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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什么最重要？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8）
在70年代中期，爱德·罗伯创造了世上第一部个人计算机。他雇了一位叫比尔·盖兹的人帮助他写软件，当时比尔·盖兹才十九岁。1977年时，爱德·罗伯将他的计算机公司卖掉，买了一座大农场。七年以后，当他四十一岁时，他就读医学院。如今比尔·盖兹是世界上最大软件公司的老板，而爱德·罗伯是乔治亚州一个小镇的医生。
爱德·罗伯说道：“人们都觉得个人计算机是我所作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我并不认为如此。我现在每天为为病人所做的事，若不是比计算机更重要的话，至少同样重要。”
我们如何来评估生命的意义？我们内心深处明白，生命是不能以财富和名望来评估的。
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一生颠簸的日子，值得注目的是他的生命达到了成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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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文革批判作家按字定罪：不看内容字数越多罪越大
来源：华声论坛&&【 】
凤凰卫视8月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优秀的、风格独绝的小说家，贾平凹在2000年写的散文《孙犁的意义》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敢把一生中写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经历了各个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能一直保持才情，作品明净崇高，孙犁是第一人。
解说：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在安国县城一家粮店学徒，母亲在家中种地，家境十分清寒。
郑法清（孙犁好友）：他母亲生孩子，他姥姥要给他母亲去做一碗米汤，就找不着做汤的柴火，最后把家里一个破鸡笼给拆烂了，然后才煮了一碗米汤，这就是孙犁他们家的家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生儿育女，当然是很难的了，所以孙犁他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他前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后面有一个弟弟全都夭折，只有孙犁一个人活下来了。
解说：这个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又患了惊风疾。
郑法清：土话说叫抽风，后来他叔叔带着他上五仁桥，扎针才扎好了。他从小很弱，所以那时候老师，有时候一年，孙犁他们家还招待老师吃顿饭，他叔叔还嘱咐老师千万别打他，他身体不好，其实没人会打他，因为他特喜欢念书。
解说：1924年12岁的孙犁被父亲抱上驴背，来到安国县城读高级小学。在学校的阅览室里，他被陈列其中的大量刊物所吸引，特别是鲁迅、叶圣陶、许地山、刘大杰等人的小说，常使他沉浸其中。孙犁特别喜欢鲁迅的杂文，认为那是传之千古的名作，一旦发现鲁迅的文章，必然沉心阅读，务求熟记在心。
郑法清：他自己确确实实是对鲁迅的作品是非常崇拜，他认为鲁迅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文学道路，他读鲁迅到什么程度呢？鲁迅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杂文也好，只要摆在报纸上，不看名字就知道这就是鲁迅。他当时把鲁迅的很多名言警句抄下来贴到墙上，直至背诵熟了而后止。
解说：年轻时代，孙犁每读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孙武川（孙犁好友）：孙犁一直是推崇鲁迅的，他甚至买书都是看着鲁迅那点书单去买去。他在冀中的时候就写了《少年鲁迅的故事》，作为这个儿童读物。
解说：孙犁一生都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常年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个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从维熙（作家）：如果说跟鲁迅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鲁迅笔墨里的那种，那刚烈的那种锋芒，我觉得鲁迅的文章里面有的段落是很刚烈的，从孙犁的作品里很难找到这种东西，但是他有鲁迅的骨头，他有鲁迅的内在的灵魂。
解说：1937年七七事变，9月下旬，保定陷落，就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孙犁每天站在村北的大堤上，望着茫茫河水和国民党政权南逃的人流，发出兴亡之叹。他剪去长发，农民打扮，在大时代的推动下走向了抗日战场。
