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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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利用畜禽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或者鹿、麝、狐、貂、水獭、鹌鹑等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饲养、繁殖，使其将牧草和饲料等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以取得肉、蛋、奶、羊毛、山羊绒、皮张、蚕丝和药材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的极重要环节。畜牧业是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本&&&&质人工饲养野生动物取得畜产品地&&&&位人类与自然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作用2提供肉、奶、蛋类等动物性食品作用3通过畜产品出口取得外汇
业是指用放牧、圈养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饲养畜禽以取得或役畜的生产部门。它包括牲畜饲牧、饲养、经济驯养等。畜牧业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
畜牧业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
①提供肉、奶、等动物性食品。
②为工业提供羊毛、绒、皮、鬃、兽骨、等原料。
③通过畜产品出口取得。
④促进畜牧业投入品工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就业机会。
⑤为生产提供。
⑥增加农民收入。
⑦为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畜力。
⑧促进广大牧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畜牧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常常表现为农作物生产的，即所谓改良牛“后院畜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的在某些部门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例如：蛋鸡业、肉鸡业、奶牛业、肉牛业、养猪业等。中国的畜牧业在经历了40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90年，畜牧业产值占的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已达到26.6%。随着相对独立的畜牧业产业的出现，又开始分化出一个强大的，这就是为及生产服务的各种畜牧业投入工业，包括：机器、设备、兽药、配合饲料等的生产，以及各种畜牧业产品的加工业，如肉类加工业、奶品加工业等。因此，广义的畜牧业还常常包括为其服务的农工联合企业，如各种种畜禽公司、牧工商联合公司、配合饲料公司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无论国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密度如何，畜牧业都很发达，除日本外，畜牧业产值均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如美国为60%，英国70%，北欧一些国家80%-90%。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畜牧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畜牧业的人均产量或产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畜牧业的主要途径包括：因地制宜地调整畜牧业结构，开辟饲料来源，改良畜种，加强饲养管理，防止疾病，提高单位家畜的生产力；同时增殖家畜数量。 畜牧业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
（1）它的扩大再生产同各类畜禽内部的公畜、母畜、仔畜、幼畜的比例有十分密切关系。因此，保持合理的畜群结构，对加快畜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2）饲料是畜牧业的基础，只有不断解决好饲料问题，才能加快畜牧业发展。
（3）畜牧业的商品性很高，而产品又不便于运输而且易于腐坏。因此，要求收购、加工、贮藏、运输等方面密切配合。
（4）畜牧业对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较大的适应性，即可以放牧，又可以舍饲。
由于存在这些特点和要求，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根据各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畜牧业主要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猪、羊、鸡、鸭、鹅、兔、蜂等家畜家禽饲养业和鹿、貂、水獭、麝等野生经济动物驯养业。它不但为纺织、油脂、食品、制药等工业提供原料，也为人民生活提供肉、乳、蛋、禽等丰富食品，为农业提供役畜和粪肥。故搞好畜牧业生产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出口物资，增强民族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是：自然条件适宜，即光、热、水、土适合各类牧草和牲畜的生长发育，草场面积较大，质量较好，类型较多；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生产潜力很大，能做到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广大农民具有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经验和技能等。畜牧业的类型很多，其中按饲料种类、畜种构成、经营方式，可分为牧区畜牧业、农区畜牧业和城郊畜牧业。大牧场放牧业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农业地域类型，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有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植被稀疏，不适宜经营种植业，草场广阔，适用于放牧牲畜，因而形成了这种农业地域类型。[1]
