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镇民会议——未来民主的希望所在？——读《真正的民主——英格兰的镇民会议》
当全世界学习民主的目光还称羡地投在美国总统大选日激烈的投票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学界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开始质疑这种全民式大规模的投票政治是否已经开始失去了民主的真正的精神和原则。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政治学教授弗朗克 . 布赖恩（ Frank M. Bryan ）的在他的新书《真正的民主——新英格兰的镇民会议及其运作》 (Real Democracy —— The New England Town Meeting and How it Work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blished 2004) 中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书中他甚至提出，现在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政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只是民主的一种自然补充形式，而他则详细的介绍了已有三百年历史、在美国的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地区仍在实行的镇民会议（ town meeting ）的民主的实现方式，并且试图证明这种方式才是继承民主精神和理想的“真正的民主”（ real democracy ）。尽管在书中开始，他就表明，“真正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但是通过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这种“真正的民主”的满心赞赏和推崇，以及对其今后复兴美国民主繁荣的信心。
布莱恩对镇民会议的研究和《真正的民主》内容简介
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通常更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如投票、游说、竞选等），就像布赖恩所说，美国有一种典型的对“宏大” (big) 的迷恋，民众们被告知说，由于电子交互式装备的影响和媒体的普及，我们的政治也应该随之变的宏大。对于与美国的一般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主要形式就是投票，其他形式的参与（如游说政府和国会）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政治精英的事情。但是布赖恩指出，即使我们做出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做到让全国一半左右的选民们在四年里只拿出一天中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去投票站投出一张选票，这几乎是美国普通民众全部的政治参与生活了。他批判说这种参与形式已经越发远离公民个人的理性判断和利益出发点，而越来越成为是个人的一种习惯和理念的维持，因而这样的投票已经远远不能反映民众的真正利益和意愿，对最终的政治结果的影响也开始失去了控制力。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布赖恩自然对这样的现状深感失望和忧心，从小在佛蒙特州长大的他将对儿时家乡的朴实甚至“粗糙”的镇民会议的记忆素材带入到了对美国民主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就像他自己所说，“当别人用望远镜去看那些灿烂耀眼的星穹的时候，我却要用显微镜去看一些别人以为的最简单的东西。”他从 1968 年就开始了对镇民会议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在《真正的民主》一书中，他带着一种乡恋的温情向读者们介绍和描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镇民会议，分析了它的参与过程和结果以及背后影响的相关因素，并且提出了这种形式对于改善民主参与效果的种种可能。布赖恩甚至赞赏镇民会议是新英格兰地区对美国的最大的贡献，认为美国民主的振兴和繁荣最大的希望就可能是这种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最粗陋的、缺乏优雅的、满含争吵甚至诽谤的镇民会议”。
镇民会议当属美国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最独特的形式了。作为最先全面推行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西方国家，美国在地方实行高度自治，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自己决定机构的设置，自己决定选择 哪 种管理模式，自己决定财产税税率的调整幅度，等等。地方政府自治制度的安排包括各州的选民复决权、创制权和镇民会议（现在在东部和东北部 13 个州实行），前者在某些欧洲国家也实行，镇民会议就是美国的土特产了。镇民会议最先出现在 17 世纪 20 年代末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在殖民地时期镇民会议还因为参与和推动了波士顿茶叶事件（ Boston Tea Party ）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镇民会议由当地有选民资格的居民参加，对该地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并且最后投票做出决定。一个典型的镇民会议所处理的问题包括如下内容：制定地方规章、决定罚款事宜、禁酒法、摩托艇管理、人行道管理、电影院管理、交通规则、地方学校事务、选举问题、卫生与健康、高速公路与社区公路、图书馆管理、社区发展规划、公园建设和管理、树木种植、水资源管理、地方福利、休闲、地方警察事务与司法问题，等等。在 19 世纪镇民会议甚至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在美国考察美国民主制度，在《论美国的民主》 ( 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中推崇其为美国基层民主治理的真谛。