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留存状况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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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留存状况考察报告
红色文化遗产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与重要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革命家、革命英雄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史料价值或科研价值的重要名人故居、会议旧址、历史陵园、纪念碑亭塔、红军遗物、文献资料等文物实体以及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和革命文艺、革命歌曲、革命手工艺、革命口号、革命礼仪和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庆城县(原庆阳县)是甘肃省中国共产党党旗最早升起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陇东革命根据地乃至延安的西大门，红色文化留存尤为丰富。笔者即以有形红色文化遗产、无形红色文化遗产、纪念物和红色文化线路等四方面对庆城县的红色文化遗产留存状况做以下全面、细致的梳理。一、有形的红色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有形红色文化遗产根据其是否具有可移动性，又可分为 “可移动性红色文化遗产” 和 “不可移动性红色文化遗产”。（一）可移动性红色文化遗产目前，庆城县可移动性红色文化遗产主要有：三八五旅首长使用过的办公桌椅、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使用过的办公桌椅、抗日前线阵亡烈士纪念碑、“军民团结抗战”等绣枕、张振财“劳动英雄”牌匾、陆为公的私人藏品、经田绍锡题词的宋朝大木梁等。三八五旅首长使用过的办公桌椅仍存旅部旧址内，保留完好，表面甚至可看出油漆光泽。马锡五使用过的办公桌椅原存陇东特委旧址处（原农副公司院内），现已被庆城县博物馆人民革命纪念馆收藏，品相较为完好。抗日前线阵亡烈士纪念碑原址在今庆城南门外，碑高2米，宽0.67米，厚度0.17米。碑阳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庆阳县第三区各界敬立”，保留完好。碑阴为序，因年代久远，碑文部分脱落。现存庆城县博物馆人民革命纪念馆；“军民团结抗战”绣枕是抗战时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所倡“拥政爱民”的艺术表现。目前，破损较为严重，但仍旧能看清主体画面。张振财“劳动英雄”牌匾为陇东地区大生产运动的见证。日，陇东分区召开的首届生产展览会暨劳模英雄大会上，华池县城壕乡城壕村村民张振财由于个人开荒98亩，并带头组织生产互助队、创建模范村的先进事迹，被大会推选为首席生产模范。他因此荣获由时任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写的木制“劳动英雄”匾额一块。1947年胡宗南部进犯边区时，木匾在战乱中遗失。1988年夏秋之交，庆阳县博物馆干部在县电影公司一职工房内，发现了木匾，用一块新床板换回。木匾后被甘肃省文物委员会评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匾长175厘米，宽100厘米，厚4厘米，由3块木板组装而成，原有外框，后失。匾正面阴刻马文瑞题写的行楷10行47字。即“时在中华民国32年(1943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赠给生产模范首席张振财同志”，左下刻小字“马文瑞题”。字以红油漆填饰，底色为黑漆。现存庆城县博物馆。陆为公的私人藏品主要有白石老人的“小鱼都来图”一副、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一副。“小鱼都来图”上一群小鱼争相吃食的情态，加上“小鱼都来”的文字说明，更反映出垂钓者内心的静谧。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上联“石潭白鱼自出没”，下联“竹屋老□相□依”。两幅作品均保存完好，其中“小鱼上钩图”有些许褶皱，但不影响其审美价值。经田绍锡先生题词的大木梁上书：“此栋为宋正公所建庆阳镇朔楼故物，比忠宣公莅此，加以重修，并题字焉。后楼圯，改置府署二门。直至民国20年(1931年)，门毁栋存。越十有一年，移箭道巷戏楼，以企古物不朽云尔。时六月上浣也。郡人陆为公志。”言简意赅，字迹遒劲。大木梁长9.7米，厚0..5米，宽0.6米，保存较为完好，现存庆城县博物馆。（图略）（二）不可移动性红色遗产庆城县不可移动性红色文化遗产主要有：八路军三八五旅首长故居、三八五旅旅部旧址、三八五旅野战医院旧址、陇东中学旧址、陇东特委暨陇东分区旧址、烈士陵园、红军长征等著名战斗遗址、高楼乡、马岭等镇土改工作团遗址、庆阳女子学校、陇东剧团旧址等，基本处于无 载.点网整理人管理的零开发状态。八路军三八五旅首长故居。1937年10月，王维舟、耿飚率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进驻庆城。在庆城西壕北侧，设立了旅部首长驻地（即县城北街皇城开发区西口）。该址保存有王维舟、耿飚及其警卫员住过的窑洞12孔，10孔仍为民宅（其中耿飚等住宅现归原主田仰宏老人子孙占有、管理），院落共约800平方米，砖瓦房共约260平方米。2孔窑洞基址上已有新建民房，原貌难觅。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旅部首长故居因缺乏有效宣传和经费投入，仍未对游客开放。三八五旅旅部旧址。为减轻地方政府和群众负担，官兵住宿困难，部队在庆城田家城西壕古城墙挖掘窑洞119孔，司令部、政治部、警备连、卫生处、通讯连等直属机构均设置于此。旧址现位于庆城镇北关社区皇城正北城墙南侧，存旅指挥部一处，训练场一处，菜地一处，旅部办公及居住窑洞50余孔。东西长约80米，占地约30000平方米。南侧为长庆油田居民小区，北侧为加油站，西侧为长庆油田运输处，东侧为商贸区。旅部人员办公、居住的50余孔窑洞则因开挖在古城墙上，地处城郊，年久失修，部分窑洞已经坍塌，部分出现裂痕，成为危窑。