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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15年艺考编导高考必考电影作品影评写作背景阅读：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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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艺考编导高考必考电影作品影评写作背景阅读：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15年艺考编导高考必考电影作品影评写作背景阅读：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 杓峪村支部书记张自恩（左）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在一起，几盅白酒下去就摆平了。他没查过自己的肝：&等不舒服再说。& （剧组供图/图）
标签乡村里的中国生存美食 舌尖上的是中国，乡村里的也是中国。乡村里恐怕不看&舌尖&，167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一个人看《新闻联播》。
焦波的纪录片团队在杓峪村住了一年多，他们看到的乡村还顾不上舌头，也就是刚照顾好了胃。
焦波的老家在山东淄博博山县一个名叫天津湾的村子。家里劳动力多，分的地也相对多些。最关键的是爹有一手好木匠活儿，在劳动力挣工分的年代可以外出打工，每天挣人民币一元九角整，而不必留在村里挣每天一角五分钱的工分。一元九角必须交给村里一元，自己剩九角。这九角钱就支撑了焦波幸福的童年。
幸福首先表现在食物上。焦家烙的玉米面煎饼是卷着吃的，邻居家的煎饼则是捧着吃的，因为掺了太多的地瓜，根本不成饼形。娘经常瞒着爹用粮食接济邻居，她去世时上千人参加了送葬。
1972年的一天，焦波突然接到通知：你爹受伤了，快去看看吧！他火速赶到爹打工的煤矿工棚里，看见爹用纱布缠着的手指还在渗血。指头被削掉了一截。
爹掏出五角钱，叫他去煤矿食堂买一份黄瓜片炒肉，吃午饭。
&爹，你吃啥？&
&我有吃的。&
焦波抢过爹身后的破搪瓷缸子一看，里面是两个黑黑的馒头，一份五分钱的清水煮白菜。他的眼泪立即滚下来，哭得不能抑制。
两年以后，刚学会摄影的焦波给爹娘拍了第一张照片。30年间，他又陆续拍了他们12000张。名为《俺爹俺娘》的摄影专题以亲情打动了无数人。
两年前，他又带着自己的团队，在一个山东乡村待了整整373天，拍了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纪录电影，取名《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也得了许多奖。
&昨夜看完这部纪录片的粗编版本，三个多小时，宗亲、政权、乡野、人性&&这种令人窒息的真实，让人想起《山乡巨变》的图景或是熊培云《村庄里的中国》。期待这部纪录电影。&《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微博上力推。他也是这部片子的顾问。
需要赌徒的勇气
片子是焦波从广电总局接的&命题作文&。要求是：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
拍摄地点选在了杓峪村，它属于淄博的沂源县，离焦波的家乡大概100公里，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焦波认为，最普通的村庄才最典型。这里的方言、风俗、生活习惯，他也更熟悉，拍摄会省点儿事。
他的团队包括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21岁。焦波这个总导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村里到处拜访农民，熟悉环境。交流往往从这样一句话发轫：&噢，你就是那个&俺爹俺娘&啊！&
年轻人适应起来很快。虽然他们或是城市人，或是早已离开农村，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
制片主任，90后刘晓晨生长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淄博市，算是本地人。他从小吃惯了白面馒头，在这里却要天天吃玉米面煎饼。不久他就明白了：煎饼放个十天半个月也不变质；馒头不行。在这个乡村，冰箱尚未普及，其他现代化电器使用的频率也不高。《新闻联播》，167户人家的杓峪村，只有一个人看。
这个人叫杜深忠，村里唯一一个颇具文艺气质的农民。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但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成了摄制团队的重点拍摄内容。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很心疼。&这是杜深忠的名言。
在村里，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天天弄本书在手里头看，没事就在砖头地上练毛笔字，还非要花几百块买个琵琶弹。这不把农活全耽误了么？
边缘化的第一个表现，仍然是吃。杜家两口子吃饭极其简单，他和妻子张兆珍两个人基本不吃肉，往往是一两个素菜就对付一天。当地特产的香椿芽，炒上两个鸡蛋。还有当年焦波的爹吃的那种炒白菜。不同之处是会加上一点油。来了贵客，杀一只鸡炖上，至少要加一半的土豆。
