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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我们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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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书名:漫话我们的经济社会&原价：58元&作者:李炜光&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日期：&ISBN：8&字数：&页码：226&版次：1&装帧：平装&开本：16开&商品重量：&编辑推荐&对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描述和分析，由小至大，由浅入深，为大家逐步理解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提供一点启发和感悟。&内容提要&《漫话我们的经济社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或不那么密切的所有的人和事物的大集合，我们在中间打入一个楔子，这就是财税。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即以甲事引出乙事或更多事之意。我们试图从财税的角度来观察解释纷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其背后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是财政社会学式的。&目录&预算法修改与人民代表大会反腐败的难度和出路经济下行时不要与民争利做个现代社会的台袼纳税人人大监督与预算细化民主预算终结突击花钱中美个税：孰轻孰重？又到年终突击花钱时2011：强拆终结之年？请送上一部“透明”的预算三十六条不如一条征税勿阻国民经济血脉畅通博爱是获取成功的另一层奥秘物流成市与交易费用公共责任与财政功能税收行政化凿离法治精神改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思路今年财政收入——十万亿也打不住积校的财政计划：增支不如减税熊皮特端出一坛“创新”的陈年老酒雪印心珠物流企业的税负应进一步减轻如何减少公共投资决策的失误？划定官民之间的楚河汉界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预算法修改亟须更大开放性礼义和诚信：儒商的品格同建公民社会：阿玛蒂亚·态传播的理忿柯罗连科的火光“吴市场”重启改革议程不患寡而患不均尤利西斯的自缚公共支出的归宿在哪里？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路数严审政府债——是祸躲不过财税改革须保障纳税人权利应暂停房产税改革试点纪念科斯：有一条路通往思想市场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的试验场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与税收公共财政：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木主大革命前夜的思想激荡“被”纳税与“明”纳税个税改革的大方向：以综合税制替代分类税制厘清环境税不能给税收穿上隐身衣完善政策重启改革跟气象学有关的几个经济学定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税制？两税合并后我国税制改革的走向物业税征收前提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作者介绍&文摘&《漫话我们的经济社会》：　　近日与天和经济研究所的龚所长在微博上有个简短的对话。龚所长：预算法必须做到五公：预算分配要公平，预算执行要公开，预算调整要公正，预算监督要公允，预算评价要公心。我问：如何才能做到呢？龚答：以民生、以控权、以法治为根本全面修订预算法。我答：法律是底线，法律如何能做到你说的公平、公正、公允、公心呢？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问出来：谁能做到以民生、以控杈、以法治为本来从事目前正在进行的预算法三审稿的修改呢？　　这不完全是问龚所长，更多是在问自己：我们倚仗法律，法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学者们提建议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触怒了上层而前功尽弃，稍有进步就大加赞扬，可见修法的主导者（人大并非主角）有多牛，而宪法和《立法法》明文规定的立法机构在预算法修法问题上有多弱。　　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还处于“前预算时代”，政府内部缺乏集中有效的内部控制，外部则缺乏立法机构、独立的审计机关和社会公众严格的控制和监督，预算信息则处于基本封闭的状态，财政责任难以落实到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每年3月人大开会全体代表举手通过的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很难起到真正的制约作用，是一个典型的“软”性预算，可有可无，至多，有聊胜于无。这就不可能不导致财政效率低下、资金浪费极其严重、大量贪腐行为难以祛除。　　预算是代议制这种人类文明形式的必然产物，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紧相连，这一点，在我国的宪法中写得清清楚楚。预算一旦被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没有列入预算的公款，则一分钱也不能动用。这是一个国家花钱的规矩，跟家庭过日子花钱也讲规矩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到，尽管三审稿已经比二审稿有了一些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权力仍然欠缺，或不到位。　　目前我国人大介入预算审议太晚，政府部门编制预算的时间足有半年，而人大对草案的实质性审议不过一两个月（3月的大会审议更多的只是走过场）。同时，代表们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上的项目和数字缺乏修正权，对这个问题，三审稿也没有触及。对预算草案，代表们要么整体通过，要么整体否决。整体否决在我们国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整体通过便是的选择。问题在于，如果初审时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意见而政府拒不修改怎么办？