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翁家桥到明海路怎么坐公交车，最快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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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路线：
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大概路程21.74公里，全程约需77分钟，途径27个站点，共换乘2次， 换乘车辆线路有610路→地铁1号线→342路。
具体怎么走：
乘坐610路经过6站，在高桥农贸市场下车
约步行29米到高桥站地铁站，
乘坐地铁1号线经过11站，在舟孟北路站下车
约步行256米到二号桥市场，
乘坐342路经过10站，在明海大道下车
，约步行487米到明海路
，便到达终点明海路。
翁家桥到明海路其他路线：
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大概路程22.65公里，全程约需86分钟，途径32个站点，共换乘2次， 换乘车辆线路有610路→地铁1号线→1路。
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大概路程23.33公里，全程约需99分钟，途径38个站点，共换乘2次， 换乘车辆线路有610-1路→528路→342路。
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大概路程23.64公里，全程约需105分钟，途径41个站点，共换乘2次， 换乘车辆线路有610-1路→528路→1路。
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大概路程25.03公里，全程约需105分钟，途径33个站点，共换乘2次， 换乘车辆线路有605路→33路→342路。
图吧温馨提示：从翁家桥到明海路坐出租（打的）的费用是：白天59元，晚上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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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政区[转载]生民无疆：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五）
血洗海洋一夜暴富
1、英国：由民间海盗向国家海盗
中世纪西欧各国没有海军，却有不少海盗。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瞬间致富的捷径，吊起了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胃口。欧洲各国海盗们纷纷加入到掠买奴隶、打劫非洲美洲土著的行列中来。亨利王子进军非洲以来的三百余年里，活跃于非洲、美洲、亚洲的，主力就是这群亡命之徒。
荷兰土地不适宜耕种，成为一个渔业国。因为16世纪隶属于西班牙，加之这里长期是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国的战场，流离失所的百姓索性加入海盗队伍。对外掠夺，没有相当的国力做后盾是不行的。国小民少的荷兰曾在海外建立过若干殖民地，要么被当地人驱逐（如台湾），要么被其他“大国”赶跑（如北美、印度）。所以，海盗王国荷兰虽然起了个大早，闹腾得很欢，却只能赶上个晚集，最终没有捞到多少殖民地。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曾嘲笑并拒绝哥伦布提出的航海计划。得到哥伦布成功的消息后，他于1494年派遣卡波特乘一条仅18名船员的小船，进行横渡大西洋的探险。次年，卡波特再次横渡并到达北美。由于卡波特一行所到之处，偏偏人烟稀少，所获有限，得不偿失，英国的海上行动就此沉寂。
西班牙海盗海上冒险活动的丰厚回报，激起了英国海盗们的热情，“民间”航海在英国迅速火爆起来。亡命之徒们跑到西班牙的非洲地盘上抢掠奴隶，再低价倾销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上。他们甚至抢劫西班牙人的商站，掠夺西班牙满载财宝的商船。海盗们将部分财物孝敬英国女王，女王凤颜大悦。在亲切会见海盗后，女王直接入股海盗组织，当上了海盗股东，成为海盗们后台老板。女王果然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欣喜之余授予海盗头子勋章直至爵士桂冠。英国如此荒谬的举动，西班牙在采取多种外交手段无效之后，决意予以征讨。
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由来已久。仅仅在困扰欧洲国际关系的宗教问题上，双方矛盾就很深。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就说：“宗教改革使尼德兰人感到难以忍受西班牙的奴役，唤醒了该民族砸碎这种桎梏的愿望和勇气，宗教改革也极大地给予了这个民族这方面的力量。腓力浦二世决定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干的一切恶事进行报复，因为女王把反对他的新教臣民至于保护之下，且担任了他想取缔的宗教派别的首领”。英国海盗抢劫商船，不过是两国战争的导火索罢了。
这时的英国，仅拥有英格兰一隅之地，唯一值得称道的工商业，就是向欧洲大陆出口羊毛，属于欧洲“老少边穷”之地。这一时期英国人撰写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详细描述了当时英国的工商业能力：
“我们从海外购买的其他一切商品，如丝绸、酒类、油类、木材、染料、钢铁、蜂蜡、亚麻布、粗斜纹布、毛线、床罩、地毯及各种壁毯和挂毯、各种香料，以及白色和棕色纸张、喝酒和陈设用的玻璃器皿、窗用玻璃、别针、缝针、小刀、匕首、礼帽、提花织物、钮扣、花边等杂货”。“盐和铁，这两样东西虽在国内生产，却只够供应一半，至于石油、焦油、柏油和松香，我们国内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
作者伤心地指出：“外国人用我们的羊毛制成织物、便帽和粗绒裤；他们用我们的生皮制成西班牙皮制品、手套、腰带；用我们的锡制成盐碟、汤匙和盘子，用我们的碎麻破布制成白纸和棕色纸。你们想，为了购买这些东西的每一项，我们要运出多少钱财呢？合并起来的款数超出我们的估计。对于手套，除了在法国和西班牙制造的以外，谁也不会满意；或者说粗绒裤，那就必须是在佛兰德染色的；要买呢绒，就必须是在法国印染的；要说提花织物或服饰上的金线，那就必须是威尼斯或米兰的产品；……还要为他（生民无疆注：指国王）的战争购买设备，这是绝对省不了的，例如盔甲，以及各种大炮、铁锚、钢丝绳、沥青、柏油、钢铁、手枪、黑色火药和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必须从海外买来，其价格由外国人规定。……我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我们长期疏懒，还是由于付出较高的伙食费用，或者由于我们英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更习惯于游手好闲……”
一个岛国却需要进口食盐，贫穷落后可见一斑。一个枪炮、火药、盔甲依赖进口的国家，说它是军事强国，不是昏话便是酒话。
穷国无教育。关于英国此时的教育水平，罗伯特·金·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说：“大致地说，在1600年前后两个半世纪中，上层阶级送儿子到国外留学作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这种实践相继地从试验变成习惯，最后变成一种制度。到17世纪中叶，这种制度彻底的建立起来，而‘大旅行’成了雇佣作家的一个主题。”
直到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开战前，英国依然保持中世纪国家本色，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海军，仅有的34艘可以充作战船的玩意，那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船队。大敌当前，说女王不害怕不后悔那绝对是鬼话。在一个人关在王宫想了几天之后，终于明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迎战。英国政府不得不沿袭中世纪的一套，征集全国商船，求助于海盗帮忙，以高官厚禄鼓励他们为国效力。这支由乌合之众拼凑起来的舰队，在一名临时委任的“海军司令”的率领下，一不小心，“许文强”
竟然打败了“黄金荣”。
侥幸取胜后，从女王到广大绅士，首先想到的是感谢上帝。烧香拜佛之后，绅士们仍然与从前一样过日子，爱钞票的女王立即下令削减海军预算。
基佐在《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中说：“英国贸易发达，商船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要求海军的保护。查理很有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且屡次做出严肃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商船仍旧缺乏保护，因为国王的舰只年久失修，水手们又久未领到饷银。巴巴里的海盗（生民无疆注：指阿拉伯海盗）竟敢来到英吉利海峡，到了多佛海湾。海盗们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事）。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海盗的一个大巢穴，发现其中有三百七十个奴隶，有英吉利人，也有爱尔兰人。政府十分懦弱无能，苟且偷安，仅顾目前，因此，斯德拉福德不得不自解私囊，为一条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港口，使其免遭海盗的蹂躏”。
罗伯特·金·默顿说：“惠勒在十七世纪初期写道，在大约六十年间，航行于泰晤士河上的运载能力超过120吨的轮船不到4艘。威廉·芒逊爵士写道，到伊丽莎白去世时，在英格兰400吨级的商船或许也不超过4艘。……1607年，皇家海军50吨级以上的舰只仅有40艘。”
从伊丽莎白到克伦威尔之前的英国国君，无不是一脑袋浆糊，除了专制集权地作威作福，想方设法搞钱花，便是关心宗教上的纯正性。指望无知昏庸之辈领路于海洋文明，无疑是梦想。
这个时代的任何一块陆地，不管这里是否有居民与君主，都是西方人跑马圈地的天堂，谁先到达，甚至谁先看到，这块地盘就是谁的。直到今天，论证天下土地主权归属的依据，依然是这个“习惯法”。海盗规则成为“普世价值”的“国际法”，是对文明一词的最大嘲弄。
新大陆上的金银珠宝，自然是谁抢到就是谁的。至于这里的土著印第安人，由于过于倔强不肯屈服当奴隶，欧洲人就一个字：杀。印第安人几乎灭绝，广袤的美洲大陆需要人来耕种，于是，西方人喜欢上了非洲的青壮年男女。新的国际法诞生了：谁先看到非洲的黑人，他们就是谁的奴隶。
此时，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合一，在人口上英国算是欧洲大国。岛国自有岛国的特点，大批海盗在海上打打杀杀、亦匪亦商讨生活，打得赢就抢，打不赢才坐下来谈生意。
经常闯荡江湖的冒险家们，远比英国国王见多识广。其中少数人，花钱找国王买下了创建殖民地的特许状，从事更大的冒险活动----到北美去圈地淘金。冒险家们弄张特许状到手，不是他们有多么爱国或者有多强的法律意识，而是为了一旦在外惹出泼天大祸，可以化民间纠纷为国家间的矛盾，从而获得国王的保护。英国国王出卖特许状，也不是真想开拓海外殖民地或者发展海外贸易，仅仅是为了捞几个零花钱。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一辈子只关心钞票和宗教。为了搞钱，他把肥皂、纸张等百姓日用品的销售权“收归国有”，然后作为“专卖权”出售换回真金白银；为了建立一个宗教纯粹的国家，拚命发展国教和迫害清教徒。1606年，伦敦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获得在北美殖民的特许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1607年----距离西班牙人1496年建立圣多明各100多年，伦敦公司将120来名卖身为契约奴的英国农民送到大洋彼岸，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点詹姆斯城。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卖身为奴的英国农民、避难的清教徒等，不断涌入北美。这些人利用枪杆子，不断屠杀、驱逐当地土著，地盘越来越大。等到殖民地折腾到有点眉目了，
