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流水般悄悄走过，一毕业就一头扎进医院，十多年就这样在夜、治、护、办……各种倒班中过去了，我也从刚毕业的青涩小护士，成长为能独挡一面的老护士，这一路的辛酸除了护士，可能只有鬼知道。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自己实习的医院应聘的，对于环境当然还算熟悉，而同事也都是之前的老师，所以相处起来也不难，只是有那么一两个资历老的有点爱偷懒，每次都会让我去帮她们干活，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多干点没事，全当学习经验了。可日子久了就有问题，每次自己的工作很忙了，还不忍心拒绝帮她们，所以就容易出错，护士长都看不下去了，让我不要太好说话，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第一位，也给她们提醒了别给我加活，后来情况就好转了，但是当同事真的有事找我帮忙，我还是会帮，毕竟护理工作是大家要配合协作才能更好的完成。

除了工作上的辛苦，再就是工资待遇方面，招聘护士和有编制的护士是没法比的。记得那时候我们三个招聘人员的工资加起来才能顶一个正式员工的工资，而干的活是一样，甚至招聘的还比有编制的护士更勤劳，做的更多，可是没办法，政策就是那样，当年的院长说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工作岗位已经很好了，就不要再挑剔。所以就一直坚持着，每个月的工资只够吃饭，医院也没给提供宿舍，还要租房子，当时和一起上班的同学合租，也不敢买好看的衣服，更不要说什么化妆品了，但是那时候也很快乐，年纪小，内心太单纯，没有对物质过多的追求，每天都是开开心心上班，再忙再累，下班了也高高兴兴的和同学做饭吃，基本不到外面吃，那点工资是不够下馆子的。就那样平静的过了几年，工资也涨过，可是涨的工资还没有物价涨的高。

后来结婚了，也有了孩子，我也从小护士成为被称作老师的护士，其实学医的同学都懂，在医院哪怕比你早上一天班，也可以称作老师，我们也都将比自己年长的医生护师称老师。带实习生的时候，遇到认真爱学的，就会多说点自己的经验，可有些同学你说多了她还嫌烦呢，所以就懒得说了。也曾想过要改行，可每当想放弃的时候又舍不得，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今年。

进入到现在工作的医院一个月后，被提为护士长。当时心里有喜悦，但更多的是担忧。自己虽然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十几年，也兢兢业业，可一直默默无闻，从来没有当过管理者，所以心里没底，怕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好在护理部主任给了我许多鼓励，让我有了自信，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上任了。

科室的医护们都很年轻，除了主任和两个医生，剩下的都是九零后。而我除了比其他护士年纪大点，其余的还真没什么优势。在琢磨和学习中，我和她们一起进步。护士长的工作主要是质量检查和安全管理，我没有把自己当成领导，更没有居高临下，我觉得一个好的护士长不仅仅是管好人，也要为大家多着想。在平时的工作中，慢慢发现了她们每个人的优点和不足，排班的时候也是根据互补来安排。人无完人，当发现她们犯了错误，除了扣分，更重要的是让她们及时改正和记住了以后不要再犯。我们科室有床位38张，平时几乎都是住满的，偶尔走廊还会加床，护士加上我共有九个，所以工作量可想而知，忙的时候一天收十来个新病人，而几乎都是当天手术。忙的时候我也会和她们一起干活，虽然只是行政班，没有具体班。加班的情况时常会有，而我们可爱的小护士们也没听到有怨言，但我能懂她们的辛苦，我也是像她们那我过来的。偶尔她们有事要调个班，只要人手够，都会调。我们是一个月排一次班，所以有时候难免临时有事。领导说我不要太好说话，太好说话了她们就不好管理。我也明白领导是替我着想，但我想大家都是相互理解的，我相信我的护士们，她们都那么善良可爱，那么辛勤认真，任劳任怨，作为她们的姐姐，我当然要多关心她们，而不光是抓住她们的缺点不放。

