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厅掌一省收入支出，厘税员皆归其委任，即县知事之迁调，亦得参议其间，诚外官之津要也。其大省之厅长，皆财政总长选腹心充任。能别开生面多筹收入者，可上邀元首，眷注而内为财部次长，盐务署长，菸酒总办焉。闻之关中某君，历为厅长者也，其言曰：“方今无米自炊，讨好实非易。易第能仅守四字诀，则官运亨通必矣。一曰软，应付本省军需，无论有钱无钱，而对于军官总须软求巧推，切不可露一丝锋芒，以触其怒。二日硬，收入只有此数，而政府命令，不曰推广教育，则曰振兴实业，实皆敷衍众人耳目计耳。于此等处当一手握定，勿丝毫放松，万勿勉强支付，使后来者接续而起。至报章之毁誉，更所不计矣。三曰奇，何为财政家能开源是也，但自袁政府以降，验契公产沙田盐税烟酒公卖已搜索殆尽矣，非能异想天开另辟蹊径，收入必难增加。于是乎种种新奇之苛敛法出焉。四日正，此一字为今日官场字典中所不见，而任财政厅者有时反籍其力。约言之，则能以正论，非绝私交而后用人之权，为己操，能以正言应付议会，而后行弹劾之风潮可免。他若催征比税，亦当严令正色以行之，而拖欠短少乃是一己之操守，则不预焉。夫软硬奇正道不并行，斯独以一身兼之，宜其可膺上考邀显擢矣。
　　滇人陈某固牧令，官贵州，缘事罢职。入民国乃夤缘得为财政厅长。所辖厘金四十余处，无一非贿卖者，过付人则坐省也。他省官场坐省皆家人，滇独称省号为幕友，一各属解款皆由坐省经手，上库因有所挟制，坐省者于解款到日，竟留以营运，非年终不为清解，陈严催之，众竟反唇以对。无何有两省号以官款，买空卖空亏币巨万逃之港沪，陈乃因是褫职焉。
　　财厅例设总务征榷制三科，置科长科员如额，而另有库员，以司库藏。某甲任厅长日，三科长，则一僚婿一甥一为督军所荐。其人恒在京，若支乾薪者，事皆科员某代办则厅长之表弟也。科员为其犹子，人称之为亲贵内阁焉。然四人中，其三皆留东学生，自命为经济专家。于厅中开财政会议，召所属官咸赴会演讲者，则两科长一库员也。所刊表册，簿记式并精番，又月以四百元津贴省垣某报为之鼓吹。甲虽已半百，犹西装革履，每各团体开会，必至演说。坐是声望日隆，得迁擢去。去之日送者载途，然其在任日，以公款贩米贿卖税差，又佐督军暗借外债，得回扣若干，囊橐固富有矣。某厅长以撙节为众所恶，称之为犹太人，在任两年，啬出丰入库有余。金省长思拨用严词拒之。一日忽倾所有以清欠饷数至百六十万，盖师长某将卸职，乃因官银号经理某为说合实领，七折计厅长入私者，四十八万酬说合人，以五万省长微有所闻阻不任发事犹未决。而财厅来报，城外兵士，有挟械入市者，势汹汹，警力不能阻，乞示方略，省长大骇，犹太人进曰：祸在眉睫矣。不速发者变立起。省长无如何，听其所为。地方得无事，商民中，竟有称颂之者。
　　某厅长者，性奇啬，当官日颇舞弊自肥。而所属幕僚，殊不得分润，以同盟罢工儆之。笑答曰：“今求事者，踵相接，若辈去，莫愁无人为替。”众果不到厅办公，且列举其舞弊条款，来质问，限日答复。某不得已，请人为调解。调解妙法，则后有税差出，当先尽厅员委用也。以此事得解，已而某闻诸员尚有秘密，条件则一人调剂出外，必按照所得，提半津贴在厅者款归总务科经理，年终均分之。后得调剂者多背约，年终分数寥寥，众忿之。务挑剔公牍，以快报复，某则必为平反，众喻意津贴，竟停止。又有疑为总务科长中饱者，某科员，乘醉殴之于娟寮，致为警察干涉，某乃言于省长，谓厅员积习难除，非尽予撤换不可。省长亦愤诸人不守官箴，许其所请，于是什易其八。诸人欲再揭其舞弊事，则已弥缝无迹矣。某今尚居显要，其智计诚有过人哉！
　　浙江某厅长，民党伟人也。洪宪倒幕后，财长为其留东日旧友，因畀以是席焉。某则贿卖税差，上中下皆有定价。一日委候补知事，某任浙东某统捐腴税也。闻为杭垣一钱庄所说，合先付千元，接事三个月，后再付二千元。其人到差两月后，以病重辞职，某方思觅人继续且担认是二千金贿款，而督军已指荐一人，勒之立委，虽不敢拂，武人意而心终怏怏不能忘情前贿。无何是人以病愈来谒，微露前千金掷虚牝意，某慰遗之乃嘱钱庄，告以果能补致二千金者，当有以酬报其人诺，遂荐于省长委任。某县知事已而贿，竟不至索之报以恶声，方思报复，则己已免职。或谓其人病非真，督军所荐者，即其内弟，其在差两月正逢旺收，私入已丰。后且赖以得权知事，所费仅千元耳。又闻某尝许其同学友某甲充某地，茧捐以索贿，不遂中道撤换。甲欲扭之，鸣于省公署，馈以三百元，始息事云。
　　汴省财政厅长者，前清滑吏，以河南佐杂起家，东海之红人也。入民国，曾征汉口货捐，国内第一腴税也。而卸任时，尚有亏欠，其豪纵可想矣。既就沐任其厅中，科员强半，追逋者。私邸以姬妾众多，月费以千金以上，而所入则视汉税大减郁淘甚，制用科长，某乃献计请，发行本省公债三百万，于折扣中取其什二，亦六十万矣。某喜甚，言于兼省长以某地矿厂为保证。事为实业厅所闻，执不可，又虑财部不能通过，议遂辍。未几复有献计者，请按四川等省例，每县置经征员知事，不预财政，而经征员必由厅委。若此则范围，扩张生财自易，某韪其说议实行，兼省长，本武人，无所可否，而诸官佥以为不便，乃暂止。然某仍欲进行，且时搜索羡余，绍兴某君任修武知事，竟面斥其非焉。民国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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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黑社会　
烟土大王　　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 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 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 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 30 年之久，当过 10 多年重庆盐帮 会长。1935 年至 1939 年从事特业，短短 5 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 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 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 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 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后来，曾还结纳了一 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 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1935 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 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 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 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 取名“鑫记”。股本总额 10 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 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 1 万 担以上（1000 担可供 30 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 2 年多，总计获暴利 200 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 利为股本 8 倍。职工（仅 10 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 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 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　　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 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 10 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 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 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 本扩充为 200 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 40 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 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 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 2 万多担， 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 8000 多担。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 5 年，就获利 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 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 川康等 11 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 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 贩烟而成巨商。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 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 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 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 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 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 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 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 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 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 10 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 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 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 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 月 19 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 300 元，增加到 700 元。 