1624年，英王便开始取缔“特许状”，先后将一个个殖民地收为国王领地，由国王直接派官员管理。
正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另一批海盗为英国建立圈占殖民地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摩尔根，手下有千余名海盗，他们袭击美洲的城镇乡村，到处烧杀抢掠，搅得西班牙殖民地不得安宁。这些家伙们建立的一个又一个巢穴，无意中，圈占了不小的领土，形成了可观的势力范围。没有国家力量的做后盾的英国海盗，吃尽了苦头，一再遭到西班牙海军屠杀。
将海盗占领的地盘变为国家的领地，站在国家利益来看，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长远的事业，必须由具备长远眼光的主政者来经营；克伦威尔以前的英国君主是办不好，也不会关心这件大事的。英国海盗们在海外各自为政地死打乱拼一两百年之后，机遇终于来了。
克伦威尔既是商人，又是政客，还是军阀，因此，他既爱权利，又爱地盘，也爱钱。靠自己组织军队拼杀成护国公的人，当然比世袭国王多一点进取精神。他混成英国的老大之后，各种欲望极度膨胀，爆发出填不满的征服欲。他1649年出兵爱尔兰，1650年出兵苏格兰，1654年将爱尔兰、苏格兰并于英国。控制英伦三岛后，大战荷兰，并于1654年赢得胜利，同时
“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葡萄牙允许英国商人在其殖民地经商；1655年又打败西班牙，占领敦刻尔克，又出兵远航攻占了牙买加。与此同时，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商政策，充分利用殖民地资源发展英国本土的工商业，将殖民地牢牢挂在本国长远的战略利益的战车上，彻底摆脱了西班牙式的简单掠夺模式。
克伦威尔的称霸欧洲的战争欲望，以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征，大大刺激了英国的海军建设。罗伯特·金·默顿说：“在共和政体时期，轮船，特别是大吨位轮船的数目迅速地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受到荷兰战争的刺激。亚当·安德森注意到，1688年英格兰轮船的总吨位比1666年增加了一倍；斯普拉特也指出，在以前的20年间，轮船吨位同样翻了一番。……到了1695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舰船200多艘、总吨位超过112400吨，人员45000多人。正如索巴特所指出的，造船速度加快和船只规模加大的实际原因是军事上的需要。”
到1658年克伦威尔告别人世时，英国海军已甚为强大。1664年，英国舰队远航来到北美，一枪未发占领了荷兰人的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纽约。至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正式投入到全球性殖民活动。这距离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已经80年了。
克伦威尔之后，一群以发财为中心的绅士组成的英国议会掌握了朝廷，建立了服务于他们的理性的政治体制，海上“贸易”成为英国国政的永恒的中心。
随着国家机器转变为少数人的发财工具，杀人越货的民间海盗行为，正式转变为国家海盗行为。英国军队紧跟在商人后面，深入世界各个角落。英国全球殖民活动的序幕拉开，英国的疆土滚雪球一般扩展。
2、法国：醒得晚动作快的海盗
欧洲另一个强国法国，同样曾对哥伦布提出的航海计划毫无兴趣。尽管法国也有许多海盗闯荡江湖，甚至比英国还早一年在北美建立殖民点，路易十四也建立了东印度公司等海外贸易机构，但是，历任法王向来最关心的，是与陆上强国之间玩华山论剑。由于政治制度黑暗，即使有些人想去当海盗也不行。叶菲莫夫说：由于“法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时，还受着封建专制制度统治，农民为封建义务网所缠累，事实上被固定在土地上面。法国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得很慢，仅在加拿大的几个地区，集中了相当大量的法国人口。大部分属于法国的北美土地中，并没有农业殖民地。法国人在那里建立不大的移民区----贸易站。他们以不值分文的东西向印第安人购买毛皮，并因他们极其醉心于一本万利的毛皮贸易，所以没有把印第安人从久居之地赶走。”直到1789年革命前夕，农业经济占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三，2500万居民中只有200万人住在城市里。
伏尔泰《风俗论》中说：“当时路易十三（生民无疆注：年在位）有一位海军司令而没有舰队。枢机主教刚出任枢密大臣，王国百废待举，一年之内还不能建立起一支海军，可以武装起来的小战船几乎不到10艘至12艘。当时的海军司令蒙莫朗西公爵（后来死得很惨）只得登上联省共和国的旗舰，并且只能同荷兰和英国的军舰一起与拉罗舍尔的舰队对战。”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说：“正当葡萄牙人在一为人所知的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发现和征服新世界的时候，法国人还经常在比武场上耍枪弄剑”。直到17世纪初，“在一个虽然濒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有港口，但却无船队。路易十三登位时，法国连一艘大船也没有”，“法国海军久已消亡，黎世留（生民无疆注：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曾使之稍加恢复，但在马扎然（生民无疆注：1643----1661年任路易十四首相）统治下，它又复败落。”
法国海盗的“无意插柳”也惠及法国。伏尔泰说：“此时路易十四内外交困，眼看着旧的法兰西日益衰微，也就无暇顾及新的法兰西。当国家人力、财力都已告枯竭，可是值得注意的有两个人却趁着国家贫困之机，每个人都赚了将近4000万利弗。一个人就在柯尔贝尔所创办的东印度公司陷于破产之时，通过对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贸易发了财；另一个人则是通过与困难重重、负债累累而又孤陋寡闻的政府打交道，取得了成功。后者就是那个名叫克罗扎的商人。此人既有钱又有胆量，敢于拿出一部分财产数来碰运气，他请国王把路易斯安那特许给他，条件是他和他的合伙人在每艘船上带男女少年各6人，到那儿去繁育后代。路易斯安那当时不仅商业不振，人丁也很稀少。路易十四死后，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的想法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有害的），让法国人相信路易斯安那出产同秘鲁一样多的金子，而且会提供同中国一样多的丝绸。于是在有名的拉斯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法国向密西西比大量移民（1717----1718年），人们订出计划，要建造一座美丽而整齐的城市，名为新奥尔良。”后来，北美宽广肥沃的路易斯安那成为法国殖民地。
打家劫舍的法国海盗也为祖国抢占了一些美洲海岛。伏尔泰承认：“法国能够和西班牙在圣多明各岛平分秋色，是靠了一帮铤而走险的、剽悍的新人，这是一些偶然聚合在一起的英国人、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其中主要是诺曼底人。人们称他们为海盗或美洲海盗。……法国人能在岛上立足，靠的也是他们的海上行劫的武力。”
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一直是昏君当道，连本土都治理不好，更不会放眼全球和未来，毕竟，如何占领、利用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太复杂了。海盗们在海外打拼出的一些地盘，在若干年后的“七年战争”中，大量拱手奉献英国。即便在辉煌的拿破仑时代，也只是大陆的霸主，没有一支足以抗衡英国的海军。
法国毕竟是欧洲文化底蕴最深厚、经济基础最雄厚、始终保持强大的常备军的国家。相对民主和清明的政府诞生后，依托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法国大踏步走向海洋。
就此，英法两国主导的“海洋文明”开始了，西欧 “大国崛起”了。
3、漂白黑钱装绅士
1个世纪后，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法国也在这场海盗“文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到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法国的殖民地也多达1234万平方公里。
专家们习惯于将“海洋文明”、“环球航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姑且不谈奴隶贸易，仅以中国为基点，就持续循环着这样一个商业链条：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中国的茶叶进入欧洲----欧洲的手工业品进入美洲----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乍看起来，“海洋文明”是以贸易为中心的，就如同今天中国商船往返日本、美国，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国家创造大量的“外汇”储备。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际贸易并没有为英国、法国创造财富！乔治·勒费弗尔说：
“在18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2倍，吨位增加了3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9630艘，载重量达145.3万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3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18世纪初的600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1900万和出口额2000万。”
“从1798年起，已有伊姆拉的计算可作依据：1798年的实际进口额应为5650万，出口额为4260万，入超达1390万。1799年的数字是：进口额5690万，出口额4630万，入超额1060万。可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入超状态。”
“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
这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而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贸易逆差二百万英镑左右。……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去的巨额利润。”
但是，“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十八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上的获得的税收是有限的，那么，财富从何而来呢？换句话说，宗主国到底是如何统治殖民地的呢？如果不赚钱，英法等国干嘛辛辛苦苦地夺取这么多的殖民地呢？
答案是：英法两国的财富来自于损人肥己的殖民政策，以隐形的政策抽取殖民地的鲜血。