事实证明我没有错，这两个多月以来，工作还算顺利，她们也比我刚上任时更加认真负责的工作了。当初还担心这些九零后的姑娘们不好管理，现在看来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大家都以为她们太年轻，个性张扬，我行我素，其实并不是这样。试问谁没有年轻过，当年我们也曾张扬过好不好？这就看你怎么去引导了。好多事情光靠说是没有用的，比如对待病人，我自己也天天进病房，和病人做沟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遇到难以沟通的病人，要耐心解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如果我只是对她们说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怎么做……这样说了她们不一定会真正去做，带着她们一起，要让她们从心底愿意服从我的管理，而不是表面上的附和。平常大家遇到难题都会叫我一起解决，比如穿刺困难的病人。这让我认识到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能在大家有困难的时候掉链子。作为护士长，一个比她们早参加工作十来年的前辈，我不能只要求她们进步，更多的是要帮她们，和她们一起进步。医学知识更新太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所以我要和她们一起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这两个多月，让我从一个新手护士长，成长为勉强胜任的管理者，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以外，更多的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她们的支持和包容。所以我要感谢她们，是她们成就了我的梦想。如今大环境医患关系紧张，作为一个护士长，不仅仅是管好护士，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医患关系、护患关系，还有医护关系和护护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和谐都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质量。一个合格的护士长是控制护理质量的核心人员，自身操作水平、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护理质量，因此我们目标是一致的，都一样希望我们的病人早日康复。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努力奋斗一生的目标。在此也呼吁社会，呼吁所有人理解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健康，不仅是医护工作者们的责任，所有人都有责任，只是大家分工不同，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爱护环境，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健康和谐社会中，不要动不动就喷医护工作者，这也是对我们的支持理解，也算是给社会做贡献了。

拄着拐杖，乘电梯从11楼烧伤科转到12楼骨科。在44床躺下，我看到邻床是个腿脚多处创伤的男病人，有个女的陪伴。我没有打招呼，他们也没。侄女在陪伴椅子上坐下，没说话。

前三天因为在北京发生的烫伤，在烧伤科住院。结果已经痊愈了，都怪那留下深色痕迹的磺胺嘧啶银软膏，加之脚背在北京看病时走伤，还以为是烫伤创面坏死了。在烧伤科做了腿伤的辅助检查，这戴着支架从北京积水潭医院坐飞机，经重庆侄子家耽搁两天，终于回来的伤腿安置在了这里。

没多久一件没扣的白大褂出现了。穿它的人一脸黝黑，神色凝重，一双大眼看着我。

“你这腿怎么伤的？”他问。

都不知他是谁，凭什么问我这个。他应该先做自我介绍，也许他是我的医生，也许不是。我在北京看病，总是一坐到医生面前就自我介绍，省却医生问我身份。北京文明高效，人们彼此尊重。我待了五年，已是北京思维。

“因为烫伤了左脚背，引发一系列问题，导致在给洗衣机放水时，右侧单腿着力站起来。当时有种响声，膝关节空荡荡，第二天剧痛，不能下蹲，走路困难。”我回答已经回答很多遍的问题，这次我必须不感到疲惫。

“不，本地人。因为刚从北京回来，还没有改过来。我是本院的病休人员，这些年在北京当作家。”我不习惯四川话，依旧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他点点头，把手伸向我的腿。他说：“痛你就说。”

他把我的右膝关节曲来伸去，旋来转去。我在他往内旋和深曲的时候，说：“疼！”

 “核磁共振显示，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他说。

我一惊，烧伤科医生不是说啥都正常吗？先前来烧伤科会诊的主任，不是说“损伤是有”，但查体时问题不严重吗？

“但没有完全断裂。“他说，语气似乎轻松了些，我当然知道有下文，“可以保守治疗，情况还好。”

我想到问断裂了多少分之几，断面完整与否，然而搞详细了又怎么样？我干脆不问。

“得给你固定一个月，让韧带自己长。”他说。

你宣布我现在得当一个月单腿的半木头人，这一个月将如何漫长？我这样一个飞过康巴和北京的人，现在得由侄女端屎端尿。

“但是为什么你说的，跟主任说的不一样啊？”我问。

“他是创伤组，我们是关节组。”

“固定有两种材料，”他说，“石膏和一种新型材料。”

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些？纷至沓来的居然还有材料。

我不说话，只望着他的眼睛。

“新型材料两千多元，可做角度调整，用着舒服些。医保不报。”

