一23-26）。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里的「擘饼」重在吃主的晚餐，吃主自己，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肉和血分开，表明主的死。饼是预表主的肉，杯是预表主的血。另一方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又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里提到「擘饼」重在吃主的筵席，是主请我们赴祂的筵席。这里没有提到「记念」而提到「同领」。这里的饼是预表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指教会说的。所以「擘饼」一面是记念主、享受主自己，另一面是和主内众弟兄姊妹在这饼里有交通。这饼表明我们是一，如果这饼不能包括全世界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不分辨主的身体了，这样我们擘饼不是受益而是招损。「擘饼」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就开始了。那时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和祈祷（徒二42）。当时擘饼的地点是在家中（徒二46），而不是在殿里。以后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擘饼（徒二十7）。
第二世纪以后教会落到宗教里去了。「擘饼」变成一种宗教仪式。到君王坦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后而成立罗马天主教，「擘饼」变成了「弥撒」。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成立了更正教，因而产生了许多国教。他们对「擘饼」看作「圣餐」，一定要牧师才能主领饼杯和祝谢，然后由执事去分发。以后，私立教会产生，如浸礼会、浸信会、监理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都脱不了领「圣餐」的方式，鉴于人多，他们就将面包切成小块，将葡萄酒倒在许多小杯子里分发给信徒，然后由牧师以祷告祝谢并完成领圣餐的仪式。
到了第十九世纪，英国弟兄会的弟兄们首先看到基督教的偏差，看到大公会许多制度和仪式都不符合圣经，于是他们脱离宗派，在家里擘饼记念主，他们采用一个饼（无酵饼）和一个杯（葡萄汁）。在教会生活的恢复方面，弟兄会是先跨出了一步。
在中国，教会生活的恢复是在1922年从福州开始的。弟兄们一面看到当时各大公会的制度和仪式不符合圣经，于是纷纷脱离宗派，另一面也看到英国弟兄会脱离宗派以后在家里擘饼是根据圣经的，弟兄们就反复查考圣经。于是就在王载弟兄家有第一次的擘饼，参加的人只有三个：王载、王载师母和倪柝声。以后得救的人多起来了，他们就另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聚会之用，参加擘饼的人就更多起来了。弟兄们当时办了一份刊物名〈基督徒报〉，在这份刊物中登载了许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和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之信息，共办了二十四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期专辑。一期是「直道」、一期是「敬拜神」，讲到基督教的偏差、教会聚会的生活，也讲到如何擘饼、敬拜神等。这份刊物发到全国各地。首先看见这亮光而脱离宗派奉主名聚会、受浸和擘饼的有福建各地，如莆田、厦门、福清等地，浙江有平阳、泰顺、沙地，萧山等地，江苏有盐城、阜宁等地，山东有济南、烟台等地，还有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
在上海奉主名聚会的擘饼一开始是在新闸路辛家花园汪佩真的家，后来迁到赓庆里。当南京李渊如、缪韵春和张耆年三位女同工迁来上海在前哈同路（即现在的铜仁路）文德里240弄26&号顶下一幢房子以后，擘饼聚会就从赓庆里搬到李渊如楼下来了。这是&1927&年的事。参加聚会的弟兄有两人：倪柝声、胡吉堂，姊妹有八人：李渊如、汪佩真、缪韵春、张耆年、刘慧芬、朱增年、&程仪凤、路征先。我父家是1928年秋搬到文德里来居住的。到1929年擘饼聚会搬到34号倪柝声住房的楼下客堂，以后会所扩充到隔壁36号、38号两开间，共四开间房，参加擘饼的也有一、二百人。到1939&年为便于路远的人在就近可擘饼，就在前金神父路（瑞金路）群贤别墅陆乾惕弟兄家设一个分家，胶州路俞成华医生家设一个分家，常德路杜忠臣弟兄家设一个分家。到1946&年分家擘饼增加到八个。&1948年分家擘饼聚会最多达到二十一个。以后到1949年，缩小到十六个分家，分家擘饼聚会都是由各区就近的执事弟兄姊妹去负责的。
上海解放以后，有的分家房子有困难，像第三、四家，第五、六家，第八、九家，第十一、十二、十三家和十五家都收掉了，只存下五个家。1956&年聚会处经过肃反以后，分家聚会的人数就更少了，分家擘饼聚会也都收掉了。1958&年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房子捐献给国家，聚会并到怀恩堂去以后，宗教事务局为照顾聚会处信仰的特点，许可我们在怀恩堂小房间内有擘饼聚会。但是来参加的人很少，约二、三十人。1966年9月怀恩堂被红卫兵砸坏后，擘饼聚会就停止了十四年。以后怀恩堂虽然恢复擘饼聚会，但性质和过去不一样。1979&年开始，弟兄姊妹纷纷在家里擘饼，但不是全部公开，有的在三自礼拜堂恢复后也都停止了擘饼。
以下不过是说到擘饼聚会是如何开始的，和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擘饼聚会在这几十年来的演变。