畜养类别：
在美国、阿根廷的大牧场上，牧牛占重要地位。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大牧场上，养羊占重要地位。
阿根廷上的大牧场牧牛业，因其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世界大牧场经营的杰出代表。潘帕斯草原
气候温和，草类茂盛，是世界上优良的天然草场之一；地广人稀，而且土地租金很低，为牧场的大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性；距海港近的区位优势，促进了牧场的商品经营。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在这里自由自在的放牧。欧洲人到来之后，潘帕斯草原逐渐被四周围有铁丝网的大型放牧场所分割，潘帕斯草原牧牛业的分布粗放的自给自足的放牧业被密集的商品畜牛业所取代。大牧场归牧场主所有，原先自由自在的牧牛人，被牧场主雇佣到牧场来放牧牛群。
阿根廷地广人稀，所产牛肉主要供出口。铁路的贯通，便于把肉牛运到港口城市屠宰加工后外运；海上冷冻船的发明，使潘帕斯牛肉的市场扩展到欧洲。为了保证潘帕斯牧牛业的发展，阿根廷人一方面采取围栏放牧、划区轮牧，种植饲料，打井机保证人畜饮水和牧草生长用水等措施，使牧场不退化；另一方面饲养良种牛，加强对良种牛的培育，以及对牛群病害的研究。潘帕斯畜牧业商品化、专业化、地域化程度高，已成为牧场放牧业的典型。大牧场放牧业具有生产规模大，商品率高，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1]气候温和，草类茂盛，地广人稀，土地租金低，地势平坦，距海港近，潘帕斯草原的牧牛业景观科技水平高等。地价低廉，地广人稀，草类繁多，生长茂盛，温和的亚热带气候，距海港近，出口便利。商品率高，规模大，培育优良种牛，先进冷冻保鲜技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开辟水源种植饲料。1.培育良种牛
最早的良种牛是欧洲人带来的。后来，阿根廷人加强了对良种牛的培育和牛群病害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修通了横穿潘帕斯草原的大铁路。这样，大牧场的肉牛可以很方便的运往首都屠宰加工，再装船运往国外。
3.开辟水源
在草原上打了很多机井，以保证牧草的正常生长以及提供牛群和人们的饮用水。
4.种植饲料
种植一些饲料作物或牧草，以补充放牧时天然牧草的不足。是随着城市发展而形成的面向城市市场的商品化、集约化畜奶制品牧业地域类型，其主要生产对象是奶牛，产品是牛奶及其制品，如奶粉、黄油和奶酪。乳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北美洲五大湖周围地区、西欧、中欧，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2]
和中欧一些地区气候温凉、潮湿,多雨多雾,少,有利于多汁牧草的生长。奶牛除需要多汁牧草外，还需要含蛋白质较高的精饲料。西欧乳畜业地区既种植优质牧草，也种植精饲料作物。在区位选择上，西欧城市化程度高，人们有饮用牛奶的习惯，因而生产牛奶为主的乳畜业位于大城市周边，而生产乳制品的乳畜业离城市比较远。西欧乳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有专门的自动化挤奶设备，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西欧地形分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畜牧业迅速发展，畜牧业产值不断提高，自1949年的33.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09.3亿元;1990年，畜牧业产值进一步增加到1967亿元，是1949年的58倍多，1978年的9倍多;至2010年，畜牧业产值已经超过20000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为30.04%，可见随着中国畜牧业产值的不断增加，其在农业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2010年畜牧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特色突出，区域化布局、市场化特征鲜明。到2015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10-15个百分点，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6%。同时，还首次提出对畜牧业的金融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畜牧业贷款担保基金、担保公司，为养殖加工龙头企业融资提供服务。金融政策的推出有望使规模化养殖企业突破资金、规模瓶颈。畜牧业发展前景广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畜牧业生产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生产方式快速转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市场有效供应能力不断加强。2010年中国肉类、禽蛋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奶类产量居世界第三位。随着产量的增长，中国人均畜产品占有量也持续上升，1978年，全国人均肉、蛋、奶占有量分别只有9.1公斤、2.4公斤和1.0公斤，到2010年，人均占有量已分别达到45.8公斤、20.7公斤和26.7公斤，分别是1978年的5.0倍、8.6倍和26.7倍。