“自己可以调吗？”我想起戴支架的“固定”，能调，自己调，也许比较“活动”。

“得我们给你调。30度或60度角。”

我不说话，似乎陷入选择困难。很明显，不是选择困难，是根本不做选择。

我只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黑漆一团，如同墨迹沉着。

“石膏吧，”他说，“石膏四百多元材料费，医保可报。”

我不说话，他知道已是默许他为我做的选择。

我就这样交给他处置，我想就算给我绑了石膏，我还是可以收回一切别人给我的安排。拆了就是！

然而这只是想法。他说让我等着，他马上去拿材料给我固定。

输液是镇痛的药，我有口服药，在积水潭医院开的。我还是输。护士过来挂瓶子，我问：“刚才那医生是谁？是值班医生吗？”

“胡波。你的主管医生。”她说。

我以为是湖泊。因为医院里有个叫黄河的医生，所以我认为这个医生也是属于江河湖泊那一类。我的头昏昏然，认为是湖泊才能使我慌乱的身心安放在这里，在这小小的一张骨科病床上。

很快他过来了。抬起我的右腿，我的民族风围裙裙边自己向上折起，露出膝关节。在下面垫了块夹板，让我曲一点腿，他一手抬起，一手垫上绷带卷的起端。

“家属，过来帮一下忙。”

我赶快喊侄女，侄女笨拙地起身，不耐烦地走到床尾。

“给垫个枕头。”他说。

枕头垫在踝关节下面。一圈一圈地，他用绷带把腿缠在夹板上面。

这石膏轻便小巧，不是以前那种了。也比我的支架好多了，不在活动时擦伤我的皮肤了。

“我终于得到了安放。”我对着电话，向本地一个作家倾诉，“我躺到了骨科病床上。医院就是我的家。”

之后他过来说：“你可住院，也可回家。你要买个有扶手的坐便器。”

护士长过来，我请其为侄女拿晚上用的被子，她同意了。护士长了解我的病情后说，最好是床上解便。

以后几天我一直以为他叫湖泊。尽管护士过来插上了床头卡，写了主管医生护士的名字在我的名字下面，大大的黑字醒目着 ，我仍是只看，不把它看仔细。在北京卧床半个多月，加之最近辗转漂泊，伤病中我只剩一点意识。

然而我注意到邻床病人的伤了，那才严重！他的小腿有几个窟窿，可见受伤时的严酷。原来他是被打土的机器旋转着扎进身体弄伤的。他说当时老婆在一旁已吓得说不出话，还是远处一个邻居发现，回村叫上人们，还打了120，他才得到抢救机会，来这所医院。这次是第二次手术后养伤一阵，快出院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跟着手机里播放的歌曲哼起来。

“为什么躺在了病床上？”我接着曲调唱起来。

大哥呵呵笑起来。他的老婆也笑了。

以前的我看淡一切生死病痛，现在的我却深深为之感概。

大姐从重庆侄子家过来看我，坐了三小时班车，晚上与侄女挤在一张陪伴椅上。第二天为我买了锅，买了蛋白粉。其实买锅只是代替她说的“营养”。病房是不许自己炖汤的。好在“营养”马上由卖乌鱼汤的小贩在清晨的过道上吆喝一声，就解决了。

医院工会和以前的同事，本地文友也来看我了，送钱，帮忙办事。其中一位老同事，我在积水潭医院哭泣的时候在电话里给我帮助，使我离开了北京。这次我回来在烧伤科住，侄女从浙江来之前也是她照看的。

北京的朋友为我退了房子，寄来我的东西，台灯也来了。我插上台灯 ，放在床旁桌上。看看书，头昏也是白看，翻书只是自我抚慰。《超越套路的剧作法》，绿色封面，今年在北京淘到的新书，书名能印证我的生命轨迹。

我能携带的北京盛宴就是这本书。今年在北京，开始是屋里火灾，然后是脸过敏，五官炎症，手的问题，接下来是烫伤，然后走伤，卧床便秘，肛裂出血。走进不相往来的邻居家吃饭，由他们照顾我洗头。我无法叫他们洗衣服，就腿伤了。现在病床上，脑袋昏着，北京给我的温暖还在心里。北京的浩荡倒遥远了。所幸不会褪色的是我这几年写下的十二万字北京游学笔记。