&他们两口子也干不过我一个人。&摄制组的女房东，五十岁的张光爱一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加四个馒头，家里顿顿不断荤。她指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劳动：给苹果套上防护袋。她自己一天能套四千个。给自己家的苹果套完袋，还能出去打工，套一天袋挣一百五。
373天里，摄制组把苹果吃了个够。从日本引进的红富士，到沂源县改名叫&沂源红&。这个村子海拔高，光照好，土质特别适合种苹果。&沂源红&个头大、肉厚、口感脆甜。家家种苹果，总会留下些卖剩下的自己吃。
&只要风调雨顺，温饱没有问题。&焦波感叹，这或许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现状。杓峪村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半亩地不到，每个家庭一年大约能收三万斤苹果。片子拍摄的那一年，苹果过剩，价格随之走低，一斤只能卖到两元多。减去成本，&也就是个温饱吧&。
张光爱家也种樱桃。樱桃的收购价为苹果的五倍，但大多数人不敢效仿。这种树需要种四五年才能结果，而四五年后的行情没人说得准。砍掉茁壮的苹果树，把生活的希望押在四五年后的一次收获上，需要赌徒的勇气。
赚了一肚子酒
张光爱家的烦恼也不少。
村里有人反对村支书张自恩，要查他的账，好向上面控告。她丈夫干过村会计，&反对者&想让他帮忙。他不去。一天早上，两口子下地发现：苹果树被人打了除草剂，死了几十棵。
张光爱叉着腰，站在地头大骂害死了她家果树的人。为此，她和一个男邻居发生口角，腰上被打了一棒子。这桩出现在片中的纠纷，派出所来了好几次也没能解决。
&当时没有目击者，农村又不像城里有监控摄像头，没证据。&27岁的导演剧玺博说，&而且，即使有人看见，也很难站出来作证。农村家家都沾亲带故的&&&
村支书张自恩上门做两家的工作，最后村里出一部分、派出所出一部分，给张光爱拿了几千块医药费。张光爱不满意，&又不是你们打的我&，却无可奈何。她控告的人已经不在村里，出去打工了。
&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长相很典型：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明显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
张自恩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去检查过肝。但对自己的身高体重倒很清楚：不穿鞋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四十五斤。&我现在感觉还行，等不舒服再说（检查）吧。&
这种&等不舒服再说&的生活态度看似粗糙，但在杓峪村非常普遍。《舌尖上的中国》中那种整洁温馨脍不厌细的乡村，似乎在另一个星球。全村只有张光爱等几家集资引了自来水，大多数人家每天挑泉水煮饭，一旦下雨，水就变得极其浑浊。人们也喝惯了，不怎么闹肚子。
杓峪村人嗜食羊肉。把羊肉剁得像米粒一样碎，放上点香菜一炒，叫做&米炒羊肉&，特别适合下酒。隆重的仪式也上羊肉，但不是这种做法，而是把羊肉、羊杂切碎，扔进一口大锅里炖上，放上点花椒和盐，直到汤变成乳白色，出锅。这叫&大锅全羊&，当地人庆祝儿子考大学的指定主菜。一只羊价值两千块左右，张自恩每年一万块左右的工资刚够买5只。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得依靠苹果树。
其实自古以来山东人就嗜好猪肉。今天的杓峪村办婚礼，四喜丸子、煮猪肚、炒猪大肠和红烧猪肉块都必不可少。村里却没什么人养猪。
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几年下降。尤其从摄制组去杓峪村拍摄的2012年起，全国生猪养殖量过剩，进口猪肉冲击，外加中央&八项禁令&导致猪肉消费量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2014年1月，猪肉价格环比下降即达4.3%。杓峪村的猪出栏，一斤才8块钱。
于是，167户人家的杓峪村，猪不超过5头。张光爱的经验是：一头猪，喂粮食的话小半年出栏，要赔两百块钱。如果喂饲料，赔得就更多了。她家养了两头猪，是因为自己家做豆腐，可以喂剩下的豆腐渣。养羊就不同了，可以放上山吃草。羊肉价格又坚挺，一斤十八九元。杓峪村养了好几百只。
一如既往地慢
但她还是怀念自己家养的猪肉。&割（买）的肉，都是养殖场出来的，不香。一吃就知道。&
这同样是焦波的感受。他至今记得小时候，邻居家里死了一头猪，煮猪肉的香气。他在人家的房屋外面都闻得到，怕坏肚子不敢吃，馋得口水直流。这种感觉，多少年以来再也没有了。&你说，是我们的嗅觉退化了，还是现在的食材没那么香了呢？&
在北京十几年的焦波仍然有一颗山东人的胃，爱吃馒头、煎饼和粗粝耐嚼的食物。但他对食物的忌讳却明显多了。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的职位上退休前，焦波坐了几年办公室，该吃吃该喝喝，营养急剧过剩，他患上了糖尿病。在为《乡村里的中国》站台时，常累得体力不支，脸色发白。
作为一部中国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不能指望票房。北京一家影院给它提供了友情放映的机会，每周六下午三场。这三场引来了全国媒体的报道，但杓峪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
