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提高质量和...
土地流转的三个紧迫问题
作者：迟福林&主编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2月
主办单位：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市场是只无形的手,通过供需调节经济,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财政如何做好该做的事情?_百度知道
市场是只无形的手,通过供需调节经济,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财政如何做好该做的事情?
一道财政学论述题，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提问者采纳
因为市场调节是这个缓慢的过程，而很多的贸易中的个体的经济效益需要基本保证。有些资源的发开和利用 也有特殊作用。供需的固定的 不能因为玉米挣钱就全去种玉米 财政当然是要有预判性 修正市场预期出线的 波动
提问者评价
来自团队：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政府干预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简述国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对策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运行_百度知道
简述国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对策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运行
提问者采纳
60.2％、10，也往往给某些财经违规乃至腐败行为开了方便之门，以及有条件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等、人心的稳定，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需要灵活有效地运用国债手段.21，使国家的可支配财力数量有较大增长，一些新税种（如财产税.1％，下岗及失业职工的人数，尤其不能用撒胡椒面的办法，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非正常下降。――有选择地充分运用加速折旧，就是分散面广。一般可表述为。而衡量国债规模适度与否.6、纵向调控能力较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相对萎缩。所以，变成了非规范或不甚规范的预算外收入，如何切实地集中国家财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对下岗.84％，年分别是，使财政实力的切实增强和国债规模的相应扩大，强化支出效益约束，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二要建设的原则。当前的问题是、11，充分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也有很大的意义，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能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故国债的发行规模必须顾及到财政的应变和承受能力。但从1994年起，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4％、推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投融资政策，对职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购买力的维持等、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增强国家财政稳定和发展功能的一条有效途径。可见，但还不太为过的话，由于国家财力极度分散，比如到2020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平衡和引导地区投资需求创造基础条件，高达近2000亿元左右，这种财政“瓶颈”、赠与税，权引导我国的结构调整，除了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外。所谓调整范围。很明显，大大超过税收收入增长规模与增长速度的不正常现象，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45％，而且将对改善各地区的投资环境。从年度国债发行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看。然而，积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债务支出额]）就超过了上述的安全线，就成了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环节、越位运转的覆辙、不顾可能与可行而盲目扩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又无比经济发达国家低得多。国债的持有者，从综合性的指标显示，根据世界各国衡量国债规模所采用的几个通行，通过保障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18。三是调整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尽管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同时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税收征管等途径，由于国债发行规模较小，国家财政的确不必拘泥于仅仅通过税收来取得资金；同时也不能再用鼓励各单位，去解决财政范围内的支出缺口问题，就是国家财政收入或其现实的可支配财力的制约。这是度量国债规模最重要、机构投资者。对这个指标、14。这可以说是振兴我国财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就是要把支出效益作为财政支出决策的出发点及其归宿，而且也极大地损害或降低了农民、各部门，则因其投入的财政资金数额很小，似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紧迫问题、国债负担率，这一指标的最高值也不过37。近些年来。这是因为，即采取如下的财政对策。这种结构单一情况，故使其现有的财政纵向平衡，国债规模与居民储蓄存款状况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系，而财政承债能力则相形见绌的矛盾结局、惯于插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力整顿和压缩近年来增长过速，近期似应研究解决好三个问题、扩大国债规模必须与集中国家财力、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即通过切实解决农民，即解决不了某些地区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方面所存在的政府财力缺口问题。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水平：1994年前之前，促进和保证财政收支的积极平衡，但也能近似地反映居民的应债力，但却解决不了各地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79、基本上以照顾各地既得利益格局为特点的“税收返还”办法、4。（四）通过建立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居民投资意愿、住宅建设真正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45和5、住宅建设中所承担的各种名目的收费过滥.06，适当加快政府间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的步伐，形成了扩增国债规模潜力巨大。它是指当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等等，当前进一步扩增国债规模的主要障碍。因此、缓解和消除财政“瓶颈”的一个核心内容与基础性环节。与国际上的经验数据相比较.61和57，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已迫在眉睫，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这方面的突出问题又主要有三。综观以上几个指标，而在我国199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储蓄债券的交叉运用等。连续四年税收的大幅度增加，还是从强化国家财政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定功能的角度来看：１、主要针对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等手段.77（预计数），使国债缺乏选择性、2，增加财政的可支配财力、乱局面？究其缘由。从现实情况看，因而大大制约了偿债能力与发债规模的同步增长，从而成了抬高房地产价格和抑制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效利用有限财政资源，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上述这些紧迫的财政“瓶颈”制约问题、投资抵免，以免造成分配秩序的混乱和分配规则的破坏、单一性的指标出发。在这方面，那么、53。２．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平衡和引导地区间的投资需求，坚持用必有效，是有效履行国家（政府）职能的基本财力需要、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通过解决财政职能的“越位”问题、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同时又使国家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过于集中，无论从哪个指标看、众所周知的了：一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去除当年的财政支出额，都迟迟不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不正常状态，而且对各地公共投资需求的平衡与满足，特别是要彻底从过去那种大包大揽，这就是、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纵向平衡方面的“瓶颈”制约，以相应增加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其任务或重点则可概括为三句话，又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为了保持适度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从减少农民和各类企业繁重的“非税”负担中“促”一块，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就必须改变当前因房地产开发。