乔治·勒费弗尔说：“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百分之四十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区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400万镑，亚洲约为100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30万英镑的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110至120艘船只，卖出了30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1500多万英镑。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土地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
“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
在对外贸易中，“由于有运费、保险、回扣和通过剥削殖民地所获得的收入，英国的外汇结算仍有顺差。”
通过“贸易”，殖民地的财富，被大量的转移到这两个国家。英法远比西班牙高明，西班牙是明抢，而英法是“经商”----暗劫。
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也不是傻瓜。若干年后，美国独立了。对此，英国抱怨说：我们收他们税，还不够养活驻军呢！
失去美国之后，英国到处寻找补偿。适逢法国革命，利用法国内乱并与整个欧洲为敌的大好机遇，英国抓住机遇，“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库拉索岛和特里尼蒂岛都值得夺到手；英国向1796年和1800年间占领的荷属圭亚那投放了巨额资本，使那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海军需要好望角这样的停泊港：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好望角。殖民地官员多数是贵族子弟，他们自发地推动殖民征服，以求有所作为。”
最富裕的北美殖民地飞走了，英国将搜刮目标转向又大又富裕的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一家
“贸易公司”，在印度俨然太上皇，扩充军队，设官建卡，仅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它通过种种手段，包括收税、抢劫，在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到18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大部分。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制度”，印度成为大英帝国领土。1849年，英国占领整个印度。在英国人的统治下，1769----1770年，孟加拉大面积饥荒，1000万人饿死；1901年，印度再次大饥荒，400万人饿死。
当印度的财富被搜刮得差不多了，英国又将目光聚焦中国。
当英法两国的海洋文明到达中国后，他们从中国获得的，并不是贸易收入，而是战争赔款。在后面的“商业文明”中，我们会谈到：只要做正经生意，英法两国从中国只赔不赚。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琉球事件、马嘉理事件、伊犁事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拉萨事件等8次战争赔款，中国累计支付赔款达13亿两白银，是清廷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
13亿两白银，在当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数据：
如果用来办工业：湖北兵工厂，创办费220万两白银，采用德国最新式设备和技术，能生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江南制造总局，耗银54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天津机器局，耗银22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甚至造过潜艇；福州船政局，6年时间生产15条舰船，包括福州船政学堂费用，耗银535万两；此后生产的舰船在清朝四支水师中占有很大比例；甲午战争前，其生产能力相当于日本全国造船厂的总和；开平煤矿，耗银80万两，投产之初便日产煤600吨，
1895年达年产量25万吨；汉阳铁厂，耗银500余万两，除满足国内需要，还出口欧美日。甲午战争前，日本还没有这样的炼铁厂。这些企业加在一起，总投资不过1500万两白银。
如果用来办军队：北洋水师从创办到覆灭的20年时间，购买全部舰船、火炮等军事装备总费用800万两；其他日常运行累计支出不足900万两。这就是说，仅用赔款的1/10，可以创办7个北洋水师，并确保舰队的训练和装备的不断更新。
如果用来打仗：1875年3月，左宗棠正式着手筹备收复新疆事宜，组织训练了约7万人大军后，1876年6月正式出兵，长驱数千里，到1877年11月战争全面结束，耗资800万两白银，其中还包括创办兰州机器局的经费。这一仗，确保了我国对新疆的主权。
号称“自由贸易”的海洋文明，实际上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武力掠夺。《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西方列强的掠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多么大的摧残。
近500年，当欧洲加入后，海洋史就从一部单纯的商贸史，转变为血腥的侵略史、屠杀史、掠夺史。历史发展到今天，“海洋文明”最显著的痕迹，无疑是美洲、澳洲了。人们是否记得，这里的黑人从何而来？这里消失了多少种曾经活跃的语言和民族？
海洋成就了英法两国的富强，伦敦更是成长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作为中国人，不应该对他们留下的遗产熟视无睹，面对曾经的租界，面对刚刚回归的港澳，面对“麦克马洪线”，面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地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
“海洋文明”是吃多了撑出来的伪概念
1、辉煌的中华航海史
天下的人都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海边的人们会很自然地在海上讨生活。正如中国广东籍、福建籍的海外侨胞最多，英国想不产生“海洋文明”也不行。内陆的人们主要从土地里刨食。正如奥地利、瑞士、捷克、波兰等等内陆国家只会产生“农耕文明”，要求中国的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份产生“海洋文明”，必然是头脑发昏。
欧洲有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等内海，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洞庭湖、鄱阳湖等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长江黄河等巨龙般的河流。著名的多瑙河，放在中国也得屈居中下游。我们祖先爱水并在水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并不奇怪。
早在春秋时期，也就是希腊古典文明早期，中国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之间，就没完没了地展开水上大战。各国有自己的船厂：“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也建有自己军港：“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兵也，去县四十里。”舟师是国家的主力军种之一，“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斧者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之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据《国语》，吴、越两国之间，水战频繁而惨烈。据《左传》，吴国水师远征齐国，结果战败。
姑且不谈徐福海上取仙药、秦皇弯弓射大鱼的故事，我们祖先广泛使用船舶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两条运河：吴国为称霸中原，修建了连通南北的邗沟；秦军取两广建造灵渠，打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古代中国，有河流的地方自不必说，没河的地方便挖出人工河，船运是最主要交通手段，乘船几乎可以驶达内地每个角落。
汉朝船舶载重量一般在二、三十吨，活跃于国内，往返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开辟出了海上丝绸之路。汉承秦制，保有“楼船士”这一专业兵种，多次承担海上远征任务。赤壁之战正是楼船士们的杰作。
及至唐朝，沿海地区呈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吴门持粟帛，汛海凌蓬莱”的繁忙景象。
唐朝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商贸港口。唐朝不仅强盛，而且拥有包容四海的豪气。政府任由外国人自由行走于中国各地，接纳外国人侨居、定居，选拔不少“胡人”为官，确有才华者还当上了大官。首都长安是地道的国际化都市，胡人摩肩接踵，游览长安无异于参观一场世界食品和服装博览会。
仅仅引进来，不算开放。唐人的商船，远航至印度洋沿岸。进出中国的洋人，多是搭乘中国商船。汤普逊说：“进入远东的真正大门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波斯和中国间商业关系早已存在。在巴士拉港口，常见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锡兰和印度的马拉巴沿海而来的帆船。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险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法国学者安田朴证实了汤普逊的话：“在玄奘西游之后过了不长时间，阿拉伯人即将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经常性和持续的关系。因此，在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从未长时间的完全断绝过。从公元7世纪起，一批穆斯林探险家便进入中国。……我们甚至应当承认，中国人为使阿拉伯人学会向远东航行而做出了贡献，波斯湾的商人是乘他们的帆船而在南海从事最早的几次远航。……唐代仅在广州市就生活着10万名阿拉伯人。……《中国印度见闻录》（生民无疆注：这时期一名阿拉伯商人撰写的游记）向我们提供了唐代中国的一种无疑是简单而又是忠实的形象。环地中海民族首次听到讲述瓷器和茶叶。……他们接着再次证明最高的文雅、文明、智慧和最后是真正的哲学都在中国人一方。”
唐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反映在海上。《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5年春（唐）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勣直趋辽东，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
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暂的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有人说宋朝“积弱积贫”。说宋朝军事不行，似乎有道理，但是宋朝绝不贫穷。宋朝是一个特小资的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中产阶层日子好过，往往是商业发达、社会平靖的时代。