如再不加固维修，进行保护性开发，这一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将不复存在。而其中极少数保存较好的窑洞由于其全部处于长庆油田六七十年代建设的住宅区域，仍旧用做职工住宅，当地政府无权过问，因此也未能对其进行有效保护，遑论有序开发。三八五旅野战医院旧址。1940年，三八五旅在庆城麻家湾创办窑洞医院。1941年，又于此处挖掘20余窑洞作为住院部。目前，窑洞遗址处，仍存窑洞20余孔，多因乏人看护、年久失修而受损严重。县政府亦未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致使相关文物保护法制缺位，遗址遭受肆意破坏。（图略）原抗大二分校暨陇东中学旧址。陇东中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陇东唯一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中等学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3月，为满足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庆城南街文庙考院内创办陇东中学，马文瑞同志担任第一任校长。1940年9月，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陇东中学”校名和“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勉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也分别为学校题了词。陇东中学旧址为宋代所建文庙，砖木结构，风格古朴庄重。占地共约？）平方米，礼堂约375平方米，教室约1000平方米，师生宿舍约800平方米，食堂约200平方米，操场约2000平方米。目前，陇东中学已易址扩建，在现庆城中学院内仍有原陇东中学大礼堂、操场和部分宿舍保存较为完整，其中而其主体部分（教室、食堂等）业已荡然无存。陇东中学被列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庆阳市党史教育基地等，每年均有大量来自陇东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遗址周围为新建之庆城中学教学楼环绕，为米黄色现代风格建筑，与遗址形成了相互搭配的整体景致。陇东特委（其后改为陇东分区）暨中共甘肃工委旧址。位于现农副公司院内。陇东特委（其后改为陇东分区）虽几经演变，但一直是党在陇东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庆阳、合水、镇原、宁县、驿马关、固原、西峰等“五县两委”工作。目前，自解放以来因保护不周，旧址破坏较大,但部分办公地（清代建筑）原貌尚存。现存特委办公地老房19间，为清代四合院式建筑；箍窑3孔，牌坊式门楼一座，道路约520米，院落近600平方米，共占地1450平方米。烈士陵园。陵园地处县城北关，占地面积近13000平方米。1940年，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将士，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发动全县各界人士，在今庆城县南门外修筑“前方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一座，于当年7月7日正式落成。1966年10月，庆城人民又于烈士陵园重建烈士纪念碑一座。 1973年3月，原庆阳县党、政、军及人民团体在烈士陵园重建抗日烈士纪念塔一座。园内现有烈士纪念碑（园内六角亭中）、抗日烈士纪念塔各一座（三八五旅所建抗日烈士纪念碑现存县博物馆），烈士骨灰堂一处，烈士墓、碑135座，保存较为完整。园内松柏掩映，庄严肃穆。1994年10月县文明委确定其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除烈士纪念碑及纪念塔之外，陵园内另有烈士骨灰堂、休憩凉亭、烈士事迹陈列室、阅览室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每年吸引约10万人次来此凭吊、参观。 红军长征等著名战斗遗址。民主革命时期，庆城境内先后发生数次比较著名的战斗。1934年秋，时任庆阳游击队教导员的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在庆城阜城一带同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缴获枪械50多支，发展力量200多人。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一路南入驿马关，与另一路汇合于赤城原畔，于此处经过激烈战斗击退国军马培青部骑兵团，这就是长征途中有名的“赤城遭遇战”。1936年5月，西征军红四师在马岭、阜城一带毙俘国军35师1100余人（俘105旅旅长冶成璋），为红军打开西进门户、实现陕甘晋和陕甘二根据地的大联合，壮大红军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后成立的中共马岭区委、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目前，中共马岭区委、区政府遗址已经不复存在。高楼乡、马岭、卅里铺土改工作团遗址。1946年底，中共中央派胡乔木等到高迎区六乡（即今高楼乡王家原），开展诉苦清算与土地征购试点工作。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李鹤邦等人参加了此次试点工作。1947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包括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土改工作团，在马岭、卅里铺一带开展土改工作。这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是毛泽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楼乡遗址位于王家原村，破坏较为严重。马岭、卅里铺遗址等均因年代久远，未能得到有保护，湮没难寻。庆阳女子学校。庆阳女子学校是庆城县第一所女子学校。革命家蔡畅则在此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事业，耿飚、赵兰香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厚谊。