这也是调整。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但却既不利于公平分配，这与经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大致相当。这一指标说明，改进对税收征集的激励机制，国债又是需要还本付息的。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具体地说，还需有针对性地调整当前的相关财政政策，如果说我国当前超过20％以上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虽然已属偏高。二是国家财政调控上的“瓶颈”制约，还是从长远的战略考虑、消费税，这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又主要有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很大的财政增收潜力，年的累积额也只不过1000亿元左右，在未来10年内。而且，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的水平上。至于加强税收征管可能带来的财政增收效应：一是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再乘以100％、5、5：9，扩大企业可支配的投资来源和技改能力创造条件：１．尽快改变国家财力分配过度分散的不正常局面，都有很大的弹性或潜力，切实加强税收征管。这是从居民的国债承受能力来考察的国债规模指标，采取了照顾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办法，其所能增加的税收份额。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国家借债来筹措的。４．居民的应债力，预算外资金，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国家的筹资成本，我国基本上是以3~5年的中期国债为主，通过整顿预算外资金，即仍旧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债负担率警戒线、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债规模需受到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来作出符合实际，从而在支出到位和尽力避免损失浪费的基础上、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因而不断优化税制，大力整顿和规范预算外收支，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不仅已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和我国财经状况的好转造成了严重威胁。无论从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就可用退出某些领域和项目，而必须进行全面分析.6，从而弱化了政府的投资调控功能。根据多年的经验。这既可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有效方用的理财原则，这一类再分配问题的解决，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11：从反映国家财政自身“承债”能力的指标来看，诸如灵活运用针对某些社会群体的财政补贴，从而减少了国家的可支配财力，这一指标也呈陡然递增之势，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本应由国家预算解决的教材文卫，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前我国的财政状况，为后续财力安排留下窟窿、全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年分别为.2、清理规范非税收入，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经验、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二是国债品种结构需进一步 多样化，既不利于为全国各地提供大体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其计算公式是、利得税等）的开征，来重新规范和界定支出范围.42、退”的途径，尽快使国家财政从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矛盾与困境中解放出来，年的情况则依次为12，在这个问题上，住房货币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情况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策有二，突出重点，采用计算机化信息系统.09，再乘以100％。因此、瞻前顾后的判断和结论，年分别为。通过这种调整。国际经验表明、低产出，就更是极其可观：一是财政经常性收支方面的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这种税收收入“缺位”和非税收入“越位”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现行税制结构（如个人所得税，不仅使很大一部分规范的国家税收收入即所谓预算内收入；从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百分比来看，从国债负担率和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来看（目前的GDP是国债余额的20倍、商品化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从动态趋势看、2。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20年的中国，1997年（预计）是28，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部门，不能只从个别的.4％；二是配合国企改革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从而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到2000年将达到GDP的6％，特别是在住房建设中、财政参股，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十分脆弱，财政对经济社会稳定及发展的“瓶颈”性制约现象也日渐突出。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以防止社会购买力的过度萎缩、5、各地区通过“创收”的途径，如不能尽快得到有效缓解.5，来达到同时加强那些应该加强的政府投资的目的、公用及其他事业单位的经费紧张。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总体或全局来看，就当前的突出矛盾而言，以提高其对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支撑力，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客观上为国债规模的扩大设置了障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循环的格局、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数额，以免在新形势下重蹈超负荷运转，减轻财政的未来负担，正确、减。因此，很难满足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元化的要求，又不利于某些地方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平衡、一般性商业服务领域的相关支出.5％而已，也是一个带基础性的成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调整范围，来源于国家财政的投资仅占3：（一）尽快增强国家财政实力.41.25、可供支配的财力基础而屡屡受挫、数额巨大的预算外资金.8，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就不仅成了促进和保证我国地方财政实现稳固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非税收入极其庞大、投资选择。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中国国债全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是解决各国财政问题的一个有力手段、过多：5、刺激出口需求，由此而诱发的“三乱”（乱集资，在社会投资来源、3。所谓突出重点、乱罚款）现象和行为扭曲等。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开始，也是缓解与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的一个必要的“固本”之策.1。无论世行报告的可靠性如何，亦起不到多少纵向平衡的作用。同时对于减轻巨额国债的发行压力，增强财政的承债能力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态势。从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移”一块、对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财政“瓶颈”制约，以增强其投资和消费需求能力，1997年又增收1114亿元、17，改革税费制度。这种过渡性的。其结果。国外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故使用后一种口径更具实际意义，需要改革国债市场主要在财政部.50，且对各地财政能力差异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但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则控制在25~30％的幅度内为当，那国债的发行规模就能随之进行“跟进性”的更大扩增，增加各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可支配收入.41。但从统筹安排.87，当前在中国的不少企业已经出现了“费”大于税的情况、23、和居民的过度倾斜，做到双向协同.2％：52，确保社会。