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仅此而已。杓峪村本身交通不很方便，又没多少可开发的土地，引不来什么投资商。这个村子甚至连一家饭店都没有。摄制组下馆子，要开车去十几里外的邻村。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里的变化将一如既往地慢。今年苹果普遍产量低，杜深忠家只能收大概四千斤。但正因为如此，价格会高一些。损失不算大。
村子怎么才能发展起来？张自恩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咱村苹果这价一直上不去。我想搞有机的。不上化肥，光上农家肥，苹果个儿小点，但特别甜，好吃。要是能集中搞出十几亩地做个示范，种出有机的苹果，认证以后价格能提高一倍。&
即使他能说服村民，积攒起一个如此规模的果园，这计划也不是那么简单。&从果树管理、施肥、育种，到水源，都需要上边来人指导。现在没这个条件。另外，咱村的路也得修一修&&再说吧。&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翔& 来源：南方周末& 原题目：乡村的胃：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乡村里的中国》——“零经验”团队缘何赢得“金红棉”
&&& 一个首次拍纪录片的摄影师、5个在校大学生，这个纪录片拍摄团队看上去不太靠谱。但是，他们却拍出了一部很靠谱的作品&&《乡村里的中国》刚刚获得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最佳长片奖。
　　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干了30年摄影记者的导演焦波，穿了一件摄影师特别钟爱的那种口袋很多的大红马甲，而他带领的几个小伙子却都是一身正式西服。对他们来说，这个奖项太突然了，也太重要了。虽然焦波已经是中国有名的摄影师，也获得过很多肯定，但这个奖让他格外激动，因为这部作品是整个团队和参演村民们共同付出一年时光的心血结晶。
【导演简介】
　　焦波，著名摄影家，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南开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影像代表作品有《俺爹俺娘》、《亲吻春天&&俺和俺的地震孤儿》等。
★ 最难的是在村里住满一年
　　&我实际上是一个摄影记者，以前就是拍新闻照片、纪实照片，之前拍视频也只是用来记录素材。这是第一次拍纪录长片。&
　　说到《乡村里的中国》，焦波认为，要想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现在乡村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再不留下一些东西，那么以后我们记忆中的乡村就不可再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只能在回忆当中来思念故乡。我们把它拍下来，可以作为后人珍贵的回忆。&
　　出于这个朴素的想法，焦波想到拍一部反映乡村全年生活的纪录长片。&这个乡村要不大不小、不远不近、不穷不富。&最后，他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
　　焦波透露，《乡村里的中国》原本是一个&命题作文&，但之前很多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团队都没有完成，后来找到了他。&为什么？不是经费的问题，而是没有人能够在村里呆满一年。这是一个硬性指标，得把村里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说这个很难。&
　　他的团队可能是本届纪录片节最缺乏经验的一支队伍，因为除了他，其他人连大学都还没毕业，最小的一个才15岁。他坦白地说，如果请一些大腕的话资金也不够，几个人在村里面呆一年，估计开支得要几十万，最重要的是，人家愿不愿意住满一年？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找自己的学生。
　　当时，焦波在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他发现有些学生虽然还没毕业，但是能力很强。当他开始着手为项目征集团队人选时，报名的人很多，入选的5个学生都是他平时非常看好的几个人，平均年龄不到21岁，而且缺乏经验。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例如一个人负责导演、摄像、剪辑，还有一个高个子男孩是制片主任，吃喝拉撒所有事情连同剧务，都归他管。年龄最小的那个孩子是北川地震的孤儿，绰号叫&小北川&。5年前焦波去震区采访时，收了6个地震孤儿做徒弟，教他们摄影、摄像。其中&小北川&和另外一个孩子拍了一部纪录片，参加四川国际纪录片&金熊猫&奖评选活动，获得了提名奖。
焦波最初也担心能不能完成，但是去了村子以后，学生们的工作状态让他大为放心。&他们那么能吃苦、那么执着，他们就是能够沉下心来，留在这块土地上，守着这个村子。&焦波觉得，用一年时间，他一定可以捕捉到些什么。
★ 最动人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实&