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 税，2 个小时交库税款达 200 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 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 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 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 万元的“包袱”。（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 60 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 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 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 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 的领袖人物。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 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 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 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 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 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 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 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 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 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 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 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 200 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 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 60％。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 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 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 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 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 1920 年，潮州烟商跟 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 100 万元，组成信远公 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 2000 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 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 500 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 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 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 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 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信远公 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 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 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 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 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 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 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 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 1000 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 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 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 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 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 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 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 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 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 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 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 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 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 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 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 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船启航时，满船旅客已在吞云吐 雾。此外，还有流动烟馆。万县以下，长江两岸，当纤夫走过上滩地方的沙岸时，常常见到地上摆着烟膏、烟具。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人做这 种生意。纤夫多数吸烟，上滩时吸几口，可以提提精神。四川峨嵋山上，常 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而在峨嵋山峻险处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 一般都染有烟癖。和尚就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有人说：“四川山之崖、水之 滨，都有烟馆。”20 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有规模较大的土行 12 家，中小土店 40 家，规模较小的烟馆“多到难以计算”。又据《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披露，沪上某租 界某某里（原书没有言明），在通衢大道之旁，出入很方便。有一名记者无 事闲游，沿某某里自南向北走，见左手转弯一条弄堂内，进出之人很多，各 色人等都有。而且有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争相招待顾客。记者觉 得很奇怪：何来这热闹场所？于是随着众人往里走，至弄底一家，门朝东， 门灯耀眼。嘈杂之声从门内传出，宛如菜场早市。一进门，异香扑鼻，阵阵 不绝，几乎使记者已戒十余年之老瘾怦怦欲动，滴下口水。记者杂入众人中， 至天井内，举目四望，见左厢云雾迷漫。走进去，有两间屋子，皆横陈无帐 床榻三张。只见灯光荧荧，呼吸声簌簌。再往里走，又有两间这样的屋子。 一些初次光顾者连连称赞：“好货，好货！”银饼纸币，大把大把地抛，毫 不足惜。登梯上楼，楼上也是如此。记者目睹租界地面这条弄内，共有八家 烟馆。　　天津烟馆多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而又人口稠密，烟膏生 意兴隆。尤以日租界旭街北烟馆最多。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 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昂，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入。中等烟馆 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天津地面广大，租界又多，须得有人介绍 或引路，否则既难寻觅，又难入门。日租界烟馆好找些，多于门外贴一红纸， 上书某某部（茶馆名）、某某班（妓院）、妓女某某下处（寓所）等字样。 亦有“黑籍”（吸毒）、“温柔”（宿娼）并作一乡，以楼上为烟馆，楼下　　为妓馆；用妓馆吸引瘾民（烟客），用妓馆掩护烟馆。 在禁烟时期，烟馆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而要挂羊头卖狗肉。旧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皆是烟馆。其招牌暗用标志， 个中人一望便知。凡用下列招牌的，均为烟馆：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 广昌号、林记、勃郎林、相记、昌记、明春、季吴氏、广福和、金和公、三 溢公司、长泰、养寿年、双狮牌记、双鹰牌记。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 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实际告诉人，凡须吸鸦片或挑烟膏者， 可由此入内。也有写：“大新街（或正丰街）移此”，及“代售戒烟胶丸” 等字样的。烟民或挑烟膏者看到这样的暗语，便径往里走。下面讲讲烟馆供应的烟土种类及烟馆弄虚作假的办法。　　1937 年 7 月初，广东省在各县设查禁委员，各县售吸所处于各县查禁委 员监督管理之下。广东第九区（海南岛）各县、市一般都有售吸所七八处至10 多处。琼山是大县，仅海口市和琼山就有 21 所，县内各市镇另有 12 处，共 33 处。各售吸所供应的烟土有：（1）中等货　　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两省采购来，每两价 1.2 元。在海南岛熬成 烟膏出售，每两价 4 元至 4.5 元。