但是随着后来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以及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给镇民会议的功效和向心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各州纷纷以市长和政务委员会取代镇民会议，这种形式在 20 世纪逐渐衰落。现在美国居民在 2500 人以上的城镇中，目前大约有 3285 座城镇采用“政务委员会 + 市政执行官”的政府组织形式， 2978 座城镇采用“市长 + 政务委员会”模式，其余的 543 座城镇采用委员会、镇民大会或镇民代表大会形式。在新英格兰地区，镇民会议至今仍然十分普遍。现在仍共有 1000 来个镇定期举行镇民会议，集中在麻省、佛蒙特、康涅迪格、新罕布什尔、纽约、罗得岛、新泽西和缅因等州，布赖恩所在的佛蒙特州就是保持镇民会议传统最好的州之一。这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政治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从 70 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持续的分权倾向，使得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在一度中落之后又出现了复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如下事件： 1971 年，麻省的牛顿市开始把大量事务交给居民社区管理；接着是 1972 年夏威夷的檀香山市仿效，然后是匹茨堡、华盛顿特区、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等一系列城市。其中，最受新闻界重视的是 1975 年纽约市修改了城市宪章，把相当的权力交给该市的 59 个社区，特别是各社区的规划委员会。
现在镇民会议给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更像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品，人们津津乐道于它在独立战争中的伟大功勋，但又对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和发挥的功能不很清楚，甚至在媒体的公开宣传中，镇民会议被简单的当成候选人为了竞选而举行的公开讨论会。而在政治界，镇民会议又常常被当成国家利用的工具。政客们鼓励居民以镇民会议来弹劾尼克松，总统的候选人也会高调的承诺会保持镇民会议这一传统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赢得民众的好感，甚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过程中，镇民会议被临时联合政府拿来当作向那里的人民进行民主教育的教材。因为以上种种，镇民会议被套上了种种光环而成了近似“神话”的事物，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深入到镇民会议本身和内部去了解和分析它，而这就是布赖恩从 1968 年就就开始的所做的持续近三十年的研究工作，也是《真正的民主》一书的研究的切入点。他和他的学生参加和旁听了大量的镇民会议，以巨大的努力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甚至用了最原始的数数的方法，记录了大量客观的数据，到会的人数、女性参加人数、发言人数等等，最终布赖恩获得了在 210 个镇举行的共计有有 63140 人次参加的 1500 场镇民会议的第一手材料。他几乎是以细描的手法向读者们展示了最朴素和真实的镇民会议，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谁到会了，谁发言了，议题最终有没有解决，这种面对面的辩论方式是否带来了邻居间的不合，就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小集团的滋生，还是最终达到了良好的妥协，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式，通过布赖恩的描述和分析，这本书回答了人们对镇民会议的好奇和疑问。
布赖恩定义镇民会议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的立法机构。参加新英格兰的镇民会议的每一个成员就是一个立法者，这一点是将它与其他民主形式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镇民会议的民主方式类似于古雅典的民主，一般来说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在三月初。一些镇在会议上处理所有与会者所提出来的问题或者事件，在会议上做出表决，另一些镇先举行讨论会，然后让选民们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做出选举，这被称为是澳大利亚式投票（ Australian ballot ）。选民们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制定法律，修改预算，选举政府官员，决定税率调整。在镇民会议上，有合法的程序来保证立法过程顺利有序地进行，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也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会议时间从 40 分钟到三个小时不等，到会率平均达到 20.5% ，但是根据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最高达到 130 人 94 人出席的盛况，但是也有 3600 选民最终只有 36 人出席的情况发生。
通过他的研究，布赖恩认为，居民是有相当高的参与热情和愿望的，尽管参加一次镇民大会对个人来说有不小的成本，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供他们参与的政治舞台十分的小而且具体，讨论的议题与他们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并且只要他们参与并且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有改变结果的可能，他们就会十分愿意在寒冷的冬天中从家中走出来，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与别人辩论社区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布莱恩在书中写到，如果能向地方上分散和授予权力，把市民们关心的议题集中起来让他们讨论决定，例如如何增加公共设施更好的教育孩子、更好的照顾老人，或者今年对社区图书馆应该投入多少预算来改进设备，当民众的参与进入到具体而丰富的层面上来的时候，民主才会真正的繁荣起来。否则，民主只会越来越偏离它的美好的本质。
