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废言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摘要]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多哈谈判受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TTIP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
[摘要]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多哈谈判受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TTIP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积极搭建我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建立FTAs框架下的开放补偿机制，减少国内对外谈判FTAs的阻力。
　　（中经评论·北京）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趋势与新特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的主权国家为实现区域内外的经济合作、联合或融合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其在二战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50-60年代盛行于全球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第二个阶段则是指出现于80年代、盛行于90年代的另一轮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第二次区域集团化浪潮出现许多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征。
　　（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区域化逐渐成为主导趋势，全球范围内RTA似有泛滥之势。根据WTO的统计，1948年至1994年向关贸总协定（CATT）通报的RTAs只有123个，而截止到日，WTO共有成员国155个，除了西非的毛里塔尼亚、东非的索马里和蒙古国之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签署了1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向GATT／WTO通知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多达546个，正在有效运行的RTA仍有354个。据统计，平均每个非洲国家分属于四个以上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平均每个拉丁美洲国家分属于七个以上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普遍的国际贸易合作形式。
　　1.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呈加速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多哈回合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受阻给区域一体化发展留下巨大的空间。按照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很缓慢，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具体来讲，年为3个，年为19个，年为39个，年为14个，而年就有82个，从1992年以后平均每年向WTO通报的RTAs都在10个以上。
　　2.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主要形式。根据WTO对RTAs分类型的数量统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主要分为关税同盟（CU）、自由贸易协定（FFA）、经济一体化协定（EIA）和优惠贸易协定（PSA）四种形式。在WTO分类统计的正在生效的398个RTAs（含重复统计）中，FTA为240个，经济一体化协定118个，关税同盟25个，优惠贸易安排15个；所占比例分别为60.3%、29.6%、0.06%和0.037%。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之间签署的RTAs都为FTA或FTA&EIA，其中FTA或FTA&EIA占全部RTAs的90%，这说明FTA成为了主流。这是由于FTA和其他几种类型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例如，FTA和CU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只要求签署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相互降低和取消关税，而不要求对其他非成员国采取统-关税政策。这样保证了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的独立性。
　　3.广覆盖、高标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所涵盖的领域和规则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及其所涉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让，而是涵盖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甚至包括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超越WTO协定的内容。在区域经济整合协定的领域和规则空前拓展的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质量也得到提高。新一代自贸协议都具有边境上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容、跨边境的互联互通内容以及边境后商业环境建设的内容，且法律标准较传统自贸协议显著提高。不仅边境上的贸易措施较传统的FTA要求更高，如商品零关税率要求无例外地达到100%以及通关便利化，而且寻求超越WTO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竞争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法规、劳工标准、消费者保护等边境后措施也要求严格执行。在投资政策方面不仅寻求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等国民待遇要求，而且包括投资者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公共治理与机构、反腐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基础设施与公私合营等更高要求。
　　4.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得到拓展、渐成主流之势。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第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北北型和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是基本特征。当时除了欧共体外，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出现了众多的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而在90年代以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南北型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组织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早期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困境，甚至出现解散。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的收入水平趋于发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收入水平趋于收敛。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及例证都证明了这一结论。