看书的时间也少，得躺在床上休息伤腿，坐着很难受，躺着不那么痛。尽管用了止痛药。至于拄着拐杖走走路，只是饭后走在过道上几分钟。解便在床上，便秘，肛裂出血，腹痛大半天。据说拿破仑就是因为这病死的。用被单盖住，也会拉在床上。用了开塞露，润肠药物，又拉肚子。洗漱也不想进行。在北京卧床也是这样。所以腿伤时我不能接受生命暂停的现实。

过去我多么愿意死在北京啊。为什么这次不愿意了？

几天后因此出现了皮肤问题，我在胡波查房时说了。根据护士的建议，我请他开了药水，由护士擦洗。

过了两天，胡波下午来查房，我又说便秘的问题，请他让消化内科会诊。

胡波说：“都要便秘。”

 “你太那个了！” 他把查房的本子往我的“烫伤”脚背上一拂。

我的脚背剧痛，就像有刀割。这在烫伤后又走伤的脚背，这次做辅助检查没事，骨科几个医生都说不考虑创伤，但症状仍有，只是逐渐减轻了。估计当时只是轻伤。

我还没喊痛，胡波就像一阵风似的，拂过我，拿着本子飘出了病房。

痛感就像一阵涟漪，伴随刚才一拂的搅动，从脚背蔓延到我的心里。不，不再是痛感，而是他孩童般可爱的肢体语言激起的皱褶。我想到翻着页的本子，他就像邻家小伙伴令我亲切。

“那个”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为，他说我太紧张了。他也太直率了。我倒能适应他的方式。可以跟病人这样直率吗？我是本院的，可以不那么客套。

本院还是本院，已是老院区。这老院区的地板，病人们说真是好，也不知新院区是否样样好。有弹性、防滑、蓝色为底，有绿色斑点。这座房子地板很贵，我想起来。对病房环境是司空见惯。也只是凑合，现在这条件，提水洗澡。我不在乎，因为在康巴藏区历经了艰苦。

男病人出院了，病房里来了个乡下婆婆，做半月板置换术。她的主管医生是捷，我的老同事。捷给婆婆查房，使我感到时光倒流。看到捷，我打了声招呼。他说你咋了？回答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过道上。捷还是清俊的脸，眼睛凸了些，有了沧桑。我记得他是近视。

我在骨科病床上为即将出版的《雪地里有同情》第三次校稿。这本我的七年康巴考察之书，将送一本给捷。当年我向他借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大香格里拉专辑，开启了我对藏区的阅读之旅。后来我去康巴藏区的石渠牧区考察，参考了里面的草原考察路线。他在我们一起值班时让我今后写写急诊科的故事。我说会写的，会每人送一本。说“每人”的时候，我让发音起了波浪。他是这所医院里面唯一对我说过写的人。现在我能每天看到进来为婆婆查房的捷，他在这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

病人们乐于交谈，我和病友婆婆说着彼此的腿痛，下半夜的呻吟似乎在得到对方的关切后有了抚慰，就是个伴。世间病痛千千万万，我不过是其中之一。在北京以后，我明白为何我们学习电影，从来都说之一。然而之一也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一天下午，胡波进来说：“你可以出院了。”

“我没有住处，我要过渡一下。我的情况在转科时向你们主任说了的。得看大姐九月初回浙江时，与她商量我是否去浙江养伤。现在我也不便于去租房。”

我的话几乎没有跟上他风一样的脚步，尽管我抛出去就像石头滚落。胡波被我理所当然的流浪气息逼迫，像我一样笑着。似乎这过渡也是行为艺术，而他理解。

给侄女说洗头的事，床上洗头的操作也不是很难，难在她不愿意尝试。她的艰难在于把被子放进柜子也觉得不可能。坐轮椅到医院外面洗发店，我请理发师出来，与侄女一起架起我，小心地移到店里。洗完吹好，理发师跑到门口。侄女在门口傻笑。我觉得他们离我好远。两边是另外的理发师在给顾客吹头发。呼呼的吹风机高声工作着，理发师与顾客正在闲聊。我连喊他们来帮我的愿望也被压抑了。我拄着拐杖试图站起，不行。扶着桌子，桌边太滑。打算扶着椅子扶手站起，椅子有脚踏板，把空间占了，我无法端正地站起。然而我站起来了，没法用双腿的力量，这瞬间我觉得好的腿承重明显，似乎重压如山，之后感到空虚无力。问题来了，又是单腿着力受伤！