1936年，蔡畅到庆城后，令中央教导师女干部路易、黄友群、何桂英、王英强等四人在女校任教，并以路易为校长（其后为三八五旅政委甘渭汉同志的爱人赵文为），使学校的教学得以步入正轨。7月，蔡畅亲自主持赵兰香、边兰英等四位高小毕业生的毕业典礼。蔡畅还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改革，对妇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引导她们大胆地与封建礼教作斗争。日，耿飚与赵兰香这对革命伴侣的婚礼也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举行，这更为庆阳女校的革命史增添了些许浪漫色彩。据走访调查了解，庆阳完小位于现庆城县人民武装部院内，因武装部的扩建而遭受灭顶之灾，目前已荡然无存。陇东剧团旧址。位于庆城东河湾。陇东剧团（即后来的陇东文工团）是甘肃省文化艺术界建国初期的骨干力量和首批开拓者。1940年8月，庆环农村剧校由曲子迁往庆城东河湾，改名为陇东剧团。1941年秋，陇东剧团即整装徒步赴延安受训。甫抵延安，陇东剧团演员慕崇科、范玉华、陈希民等协助延安平剧院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分别为慕崇科写了“努力学习”，为范玉华写了“向前进”。目前，陇东剧团旧址已荡然无存，旧址上是高楼林立的商业开发区。二、无形红色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庆城县有形的红色文化遗产主要是指红色文艺作品、红色事迹、红色歌瑶、红色口号等。（一）红色文艺作品庆城县留存下来的红色文艺作品主要有《乌鸦告状》等。《乌鸦告状》系作家柯蓝于1947年以真实案例改编的小说作品，真实展现了依靠群众、注重实地调查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写成后，作品震动了陕北，并被改编为道情剧、电视连续剧等多种形式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二）红色事迹庆城县红色事迹主要可以分为中央领导关怀、重大战斗、重大群众运动、重大改革、反映军民团结的感人故事等。（1）中央领导关怀①日，丁玲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进驻庆城县时收到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欢迎词。②1936年底，毛泽东指示记住庆城的红大三科（教导师）：把“识字、读书、看报等能力的养成”，当作“整个教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之一。”③1940年夏，毛泽东为陇东中学题写校名，并以“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勉词勉励陇中师生。④1941年9月，以边区参议员任绍亭为团长、田雨亭为副团长的陇东士绅参观团一行11人赴延安参观。士绅们代表庆城人民向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敬献了“泽被边区”锦旗。毛泽东与参观团成员进行了亲切交谈，并要求大家“亲爱团结”。 ⑤1941年秋，陇东剧团整装徒步赴延安受训。甫抵延安，陇东剧团演员慕崇科、范玉华、陈希民等协助延安平剧院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分别为慕崇科写了“努力学习”，为范玉华写了“向前进”。⑥1942年7月，陇东中学师生一行赴延安参观学习。期间，参观团先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贺龙等同志的亲切接见。麻韬、张自强代表参观团向毛泽东敬献了书有“人民舵手”的锦旗。毛泽东为师生们题了词，并勉励大家：“人民教室很光荣”，“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没有了军队，我们的朱老总都得失业，但教师总是有用的” 。⑦1942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救亡报》改为《陇东报》，作为中共陇东分区委员会的机关报。毛泽东亲自为《陇东报》题写了报头。⑧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劳动，开荒种地，养猪烧炭，开作坊办工厂，搞运输。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为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为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⑨1943年11月，庆城县玄马镇刘巴沟村村民杨富林被评为陕甘宁边区首届劳动模范和模范生产者大会代表。会上，杨富林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还被授予“白手创业的劳动英雄”称号，获奖章一枚、撅头一把、联背铡刀一个。⑩日，庆城县卅里铺区社火头黄润率卅里铺社火队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社火队为中央机关做的专场演出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交口称赞。当日下午，社火团全体成员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2）重要战斗①1934年秋，时任庆阳游击队教导员的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在庆城阜城一带同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缴获枪械50多支，发展力量200多人。②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一路南入驿马关，与另一路汇合于赤城原畔，于此处经过激烈战斗击退国军马培青部骑兵团，这就是长征途中有名的“赤城遭遇战”。③1936年5月，西征军红四师在马岭、阜城一带毙俘国军35师1100余人（俘105旅旅长冶成璋），为红军打开西进门户、实现陕甘晋和陕甘二根据地的大联合，壮大红军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后成立的中共马岭区委、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④1938年12月，国民党军一六五师鲁敏团突入白马铺八路军防区，包围八路军770团一部，制造摩擦。