　　5.发达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出现强强联合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在发达国家之间出现强强联合之势。美欧、美日以及日欧之间，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都有了实质性的自贸区协定谈判。美欧日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发达经济体间的谈判也在继续之中。2009年美国邀请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日日本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4月日本与欧盟FTA谈判启动。经过多年酝酿，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也在日正式启动，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北北型自由贸易区。显然，欧盟、美国、日本之间的强强联合成为FTA发展的新形式。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维持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必然选择。面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竞争，发达国家主动出击，寻求依托新载体以提振自身经济，谋求制定新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进而巩固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6.突破传统地域限制，向广域一体化方向发展。传统的区域贸易协定都是地理毗邻的国家之间缔结的，很少突破地缘的限制。近年来跨区域的巨型贸易协定（Cross-regionM FTAs）得到迅速扩展。在所有WTO成员中，缔结跨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已经从2003年的65个增加至2012年的155个：在已经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跨区域协定的比例从10%上升至38.9%。目前正在谈判的跨区域巨型贸易协定是横跨大西洋的美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和跨越太平洋的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以及横跨亚洲与大洋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虽然我们尚难以断定跨区域的巨型贸易协定的发展水平与传统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水平谁高谁低，但这确实表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征
　　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90年代的第二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前一体化的新特点，以致学术界用新地区主义概念来概括。
　　1.开放性，单边贸易自由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夏希德·贾维德·布尔基和吉列尔莫·佩里在谈到使用&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术语时指出：&9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的复兴显然是一个不同的进程。新地区主义是作为拉美大多数政府决定使它们的经济自由化的副产品。一般而言，其发展是单边贸易自由化和对外资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普里莫·布拉戈区别了&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封闭&的地区主义，认为这种区别的通常标准是明确从过去几十年风靡于拉美地区一体化运动中的内向型进口替代模式转向更加强调外向型的国际竞争战略。他指出&新地区主义&与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含义上并无异议，其主要特征不仅在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化，而且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员国规章制度的协调以及南北地区一体化协定的签署。
　　2.强烈的自我扩张性。当区域贸易集团出现后，其贸易伙伴将因担心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传统市场遭到侵蚀，而采取相应行动。他们或者加入已形成的贸易集团，或者另组贸易集团与之抗衡，这使得世界上的区域贸易集团越来越大并越来越多。同时，区域主义还具有自我深化的伸张性。区域集团一旦形成，如果没有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都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他们需要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新地区主义的这种特性特别明显，这不仅体现在欧盟的东扩与南进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加强以及与发达国家结成贸易集团方面。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扩大，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向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扩张。当前地区主义的各种实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化潮流、应付危机的偏离主权的趋向，还是西方国家优势权势体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全球扩张，都体现了地区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扩张性。
　　3.议题广泛，利益取向多元化。新一代自贸协议不仅包括WTO框架内的14个议题，而且包括许多在WTO多边体制中没有出现的或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比如直接投资、服务贸易、竞争政策、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规制一致性，甚至反腐败、社会责任等新议题都容易在双边和区域化的自贸谈判中达成协议。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在利益取向上更为重视政治经济学、直接投资与就业、基本的经济改革等非传统收益，而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有关的传统收益则处于次要地位。
　　4.全球FTA之间的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多重治理问题。嵌套型FTAs是成员国同时面临双边和区域性FTAs的多重贸易规则，比如NAFTA与TPP就形成了这一结构；辐轴型FTAs指某一中心国家与不同国家签订具有不同规则的FTAs，构成轮轴一辐条结构，目前许多国家都热衷于构建以本国为中心的FTAs网络体系。这种结构使得中心国家在与辐条国家进行贸易时除了必须对不同协议的细则进行对比和选择外，还可能对辐条国家形成优惠侵蚀和原产地规则限制，从而不利于后者；交叠型FTAs同时具有嵌套型和辐轴型FTAs的特点，比如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分别签订FTAs等，其错综复杂的贸易规则降低了贸易效率。
　　5.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作用更加凸现。RTA成为实现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区域安全和全球布局等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欧洲经济共同体曾经被用作提升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利避免战争风险的手段。菲力普·马丁（Philippe Martin）等人（2010）通过分析1950年至2000年的数据发现，那些经常发生战争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签订FTA，而且从中获得的收益也最大。FTA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和平的力量，提升发生政治冲突的经济成本。通过签署RTA可以确保贸易伙伴之间和平相处，提升区域安全水平。同时，在区域内部就重大议题先行达成一致，能够提升在多边议题领域的谈判实力。签署RTA也是某些经济体避免政治和经济改革倒退的重要手段。另外，RTA被某些大国当作区域布局的重要手段，通过签署RTA能够帮助其完成新的地缘政治集团、巩固传统的外交联盟关系，配合实现其全球战略。在WTO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仍热衷签订RTA，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战略考量。