被侄女横冲直撞地推着轮椅回到病区，我试图忘掉刚才这一幕。一会儿感到问题不是我能忘掉，而是需要面对。都住在骨科了，还不能马上看病吗？快去把胡医生叫来，我对侄女说。胡医生来了，戴着手术室的绿帽子。

“刚才我出去洗头，因为抓不住桌子椅子……”，

“长话短说，我要去手术！”

“又不小心单腿着力，站起来了。”

“先观察十天！估计没有大问题。”

“我要去手术，有什么下来再说。”

我语塞。好吧，你去吧。可是你为何不肯给我多一分钟，让我的心情平复一点。我的好腿也伤了啊。

下午胡波手术下来，给我看了。他说问题不大，我请其给我查体，查了，没说什么。他说做辅助检查的话，估计也是保守治疗。我问他该怎么活动，正常进行，他说。晚上这腿就虚弱地痛着。之后几天我问了其他医生，都说问题不大，可以观察，减少活动或正常活动。然而下半夜这好腿比坏腿更痛得厉害了。我和婆婆彼此呻吟，我的呻吟里主要是担忧。

好腿受伤后，拄着拐杖在过道上走，更是艰难。我走到可以看窗外风景的角落。远处是丘陵地区的小山包，绕城而过的浑浊江水。近处是这个城市新旧不一的楼景，新建的住宿楼盘发展很快，使过去的地标建筑不再显眼。旁边有医院的洗浆房，以及实习生楼。想起青春时代，我去实习生楼找一个小伙伴，讲述刚参加工作的迷惘。这是我在这所医院的苍白青春中的瞬间闪光，而今都不复存在。与我离开这个城市以后丰富鲜明的人生相比，苍白的青春又算得了什么。所不同的是，在12楼这样的高处能看到其它楼顶栽的绿色植物，以及一些屋顶砌起的池塘。这个城市太热，池塘可让楼房凉快。

拄着拐杖再恐高，倒不是问题，问题是站不了多会儿。我在过道上看到其它出来活动的病人，有的拄着钢架扶手拐杖，我的病友婆婆也是这种。

“呵呵，都是伤兵！”我忍不住笑道。

“都是打越南回来的。”一个桡骨骨折的男子道。

他的老婆在过道尽头仅剩的空床上占位子，把被子放好。他的儿子在他的床上躺着，幸福的童年在病房里不受影响。他的老婆眯缝着眼，一个人在过道上吃着烧白，有时是方便面。看着这些能吃能走的家属，我想明年如果我能走的话，就算是在北京的大桥上我也可以飞翔。

在过道上拄着拐杖走动的饭后几分钟，我认识了旁边几个病房的人。这些能到过道来的，还算轻伤。有蛇咬伤了手指截指的。蛇咬伤，这在我以前工作的科室也是常见，这次我才以病友的心思关心起来。

“蛇怎么咬到你的？”我问。

她说是去鸡窝里拣蛋，被那东西咬伤的。

都在问为什么就受伤了。拖地摔伤，有个病人是帮姐姐做家务。那么姐姐这下可撞上了，其他人说。以前做了下肢骨折手术的农村老太，这次是去掰玉米棒摔伤了。又是几万医药费，其媳妇苦笑着说。

又是一个痛得呻吟，和婆婆彼此取暖的深夜。我让自己慢慢平复心情，吃了半粒舒乐安定，再在柔和的台灯下看书，认着字使我忽略腿痛，之后迷糊地睡了。

“医生！医生！”似乎是过道上传来焦急愤怒的呼喊，“快点！又摔伤了！”

紧急的脚步声从医生值班室方向过来，在我们这边病房通往护士站的方向。

第二天一早，婆婆的女儿从挤占的过道病床上进来，告诉我们昨晚简直没法睡。她说昨晚病区里有病人发生了问题。一个又摔伤，急诊手术的；一个有高血压，自己起身拿东西，摔伤的。不过还好，没去急诊手术。