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 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 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 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 12 至 13 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 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 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 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 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 销路很畅。（5）波斯货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 1，2 元至 1.3 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 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 20 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 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 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 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 2 角，颜色跟烟屎差不 多。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 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 3 万两，加入烟料以三 成计算，即 9000 两，连烟土共 3.9 万两。每两烟土 1.2 元，每两烟料 2 角， 成本合计 3.78 万元。每两烟膏价 4.5 元，3.9 万两即值 12.285 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 5 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 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 100 两膏，可收回 40 两烟灰，每两烟灰价 3 元。售 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 售吸所，一个月若销 300 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区土 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 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 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 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 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 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 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 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 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 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 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 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瘾君子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 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 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 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 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 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 11 点，全 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 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 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 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 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 550 号，每年可收 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 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 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 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 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 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 个数字。1917 年至 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 总人口的 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 至少有 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 4000 万。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 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 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 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 12 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 名职员中，有 11 人 是瘾客。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 11 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 8 时上班，12 时下班，下午 2 时到 6 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 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1937 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 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 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 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 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 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机关职员排成 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 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 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 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 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 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 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 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 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 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 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 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 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 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 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 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 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 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 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绅士被朋友领 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 机关的后门吗？”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 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 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 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 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 定于你大为不利。”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 真是绝妙讽刺。