另外，关于为饼和杯祝谢方面，在三十年代末分家擘饼前大多是由同工或长老站起来祝谢的。&分家擘饼以后，大多是由执事站起来祝谢的擘饼聚会好像是由同工、长老、执事来掌握的，很少由圣灵来引导。擘饼聚会是主的晚餐、主的筵席，是主负责的，所以应该完全由圣灵来引导。只因弟兄姊妹在属灵方面幼稚，不会随灵而行；有圣灵催促的人不敢祷告赞美，没有圣灵催促的、天然欢喜说话的人就随便祷告赞美。因此，整个聚会都不是在灵里的。你赞美主的爱，他赞美主的名，我赞美主的受苦，没有随着圣灵的引导。大家赞美主时应该有一个中心题目，赞美到一个高峰，该由圣灵催促一位弟兄站起来为饼和杯祝谢，他不一定是同工，不一定是长老，也不一定是执事。还有在1948&年以前，擘饼聚会没有分成记念主和敬拜父两段时间。1949&年后，在「初信造就」中提到关于擘饼聚会有这两段的时间，开始是赞美主、记念主，所有的诗歌和祷告都该是记念主的，擘饼以后是主耶稣作为长子带领众子前来敬拜父，所有的诗歌、祷告和赞美也都应当是向着父神的。但这应该是在灵里的，而不应是规条、律法。如果赞美主还没到高峰，有一位弟兄就站起来为饼祝谢，然后递饼传杯，大家灵里都会感觉不饱足的，所以擘饼后，有的弟兄还要加上一些赞美主的祷告，但一切当随着圣灵的带领。但是以后记念主和敬拜父这两段时间却变成了规条。如果一位弟兄在擘饼后再要记念就会被一些执事或其他弟兄所劝阻，认为是不合适的。但是也有赞美主到了高峰才开始擘饼，然后，擘饼喝杯后有的弟兄姊妹还是停在赞美主的阶段，这样大家灵里也会感觉不痛快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切都要在灵里作。&唱诗、提诗要在灵里，赞美主、敬拜父也要在灵里。不在灵里的唱诗祷告就是宗教。有聚会的一套仪式而没有灵就是宗教。宗教带来发死、发沉，结果在聚会中你等我，我等你，赞美少、诗歌少、祷告少，死气沉沉。这样宗教式的擘饼聚会，我们是多年经历过的。
听说在萧山有一个地方，在擘饼前要人家先自己省察认罪，然后才可擘饼，这也变成一个规条。在三十年代初，姊妹们不能在聚会中开口，甚至连祷告也不可以，这是受到弟兄会的影响，因为弟兄会的聚会是这样的。到1933年，弟兄们感到如果不让姊妹们在会中祷告，聚会就会像半身瘫痪一样，因此非要改变这个传统不可。以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祷告，才胜过这种情形，姊妹们才开始在聚会中有祷告。聚会从那时起也更丰富了。
在使徒时代，擘饼聚会是在家中举行的，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在家中」原文是多数，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或挨家挨户的擘饼。过去的分家擘饼却不是如此，都是因为路远要方便弟兄姊妹来擘饼才有的。当初在使徒时代，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将家打开擘饼。挨家挨户就是在一条街上也可以有许多家的擘饼，而不是根据行政之划区分家的。就着擘饼聚会的方式，也不一定要有同工、长老或执事来领擘饼聚会。没有同工、长老、执事，弟兄姊妹也可以在家里擘饼。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七节，保罗当时擘饼的地方是在特罗亚一个弟兄楼上的家。他们不是先擘饼然后请保罗讲论，而是请保罗先讲，他们聚会人多，连坐也没有一定方式，甚至犹推古高高坐到窗台上去。保罗讲到半夜看见犹推古从窗台上跌下去死了，他便下楼伏在他身上，将他治好，然后再上楼和大家一同擘饼，擘饼后又谈了许久直到天亮才走。他们这次擘饼聚会是通宵的，在擘饼聚会中有讲道，也有医病，所以擘饼聚会是没有一定的聚会方式、聚会时间或固定的聚会内容。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主恢复中的国外弟兄姊妹看见了这个光，看见什么是教会，看见什么是宗教，看见我们过去擘饼聚会的方式，多多少少是受到弟兄会作法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心要脱去弟兄会的聚会方式。他们看见擘饼记念主不是用头脑将主在地上为我们受苦的一生，回忆一下来追思主的爱、主为我们代死的苦，而是来享受主，用灵而不是用头脑。擘饼聚会就开始活起来了。
现在来说一点有关「蒙头」的事。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主的筵席」，十一章下半段讲到「主的晚餐」，中间插了一段十一章上半段关于「蒙头」的事共十六节。这给我们看见「蒙头」和「擘饼」是一样重要的。「擘饼」怎样不是一个形式，重在灵里享受主并展览基督，「蒙头」怎样也不是一个形式。姊妹在聚会中蒙头预表教会在基督面前蒙头。我们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一面服在基督脚下。这个服权柄是服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服神在宇宙中的权柄，服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权柄，而不是服人利用宗教所取得的神职权柄，简称「神权」。在罗马天主教和堕落的基督教里有这种「神权」。&过去在基督从聚会处是否有人利用「蒙头」来压制姊妹呢？我未听说过。在三十年代初，姊妹们是不许在会中开口的，连祷告也不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难道保罗是用「神权」压制姊妹么？断乎不是。但圣经中明明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是指什么呢？这主要是指姊妹在大会中不可教训男人，而不是连祷告也不可以，连作见证也不可以。当时负责弟兄感到姊妹在会中没有祷告是聚会的一个损失。在&1933年开始，姊妹们可以在会中祷告了。
「蒙头」不是一个仪式。如果不懂属灵的意义，别人戴顶帽子，我也去戴顶，这就是宗教式的蒙头。我们被别人称为「戴帽会」，别人没有看见蒙头的真理，祷告的时候不蒙头，我们也不要为此和别人分开，或不阿们他们的祷告，这是跟我们基本的信仰无关的。
1956年1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公安部门、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没有把「蒙头」称作「顺服神权」而加以批判。相反的，罗处长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聚会处有你们信仰的特点，你们要坚持，不要迁就。」他是指我们的擘饼和蒙头说的。所以左弗如姊妹在〈通讯〉第二期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经过肃反学习，以为已往所讲的道都是毒素，以为福音书房所出的书也都是毒素。例如蒙头是圣经中的教训，今后姊妹们还是应该照着神的话蒙头。出于圣灵的权柄还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不能推翻。权柄就是神自己，推翻权柄就是推翻神。在教会里面，是有代表圣灵的权柄，我们还是要顺服」（〈通讯〉第二期页8-9）。