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2％。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本之点就在于。就是说，中央政府因其可支配财力上的“瓶颈”制约，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比重，以及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即由于财政困难。我国的资料显示，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财政的运用与监督范围之外、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如财政债券，将在近期内变得十分突出，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日本即使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各种名目繁杂的附加收费过滥、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造成被动.77、产业升级，固然与高投入、乡镇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的途径。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1996年为26，每年所借新债中用于归还旧债的比率也不断上升，不仅形成了财力分配和使用上的散。诚然、建设债券，逐步摸索。分税制改革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超过50％以上，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增又有巨大的潜力。随着企业改革，达到20、分权、国债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5，在1993年各地竞相扩大税收基数的基础上，应控制在8~10％的幅度以内为宜。――充分运用财政贴息，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３、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1997年计划亦仅为40亿）。其中最为突出的。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所实行的，1995年为22，每年的偿债率约在7％上下（1992年除外），当前我国居民的国债应债力，使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很少有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和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无论是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居民储蓄存款也相当于国债余额的17倍）：一是配合政府机构改革、税源税率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故国家财政的债务支出额也不大。１．债务依存度。３、福利水平及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年分别为，1996年也仅为2。其中，这方面的要点，所谓强化支出的效益约束，故对地方财政平衡的调节力度十分微弱，以利于扩展国债的发行空间，即一定时期的国债累积额最多相当于当期的财政收入总额、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非税重负。即通过切实减轻农民，包括中央银行；二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去除当年的中央财政支出额、国债规模的扩增要建立在国债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之上，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根据我国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转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振兴国家财政同时进行，都是积极开拓财政性投资来源。它所衡量的是当期的国债累积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新世纪的发展挑战》指出，虽然有利于克服这种不足，致使空置房数量与年俱增，因而不利于实现这些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根据十五大精神。一国财政的经常性支出、4，充分显示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基本成功，则与这种财政政策干预和收入分配调节的现实需要相矛盾。调整。（五）制定和实行积极而又审慎的国债对策、投资需求的适时适度增长；着力培育和鼓励机构投资者，几乎没有进一步扩增国债规模的弹性和空间，从而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果中国今后能在提高两个“比重”上尽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GDP的财政贡献率过低。这也是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睦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还是从中国的迫切需要来看，则显得大大“离谱”了、缓解“瓶颈”产业制约，房屋成本和售价过高，有利于使国民的应债能力得以充分释放，致使国家财政的承债能力十分有限。然而、削减部分财政支出的办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和基础性的障碍，就是要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级财政事权，包括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和持有国债的某些限制，一般应占社会总投资的20％~25％左右。前者重在解决与各级财政事权相适应的收入来源的规范化问题、居民个人和国外持有者等.3（预计值），习惯上叫作“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些地区也出现了非税收入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尽管如此。即通过切实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数量，制订有效的审计程序；另一方面，为加强和改善财政的投资地位腾出必要的财力。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扩大需求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２．国债偿债率。（三）切实减轻农民和各类企业繁重的非税负担；三是争取尽快退出国家财政在竞争性加工工业，如中国做好对非国有企业的纳税工作（它们是经济增长中最为迅速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２，特别是各种收费和基金挤占税收及侵蚀税基的问题、资源税）。从加快建立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中“调”一块、5、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客观需要。再从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来看，充分挖掘税收潜力、从而在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为此。特别是为了使房地产开发、遗产税。从现实情况看，以及实行对各种逃税行为进行严厉而公平的罚款新制度等综合举措，就是要根据现有财力状况，1996年仅为30亿，而且使这些“费”或“基金”的使用，以提高国家财政平衡和调控区域投资需求的能力，特别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及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来安排财政的支出重点，1995年增收912亿元、过多，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当前的实际需要看。事实和资料显示，如何逐步消除分税制改革中的旧体制痕迹（按照既得利益格局进行“税收返还”）。最后，1996年增收1100亿元。迄今为止.7。从适度适量增发国债中“用”一块、可转换债券，加强其应有的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功能，因此必须加以调整。２，我国税收的增收潜力无疑是十分可观的，对于社会消费与投资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联、12，但国民收入和财政分配格局的失调与扭曲。为此、9，不少地方甚至连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成为问题，合理的债务的结构。当然，但又因中央财力的严重匮乏，也使国家提高“两个比重”的努力因缺乏可资动员：从切实加强国家财政实力中“增”一块，不能只顾需要。然而，早已超过50％以上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甚至可能达到GDP的10％，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不足有直接关联，而不仅仅是人财政收支角度来考察的国债数量界限、技术和产品开发，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即通过打破当前以保护各地既得利益为主旨的税收返还办法。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这种极为明显的矛盾现象呢，特别是日本已实行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与政策，称之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1994年增加税收871亿元，自1994年开始。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如国债的发行规模即使按现在的增长速度扩大：1。从这一指标来看，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六）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扩大需求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经验数据、企事业单位、55.8。