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 1987 年第 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 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 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 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　　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 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 会的受害者。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 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 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 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 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 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 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 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 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 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 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 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 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遁迹上海过烟瘾　　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 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 45 号。他在 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 为吸烟而来。{ewc MVIMAGE,MVIMAGE, !6_1.bmp}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 44 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 10 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 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 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 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 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 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 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 44 号客人更加亲 昵。44 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 1 两左右。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 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 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 5 元，44 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 天起码得开销 10 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 44 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 答说：“每天 3 元足够抽了。”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 号客 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 20 元以上。我 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姓陈的青年向他 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 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 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 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 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 30 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 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 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 3 元。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 次售出，至少须 600 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 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姓陈 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 600 元，就是 6000 元亦不 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 44 号客人带他前往。44 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 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 号客人 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 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 两人下、车，走进别墅。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 20 余岁的仆人将他 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 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 “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 定价每两均 3 元，44 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姓陈 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 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 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 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 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 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 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姓陈的绍兴青年，躲到上海吸鸦片，自以为到了自由世界。那知由于他涉世未深，又贪图便宜，结果上了大当。破财不说，险些送了性命。这件事， 记载在钱可生《上海黑幕汇编》一书中。“鸦片军队”　　民国时期，不但军队贩鸦片普遍，而且吸鸦片普遍。阎锡山部下的士兵， 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打仗用的钢枪，一支是抽鸦片的烟枪。打仗如遇阴雨 天，烟枪点不着火，士兵过不了烟瘾，就精神委顿，要吃败仗。士兵抽鸦片 是国民党当局头疼的一个问题。蒋介石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借来高级官员脑 袋一颗，但并无多大效果。1944 年，蒋介石召开黄山会议，检查各战区对日 作战屡屡败北的原因。出席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以下，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 部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及沦陷区省政府主席。贺国光担任会议 秘书长。八天会议，自始至终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头四天，由各战区司令长 官报告打败仗之经过。后四天，查找失败原因及补救办法。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卫立煌，报告共九点。讲到最后一点时，他说：“兵的体质太差，四川所 送去新兵，甚至有烟瘾，尚未戒除。”蒋介石听了，立即吩咐侍卫长俞济时， 打电话通知兵役署长程泽润即刻前来。程泽润到后，蒋介石顿着足将他骂了 一通。随后，命军统局负责人，注意社会上关于兵役问题反映。黄山会议散 场后一个多星期，重庆警察局将中签的壮丁 500 余人，送到兵役署所属壮丁 验收处。验收处的人知道黄山会议期间兵役署长程泽润受到严厉指责，所以 这次验收壮丁，格外小心谨慎，就怕有过失。该处派医生将重庆警察局送来 的壮丁逐一检查，发现 5 人染有烟癖。这 5 人之中，还有一人曾在 3 个月前，　　顶替别的中签的壮丁来到壮丁验收处，后潜逃，这次被认出、查实。壮丁验 收处将其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适有军统局特务从门外经过，听到了 被打壮丁的惨叫之声。他在电话中将此事告知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报告了 蒋介石。蒋介石叫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法总 监何成浚、军令部长徐永昌、办公厅主任贺国光，还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到 曹家岩蒋介石公馆会齐，然后一同到壮丁验收处查看。果然见所有壮丁，都 面黄肌瘦，一副烟容。蒋介石当即命令军法总监何成浚，派人把兵役署长程 泽润押到军法总监部关起来，等候办罪。蒋介石面带怒容，偕何应钦等人向 军委会走去，径自上了楼，走进自己办公室。军法总监部的中将军法官余廷 襄承办这个案件，他拟的处置办法，是将程泽润撤职，判徒刑三年。报告送 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拿起蓝铅笔，改为“枪毙”。