　　6.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加剧。RTAs的典型特征就是&谁参与，谁受惠&来确保RTAs的成员国有优先竞争的机会。由于成员国之间关税水平的降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减少而导致对非成员国关税水平和贸易壁垒的相对增加。很明显，双边的或区域贸易协定会把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隔离开来，并将非成员国置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缔结RTAs，以扩大自己竞争优势，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替代了国家之间的竞争。
　　但是，实施RTA战略的潜在风险也开始暴露。泛滥的RTA交错重叠，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增加维护和经营成本；对区域外国家的歧视，挑战WTO等多边体制的透明度规则；过多考虑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使得FTA的经济效应难以充分体现。
　　二、重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自201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若干个影响深远的巨型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比如TPP和TTIP，以及日欧FTA谈判。新的经济贸易规则将会在WTO的多边框架之外出现－－由数量有限的几个发达国家协商形成。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将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一）发达国家自贸区高标准、新规则谈判趋势
　　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TPP除了在2015年前要为1.1万项货品达成零关税目标外，还要就包括金融服务、电信服务、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检验建议、外商投资、竞争政策、贸易救济、医疗保健和医药的透明度、环境、劳工、规制一致性、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电子商务、中小企业、货品市场进入途径及争端解决机制等29项议题进行协商，其标准之高、涵盖范围之广已大大超出一般的传统自贸区协定。
　　根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公布的谈判进展，目前各方就海关措施、电信服务、规制一致化、发展等章节已基本达成共识，后续轮次不再就这几个议题进行谈判。此外，各方在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政府采购等几个领域的磋商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距离达成共识还有一定距离。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劳工标准等章节是目前TPP谈判各方分歧最大、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尽管谈判成员对这些议题的承诺存在分歧，但TPP将这些议题纳入协定是确定无疑的，未来TPP协定将属于典型的第二代自贸区。
　　美国为借助TPP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积极拉拢更多的亚太国家加入TPP，使TPP进一步扩容。目前，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已加入TPP，日本也在2013年7月加入TPP谈判。2012年这12个经济体GDP总量达到APEC国家总量的70%以上，占世界GDP总量的38%（27.6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的26%（9.6万亿美元）和世界人口的11%（71.2亿）。韩国很可能是美国完成TPP谈判前要拉人的最后一个对象。这十几个亚太成员国通过TPP团结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构筑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加快了在大西洋地区构建自由区的步伐。日，美国与欧盟正式宣布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TIP）的谈判，计划在2015年之前完成这一构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2016年使TTIP一揽子协议获取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的批准确认。TTIP的目的是进一步扩大跨大西洋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主要是消除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统一双边贸易中的相关规则和监管标准，加强美国与欧盟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合作。
　　美国采取“一轴两翼”的战略，同时启动TPP和TTIP的谈判，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重点实现&两洋战略&，建立&经济版的北约&，重塑美国在21世纪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上的权力和地位，美国以此建立一个全新的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经济贸易框架，并且依靠制定贸易规则的优势来争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正如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加勒特·沃克曼所言：&TFIP是一项地缘政治协议，是北约的第二个支柱。它表明了该如何继续合作，也是美国和欧盟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
　　美国首先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巩固自己的战略后院。NAFTA在美国的主导下，其贸易规则就远高于传统的自贸区。美国推动TPP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是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进而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东亚区域出现象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如类似欧盟的&10＋3&机制）。第二，美国推动TPP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美国通过TTIP平台联手欧盟来应对变化的全球贸易格局，应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根据IMF统计，&年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源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砖国家'占一半以上&。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排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1），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经济权利结构向均衡化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要求参与全球治理和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愿望更加强烈。金融危机后，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充分反映了国际经贸权利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争夺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中的激烈博弈。这种变化使得发达国家充满危机感，希望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欧洲商业联合会秘书长马库斯·拜雷尔认为：&TTIP是根据我们共同价值观来谋划全球化的最后机会。因为另一个可能是，如果不将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全球化就将在没有我们的观点的情况下前进&。