如果人大代表以多数票否决了当年的预算怎么办？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能出现的，万一真的发生，法律上应做何应对？　　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草案的审议是一揽子、类款项的形式，代表们无法完整了解某一支出项目的完整和具体的情况，也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审议讨论、微观层面的优化配置和跨年度的控制监督。应当建立规划一项目式的预算书，通过各种具体的支出项目或工程项目反映出来，让外行的人大代表们（占多数）能够一目了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质性的审议，所谓听证、辩论、表决也才有实际意义。说到表决，应变目前的整体表决制为单项表决制；前面提到的预算修正市又（修改、审议、批准或拒绝政府的账单）应在此基础上得到法律的确认，这也是三审稿忽略掉的问题。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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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评价对我第10讲：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理论梳理和初期的经验 主讲人：李炜光教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 通识教育讲座的日志,人人网,通识教育讲座的公共主页
亲们，咱们的通识教育讲座已经举办了十四期，现在想征集一下大家对通识教育讲座有哪些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日后能改进工作，谢谢大家啦(rs)(rs)
第10讲：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理论梳理和初期的经验 主讲人：李炜光教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劳动经济学院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10讲工作小结
日（周三）下午14：00至16：3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十讲在博学楼第三阶梯教室举行。主讲人为天津财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李炜光教授。演讲主题是&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理论梳理和初期的经验&。现简单地将相关工作总结如下，请各位老师与同学指正，以便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开展通识教育系列讲座。
一、讲座纪要：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理论梳理和初期的经验
日（周三）下午14：00至16：3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十讲在博学楼第三阶梯教室举行。主讲人为天津财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李炜光教授。演讲主题是&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理论梳理和初期的经验&。讲座主持人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朱俊生教授，评议人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李红霞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业进副教授。劳动经济学院以及兄弟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李炜光教授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政经济史、财政学、财政政策、技术经济，兼任中国财政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财政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已出版著作《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李伟光说财税》等，曾应邀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国内著名学府发表演讲，曾应邀到日本联合国大学和日本财务省讲学，还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近观中国税改&、阳光卫视《走出税改怪圈》节目的主讲人。
李炜光教授在讲座开场解释了财政学的定位，认为财政税收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释的，必须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才能看清什么是预算、什么是税收。财政学被认为既是经济学，又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在学科划分里被列为应用经济学，使用的研究方法一般都是经济学的方法。实际上，李老师这些年研究的体会主要是感到这样的定位不够。我们的财政学更适应计划经济时代，但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对公共财政的定位，财政学不管有多少规则、政策，上面应该有个原规则。李老师还阐释了财政学的重要性。他举例，在刚举行的关于社会转型主题的上海论坛中，他发现，众多学者越发关注税收和预算问题，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焦点都反映在税收问题上。这是一个信号，可以说，经济学过去是显学，现在财政学正成为显学。我们研究财政税收的学者出来说话了，我们以往研究得怎么样是对现在的一个检验，是否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合制度和文化转型的需要。
在&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这一主题上，李老师主要做一些理论梳理与初期经验，这一经验指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公共预算的转型从清末就开始了，清末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改变国家、改善制度。可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改革研究得不够。