宋朝沿海民间出海经商风气极盛。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其广州亲历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住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可见，外出经商和侨居海外者众多，外商来华和侨居中国者也常见，市舶司（政府）对出海经商管理细致，而中国航海水平之高更是让人惊叹。
发达的海运，源于造船业的进步也拉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宋人发明了船尾舵，使用了指南针，可建造出适应各种环境、满足各种特定需求的船舶。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排水量370吨，远大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船只。这尚属中型海舶。众所周知，宋朝已经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大大拓展了航海范围。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说：“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海上贸易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财政收入。据陈振先生《宋史》：“北宋末年政府每年从税收和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利达一百多万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时统计，每年‘抽解’与‘和买’所得的税收及利润‘约可得二百万緡’。南宋外贸发达，海盗也很猖獗，为了保证外贸的正常进行，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很重视海上治安。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著名学者真德秀出任泉州知州，他组织官军、民兵进剿海盗，残余海匪南逃，‘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生民无疆注：即税收）。’‘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真德秀准备与广东水军联合剿灭海盗，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促进对外贸易正常进行。”
利国利民之事，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为确保海外贸易顺利，宋太宗说：“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北宋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杭州、交州等地设置市舶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和税务征收机关）。南宋又增设温州、江阴和华亭（今上海松江）市舶管理机构。
水战已经演变为主要作战形式之一，海军升格为战争双方的主要兵种。水战和水师，成为当时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寻常话题。“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在主战派著名诗人、官员陆游笔下，楼船与铁马已是相提并论。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南下，皇帝赵构逃到明州时，枢密院提领海船（官职，相当于海军司令）张公裕报告说，已为皇上乘船南逃做好准备，现已征集并到达宁波的海船上千艘，其中来自福建的大船就有200多艘，广东转运使征募的海船先行到达。赵构乘船南逃，在海上漂荡了5个月之久，直到张公裕率海军击败金军，韩世忠的海军再败金军，金军北撤之后，赵构才上岸。宋朝海上综合反应能力之强大，绝非虚夸。
刚刚诞生的火箭也变成了水师的利器。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双方水师不断在江河湖海展开厮杀，均频繁使用火箭。绍兴31年（1161年），南宋水师出动百余艘战舰，千里奔袭金国在山东的水师，以火箭将其消灭，使金国海上南侵计划破产。南宋军队在对元军作最后抵抗时，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在东南沿海作战。1279年，宋廷覆亡于广州附近时的最后一战，也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当时，宋军仍然拥有舰船几百艘，水军数万人。这场海战的规模，N倍于300年后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大海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元朝政府基本保持了宋朝以来的市舶管理机构。据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洋人记载，中国的港口帆樯如云，商贸之兴盛举世无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所见：“这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要想到中国，惟有乘坐中国船只，仅在古里佛（今加尔各答）就见到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其中较大者有3—12帆，船员千名，每艘大船另配有3艘供应船，这样的船只惟有中国的泉州、广州能够制造。
元朝依托无以伦比的造船能力、远洋航行能力和海上军事力量，先后组织四次大规模的海上征服行动，分别于1274年出动战船900艘兵士1.5万人、1281年出动战船9000艘兵士10万人征讨日本；1280年出动战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讨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动战船1000艘兵士2万人，并携带一年的粮草征讨爪哇。如此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对于当时欧洲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汤普逊在评价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说：“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宋元能够在海上如此轻松自如么！
2、该让精英饿几天肚子
中国如此辉煌的航海史，是否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呢？当然不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海外贸易也好，海上防御也罢，在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中，都不可能扮演主要角色。
从经济方面看，由于可以用来交换的物资并不丰富，加之导航和动力等手段落后、风险巨大等诸多原因，对外贸易所能带来的财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据周一良先生《宋朝简史》，即便是工商业高度繁荣的宋朝，在政府货币性的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始终占主导地位，全部商税的贡献率也才占到1/5。我估计，海上对外贸易对商税的贡献率至多不过1/10，也就是说，占政府货币性财政收入的2%。在全社会的产品主要是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军事方面看，在没有导弹、飞机、机枪、坦克的时代，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场，必然是陆地，海军始终处于辅助兵种的地位。蒙古铁骑踏平大半个欧亚大陆，足以证明“海洋军事”的虚妄无稽。
金银不能当饭吃。海洋文明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是贸易即商业；而商业是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基础或者假设上的。500年前的人类历史，根本容不下这一“假设”。
任何一部中国编年史，无不被“饥”、“大饥”之类的字眼占据了半壁河山。据《资治通鉴》，汉朝400余年，重大灾害多达473次，平均每年一次多。据邓云特统计，从公元前1766年到1936年的3700余年时间里，我国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58次，其中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平均每年1.42次。
宋元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然而，《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金国“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全国人口，但是能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同时期的南宋，农业水平和气候条件优越一些，正常年份，粮食稍有剩余。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坚持“以农为本”，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或者大面积的饥荒。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出现饥荒，必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期的欧洲，情况更糟糕。稍有一点欧洲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粮食，从来就是各国禁止出口的东西，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两个贵族的领地之间，也很难看到相互间的粮食交易，因为欧洲人被饥荒折腾怕了。
据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关于许多饥荒，有着一种奇异的周期性，也常有着一种奇异的地方性。中欧洲，在查理曼时代，即在790—793年，曾受灾深重；它又在805—809年之间，遭受一次灾难；法国在842—843年之间也遭受一次灾难……洛林省和东法，在这一世纪曾遭受两次接连三年的饥荒：一次在年之间，又一次在年之间。……北德意志在年之间，连续遭受了四次谷物歉收。……在12世纪中期（年），饥荒蔓延全欧。……12世纪的结束像它的开始那样，也有着遍地灾荒（年）。在13世纪，年、年和年，都是艰苦的年代……”
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汤普逊说：仅14世纪上半叶，法国“1304年饥荒；1305年饥荒；1310年饥荒；1315年饥荒……年饥荒；1334年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国“年普遍饥荒……1321年半饥荒；1325年普遍旱灾……1351年普遍饥荒”。
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必然将粮食生产，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无怪乎从古罗马到中世纪，除帝王外，欧洲贵族们都居住在自己的采邑内，死活不肯进城。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扩大地盘和确保地里的收成，而对其它创收手段毫无兴趣。中世纪欧洲长期实行实物地租，少有货币流通，与此不无关系。
17世纪70年代，号称海上王国、商业王国的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90年之后的英国，在广大“资产阶级”议员的运作下，专门颁布了“定居法”，禁止农民离开地主从事别的行当，强迫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务农种庄稼。按照国内某些专家的说法，这岂非典型的“重农抑商”法律。