表1：美、欧、日、中占世界GDP比重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
　　第一代和第二代贸易政策又分别称为WTO+（WTO plus）和WTO-X（WTO extra）。类似的，投资政策也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政策议题。第一代议题主要围绕赋予外国投资者非歧视性待遇和提供必要的投资保护，包括外资准入与开业、投资者待遇、利润汇出、资金转移、投资激励、征用和争端解决等。第二代投资议题则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必要规制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包括投资者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公共治理与机构、反腐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基础设施与公私合营等内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贸协议多数都包含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它们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协议谈判也主要围绕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展开。
　　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布局后，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成为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时，传统的多边贸易体制难以满足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他们迫切需要制定对其有利的新贸易投资国际规则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无缝对接，基于全球价值链与投资新规则主要通过所谓“下一代”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议题体现出来。而通过WTO多边机制难以实现其制定新规则的目标，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就是明证。因此，美国欲在WTO和传统的FTA框架以外寻求制定新规则的平台。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就这些年来美国贸易政策进行评估，认为依靠WTO来推动美国的一些规则或者战略，效果并不理想。它们认为，美国推动了WTO及全球化，最后收益最大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因为全球化规则已经不是由它主导制定了。因此，美国需要建立一个超越WTO和传统的FTA来寻求为全球贸易制定新规则的新平台。这就是双边、区域性谈判机制。多年来，美国试图通过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讨论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美国选择TPP和TTIP，以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作为推动其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谈判的新平台。因此，高标准和高质量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也反映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发展的某种客观趋势。
　　（二）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国推进横跨太平洋的TPP和大西洋的TTIP，两大协议将覆盖全球经济总量七成的国家和地区，其规则也将成为全球通用的经贸规则，WTO将被架空或替代，加入的成员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法规体制将面临巨大变革，而未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则将被排斥在体系之外逐渐被边缘化。我国如何谋划和应对将至关重要。
　　首先，欧美日在自贸协定谈判中采取“绕开中国”的谈判策略，其对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不可小觑。目前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步伐比较缓慢，到2013年中国与自贸区对象的贸易额只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3%（不含港澳台），而美国、欧盟和日本自贸区覆盖率都远高于中国。很难想象中国被排挤在世界主流贸易体制之外。如表2所示，欧美日分别为中国第一、第二和第四贸易伙伴，其与中国贸易额之和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40%。如果美欧日之间分别达成自贸区协议，将有利于它们之间的贸易，并挤占中国的贸易份额。德国经济学家本尼迪克·何衣德（Benedikt Heid）主持的项目组测算了TTIP对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TTIP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会导致亚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人均GDP的普遍下降，使非成员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平均下降2%左右。具体看，TTIP将使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的人均GDP分别减少2.1%、1.7%、2.1%、3.2%和0.4%。而TPP所倡导的原产地规则、劳工与环境标准等贸易新规则将对中国产生强烈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计，TPP将导致中国出口每年损失约1000亿美元。根据彼得·派特瑞和盛斌等人的测算，TPP造成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将造成中国基准GDP下降0.14%-0.48%，俄罗斯和印度基GDP下降0.03%和0.02%。将严重冲击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对此应该引起我国政府和经济界的足够重视！
表2：中欧美日相互贸易及自贸协定贸易覆盖率（单位：%）
　　其次，对中国和东亚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域外力量的卷入导致区域一体化的阻力增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就像打人东亚区域内的楔子，将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会增强美国在东亚区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会削弱东亚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并最终增加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难度。目前，东亚地区已经有新加坡、文莱等TPP成员，马来西亚、越南和日本已经加入TPP谈判。如果韩国、泰国、菲律宾将来加入TPP，无疑将进一步削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向心力，而日欧自贸协议也将削弱日本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即便东亚各国加入RCEP协议，也会造成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制度性分裂。
　　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利用向东亚国家提供军事安全保障，拉拢东亚国家加入TPP，破解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而-旦按照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有选择地与一些东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将把东亚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形成一种与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相类似的经济&辐轴体系&，东亚国家十几年来努力建构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将失效，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将化解。东亚国家如果不能理性而合理地处理好东亚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东亚多年来苦心建构的东亚区域合作架构将会解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将会被来自域外的钢钎扎破。