　　焦波每天要考虑的，除了片子创作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器材安全、吃穿等生活问题，他都得操心。焦波生于1956年，这个&50后&觉得，跟年轻人在一块他也跟着年轻。村里167户，484口人，他们在其中选取了三户人家来重点拍摄。工作时，焦波出想法，让孩子们来具体执行，再由他来把关，包括内容、风格、构图等等。
　　在一起合作，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话说，&就像朋友几天不见挺热乎，但是每天见面的话，就难免勺子碰到锅沿。&他们既是师生，也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种南瓜、土豆、茄子、西红柿，过乡村生活。
　　因为焦波之前的作品《俺爹俺娘》名气很大，乡亲们也觉得他这个人很孝顺，和他关系很融洽，逢年过节经常送东西过来，&慢慢地，和所有人都变成了家人。&最大的好处，是村民在孩子们跟前，&能说实话。&
　　村民们待孩子们很好，对&小北川&尤其照顾，因为知道地震当中他的父母和姐姐全都离世。&小北川&也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不再忌讳别人叫他这个绰号，甚至在片子当中就署名摄影&北川&。&他变得开朗了，开始能够跟人聊地震的事了。他在村子里过了16岁的生日，长高了10厘米。&焦波提到这些，很是开心。
　　&这个村选得太对了！&因为村民们特别热情。焦波说，&每当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给我，哪里出事了，谁家打架了，都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摄像机就架在他们面前一米，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的镜头感太好了，比专业的演员还强，一条就过了。&
　　评委们表示，《乡村里的中国》最打动人的就是来自底层、最原汁原味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不闷，还带有很强的戏剧性，不比故事片差。张艺谋的老师司徒兆敦就说：&像这种台词，任何人都写不出来。那种语言太生动、太鲜活了，听都没听过，让人过目不忘。&
　　临走时为了报答乡亲，焦波他们给村里修了4条路。老百姓非常感激，说要立个碑，叫&焦波路&，他不肯，改叫&新影路&，因为片子是新影集团策划和指导的。焦波说，他就是想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乡村，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他们的梦想和追求，还有在挫折和无奈中继续前走的状态。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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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机顶盒优秀纪录片总与院线无缘 《乡村里的中国》艰难首映路 -焦波
何苏六-上海频道-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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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纪录片总与院线无缘 《乡村里的中国》艰难首映路
　　导演焦波携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来沪内映，再次赚得观众好评。如此口碑，却依然难进影院。一家著名的影视传播公司曾来审片，但怕票房不好，至今没有回音。
　　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院线自身的制度？焦波的无奈，大概也是中国纪录片现状的无奈……
　　好片如何进院线
　　大体上，现在的院线排片，几乎是唯上座率。院线要挣钱，这样做，也正常。
　　一个常识是，电影的票房与质量，未必成正比。烂片票房数以亿计和好电影没机会跟观众见面的例子，太多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几乎人人说好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却进不了院线，倒也不是什么大新闻。
　　好电影票房差，但却有人要看，怎么办？20多年前我读大学时，“红旗”和“平安”是专放艺术电影的，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许多“探索片”，就是在那里看的。现在，这两家影院早没了。去年夏天，成立了一个“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后来，好像也没多大动静。上海要成为一个文化大都市，总该有艺术电影的容身之地，只要政府和院线一起持续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并不难。
　　最后想说的，那些认为纪录片一定没市场的，也未必高明。君不见，《舌尖上的中国》收视率高得惊人，《乡村里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呢？
　　首映遥遥无期