本讲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一、公共预算的权力配置、简单的运作原理和外部政治控制；二、立宪性质的公共预算在世界文明进步中是如何完成转型的；三、中国早期的实践：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的预算法；四、财政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五、国家建构与公共预算的关系；六、继续推进中国公共预算的转型与改革。由于时间的关系，李老师对每一部分都做了简要介绍，重点讲述了第一、二、三部分。
一、公共预算的权力配置、简单的运作原理和外部政治控制
预算的监督与控制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政治监督，比如，各级政府对预算进行事后审计。外部政治控制，涉及到社会，是陌生的一个领域。在清末的资政院&&中国议会的前身，议员们对于外部政治监督已经做得相当好了。至于后面的北洋时期、民国时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只不过，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前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经验，或者在理论上做出的很有价值的探索，很快就会被今人忘掉，新的一班领导一上来，然后又会重新去实践，不善于借鉴历史。
二、立宪性质的公共预算在世界文明进步中是如何完成转型的
对于立宪性质的公共预算，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尝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英国开始。英国最早出现议会，13世纪末就已经有议会进行预算的转型。然后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是美国革命，美国的制度建设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上个世纪初完成预算的转型。上个世纪初，中国也在开始制度转型。西方国家中，英国早一点，法国在中间，美国是在1905年、1906年、1907年以后进行预算转型。而中国预算的改革，到1911年，眼看立宪改革就要成功，制度转型就要完成，结果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离君主立宪只差半步。革命与立宪的赛场中，成功的是革命，中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和代价&&打仗，然后，再接着进行转型。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了，面临着经济增长快，但是制度转型没有完成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三、中国早期的实践：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的预算法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架构，每个问题拿出来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中国早期实践不落后于美国几年，美国1907年以后，才有了布鲁斯经济研究会与市政预算。中国第一部公共预算应该说1910年就有了，1911年已经是议员批准的预算，是公共预算的性质。然后，到了北洋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3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部预算制度公布，制度建设上并不落后于世界。现在，我们后边的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的任务主要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制度转型。如果制度转型不完成，经济成果就会保不住，也不能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缺经济增长比较快的盛世，中国难的是制度转型，始终没有能够向现代国家转型。制度转型没有完成就会很危险，必须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四、财政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
上海财经大学做了一个预算公开的财政信息发布系统，每年出一本书，发布一份财政研究报告。甚至，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都有点惧怕，特别关注自己在排名榜上的排名。最新的预算公开的国际排名，94个国家，100分满分，结果平均分是45分，中国是13分，排名倒数10名，被列为信息最不公开的国家。
五、国家建构与公共预算的关系
因为今天面对的是劳动经济学院，李老师没有把国家建构放在前面讲，而是放在后面简单讲述。
六、继续推进中国公共预算的转型与改革
转型要放在前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转型，而不是对现有比较成熟的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立宪，没有原规则，改革跟不上，而管理却很精彩，那可能使事情更坏。就好像一个人跑的方向是错的，跑的再快也跑不到。中国有的时候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大的事情不去解决，光解决枝节的、具体的问题。大的问题还存在，具体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出现，遍地都是问题。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具体问题就很好解决。公共预算、税收不需要艰深的经济学方法去研究，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效率很低、很粗放，精细的经济学概念根本没法用。所以，像布坎南讲的，一定要把宪政作为主心骨先立起来。没有主心骨的财政，严格意义上不是公共预算。