　　再次，TPP、TTIP以及美日欧等强强联合的巨型自贸区协议对中国构成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贸易规则的竞争问题。在美国的坚持下，TPP谈判采取了高标准，把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谈判的门槛。自贸协定谈判的高标准加大了中国参与其他重大自贸协定谈判的难度，制约了东亚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制度空间。TPP对中国真正挑战在于：其一，如果不参加，则要承受其贸易转移效应、导致我国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果参加，则中国和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接受远高于WTO规则的TPP要求？其二，中国在未来大国博弈中能否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中国不加入TPP将会失去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如果加入谈判，则中美间的新大国博弈中，中国能否提高维护核心利益的谈判能力，国际规则建立、修改和运作能力，大国战略博弈的应对能力，从而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这使得中国（包括一些东亚国家）陷入了某种程度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将限制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贸易体系制度安排中的谈判能力。
　　第四，美国在TPP谈判中试图重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规则，将贸易保护主义变成了重商主义，以达到重塑游戏规则，重新配置经济利益的目的。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希罗·阿姆斯特朗所指出的：&一旦美国贸易代表署成功地实现其所力推的绝大多数提议，TPP会成为看似有着白金标准'的协定，而实际上，这是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转移财富的白金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多尼隆在国会证实：TPP仅美国标准就能为美国每年带来870亿美元的收益。近年来，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充分利用美国与北美自贸区中严格的原产地壁垒，实现了大量的织物和纱线的贸易顺差。以类似严格的&从纱认定&的原产地规则，这种贸易转移的做法必然通过TPP被复制到与东亚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替代现有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织物和纱线的输入，并剥夺越南成为重要的纤维和织物生产能力国家的机会，从而摧毁现有的东亚纺织品和服装供应链。
　　美国倡导的原产地规则将破坏现有的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体系和三角贸易模式。亚洲贸易一体化的架构是顺从货物贸易的，市场和地缘，而不是贸易协议，一直是本地区生产分工的驱动力。该地区的生产分工中典型的做法就是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并出口大量的制成品。如此网络化的贸易投资形式与美国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美国的海外联营公司比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公司要更本土市场化。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应该努力促进其与同地区有贸易协议的正处于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工，但美国贸易代表在其本地区没有如此执行。而目前带有歧视性的TPP成员组成（例如没有包括东亚生产分工网络核心地位的中国）本身就是没有全面考量亚洲内部生产分工的特性。具有限制作用的原产地规则会产生一种激励效应，促使中间品生产商和最终品制造商把生产和组装工序由FTA外转移至FTA内。这些规则将导致亚太地区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破坏东亚与美国业已形成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这种损人利己的贸易规则理所当然地会遭到相关国家的担忧和反对。
　　三、中国应对全球区域化新挑战的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已经签署了12个FTAs，涉及世界四大洲20个国家和地区。然而，中国目前的自贸区淡判和建设，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战略路线图：一是缺乏整体的FTA战略规划。目前签署的FTA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外交战略的需要，协定谈判鲜有必然联系，缺乏一个清晰的立足长远发展的FTA整体发展战略与目标。往往是政治决策在前，可行性认证在后，科学依据不足。二是实际的经济效果还非常有限。我国FTA的签约对象基本都是些经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降低了国内经济调整的成本，但取得的经济效益相当有限。三是中国签署的自贸区协议以传统的自贸区为主要特征，新一代自贸区议题较少涉及。中国自贸区承诺与中国的入世承诺相比有了很大改进，但与新一代自贸区规则相比标准仍然过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自外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进程，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新规则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
　　（一）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取向，加快自贸区战略的实施
　　在战略导向上，我国应该将自贸区分解为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政治外交导向型三种类型，并制定周密的自贸区战略实施规划。在选择自贸协议伙伴时可以这三种导向中一种为主，兼顾其他。
　　市场导向型是指利用自贸区建设促进中国的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开辟更广阔的和多元化的山口市场对中国这样一个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显得极为重要。我国进行T贸区谈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促进我国企业山口的稳定增长，以消化产能过剩。中国已达成的T贸区很少有市场居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应该重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抓住RCEP等巨型自贸区谈判的机遇，并将中国一欧盟T贸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极具潜力的出口消费市场，中国与金砖五国建立了金融与投资合作机制，需要向T贸区方向提升。