　　2012年立春至2013年立春，焦波和他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在山东省沂源县杓峪村驻村373天，用3台摄像机记录了乡村一年的生活。影片中，农民掷地有声的话语，颠覆城里人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农民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展现自我的欲望，又让人们看到希望。影片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九个大奖，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说：“这是一部为农民说真话的电影。”
　　今年3月，记者前往山东采访《乡村里的中国》主创团队，焦波曾信心满满地说，准备4月在杓峪村举行首映式。但这场首映变得遥遥无期。拍摄之初，焦波用拿到“龙标”(即公映许可证)给团队鼓劲。最后，片子如愿拿到“龙标”，却找不到愿意将它推上院线的放映公司。国内一家著名的影视传播公司曾来审片，认为片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就怕票房不好，损失太大，至今没有回音。
　　来上海前，焦波赌气说：“我都想带着杜深忠两口子（片中主人公夫妇）和我们的团队，开着车带着帐篷，背着片子，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放，来一个一部纪录片的万里长征。我就不相信，上个院线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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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纪录片总与院线无缘 《乡村里的中国》艰难首映路
日 13:12 来源:新民晚报
　　导演焦波携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来沪内映，再次赚得观众好评。如此口碑，却依然难进影院。一家著名的影视传播公司曾来审片，但怕票房不好，至今没有回音。
　　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院线自身的制度？焦波的无奈，大概也是中国纪录片现状的无奈……
　　好片如何进院线
　　大体上，现在的院线排片，几乎是唯上座率。院线要挣钱，这样做，也正常。
　　一个常识是，电影的票房与质量，未必成正比。烂片票房数以亿计和好电影没机会跟观众见面的例子，太多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几乎人人说好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却进不了院线，倒也不是什么大新闻。
　　好电影票房差，但却有人要看，怎么办？20多年前我读大学时，“红旗”和“平安”是专放艺术电影的，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许多“探索片”，就是在那里看的。现在，这两家影院早没了。去年夏天，成立了一个“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后来，好像也没多大动静。上海要成为一个文化大都市，总该有艺术电影的容身之地，只要政府和院线一起持续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并不难。
　　最后想说的，那些认为纪录片一定没市场的，也未必高明。君不见，《舌尖上的中国》收视率高得惊人，《乡村里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呢？
　　首映遥遥无期
　　2012年立春至2013年立春，焦波和他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在山东省沂源县杓峪村驻村373天，用3台摄像机记录了乡村一年的生活。影片中，农民掷地有声的话语，颠覆城里人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农民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展现自我的欲望，又让人们看到希望。影片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九个大奖，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说：“这是一部为农民说真话的电影。”
　　今年3月，记者前往山东采访《乡村里的中国》主创团队，焦波曾信心满满地说，准备4月在杓峪村举行首映式。但这场首映变得遥遥无期。拍摄之初，焦波用拿到“龙标”(即公映许可证)给团队鼓劲。最后，片子如愿拿到“龙标”，却找不到愿意将它推上院线的放映公司。国内一家著名的影视传播公司曾来审片，认为片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就怕票房不好，损失太大，至今没有回音。
　　来上海前，焦波赌气说：“我都想带着杜深忠两口子（片中主人公夫妇）和我们的团队，开着车带着帐篷，背着片子，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放，来一个一部纪录片的万里长征。我就不相信，上个院线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