1938年春天，冀中区在吕正操将军主持下，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孙犁任宣传部长。他积极到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后来这个组织为抗连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抗战学院设在深县，是为了吸收和培养抗日的知识分子队伍，经北方局批准而开办的，由北平教育界名流杨秀峰任院长。
郑法清：这个学院也是很艰苦的，按照孙犁自己的说法，讲课是一个大棚子，搭一个大戏棚子，下面摆着好多大木头，一根一根大杉木，能坐500来人，他讲课得拿嗓子喊，因为没有像你现在这种扩音器，抗战的时候没有这东西，都得喊。一喊就得喊一上午，所以很累得慌，但是他兴致勃勃。
解说：抗战学院只要识字和要求抗日的都可以应考，孙犁在创办之初就在这里教书了，民运院差不多网络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孙犁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作为老师的孙犁，面对这样一些学员时常感到很尴尬，不管他怎样把艺术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说文艺理论离不开典型论，学员送给了孙犁的绰号叫“典型”。
郑法清：什么叫典型？因为他那里面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姓王，完了以后，有一个人送给了这位同事一匹小马，那个年代没有汽车，汽车都日子鬼子有汽车，我们汽车很难有的。结果有人送给了那个姓王的同志一个小马，他挺珍惜这个马，觉得这是一个小宝贝一样，就拉着孙犁，咱们到野外里去跑跑。
这个孙犁给他叫做秋郊试马，俩人都去骑马去了。孙犁是个书生，他骑不好马，左摇右晃颠得够呛，差点没掉下来，就这样子，所以学生们就喊典型，典型，因为他讲文艺理论离不开典型论。
解说：1939年春天，孙犁从冀中平原调往阜平山地。孙犁也当过记者，但是却不很成功，他在雁北有过一次失败采访，事后孙犁在回忆这一段时说，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
1941年，冀中区党政军首长程子华、黄敬、吕正操发起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他们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当时大家觉得没有必要用五一，五四这样的日子。另外还要考虑发文的时间，最后商量选定在5月27日，并做了大量的宣传。抗委会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
冉淮舟（孙犁好友）：那么这稿子一上，发动的真是群众运动，那不认识字的老太太也是找别人代一笔，那更何况小学教员也忙活，军队、干部、群众、农民都写，那个稿子集中到编委会来，那真是太多了，一麻袋，一麻袋的，他们赶稿子快成了开始打游击了。这个是5月嘛，夏天开始的，赶秋天，青纱帐一倒，敌人就要扫荡，他们拉着大车打游击。
解说：孙犁在这年秋天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稿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印象很深。
冉淮舟：他回家探亲，王林同志一看孙犁回来了，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把他拉住，说你晚回去，他就帮着李林儒，王林看稿。
郑法清：这个编辑工作，你知道是很艰苦的，他因为离着敌人的炮楼才十几里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就把一个老乡的家的大门口给垒起来，变成一个墙，没有门这个院子。在屋里头，审读成麻袋成麻袋来的稿子，在那里选，选出来以后，选一篇用蜡版刻一篇，选一篇用蜡版刻一篇。
解说：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事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
郑法清：这本书影响很大，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它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写的很有针对性，文集里都有这个书，后来改成叫《文艺学习》，在建国之后出版多次，很多青年作家很喜欢这个书。这个书在当时吕正操和黄敬，在那样战争频繁的情况之下，就把孙犁写的这个《区村和连队的写作课本》改成了《文艺学习》拿到了晋察冀边区，在北方局的印刷厂里头，还专门搞成铅印了，对当时培养青年作者可是起了很大作用。
解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学生模样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没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郑法清：你看抗战时期的小说，大量是冀中的作家写的，因为冀中抗战是非常残酷的，大平原上，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屏障的东西，又没山，就有一个白洋淀，有水。其他都是平原，很残酷，那个当时有亲身经历的老乡们都有印象，一说冲锋，从房顶上往下冲，跳下去枪端着就往上冲，那确实厉害。那个时候孙犁在人民自卫军，那时候跟着他也是天天晚上行军，一走一百多里，几十里，就是这样，它是天天游击战争，天天晚上行动，白天隐蔽，孙犁还有过这个经历。