　　资源导向型是指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资源需求和能源供给安全而建立的自贸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各种资源和能源的安全供给，比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铝矿、橡胶等的大量进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和肉类进口也大幅增加，海外屯田成为现实选择。日前中国与智利、秘鲁等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就属于资源导向型。正在谈判的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等都属于资源能源导向型。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也集中于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与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构建T贸区应该以投资自由化为主，兼顾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政治外交主导型是指对中国实现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目标和外交安全日标的具有极大影响的伙伴构建T贸区。区域经济-体化能够锁定政策目标，以开放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因此，对一些有利于促进国内改革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宜持开放态度适当接纳。除经济利益外，政治与安全利益始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目前我同尚未实现国家的最后统一，东海和南海领海争端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闪此，提升祖国大陆与台港澳的经济与一体化水平应该是海峡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周边环境的安全稳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区域合作机制与自贸协议能增强睦邻友好，形成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立足亚洲，放眼全球，构筑我国区域VFA全球合作网络
　　在战略布局上，应巩固周边，布局全球。首先，要精心构造中华经济区，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经济统合，共同应对外部挑战。中国大陆已经分别与港澳签署CEPA，与台湾签署ECFA.但两岸三地却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中国应着眼于构建一个贸易投资高度一体化的中华自由贸易区，以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构建中华自贸区的最大障碍在于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后，大陆方面应尽可能释放善意，积极主动同台湾岛内不同党派交换意见，打消台湾各界对于自贸区损害台湾利益和大陆统战的顾虑。目前宜排斥干扰积极推动构建涵盖港澳的两岸ECFA后续协议的谈判，构建一个涵盖港澳地区的两岸共同市场，实现共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其次，重点经营“南北两翼”、创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南翼重点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层次和水平，既可以采取扩大合作领域，将更多的谈判议题纳入自贸区协议等措施。比如，扩大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谈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原产地贸易规则，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加强标准一致化、减少非关税壁垒等提高自贸区规则标准，也可以加强双边互联互通措施和物流合作，支持落后经济体加强能力建设，等等，逐步完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机制。北翼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核心，推进西进战略。由于俄罗斯对中国深具戒心，上海合作组织的自贸区倡议迟迟得不到推动。可以将重点转向西进战略，重筑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主要平台，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与合作基金促进金融合作、逐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将上合组织做实做强。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再次，以I＋X模式，布局全球，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网络。适时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中日韩都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应协调好与日韩的关系，加强三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目前，中日韩三国已经于2011年5月达成三边投资协定。中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已经启动，令人遗憾的是中日和韩日之间无法超越历史恩怨和岛屿领海争端，这必然给中日韩自贸协议谈判留下阴影。相比之下，中韩之间的这些纠葛要少些。所以有必要优先推动中韩自贸协议谈判，以此撬动中日韩三国自贸协议谈判进程。RCEP既是中国周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经济依托，因此要从战略上予以重视。同时，以澳新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拉美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海合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俄白哈欧亚关税同盟为重点，探索构建自贸区或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使之成为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三）适应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趋势，增加自贸协议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目前签署的自贸协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仍显不足。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有关投资自由化内容虽然全面，但是多以原则性条款为主，缺乏足够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此外，中国所签署并实施的FTAs几乎没有涵盖能源、环境、劳工标准、制度机制、电子商务、医疗卫生和社会事务等新一代贸易议题。当前，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都已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新一代贸易政策&方面。中国应当逐步理解和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可持续发展制定现代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体系的先进理念，并重新审视和评估传统的贸易与投资政策效力，将FTAs新规则谈判作为深化改革的催化剂和撬动杠杆，分析和确立在新规则谈判中攻防利益，有效保留合理的监管权力，寻求权利与义务的新平衡。
　　在今后的FTA谈判中，对于中国在FTAs中已经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新议题，可以进一步将其推广，并纳入新的FTA模板中。例如对于海关程序、投资和服务领域等条款的覆盖率和承诺率较高，可以在今后的谈判中进一步细化协议的规则，打造这类条款的中国范本；货物贸易要尽量采取负面清单列表的承诺模式，逐步实现自由贸易区在货物贸易方面完全自由化的目标；投资自由化方面，在国民待遇准则上采取以负面清单管理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来代替当前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原则，以促进投资的实质性增长；而对于中小企业、人力资本、信息传播这类覆盖率较高而承诺率偏低的新议题，可以继续探索，加大承诺力度，为国内外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对于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研发等覆盖率较高的条款，可以先做出非约束性承诺，然后逐步严格实施，促进公平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并克服国内规制的政策壁垒。
