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野田是怎样作出“购岛误判”的
核心提示：说白了，期待北京“克制”的日本媒体，此刻真正要说的话是：“怕乱”的北京，这回怎么忘记了“怕乱”的重要性及其道理呢？这真令人百思莫解！
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透露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计划。
7月7日，野田首相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
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
&4&17&是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日子，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变质，从两国的双边协定扩大为共同关注与防卫&周边事务&，将两国的假想敌从苏联转为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7&7&是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不祥纪念日。
至于&9&11&，则是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造成严重伤亡的日子。以&9&11&反恐为名，日本国会通过诸多为自卫队松绑的法令。&9&11&无疑是战后日本军队借船出海、走出国门大显身手的重要日子。
一心一意图谋修改宪法、热心行使&集团自卫权&的东京都知事石原，与日相野田一唱一和，在串演这幕&购岛双簧剧&时，选择上述三个与行动密切相关的时间节点宣布其&购岛&进程，是否有其特殊用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购岛&紧凑日程看来，人们不能不为两者合作无间演出的精彩和当局决策之神速&叹为观止&。
舆论诱导与外宣活动
日本当局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便对&购岛&重大动作拍板，既可以解读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杰作（而非心血来潮的&闹剧&），也与几个月来东京的舆论诱导奏效，及其对北京底线的试探与估计不无关系。
所谓舆论诱导，既有面向日本的舆论导向，也有对外展开的宣传活动。
仔细观察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对&购岛&的反应，便不难发现，从石原公布&购岛&构想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朝着（或者说迎合着）官方既定的&国有化&方针大步迈进。
其间，虽有一些日本媒体对石原&唐突&宣布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斥之为&跳梁小丑&的闹剧（如《朝日》中文版），但如果因此就轻易得出&日本舆论界反对购岛计划&，或者&日本传媒视购岛计划为闹剧&的结论，无疑就上了日本传媒的当。说得轻一些，则是一厢情愿地解读日本传媒的真意。
因为翻开底牌，一部分日本主流媒体之所以对石原构想发出&哗然&之声，并不是他们对&购岛&本身持有任何异议，而是他们认为：一、由东京都出面购岛名不正、言不顺，身为地方长官的石原不该越俎代庖；二、东京都市民缴纳的税金，应该用在市民的福利工作上，而不应用来购买与市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岛屿上（《东京新闻》便是坚持这个）。
那么，购岛工作应该由谁出面才合适呢？倒是力斥石原&偏激言论&之不当，貌似公允、以&自由派&为标榜的《朝日新闻》，率先对&国有化&政策喝彩叫好。在野田首相还未正式宣布&国有化&决定之前，该报就表示：如果是国家&购岛&，还说得过去。在野田内阁决定&购岛&计划之后，该报发表社论&劝诱&中国：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其简单的道理是，与其让右翼政客石原借题闹事，不如由日本国中央政府管理来得更为和平和稳定。
有趣的是，如此这般旨在促销&国有化&计划的舆论诱导，很快在海外找到了市场和分销商。
有曰：&这是一小撮右翼冀图绑架中央政府的举动，纯为闹剧，不必重视。&弦外之音是，多谈了反而是中了爱闹事的石原之计，变相壮大了其声势。
有曰：钓鱼岛原本就控制在日本手里，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将之转为国有化，只是产权的转移，与&主权&丝毫不相关，不必有过度的反应。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结论是：&处之泰然，可也。&
有曰：地方右翼政府首脑石原与中央政府首相野田并非铁板一块，前者猛&攻&，后者位处守势，双方各有自己的立场和打算。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化&不失为阻止右翼政客夺岛制造争端、从而缓和中日摩擦的一个选项。
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开明&如《朝日新闻》等媒体的主张，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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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众院竟诬中企是安全威胁
　　欲禁华为中兴在美并购
　　【美联社华盛顿10月7日电】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定于8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美国公司不要与中国两家主要的技术公司做生意，因为它们对美
　　欲禁华为中兴在美并购来 自 西 陆 军 事
　　【美联社华盛顿10月7日电】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定于8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美国公司不要与中国两家主要的技术公司做生意，因为它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委员会说，美国监管机构必须阻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开展兼并和收购。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的计算机系统不要使用这两家公司提供的任何部件，因为这可能带来间谍风险。这一建议反映了美国对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的担心。
　　报告说：“中国具有恶意使用通信公司的途径、机会和动机。”
　　委员会在8日公开发表这份报告前向记者提供了报告草稿，但条件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日有关华为的《60分钟》节目播出后才能报道此事。在节目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罗杰斯敦促美国公司不要与华为做生意。
　　报告说：“调查结论是，华为和中兴向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提供设备所带来的危险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报告说，委员会从行业专家以及华为的现雇员和前雇员处获得信息，显示华为可能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报告说，委员会将把这一指控提交美国政府以作进一步审查，也有可能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报告涉及的指控有违反移民法、行贿和腐败，以及华为在提供给美国的设备中使用盗版软件的“方式和做法”。
　　报告说，两家公司未能就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问题作出回应，也未能提供它们在美国业务的详细情况。
　　【《金融时报》网站10月7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如果美国公司想保护自己和国家，就不要和华为这个中国大型电信集团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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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安全风险;情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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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关键词　　为官德立法重建权力伦理
　　简单地讲，&官德&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第三个层面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就后者来说，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道德相比，官德具有双重性，即官员作为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