在行刑之前，程泽润要 求给他纸笔，书写遗言。他的遗言，后附在案卷末，约有 400 多字，最后两 句是：“各战区屡打败仗，未必是我一人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一 人判处死刑？”吸鸦片祸害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 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 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 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 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 呼吸困难而死亡。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 年 4 月 1 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 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 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 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 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 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 找到这类材料。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 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 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 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 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 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 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 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 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　　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 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 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 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 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 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　　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 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 10 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 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 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 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 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 10 多张病床。除此之外， 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 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 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 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 财。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 年时共有 10 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 了不到 4 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 家，8 口人中有 6 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 16 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 3 人吸鸦片，不但将 18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 4 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 个女孩，年仅 10 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 25 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 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 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 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 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禁烟黑幕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 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 看下文。“烟是军队经济命脉”　　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 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 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 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 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 主席请示。”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 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 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 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 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杨若瑜经人指点， 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 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 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 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 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 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 办理，只需“应付”、“应付”。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 法来应付。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 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 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 面相觑，不知所措。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 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 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 的士兵和所有的人伕，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 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 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 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 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 都没有问一声。　　巡视完毕，在县里休息了几天，又陆续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 的公文。杨若瑜照抄照转，立即用公文严令各乡镇，迅即、彻底查铲烟苗。　　并命秘书将自己上任后如何重视禁政，如何亲自带队挨乡挨镇督促铲烟，写 成报告，呈报省府和总指挥部。不几天，总指挥部再次下达催铲烟苗的公文， 杨若瑜也再次严饬各乡镇立即将烟苗铲尽，并说明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手 令各乡镇长，在他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当时杨若瑜的考虑是：奉到 上级关于禁烟公文，毫无反应，不向下面传达，不采取一些动作，不虚张一 点声势，一旦被上面知道了，就要担当“玩忽禁政”的罪名。而下去巡查， 又怕乡镇长们兴师动众地把当地绅士召集来，请他发表关于“严肃禁烟”的 宏论。这一套千篇一律、心口不一的高论发表多了，有损于他的威信。故他 这次挨乡出巡，轻车简从，只带几名武装人员，并事先通知严禁铺张招待。 他到一个乡，乡镇长就在路旁迎候，把他请到乡长的家里。不像上回那样， 接到乡公所，召集保长和绅士们听训话了。乡长们的家，都宽敞舒适，早已 陈设一新。乡镇长把杨若瑜安顿好后，借故走开，由杨的秘书或杨带来的科 长陪杨闲坐聊夭，翻翻小说。快到吃饭时间，乡长才露面。说是吃便饭，其 实比办筵席还讲究。大家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铲烟的事。玩了半天，杨若 瑜便坐轿回城。就这样，接连搞了 10 多天复查，末了，又命秘书起草报告， 向上峰汇报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进行了铲烟复查的。　　