解说：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1944年春天，孙犁奉命由晋察冀边区调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了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孙犁的创作日渐多产，其影响也日见其大。
从维熙：很多在延安的作家写的东西都是金戈铁马，烽火连天，那炮火硝烟，全是那抗日战争的，当然这一部分是不可缺的，这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里的那实际图像。但是孙犁所走的绝对是另外一条蹊径，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后，他居然发表了《荷花淀》，这个时候把战火硝烟全部淹没在他静思的文字之中。
解说：孙犁在延安的生活总共不过一年半，虽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够得上丰衣足食，但也有不少困难，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
孙晓玲（孙犁女儿）：在延安窑洞里用的是草纸，连草稿都没有打，那个时候刚整完风，人们也不怎么写，再有呢，因为写了荷塘啊，荷花啊，而陕北呢风沙大，大伙不怎么看得到这种水景，所以就觉得好。
解说：在河北平原的晋察冀山地扎下了根，在延安开花结果，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着中国文坛上那个山色有中无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然而，作为解放区的另类作家，孙犁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有着争论。
冉淮舟：认为他不是解放区作家的主流作家，老是认为他写，反正就是说对他还是有一些，你像他不会写战争啊，因为不会写战争，但是当时有人说正式写战争这样一种写法，如果都是正面扔手榴弹，打机枪什么的，他是写的战争当中的人情、人性，人的命运，人的生活的变化，人的追求，他写的这个不是那样子，为什么叫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就是这样一点。
解说：晚年的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孙犁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抗战结束后，孙犁离开延安，随同诗人艾青领导的华北文艺工作队回到晋察冀边区。
不久，又回到故乡冀中平原，参与《冀中导报》的工作，编辑副刊《平原》，同时一个人负责起《平原杂志》全部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日天津解放，第二天孙犁就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如一日，他没离开天津，也没离开《天津日报》。
郑法清：《天津日报》当时进城的时候，阵营很厉害，规格很高，编辑部主任是郭小川，下边那个文艺部，那个叫科长，文艺科长是方纪，方纪不是写过《挥手之间》，写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挥手之间》，他是科长，孙犁是副科长，是郭小川，这个方纪和孙犁一块办起来的文艺周刊，但大量的具体的业务工作是在孙犁手里，孙犁来负责编这个文艺周刊，取舍这些稿子。
张璇（孙犁外孙女）：他属于那种三八式的干部，当年大概1938年他就参加革命了，包括他还是后来的鲁艺教员，他好多的接触过的人，像贺敬之也好，田间也好，郭小川也好，最后在我们这个文化界都已经坐到了非常高的大文官的位置了，但是我姥爷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一步，他并不是说没有尝试过。其实他自己也有跟人讲过说，我也曾经走过仕途，但是浅浅地尝试了一下，发现确实不是适合我这个人个性的，他就马上退出来了。
解说：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他是个好静的人，轻易听不到他高声说话，他很爱干净，每天戴着一幅套袖坐在那里看稿子。
郑法清：他怎么样看稿子？你一二审，拿出稿子之后，你拿笔改了，他也得看原稿，你改得不对，他给你改回去。他轻易不愿意让你改人家的稿子，需要改的时候得改得准，改得不准的地方，他给你改回去，就是这样。后来因为李牧歌和郑明和他配合得很好，这几个人，确实发现了培养了很多人，他自己这个看稿子，也不是说你送上来他就全取，有的他说不行，就写上送稿，让你送新的。有的行，他就说行在什么地方，甚至让你怎么给人家改，他还给你批上，他是很具体的。
解说：在办报的同时，孙犁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旧币五千元，而一斤玉米面是旧币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突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像的。
冉淮舟：他看电影，这个电影刚好是什么？看一个可能是戏剧片，之前放一段新闻，这段新闻是讲皖南好像就是淮河那一带发了水灾，他看到灾民生活很凄惨，可是看到城市看电影的人民，这个作家敏感的心。
