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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放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一样，寓意为人民日报重点评论的&任仲平&文章，也是为改革而生。
&郑青原&横空出世
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一个名为&郑青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评论中，连续五篇署名评论，令这三个字短短时间内名满天下。
这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继&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个新笔名。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而人民日报评论，则以极强的针对性与权威性，成为外国解读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以及国内各界判断时局的重要参考。
10月27日，人民日报&郑青原&评论的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在人民网上，郑青原的文章至今仍被放在&人民日报重要言论库&最显著的位置。
郑青原是谁？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认为：郑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
此前，人民日报&任仲平&评论，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问题，署名&何振华&的评论，多用于涉藏涉外评论，&仲祖文&评论一般用来阐述党建工作。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海外版的&望海楼&和国际部专用的&国纪平&，以及文艺部侧重对创作思想进行引导的&仲言&等署名评论出现。
但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看，郑青原与那些低调的、不具备价值指向的笔名比起来，颇为与众不同。各种讨论中，关注者们认为&郑青原&三字从语音联想，有&正本清源&之意。
人民日报&郑青原&系列评论，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公众对&郑青原&这一署名也十分好奇。
（梁伟驰/图）
社论不署作者真实姓名
人民日报的评论分为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的重点评论，以及&今日谈&等栏目的来论等。其中，社论与评论员文章是重中之重，其主要功能是及时、准确地传达中央的精神。而署名的重点评论比社论、评论员文章略微灵活，可以根据中央的精神发挥、阐述。
社论一般不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曾撰文解释：&人民日报的社论，自然是代表中央的声音。这就要求执笔的同志站在党的立场思考问题论述问题，不能用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代替党的政策。这样的文章，不好署作者个人的名字。&
社论题目，或是中央根据需要直接提出，或是由报社领导依据中央的意见提出，由评论部执笔起草完成。本报评论员文章，则是由报社领导根据形势提出题目，再由评论部集体讨论后，起草完成。&每年年初，确定全年主要写什么，然后分头按照时间进度操作。&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2009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中央临时布置的任务，也时常存在。如在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任仲平&按计划发文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当天来电话给予肯定，并要求为了突出奥运的思想性，在倒计时20天、倒计时10天时再各发一篇。&张研农说。
人民日报评论与中央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紧密联系，在&文革&中曾有所中断。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椿曾回忆1966年后一段时间，&上面&的最新意图发表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他说。
&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
过去，很多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手笔，而是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代笔，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文革&期间的&梁效&、&石一歌&和&方岩梁&等。
但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都是报社编辑部所写。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2003年前，评论大多是个人创作而成。后来，&我们觉得这种小生产体制不行&&要从小生产进步到小作坊。&现在&任仲平&的生产是有几个较为固定的骨干成员，根据不同的选题来&抓&人。一篇文章成立一个三四人的小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讨论修改。
2009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西藏&3&28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文章，开始是按&国纪平&的风格，由国际部先写出了一稿。&后来感到西藏农奴解放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一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又移交评论部，按照&任仲平&的风格进行了改写。&张研农说。
为了撰写一篇重要评论，写作者也常会和中央各部门沟通。
《中国记者》杂志曾记述了人民日报在1993年为宣传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时所付出的努力。
这年10月，评论部接受报社编委会下达的撰写该文的任务。当时，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已近4个月。经济界、理论界对宏观调控有不同看法，认为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有报纸发文提出，要对宏观调控进行&反思&。