布赖恩的叙述是略带乡愁而又富有现代感的，他热烈的赞扬了这种独立的有效的新英格兰政治结构在历史上发挥的伟大作用，同时又讲解了它发展的现状，并且分析了近年来镇民大会参与率降低的各种因素——主要是城镇的范围的扩大和讨论议题的减少和多样化的降低，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乐观的看到会议上有更多的居民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敢于面对面的公开作决定，并且女性的发言率也增加了。在提出种种改进镇民会议的措施的同时，布莱恩号召说美国需要这样的民主形式，让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去了解到大众的快乐以及他们经常忽视到的悲伤，去做关于他们普通生活的决定，美国的民主习惯应该从最基层的地方重新做起，发生改变。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对镇民会议最细节和技术层面上的描述和分析，在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和镇民会议的历史以及发展概况后，从第三章作者开始进入到对镇民会议参与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像别的政治学家们一样，布赖恩也关心这种形式中人们的参与行为。他通过到会率和会议上的发言情况来作为评价镇民会议参与效果的主要标准。他对选民到会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讲解和分析。对 20.5% 的平均到会率，布赖恩表示他并不满意，“柏拉图不会高兴的”，他说。他分析了影响选民是否选择最后参加会议的原因，从地区总的范围大小，居民总人数，讨论的议题对选民的吸引程度，到会议本身设计的一些程序问题的影响，甚至考虑到会议举行那天的天气和路况。在第三章，作者详细解释了到会率与镇的大小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明确的指出举行镇民会议的地区的范围大小和居民总人数在影响选民是否参加会议的各种因素中占到了 58% 的分量，只有地区足够的小，居民总数也有限的情况下，选民们才会觉得自己个人的参与是有可能起到作用的，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做决定者，因此布赖恩提出“越小越好”，认为应该将自治的区域范围尽可能的缩小控制到使镇民会议有效的程度内，选民一般潜在意识里面愿意参加由 300 人以下参加者的会议，超过这个上限越多，便越会对个人的政治参与有效性造成消极的影响。面对 20% 的到会率，布莱恩表示，比起投票来，参加镇民会议的选民们付出更多的成本和更高的风险，但是他们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理性的参与的，因为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比投票参与要好得多。布莱恩认为，现在个人在大选中的投票更多地是出于坚持做一个“好公民”（ good citizen ）的价值观，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投票对结果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长期以来的投票习惯和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的责任感都超越了本身利益出发点（ self-interest ）。
在第四章作者讨论了影响到会率的会议程序结构的因素，最终得出的结论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会议白天举行比晚上举行更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会议采用可以允许选民不参加讨论会议只在投票环节投票的澳大利亚式投票（ Australian ballot ）方式，也会对到会率带来消极的影响；最后，如果将选民们最关心的教育议题从镇民会议上独立出来另举行学校会议（ school meeting ）讨论，那么也会大大影响选民们参加镇民会议的热情。第五章作者讨论到会率与居民的教育和收入的水平的关系，并且得出他们之间找不到直接相关度的结论，并不像一些政治学家假设的那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会在镇民会议中占据优势，相反，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比他们更了解社区的公共事务，并且有更高的参与热情。接下来的第六七章作者进一步深入到会议中发言的参与行为（ participation ），这也是评价镇民会议参与行为的重要考量标准。布莱恩对发言人数、次数及发言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会议上，发言分与会者的自我演讲表达和多名与会者的讨论甚至争论，平均有 46% 的到会者都参与了发言，并且绝大多数人发言超过一次，布莱恩发现除了会议的人数及规模是影响选民决定是否发言的重要因素，就如同一个学生更愿意在一个小组讨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面对全班的同学举手发言。而会议议题是否具有争议性，是否有充足的时间让到会者进行讨论也是影响选民们选择是否发言的重要因素，作者还在这里分析了在小的社区里面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所带来的社会交往成本和对居民们心理上的挑战，布莱恩承认，投票政治将人们之间的冲突掩盖到了投票箱前面，但是镇民会议却将冲突公开的放在了面对面的人们跟前，这种对冲突的解决方式是要人们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和心理风险的，但是当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受到了良好有效的控制，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并且人们面对面地表达自己，说服对方，权衡利弊，最后达成妥协。这个过程使得人们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使得人们更加容易宽容，容忍异己的存在。布莱恩说，“争论是好的，就像冲突、辩论，和最后的妥协都是好的。”