　　与古代相比，今天官位的含金量要大得多，官员管理的事情要多很多，权力对社会的影响要广得多。目前，政治权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各级官员掌握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制定公共政策，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同时，民众对各级官员也具有较高的要求和期待，不但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更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能够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从这个角度看，官德作为规范权力行使的职业道德，对社会道德有直接的导向性作用，能够引领社会道德发展方向；社会道德风气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作风如何。
　　考察中国社会今日道德之溃败，官德不彰，其底线不断降低是首因，而官德如此，又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进了权力领域，官员把人民赋予自己管理社会的权力变成一种&奇获可居&的商品，用它来交换利益；
　　二是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低，政务不够透明和公开，致使官员在运用权力时，更多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制，从而使得官员的道德失范不可避免。
　　三是现有的官德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此外，民众自身的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导致官德缺失的原因之一。道德一定程度上是靠舆论来维系的，这就需要民众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还存在着浓厚的臣民意识、&官本位&意识，不能和不敢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无疑会刺激和膨胀官员的&父母官&意识和权力欲。
　　目前来看，要想匡正官德，按照行政伦理的要求去管理和服务社会，需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防体系。其中，官德制度的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
　　官德的养成本质上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即制度建设的问题。教化之目的是让官员深刻理解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权力的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功夫放在官德的制度建设上，用制度和法来约束官员，使对官员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有效转化为他们的内心道德。
　　在制度建设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将&德&放在了首位。遗憾的是，仅靠党纪的约束，很难遏制官员的道德滑坡，当下更需要的，是应为官员进行&道德立法&，从法律的角度，为官德祭上一个&紧箍咒&，只有从政治、法律而不仅仅从伦理的角度，去要求官员的德行，官德建设才能取得突破。
　　这方面，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上至总统，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规定和限制。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第二，规定了行政官员的任后操守问题&&即所谓&旋转门&限制（离职后，从行政部门转到私人部门），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实施一年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第三，所有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行政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第四，设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专司调查、检控高级行政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
　　从政道德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预防性规定多于惩罚性规定，法律不单单规定了违法犯罪后的处罚，更多地规定了公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各种情况下何为合法，何为非法。也就是说，从政道德立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对违法者的处罚，不在于抓住多少腐败犯罪分子，而在于树规矩、明戒律，使监督对象懂得并遵守这些规矩，不去触犯戒律。
　　中国的国情当然与美国不完全相同，但权力可能引起的贪婪和腐败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其立法经验，加快官德立法进程，从观念、言论、行为三个维度，约束官员道德，保证公众批评、监督官员的权力。特别是要成立类似道德规范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负责审查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因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腐败，以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行政人员的财产申报及监督。惟有重建权力伦理，才能扭转日益溃败的社会道德。（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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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透露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计划。
　　7月7日，野田首相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
　　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
　　“4·17”是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日子，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变质，从两国的双边协定扩大为共同关注与防卫“周边事务”，将两国的假想敌从苏联转为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7·7”是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不祥纪念日。
　　至于“9·11”，则是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造成严重伤亡的日子。以“9·11”反恐为名，日本国会通过诸多为自卫队松绑的法令。“9·11”无疑是战后日本军队借船出海、走出国门大显身手的重要日子。
　　一心一意图谋修改宪法、热心行使“集团自卫权”的东京都知事石原，与日相野田一唱一和，在串演这幕“购岛双簧剧”时，选择上述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时间节点宣布其“购岛”进程，是否有其特殊用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购岛”紧凑日程看来，人们不能不为两者合作无间演出的精彩和当局决策之神速“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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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舆论诱导，既有面向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有对外展开的宣传活动。
　　仔细观察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对“购岛”的反应，便不难发现，从石原公布“购岛”构想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朝着（或者说迎合着）官方既定的“国有化”方针大步迈进。
　　其间，虽有一些日本媒体对石原“唐突”宣布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斥之为“跳梁小丑”的闹剧（如《朝日新闻》中文版），但如果因此就轻易得出“日本舆论界反对购岛计划”，或者“日本传媒视购岛计划为闹剧”的结论，无疑就上了日本传媒的当。说得轻一些，则是一厢情愿地解读日本传媒的真意。
　　因为翻开底牌，一部分日本主流媒体之所以对石原构想发出“哗然”之声，并不是他们对“购岛”本身持有任何异议，而是他们认为：一、由东京都出面购岛名不正、言不顺，身为地方长官的石原不该越俎代庖；二、东京都市民缴纳的税金，应该用在市民的社会福利工作上，而不应用来购买与市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岛屿上（《东京新闻》便是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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