国外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即存在着提高总体税负可能性的情况。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财政收支规模增长迅速，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政府投资调控上的“瓶颈”制约.28，无论与经济发达国家还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35％。1989年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只有0、相辅相成，按照一要吃饭，为开辟我国广大的农村市场、分税，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掌握在15~20％为宜、乱摊派，减免税的继续清理整顿等，国家的财政困难，即各级财政的分级。这方面的总体思路是，可考虑在当前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则财政增收的前景就更为明朗，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掌握和使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债务压力已经很大、恰当的国债政策。财政收入的主渠道是税收.32，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剧增，使住宅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管理部门和公检法机关的行政经费欠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的严重扭曲。通过这些“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府职能“缺位”，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持，提高财政对社会需求的调控能力：１。（二）认真调整，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亦无论是从解决我国财政性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保证和加大国家财政的基础性建设投入、顺应时势，社会财力分配向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用于规范化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极为有限（1995年仅为20亿，也是安邦定国的必要财力保证，一方面是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近三年实行的过渡性转移支付办法，并由中央财政负担国债的还本付息支出。造成我国近些年来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的原因，国家财政分配和再分配的状况及其政策取向，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而自1995年实行的较为规范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以及保持和促进社会消费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财政政策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研究.pdf47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免费全文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文档加载中...广告还剩秒
需要金币：200 &&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
··········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政府干预并不是简
单的可有可无，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从当前我国市场化改
革取向的实践来看，正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有效的政府
干预，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平稳、社会的安定。虽然西方
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理论和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但因我
国特有的国情，加之市场化历程短暂，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还不完善，
相关的改革还正在实践当中进行摸索。因此对我国的政府干预进行相
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写作就是致力于从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的视角，采用
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规范性意义上对政府干预进行研
究，焦点集中于观念与理念层面，而非技术操作层面。本文首先分析
西方的政府干预，从透视西方政府干预理论的历史演进入手，分析了
西方政府干预的两难困境及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其次提出界
定适度政府干预的三个层面，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力度和手段；最后
着重探讨我国的政府干预，分析了我国政府干预的原则和范围，提出
我国政府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性意见。
【关键词】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政府失效、市场失灵
Researchon
interventioninmarket
government
marketeconomicin
establishing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改革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洪蔚 王剑 韩天琪
　　编者按：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强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在确定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等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围绕《决定》要求来推进？本报约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中共十八大代表
特邀嘉宾：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
特邀嘉宾：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特邀嘉宾：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特邀嘉宾：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中国科学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新提法？
　　胡鞍钢：十年前，我和王绍光、周建明主编了《国家制度建设》一书，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并实现良治，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
　　国家制度建设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典型的全国性公共物品，没有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
　　制度建设本身并不是经济建设，但却是促进经济建设并保证其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当时我们就提出：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型。
　　由于当时对现代化认识的理论局限性，还没有认识到“五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我们在“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以及“2020中国”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提出“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和“六位一体”现代化（即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的确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
　　从改革的理论基础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又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构成一个国家“两维”的现代化：一维是有形的现代化，另一维是无形的现代化。
　　中国道路的最佳路径我称之为“45度角”，即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其中，“无形的现代化”，就是我们称之为最典型的“国家公益性产品”，如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这些公益性产品不同于看得见的国家公共产品，它们如同新鲜空气，人们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它。与自然界所提供的新鲜空气不同，这一典型的国家公益性产品是不会像自然界那样自动提供，除非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来提供。
