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西京赋》“水人”解--《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03期
张衡《西京赋》“水人”解
【摘要】：正 张衡《西京赋》详细描写了汉代杂技,其中有“水人弄蛇,奇幻儵忽”,唐李善注:“水人、俚儿,能禁固弄蛇也”。水人何义仍不得其解,查《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有关倭国的记载,谈到了水人:“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这里讲的水人并不一定都是裸体者,但下水沉没捕鱼蛤者必定是裸体水人。1979年夏我去新疆拜城克孜尔干佛洞临摹古代壁画、发见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张衡《西京赋》详细描写了汉代杂技,其中有“水人弄蛇,奇幻像忽”.唐李善注:“水人、侄儿,能禁固异咤也,’。水人何义仍不得其解,查《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有关俊国的记载,谈到了水人:“今俊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这里讲的水人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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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字春澍，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日生于济南，原籍江苏武进。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现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年刊主编、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顾问组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别&&&&名春澍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日期日毕业院校北京大学代表作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原&&&&籍江苏武进
袁行霈，出身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家庭培养了袁行霈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2]，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袁行霈1959年夏袁行霈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
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2]
文革开始后，受到批判，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鄱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袁行霈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进取，取得较好的效果。
1979年晋升讲师。独自撰写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论文在1979年发表，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讲授陶渊明研究等五门课程。1984年成为中文系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1992年至1993年，袁行霈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1994年任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总顾问。1997年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并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演讲。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99年出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被北京大学确认为资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为教授（与北京大学联聘）。此外，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日，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
袁行霈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袁行霈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袁行霈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
1978年先生在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袁行霈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文章指出：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袁行霈认为将“纵通”与“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
1987年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在出版了全书的译本。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袁行霈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1987年袁行霈应邀到日本讲学，此后不久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就是这次讲学的讲稿。[3]
袁行霈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袁行霈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袁行霈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袁行霈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3]
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袁行霈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袁行霈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袁行霈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袁行霈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又从美国返回中国。[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中国诗学通论》（合著）、《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编之一）、《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中国文学史》（主编）、《陶渊明集笺注》、《中华文明史》（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4卷本）（主编）[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编之一，，1963年）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编，出版社，1982年）
《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以及元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有台湾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1996年增订本；另有台湾版、日译本、韩文译本，分别在台湾、日本、韩国出版）[4]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另有台湾版）
《中国文学概论》（香港三联出版社，1988年；另有内地版、台湾版）
《中国诗学通论》（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陶渊明集·附和陶诗六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学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
《唐诗风神及其袁行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4]
家（《山东文学》1958年01期）
也谈山水诗的产生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04期）
评介《陶渊明诗文汇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6期）
崇高的人格伟大的诗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3期）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02期）
感受联想修养——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
论意境（《文学评论》1980年04期）
论屈原的人格美（《学术月刊》1981年02期）[4]
论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04期）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02期）
阅读古典诗词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北京电大学刊语文版》1984年第6期）
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Z1期）
以赋为词——试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05期）
温词艺术研究——兼论温韦词风之差异（《学术月刊》1986年02期）
词风的转变与苏词的风格（《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03期）
探索的奥秘（《读书》1987年06期）
李白的宇宙境界（《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零年集·上——中国李白学会第二届年会纪事，1989年）
陶渊明谢灵运与慧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
陶渊明的《》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5期）[4]
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百年徘徊──初歌的创作趋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01期）
古典诗词与情趣的陶冶（《中国大学教学》1996年02期）
评中岛敏夫整理本《唐诗类苑》及其研究（袁行霈、佐竹保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03期）
陶诗主题的创新（《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01期）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05期）
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12期）
守正出新及其袁行霈——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中国大学教学》1999年06期）
陶诗析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
学术风气与学者风范（《人民日报海外版》日）
中国传统的文学崇高观与新世纪的文学理念（《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01期）[4]
逝川之叹——古代哲人和诗人对时间的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03期）
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06期）
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文学评论》2004年01期）
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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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丁放、，《文学遗产》2007年03期）
国学究竟有什么用？（《人民日报》日）[4]《愈庐集》1989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8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8月出版的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3]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林庚先生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袁行霈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袁行霈和学生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于一茬茬学子来说，袁行霈的课是很多人的美好记忆。
上袁行霈的课，的确是美的享受。俊秀飘逸的板书书写始终是袁行霈的习惯，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袁行霈把、陶渊明、李白、称为好友，兴起时便在课堂上吟诵袁行霈们的佳作，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学子。[5]
袁行霈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袁行霈上课时，教室内外几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成为中文系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袁行霈本人被视为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只要被问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时，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行霈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袁行霈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袁行霈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袁行霈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袁行霈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袁行霈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5]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但袁行霈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1978年，袁行霈在《》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学主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奠定袁行霈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袁行霈用二十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全部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突破。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袁行霈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袁行霈与数十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编辑出版的4卷本《中华文明史》，则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此书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出版。[5]
袁行霈喜欢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读帖。袁行霈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耳边是巴赫，，莫扎特，。与音乐，中国和，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的恢宏，贝多芬与的雄放，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5]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章士钊、杨东莼、、萧乾、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袁行霈的荣誉，但袁行霈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袁行霈[6]，如何延揽人才，凝聚馆员智慧。曾经，在袁行霈的提议下，、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5]
文史馆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袁行霈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袁行霈注意到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诗选，便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袁行霈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全书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的“”。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7]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袁行霈的真情话语，绝非谦虚之辞。从书斋到社会，从教授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5]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的郎当作风。袁行霈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袁行霈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品质。”[2]
学生说：“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2]
最好认的代表
袁行霈代表做事一向低调，不喜欢“出头露面”，婉拒了几乎所有记者的采访要求，但在本次两会上，年已71岁的袁行霈代表依然十分惹人注目。“袁教授最好认了，满头银发，这里只有袁行霈一人如此仪表。”其实，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袁行霈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袁行霈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8]
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袁行霈代表一向认为，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上讲话[1]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袁行霈代表说。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9]曾，字厚安。为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曾历任、主事、候补署理延建绍道[6]，后因太平天国之乱，死守城，于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元）城池陷落而死于军阵之中；被清廷追赠福建衔，世袭，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顺昌县两城奉特旨建专祠祭祀，谥号文节。曾，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曾外是清朝，曾历任江苏省、江西省，后卒于江西鄙阳任所，被清廷追赠卿衔。
袁学昌为光绪五年，曾历任滁州府、湖南；为清末著名女暨女诗人，著有丛书《古欢室医书三种》（内含〈医学篇〉8卷、〈女学篇〉、〈中馈录〉各1卷）、《古欢室诗词集》（内有诗3卷、词1卷）传世。[10]
二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之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及，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生与死--《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03期
【摘要】：正或问于孔子:“敢问死。”孔子也难于回答,搪塞了一句,说:“未知生焉知死”,不再说下去。
【关键词】：
【分类号】：I267【正文快照】：
g或问于孔子;“敢问死。”孔子也难于回答.进废品站。譬如人有生必有死,古人所说的g搪塞了一句,说:“未知生焉知死”,不再说下～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兰亭集·g“”。。。,。。。。。。。。。。,。。。二款S翁乳二Xg二黯忍Z器雾二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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