布莱恩对妇女在镇民会议中的参与行为给与了高度的重视，书的第八、第九章节就是讨论妇女的到会和发言情况。 46% 的到会者是女性，这样的结果让布莱恩很是欣慰。作者也写到了由于性别身份的意识对女性选民决定是否发言带来了特殊的消极的影响。随着美国妇女在公共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在镇民会议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活跃了。布莱恩高度评价说镇民会议是妇女参与程度最高的政治参与渠道，远远的好于妇女在代议制民主中的表现。
布莱恩最后详细分析了影响到会率和发言情况的第二大因素——会议议题。当会议议题具有争议性，引得选民们关注的时候，才会吸引更多的选民实际参与到会议中来。因此，布莱恩认为，政府应该向地方社区分散权力，社区讨论是否要买一个扫雪机的议题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镇民会议要有能够讨论社区教育、法律、财产、预算等重要领域的公共事务的权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书中的最后，布莱恩对镇民会议的未来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面对一些人对镇民会议早已经衰落的看法，布莱恩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地方规模不断扩大，而给与镇民会议讨论的议题也不断的减少，内容逐渐单一，因此他要求在这些方面做改革，让镇民会议重新繁荣。他分析了镇民会议这一形式对培养积极公民、发展市民社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布莱恩说，面对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和庞大的共和主义机器逐渐走向消亡，美国要从农村、乡镇这些最基层的地方发生改变，通过镇民会议让人们真正的进入到民主的过程中，这种形式做到了民众的个人利益（ self interest ）和公共利益（ common interest ）的平衡和结合，将正在逐渐远离政府和政治的美国民众拉回到公共生活中来，这是正在衰落的美国的民主重新繁荣的希望所在。
《真正的民主》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
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面对现代民众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冷漠感和低投票率，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和立场，其中以扩大民众直接的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强势型民主”（ strong democracy ）理论比较受人关注和广泛接受，而显然布赖恩推崇的“镇民会议”就属于“强势型民主”理论的阵营。强势型民主最早由巴伯（ Barber, B.R. ）在《强势民主 - 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提出。他强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民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其实这种观念的由来已久，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方民主的源头——雅典。布莱恩就把镇民会议和古雅典的民主会议类比在一起。
强势型民主提倡积极的公民权，即要求公民拥有参与到民主制中来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强调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认为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都应该保证一个强大和活跃的市民社会，而强势型民主的理论动机正是他们认为在“自由民主”这种“弱势型民主”下，普通民主的政治参与大量减少，甚至失去了本来的作用和意义，而长期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市民社会的衰落。布莱恩在书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投票选举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现有的民主制度设计下，普通民众投票太多，但是讨论却太少，民主仅有的权力就是在“擂台式民主”（ Adversary Democracy ）的舞台下面投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哈佛大学女社会学家斯考科波（ Theda Skocpol ）总结说：“仅仅过了 1/3 世纪，美国人就急剧地改变了他们进行公民参与和政治结社的风格。拥有大量地方成员而积极干预全国事务的市民组织已经成为了历史遗物。今天的美国人也会参与某种事业或事件，但是其组织形态极少有固定成员。电视的黄金时间充斥着他们的代言人之间的论争：全国堕胎权行动联盟与全国生命权委员会的争论；康科德协会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争论；以及环境保护基金与企业组织的争论，等等。不管高兴与否，实际的情况是一大群看客在漠不关心地注视着极端的政策倡导者们的辩论”。
这种由于缺乏前期充分讨论和妥协的投票的长期结果，就是使得民众难以找到具有归属感和兄弟情谊的固定组织，越发感到自己个人在政治参与中的力量的渺小，就像布赖恩在书中所写到的“人们在前往投票的路上发生车祸的机率都比自己那张选票带来结果改变的机率大得多”，这样的结果只能加剧人们的政治冷漠感，民众不仅开始远离投票箱，更开始远离讨论公共事务的过程，据调查显示，尽管美国的教育水平一直在提高，但是参加政治集会、为政党或者社团服务的人却在不断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民众在心理上与政府的距离拉大。普通民众积极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形成活跃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前提，于是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渐衰落。而市民社会衰落也是战后以来美国面临的不可争议的客观现实，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强势民主理论认为扩大民众在地方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也就是强大在社区基础上的民主是重建市民社会最好的途径。