2010年，我国城市居民仍处在稳步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的“上升”阶段，特别是牛羊肉、禽肉、液态奶和乳制品、水产品，还将出现迅速增加的态势。而随着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肉类和蛋类消费将会出现一个迅速增长的阶段。农村奶类消费现实需求的出现可能会晚一些年，但其潜力会更大。总体而言，未来15-20年内，中国居民的畜产品消费将进入稳定增长时期。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十二五”期间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将显著增强，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预计到2015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8500万吨、2900万吨和5000万吨，羊毛产量达到43万吨，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6%。畜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将继续带动兽药行业稳步向前发展。依据的分区原则与指标，在充分考虑饲料资源、、饲养技术和社会需要以及民族习惯与生产特点等的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中国畜牧业划分为七个区，即青藏，蒙新高原区，区，西南山地区，，黄淮海区，区；并分区概述、畜牧业发展条件和主要问题，提出各区畜牧业发展方向及其主要措施。农区以舍饲为主的畜牧业称农区畜牧业。改良育肥牛农区畜牧业的特点是：
①以耗粮型副产品畜牧业为主。家畜种类主要是消耗粮食较多的猪、家禽、役畜 和山羊等，饲料来源是棉子饼、豆粕、谷壳、麦麸、山芋等农业副产品、饲料陈年粮、秸秆和野草、野菜等，并利用山坡和零星草地放牧。
②兼用型畜牧业比较发达，如乳役兼用或肉役兼用的养牛业、养马业和养驴业等。
③以舍饲为主。除了在农作物收获后进行短期茬地放牧外，其余时间均在畜舍内进行人工饲养。
④饲料费用占的比重比较高，一般占畜牧费的65%以上。能充分实现农牧结合，经营管理较为细致，生产水平较高。经营方式主要是农家副业，还有国营牧场和畜牧专业户。农区畜牧业仍是中国畜牧业的主要部分。在草原和荒漠地区，以放牧为主的畜牧业称牧区畜牧业。家畜主要是草食动物。经营管理粗放，农牧结合不密切，饲草供应季节性波动大，易受灾害性天气的威胁，家畜生产力低而不均衡。中国的牧区位于北部和西部边疆，包括内蒙古、、西藏、、四川、、宁夏、、吉林、、河北、等省、自治区，共有266个牧区、半农半牧区县（旗），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50%以上，牧畜头数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22%。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合理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天然草场；重点进行和其他建设，如开发水源，贮草备料，改善生产条件；调整畜群结构，发展季节性生产，如当年屠宰，早期育肥屠宰，扬夏饱秋肥之长，避冬瘦春乏之短；农林牧结合发展；以及采取适用技术，加速技术改造等。利用草地直接放牧牲畜，或将草地作为饲草刈割地以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即 草地畜牧业。中国草地从植物群落着生的性质，可以分为天然草地、、半人工草地三类；从草地的分布情况，可以分为北方草场和南方草山草坡两类。中国草地畜牧业存在的问题是：草地资源退化，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除经营方式不够先进外，也与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差有关。改良波尔山羊发展草地畜牧业的主要途径是：
①改良草地。
②有条件的地方扩大人工种草。
③建设牲畜棚圈。
④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⑤改革不合理的流通体制。沿长城南北呈狭长的带状分布，是农区役畜和肉食牲畜主要供应基地之一。本区历史上曾是交替发展变化较大的地区，以具有汉族经营纯农业与经营纯牧业的生产方式为特色。区内旱作农业与放牧畜牧业交错分布，畜牧业兼有纯牧区放牧与农区舍饲的特点。区内科尔沁草原和等天然草场以放牧牛、马、羊为主，是肉、乳、细毛的重要生产基地。此外，宁夏的、山东汇农牧业、同心及内蒙古毗邻地区，历来以发展滩羊为主，所产二毛裘皮尤负盛名。主要分布于城市和大型周围,以饲养猪、鸡、奶牛等畜禽为主，为城市、工矿区直接提供肉、蛋、乳等畜产品。除郊区农村集体与个人舍养畜禽外，还有奶牛饲养场、大型机械化养猪、养鸡场，形成技术水平和商品率均较高的城市、工矿区副食品基地。在中国，高等畜牧业人才，主要由和分布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农（牧）业高等院校来培养；中等畜牧业人才，主要由各畜牧业（农业）中等职业学校来培养，如吉林省畜牧业学校等。畜禽排泄物中的主要成分是含氮化合物、钙、磷、可溶无氮物、粗纤维、其他微量元素、某些药物,各种成分的含量随畜禽品种、饲料、饲养方式等不同而不同,随粪便排出后将对空气、水源、土壤等产生污染。废弃物包括蛋壳、内脏、毛发、血液和下脚料，这些废弃物及时回收加工后可成为有用物质，如不及时处理，与粪便一同丢弃，那么也会与排泄物一同成为污染物。[3]据统计，由动物传给人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有90余种，这些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载体是粪便及排泄物。在猪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传给人的寄生虫病。2005年6月在四川省发生了猪的链球菌病传给人致数十人死亡的病例。在禽方面，最为严重的就是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病例，如1997年香港禽流感致2人死亡案例和2004年在广西叮当镇发生的禽流感案例。在牛方面有口蹄疫病，2001年3月份，英国大量偶蹄兽发生口蹄疫,在处理病畜中发生2例工作人员感染，还有炭疽病、布鲁氏病、结核病感染也为常见。在人畜共患传染病中，烈性疾病给人类造成很大威胁。[3]家畜粪尿及畜产品加工场污水随意排放极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这些污物不经处理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如水库、湖泊、稻田等水域。水中的水生生物，如藻类，获得氮、磷、钾等丰富的营养后立即大量繁殖，消耗水中的氧，在池塘威胁鱼类生存，甚至死亡。在媒体上常见的是工业污水引起鱼类死亡，在实际中的畜禽场旁的鱼塘鱼类死亡常有发生；在稻田使禾苗徒长、倒伏、稻谷晚熟或不熟，使水稻绝收。由于水生生物大量繁殖，水中的有机物在水底层厌氧分解，产生硫醇等恶臭物质，使水体变黑变臭, “富营养化”的水体很难再净化和恢复生机，这也是畜牧业生产污染的一个主要对象。[3]由于规模化、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大量使用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已成为畜禽疾病防治的主要手段，由于经济利益驱动和人们科学知识的不足，滥用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畜禽产品(包括肉蛋奶)药物残留。这些产品通过人们的摄食转移到人体内，影响身体健康。如氯霉素，它主要损害人的造血系统，引起障碍性贫血甚至白血病的发生；有机氯药物中的DDT毒性强且稳定，通过生物可使含微量的DDT富集到严重的致癌危害程度。[3]重金属公害大的有汞、铅、砷、镉等，重金属不能被降解为无害物，它们进入水体和土壤后，部分被动植物所吸收，并有逐级富集作用，可致使人畜中毒、死亡或患癌症。[3]