1957&年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在南阳路145号召开，来自全国十七个省、一个自治区和三个直辖市的同工、负责弟兄以及有心事奉主的弟兄姊妹共六十九人通过了一份文件——〈持定所承认的道〉。在这篇文中第十页写道：「女人蒙头是见证『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十一2-16）。」这次同工聚会是上海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都支援的，这份文件他们也都看过，他们并没有说「蒙头」不应当放在内，或是「蒙头」是封建和顺服神权，因为他们清楚这是我们的信仰。1958&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会所捐献给国家后，大家并到怀恩堂去聚会，姊妹们还是在聚会里蒙头的。左弗如姊妹当时是上海三自副主席，又是人民代表，她也经常鼓励我们说：「我们信仰的特点还是要坚持，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还是要不同，不能因为肃反就把真理改样，就把信仰迁就。政府一点没有意思要改变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很有把握的。」1958&年聚会并到怀恩堂后，我们借他们的小房间进行擘饼，姊妹还是蒙头的。这样有八年之久，一直到1966&年「红卫兵」冲垮怀恩堂后，所有的聚会都停止了。&1982年静安区怀恩堂恢复，有人问过去聚会处的长老，我们为什么不恢复擘饼聚会，他回答说，「擘饼」是倪柝声路线，外地姊妹到怀恩堂做礼拜蒙了头，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将姊妹的帽子拉掉说，不要妨碍团结。后来，北京先恢复「擘饼聚会」，上海也跟着恢复了，但这不过是徒有「擘饼」的形式，而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蒙头」的问题也是如此。
四、「聚会」的由来
过去我们常听公会的弟兄姊妹说，他们在什么礼拜堂做礼拜，今天礼拜天他们去做礼拜等，后来我们也听到「主日祟拜」、「圣诞崇拜」等。但是在我们中间只有「聚会」而不称「礼拜」，但也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经也称「聚会」为「礼拜」的。
在新约，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不是在外面五体投地向神跪拜，也不是在礼拜堂里。这都是宗教的一套，拜神像拜偶像一样。神是个灵，我们也要用灵敬拜。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就是教会的性质。三十年代初，各地弟兄姊妹脱离宗派聚集在一起擘饼记念主、敬拜父，并称这为「奉主名的聚会」。所以「礼拜」是旧约的，且是一人主持，一人讲众人听，听后散会，可不交通；而「聚会」是新约的，是要彼此交通，彼此劝勉，彼此同心，大家作话语的出口，聚会人人来说神的话。过去我们有各样的聚会，「擘饼聚会」、「祷告聚会」、「交通聚会」、「传福音聚会」、「查经聚会」、「祷读聚会」等.。&大家在聚会中都要显出肢体的功用来。长期做「老听众」就是做礼拜，连「家庭礼拜」也是请一位自由传道来讲，大家听。这种情况也长期在我们中间存在。神要救我们脱离宗教式的做礼拜。
五、『受浸』和&「按手」
「受浸」在中文圣经翻为「受洗」，「受浸」是见证属灵的实际，见证荣耀的基督。信主的人受浸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二八19），&是见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六&3-11，西一12）。
关于基督教的偏差，受浸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受浸是入教的手续，父亲信了主受了洗，生了个孩子，也送到礼拜堂去给婴孩行滴水礼，让他也入教。慕道友通过一、二个月的「信德」学习，通过考试也可以受洗。于是有许多没有得救、没有重生的人也都混到教会里来了。
1921&年弟兄们在福州看到圣经中受浸的真理，看到礼拜堂所施的滴水礼是不合乎圣经的。他们看到圣经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祂来到约但河，并说祂从水里上来，而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这样人是如何从水里上来呢？于是，他们要遵照圣经的教训到河里去受浸，为主大用的余慈度小姐到福州的时候看见了受浸的真理，就跑到马尾和受恩教士处受浸。王载弟兄过去在南京受过滴水礼，看见受浸的真理后便跑到鼓浪屿去受浸。倪弟兄和他母亲是在福建阳歧受浸的。他们都是在河里受浸的，一直到今日在乡下的弟兄姊妹还是替人在河里施浸。三十年代初，在山东烟台的弟兄们都是在海边受浸的。哪里有水，哪里就可以受浸，不必一定要在礼拜堂里受浸。受浸的地方，只要有水，就可以受浸。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老会所是用一个大的帆布袋，灌满水替人施浸的。1949&年南阳路新会所落成后，在讲台下面造了一个水泥浸池，可给人施浸。萧山、嘉兴和其他有些地方用塑胶布做水池。在上海的家庭聚会的信徒是在浴缸里受浸。至于施浸的人是否一定是牧师、传道，或是同工、长老、执事呢？圣经中没有这样规定。腓利是个执事，不是牧师、同工，但他替太监施了浸。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只要有资格传福音，也就有资格为人施浸。
还有一个就是受圣灵的浸的问题。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门徒们曾经听见主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徒一&4 ,
5&）。我们看见受浸不但是浸在水里，还要浸在圣灵里。多少次为初信的人施浸时，我按手在他们头上一祷告，他们便得到圣灵的浇灌。到1935年在文德里聚会处，倪弟兄专讲「圣灵的浇灌」的事，许多人追求「圣灵的浇灌」，他们也得着「圣灵的浇灌」并说方言。这就是所谓过「得胜关」和「圣灵浇灌关」。后来因为出了事，有的同工放纵肉体犯罪，有的因追求圣灵浇灌而被邪灵所附，所以就停止下来。