于是，时任评论部主任于宁先后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体改委等多家单位，与各方研究、探讨。
&起草完成后，一般要经过评论部门和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最后按程序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这样，社论（也含评论员文章）就可以见报了。&马立诚写道。
&时刻不忘党报的党性原则，加强学习，保持政治敏锐，才能及时掌握、准确宣传中央精神。&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曾对媒体说，将&中央精神融汇贯通&，然后才能写出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语言的评论。
&任仲平&为改革而生
从人民日报近期的&何振华&、&仲祖文&，乃至&郑青原&系列评论中，以&任仲平&最为著名。
关于&任仲平&的诞生，周瑞金曾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一文中对记者回忆说：1993年，他刚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领导便希望他写一点&皇甫平&那样的文章。皇甫平是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评论时的笔名。他曾在1991年2月到4月，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精神，组织发表了系列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
&我理解，那就是署名评论，而且是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署名评论。&周瑞金回忆说。而皇甫平文章的特点，在于她的先导性和针对性。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任仲平&出世了。&任仲平&开始叫&任仲文&，后修改为&任仲平&，意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与&皇甫平&一样，&任仲平&也是为改革而生。
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推出长篇评论《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作者为&任仲平&。该文不仅对为何在该年集中出台重大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也讲解了改革的新特点。
周瑞金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中记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评价此文为&观点正确、逻辑严密、说理清楚、不落俗套。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中央的重要精神。作者把中央提出&20字方针&的实质概括为&改革是主旋律&是一个大胆的提法，我非常赞成&。
而在此之前，&任仲平&还发表过另两篇关于改革的评论：1993年 12月 22日头版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日头版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
中共建政早期，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泽东本人来审稿。这在各类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记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不言自明。
进入邓小平掌舵的改革开放时代后，大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不过问人民日报社论事宜，而由书记处与中宣部并该报酌情处理。从公开资料看，邓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是在1978年。这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把拟于9月8日发表的社论《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送邓小平审阅时，他批示&很有必要&。
人民日报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都是社论与重要的评论员文章。
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人民日报都会刊发相关社论或者评论，或评价意义，或部署实施，或鼓舞干劲，或隐含批评。
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讲话后，人民日报次日刊发社论，向台湾方面释放出讲话暗含的意义。随即，国民党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中央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多次重大经济决策，都会在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指引风向。
而人民日报评论对股市的影响，就像月亮的引力控制着海洋的潮涨潮落。网上的许多股市评论提醒大家，要&重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带给市场的巨大影响&。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该文称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予以高度警惕。当日市场指数跌停，个股全面跌停。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挺市：《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旋即，市场指数涨幅超过了70％，进入新一轮牛市。
最近几年，虽然媒体的丰富和网络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人民日报的声音依然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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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梁 马昌博 郭力 助理编辑 温翠玲
今年，《人民日报》的版面给了我们惊喜：虽然仍然是那经典的三张照片，仍然是红色的黑体字，但排...
即使在“文革”中，《人民画报》也照常发行。享有这一特殊待遇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日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