解说：这天晚上，他已经不再注意到电影演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尽够他消化的了。看过电影的第二天，他约了同事去北站外宁园，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谈了谈，然而对方却另有一番见解，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困扰着孙犁。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可就在这时，孙犁的作品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结”。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真诚，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
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了。
冉淮舟：一进城以后，文艺政策越来越左，孙犁同志深受其苦，《光明日报》整版的批判他，《文艺报》也要跟他叫板。周扬在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临时扩大会议上批评孙犁，当人民正等着看《风云初记》下篇，孙犁的作品离开了斗争的漩涡，描写软弱无力。这个在全国性的中央的报道里面，这个是不得了的，但孙犁显然内心里面非常的反抗。
解说：1965年孙犁正紧张写着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这天午睡起来，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脸跌在书橱的把手上，血流不止。
冉淮舟：他已经开始病了，他不是写完《铁木前传》，1956年夏就病了嘛，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左批评右创作论》，什么意思呢？说读者要把作品左批评，批评文章放在左面，右创作，左面放在右面来看，就比较比较，不能老是批评的文章占在审判的席位上来对这个作品来批判，究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批评是很粗暴的，他说往往这个意见不是来自普通的部长，1956年你想想，意思对作者的这种粗暴的批评不是来自普通的部长，而是来自党委宣传部门，《天津日报》当然不敢发这个文章了。
解说：上世纪五十六年代，在中国众多的运动中，唯有孙犁大多批判会他不参加，孙犁也参加过会议，他是那个时代少数不发言的作家中的一个。
张璇：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就在开会的过程中，当时鲁藜也是在座的，但是当时突然间公安局的人就出现了，当场就把鲁藜就带走了。
郑法清：当时认为鲁藜是胡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的，都戴手铐子给弄走了，孙犁回到家跟他老伴说，这叫什么事儿，他老伴说你就是推横车，你这人就是爱推横车，劝他你不能推横车，孙犁就说这叫什么事儿意思，因为反胡风那个时候确实很左。
解说：诗人鲁藜因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差点自己也受到打击。
张璇：他本身就是有一点神经衰弱，在加上他在创作期间，经常是晚上又不太休息的那种，再加上外界的这种刺激，他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说，现在这个政治的气氛和文学的创作越发的紧密起来了，可能已经不是作家人为的能够控制的了这个方向。
解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曾被称为中国文坛折了翅膀的四只黑天鹅。1957年从维熙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出于对孙犁的思念，从维熙从某劳改队寄给孙犁一封信，因怕威胁到孙犁的生存，从维熙隐去寄信的地址，还特意嘱咐孙犁不必寻找。
从维熙：但是下面我没留地址，我怕给他来惹事，但是想像不到的是，孙犁把这封信保存起来了，你看他，这本来是轻若粪土，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劳改犯的人，来给他写这些，他把它保留起来。到了我80年代，出我的书的时候，他给我写的序言里面，就把我这封信写进去了，里边写的什么？写的是，那个老伴啊，你还记得从维熙吗？老伴说，记得，是一个很腼腆老实的人，说你们这行怎么这么不成全人呢？
转他老伴的话，完了以后说嗨，孙犁就感叹，那个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你想他把我的信保留，一个劳改犯的信保留。这就是充分的，人格的最好的一种体现。
解说：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十九岁的作家林希受牵连而定为“胡风分子”，被逐出作家协会，去工厂劳动。临行前，因手中还有未处理的稿件需送还孙犁，他叩响孙犁的家门而不敢入内，孙犁却打开屋门，连说“请进”，并说“以后有时间，到我这里来玩”。在林希谁见谁躲的情况下，孙犁这种举动使林希终身不忘。
孙犁去世之后，他和作家从维熙通电话说，这许多年，无论外界如何将我们描写成魔鬼，惟有孙犁老师的心里珍存着对我们的信任和期待。那时，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青年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有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铁凝、贾平凹、莫言等。