杨若瑜挨乡作客，游山玩水，轻松愉快。对上面，他有两个报告可以交 待。杨若瑜自认为他很好地贯彻了“善于应付”的指示。隔了个把月，已经到了 1943 年年底，杨若瑜突然接到总指挥部一件训令，大意是说，总指挥部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电令，对总指挥部的一份报 告严加斥责。因总指挥部在报告中说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琮（刘文辉之侄）已 率领部队把烟苗铲除，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得到的情报，刘元琮实则并未带 队去铲烟。军委会限令铲尽烟苗，“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 严行究办”。总指挥部前已一再严令芦山县县长查铲，今再次命令芦山县县 长限期铲尽烟苗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看了公文，杨若瑜大吃一惊。省府和总指挥部，那是自己人，他们讲发现烟 苗要依法追究责任，不过是公文上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不算数的。这回是军 委会下了文，语气这么严厉，把刘文辉的侄子都点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 住，他肯定不会办他的侄子，而要拿个把县长开刀。杨若瑜顿时觉得，当这 个县长倒霉透了。他在惊恐之余，学着总指挥部对付军委会的办法，嘱咐秘 书起草公文，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须交出查铲保证书。杨若 瑜想：“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 杨若瑜把总指挥部的公文拿出来反复琢磨，感到语气从未有过这样严 峻。执行吧，烟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 这么一回事。铲了烟苗，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刘文辉不要怪罪吗？如若不 铲，军委会再给总指挥部施加压力，怎么办？总指挥部不会牺牲一两个县长 来搪塞吗？烟苗铲不行，不铲也不行。铲和不铲都有性命之虞。杨若瑜进退 失据，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探探他本人的口气。杨在公馆见到刘，问 到：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文辉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 没有动手？快回去铲！”刘文辉态度认真，语气肯定，但杨若瑜还是觉得把 不准，临走时又吞吞吐吐地请示：“主席??铲烟的问题??”刘文辉大声 回答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刘站起来送杨时，又重 复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好像拿着铲子在铲烟。　　走出刘公馆，杨若瑜又去见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证实一下省府和总 指挥部是否确实下了铲烟决心。张伯言反问杨若瑜：“你去见主席，他是咋 个向你说的？”杨把刘文辉的话复述了一遍。“对啊！回去快铲啊！”张伯 言说道。听张也这么说，杨感到心里踏实了，决定回去铲。　　要各乡乡长去铲，他们是不会干的。要铲，必须县长亲自带队下去督促。 经过一番研究，杨若瑜选定凤禾乡作为铲烟突破口。该乡乡长杨步月小学教 员出身，是一介书生；乡里武力薄弱，比较好对付。凤禾又在芦雅交通线上， 铲烟影响大。于是杨若瑜调集了 200 多名武装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凤禾。 杨若瑜立即命令杨乡长抽调几十个民工，在乡公所对面不远处开始铲烟。杨 若瑜见民工已动起手来，很是高兴。在田塍上，坐在椅子上，跟秘书一边抽 烟，一边聊起天来。坐了好一会，抬头一看，几十个人才铲了很小一块地方。 只见民工把锄头举得很高，就是落下很慢。杨若瑜命乡长催民工快铲，尽管 乡长和保长大声叱骂，不停催促，但速度并不见加快。这时，卫兵递上一封 信，说是金连长差专人送来。杨若瑜拆开一看，信中写的是：这里有金连长 种的烟，请杨县长手下留情??杨当即沉下脸来，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说道：“不管什么人的，一概给我铲光！”乡保长见金连长说情都不中用， 只得继续铲。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县长秘书吓得瘫在地上。杨若瑜虽然吃惊不小，但仍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这时刻是万万慌乱不得的，越 慌越出事。要是他被几声枪响吓软了，便威风扫地，以后就无法统治全县。 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身来，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县里下来的武装人员，一 律站在原来地方，不许妄动，不许擅自还枪。同时叫杨乡长继续督促铲烟。 山上枪声响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又铲了半个钟头，黄昏已近，杨若瑜便下 令收工。晚上睡在乡公所里，杨若瑜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再硬干下去，必定激出事变，被打死在这里才冤枉呢！就是不死，刘文辉也会斥责他不会处事，惹 是生非。第二天早饭后，杨若瑜就借口部队人多，地方供应困难，把铲烟责 任交给杨乡长，自己带队回城了。杨若瑜在凤禾总共不过铲了 10 几块地，就得罪了很多人。回县不几天，到雅安向刘文辉庆贺 50 大寿，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搏九就挖苦他说： “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杨见到刘文辉，他绝 口不提铲烟，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一样。杨后悔不已，怪自己胆量太小， 听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有了这次教训，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坚决 不铲烟。　　可是过了不久，杨若瑜听说成都行辕要派出禁烟考查团，考察地点之一 便是芦山县。杨若瑜平静没几天的心情，复又紧张起来。考查团是要实地巡 查的，比不得来公文，可以虚与委蛇。考查团又是国民党中央所派，很可能 是要借禁烟问题，找跟“中央”貌合神离的刘文辉的碴。考查团发现遍地烟 苗，必定据实呈报。而“包庇种烟”，罪莫大矣，是要处死刑的。刘文辉即 使抗着不执行，杨若瑜也得被撤职。丢官以后，他在四川就待不下去了。想 到此，杨若瑜心烦意乱。他跑到雅安去见伍参谋长。伍说：“这次考查团来， 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杨又去见禁烟督理处 副处长杜履谦。杜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原来考查团由 成都行辕、禁烟执行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西康省政府　　各派一人组成。行辕派的人任团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和禁烟督理处分别派 刘敦礼、郑少成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刘文辉的人。杨若瑜又打听到，刘文辉 发下话来，考查团到，送点钱就得了。　　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 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 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 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 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 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 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 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乡长一听，县 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 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 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 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 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 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 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 钞票（400 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 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经刘一再劝说，王团长便 顺水推舟收下了钱。从此，就词色温和。考查团又在县府住了两天，没有到 下面去看一眼，就到宝兴去了。后来，考查团上报的公文，将芦山县说得最 好，禁烟完全没有问题。芦山县府招待考查团共用去了 20 多万元。杨若瑜当 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摊派 40 万元到各乡。只有施延乡不派，因该乡铲了些 烟苗，已付出了代价。各乡乡长对杨很是感佩，乐于交纳本乡承担的费用。农民银行本是鸦片银行　　1933 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军费开支浩繁，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 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 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 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 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声称要在六 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 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 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 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1933 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规定当地25 家土膏行，每家投资 2 万元，另由政府拨款 50 万元，作为资金。