&&&&纳尔逊·曼德拉1964年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关入监狱，直到1990年才获得自由。他后来成为南非总统。&&&&日，南非黑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该组织主张非洲人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建立一个非种族的、统一的、民主的南非”。&&&&1929年与非洲人工会、南非共产党联合成立非洲人民权利，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和许可证制度。1952年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起“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1955年6月参与制定《自由宪章》，要求一切非洲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1960年参加发动“反对通行证法运动”。“沙佩维尔惨案”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建立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同时大力开展政治、外交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国内影响不断扩大。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与支持。&&&&1989年重新成为合法组织。
（人民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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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文直指“体育改革”核心问题(图)
本报推出“再思考”：中国体育，如何改革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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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7日、8日，《人民日报》在其体育版连发三篇《关于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思考》的系列报道，将目光直接对准“奥运金牌战略”、“公共体育服务”和“三大球改革”。文章鲜明地指出了奥运战略存在的弊端、公共体育服务的缺失与三大球长期以来的“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
　　本月21日足代会就将召开，在此时间节点上，《人民日报》连续三篇直指体育改革核心问题的报道，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以奥运奖牌绑架财政投入和社会支持令人反感”
　　（节选自《人民日报》日15版之《敞开心胸办体育》）
　　越是体育界所执着的发展路径、管理方式，越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与诘问，这是新中国体育历经几十年发展所遭遇的最大悖论。比如奥运争光计划，每一枚奥运奖牌的获取，的确集中了集体智慧，却也耗费了巨额投入，所以奖牌带来的并不总是掌声和鲜花；比如全运会，体育界竭力维护这个全国最高水平综合性运动会的合理性，以保住这个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调动地方投入体育积极性的宝贵平台，但不尽如人意，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奥运争光计划本无错，但以奥运奖牌绑架财政投入和社会支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急功近利的手段攫取奖牌，难免令人反感；全运会也无错，但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积重难返的赛风赛纪问题，讲再多别的道理恐怕都难有说服力；至于组队权和办赛权，并不是体育主管部门天经地义的权力，下放一些可能给公众带来以组队和办赛为名行聚财、寻租之实印象的组队权和办赛权，既有利于重塑体育形象，更有利于体育发展。
　　如何重塑“金牌战略”——
　　奥运战略应该反哺民生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奥运战略后，中国竞技体育就全面围绕四年一度的奥运争光计划展开。
　　作为世界体坛的最高盛会，奥运会在各国和地区体育事业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中国人的奥运情结更寄托着强国梦。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首次奥运之旅，许海峰射落首枚奥运金牌，曾经让无数国人激动不已。如今30年过去了，依靠奥运战略，中国竞技体育早已跻身奥运金牌大国，同时也不可否认，奥运金牌在国人心中激荡的已不仅是家国情怀，还有更多理性和现实的思考。
　　其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已养成成熟、冷静的大国国民心态。国民心态的转型也让体育被置于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中重新打量。奥运战略不仅是为国争光，更希望它回归体育、回归教育、回归生命在于运动的本源。然而，中国奥运战略仍秉持为国争光，这本身没有错，但奥运战略显然不能满足大众对奥运会多元的需求。
　　其二，奥运战略若不能反哺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事业，就会越来越不接“地气”，不仅劳民伤财，还有可能蜕变为体育部门依靠奥运战略，绑架财政，垄断资源，保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大约10年前，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一文中披露，为了备战2004雅典奥运会，财政拨给体育总局的事业性经费高达200亿元，雅典奥运会中国选手拿到32枚金牌，就是说，在10年前，我们金牌的背后需要7亿元的财力保障。而在当时，7亿元能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
　　体育部门关起门来搞竞技体育，是一个形象的讽刺，其本质是因为奥运战略，中国竞技体育越来越背离民生需求，这样下去，奥运战略只能越走越窄。
　　“公共体育服务是体育部门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节选自《人民日报》日15版之《公共体育服务应问需于民》）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国际大赛的金牌越拿越多，但人们对体育的满意程度并未同步增长，反而有下降之势。这种“跛脚巨人”的现象，究其原因，公共体育服务的缺失是重要因素。