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就此电告蒋介石，蒋介石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命一六五师“返回原防整训”。⑤日，八路军一部接管了国民党庆阳办事处及三区公署、防空监视哨等机关，拘押了办事处主任。至此，驿马关成为红白区分界，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名副其实的西大门。⑥日，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从豫西突围北上。30日，部队进至驿马关、白马铺。9月1日，三五九旅行军到达庆城县城。陇东分区、庆阳县（即今庆城县）党政干部冒雨迎接。⑦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解放军与国民党中央军三十六师、“青马”八十二师一部在庆城县三不同（地名）等地展开激战，重创国民党军。（3）重要群众运动①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中央教导师（红军大学第三科）进驻庆城。师长周昆（后袁国平），政委袁国平。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长蔡畅率工作团50余人约于同时进驻庆城，与教导师共同宣传抗日主张，倡导妇女解放，建立抗日民众组织，开辟新苏区。1937年4月，双方共同领导了庆城县“反冯灭霸”的反封建斗争。②日，西峰镇庆阳师范学生在观戏与一名国民党军官时发生冲突，国名党军官纠集百余人对学校师生大肆殴打，造成师生重伤达四十余人。史称“西峰惨案”。惨案发生后，陇东中学师生捐款80000余元边币声援庆阳师范师生。（4）重要改革①日，《解放日报》发表《马锡五审判方式》文章，对马锡五的审判方式进行了堪称经典的归纳。这对新中国的司法建设影响颇为深远。②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派胡乔木等在今庆城县高楼乡王家原开展诉苦清算与土地征购工作试点。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等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工作至日结束，历时17天。1947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以马明方为团长的工作团在庆城县马岭、卅里铺一带开展土改工作。胡乔木参加了工作团。（5）反映军民团结的感人故事①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进驻庆城。为减轻地方政府和群众负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等亲自动手在庆城田家城西壕古城墙挖掘窑洞119孔，基本解决了官兵住宿的难题。②王维舟资助一对挖“观音土”（泥土，久食伤人）为食的母女的故事[1]、为一位老太太治“瘿瓜瓜”的故事[2]、离任时百姓欢送的故事[3]等。（三）红色歌谣及口号庆城县红色歌谣的创作主体既有作曲家马可为代表的知名艺术家，又有黄润为代表的农民群体。20世纪80年代末，庆城县政府曾对散落民间的红色歌谣进行过大规模的普查、登记工作。原政协庆城县副主席刘文戈请张志学先生在普查材料的基础上，为每首歌一一谱曲，纂成《庆歌俚曲》，已于2005年6月出版，这使大得部分庆城红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艺术家们创作的许多作品，像《不当亡国奴》、《送郎参军》（抗日战争时期），《灭蒋灾》（解放战争时期）等等，皆因词、曲已轶，而未能收录。相关民歌的传承人多已年迈甚或辞世，青年人对老民歌的兴趣较淡，又感报酬微薄，多不愿学习。因此，庆城县红色歌谣面临后继乏人、濒于灭绝的窘境，却束手无策。红色口号主要有三八五旅驻庆初期提出的“拥政爱民”、大生产运动中提出的“把20万亩荒地变良田”等口号。（1）三八五旅驻庆初期，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等提出了“拥政爱民”的口号。旅部官兵积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得得了老百姓的真正拥护。（2）1940年冬，王维舟、耿飚在积极倡导旅部官兵开展养猪、种菜、打柴、烧炭的同时，提出了“把20万亩荒地变良田”的口号。随后，770团开赴大凤川等地积极地垦荒屯田，种菜种粮，生产工业原料。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部队不仅实现了自给，还把大量粮食送往延安，送往抗日前线。三八五旅因此成为大生产运动中仅次于三五九旅的垦荒模范。（图略）（四）红色纪念物庆城县现存的红色纪念物主要有前方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1940）、烈士纪念碑亭、前方抗日烈士阵亡纪念塔（1973）、“领袖头像”挂饰、红色主题剪纸等，均保存完好。日，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将士，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发动全县各界人士，在今庆城县南门外建成“前方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一座。碑高2米，宽0.67米，厚度0.17米，碑阳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庆阳县第三区各界敬立”；碑阴为序，因年代久远，碑文部分脱落。目前，纪念碑原件藏于庆城县博物馆。1966年10月，庆城人民于烈士陵园重建烈士纪念碑亭一座。亭基高1.5米，碑高3米，碑正中刻有烈士纪念碑五个大字，两边刻有“先烈精神永垂不朽，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楹联。 现存庆城县烈士陵园内。1973年3月，原庆阳县党、政、军及人民团体在烈士陵园建抗日烈士纪念塔一座，塔基为正方形，高1.5米，边长5米，塔身为8.5米高的矩型柱体，碑阳为“抗日烈士纪念塔”，碑阴为“前方抗日阵亡烈士塔”。现存庆城县烈士陵园内。