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审判意见及公报案例集成
最高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审判意见及公报案例集成
时间：日 11:04来源：律博士学堂
& & & & 民间借贷行为中涉及刑事犯罪时，法院如何处理？本文分二部分，其一是最高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其二是最高法院判决中的相关司法观点。&第一部分：指导意见篇&一、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日)&…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二、最高法院关于我国民间借纠纷案件的审判意见&…关于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们认为，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1辑；《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9期&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理解与适用（作者：罗东川 吴兆祥 陈龙业||最高人民法院 ）&& & & & 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些规定对于妥善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洗钱等经济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予严格适用。&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7期&&第二部分：最高法院案例篇&一、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案例：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裁判摘要：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须中止审理。&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审被告陈晓富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原审判决陈晓富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克祥、中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王克祥、中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二、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案例：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康昂东路支行与被上诉人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 (2010) 民二终字第69号）&裁判要旨：本案属于刑民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涉案银行的上级主管领导存在经济犯罪，虽然贷款流向与犯罪分子约定的使用方向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贷款银行贷款过程中有任何违法犯罪问题。若非贷款银行明知经济犯罪的事实并指令借款人将所贷款项划转给实际用款人的情况，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 & & & 根据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以及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原理，作为“流动资金”借款，无论借款人将其直接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项目或是转借他人抑或代他人清偿债务，均符合流动资金使用性质，不能当然地构成其免除向贷款人偿还借款之合同义务的事实根据。故本案如不存在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辩事由，借款人华西药业公司依法应当向贷款人农行康昂路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1辑&三、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犯罪，单位有明显过错的，应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案例：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1期&四、用人单位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案例：沈阳市松园实业公司与深圳亨联工贸公司、沈阳圣兰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判决书(2007)民二提字第21号）&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内部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免除民事责任的，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严格审查，既要考虑当事人自身对于犯罪行为防范不周所具有的过错，也要考虑对方当事人在交易中是否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及有无过错。刑事生效裁判可以作为判定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善意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决定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依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著：《全国法院优秀再审裁判文书精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页&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涉嫌合同诈骗的，将该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案例：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一般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最高法院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62号）&裁判摘要：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黄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然自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是该协议系受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先其欺诈而为，违背了黄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查明该事实，原审法院向侦查刘先其涉嫌犯罪的朝阳公安分局进行了调查。朝阳公安分局根据刘先其的供述以及对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刘先其在为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虚构身份和事实。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关于刘先其以虚假身份采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了黄河公司的信任，签订了协议书，使然自中心从黄河公司获得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认定，并无不当。然自中心上诉主张认为本案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但其并不能提供否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 & &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先其作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黄河公司签订民事合同，所获取的款项被然自中心占有。上述事实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除刘先其个人涉嫌诈骗犯罪外，然自中心与黄河公司之间亦因合同被撤销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然自中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刘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机关，而继续审理本案民事纠纷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然自中心以本案与公安机关认为的犯罪嫌疑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黄河公司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期整理人：赫少华来源：儒者如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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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4个重要疑难问题的司法观点
时间：日 22:20来源：律博士学堂
最高院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4个重要疑难问题的司法观点（2014）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宋晓明 张雪楳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 & &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甚至有观点认为，先刑后民系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审理案件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观点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近年来，对于先刑后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出现了分别审理和区别处理两种观点。& & & &&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 & & &&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 & & & 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 & & & 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 & & & 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权利主体后，才能进行刑事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要的是通过证据认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 & & 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应慎用驳回起诉。& & & & 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二、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对该问题的争议观点有三：（1）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2）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在受欺诈方为金融企业，且签订有担保合同的情况下，是否赋予受欺诈方撤销权，认定主合同有效与否，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详言之，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则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从合同也应认定无效，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方具有过错的，其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3）应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依区分标准不同，该观点又分为两种：一是以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与否为标准进行划分。