「按手」在圣经中表示联合。希伯来书六章二节说到「各样洗礼、按手之礼」。除了洗礼以外，还有一个叫按手之礼。「按手」过去在我们中间实行得不多。最普遍的就是弟兄在施浸时，按手在站在水里受浸的人并祷告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阿们。」这是浸水的浸。保罗在以弗所还按手在弟兄们头上叫他们得着圣灵的洗（徒十九&6）。1935&年大家追求「圣灵浇灌」的时候，没有得着「圣灵浇灌」的请已得着的按手在他头上，使他也得着「圣灵的浇灌」。记得我那时只有十三岁，刚受浸不久（我是&1934&年受浸的），一听到追求「圣灵的浇灌」，我就求神，但是一点得不到。后来，我听到弟兄说「这都在乎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宝座右边，被神的右手高举，并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祂已将圣灵浇灌下来？你信你就得着。」我说我信，那天我就得着了圣灵的浇灌，被喜乐充满，并且也说了方言，唱了灵歌。有一位老同工陈则信弟兄看见我得到圣灵的浇灌，而他求了很久还得不着，他就要我按手在他头上为他求圣灵的浇灌。我这个孩子当时胆子也很大，就按手在他头上祷告。稀奇！他也得着了「圣灵的浇灌」。「按手」表示联合，我得着圣灵的浇灌，我一按手在他头上，圣灵如膏油也流到他身上去了。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按手」，但我信，抹油祷告也一定是按手的。我小时候一有病，父亲就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橄榄油抹一点在我头上，按手祷告，第二天高烧就退了。1978&年我和萧山沈智敏弟兄去看望许敏柔姊妹，她轻度瘫痪，并用几个晚上失眠吵闹，我们两人按手在她头上祷告，当晚她就病愈，一觉睡到天亮。但是为被鬼附的人赶鬼就不能「按手」。&朱臣弟兄曾在1979&年写信给我说，他在浦江乡下为一个被鬼附的人按手祷告赶鬼，鬼非但不出去，反而他得了重病，四个月卧床不起，骨瘦如柴。以后，他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错，就悔改认罪，病就慢慢好起来了。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所以「按手」不是随便的。有的人要求祝福，要教会为他按手祷告。记得四十年代初，在聚会处有几次公开为人按手祝福的。其中是二位西国姊妹巴若兰和章文兰姊妹要回国去，她们要求按手祝福，倪弟兄就为她们按手，做了英文祷告。主耶稣曾在地上为小孩子按手祝福（可十&16&）。保罗也曾为提摩太按手使他得到恩赐（提后一6）。&众长老也为提摩太按手使他得到恩赐（提前四&14&）。&至于公会里有按立牧师、按立长老、按立执事等，就是用按手设立在教会中的一个职称，这是在圣经中所没有的。保罗写信给提多吩咐他在各城设立长老（多一5）。过去教会中的长老是同工设立的，但没有举行任何按立长老、执事的仪式。在圣经中，监督实际上就是长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长老也罢，执事也罢，都应当是圣灵立的，他们是圣灵借着使徒、同工所立的，不是选举的，不是推荐的，不是提名出来的。
六、「同工」、「长老」、「执事」的由来
「同工」是同作主工的人。「同工」不一定是使徒，一同作主工的都可称为「同工」。「同工」不是一个职称，不是在某地受过训就一定是「同工」，若他不作神的工，即便过去是「同工」，也不该称为「同工」。我们不是与某人同工，也不是某人的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凡是与神同工的，他也就是我们的「同工」。作神工的就是神的工人。
要作神的工和成为神工人的，不是自告奋勇的，也不是人所按立的，而一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当日有许多人要出来作主的工，前面的弟兄们就要问他：「你清楚不清楚主的呼召？」&。&如不清楚，他还是慢慢地来，不着急。
有人认为要做主的工，一定要有恩赐，一定要会讲解圣经，一定要站讲台。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见有两种蒙召，一种是圣徒的蒙召（罗一&7），一种是使徒的蒙召（罗一1）。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蒙了神的呼召，从千万的世人中间被神呼召出来、分别出来，成为祂的圣徒。但在蒙召的圣徒中间有一些人是蒙召成为主的使徒或神的工人。前者是蒙了神拯救的恩典，后者是蒙了神使用的恩典。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有使徒的蒙召而没有长老、执事的蒙召。圣经只说有人在教会中被设立为长老或执事。虽然如此，事实上，长老和执事也是神所使用的人。&圣经虽然没有说，他们和使徒都是蒙召的，但却说他们和使徒都是被设立的。使徒、长老、执事都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事奉神并建立教会显出肢体功用的人。当然凡是肢体都有功用，但有的人在教会中的功用还不显明。使徒或神的工人的功用重在话语上事奉神及建立教会。&长老、执事的功用重于在教会事务上事奉神及建立教会。但也有例外的，如司提反、腓利都是执事，不是使徒，但圣经记载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敌挡不住（徒六10）。神也叫腓利去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领他信主，为他施浸（徒八26-40）。&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记载的教会聚会中，人人都可以作先知讲道。不是只有使徒、神的工人得到启示才能站起来说话，所有的圣徒们都能蒙启示为主作先知讲道。