（五）红色文化线路庆城县红色文化线路是长征线路、西征线路等著名的红色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线路。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一路南入驿马关，与另一路汇合于赤城原畔，于此处经过激烈战斗击退国军马培青部骑兵团，这就是长征途中有名的“赤城遭遇战”。西征线路。 1936年5月，西征军红四师在马岭、阜城一带毙俘国军35师1100余人（俘105旅旅长冶成璋），为红军打开西进门户、实现陕甘晋和陕甘二根据地的大联合，壮大红军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后成立的中共马岭区委、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若干问题及解决之道（一）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第一，重视力度不够，资金投入匮乏。这是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缺乏有效保护、合理有序开发的关键所在。庆城县的众多红色文化遗址，除烈士陵园外均无专人保护，更乏经费来源。以庆城县女子学校为例，1991年之前，旧址还保存有耿飚、赵兰香结婚用的教室数间。因年久失修，产权、占有权、管理权均未收归公有。而房屋渗水严重，屋内杂乱无章。当地政府不仅未曾派专人看护，而且更未对遗址进行必要的加固、维修。这与当地政府重视力度不够，缺乏足额资金投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第二，管理观念落后，缺乏系统开发。庆城县政府近几年来加大了对红色文化保护开发的力度，但在对本地红色文化遗产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管理观念落后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主要侧重对革命遗址等有形遗产的保护而对于流传于民间的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秧歌社火，刺绣等无形遗产重视不够，造成了这些重要资源的流失。我们经调研了解到，有许多熟知当年红色故事，演唱红色歌谣的民间老艺人，现已离世。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府重视不够，未能对这些老艺人所掌握的这些红色歌谣等进行抢救性发掘。第三，民资启动缓慢，社会参与乏力。经调查了解到，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预算，而事业性收入、社会基金等民间资本很少，几乎没有。财政预算经费勉强到位，后两者则由于效益的低下和经营状况的惨淡而难以落到实处。公众参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地不仅缺乏专门的公益性组织从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也没有积极创建公众参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便利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只能通过“无声抗议”、“批评指责”[4]等极端方式参与到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表达公众参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心声和迫切愿望。这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单方面作为很难得到社会支持，从而使得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第四，管理技术落后，缺乏创新思维。目前，庆城县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管理主要采取分散管理，各地区、各遗址各自为政，未能发挥综合管理带来的优势。在互联网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庆城县的这种管理措施显得较为落后。例如，对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还存在诸如对文物留存状况不清,建档工作不完备;三八五旅旅部旧址等一些革命旧址、旧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相关保护资金缺乏,保护人员不足；在乡村，红军标语、红军漫画等红色文化遗产濒临消失；红色历史、红色精神缺乏必要的新式媒体宣传；由于过度的商业开发，很多红色文化遗产被人为损毁；红色旧址、旧居本身的修缮及其周边控制性保护区的环境得不到有效修缮；革命文物大量被盗；红色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不断受到个人或组织的侵害等问题。基于此，开启思路，大胆尝试一些新手段、新方法来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五，多头无序管理，行政管理低效。目前，我国对于红色文化遗产尚无一部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指导，且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头管理的状况，以至于职责不明或存在管理上的分歧。如《文物保护法》明确其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其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城市规划法》更明确其由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国家的总体情况如此，庆城县也不免此种尴尬。因而，一项很好的管理措施出台后，很难得到快速、有效地执行。这也是庆城县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第六，相关法制缺位，“经济”压倒一切。由于目前我国关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缺少一部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指导。