在重点讲述第一部分&公共预算的权力配置、简单的运作原理和外部政治控制&之前，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1980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时，问道：&总统也得找你们要他的钱？&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常识，即预算决定权在议会。当时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邓小平之问&，但是，英文资料中有记载。&邓小平之问&涉及民主政治，谈的是预算的问题。预算问题非常敏感，至少有三点：在分权制衡的制度框架下，第一，&国家的钱袋权&归立法机构执掌；第二，任何行政机构只能在法律限定的期限内为着限定的目的征集和使用限定数额的财政资源；第三，治税权行使的全过程均受立法机构和整个社会的严格控制与监督。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收钱、分钱、用钱的方式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全貌。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跟财政预算有关，要分析一个国家，就不能不分析它的预算、它的财政。从这个层次上看国家，才能真正知道国家是什么。邓小平为什么提出此问题？邓小平不是不懂得西方政府预算运作，而是&明知故问&。这是用一种政治的习惯性做法，不直说，而是通过西方媒体报道，转为参考消息翻译过来提示固步自封的中国人。1980年，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不久，他要领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这条路。1992年，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邓小平之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很脆弱。比如，李老师的学校要求唱红歌，每个班一个合唱团，李老师被指定参加三个合唱团，结果他只去了其中一个机关合唱团。李老师穿着红军军装，唱着《长江之歌》时在想，今年唱红歌，明年要是让跳忠字舞，跳不跳呢？出于地位、待遇、家里的考虑，绝对会有人跳的。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法律，当人们搞这一套的时候能自动起作用，让红歌唱不成，让忠字舞跳不成，让文革搞不成。只有这样的制度、法律存在，这个国家的制度才是完备的。如果让唱红歌，人们就唱了，没有人敢说不行，比如第一首歌《东方红》这首个人崇拜的歌曲。中国共产党党章里有一句话，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实际完全没有这么做。党员穿着红军军装唱红歌搞个人崇拜，这是严重违反了党章的行为。这说明一个问题，制度的改革，社会不转型的话，转回型很容易，搞那一套很容易。另外，&邓小平之问&的价值在于，财税是一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更深层次也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任意加大其赋税征收力量使其侵害国民权利的时候，或者&一心为民谋福利&的政府依凭其自己的偏好提供&服务&时，这个国家有没有某种制度或法律限制住它？有，就是立宪民主国家；没有，就是传统国家。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不一定是好事。经济学上有一个&保姆理论&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家里要雇一个保姆，属于花钱雇，且不能不雇，因为保姆拎着枪过来。家里需要什么也是保姆说了算，出去买各种东西，需要的、不需要的全都买，买单的依然是你。这个保姆在提供服务，但是你雇得起吗？一个道理，政府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有预算，为什么花钱要事先得到批准，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整个征税和对税收资源的配置，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湖南去年发生船翻淹死十一个孩子的事故，河并不宽，水流很急，但是，镇长表示，拿不出钱修桥。十年前就打了报告修桥，要上级批钱，年年打报告，一直没批。出事以后，县长才做出决策，批准花钱修桥，这是十一个孩子的生命换来的。抛开官员道德，也不说政治，就说财政、预算，配置资源到这个环节上为什么没有呢？这说明政府失灵。对比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涌进大量人口，但是，每个孩子肯定都有学上，而且入学手续非常简单。所以，当征税的时候，安排各项开支的时候，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地方孩子上学生命有危险，是所有公共服务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公共选择机制，这个地方花钱是大家决定的，这个桥肯定会选择修。
&邓小平之问&和举的各种例子，是希望外部控制监督来决定资源配置向日常公共服务集中，是对宪政理念的阐述。清政府转型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立宪，最早立宪的是慈禧老佛爷，建立资政院与谘议局。所以，社会转型第一条先把规矩、原规则定下来，究竟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必须要有宪法、统领一切的原规则。什么是宪政？李老师认为的宪政理念：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公共预算，其核心因素是宪政约束。第一，是对财政权的约束和对个人财产权等人身权利的确定。国家主要的权力就是支配财政的权力，这是核心的权力。财政权不是经济的权力，是政治的权力。西方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立宪的起点是财政权。西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政理念，宪政是建立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只要是个体、居民个人能做的事情，社会就不能反对。只要是社会能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能反对。只要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中央政府不要反对。所以，整个国家的体制如果是这样一个架构，就可以最大限度解放社会，让个体以最大的自由创新。第二，宪政否定一权独大，一权不可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此权须受彼权制约，王在法下，天下无不被约束之权力。中国讲究领导拍板，习惯听别人的。第三，宪政约束是一种&外部政治控制&，而非执政者的自我监督。自我监督不是宪政。布坎南在他的著述中引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尤利西斯的自缚&的故事。