公民身份不仅仅由投票和纳税这两种行为来体现，公民也应该是治理者：即自我治理者、社区的治理者、个人命运的主人。在镇民会议上，选民们不仅仅是政治舞台下的看客，而是成了积极的思考者、行动者，他们会感觉到“政治”不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了。在“协商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下的政治参与形式与在“擂台式民主”下的投票行为相比由于人们更是从自己的利益点出发，做出实际理性判断，因而政治结果更为有效合理，更重要的这个过程中民众也得到了良好的公民教育和政治训练。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充分的表达自我，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说服工作，通过讨价还价和相互交换来协调利益，建立归属感和积累对社区的感情，这有利于培育民众成为积极的公民，而社区也向着一种符合公共利益、能提供公共产品的社区结构方向发展，毋庸置疑，这都是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和成长的。在书中布赖恩就写到新英格兰地区的镇民会议使得这个地区在社会资产的许多评选中都取得较好的表现，例如社会宽容度，投票率，以及慈善捐赠方面。
布莱恩回归镇民会议的主张及强势民主的理论立场得到了政治学界相当大的赞同和支持，这本书也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很多学者赞同要在投票以前进行充足的讨论并且达到有效的妥协。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詹姆士 . 费是肯（ James S. Fishkin ）研究了选民们在进行完小组讨论之后他们的决定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经过一年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他正在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协商式投票”（ deliberative pool ）的模式研究，在这样的模式里，选民只有在进行了小组讨论之后才被允许投票。他甚至在新书里面呼吁批准一个新的全国假日，就是在总统大选前一天，以便于大家对自己的投票行为做出更好的考虑。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以这种乐观的态度去看镇民会议，布莱恩的理论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最直接的质疑就是这种形式的制度设计上的缺点使得它不可能公平有效的实施从而保证每个人的利益。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政治学家 Elizabeth Theiss-Morse 评论认为，这种耗时的强制性讨论会将那种想参与但缺乏行动主义者的热情和能力的人排除在外，并且她怀疑那平均 20% 的到会的选民并不能完全有效代表地区的居民。很多人怀疑在会议上提出各种议案和以自己的演说及影响左右会议进程的，不可避免的多是富有闲暇、受过较多教育、有广泛社会联系，因而知识较多、能言善辩的富人，他们通过动员他人在会上为自己助威等方式煽动民众情绪，很容易将个人主张扩散为公众意向。布莱恩没有搜集关于到会选民以及会上发言人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复杂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有关于整个镇的收入和文化水平的相关统计，这些数据表明，一个镇的公民平均的财富水平和教育水平却和这个镇的会议的参与率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但是他却不能用数据来证明参加会议的选民是一个可以完全代表该镇居民的横截面，但是面对质疑的声音，布莱恩以一种强烈的甚至带有激动感情的自信为镇民会议辩解。他说在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乳牛场的工人在辩论中胜过了一名已经退休的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士。他说道，我有几百张关于镇民会议的照片，可以随机得从中抽取一张去看看里面的到会者，有没牙的人，肥胖的人，乡下人，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怎么能说他们不能全面地代表居民呢？
布莱恩面对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上面这些，更为深刻的是布莱恩背后的理论根源所处的困境。最简单的对这种理论争论的描述就是精英式民主和大众民主的争论。不可否认，布莱恩的镇民会议的主张带着民粹主义（ populism ）的色彩，在民主理论上，民粹主义直接来源于对人民的信任。“它反对代表制，力求把权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但是由于其激进性，民粹主义不见容于西方的主流民主，被视为“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 西方主流学界的民主学家们大都对民众参与政治抱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恐惧态度，他们都害怕太多的民主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或者甚至动乱。在这一点上布莱恩也毫不留情地对自己的同行们指出了，他说政治学家们总是关心统计意义上的高参与率，但是当民众的政治参与进入到具体的层面上的时候，他们反而不安起来。针对政治学者们对大众法西斯和多数暴民的恐惧心理，布莱恩说现在的情况是民众们都成了计算机前的“电子化暴民”（ electro-mob ），其实通过镇民会议将权力分散下去是最好的抵制暴政的办法。
其实应该说政治学家们对大众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担忧是有其道理的。精英民主的理论家们担心普通民众易受情绪的影响，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缺乏足够的理智决定公共事务。塞纽尔·亨廷顿在他 1968 年写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通常需要一些个人和集团一定程度上的冷漠。”这种观点也反映了美国联邦、州、尤其是地方选举中的低投票率的现实。有一种解释认为，投票率低恰恰是选民对制度十分放心的一种表现。因为选民认为选张三和选李四区别不大，他们都能尽心为选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与布莱恩和他的理论同行们对低投票率表现出的担忧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