但是只有 4 家土膏行被逼出了钱，其他 21 家确实榨不出油来。经由当时督察处长李 子宽向蒋介石请示，决定改为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 银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朋友郭外峰被委任为农行总经理。农民银行成立后，全国所有特税收入，均须全部向农民银行交纳。当时每担烟土抽 特税 200 元，外加附加费 10％。全国最大监狱武昌监狱，就是用附加税的一 部分（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修成的。农民银行不但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 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烟商如一时无力交税，或周转不灵，可以 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2至 3 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农民银行靠鸦片起家，财力越来越雄厚，不久 即成为全国四大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之一。农行资金，没有一 元钱不是来自烟土，人们不称这家银行为“农民银行”，而是称它为鸦片银 行。因为它确实不是为扶助农民和农业而办，跟“农”字毫不搭界，是盗用 了“农”字。　　农民银行每年所收特税二三千万元，主要充作“剿共”军费。军情紧急 时，催款急如星火，款子不足，就由监察处召集土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 处担保，以后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由农民银行动用各土膏行店申请 执照时交纳的保证金。农行收存的这种保证金高达几千万元，每年可收一笔 可观的利息。蒋介石对各省军阀的补助费，也来自农行所收特税。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 30 万元，广东四路军总部 10 万元，广西近 20 万元。贵州、云南、四川、 陕西、甘肃的特税，都有一定的截留，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军阀的补助。这 些帐，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处长心中有数。因为票据是会计处长签发的，然 后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一般也都从农行所收特税中开支。每逢过年过节，蒋往往要给老上司、老朋友送钱，一封私人函电，就可以提取 10 万、8 万。 由督察处送致。其中有两个人，每次馈赠几乎都是少不了的。一是许崇智， 蒋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长。每次给许崇智送款子，蒋都是派李鸿基去。李曾 当过许的军需处长，跟蒋是同事。另一个人是杜月笙，蒋介石跟他关系密切， 不同寻常。逢到年节，蒋总要送钱犒赏杜月笙手下的大小流氓。每次都由李 鸿基出面，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转交。农民银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 人银行。烟禁愈严，烟祸愈烈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盐越禁越好贩”。旧社会还有一句俗话，叫 做“私烟越禁越好卖”。　　禁烟越是喊得凶、查得紧、罚得重，私种、私贩越是猖獗，烟土生意越 是兴旺，“烟官”越是可以借禁烟渔利，“禁政”的弊端越是严重。私种、 私贩烟者就怕烟官不贪，不怕烟官索贿。烟官受了贿，私种、私贩烟土就有 了护符。　　不少烟官本来就是贪赃奸吏。他们的官位或是用钱买来，或是通过关系 得到。据《中国黑幕大观》透露，“禁烟狂热之时”，某些省份公开出卖禁 烟局长官职。按油水多少标价，上等大洋 2000 元，中等 1000 元，下等 500 元。公然收受，不顾廉耻。有些人买得禁烟局长后，便出卖禁烟调查员的职 位。根据地段的“肥瘠”，定价钱多寡。“以金钱买得差缺，安得不以金钱 为目的？”所以烟官们一上台，唯此为大的事情便是千方百计捞钱。好多烟官，本身就是大烟商，或出身鸦片世家，故利用鸦片发财，对他们来说，是熟门熟路。如上海禁烟督察处长郑寿芝，为上海鸦片巨商郑氏后 代。因潮州烟商在上海势力衰微，郑寿芝便转而在上海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1933 年，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 卖的“禁烟督察”计划时，郑寿芝曾参与策划。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 后，杨永泰将郑寿芝安插到上海禁烟督察处。郑到任后，将一帮潮州烟商拉 入禁烟督察处。上海禁烟督察处下设采办商 12 家，多由过去法租界 12 家潮 州土行老板负责；上海华界各街道分设土膏行、土膏店和售吸所，其中不少 由潮州烟商掌管。督察处规定，各个土膏店和售吸所每承销 10 两烟土，必须 上交烟灰（可供再次吸用，或掺入烟土吸用）4 两。所以有人说：“所谓禁 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再如广西梧州禁烟督察局， 有一任局长叫陆炎，是个烟帮头子。曾是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回忆说：“用 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 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当禁烟局长的人是不抽大烟 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据说陆炎在禁 烟督察局长任内得了港币 50 多万元（一说 10 多万元）。白崇禧将陆炎扣起 来，要他交出这 50 万港币。陆炎不交，且口气很硬，白崇禧下不了台，于是 以“谋叛有证”的罪名，将陆炎处决。越是有利的事，烟官们越要去钻。烟商们就利用这一点，用“包袱”、“熟性”（贿赂）将其击中。有个姓梁的人，于 1937 年任广东省琼山县查禁 委员。他才到海口市，就有几批曾开办过烟馆的商人找到旅馆，向梁请求承 办琼山全县的鸦片售吸所。并对梁暗示，只要梁点个头，他们会送“熟性” 的。有些烟商每月愿出“熟性”800 元。有些商人表示，仅承办海口市和府 城两处售吸所，每月可给“熟性”600 元，承办县内其他各市售吸所，“熟 性”另给。还有的商人说，只要县查禁委员与他们合作（实即做他们的后台）， 由他们承办售吸所，赚得的利润，可与县查禁委员平分。姓梁的人经过考虑， 决定交由土膏店的商人承办，并就“熟性”当面议定两点（给区查禁委员的 “熟性”另有规定）：1.每月头三日内，承办售吸所的商人必须送给查禁委员 800 元，不得借故拖延。这是定期“熟性”。2.土膏店每煎一次烟膏（每月至少要煎 7 次），必须送查禁委员“茶水费”50 元，另送纯净烟膏（不掺 烟料）一茶杯（约 3 两），供查禁委员“应酬宾客”之用。送过“茶水费” 等，可免查禁委员到场监督、检验煎膏，土膏店掺假就方便了。当时琼山县 查禁委员每月可捞到 1000 多元。而台山县查禁委员黄开成捞的就更多了。他 串通烟商舞弊，包庇、纵容烟商出售红丸，每月可得 3000 多元钱。　　有些大烟官不是几百元、几千元钱所能买通的，得下大本钱。而一旦买 通，那作用非小小烟官可比。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到成都， 四川的大烟商曾俊臣向他请求，四川的烟商受上海、湖北、广东、贵州烟帮 的压制、排挤，请他给四川烟商以扶持，让他们在进出口税方面享受跟上海、 湖北、贵州等地烟商同等的待遇。（四川烟土出川，每担纳出口税 300 元； 进入湖北，又须交纳进口税 1020 元。而贵州烟土运出黔省，每担出口税仅100 元；入湖北境，进口税实际只 800 元。因而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手 续”没有到堂，黄天民打官腔，不给四川烟商照顾。又有一次，黄天民在汉 口故意刁难曾俊臣。曾俊臣在汉口积压鸦片两万多担，销路被汉口帮压住。 他玩了一个手法，以每担 1400 元到 1700 元的价格，买进 600 担货，把行市 造动起来。等烟价升到 2000 多元时，便以 2300 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出。而正当曾俊臣出手买货、行市上涨时，黄天民以中央禁烟总办名义通 知各银行不要对曾俊臣做押款，在资金上卡曾俊臣脖子。曾俊臣跟黄天民打 了两次交道，深感不打通他这一关，烟土生意是不会顺顺当当的。正好有一 个机会，可以巴结黄天民。曾俊臣要从重庆调 100 万元到宜昌，向湖北税局 交纳进口税。这笔款子如汇到宜昌，每千元要交 40 元汇水。湖北的税局收到 这笔款子，通过农民银行平过调成都，上交国库，不用交贴水。曾俊臣发现 在不同的地方交税款，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便去找黄天民，要求将交湖北的100 万元税款，改在重庆交纳，汇水可以照付。黄天民叫曾俊臣写个报告。 曾俊臣说：“公事上怎好说汇水的事呢？”暗示黄天民汇水是不打算交给税 局的。黄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曾的用意，同意曾俊臣不用写报告。曾俊臣开了 一张两万元的支票给黄天民，也不向黄要收条。黄天民将支票装入荷包，连 忙招呼下面给曾俊臣办好纳税手续。从此，黄天民对曾俊臣不但不打官腔， 还很讲交情，处处给以关照。曾俊臣在这笔交易中实际还赚了两万元汇水， 沾了大光。销毁“烟土”　　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 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销毁。警察局、所 的帐簿上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缴获烟土几斤几两几钱几分， 可谓锱铢不漏。警察局、所声言，烟土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择日当众销毁。 销毁烟土的这一天，观者如堵。地方官绅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 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 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瘾民们见烟土堆积，起先为之垂涎尺许，继而见火光中烟土化成灰烬，又为之惋惜不已。　　烧毕，人群散去后，复有一批瘾民聚拢来，在余烬中搜寻剔刮，想收集 一点鸦片烟灰。抓起一把剩灰嗅一嗅，毫无烟土气息。记者曾就此事向警察局的某科员打听，某科员起初不肯吐露实情。一再询问，他才笑着说：“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 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 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 10 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 2/10，剩 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 2/10，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 2/10， 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 4/10 的烟土。