　　目前世界上有一些与此相反的案例，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所面临的“国家失败”，就是国家无法既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而导致的一种失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科学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瑞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所谓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指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应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同时，国家不应该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而是应该通过调节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达到对经济干预的效果。政府应通过调节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活动，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就是只有在市场做不好或者做不了的情况下，政府才去弥补市场缺陷。
　　上世纪90年代确定改革的基本路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乃至自由价格体系的形成，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和发育过程。应该说，改革的成就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当中，由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利益边界划分得还不够清楚，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首先，我们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不恰当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的越位错位现象频繁地发生，具体表现为，政府主导了经济运行过程，过多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主要表现在价格体制上，比如我们的要素价格还比较扭曲，也包括利率受到行政力量的控制、土地价格的扭曲等等；其次，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区域性市场比较发达，行政割据、地方封锁，造成全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另外，微观主体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在国有企业当中，由于一直在强调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因此也应该看到许多国有企业始终处于垄断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不恰当竞争，都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要以决定性作用来替代其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在首先肯定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确定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在解读这个问题上不要产生误解。现在有一些说法，误认为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是对基础性作用的否定，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决定性作用首先是对基础性作用的进一步强化，也就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首先应该更反映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邓小平同志创造的改革的基本理论，就是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下一阶段就要突破改革的最大障碍，重新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边界。
　　如果要界定这一关系，就要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是强化导向性的，即未来的改革，如果要让市场经济体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就要强调更进一步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然而，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主要的障碍和问题我认为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的审批权，政府应该从若干经济领域里面，特别是从竞争性领域里面逐步退出；同时，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对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的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的前提都必须要重新归位政府的地位，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的权力边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
　　简言之，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在充分肯定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条件下，在未来改革当中进一步强调市场的作用，从而加快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
　　《中国科学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湘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今后要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市场和政府应当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规律和市场行为进行过多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
　　关于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提法之前提过很多次，但是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市场管什么，政府管什么给予了最为清晰的表述。我认为本次三中全会的最大特点不在于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于清楚地划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总体上来讲，政府将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退出去。
　　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一些不应当进入的领域、不应当从事的活动，政府部门大量介入，有些应由市场调节或企业管理的微观层次的事情，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而一些市场失灵，应该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领域，政府却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放大了市场的缺陷，加重了市场混乱，资源配置的优化难以实现。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各司其职，各司其责”。政府应该管好公报中提到的五个领域中的事情，不要过界，由市场发挥作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这体现了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限制。任何政府都应该兼具管理的功能和服务的特点，现在不是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性，而是强调其管理的范围。之前政府的管理权限延伸到很多微观层面，这由我们的行政审批之烦琐可见一斑。而此次全会非常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管理的五个方面。
　　正确理解宏观调控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
　　公报中提到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督主要针对政府的“越位”行为，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该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应该让位于市场。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则是针对政府的“缺位”行为。政府应主要发挥好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
　　此外，在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能用“孰轻孰重”来做量上的区分，而应该是范围和领域的区分。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中国科学报》：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财政领域的改革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贾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这些要求来看，显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也关乎一系列改革当中攻坚克难和协调配套的问题，它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让统一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一句话，它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是我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中国梦最需抓住的制度红利。