也有许多人认为要作主的工，就一定要完全放下职业，进神学院或圣经学校，学习圣经几年，毕业后才可以做传道。做了传道就整天在外面传福音、探望信徒、领家庭聚会或奋兴会等。&圣经给我们看见保罗一面传神的道，一面织帐棚为业。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不使世上的事务分心，能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使讲台能丰富刚强，教会得以建造，神就呼召他所用的人全时间作主的工。蒙呼召出来作神的工，不是整天忙着讲道、探望、预备讲稿或其他教会的事务。保罗蒙召作使徒后，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见在前面的使徒，也没有立即在耶路撒冷作工、传神的道，而是一个人安静并到阿拉伯去住了三年，学习听神的话（加一17，18）。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听到一句话，「不能为主不作工，就不能为主作工。」许多人不能领会这话。「同工」是同作主工。许多人认为作主工就是要会传福音，要多收庄稼，救人灵魂，造就信徒；作工就是要作事。但是主要你先侍候祂，学习破碎己，释放灵；学习听主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有的人天然就喜欢讲话，喜欢站讲台教训人，喜欢在讲道中讲笑话引人哄堂大笑，却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但是没有灵，弟兄姊妹得不到生命的供应，难道这也是在作主的工么？有的同工从未上过讲台讲道，而是在背后暗中为主的工作和教会有负担的祷告。他在神面前所作的，是蒙神悦纳的，是作了主的工。
神的工人各国都有，因此同工是不分国籍的。神的工人也不分文化、民族和男女。凡在基督里真正作主工的都是同工，不能把西国同工弟兄姊妹都当作帝国主义分子看待。如果将政治、&阶级、哲学都带到教会里来，神的工作一定会被破坏，教会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过去在我们中间，做神的工作的、清楚是蒙召出来作工的，都称为「同工」。实际上「同工」在圣经中就是一班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人。但为什么不称他们为使徒、教师如称长老、执事一样呢？因为在1934年以前，弟兄们是受了弟兄会达秘的教训影响，认为就时代论而言，使徒已经过去了，先知也没有了，所以作神工作的人都称为「同工」。到1934&年上海教会人数到了数百人，需要有长老的产生，但是长老是要使徒设立的，既无使徒，长老也无从产生。但后来弟兄们将「负责弟兄」的名称改变为「非正式长老」，「同工」也是「非正式的使徒」。于是，在&1934&年设立了三位非正式的长老。福音书房出了一本名为《聚会的生活》的书，其中称「同工」为「非正式的使徒」。到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一书出版了，书中说到使徒的定义使徒就是主所差遣打发的人，所以大胆地说，「现在使徒们还在这世上。」按照希腊文，「使徒」的意义就是「被差遣的人」，此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了。使徒并非什么特殊恩赐的人，不过是神所差遣的人而已，是神差派的就是使徒，是神打发的就是使徒，不一定要像保罗这样有大启示、大恩赐的人才称使徒；也不一定是主亲自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才称使徒。圣经中记载除十二个使徒和保罗以外，还有许多使徒。
既然使徒就是主所差遣的人、打发出去的人；同工也就是使徒，那么就没有坐堂同工。一个地方教会没有固定的同工负责教会的事。负责地方教会的是当地的长老，同工如长期住在一个地方，也能兼作长老。所以，以后在上海就有许多同工兼长老产生，如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和我父亲都是同工兼长老。自从《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许多同工都出到外地去作主的工。我父亲去杭州、萧山、沙地、绍兴、温州、平阳、福鼎及泰顺一带作工，后来回上海兼长老的职分。
《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过了一年，在巴若兰协助下翻成英文，取名Concerning our Mission。这本精装本运到英国后受到史百克的抵制，结果都被退回上海福音书房，因为史百克没有看见地方教会的真理，因此关于同工即使徒，并不改变称呼，仍称为同工。
同工聚会和当地教会的聚会不同。同工聚会不是全国同工们聚集在一起商量教会的事和工作的事的聚会。我们在圣经中看见教会是地方的，从来没有众教会联合的事。我们的联合是以信徒为单位，而不是以地方教会为单位，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关于工人方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不是这样。使徒是联合的，但这并非说，所有使徒都联合作一个团体。所有的使徒都联合在一起管理所有的工作，也是圣经所没有的。圣经中的工人并没有联合成为一个中央的团体。那个作法是罗马的，不是圣经的。但是圣经中的使徒是联合的，并且是联合成为一班一班的。保罗和路加、西拉、亚波罗、提摩太、提多是合成一班的。彼得与和他同在的约翰、雅各等又是一班。从安提阿出来的是一班，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又是一班。虽然他们这些人不是各自组成一个差会，但是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同人」（徒二十&34）。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人在圣经中是团体的。众教会是没有团体的。众教会一有团体就成了公会。许多人误以为由于我们不是公会，所以作神工人的和为神作使徒的，就可以自由行动，单枪匹马去作他自己所认为好的工作。不，教会是不应当联合为公会的。然而，神的工人虽然不是联合成为一个布道的中央机构，但是神的工人是有同工的，是和他的同工结合成一班而同去作工的。同工固然是团体的，他们的团体不是一种组织的团体，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他们的确是一个团体，是一个作工的团体，但是他们却没有组织、没有地位的分配和职分的分当。加入的人也不是借招募或者训练而来的，乃是神安排的。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乃是属灵的，而非地位的，他们的结合乃是属灵的结合，而非人为的组织。