传说，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有一座塞壬岛，长着鹰的翅膀的女妖日日夜夜唱着动人的歌引诱过往的船只，被引诱的船员下场都很惨。尤利西斯就要过这个岛，于是，嘱咐同伴用腊封住耳朵，免得被女妖的歌声所诱惑，而他自己却没有塞住耳朵，他想听听女妖的声音到底有多美。为防止意外发生，他让同伴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并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在中途给他松绑。一位叫欧律罗科斯的同伴看到了他的挣扎，知道他此刻正在遭受着诱惑的煎熬，于是走上前，把他绑得更紧。就这样，他们终于顺利通过了女妖居住的海岛。尤利西斯的弱点是人类所共有的通病，他本人明白这一点，故事一开始，尤利西斯就正确地估计了自己抵御诱惑的实力，不相信自己内心的道德力量能够足以战胜外界强大的诱惑，否则他不会采取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因而聪明地预设了一种防御机制，最终借助外在的力量战胜了、也保护了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人都是有弱点的，面对诱惑，谁都难免上钩。就像大家恨贪官，李老师反而同情贪官，因为贪官也是人。当一个人每天有这么多钱和资源可以支配，又这么少的限制，自己可以决定批个条的事就干。谁抵得住这个诱惑呢？&可是，也要看到，像雷锋、焦裕禄这些人确实抵得住诱惑，组织上多安排这样的人做各级的领导也能行。但是，显然不是这么回事，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布坎南认为，即使是英雄，也无法完全依赖于内心的信仰与操守，也要借助外在力量来规范行为，何况普通人？这就要给政治权力加上一道&宪政之索&。
归纳宪政财政诸原则，它的思想主要来自布坎南：第一，限制政治权力主要通过约束其征税权实现。这一条来自于西方思想，特别适合于现在研究的需要。我们现在总感觉到权力运作上有很多随意性，也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应该加强控制，加强监督，让权力能够进入良性运作的轨道。要做到这点，就要把征税权与用税权的权力控制住。比如说，美国制度里有很重要的经验，即全国有预算拨款。等于加了一道锁，即使批了预算，仍然不能拿到钱，还要经过拨款委员会审议，怎样拨款、分几次拨款、拨款数额多少。而且，预算的使用单位见不到钱，一切结算都是幕后进行，通过银行结账进行。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出现贪污、受贿。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说美国的制度存在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但是唯独对财政腐败找不到像样的案例，大的贪污受贿案几乎没有，这是在制度建设上成功的遏制。这是中国在制度转型中，要关注和借鉴的经验。第二，&纳税人同意&是征税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立法权保留在代议机构，授权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征税合法的标准，不是下文件就合法，也不是领导说合法就合法，它必须有一个法律程序，即纳税人同意。因为，纳税是给征税提供税收，向纳税人征税自然要得到纳税人的认可和接受，征税才顺利、合法。孟德斯鸠把世界上的政治分为三种：专制、民主、介于专制与民主之间。这几种国家形态里，哪一种征税最容易？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国家征税最困难。民主国家反倒税负不重，征税经过议会批准，大家都同意用于公共服务，等于相当于给自己交税。第三，国家税权须遵行分立、制衡的原则，在税收问题上，不允许有绝对的权力存在。例如，香港回归不久，香港当时的特首想征新的税，结果议会（立法会）反对，没成。这就是权力制约。所以，尽管是特首，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决定权。第四，政府的税收、预算行为必须公开透明，须接受纳税人的全程监督。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做出的关于政府财政信息的排名，就是主张公开透明，因为花的是大家的钱。就像大家出去旅游，经常选出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把钱交给他。如果这个人天天瞒着大家钱怎么花的，就得不到大家的信任，建立不起诚信的关系，很难维持这种合作的关系。作为国家也是一样，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财政预算透明是应该做的。第五，抵制非法财政侵夺的纳税人&反叛行为&具有正义性质。这是西方的一个重要学说。如果税收缺乏合法性，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就征收，那么纳税人可以反对、不交。这个理念如果成立，国家的法律须照此来设。一旦有拒绝纳税的事情发生，下一步就是如何进行法律方面的审议，法律是否有相关的救济，如何调解纠纷。例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他在小屋里过平民的生活，因拒绝交税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梭罗做了很多思考，出来以后，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论公民不服从》：拒绝交税犯法，但是从道义上来讲，并没有错，作为违法的代价就去坐监狱。这对我们非常具有启发作用。将来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就可能遇到公民拒绝纳税。所以，我们国家对房产税的改革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预算权力配置与运作之原理：第一，预算解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关系问题，是一国重要的宪法关系。相关的权力配置表现为，预算由议会控制，目标在于分权制约。议会有权对具体的预算事项进行审查、批准，有权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议会批准后的预算就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强制性命令，是政府对于议会的承诺，必须严格履行。第二，国民有平等参与预算的审批和监督的权利，在民主原则下平等选举代议制机构。代议机构在通过预算时，一人一票，以平等形式行使预算的立法权、审查批准权和监督权。