饲料添加剂和促生长剂对畜产品的公害
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添加剂和促生长剂形成的公害时有发生。如1999年6月发生在比利时的肉、蛋、奶污染二恶英事件，给比利时及欧洲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985年英国发现首例疯牛病，1996年以来法国、丹麦、德国等欧盟各国相继发生疯牛病，给欧洲的肉牛业造成严重的打击，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动物骨血粉用于饲料添加剂。促生长剂如常见的“瘦肉精”(化学名为盐酸克伦特罗)，在饲料中添加可使猪生产速率、胴体瘦肉率提高10%，虽然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其残留给食用的人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3]制定防止污染的法律法规，加强环境监督
根据我国畜牧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和水平，找出一套可行的畜牧环境质量标准和畜禽排泄物及废弃物排放标准，为现有规模化畜禽场及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场的规划和管理，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将畜禽场环境治理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建立健全专业的畜牧业环境质量监督机构，对畜禽场的各方面引起的污染作出相应的规定，摸清畜禽场及对周边空气、土质、水体、河流、湖泊等污染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便治理，达到对畜牧业环境治理的目的。[3]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畜牧业污染的治理力度
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倾斜，调动畜牧业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鼓励畜牧企业在经营中不断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合理安排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以及对安全畜产品生产的投入，以达到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效果。[3]提高畜禽的饲料利用率，尤其是提高饲料中氮的利用率，降低畜禽粪便中氮的污染，是消除畜牧生产污染的“治本”之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采用培育优良品种、科学饲养、科学配料、应用对人体安全又能促进畜禽生长的添加剂等手段外，还应用生态营养原理来开发环保饲料。[3]通过畜牧业生态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进行无废物、无污染的畜牧业生产。生态工程是利用现代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来指导畜牧业生产，并将通过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来实现畜牧业的优质、高效和持续发展。[3]畜禽疫病是严重危害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据农业部1993年的畜禽死亡调查估测，猪约为12%，家禽为20%，牛5%，以此推算，一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300亿元左右，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目。所以，只有建立健全全国自上而下的兽医防疫体系，达到全国性的防治面，减少畜禽死亡率，保证畜禽健康生长，从而保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3]利用畜禽疫病诊断监测手段，以及强化畜禽产地、屠宰、运输、市场等环节的检疫监控并逐步加强对饲料和添加剂、兽药和生物制品、动物健康状况、有害物残留、畜禽场环境状况、畜产品加工及销售过程等的安全监控，尤其要加强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监督和执法力度，杜绝不法商贩用不合检疫卫生标准的肉食品来扰乱市场，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用靠绿色环境生产绿色畜产品，以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促进和保证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3]1　标准化程度不高，整体生产水平较低
在所调查的70个规模养殖场中，基本达到“六化”标准（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只有2个，比例极低，标准化程度与欧盟、美国等相比差距非常大。
2　饲料兽药企业整体实力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调查的86家饲料生产企业，80%以上年生产规模不足50000t；26个兽药生产企业中，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仅占23%，与兄弟省区同类企业相比差距较大。调查的26家兽药生产企业中，18家都是将买来的原料进行简单混合或灭菌分装，产品技术含量低；15家饲料生产企业中12家为引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产品研发方面，26个企业中只有5个设立了专门的研发部，仅占19．2%。