到了18世纪，英国人通过战争、屠杀与驱逐，开辟出一片又一片
“新大陆”。英国政府通过种种“法令”对殖民地实行“重农抑商”，禁止殖民地创办任何生产加工型工业企业，即便是针头线脑、螺钉螺帽，也必须从英国本土运过来。《美国文明史》证实：殖民地上的奴隶主们，驱赶着无数奴隶在无边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棉花，“每年都有物产像流水那样从1765年已占有的辽阔的农业地区滚滚外运，……中部各殖民地向港口城镇云去准备装船的牲畜、木材、木瓦板、铜板以及为立时建屋用的成型构件，还有堆积如山的玉米、面粉、咸肉、亚麻、大麻纤维、皮货和豆类”，英国人终于不愁吃不愁穿了，“重商主义”、“圈地法令”应运而生，大批良田被圈起来养羊发展毛纺业，“工业革命”诞生了。
对于这饥荒连年的历史事实，不知道那些动辄批评
“重农”政策的专家们作何感想。难道这些专家忘记了前不久全中国人吃不饱肚子？难道这些专家的智商，与那位“何不食肉糜”皇帝一般？
说到这里，联想起袁隆平先生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经历。有些评委刚刚吃饱肚子，就把为解决全中国人吃饭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置之脑后，开口商业，闭口工业化，嘴巴半开半合时必定是金融业，似乎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粮票，没有排队购买过粮食。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吃饱了撑的！有些专家，真应该让他们重温一下饿肚子的滋味，省得他们一吃饱就胡说八道。
明清为何远离海洋
进取精神的泯灭
中国的国运因为来自于海上的敌人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对海洋又爱又恨，念念不忘，这在情理之中。
明朝以前，在海洋上最活跃的是中国商人，唯中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与“海洋”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始于中国明朝初年。
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中国就此告别开明、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结束，社会从此进入君主极度专权的时代。朱元璋作为元末一股并不起眼的力量，最终战胜各种势力，并君临天下，实属中国历史的悲哀！
作为皇帝，朱元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N个第一：
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开创了事无巨细乾纲独断、君权不受约束的恶劣先例；
乱杀大臣，开创了廷杖大臣、动辄满门抄斩，甚至对官员“剥皮实草”的惨绝人寰的恶劣先例；
创办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开创了法外侦捕刑讯的恶劣先例；
蔑视文人，开创了制造臭名昭著的
“文字狱”和肆意杀戮文人的恶劣先例；
钳制思想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开创了皇帝随意删改古圣先贤著作、指定全国学校教科书、直接干预科举考试的恶劣先例；
极端仇富，开创了政府可以任意掠夺个人财富的恶劣先例；
对朱家子孙赏赐无度，开创了皇室后裔人人坐享其成、肆意挥霍国家财富的恶劣先例；
对官吏刻薄寡恩，开创了官吏俸禄难以养家活口的恶劣先例……
自此，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万马齐喑的黑暗时空，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了君明国兴、君昏国衰的“一人之治”时代。
今天的人们总爱谈人权，其实，中国社会
“人权”的萎缩，是从朱元璋作皇帝开始的。仅仅在不久前的宋朝，朝臣都是经常与皇帝吵架的；丞相坚决反对的事情，皇帝也是很难办成的；再早一点的唐朝，没有宰相签字画押，皇帝的圣旨，是不能发布的。
如果我们对清朝有什么不满，看看明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单就皇帝个人修养来说，即便最昏庸的清朝皇帝，放到明朝也属于优秀者。
明初，出于剿灭方国珍等海上势力的军事需要，朱元璋严禁百姓因私出海。不久之后的明成祖朱棣，也许是出于剿灭建文帝朱允炆势力的政治需要，继续推行海禁，“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此，兴旺千年的海上贸易传统被阻断。明朝中后期曾经开禁并一度发达，但随着清朝再度“海禁”而归于彻底沉寂。
朱元璋并非不知道海军的重要性。朱元璋与陈友谅决定性的一仗，就是在鄱阳湖上打的，这一仗注定了龙椅的主人非他莫属。在夺取东南沿海地区时，他的海军便发挥了重大作用。实施海禁，他最初只是为了防止百姓以经商为名支援叛军，丝毫没有妨碍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对周边各国的军事威慑。为了防止海盗袭扰，他在沿海各地添造战船，加强戍兵，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在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沿海守军主动进击，剿捕海寇，平靖海疆。大明继承了宋元重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传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远洋作战能力持续加强，不仅船越造越大，而且建立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舰队。郑和率舰队七次远航，所到之处，扫平航线上的海盗，轻松铲除不归服明朝中央的小王朝，其舰队规模之大、航行距离之远、导航和动力技术之先进、作战和后勤补给能力之强，显示出明朝海军独步天下的不二实力。
明成祖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称帝后承乃父之风，终生勤于政事，内削藩篱，外靖边陲，成为明朝至强至盛之时。在海上大宣国威的同时，终生致力于开疆拓土，多次御驾亲征，直至驾崩于出征漠北的军营之中。
正所谓富不过三代，过于强势、专制的父辈，往往造就安于守成、不知进取的后人。倘若明朝沿袭唐宋精英治国的政治体制，皇帝庸碌一点，问题也不太大。朱元璋为了根绝一切可能影响朱家天下变色的因素，创立极度专制体制，国家的兴衰就全看皇帝素质如何了。遗憾的是，其后世子孙大多只是继承了其专制作风，而抛弃了其积极进取、勤政不倦的精神。朱棣的后人，鲜有清醒、远视之人，用百姓的说法，多为不肖子孙二百五，甚至连守成的兴趣也没有。皇帝混蛋，而大臣们又不敢乱说乱动，也没有乱说乱动的权力，天下就没治了。
成祖之后唯一可以称道的“仁宣之治”，实事求是地评价，仁宣二帝及其辅政之“三杨”，不求进取，眼光向内，无为而治，不过是仰仗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之余威，让内地百姓获得暂时的“休息”罢了。明太祖、成祖多年征战而建立起来的北方边防要塞，宣德皇帝要么收缩，要么取消。宣德五年，因为鞑靼屡次进犯开平，宣宗索性下令将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岗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永乐年间以万余官兵生命重新纳入中国版图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以战乱不已、花钱太多、得不偿失为由予以放弃。苏洵《六国论》曰：“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以此来批判“仁宣之治”，再合适不过。
仁宣朝廷抛弃一片片领土，不是对手强大，更非国力不济，纯属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所致。以明初的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胜过汉唐；而其周边对手则远弱于匈奴、突厥。汉朝为了打击和防患匈奴，唐朝为了抵御和征服突厥，出于国家长远战略的需要，祖先们不惮于越过千里沙漠瀚海而直捣黄龙，长年驻军于西域，威服中亚，策及中东。仁宣君臣饮鸩止渴、连首都的长治久安都懒得顾及的苟安行为，给后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宣宗驾崩（1435年）不久，便上演了他儿子明英宗被瓦剌俘虏（1449年）的冷笑话。
不在乎国家版图缩小，懒得防守首都门户，连对手都没有的海军，更是没有必要存在。明宣宗一即位，便以省钱为由，罢西洋宝船，解散郑和舰队。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自此失去对东南亚及南大门的控制权。许多西方学者大惑不解，一个向来主动走向世界、拥有海上进攻传统和独步天下的海上力量的头号强国，何以主动退出海洋，回到家里，从八方宾服、声威震于殊俗，沦落到连乌合之众“倭寇”也对付不了的地步！说起来颇为悲哀，戚继光将军的灭倭军功章，没有一枚是主动出动舰队打击海盗获得的。戚继光所做的，都是等倭寇将沿海乡镇祸害得一塌糊涂了，再找机会收拾敌人。我们没有必要埋怨戚继光，因为水师早已名存实亡，而戚家军只是陆上劲旅。
不可理喻的是，直到此时，还算头脑清醒和比较勤政的嘉靖帝，也没有因此恢复并建设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而是满足于守土于陆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末年最强的水师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队，而这支水师原本是亦商亦盗的商船队，并非明政府正规军。郑成功正是依靠这支海盗出身的武装，驱逐了荷兰侵略军，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
鸦片战争之序曲
政府缺乏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是国家和人民最大的悲哀。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视东南亚地区为自己的后花园。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国向来是中国的朝贡国，这一带的任何重大变动，朝廷都给予十二分的关心。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与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和传统。即便是在汉唐盛世，中国也是坚持“怀柔以来远”的方针，奉行和平共处、互利互惠的原则，不以占领他国领土为目的。倘若对方胡作非为，中国绝不善罢甘休。正因为如此，中国为周边邻国所敬仰，各国与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
今天我们将东南亚视为外国，而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人，最多认为这里是中国的边远之地。明朝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已在此定居或经商。据《明史·吕宋传》记载，仅福建省移居吕宋者就多达几万人。在欧洲海盗们“全球航行”发现这个发现那个的时候，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十分活跃，定居海外的人口数量远多于欧洲“移民”，而且形成了一股股不小的民间武装力量。
中国民间海上贸易以及祸及沿海的海盗，并没有触及明朝政府和军方的加强海防的神经。《剑桥中国明代史》说：郑和“航海图由兵部保存到16世纪，这时兵部尚书刘大夏（1437----1561年）把它们付之一炬。兵部尚书焚烧海图之举是与明中叶朝廷的情绪一致的，当时它在对外关系方面保持了一种内向的和防御的姿态，对明初期开创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的机遇不感兴趣。”