郑法清：最典型的，说的是刘绍棠，他在运河旁边，他们家是那个地方的村庄，他写那边的风土民情写得很有特点。所以孙犁后来就给他在天津，孙犁办的《文艺周刊》连续地发表他的小说，大概一共发表了十几万字呢，你想一张报纸，我给你看看文艺周刊，就是一个版面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给一个作者发十几万字那是很突出的，所以刘绍棠号称神童作家。
从维熙：那时候莫言无名啊，就在保定的一个刊物叫《莲池》上发表了一篇叫《民间音乐》，就发表了这篇东西以后，孙犁无意间看到了，就写了一篇评论，说明他两只眼睛始终在关注着中国文学，特别是更下一代人的这种那个文学动向。
解说：1979年，铁凝写了一篇名为《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拿给几个老师看，有人好心劝她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内心有所不服的她，斗胆将它寄给孙犁，没想到它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刊发出来。多年后，她表示刚刚踏上文学道路时，有四顾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候，这时候一件信函或者是几句话，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在她心目中，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1966年春夏之交，孙犁还在家中的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这一天，他刚过完53岁生日，一病十年，停笔休养，身体刚刚好了的孙犁，并不知道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敏感，激动，容易发脾气。
冉淮舟：所以他这场大病，就说1956年这场病，用孙犁同志给我说的这叫神经官能症，什么性的呢？就是忧郁性的。忧郁性到什么程度？孙犁同志说，他说这种病啊，他说就是，你比方天气阴天，你在门口一站，或者是你，下这个毛毛雨，他说你就控制不住，就是不想活，就是想死，他说这种忧郁性的。
解说：“文革”时被抄家六次中，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这让他一家人百口莫辩。孙犁被赶进一个名叫“张园”的大院，当晚在造反派的挟持推搡下，进入批判会场，遭受平生没有过的侮辱。
郑法清：开始的时候把他和领导，不是管报社的，还有社领导弄到一块去揪斗，认为他是周扬一条线上的黑作家，当然也让他做那个“喷气式”，他受不了。
张璇：因为我姥爷这个人他是骨头很硬，另外他自尊心特别特别的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家跟他打招呼，都是孙犁同志，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被批斗的排头，他在第一个位置，然后双手都后面，被人家拧到后面去，然后按住他的脖子，让他面对底下这么多的群众，让他低头认罪。他当时这个心情我觉得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完全就是不能接受。
解说：在那次的批斗会上，孙犁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找来，给孙犁摄影留念。第二天的造反小报上，孙犁看到了自己被批斗的照片，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张璇：他就是当时是把他的那个台灯，台灯的灯泡拧下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直接就把手伸到那个灯口里边去了。但是特别特别幸运的是当时那个巨大的那个电击的力量，把他的手整个就给弹开了。
郑法清：后来他老伴吓坏了，给他说咱可不能死呀，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还得活着看这个世界，咱不能死，他才没有再去弄这个事儿，他确实想过自杀。
解说：这位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当年也是报社大院的清洁工，每天手持扫把清扫垃圾，并随时准备造反派的传讯和外调人员的盘问。
张璇：他老朋友也有提过，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一群人好像就是突然间都掉到水里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在下意识本能的时候，你会按住别人的脑袋，因为我要浮出水面。但是我姥爷当时听完这个话之后，他就是很淡定地说，说对，我当时也掉在水里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按过任何一个人的脑袋。
孙晓玲：有人来外调，这个大概是（调查）田间吧，对他态度挺不好的，让他回答问题，但是我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从来不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边说那个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就沉默不语，结果手被外调的人还抓伤了。
孙武川：孙犁没有发过违心之言，没有作过违心之文，没有做过违心之事，任何一次运动当中，孙犁既不跟风也不逐浪，面对这么多运动，那么多思潮，这个思潮，那个思潮，孙犁从来不跟的。在文字上，在孙犁的文字上找不到跟风的东西。