神在他们中间作主，圣灵在那里指挥。圣灵借着祂的仆人行使属灵的权柄，而非用地位的权柄。在教会中并在同工之间没有地位的权柄，只有属灵的权柄。保罗是因为灵性长进，满有能力，且与神之交通亲密，所以他有那一个权柄。他能指挥别人，并非由于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乃是因为他从神得的启示大，认识神深，属灵的能力大，生命比别人长进，所以他有这权柄。什么时候一个人的灵性一失败，他就失去他的权柄。今天人在组织的基督教里，一有那个地位，就有那个权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是以属灵为根据。圣经里有权柄，但这权柄是属灵的，不是地位的。除了属灵的权柄以外，还有各种职事的问题，各人在主面前的职事不是一样的。因为职事不同的缘故，所以同工是一面顺服主，另一面却是彼此顺服。大家学习一面和同工发生正当的关系，一面个人受圣灵的引导。这两面都该维持及平衡才可以。神的工人应当结合，但是有一种结合是可惧怕的，就是人的组织。这使神的仆人不能受圣灵的引导，而受人的支配。从圣经来看，人不能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的机关，人不能借着一个机关来发号施令。民主集权不是圣经的教训，乃是人间的组织。人的组织有代表大会，通过民主协商集中大家的多数意见而实施决定。既是神的工人，神就有主权；既是神的工人，神就有权柄。同工聚会不是像世上的代表会议，大家来商议神的工作如何作，最后通过大家的意见来决定如何作。这样神的主权、圣灵的权柄到哪里去呢？在徒十六&6 ,
7&、十三1-3&、十五28、二十28，我们虽然看见圣灵的权柄、圣灵的说话、圣灵的决定，但也看见圣灵和我们一同的定意。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并一直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明白圣灵的意思，并能和圣灵一同定意。
同工聚会或称「使徒性的聚会」在圣经中有对不信的人和对信的人两种。当初在耶路撒冷「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徒二14），这是使徒对不信的人讲道；这就是使徒性的聚会。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徒10）也是使徒性的聚会，是一人对众人讲，一人讲众人听，一人传福音众人听。另一种是对信的人讲，如保罗在特罗亚的讲道就是对信徒讲的，但这也是使徒性的聚会。保罗在罗马租了房子在家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徒二十八23），这也是使徒性的聚会。这种聚会就是工作的聚会，这和教会的聚会完全不一样，关于教会的聚会到以后再讲。
上海教会（聚会处）在文德里开始后就有两种的聚会：一种是工作的聚会，一种是教会的聚会。每年一次的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是同工性的聚会，由一位弟兄传信息，外地同工和本地同工来听，本地信徒也可参加。每主日上午的讲台是工作的聚会，也是由一位同工传信息，大家坐着听。当时连传福音也是同工传的，福音聚会也是工作的聚会。至于擘饼聚会、祷告聚会、交通聚会等，是教会的聚会。第一次在上海的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是在1928年2月，地点在文德里34号，有从浙江平阳、江苏北部和福建一带看了老《基督徒报》&的信息而脱离宗派的同工们来聚会。这次聚会的中心信息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与会的同工包括在上海的有三十余人。第一次特别聚会是在1931年9月，也是在上海，中心的信息是「新约和神的智慧」。第三次特别聚会是在1934&年，也是在上海，中心的信息是「基督的中心性和宇宙性」。&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1935&年&9&月举行的特别聚会信息是「基督得胜的生命和圣灵的浇灌」。&1937&年在汉口有一次特别聚会，后又在上海举行，中心的信息是「工作和教会的路线」，有关信息日后就印成书，名《工作的再思》。中日战争开始于1938、1939年，倪弟兄出国去欧洲访问有一年半之久。1939年夏天他从英国回到上海后，有了另一次特会，中心的信息是关于身体的信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从1939&年8月特会开始一直到1940、1941、1942年，接近三年时间，至少有三十个月有好几次特会。尤其是在1941、1942年期间，几乎每隔一个月在上海都有特会，逢星期三晚上有周中聚会。信息的中心有「十字架」、「破碎」等。直至1942年下半年，他在上海的职事被停止了，他去重庆约有六年之久。1948年他又回上海，每天上午跟各地同工、上海同工和部分长老，执事聚会，信息的中心是将自己一切所有、所是、所作完全交给教会。这二十年来的特会都是同工的聚会，就是工作的聚会。
关于同工方面，在二十年代初来参加特会的有苏北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有温州平阳的蔡崎、黄履铨，有福建的陈恪三、魏光禧、陆忠信（后去了新加坡）、缪受训（后去了马尼拉）、陈则信，有青岛的张子洁，烟台的李常受、赵旭东，北京的房爱光，东北的华世宾，杭州的乐腓力、徐永明，汉口的蓝志一，重庆的徐仲洁，以及在上海的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张光荣、俞成华、唐守临、张愚之、许达微等。以后，同工也逐渐增加，各地都有新的同工和青年同工加入。
感谢神，圣灵还在这里。感谢神，不是我没有特别的恩赐，就不能作使徒。感谢神，不是肉眼看见了主才能作使徒。感谢神，不管我是先知、是教师、是传福音者，只要我有主的呼召，就能作祂的使徒。今天一切蒙主呼召的人，不管他的恩赐如何，也不管他有没有见过主，只管他有没有主的呼召。如果他有主的呼召，他就是同工、使徒。有人认为要从鼓岭山执事之家受过训下山的才是同工，其实没有这件事。从鼓岭山下山的同工，变质的、退后的、不作工的、甚至卖主卖友的、变成假使徒的，也不在少数。同工、使徒这一个数目还没有满，凡受主托付的都能有分，凡受差遣的都能有分。