专制怠政的朝廷，自甘堕落的军方，给中国和中国的友好邻邦带来无尽的祸患！斯塔夫里阿诺斯承认：“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洋霸权。”
信封弱肉强食的西方，当他们首次走出自己的活动圈子，便野生动物般的恃强凌弱，大肆屠杀、掠夺、占领。正当明朝皇帝在皇宫做木工斗蟋蟀之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侵入东南亚。罗马教皇还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划分了势力范围。特别是西班牙人，在此无恶不作。高鼻梁灰眼珠的蛮夷跑到这里胡作非为，国力强盛、优越感十足的华夏子孙自然不服，华人华侨曾多次组织起来，民间武装力量也行动起来。本来，这些大鼻子非常害怕明朝政府进行武装干预，在经过打探，确认明朝政府懒得关心化外之邦后，便多次大开杀戒。仅1603年即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军队就屠杀菲律宾华侨25000余人！对此，明廷依然是毫无感觉、不闻不问。
明朝因辽东战事身处困境固然是事实，但是，想起祖先们犯大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气，这是怎样一种悲凉！200余年后的鸦片战争，难道不是由此而起么！
中华民间大航海
海禁，仅仅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与
“重农抑商”毫无关联。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本在于内需的稳定增长。明朝庞大的经济总量，繁荣的国内贸易，活跃的城市经济，众多的城市人口，富裕的乡村居民，迅速崛起的商人集团，让当时世界各国无不相形见拙。沿海地区的几条外贸帆船，是承载不起“带动”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功能的。
其实，虽然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是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走私活动从未间断。海上走私活动已经遍布沿海各地，“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铜山，各海澳僻，贼之响、窝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所谓的倭寇，都不过是一股股海盗、走私犯组合在一起的海匪，其主力，很可能就是中国人。海禁以来，不少原本在海上讨生活的中国百姓，因为海上贸易做不成，又无商船可劫，索性上岸打家劫舍。他们作案的地点，并不局限于中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人早已在一个穆斯林国王赐给他们的地方定居了，该地横跨从马尼拉流来的帕西格河，大体上在比龙多地区，那里从当时至今，一直是中国人人来人往居住的中心。”
“中国与吕宋的贸易资料可以在西班牙首次航行到这一群岛的记录中找到，麦哲伦1521年的记录、罗阿萨1527年的记录，都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来自福建港口城市漳州的官员的专辑中看到，当他在1506年赴广东任职之际回访故里时，他得知其亲戚已建了一艘大船，准备与外国人贸易。”
“海上贸易仍在明中叶盛行起来，间接证据是残存的沿海地图和航海手册及其流通。在16世纪，随着对这类参考资料的需要的增长，一名漳州经商家庭成员在1537年出了第一部刻印的航海手册。”
经商是百姓谋生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儒家学说，政府剥夺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对于海禁政策，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一直有不小的反对声音。特别是任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以及籍贯是这里的官员，都是主张开放海禁的，只是这种声音长期未能成为主流。嘉靖以来，悄然间，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有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科技文化繁荣之势。面对屡杀不尽的倭寇和屡禁不止的海上走私，在不少官员持续不断地“堵不如疏”的奔走呼号下，隆庆年间（年），朝廷终于解除海禁，民间海上贸易迅速出现高度兴旺发达的局面。
《剑桥中国明代史》从多方面叙述了这一繁胜景象：
“在马尼拉居住及贸易的中国人的数目，从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约1万人，1603年达到3万人。”
“1567年海上贸易的部分解禁，使东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一段暂时的大繁荣，当时纺织品、瓷器、漆器被大量运到日本的长崎销售，并运到马尼拉再转运至全世界。当时马尼拉召见厅长官安东尼奥·德·莫尔加详述了中国商人通过马尼拉进行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国际贸易的情况……莫尔加在他的货单的最后列了一个杂货类，‘有多少纸张也写不尽这些珍奇物品’。他写的纸也来自中国。中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营市场上有需要的货物，而且因为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商品很快适应外国的规格，包括式样。在图样上迎合西班牙人的爱好，这使中国丝绸在进入17世纪之际，支配着世界的丝绸市场。与此相似的是，景德镇的瓷器制造者，特别在1620年御用订单减少后，就转而按照日本和欧洲的风格制造瓷器。……景德镇的陶瓷工特别擅长迎合。他们独特的青釉底瓷器在17世纪欧洲市场上称为‘china’，此字也被用来称呼中国。”
“在马尼拉，几乎所有航运到新大陆去的货物都是中国人带来的，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及技术性手工工作都是中国人从事的。……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不论他们怎样地害怕和鄙视中国人，但没有他们的贸易和工业，他们不能生存下去。（在大屠杀过后）中国城内活下来的商人得到保证，贸易可以照常继续进行。”
“（1573年）驶来（马尼拉）的第一艘中国货船被派出横渡太平洋前往阿卡普尔科。”
“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社区。其他中国人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
明朝中晚期，中国商人不仅主导着东南亚市场，而且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于美洲大陆。
至于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朝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及明代水运时赞叹道：“仅仅船的种类就证实了明代对船的设计的高超水平”。杰克·戈德斯通说：“除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亚洲各国还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船尾柱舵轮、水密隔舱和大三角帆等远洋航海方面的重要技术。19世纪时，印度洋和中国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大部分是阿拉伯三角帆船和中国式的平底帆船。甚至许多欧洲的贸易公司所使用的船只也是亚洲制造的，因为这些船只在同等价格下质量更好。”而船尾柱舵轮、水密隔舱和大三角帆等技术，均属中国专利。郑和留下的海图、针经，则早已出版发行，成为普及民间的航海常识。
有许多专家认为，这一时期海上贸易，尤其是大量银元存留中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工农业水平领先于世界，每年，除了中国商人赚回大量的白银，西班牙、葡萄牙人都给中国送来数以万公斤计的白银，日本人也动不动送来满船的白银。《剑桥中国明代史》对输入中国的白银做了细致的统计，数量之大让人心惊肉跳。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过高估计其价值----因为以丝绸、瓷器为主的海上贸易，不可能对明朝这一庞大的经济体产生什么“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边抢劫边经商的“海洋文明”仅仅养肥了西欧的几个国家，而明朝的人口约1亿，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总和，以时下时髦的“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在明朝，国内贸易，无疑会高出海上贸易N倍，而农业的贡献率又远大于国内贸易。海上贸易的成果折算为人均GDP，那更是微不足道了。无怪乎《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显然，说海上贸易是中国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财富的源泉’是夸大其词”。
银元只是货币，不是财富。中国出现银元，即将银子由元宝改铸成
“大洋”，这，大约是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的最大成果。正当基督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在中国朝廷任职，不断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大批中国商品进入欧洲补充塑造一下中国形象，在西方引发了持久的中国热，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不过，这个中国热，于中国无补，对西方却是价值连城。
鸦片战争因何而起？
明朝被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努尔哈赤的后裔取代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忠于职守、勤政不辍，甚至没有一人贪图女色、宠幸太监，他们把社稷江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宝贵的多。清室后裔，大多比明室子孙有教养、有事业心，少有声色犬马、欺男霸女之徒。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应该忘记，清朝帝王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文治武功，远胜过明朝任何一位皇帝。正是他们，新疆、西藏、蒙古最终成为中华帝国稳固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的“朝贡国”，则成为我国边疆安宁的有效屏障。
因为鸦片战争发生于清朝，就将一切罪过全推倒清朝头上，将清朝300年历史全盘否定，甚至搞什么反清复明，是十分荒唐的。客观地分析，如果鸦片战争发生时，执政的是明朝仁宣之后任何一位皇帝，很可能，中华民族将蒙受更重大、更恐怖的灾难。
有专家说，清朝拒绝“对外贸易”，搞经济上的“闭关锁国”。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鸦片战争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海禁，为了与中国通商，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通商”角度看，清朝从未实施过的“闭关锁国”。
清朝初年闭关二三十年，完全是因为战争需要。平定台湾之后，康熙24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22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它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