例如，温岭的预算改革据说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温岭的改革特点是有普通老百姓的参与权，预算可以拿回家看，可以跟家里人讨论，就是说，把过去保密文件类的预算公开。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说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到预算的讨论中。平等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的预算的理念。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基层的改革尚缺乏制度、法律的根基。同时，财政体制与预算公开不匹配。一方面，预算公开让大家参与进来，可是，我们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下面没钱可以支配。所以，财政资源的配置，只要是老百姓个体能做的事情，社会就不要管；社会能做的事情，政府就不要管；凡是基层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中央政府就不要管。这是一个宪政问题，这反映出来，公共服务是最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只有地方政府，它的主要职责就是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这个，它有它的重要的事。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职责的划分，各有各自工作重点，没有必要做一样的事情。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非常近，甚至零距离。所以，在财政资源配置上，如何让责任与财权匹配是非常重要的，而不能单纯讲事权和财权的匹配。首先是政府各自的事权定责任，这个责任来自于国家法律，有些事不能不做，财政资源体制也该按照这个配置。所以，让社会有更大的空间参与到预算的制定过程中，公共选择权不是可有可无的，赋税的征收要讲究公平。第三，预算收入和支出应当体现平等负担和平等给付原则。税收课征应当体现平等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則，费用征收应当体现受益负担原则。预算支出方面，公平原则甚为重要，相同的情况应做相同处理，不可因人为原因导致受体之间的差异过大（如义务教育）。第四，政府提供的预算报告和其他财政信息须数字准确、细致和完整，须覆盖其全部公共收支，不允许有预算管辖之外的财政活动。
预算的外部政治控制：第一，实现立法监督机构与政府的分立与制衡，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执行与监督职能要分开完成。第二，确立财政预算共同治理的观念和原则，预算总额由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的立法监督机构确定，除非得到这个机构的认可，不得变更和突破。第三，在人大内部设立预算审议专家咨询机构，协助人大预算工委和人大代表审查政府预算和预算执行结果。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而是比较薄弱。财经委20多个委员中，他们的出身，有空军副司令，大国企的老总、文化方面的部委高官，与财经有关系的委员超不过3个。而财政税收、预算这些东西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弄懂，给非专业人士一本报告，或长或短，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一是平常忙没时间，二是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所以，在审议的时候就是走过场。议会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是它的本职工作，而且是最原始的工作。当初欧洲在英国成立一个议会，目的就是审议预算，决定税收怎么征。我们人大的建设当中缺了这一关，对财政预算的审议走过场是不行的，在人大代表产生和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当中要下功夫改变这种现状。专家的遴选应避开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人。第四，建立完善的预算监督体系，媒体曝光和公民批评是常态而非偶然，相关错误必须及时纠正，玩忽职守者要受到责任追究和法律制裁。第五，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市民志愿者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实施的监督。特点是民众对于地方政府运作的全程参与，从预算制定、审查、执行到验收完成，是民众授权与地方政府之后的自主权要求。
思想家的观点：熊彼特认为，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体变化的关键，它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中国也要进行公共预算的转型，如何转型？这个社会的转型应该从预算开始。熊彼特另外一个说法是，财政不仅有助于现代国家的产生，也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推动力量。中国现在是，在论坛中，专家学者只要是谈现实问题就是谈税收问题。为什么这样？中国正好发展到这一地步，所有社会焦点问题都集中到财政税收问题。这印证了熊彼特的观点，我们再往前发展，推动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推动公共财政建设。歌德谢德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国家的财政都对国家和社会的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罗伯特&达尔认为，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就是说，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同意才具有合法性。这个理念是怎么建立的？我向你征税需要得到你同意才有合法性，议会、三权分立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这是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中国缺这一块，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是，这个理念对我们是有价值的。道格拉斯&诺斯的以下观点都是讲外部制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做到通过宪法和法律制约政府的&掠夺之手&，应当至少建立三道防线：第一，加强对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约束，增加重构产权以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的难度；第二，建立宪法秩序，使限制国家权力的一整套规则体现在宪法结构中，并使之不因政治的需要或执政者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第三，完善法律制度，使产权交易规范化，这是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基本标志。