受伤当时都很蹊跷，偶然中有必然。至于第二次受伤，过道上一个深沉的男子说他们家的老人，是因为陪护不周到造成的。他说骨科术后的陪护很重要。

晚上我和婆婆拿着助行工具，往护士站走去。刚来骨科时，我有一只好腿，可以走到护士站前面的电梯口。现在走到护士站都难。婆婆比我坚持。看到前面她的背影，以及她拄的扶手拐杖，想起她出院后还得在自家院子里拄，她说会引起邻居们哄笑。

在病区里，扶手拐杖不孤单。过道上，时而有个老大爷也拄着。

他的陪伴，骨科的清洁工晚上临时照顾他，站在一旁微笑。老大爷说他已经住了一年了。为何？再次摔伤了股骨。他是老军人，92岁。

“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92岁的人！以前我只见过91岁的人，是个老尼姑。”我惊叹，把老大爷看了又看。

他的人生引起我的探询。清洁工在老大爷因为听不清我气虚的发问时补充回答。打了越南，打了印度。当初他是搞作战计划的。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当初毛主席让他们师进驻四川，他们是幸存者。他在这个城市几十年。他说作为北方人，能死在四川这天府之国，足够安心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唯有江河水长流。我们沱江河的水长流。我已经92岁了，活得太长了。我死了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92岁，孤独的病房生活，人为何要活那么久啊。可是谁又不是在试图推迟死亡的来临，治病如同西西弗推石头？

旁边病房里是以前同事的老年痴呆母亲，因为髋关节的问题住院。她护理起母亲，甚至无法跟我说话。她的母亲把我认作一个外孙女了，我在她的床边待了片刻。

由于绑定，不能湿了材料，只能擦洗。我站不了几下子，尽量节约能量，就由侄女端水盆，在床边吊腿坐着简单洗漱。侄女不想干这些。好在我那次洗头经过医疗器械商店时选好了坐便器，后来让侄女买了。我不再在床上拉，减少了侄女的活。人最幸福的事情，原来是独立生活。

然而在骨科的日子是安心的，我每天能看到胡波和蔡老师走进来，他们还带着一个学生。胡波的眼睛就像湖泊一样对我凝视。蔡老师弯月一样的眼睛有着身为关节组组长的智慧。总是回答他们痛，似乎说了就好些。每天查房前，我们吃完早饭，收拾床铺做好准备。医生查后，护士长带领护士来看。护士长对我们亲切地微笑，问候几句。

婆婆说：“医生比我们的孩子还好。他们每天来看我们，孩子还不来呢。”

这所医院于是回到我心中。这个城市也不再那么疏离。我明白为何会从北京回来了。尽管经历磨难以后，现在的我更加热爱北京，怀念康巴。

有天晚上，好腿终于不那么明显痛了。

第二天早上，胡波进来查房。我高兴地说：“不痛了。”

他说：“你得考虑租房了。现在病人太多，得把病床腾出来。”

我忽然觉得身无立锥之地，没想到新的问题来了。

可是我的伤怎么办？这好腿所受的伤，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出去了再观察？我怎么能去租房！自己动弹不得，侄女不仅不理事，还叫不动，甚至骂我叫她。如果我有个得力的陪伴 ，完全可以早点租了房，出去休养。

我难道不是病人了？不可以住在这里吗？

“都快九月了，再说现在我也找不到人给我租房。”我说。

也许胡波记不清上次给他提的我的困难，关键问题是，我没有说侄女无法帮我。再次当着侄女的面说她的脑袋有局限，我于心不忍。

“必须得考虑了。不能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医院有规定。”

大概是你们科室的规定。

“我们这儿还不算很大的医院。你在大医院的话，不是由你说了算。”

这些都说服不了我。这些年，我只听我自己的。

不然我怎么能去五千米海拔的石渠高山牧场考察游牧业，怎么会被美国大使馆邀请去参加实验电影交流？

看着胡波的眼睛，这一向落在心中，使我安定的眼睛，我想其实他说的有理，只是我需要时间接受。我今天能接受吗？根本不能。不过离开骨科是必然的，他已经讲了，我应该做准备。