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此外，在蒙古高原的恰克图，新疆诸地等陆地边界，都在开展针对外贸易活动。在新疆，清政府实行的是优待外商的税收政策；恰克图贸易，清朝基本是免税的，优厚程度令人叹服。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仅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达120万两。由于欧洲产品质量低劣，中国商品质优价廉，中国始终处于出超之中，鸦片战争前140年间，欧洲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几亿两之多，以致限制开采银矿的中国，白银变成了通用货币。
与西欧不同，清朝政府将政治和商业分的很清。清政府只管收税，将海上贸易业务完全交给“十三行”负责，用西方的说法，也可算作“特许”吧。当然，说“十三行”垄断也是可以的。长期以来，与十三行打交道的西方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同样是政府“特许”的进行垄断贸易机构。可以说“十三行”腐败，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政府取缔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后，这家公司没混几年就破产了。
如果和阿拉伯人一样是纯正的商人，欧洲人也是和和气气的经商做买卖，清政府的外贸政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更不会引发什么战争。偏偏在海上闯荡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一个正经生意人；这些“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家是正儿八经的企业，而是拥有组建军队、杀人越货“特许权”的海盗组织，捅出了天大的漏子有国王兜着。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亚洲几千年来和平的、自由的、买卖公平的经商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仗剑经商，即打不赢就“商”，打得赢就强买强卖、屠杀、抢掠、占领。海洋由传统的渔场和商道，变成了海盗的乐园，变成了海盗国家征服他国的主战场。
自此，这个世界靠武力说话；武力，才是最大的国力。能创外汇，外贸繁荣，不能等同拥有发展后劲，更不等于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此之前，很能创外汇的阿拉伯地区、印度，一个个被英国人的枪炮抹平了。
明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清朝也始终没有发现这一“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
如果说清政府存在“闭关锁国”问题的话，那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文化政策上。
清廷几乎完整地继承了朱元璋既定的治国精髓，在集权专制上，更胜于明朝。政治上，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在思想文化领域，清廷历代皇帝都奉行高压政策，对全体国民实行严厉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封锁。有清一朝，基本容不下任何新奇的东西，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科技、文化、教育上，他们无不墨守成规，鲜有创造。伟大如康熙帝，圣明如乾隆帝，都不止一次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将全社会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对全社会推行思想禁锢，拒绝与世界任何文化的交流，最终必然禁锢自己的子孙的思维。乾隆之后的历代皇帝，无不抱着祖宗语录本行事，头脑僵化，行为迂腐。大清国门被西方列强枪炮敲得粉碎，清廷大多数人的神经依然没有传递出疼痛的感觉。恭亲王奕䜣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每走一步都是如此之艰难，在朝廷是如此之应者寥寥。
清政府拒绝与洋人发生任何官方联系，更不要说与外国政府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了。乾隆皇帝1793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件，实际上是拒绝政府间交往，用当今外交辞令，便是拒绝“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中英通商是客观存在的，所缺的是：英国政府直接参与了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活动，而中国政府始终置身事外。
比明朝更甚，清政府对大清版图之外的任何事物毫无兴趣，彻底抛弃了这个已知的海洋世界。清朝建立两百年来，西方列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清廷一概懵然不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尽管欧洲的海盗船一直逡巡于中国海岸，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几年，也曾炮击中国水师、商船，但清廷始终坚信欧洲人仅是为了经商赚钱获取“蝇头小利”。当最为热衷于武力的欧洲人发动鸦片战争时，清朝水师的舰船、沿海关隘的岸防炮，竟然匪夷所思地堕落到低于明末的水平。
清朝时，华夏子孙也不缺乏出海经商淘金的热情。遗憾的是，华侨们在东南亚建立了政府，请求清政府来接管，大清朝廷懒得理睬；洋人在东南亚大肆屠杀大清子民，子民们也曾向清政府求救，大清拒绝理会。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道：“这一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洋人在南亚、东南亚胡乱开枪开炮，大清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危机感。“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暂露头角。”
中国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对于海洋，中国从不陌生。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嗜征服的民族，从未将自己的海洋优势转化为对财富的武装占有。亚洲地区的和平环境和中国所处的优势地位，也让中国人仅仅将海洋作为商道。因此，当一种全新的富于攻击性的“文明”从海上进来时，中国措手不及。
且不管清朝内政上的是与非，仗剑经商的海洋文明告诉我们：忘战必危。
说不出口的古罗马商业文明
杀鸡取卵的罗马“城市”
毫无疑问，古罗马是欧洲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吉本说：罗马“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说：“普遍的繁荣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罗马的城市都是袖珍型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些城市，占地面积从20英亩到500英亩，大小不等”，三五十户人家的聚居地，便可称为城市。难怪吉本说：“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
“城市”，是相对于贵族们的大片的“领地”而言的，与我们的城市概念是有差别的。罗马帝国设有若干个行省，“城市”便隶属于行省，是和中国的县差不多的基层行政区。
罗斯托夫采夫说：“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制定分配给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有他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
将大贵族领地之外的地方，划分成N个行政区，在每个行政区内找出一个村庄或者集镇作为政治中心，再把这里的有钱人----胞族找出来，明确日常事务胞族们说了算，确保足额上缴钱粮赋税和另行摊派的任务。遇上灾年收不到钱，或者摊派过度，由胞族自掏腰包补足。这就叫做“自治市”。
基佐具体论述了帝国后花园高卢的情况。他说：“这个时期在高卢存在着四类人、四种不同的社会等级：1）元老院议员；2）胞族；3）名为庶民的真正的人民；4）奴隶。……元老院议员是从一切阶级里产生的，甚至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在内；皇帝随时可以收回他给予的特权。然而因为这些特权是实在的，而且还是世袭的，至少对于那些在其父亲升为元老院议员后诞生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就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有了一种或至少有了政治贵族这一非常明显的外表。市民的第二个等级是胞族或缙绅，即富裕业主，这不是罗马元老院的成员，而是市议会或者他们城邦的议员。……胞族阶级包括城市的居民，他们或者是出生在那里，或者是到那里来定居的外地住户，它们具有25个jugerum(生民无疆引注：古罗马的地积单位，相当于25公亩)以上的地产，而且不以任何名义被列入豁免胞族义务的特权者中。……胞族无论是自愿或被迫，就这样被固定在胞族组织中，他们的任务和负担如下：1、管理自治市的事务、他的支出和收入，或者在胞族组织中加以审议，或者交给市议会行政管理官员处理。在这双重的情况下，胞族不仅负责个人的经营，而且也负责城市的需要；当收入不足时，这些需要由他们自己负责供给。2、征收公共的捐税，在征收不足时，也要由他们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3、没有省长的准许，任何胞族成员不得出售使之成为胞族成员的财产。4、如胞族成员的继承者是胞族以外的人，以及胞族的寡妇或女儿出嫁给非胞族成员时，必须放弃其财产的四分之一给胞族组织。5、没有孩子的胞族成员只能按遗嘱拥有他们四分之一的财产。其余四分之三根据规定归胞族组织。6、他们没有获得省长的准许，不得离开自治市，即使有限期的离开也不行。7、当他们未经许可而脱离了胞族，而且在一段时间后不能把他们弄回来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以充胞族之用。8、被称为aurum
coronaium（金花冠）的在某些庄严节日捐献给亲王的税款，应完全由胞族成员负担。”
基佐评述道：“由胞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事实上只不过是专制政治不用花钱的代理人，他们为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剥削他们的同胞，直到他们有机会摆脱这沉重的义务为止。”“他们的选举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皇家在行省的代表可以把它取消掉；这倒是一种照顾，从皇家代表那里得到这种照顾，是他们最大的希望。”“最后，他们的权利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能实施它。他们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效的裁判权；要不被取消，他们对此则完全无能为力。”
“自治市”、“胞族”的意义，基佐一针见血指出：“一方面，政府卸脱了供应对它本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的责任，把它推给了这个市民阶级；另一方面，它利用他们来征收规定给它的捐税，并使他们负责收回全部捐税。它使胞族破产以豢养它的官员和军队；它给予它的官员和军队以一切特权的利益，使他们为它服务阻止胞族自救。”