西方的历史从《自由大宪章》开始，到法国税收革命，再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这些都反映出外部控制监督。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的赋税是皇权专制，征税不受任何限制。无法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导致腐败的不可抑制。赋税不断加重，非法加派强制&合法化&，周期性政治危机、改朝换代频繁发生。&官民矛盾&成为皇权社会的主要矛盾，到最后维持不下去，才有清末的改革。清末改革从八国联军进来开始，慈禧带着一家老小逃到西安，直到北京局势稳定才决定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发表了一个著名谈话&西行谈话&，确立了一定要改革立宪，马上派大臣去西方考察。实际上，之前大量的知识分子已经把西方的东西引进，这其中最早谈到预算的是郑观应、黄遵宪。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泰西理财之法，预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干，一一普告于众，名曰预算&&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
销各有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平信。&&汉语中&预算&一词，即是黄遵宪从日本语中舶来的。这是中国近代预算思想的开山鼻祖。另外，要研究近代转型时期的预算，不能不读梁启超，梁启超的一千多万字里，有两百万字谈到财税，他是中国公共财政的启蒙师。举个例子，梁启超认为，国会之职权，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督财政。梁启超说，预算非他，实一国行政之悌鹄也。无论何种政务，行之必需政费。而立宪国之所以有预算者，则除预算表岁入项下遵依法律所收诸税则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征索；赊预算表岁出项下所列诸款目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支销，此立宪国之通义也。大家知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不会写报告，就找来梁启超写。尽管梁启超当时已经被贬到海外，但是体制内的人却没少联系他，包括李鸿章。
清末在立宪与预算转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成立了资政院。预备立宪九年安排过程中，多次提到财政预算，到第九年1916年时，确定预算、决算，整个国家宣布宪法、皇室大典，中国国会成立。清政府后来把九年立宪缩短为五年，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江山颠覆，一夜间清王朝轰然倒塌。在这个之前，那么多的改革都白费了。应该说这改革不是没有成效的，一步一步非常有序的进行，只不过没有时间了。如果再给一年时间，君主立宪就成了。但是，历史不能假设，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十九信条》中的财政立宪提到，&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这就是立宪、民主。
中国预算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头。武昌革命前夕，首届资政院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1911年清政府的预算376353万核减掉了7790万两银。大清自己建立的体制内的议会就把财政预算砍到这么低。这时的&资政院决不是政府的捧场机构，不是唯政府之命是听的简单的表决机器，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不完全的立法机构&。像这样敢跟皇帝争夺&钱袋子&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发生。这些议员，历史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去年，上海出了一本书，就是资政院开会的现场记录，辩论的过程相当精彩。
由于时间有限，更多的精彩内容无法一一讲述。总而言之，现代公共预算的建立，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是权力制约问题。而我们面临的困境是，权力很难得到制约，必须找到一个路径，能够通过我们的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建设。也就是，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是预算问题。因为，国家的收钱和分钱的方式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还没有被很多学者、经济学家重视。其实，清末时候的慈禧老佛爷抓问题很准的，虽然慢点，但是她知道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立宪，她派五大臣出国就是考察立宪。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还不如大清，希望这一代能有更精彩的表现，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李炜光老师演讲结束后，评议人财政税务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红霞教授表示，李炜光老师在财税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把宪政的理念融入财政税收，对我国预算改革的民主进程做了很大贡献。