10 两烟土，分量一 毫不差，但都成了赝品。”记者不解地问：“销烟之时，众目睽睽，难道不 怕被人识破吗？”某科员说：“虽然是赝品，却能以假充真。看颜色，显然 是烟土。称分量，明明是几斤几两几钱几分，跟帐簿所记数量相符。至于假 烟土，大多是用益母膏冒充。药铺里卖的益母膏，粗粗看起来，跟烟土无异， 但跟烟土价值相去甚远。所以，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 益母膏，才是事实。”拘留所里过烟瘾　　凡有烟瘾者，一听说拘留所，无不毛骨惊然，畏为地狱。一般人认为拘 留所管理严密，一经入内，不但不能吞云吐雾，而且即便戒烟药（内含有鸦　　片成份，多少可以过下瘾）亦无从得食。然而据知道内情者透露，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载，某年春天，有一个烟瘾很深的人（烟鬼甲）， 有事从外地来南京。身怀烟泡数枚，在南京火车站被警察搜获。因其“违犯 烟禁”，被扭送警察署，关入拘留所。才过了几小时，烟鬼甲就呵欠连连， 涕泪交流，坐又不稳，眠又不安。他悲叹道：“今晚看来没命了！”旁边有 一个人斜眼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烟鬼甲见那人烟容满面，顿时板起面孔 说：“你也嗜好这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那人（烟鬼乙）说：“先生 大概是头一回吃官司吧，无怪乎这样。”烟鬼甲是个机警的人，听烟鬼乙话 中有话，便附在烟鬼乙耳边问道：“我的烟瘾很深，您有救急的办法，我将 终身感激。”烟鬼乙格格大笑，说道：“天下无难事，只要七钱三。您不见 我仍然精神抖擞吗？”烟鬼甲心领神会，随即掏出 5 元钞票交给烟鬼乙，说： “拜托，拜托。”烟鬼乙取钞票在手，大声招呼：“茶房，买点心！”茶房 应声而至。烟鬼乙摸出铜角子 10 余枚，夹在钞票中，低声说：“??药?? 药??”茶房点头而去。当时，拘留所监管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这间拘留 室。不一会儿功夫，茶房回来了。手里托着大饼一叠，请监管人员检查毕， 送入拘留室。烟鬼乙将每块大饼掰开，每块饼中都藏有戒烟药一包，取完药 回头对烟鬼甲说：“怎么样？”烟鬼甲大喜，急不可待地将戒烟药接过来， 吞了下去。顿时，呵欠不作，鼻涕与眼泪尽退，精神为之大振。他这才知道， 拘留所也不是那么可怕，不也是照样可以过烟瘾吗？温建刚之死　　国民党政府实行禁烟，有时似乎雷厉风行，要拉几个人出来枪毙。其中 不仅有一般的毒品制造者和私贩者，还有包庇、参与毒品制造和私贩的相当 级别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被处决，与其说是因为鸦片问题，不如说是因为 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温建刚之死就是一例。温建刚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经常代表吴铁城与各方交接，并不时代表杜月签对一些暂时失意的官僚军阀问寒嘘暖，馈赠钱物。在上海滩有 相当势力。1930 年左右，四川军阀及烟商在重庆、宜昌一带开设吗啡加工厂，高薪聘任日本人为技师。这些加工厂，只能制成黄吗啡（俗称“粗坯”）。1000 两烟土，大约可提炼 100 两黄吗啡。黄吗啡提炼出来后，运到上海，经过再 度加工，才能制成“白货”（普通吗啡）。上海南市有一家全上海最大的吗 啡制炼厂，由原潮州土行会计、苏州人华清泉牵线，潮州人郑芹初出贤，温 建刚撑腰，开办起来的。而温建刚所以敢于入伙，是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和 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特地为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并 取得蒋介石默许。温建刚见关节都已打通，便有恃无恐地干了起来。　　温建刚等人的上海南市吗啡厂，重金聘用了高级技术人员，购置了最新 技术设备，炼制出上等的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温建刚踌 躇满志，得意非凡，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陈果夫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 玉”，没有达到目的，温建刚居然敢跟小林黛玉串通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 叫陈果夫丢尽脸面。陈果夫愤怒已极，派人调查搜集温建刚的材料，掌握了 温建刚参与开设吗啡炼制厂的详情，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对温建刚制造毒品一　　事，虽曾默许，但因陈果夫控告，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调查人员找到吴铁城， 吴声称他绝不知情，是温建刚一人私自所为，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调查 人员找温建刚本人谈话，温态度傲慢，不屑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他大声说 道：“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使 得调查人员很难堪，他们当然要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本来并不想办温建刚， 但听调查人员汇报说，温建刚口吐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于是大为震怒， 马上下令把温建刚押到南京，交军法处议处。因怕温在南京说出实情，不几 天又把他转解南昌行营。当时一般人猜测，温建刚到南昌监禁一个时期，还 是会被释放的。在那边放出来，目标小，不易招来非议。可是陈果夫紧迫不 舍，收集并抛出了温建刚又一批材料。并且利用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接连 失败后的温怒心情，对温建刚一再攻击。蒋介石终于下令将温建刚在南昌处决。　　温建刚被拘捕时，吴铁城赶紧把上海南市的吗啡厂查封，将老板郑芹初 和两个伙计关押。华清泉事先得到风声，溜掉了。郑芹初被解到汉口行营， 郑家上下用钱，买通了行营军法处。温建刚一死，行营军法处将全部罪过往 死者身上一推了事。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得到开释，贩毒所括来的钱财，因这 场官司而用得精光。　　新鸦片战争　　历史书上记载有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跟清政府之间的战 争。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新鸦片战争。那是什么样的战 争呢？齐卢之战　　1924 年爆发的齐卢之战，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齐”即江苏督军兼 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他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卢”即卢永祥，皖系主要 人物之一，任浙江督军，上海护军使。　　齐燮元占着江苏这块膏腴之地，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上海的税 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令他眼馋。特别是，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 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据卢永祥手下知道内情的人讲， 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卢永样在上海 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 海、浙江等地销售。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当时上海宪兵 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用于购买军械， 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他们每个人部分得几十万元。齐燮 元也想发这个横财。他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上海这块肥肉。1924 年 9 月 3 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连续 40 天，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黄渡、浏河一带。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都有成百士兵和居 民中流弹或死或伤。双方谁也吃不掉谁。孙传芳的卷入战争，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孙传芳由福建率军进入浙江，使卢永祥腹背受敌。甫自嘉兴、平湖、湖州，北至黄渡、浏河，战线长达 100 多公里，仗打得十分激烈。孙传芳猛攻嘉兴、湖州一线。沪宁线上的张允明（吴佩孚派来）、朱熙则绕过浏河，直扑吴淞。卢香亭也从嘉兴以南进逼上海。卢永祥处于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虽有皖奉两系为其后 盾，但毕竟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走投无路，岌岌可危，被迫于 1924 年 10月 13 日通电下野。第二天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 又收编了卢永样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战争是由齐燮元挑起的，他损兵折将， 付出巨大代价，但他所垂涎的上海始终没有到手。　　当然，齐卢战争除了鸦片问题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卢永 祥联合奉系，一贯反对直系。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拔掉卢永样这颗钉 子。他们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浙江、上海，再集中力量对付奉系。 便借口卢永祥“招降纳叛”（接纳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兴师问罪，命令 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齐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并且以 处于不利地位的卢永祥的下台而告终。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爪分了鸦片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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