　　财政分配体系，简要来说，是一个“以政供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政主要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公共事务领域里的资源配置又必然牵涉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文件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一个支撑全局包括支撑全面改革的分配体系。
　　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改革的总体要求表述上显然是与全局改革方案设计和操作问题结合在一起来把握和认识的。它匹配于通盘的中国现代化战略，要使财政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改革任务，落实到一套以现代性为取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之上。
　　在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首先要充分肯定我国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配套改革演变到现在形成的基本制度成果，并在今后加以巩固和提升。分税制改革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三位一体地规范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公共权力体系和公民这三种基本的经济关系。由行政性分权转为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经济性分权，它破解了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这一旧体制弊病的症结。1994年形成的财税制度框架，使我们得以摆脱了之前十几年放权让利已经山穷水尽而企业仍然不能真正活起来的窘境，使跨地区、跨隶属关系、跨经济性质的兼并重组、要素流动、公平竞争、统一市场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按照原来的逻辑和意图在深化改革中使分税制全覆盖。在将近20年的运行之后，中国在财政体制方面表现出的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问题以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省以下的体制没有跟进到分税制的状态。而这恰恰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在完善立法的概念之下，财政分配体系在最高立法机构获得收支权，是受到了这样的委托来配置公共资源。那么理顺行使委托权的财政制度，其始发环节，是明确各级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所谓的“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这在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表述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则主要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等辅助性作用。在操作层面，要从事权开始落实到财政具体管理运行层面的支出责任之上，所以文件当中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由粗到细、动态优化的事权明细单和支出责任明细单，各级政府独自掌握和共同掌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尽可能清楚地、具有可操作性地、不产生歧义地列成表。
　　跟着事权的履行需要配备的要素是“钱从哪里来”？财力的来源势必牵涉税收。广义税基的划分主要取决于税种的属性和特点。但是，我国地区差异的悬殊程度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是特别突出的。税收丰度的大相径庭一定会造成各个区域之间财力的地区间横向不均衡。文件中所言稳定税负指的是宏观税负，它不否定我们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在稳定现阶段宏观税负的同时，要在税制中积极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形成各级政府组织收入的规范化框架。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学报》：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这方面有什么突破和创新？
　　蔡继明：与以往提法不同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分谁先谁后，不分老大老二，相提并论了。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之后，紧接着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是强调对各种财产权的保护应该是同等程度、一视同仁的――不能认为公有财产就比私有财产神圣，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就可以大于对私有财产保护力度。
　　另外，本次三中全会还强调，国家对各种所有制经济都要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
　　以上这些，在以前几次党的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在不同的场合往往都是单独提出。比如有时候强调公有制经济，有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这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些误解，有的人可能就会抓住党的文件中“保护公有财产”这句话，以此为依据，主张“国进民退”，主张对非公经济发展采取一定的限制；而有的人可能会抓住文献中另外的主张，认为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对非公经济应大力发展，提出“国退民进”。凡此种种，很容易用一种所有制经济否定另一种。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明显地把两种所有制经济并列放在一起，既要保护这个，也要同等保护另一个。我认为，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以往有关重要会议作出的决定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另外，这次会议对国有经济也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其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就是第一次提出的。当然，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我们创造的，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早就提出，很多国家的经济其实都是一种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既包括公有制也有私有制，既有政府部门也有私人部门，既实行计划调节也实行市场调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同一个经济实体内部，比如一个企业，既可以有国有资本，也可以吸收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让它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即同一个产权主体、同一个经济主体，其本身就是由多元所有制决定的，这是一种内在的混合，现代股份制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其中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私人资本，或者集体资本。
　　全会认为，这种混合所有制发展将会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因为它们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创造力，更能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因此这就意味着通过引进非公经济、非国有资本，可以有效地改造国有资本，可以保证国有资本掌握国民经济大的方向不迷失，保证国计民生，保证国民经济命脉的同时，又能激发国有资本的活力。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向。
　　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过去只是强调鼓励、支持、引导或监督非公有制经济，而这次会议提要保证各种所有制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要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也就是说，不仅要监管非公经济，同时对国有经济也要加以监管。
　　再有，这次会议对国有经济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国有企业使用的是国有资本，在和其他企业完成同样的纳税任务之后，它们的税后利润应该上缴国家，即私人资本得到的利润归私人所有，而国有资本得到的利润应该归国家所有、归全体国民来分享。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具体的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30%，并且把上缴的这一部分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网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