　　近些日子，常听到体育部门这样的感慨：怎么拿金牌心里有数，怎么搞公共体育服务，却有点不得要领。确实，长期以来，体育部门围绕金牌转的工作程式已相对固化，面对公共体育服务这个高度社会化的题目，感觉既缺少抓手，又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
　　与全民健身相比，公共体育服务更强调了体育部门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向大众提供基本体育服务，首先应当“问需于民”，大众参与运动的硬件设施、软件配套、社团组织、风险防范等需求，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引导。当前，公共体育资源总量尚且不足，而大众运动需求已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如何推动“公共体育服务”——
　　让“全民体质指数”成考核硬指标
　　公共体育服务这个词汇看起来有些陌生，其实，它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全民健身。我国的全民健身战略与奥运战略同时诞生，但显然，这两大体育战略的步调并不一致。去年，我国篮球名宿王立彬曾在微博中疾呼：这样下去，中国人将再成“东亚病夫”。而一个病夫充斥的国度，却在奥运赛场大把捞金，无疑是对全民健身战略可悲的讽刺。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不缺全民健身的各类法律法规、各类文件以及人员机构。各地每年也不乏各类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什么“千人徒步走”、“万人健身操”之类。其次是对于全民健身的公共投入在加大。在2011年的《全面健身纲要——2011年到2015年》中，也提到各地体育设施增多、参与体育运动人数增多、从事大众体育教育和辅导的各类人才也增多。看来，全民健身至少在战略、步骤、路径方面，不可谓不成系统，不可谓没有成绩。然而，为何国民体质仍在整体下降，为何找一个训练场地比找一个公厕还要难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出现？
　　虽然不能与奥运战略相比，但政府对全民健身的投入也是逐年递增的，问题是成效不尽如人意。体育总局和各地的体育部门作为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的执行者和主要推动者，难辞其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作为或者只做表面文章的懒政现象。对全民健身的绩效考核更多流于形式和静态，而忽略了最本质的指标——百姓到底从中受益多少。常年来，对于体育部门全民健身的考核，还停留在新设立了多少个健身网点和健身走廊，或者举办几次健身活动。因而，真正让全民健身见成效、真正让大众从全民健身中获益，就要像考核奥运金牌战略那样，对全民健身进行真正的量化考核，比如将某地人群的体质状况作为全民健身是否见成效的硬指标，并将之作为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功能。
　　“三大球成绩滑坡因政企不分、管办不分”
　　（节选自《人民日报》日14版之《用什么托举起三大球》）
　　足球篮球并非错走了职业化之路，种种问题反复出现的更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职业化改革不彻底所致。职业联赛的本质是给社会提供一个高水平、富有观赏性的赛事产品，其发展应当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市场规律主导和调节。在这个过程中，联赛向上成为国家队的根基，向下成为青少年的榜样。但在20年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代表行政力量的管理中心和社团性质的项目协会依然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内耗严重，从管理者一些违背职业联赛规律的做法不难看出，奥运战略与职业体育往往成为矛盾焦点，似乎难以两全。以“职业”之名推行的联赛，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还存在结构性的弊病，让改革无法深化、到位，也让联赛被贴上了“伪职业”的标签。
　　不论20年累积起的是经验还是教训，其倒逼效应已经推动职业体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可以等待，但不该在等待中空耗。
　　如何实施“管办分离”——
　　体育部门非主导者而是被执行者
　　足球、篮球和排球，最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三大球运动，却在以奥运为纲的中国竞技体育中集体堕落，成了中国只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强国的最佳注脚。三大球运动的衰落，看上去是人才基础坍塌、人才体系崩盘，实则是顶层设计出了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振兴三大球首要的任务不是从娃娃抓起，而是从制定战略的爷爷们抓起。
　　三大球陨落的历史原因，恰恰是奥运战略。当中国竞技体育牢牢捆绑在奥运战车上时，从体育总局到各地方体育部门都搞起了“短、平、快”的小众竞技项目，而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三大球被纷纷砍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体育总局能祭出的法宝就是在全运会上进行锦标主义的激励，一个冠军折算2枚金牌到3枚金牌。然而两个全运周期过去了，这种举措难遏三大球下滑，刚过去的2013年，国足遭遇“6·15”屈辱，女排和男篮丢了亚洲冠军。
　　事实证明，这种在体制内通过增发金牌刺激突出锦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拯救三大球运动。中国的经济社会早已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拥有庞大群众基础和社会效应的运动，更多的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和市场的法则去推动。事实也证明，已进入市场化运行，并逐渐被社会认可的足球和篮球职业联赛才是三大球真正的未来，但体育部门既办联赛、也管联赛的非市场行为一直是三大球职业化发展的羁绊。然而，减少行政干预、管办分离的呼声喊了很多年，体育部门始终是言语上迎合、行动上原地踏步。这说明，体育部门已经将自己作为职业体育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自己把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交出去，是不可能的。因而，体育部门不应该是管办分离的主导者，而是被执行者，应设立一个更高层的类似于体育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决策和主导三大球管办分离的改革。
本组评论 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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