至于长老，他们是负地方教会责任的人，是管理本地教会的人。他们和同工有区别。同工要有主清楚的呼召，没有主清楚呼召，就不能自告奋勇作同工。长老是被设立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也是圣灵通过使徒设立的。徒十四23说到使徒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就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过去在上海教会（聚会处）产生长老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34年以前，上海教会没有长老的设立，因为过去受了弟兄会达秘的影响，认为当时没有使徒。长老要使徒设立，既然没有使徒，长老也无从产生。所以在《聚会的生活》一书中，将负责弟兄改称为非正式长老，并且设立了三位非正式的长老：就是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三人。杜弟兄负责管账，有时也起来报告，擘饼聚会时起来为饼杯祝谢，受浸时为弟兄姊妹施浸。吴锡佑比较多讲话、报告事情、为饼杯祝谢，并看望弟兄姊妹。林光表身体一直不好，吴锡佑工作也很忙。到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该书称现在还有使徒，就是凡蒙主呼召和奉主差遣的人都是使徒，因此也当设立正式的长老。林光表生肺病已死，就由朱臣弟兄作长老，所以当时有三位正式的长老就是杜忠臣、朱臣和吴锡佑。另外长住上海的同工可兼作长老，当时同工兼作长老的有张光荣和俞成华两人。到1948年，南阳路145&号新会所落成后，上海教会弟兄姊妹也有一二千人，分家聚会十几个，所以也要增加长老，除我父亲因年老体弱不参加正式长老的工作外，其余正式的长老有八人，即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朱臣、杜忠臣、何广涛、宣常铭和顾伯涛。1951&年，何广涛去了武汉，当时常住在办公室楼上，并负责办公室的执事任钟祥（负责文书工作）代替何做了长老。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当时俞成华已死，张愚之、朱臣被逮捕，杜忠臣隐居，而宣常铭、顾伯涛也不来聚会了。长老只剩下唐守临和任钟祥两人。当时主要的同工也都被逮捕了。为要再增加几位长老，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讨论、祷告。那时作长老的条件，除了圣经中的几条以外，还另加一条「政治要好」。作长老的，属灵要好，政治也要好；属灵好，政治不好，就不能做长老。上海教会肃反时，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通讯〉&第三期有一篇〈关于长老的新生〉的信息，说到产生长老的条件，一是根据圣经，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不是选举的；二是设立长老的条件，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所列长老应有的品德：做长老的必须在属灵上有认识，善于教导，在生活上无可指责，在行为上有好的品德；同时还得在教外有好名声。关于在教外有好名声这一点，编者说：「我们处在新时代中，，觉得应当包括在政治上&站稳人民立场，有积极的爱国表现。我们相信，一位弟兄的属灵情形如果是好的，那么，他生活在神所安排的这一个新时代中，也定有好的政治态度。如果政治态度和生活有问题，那就属灵情形也一定有问题。如果灵是背叛的，那样的人就不能做长老。另一面，政治也不能代替属灵。光是政治认识高，而属灵情形差，那样的人也不能做长老。长老要负教会属灵的责任，所以不但要在政治方面没有问题，尤其需要在属灵方面有相当的学习。」周行义和左弗如在他们所写的一篇〈上海教会长老的新生〉中说：「第一，我们目前并没有够得上称为使徒的弟兄，因此，我们不能走由使徒设立长老的路。第二，如果以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等所说的那些品德和条件来衡量，我们很难找出有哪一位弟兄构得上这样高的标准。可是，我们上海教会又不能没有长老，这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中间虽然缺少使徒，可是我们相信，圣灵不会受这一个限制。在有使徒的时候，圣灵能借着使徒设立长老；在没有使徒的时候，圣灵也能借着一班敬畏神、忠心事奉主的人发表祂的心意，在教会中，在一位圣灵的感动下，『同心定意』（徒十五&25）设立长老。从四月上旬起，每星期召集了几十位多年有事奉的弟兄姊妹（包括以前的同工、长老、执事）一同祷告、交通，摸圣灵的感觉，提出了一些比较在前面的弟兄的名字，同时，大家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各人的缺点，加以勉励。在起初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于圣灵的感觉不够清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在&5&月&21日的事奉聚会中，有一位同工弟兄下了断案，就是先设立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三位弟兄为长老……。」这是1956年5月设立的三位长老，过了两年，到1958年下半年，任钟祥建议将南阳路&145&号的房子捐献给国家，弟兄姊妹的聚会就并到怀恩堂去参加静安区的联合礼拜。刘约翰也调到重庆去做医生了。在怀恩堂主日下午维持主日讲台的就只有唐守临一人。去聚会的弟兄姊妹只有几十人。青年弟兄姊妹都不去聚会了。这样一直拖到&1966&年&9&月红卫兵砸怀恩堂为止。
在1956&年&4&月上旬，每星期召集的几十位以前的同工，在长老、执事聚会中提出了一些弟兄的名字，但大家看法不一，一种人是从属灵方面看，另一种人从政治方面看。当时大家经过肃反，认为光是属灵好，政治不好，不能做长老；光政治好，属灵不好，也不能做长老；&而政治好的表现是包括在教外有好名声，反帝爱国的，政治学习要积极的。这样大家认为最老的长老杜忠臣在政治方面不够好、不够积极，所以就认为他不能做长老。刘约翰属灵方面差，但政治方面好，也可以做长老。又有人提我的名字和周行义的名字，但有人认为我关过三年，在教外没有好名声，不能做长老，而周行义也构不上做长老的条件。结果，除产生三位正式长老外，又加了二个助理长老，就是周行义和我。