评议人刘业进老师表示，国家的出现是一个进化适应，对国家的警惕和看到国家的生产性作用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纳税人和国家是一个交换关系，纳税既不光荣也不可耻，交换而已。交换关系有一个稳态的漂移，交更多的税享受更多的福利，或是交较少的税享受较少的福利，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历史路径展现出不同的稳态解。制度转型是根本，其实100多年来，甚至更久远的历史时期以来，中国的制度转型一直没有完成。是否以及如何实现转型，构建一个现代中国，我们的未来寄希望于三个方面：公民权利的觉醒、国家间竞争带来对统治者的威胁和挑战、统治者面对国内的竞争威胁。重大历史转型历来都是各种压力促成的结果。
在讲座的最后，朱俊生教授总结道，李炜光老师是中国非常优秀的独立知识分子。演讲中的深刻体会是，李老师学贯中西。他研究财税史，对国内外情况都非常熟悉，且有很深厚的底蕴。之所以请李老师来讲国家转型的主题，是因为我们面临的状况相当严重。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连续两年世界第二。中国的宏观税负，政府零零总总的收入，占GDP的比重，09年是59.92%。和美国比较，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20%多，它的税收自由日是4月12日，而中国是7月13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国家转型，为什么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为什么讲宪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会更有意义。原来我们是经济建设型财政，现在是民生财政。民生财政是目的导向型财政，不是规则导向型财政，所以，不是公共财政。只有民主财政，李老师今天讲的宪政的概念才是公共财政的概念。所以，李老师不断强调把宪政的理念引入预算，把共和的理念引入预算，怎么通过民主与法治去遏制权力之手。对于我们怎么看待未来，怎么看待现在的自己，李老师总结得非常好，就是认真读书，读好书。一方面，我们去读；另一方面，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学成于行&，&通过正当的行为我们就成为正当的人，通过节制的行为我们就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勇敢的行为我们就成为勇敢的人&。希望同学们&学成于行&。
（劳动经济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郑玉立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朱俊生修改）
二、对讲座的反馈
讲座结束后，09人力班的高文静和09人实班的西楠写来体会文章。现引用如下。
听《公共预算与国家建构》有感
09人力&高文静&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有句话这样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我听完李老师的讲座，我觉得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但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在中国，老百姓有义务交税，但对于交多少，交上的钱怎么用实际上是做不了主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服从国家的统筹，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人大代表会真的代表广大纳税人的利益。但这种财政政策真的是合理的吗？听完讲座我打了个问号。
李老师认为财政实质上是一种政治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实质上都是税收和预算的问题，他把宪政的概念引入财政政策，认为只有通过宪政这种外部约束才能真正限制政治权利。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就是&制衡&，我想只有多种力量制衡发展，才能真正的促使当权者倾听纳税人的声音并且使财政预算透明化，因为纳税人的支持是他们掌握权力的前提。
之后，我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纳税人前仆后继从没间断过甚至反抗过交税，即使它不是那么合理？第二，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宪政财政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李老师讲座中给了一个答案，虽说他是在论述不动产税的可行性时列举的，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中国所有的税都是通过公司直接划走的，而不是从自己的钱包里向外掏钱。我想这个原因可能很复杂，首先，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交税、一样的对预算没有使用权的时候，那么这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平衡。其次，可能是国家或者政府的一贯作风造成的，我国政府是很擅长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对于财政政策国家也是从宏观上制定的相应政策，如果纳税人对之提出质疑需要一些&颠覆性的思维&吧。
当我想到第二个问题时，我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试点&，从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试点深圳、珠海、厦门到温州作为现在国家金融改革试点，国家的很多改革和尝试都是通过试点实现的。但对于财政政策试点可行吗？实际上，我觉得宪政财政政策的改革或者说转型是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政府公务员的流入流出机制、对现有纳税人的真实收入统计、纳税人参与制定预算的渠道等等。也许在某些具备上述条件的地区试点是可行的，但这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哪些地区会具备上述条件，因为实质上，这些条件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建立起来的。第二，从整体上考虑，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二元社会，这些国情就决定了中国距宪政财政政策的建立还有很大距离。
听《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预算制度的转型》讲座有感
09人实&&&西楠
1. 加深对财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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