解说：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有一次孙犁被叫去接受批判，宣布了《风云初记》的书名，并不检阅内容，只看字数，字数越多罪越重。
郑法清：有一个造反派给他说好好交代，你是怎么小说反党的。孙犁慢条斯理地说，点这个人的名字说，某某，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看我哪篇小说是反党的？我是怎么反党的？弄得那个人哑口无言。后来的时候，这个有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孙犁当然已经恢复工作了，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待遇当然又恢复原来的待遇，威信荣誉各方面又都有了，那个人到他的邻居家去串门，然后看见孙犁在一个小平台上，正在那鼓捣他那些花，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说了一句孙犁同志，你好。孙犁扭头看了看，就是这主，二话没说，扭头进屋了，就这脾气。
解说：1971年，孙犁离开干校回到家中，但却终日闲居，无所事事，后来他被允许去报社文艺组登记来稿，复信。来稿中那些潦草字迹，雷同文字，帮八股腔调和作者们极不严肃的写作态度，都让孙犁比喝苦水还难受，他越来越少言寡语。有一天，报社革委会的主任想叫他担任文艺组的顾问。
郑法清：当时那是军管啊，是部队上的一个人在那里当主任，他没有同意，后来那个人就又给他谈，说你当报社的顾问怎么样，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孙犁说给钱吗？那人说不能给钱，中午吃饭加菜吗？也不能加菜，那我不干。嘲笑他，你看着他，这个叫做文文弱弱，实际上他骨头是非常硬的。冯骥才有一个说法，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说，就是这样一种硬骨头支撑着孙犁，这样一个看起来是文文弱弱的人，度过了那风雨十年，而绝对没有苟合实污，绝对没有卑躬屈膝，这不就是鲁迅精神的体现吗？
解说：十年动乱，下笔如流的孙犁，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后来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说，在那种岁月，他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长短的想法，甚至耻于同他们共同使用一个铅字。文革后，孙犁当初被抄家抄走的部分书籍被返还，面对着这些书籍，他心里十分难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假日夜晚，逐一包上书皮，修补那些残破的书页。
1976年底，停笔20年的孙犁开始恢复写作，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往往是早晨坐下，一挥而就。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1982年，丁玲来到天津探望一些好友，其中就有住在多伦道的孙犁。
郑法清：然后丁玲走的时候，孙犁是破格迎送啊，孙犁送人是三个层次，一般的是就是说问同志们好，走好，摆手就走了。一个层次是站起来，走到屋门，握握手，给同志们问好，慢走。还有一个层次，这个就是什么？走出大门以外，就说他那个院子外头去。到他那个院子外头去，那是最高的规格，只有丁玲，没见过他送别人。
解说：后来这次相见后，孙犁和丁玲就文学的讨论有过一些书信往来。晚年的孙犁，勤奋刻苦，不求美味，不讲装饰，终年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
孙犁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
嘉宾：我们这个白洋淀带着感情，就是派着小船，划着这个河里面，就是早上3点多钟，完了一朵一朵鲜艳的鲜花采摘了以后，我们装车到天津去。
张璇：当时就是在他的这个遗体旁边摆满了这个带着露水的新鲜的荷花的，然后我后来知道是，是当时的安新县的乡亲们知道我姥爷离世的消息之后，然后他们就连夜划着船就进芦苇荡了，然后就把那个新鲜的荷花都采过来，直接装车就运到天津来。他们当时就是觉得说，我姥爷就是一个白洋淀的孩子。
孙晓玲：从来也不张扬，不自吹自擂。
孙武川：不讲假话，不讲违心的话，不讲趋炎附势的假话，不讲别人落井下石的话。
冉淮舟：是非常高贵的，非常雅气的，没有一点世俗。
郑法清：他是以真诚的心去感知去体悟，然后又真诚地反映出来。
从维熙：他两只眼睛始终是往下看的，是看人生的最底层，看人生的最深处。
曾子墨：孙犁的外孙女张璇谈到外公时说，他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陌生，又有一点客气的存在。我的姥爷跟别人的姥爷不太一样，孙犁是友善而容易局促的，如同他自己所言，“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他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拉拢过什么人，因为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孙犁逝世之后，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悼念文章，其悼念文章的作者有作家、有评论家、有编辑、有记者，也有孙犁生前的亲朋好友。作者不同，文体各异，但声音只有一个，孙犁是一位纯粹的作家，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