不论这样的立场争论最终会走向何处，但是精英民主家们面对的问题是需要民众承认精英决策的正当性。公民参与仍然是政治权威和政体运作合法性的唯一正当来源。可是精英的参与排挤了民众的不参与，而不参与的民众并不是因为不想参与或者承认自己缺乏素质而主动退出参与，而是精英民主的制度设计让他们失去了在民主制度下的发言权，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无意愿、无行动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会性政治性的，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角色反映。精英主义者们用民众的选举权来搪塞这个问题，可是选举如何向正当性过渡？“有些民众不参与 , 那是因为掌权的政治组织的主张和章程不能表达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选票对参与的民众来说失去了意义和投票的动力，那么选举就无法完成精英决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转换。 谢茨施耐德 (EE Schattschneider) 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一书中 就指出：“说谁最有需要谁就会最积极参与是不确实的。事实上 , 谁规定了进行何种游戏 , 谁也就规定了什么人才可以加入游戏。”在夏特斯纳德看来 , 问题不只是由教育、阶级、职业等因素所造成的政治不平等 , 而是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本来就在不断制造不平等。布莱恩所描述和批判的美国现在投票政治的尴尬境地正是对精英政治制度设计所存在问题的挑战和责问，显然，仅是这一点就是富有极大意义的，他对镇民会议的推崇也表现了完善和发展民主体制的责任感和勇敢探索。
但是布莱恩和他的同道们的理论主张面临更多现实上的困境。镇民会议在美国历史上的衰落也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雅典民主的成功在于它发生在一个范围小、人口少、公共事务有限且复杂程度低的政治体内部，公民利益的差异性和分化程度都有限，这里先暂且不提其多数裁定的合理性是否得到保证，首先形成多数还是比较容易的。直接民主制存在着地域、人口、利益分化程度、社会事务复杂性等多方面的限制，实用上的局限性很大。因而理论界在承认卢梭理论追求民主理想的意义的同时，也只能认为在实践上卢梭的学说是“为一个同质性的小共同体提出的设想”。布莱恩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当镇范围扩大、居民人数增多，就对镇民会议的参与效果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尽管在镇民会议的巩固和推广方面，布莱恩提出了要尽可能的缩小自治地区的范围，使其达到可以有效地召开镇民会议的程度，这个建议在实际的推行中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是创造镇民会议的客观环境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像巴伯分析的，随着工业化之后出现垄断企业，经济领域开始侵蚀市民社会的范围；作为对垄断的反应，政府急剧扩权，使市民社会的作用范围进一步下降。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市民社团组织从根本上将处于弱势地位。政府有组织资源和合法性资源，企业有经济资源，而市民社会社团的主要资源是社会的参与意识、自愿者精神等可变性较突出的因素。在现在的社会经济的体制下，普通的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精神表达有了多方面的途径和渠道，并且与现行的社会结构框架达成了一定的自洽，民众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来进入到连布莱恩都承认的“高风险”的政治参与方式中仍值得考量，尽管布莱恩用自己的材料热情地向人们展示了选民的参与愿望，但是由于进一步材料的搜集以及样本的单一，试图去更有力的证明这一点是作者面临的更严峻的任务。总之，不管是从主体还是客观环境创造上分析镇民会议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都任重而道远。
镇民会议模式对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借鉴的可能性
合上书页，在为西方民主理论家们为当代民主发展反省的精神以及他们积极求解的努力感动得同时，我们不由得将思考转向中国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与西方民主相比，我国的民主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走，但是可喜的是我国的地方基层民主自治也已经开始了步伐，在吸取美国地方自治的合理因素的努力方面，布莱恩的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参考意见。在我国，已经有学者将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翻译成为“协商式民主”并且将其相关的理论翻译介绍到国内来，并且在一些地方基层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实践。
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近年来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民主恳谈会是诞生于温岭的一种基层民主政治形式，在 2004 年荣获了由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专家委员会颁发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民主恳谈是让基层党委、政府或农村自治组织在就公共事务做出决策前，先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展开完全平等、自由、公开、坦诚、双向的和深入的讨论，在形成基本共识后，再通过一定的程序做出决策。可以说民主恳谈所提倡的讨论形式与西方镇民会议是类似的，温岭的民主恳谈的实践也确实使村民受到了良好的政治训练，促进了政府和村民们之间的良好互动，并且在一些政府决策方面也取得较好的实际效果。