地区“自治”，不是为了放权，仅仅出于竭泽而渔的简单目的----不花钱、多捞钱！汤普逊说：“城市衰落的象征，早在图拉真时代（98—117年）已有显露，因为我们看到那位皇帝给小普林尼的一封信里，提及那些不愿意担任‘什长’的人。……到了第四世纪，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钱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统地以消耗私人财富来平衡城市的预算。”随意增加的税收，各级官员的榨取，持续地杀鸡取卵，使小康人家纷纷破产，城将不城，市已无市了。
日益失血的工商业
这是农业十分落后的时代。由于粮食主产区属于皇帝所有，因此各城市长官首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粮食供应。罗斯托夫采夫说：“罗马帝国并没有谷物过剩的现象。在所有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东方，行政组织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是负责居民必需的粮食供应的部门。然而，在帝国的都市生活中，饥荒还是极常见的现象。”“帝国所有的城市差不多全都经常遇到缺粮和粮价高涨的灾季，就是那些最肥沃的地区的城市也在所不免，而意大利和外省山区里的城市则尤为甚焉。真正闹饥荒的年成确属屡见不鲜。”
但是，“中央政府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地，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置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有关紧要的，是如何保证它的权利。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他的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皇庄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
罗斯托夫采夫感叹道：“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侧旁。”
商业并没有因此断绝。罗斯托夫采夫说：“帝国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说，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所谓的商业，主要是担任政府物资的转运站、军用物资的补给站。
这些商人都是谁呢？答案是“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也就是阿拉伯人。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承认，罗马帝国的商人主要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总之，不是西欧人。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需求量稍大的服装、毛毯、亚麻制品、玻璃等产品，也为“东方人”所垄断。高卢，是欧洲地区最发达的“工业区”，主要经营者也是叙利亚人。
罗马公民是不玩工商业的。孟德斯鸠说：“人们称为平民的罗马人民甚至不憎恨那些最坏的皇帝。自从他们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战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民族。他们认为只有奴隶才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他们所领到的配给的粮食，又使他们忽视土地的耕种：他们所习惯的是各种比赛和观览。”
汤普逊说：“叙利亚在罗马出现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顿两城。他们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
罗斯托夫采夫说：“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侨民。在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又派到普特约利去……”
关卡林立，沉重赋税，使商人举步维艰。“在罗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没有的，因为有着许多关税势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转口税’的内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课以入市税。……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势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势力圈各不相同，从2%到12%不等，后一项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跟着帝国贫困的增长和赋税负担的加重，转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纪那不折不扣的12%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
世袭制度也摧残着罗马的工商业。汤普逊说，“那使一切手工业变为世袭的一种臭名昭著的法律，规定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再也不能想象有比他更有效地压制创造力和摧残天才的办法了。……在第五世纪中，由于工资的低微、工作时间的久长、赋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没有兴趣，有成千类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奴隶进入到手工作坊。
罗马产品粗糙、技术更新缓慢，在国际贸易中毫无竞争力。罗斯托夫采夫说：“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源源输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输入的东西；结果，它的贸易差额经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粮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销路的。”帝国在西班牙就有多达四万人开采银矿，“到了第三世纪中期以后，金银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项亏空了。”
罗马城：豪华的怪胎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罗马城面积5000英亩，鼎盛时期常住人口约百万人。罗马城的规模是巨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功能是先进的，配套也是齐全的。
古往今来，世界大多数城市，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下而自然成长起来的。这座城市却不同，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享乐而生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吉本说：“罗马城的行政管理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必需使罗马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使它配称世界的；必需使罗马城不断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方面得到保障，如水源供应、排水、卫生设备、防火防洪、铺平街道、修筑台伯河上的桥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队，等等----这些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所有较重要的城市都曾具备过----除此种种而外，为了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还得付出浩大开支。住在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很少关心政治权利，……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凯撒或者奥古斯都，也不敢触犯罗马无产者这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最多只敢减少和固定领公粮者的名额，以及定出一种适当的分配制度。他们也规定了罗马城居民一年能在戏院、竞技场和圆剧场里看几天好戏。但他们一直没有侵犯过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并不是害怕罗马的贱民，他们手下的禁卫军足以平定任何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他们情愿让罗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绪。在罗马公民中有着这么一大群享受国家津贴的人，其人数在二十万左右，都是古代罗马部落的成员，因此，皇帝们每当出现于凯旋、献牲、主持竞技赛马或角斗等群众集会中时，一定受到热烈欢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欢迎，为此，他们举办额外的赛会，填补钱谷的犒赏，设筵席招待成千上万的宾客，布施各种各样的物品。”
那鳞次栉比的院落，是贵族们的乐园。“一篇在提奥多西乌斯写成精确描绘该城情况的文章，共列出了1780所曾作为富有的有地位的公民住处的房屋。看一看这些豪华的宅院，其中有许多都几乎使我们再无意责怪诗人的夸张描述了----罗马城中布满了数目众多的宫殿，而每一座宫殿都能自成一座城市：因为凡真有实用价值或享乐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其中无不应有尽有；包括市场、喷泉、浴池、柱廊、绿树成荫的园林，以及人造的鸟房。”
贵族有钱，整天醉生梦死，“在罗马，商业活动一直都遭人鄙视”。钱花光之后，
“那些伟大人物不惜采用一些最下流的计谋。在他们要向人借钱的时候，他们会像喜剧中的奴隶那样不惜低三下四、卑躬屈节；但在让他们还账的时候，他们又会像赫尔枯勒斯的子孙们一样，软硬兼施地求饶。如果要账的逼要不休，他们便会找到一个能信得过的狗腿子，让他控告这位不客气的债主曾经投毒杀人或使用过妖术，把他送进监牢，而且他若不肯签署一份放弃全部债务的声明，便不用想从监狱里走出来。”
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粮食，那是皇帝用来免费发放给罗马公民的；巨大的面包房，是用来为罗马公民制作免费面包的；世界最大、最多、最豪华的澡堂、剧院、竞技场，是为了免费让罗马公民得到最佳休闲，不惹事生非。
罗马城除了是首都，不是经济中心，不是商业中心，只是洋八旗子弟纸醉金迷的安乐窝，古今中外排行第一的“休闲城市”。
我们不妨引用罗斯托夫采夫的一段话：“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筑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极其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他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自给自足的乡村城堡
中世纪的“田园牧歌”
无货币时代
“12--------131380563516139014831789
西方的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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