不但在上海，外地教会关于长老的产生也有这个难处。1979&年温州和平阳的弟兄们召集了一次全浙江省大交通聚会，关于长老的产生也是其中一个交通的问题。后来大家也得不出结论来。
有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事，就是我们从圣经看见地方教会在正常时有长老、执事，保罗写的书信是给某地方的长老、执事和众圣徒，但是在地方教会不正常时（包括有遭遇），就不一定有长老和执事。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时没有提到长老和执事，可能当时长老、执事已不存在，或逃散了。使徒约翰是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七个教会的使者是有光并发亮的七颗明星，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争着作同工、长老、执事，我们乃是要作一颗明亮的星并作教会得胜的使者。
至于执事，他们乃是在地方教会中做事务方面的工作的。使徒行传六章一至六节记载，不但长老是使徒设立的，执事也是使徒设立的。长老就是监督，英文是overseer，是看管教会的；执事主要是在事务上服事弟兄姊妹。不论长老或执事的按立，在圣经中不仅有外面品德上的条件（参提前三1-13，多一5-9），并且也有里面灵性上的条件。但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因为受弟兄会的影响，认为当时没有使徒，所以也无从产生正式的长老。但是人多起来，总得有人起来管理教会，不能老是几个同工来管。因此，他们就设立三位非正式的长老，称他们为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他们就是杜忠臣弟兄、吴锡佑弟兄和林光表弟兄。以后，执事也是由同工设立的，称为家负责。最早的执事是史久荣、钱能绳和姚慈幼弟兄。钱和姚两人是山东齐鲁来的学生。这三个执事当时是青年弟兄，平常聚会来得很迟，也没有负什么责任。一直到1937&年，前面的同工看到当时还有使徒，那些奉差遣出来做同工的就是使徒，所以就有正式的长老和执事的按立。倪弟兄在上海长乐路友华村按立了五位执事，他们是史久荣、许惠祥、陆乾惕、孙务信和我。在这五个人中，孙务信和我年纪最小。当时执事的按立多是注意外面的条件，而少注意里面的条件。例如当时认为史久荣弟兄很愿意帮弟兄姊妹们忙，有人生病就去探望，外地有弟兄或同工来沪就去接送等，但是后来看出他说话很随便，挑起了一些谗言，使弟兄姊妹不和睦，因此就停止了他的执事职分。其他的四个执事也不过向主有点心，办事比较能干、殷勤，但是他们与当时的司提反、腓利等执事还相差太远。主要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灵不够强。长老也是这样，他们都不符合圣经中的资格，而是在弟兄中矮中取长，而被拣选出来的。提多书说到作监督的除了在外面要有好的品德外，还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一9）。提摩太前书三章说，作执事的除了在外面有好的品德外，还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不说谗言，并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前三&6-13）。这就需要被圣灵充满，有美好的灵性和灵刚强。
到1939&年，因弟兄姊妹多起来，也有几个分家设立，执事弟兄姊妹的数量不够，以后又增加了三位执事，就是宋吟樵弟兄、杨筠弟兄、胡志诚弟兄；女执事有李石赛荷、金乔静文、黄淑英、许琼英、王采娟、王蔼娟等姊妹。当时宋吟樵是住在聚会处楼上，等于是常务执事，负责管执事室、文书往来、账目往来、伙食及接待等，像十年以后的任钟祥一样。教会也给他一些供给，他就当了一个职员。1942&年弟兄们闹事，宋吟樵和杨筠就离开聚会处，到杨绍唐牧师设立的乌鲁木齐路聚会处去了。最早在我们中间，一直想做长老而做不到长老的胡吉堂弟兄，也到那里去当长老了。
1947、1948&年李常受弟兄来了，上海教会有了复兴，聚会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分家也增加到二十一个，因此执事的人数不够，还是从矮中取长选拔了一些弟兄姊妹做执事，人数增至七、八十位。他们有的比较要主、长进的青年弟兄姊妹，有的是老的、复兴起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安排到各分家去当执事，负责主日的桌子、祷告聚会和初信造就聚会。所以当时的执事们不但要负责事务方面的工作：如在执事室值班，在主日上午或福音聚会做招待、整洁、布置等工作，到分家聚会预备擘饼时用的饼和杯、开奉献箱，在祷告聚会时到南阳路聚会处拿祷告单及为何事祷告等，还要负属灵方面的责任，如带领弟兄姊妹如何擘饼记念主和如何祷告，带领初信的弟兄姊妹学习「初信造就课程」，还要作探望签了名要听福音者的工作。这些属灵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有属灵的负担，灵也要强，否则只是外面做一套，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灵，就落在宗教形式里面，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草木禾楷，没有多大的属灵价值。并且执事的数量多了，会包办、代替了一般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功用和祭司的职分。这几十年来，上海教会实际上没有多少建造，根基浅、基层差。所以，以后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倒塌&了。这个问题在国外的聚会处也长期存在，注重圣经知识过于注重生命经历，以知识代替经历，以工作代替基督，以肉体、情感、思想代替圣灵，以组织代替生命。我们自以为脱离宗派，但还是多年在宗教里面，甚至落到宗派里了。我们自以为属灵，但还是多年在思想里、在情感里，一直追求还是在黑暗里。为此在前面的弟兄特别注重灵的问题，注重操练灵、释放灵、运用灵，也注重每个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发挥肢体的功用，达到人人开口说神的话，人人灵里都活起来。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