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构成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因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而认定无效。二是以权利人是否先向公安机关报案为标准进行划分。权利人先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则认定相对方涉嫌诈骗罪，在刑事追赃不足以弥补损失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能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有效。若权利人未报案，而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则若其不行使撤销权，可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合同有效。&三、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民商事案件应否驳回起诉关于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故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提起公诉，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裁定驳回起诉。（2）基于民、刑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原则，尽管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但在程序审阶段，人民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对原告的起诉应否受理进行审查。对原告方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等问题的审理，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不应在程序审阶段解决，故上述问题不能影响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在民商事案件的受理过程中，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就应立案并进行实体审理，如果在实体审理中发现原告方并非真正的实体权利人，则可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从程序上驳回起诉，不进行实体审理，这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四、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各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完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以实现之外，刑民案件应该分别立案审理。因此，尽管刑事上未经追赃，但由于当事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故民商事案件应该受理。（2）根据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追赃系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追赃、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关于未经追赃，民事案件是否因未经追赃而应中止审理，存在两种观点：（1）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基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基本原则，民事案件中对于被告方损失的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而不受是否追赃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建立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受害人以法律关系相对人为被告就所受损失的全额提起民事诉讼时，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已经向受害人退还赃款赃物的，如民事案件尚未审结，退还部分可以从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承担者应给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的，不影响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并可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扣除问题。受害人以犯罪行为人和对造成损失有过错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损失发生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不影响民事判决对赔偿金额的确定，人民法院可判决有过错的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在行为人不能承担的部分或无法追缴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问题。如果民事责任承担者已经全部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事后追缴的赃款应当直接发还民事责任承担者。（2）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由于未经追赃，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民事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必须等待刑事追赃结果之后方能确定，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的规定，因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需等待刑事追赃结果，故在刑事上追赃之前，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来源：尚权刑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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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中院裁定张四保合同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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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交织一起，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混淆。因此，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目的、实际履行能力与合同签订后主客观上是否为履行合同作了努力，便成为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案情&&&&2009年，被告人张四保开始与张东雷做粉丝生意，直到2012年，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张四保从张东雷处采购粉丝价值共计300万元左右。2012年1月至日期间，张四保利用张东雷对他的信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诱骗张东雷通过河南郑州某货运公司先后发给自己多批粉丝，合计价值19.2万元。2013年4月，张四保以去安徽合肥做工程为由，将从张东雷处采购的粉丝低价卖给在重庆市盘溪市场做粉丝生意的李宗玲，然后离开所在城市并更换联系方式。&&&&裁判&&&&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四保与张东雷之间长期存在粉丝购销合同关系，2013年4月，张四保收到被害人张东雷最后三批粉丝后，在尚欠尾款近二十万元的情况下，将粉丝低价转让给他人，得到货款后逃离所在经营区域，切断电话等联系方式，拒不履行合同，侵吞货款的犯意暴露无遗。被告人张四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货款，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遂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四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张四保退赔被害人张东雷货款195029元。&&&&张四保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张四保的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处理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张四保在尚欠被害人粉丝余款的情况下，离开居所更换手机号码且故意不告知被害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属于民法上拒不履行合同行为还是刑法上的合同诈骗犯罪。&&&&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的合同纠纷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主观目的很难通过直观的方法看到，只能通过行为人外在的表现去推测。司法实践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分：1.合同签订期间主观心理状态。行为人签订合同期间夸大自己履约能力，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行为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对方对自己的信任骗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定为合同诈骗罪。2.履约期间实际能力与行为。在一般的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只是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不实之处，合同签订后积极提高履行能力，即使失败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获取合同权益后，对合同义务予以搪塞、推托，甚至逃匿，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根据刑法（2015年修正）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本案中张四保与张东雷一直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但从2012年1月开始，张四保在部分货款未付清，又不想再做粉丝生意的情况下，仍通过先还一部分欠款的方式，诱骗被害人多次发货，将收到的粉丝卖掉后有能力支付，却不支付，而是更换手机号码逃匿，如果不是司法机关的介入，受害人可能很难再找到被告，至此其主观上的诈骗对方财物的目的已经实现，行为上也放弃了对合同的依约履行，客观上也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财物上的损失且数额巨大，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虽案发后张四保又恢复使用原来的电话号码，但不影响对其案发前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案案号：（2015）夏少刑初字第00039号，(2015)商少刑终字第41号&&&&案例编写人：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苗合理&&程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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