以“红色文化遗产的概念”为例，即众说纷纭，法律法规却并未对其进行统一界定。如此等等，便使有关管理机构、组织和个人在具体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决策时缺乏明确的指导而难以落实保护政策。又如未获批准的红色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条款规定。这种法律的漏洞使社会整体对那些尚未核定文物置之不理，任其破损消亡，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加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相对欠缺以及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较大差异，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为指导，从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到企业、百姓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怀着淡漠的态度，对革命史迹、革命人物及其精神开始淡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日益淡化。（二）求解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有序开发之道第一，优化预算结构，加大资金投入。除向国家申请资金外，庆城县政府在进行财政预算时应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对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这种专款可以用来对革命遗址进行抢救性修复使用，同时可用来在重要遗址附近修建一些基础设施，从而吸引其他民间资本的注入。我们在对有些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之后发现，这部分红色文化遗产不仅因为其本身状况堪危，而且它们一般处于边远山区，基础设施缺乏，交通不便，这些都影响其他资金对红色文化的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营建成本细分，政企双方合理负担，减少投资方前期投入，增强投资方参与“红色文化遗产有序开发”项目的投资兴趣。由政府先行改善环境，改良基础设施，作为吸引投资的良好开端。第二，管理观念，优化资源组合。庆城县政府对有形红色文化遗产应贯彻“保护为先、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无形红色文化遗产，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为民”的方针。坚持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正确处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抢救、保护和恢复一系列红军在庆城遗留下来的有重要教育作用的战斗遗址、红色政权遗址；抢救和整理一系列流传于民间的红色故事，充分体现和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功能，逐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三，发动民资，多方参与，务求实效。当地政府除直接从资本市场融资获得保护资金专款和少量预算内资金安排外，还可以采用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向所属事业单位借款；吸引私人外来投资；向所辖区域内单位、团体和居民集资等方式获得保护项目资金。然后利用从接受资金的保护项目的收益来偿还。由于政府不得出现财政赤字和不得自行向金融机构举债，一般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建立投资开发公司来承担，并由这些公司向金融机构举债。这种政府“隐性融资”虽然有其弊病，但仍被视为解决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对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地方市政债券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力图将“隐性融资”规范化，这将给城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可能去筹集保护资金，从而有效缓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匮乏困境。此外，当地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其中。社区居民、团体和旅游开发商作为参与保护的利益团体，应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成为推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而关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团体、个人、专家学者和媒体，作为非政府非赢利的第三方，应积极引导遗产保护中的价值取向，监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实施工作。第四，引进高新科技，提升资源品味。