3　服务体系亟待加强，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30个畜牧技术推广机构中，73%的单位工作条件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村级防疫员工资待遇差、学历低、年龄大。74．4%的防疫员年工资待遇不足1200元；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7．2%；40岁以下的仅占23．4%。70个县站人员编制平均为18．5人，73%的单位反映由于编制太少不能满工作需要，59%的单位近五年没有招录本专业大中专毕业生。56%的县区和40%的乡镇本专业技术人员在70%以下，17%的县区和50%的乡镇46岁以上职工的比例超过50%。在100个调查对象中，69%的县站和60%的乡镇工作经费紧张，难以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劳动保护缺失。全省只有安塞和吴起等个别县为防疫员办理了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险种。
4　人才资源匮乏，与产业发展不协调
在农村缺乏青壮年、有文化的劳动力现象突出。100个调查村中，劳动力年龄在45～60岁的占65%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不足18%，直接影响畜牧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推广；规模场缺乏既懂专业又懂经营的场长、经理型人才。在调查的70个规模养殖场中，48．5%是外行老板；技术推广缺乏现代畜牧业发展服务型人才。30个畜牧技术推广机构，熟悉圈舍设计及设备配置的技术人员不足8%，会解读DHI报告的仅8人，掌握TMR技术的仅4人；技术支撑缺乏实验室检测、检验人才。20个县级动物疫控中心，能够满足兽医实验室正常工作开展需要的只有11个县，现有人才资源与高速发展的畜牧业不协调。
5　制约因素多，政策支持乏力
投资大、风险大、污染大，贷款难、用地难、保险难，“三大三难”问题成为当前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户均自有资金5～8万元，但1个年出栏200头的养猪农户需要投资18万元左右；建设1个“石羊模式”（石羊肉鸡模式就是以石羊集团为龙头，采取“公司+农户”的订单模式，由集团与养殖户签订长期饲养合同，指导建设标准化肉鸡饲养圈舍，统一供雏、供料、供药、防疫、回收肉鸡）、存栏5000只肉鸡的圈舍需要投资15万元左右，超出了普通农户的投资能力；68%的调查对象反映疫病风险大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51%的调查对象反映市场风险大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等，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畜牧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因素。63份调查问卷反映贷款难是制约畜牧业扩大生产的最大障碍，70个规模场仅12家取得银行信贷。58份调查问卷反映用地难制约着畜牧业规模化的快速扩张。对高风险的养殖业缺乏完善的保险体系，例如母猪1000元保险政策与每头母猪3000元以上的成本价悬殊较大，不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畜牧业保险体系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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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1]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随后，习近平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在习近平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有三处提到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新网李金磊）[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3]《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4]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了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5-6]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这番话的。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习近平“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习近平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习近平在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
、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习近平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习近平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3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习近平在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4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习近平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习近平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
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记者吴济海、蒋旭峰对本文有贡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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