　　中国应主动发掘自身的攻势利益，在谈判中敢于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中国在谈判中可以适时提出反倾销规则、全球供应链自由化、自然人流动、电子商务、对外投资保护等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新议题。同时争取更多的技术援助、合作与转让，加强能力建设，分享深层次一体化的成果。而对于环境和劳工标准等由发达国家强势主导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条款，则需要保持警惕和保留态度，保证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红利，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平稳过渡。对于不同的谈判对象采取不同的灵活态度，构建利益同盟与集团，最大限度争取本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此外，中国要接受和吸纳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体系，创造性地建设具有现代国际水准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探路前哨与综合试验区（比如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动国内规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努力消除边界内贸易投资壁垒，为迎接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做好准备。
　　四、变被动应对为战略主动，积极搭建我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中国需要建立以本国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新平台。近年来，中国与金砖国家一起搭建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准备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丝路基金，有助于打破西方垄断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垄断地位。积极参与和推动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和建设，以及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新的国际经贸合作新平台。
　　首先，中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参与RCEP谈判进程，采取积极的和进取性的谈判政策，做建设性的推动者。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东盟启动了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从现实看，在16个RCEP成员中，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在5个&10＋1&自贸区中，货物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实施效果处于高位。因此，在谈判中有条件成为积极的推动者。中国应该与东盟国家合作设计谈判模板，充分发挥中国的居中协调作用。如果能够这样来定位就可以在谈判中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可以发挥推进和领军作用。确保RCEP成功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不仅会为中国提供一个开放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域市场，而且可以使中国拥有与TPP相抗衡的地缘与市场依托。
　　其次，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为抓手，推动西进战略，为中国发展增强回旋空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将欧亚普遍认同的丝路精神与中国的经济优势相结合，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拓展并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密切彼此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将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在机制安排上非常灵活，将现有制度安排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具有巨大的可塑性。第二，它尊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性，沿线国家和地区无论就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同的地方，与美国TPP安排的排他性形成强烈对比。新丝路倡议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大国胸怀，新丝路构想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路线图。
　　在美日欧实现强强联合的自贸区谈判时，中国为避免自外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进程，推进中国一欧盟自贸区谈判是较好的突破口。相比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与欧盟之间几乎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但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启动，为全面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中欧应加强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并尽快启动自贸区谈判。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2013年中欧贸易额为5590.4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的13.44%，欧盟对中国投资72.1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重为6.14%。欧盟与中国签署自贸区将为欧盟扩大出口占尽先机创造条件。
　　五、建立FTAs框架下的开放补偿机制，减少国内对外谈判FTAs的阻力
　　2007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但中国推进自贸区战略并非没有阻力。这些年与较大型经济体的自贸区谈判总是很不顺利。比如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协议谈判进行了十年，与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超过了八年，还没有达成协议。原因就是中国农业部门和石油部门开放市场的阻力太大。达成自贸协议和实现贸易开放对整体经济产生正面效应的前提，是存在一套机制能够产生资源重新分配的效果，让赢家的利得能够补偿输家的损失，再让输家愿意支持赢家，以便经济顺利运转。因此，建立对外开放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必须研究解决的紧迫问题和现实课题。
　　我国可以按照立法先行、公平与效率、不违反WTO规则以及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原则，尽快建立PTA框架下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目前应从三个方面建立和健全我国开放补偿机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1）需在《对外贸易法》中订立专门条款来规定：当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国家应对企业和个人提供调整援助。同时借鉴韩国的立法案例，制定专门的《根据自贸协议制定的制造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和《根据自贸协议制定的农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及其实施细则，建立起完善的贸易开放补偿的法律框架。（2）设立贸易调整援助基金。法律应规定由中央政府每年编制300亿-500亿元的预算，省市地方政府拿出相应的配套资金，同时提取一定比例的进出口价格差收益作为对因贸易自由化造成损害的国内企业、工人和农民的调整援助专项基金，为援助资金的稳定来源提供保障。（3）建立贸易开放补偿制度和贸易救济措施的联动机制。即当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启动贸易调整援助机制，对受损害的产业进行援助的同时，还要及时启动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程序。如果调查证明国内产业遭到严重损害或实质损害，则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对进口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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