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引进新型的管理模式，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从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来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化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应该成为现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府的重视、对红色文化遗产的普查、相关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应用性示范工程的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建立、相关人才的培养是顺利实现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基础和前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代数字摄影、三维信息获取、虚拟现实、多媒体与宽带网络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日趋成熟,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可靠且有效的方法。通过数字化保护能更好地整理、收集、记录红色文化遗产的信息,可以突破革命文物保护相关问题的局限,打破在展示、收藏、保护等管理机制、工作方式上相对滞后的传统手工作业状态,更为安全和长久地保存这些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第五，推进政制改革，改良文化事业管理。红色文化遗产属于文化事业产品，而文化事业产品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介入文化事业产品市场。文化事业产品就其基本面来说，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的文化需要。这一层面的外部性最强，但也正是这一外部收益性的存在，往往使人低估其价值，不愿投资，也就是说，仅靠市场是难以保证公众基本的文化需求满足的。因而必须由政府介入，通过一定方式加强社会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保证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代表社会对外部收益支付费用。从文化事业产品作为准公共产品，以及其具有商品和特殊的精神产品属性和相互间差别又比较明显的情况出发，现代社会文化事业管理的基本格局，应是生产主体多元、政府通过文化投入和扶持政策等，分类管理、分级指导，国家保证重点，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第六，认真弘法,严格执法,纯洁社会环境。应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或政府单行条例，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体系。在完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应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和政府单行条例的建设，进一步丰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层次。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也得到了明确。它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庆城县红色文化遗产丰富，分布广泛，各个地区在遗产数量、分布、类型等方面各具特色，并且反映出地区文化的多样性。针对这些不同类型、不同自然、社会环境的红色文化遗产，各个地区的遗产管理方式应该有所区别，突出地区特色以及遗产与地区整体文化建设的关系。这些都应该在地方性保护法规或政府单行条例上有所体现。目前，各省、市地方法规，主要是根据相应的国家文物法规制定的，没有脱离国家文物法所规定的对象和范畴，在体现各地区红色文化遗产特殊情况方面明显不足。部分国外经验是，只要不违反国家遗产保护基本法的核心思想，各地区拥有广泛的自主立法权利。同时，尽快将各地区现行的有关红色文化遗产管理的行政规章纳入法律体系。参考文献：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撰委员会.庆阳地区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刘文戈等.庆城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郭文奎等.庆阳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邹品佳等.甘肃红色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策略探讨.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宁波技术学院学报，2006(04)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2008谢雨萍等.论庐山红色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李靖国.红色遗产?第一流的教材――评惠州红色遗产档案.广东党史，2006（5）范永光，全继洪.让红色遗产资源造福后人――关于加强老区革命遗址、旧址抢救保护工作的思考.党史之窗，2010（4）曹婷.西安历史街区的保护――以七贤庄历史街区保护为例.唐都学刊，2010(2)刘建平，伍先福.红色旅游资源的法律保护问题.湖南社会科学，2005（5）舒礼荣.红色文化刍论.声屏世界，2007（7）2010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中国调研报告网，2010[1] 据传，一天，王维舟下河担水，遇到莲池民兵营长史华的妻女正挖“观音土”为食。王便把他们带到旅部，给孩子一些馍馍和衣物，并为他们解决了5斗米和30元边币。[2] 据传，王维舟为治疗老太太“瘿瓜瓜”（甲亢）的疾病，亲自写信从延安为她请来了德国医生。[3] 1946年2月，王维舟调往延安。当地老百姓在路旁摆桌设茶，绵延五华里。群众争着同他握手话别，依依难舍。以至于王维舟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3时，才从北城门走到南城门。[4] 调查时，三八五旅旅部旧址附近的老住户曾无奈地说：“政府根本不管理（三把五旅旅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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