在今年温岭市泽国镇就用民主恳谈会的方式顺利并且有效的就该镇城市基本建设项目的选择和决定问题上完成了一次民主的政府决策。由于预算的限制，政府只能在三十个可选的项目中选出有限的十个左右项目进行实际的投入，泽国镇镇政府决定用民主恳谈会的方式让镇民们选出符合他们利益和意愿的项目来，在全镇的有资格的居民中随机抽取了 275 名代表，并向其发放材料让他们充分了解这次决策听证的内容背景情况，并且在会前用可量化的标准让 275 名代表先对三十个项目的重要程度逐个进行平分。 4 月 9 号召开了泽国 2005 年城镇建设项目的民主恳谈会，实际报到 270 名代表，在一天的会议进程中，进行了两轮充分的十六个小组内部讨论——大会集中发言的讨论程序，专家来跟民意代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后来会议的观察者们发现民意代表的看法和观点逐渐的发生变化，趋向公正中立，在会后代表们再一次的填写与会前完全相同量化的调查问卷表，对这三十个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行逐个评价。最后按照计算机对结果的统计将第二次排列顺序作为我们政府决策的依据，把前面十二个项目选下来作为政府拟定的 2005 年城建建设制度项目。最终这个结果在第十六届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议案提出并且表决通过。可以说泽国镇的这个实验是相当富有创新精神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技术层面上采取了较为成熟的手段，例如会议过程官员不得参与其中，代表们先各自在 16 个讨论小组里面进行了讨论，热烈了讨论的气氛，也鼓励了代表们发言，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提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James.Fishkin 到当地给官员们相当多的意见，他还亲自参与设计了向代表们分发的量化的调查问卷。
但是，我国的基层自治面临的环境和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州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都是自治的，拥有强大的自治能力，并且政治环境也差别很大。布莱恩所检讨的投票是因为其缺乏之前的讨论，但是在我国地方基层，民众最缺少的投票的机会和权力，尽管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开辟了聆听民众意见的渠道，但是最重要的在于这种形式是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过程外面的，在更多时候扮演了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的听证会的角色，因而，在美国进行着在投票之前加强讨论的努力地时候，我们的任务更在于将普通民众的表达渠道与立法直接连接在一起，让民众们的讨论进入到政治体制内部。就像布莱恩说的，镇民会议的每一个到会者都是立法者，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特点。从这个意义看，刚刚在七月底温岭市新河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预算决策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探索。这次新河镇的人大会议将民主恳谈的方式引入到财政预算的审议程序中，进行人大财政预算的改革实践，将政府财政预算的最终决策权和监督权真正的交由到人大手中。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对政府的预算议案进行质询会和讨论，预算最终在由人大代表选出来的小组成员的领导下进行了修改并通过。这项实践在中国尚属首次，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民众代表使用了最终的决策权合法的确定了讨论的结果。
不管怎样，通过这本书，我们还是可以把握到一点美国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方向。尽管对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但正像文中所分析的，布赖恩的理论想要站住脚根，仍然需要时间的考验。尽管书中布莱恩流露出的对镇民会议的罗曼蒂克式的情感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但是我们仍要为这种罗曼蒂克感情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最普通的民众得关怀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和创造结晶的尊敬和虚心求教的态度所感动，这种精神正是许多现在守在书房、远离普通民众的学者们所缺少的。也许，布莱恩并不能取得他所倡导的从镇民会议发起的变革的成功，但镇民会议所表现出的讨论和妥协的过程为完善代议制民主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参考意见，这种努力是应该被我们尊重并感动地，因为我们看到了这种思考体现出的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布莱恩所描述的“镇民会议”和他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构成了对现代民主缺陷的观照，我们看到完善和发展民主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我们承认在现实条件下政治能力和政治条件的不够完美和完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关闭向理想状态不断靠近和探索的大门。对理想的无限靠近的信心和热情是人类得以升华的重要精神，布莱恩的这本书就是作者带着这种精神的一个伟大的探索。就像作者在书中最后所比喻的，要用镇民会议带来牧场上的新鲜气息，去改变国家已经趋于死气沉沉的蓄水池。那么不管最终是带来壮阔的波澜还是小的涟漪，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开放和乐观的态度去迎接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