“要不，你帮我问下康复科，他们收不收我这种病人？”我想起总得找个地方休养，现在这情况，没有得力陪护的半个木头人，只有医院才是家。

这也是给他台阶下。其实我不想住康复科。只有在骨科，我才能如此安心。

我躺在病床上，想到今天就被赶到康复科，气得恍惚。再说这好腿，也仅仅是昨晚不明显痛了。

一会儿胡波回来，给我说：“康复科有床，他们愿意收。”

我又不是破铜烂铁，我可是高飞过的雄鹰啊。

“过两天再去康复科！我要观察一下，这好腿也不过刚好转。”我不由分说地回应。

胡波铁青着脸，转身冲出病房。

第二天查房，胡波问，我又说痛，说的时候非常委屈。当着蔡老师，胡波气愤地说：“你今天就去做核磁共振！”

我知道这不过是在心理安慰，还是去做。其实我相信胡波之前说的，做了还不是保守治疗？再说做这，自己负担一半的费用。这次是被推到了问题的风口浪尖。有时人是被习惯性思维推着，难以转身。

机器嘈杂，把人独自关在一间屋里很久，这也搞得人快成精神病了。又做这检查。由于受伤了，还得保持腿直，把石膏拆了，由放射科女医生左右架着放到检查台上。回来的路上，我戴了从积水潭医院带回的支架。侄女推我坐在轮椅上，依旧稳不住方向。每次拐弯，我必须提前提醒她，眼看就要撞到栏杆上。胆战心惊地坐了几次轮椅，我把自己交付给侄女制造的“惊险”这个词。

艰难地回到病床上，拆了支架，我注意到关节硬了，变形了。

值班医生来给我绑定，我老觉得紧。他说观察。护士长过来，我给她看了，她说紧不紧有标准，以放得下一根手指为宜。她来试了试。我还是觉得紧，走路也比平时困难。

第二天早上，捷带领学生进来给婆婆查房。他和婆婆说着话的时候，胡波带领他的学生进来给我查房了。

胡波说：“核磁共振显示，你的半月板损伤了。”

啊，真的伤了。我只问：“怎么办？”

“正常进行。”他说，“我也有这个病。”

我忽然觉得不孤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熟悉的人也是病友，而且他每天生龙活虎地在上班。看来他说的正常活动是行得通的。那我就不必太担心了。

然而这天仍痛，这好腿。因为费用的问题，我去医生办公室找他，问本院的担保事宜。

他拍案而起，在电脑前对我怒道：“我对你一忍再忍，多少老爷爷老奶奶住在过道上，你却占着床。身为医务工作者，你没有一点觉悟？”

我很吃惊，也很委屈。过道上有多少老爷爷老奶奶，我却没大留意。走路到护士站都难，至于前面过道上的床，我不知道情况。再说我已不是医务工作者，几乎只有病人视角了。

一旁的捷也注意到我们的争吵，微微皱眉。

胡波说：“每天我们见面，就那么几句，你觉得有意思吗？你已经没有治疗。”

“可是每天我们见面，我很高兴啊。你也很高兴见到我啊。”

胡波不回答，也不看我。

“我的半月板损伤了，就不用管了吗？”我问。

“你的半月板没有损伤！”

胡波给我打开电脑里的报告：“结论里，没有损伤。”

“那么，描述里损伤了？”

“我还不是在上班。”胡波说，“难道就不上班了？”

想到他每天跑在病房里，还要给病人做手术，一站就是好多小时，令我震撼。他的半月板大概是打球损伤的。一看他肌肉结实的体型，黑黑的肌肤，风一样的做事态度，我就想到他是个篮球爱好者，也没问他。

就像天上滴下久违的泪水，懂这个词的发音滋润了我的心田。

不该怪他赶我走。我不怪，可是要我现在走，我走不动。我的情感还在骨科。

“我考虑一下。”我只能给他这句话。

他不理解这只是我做情感准备去康复科的潜台词。他说：“不依你考虑。”然后冲出去，把我孤单地摞在座位上。一旁的捷，他是他们科最老，其实也不老的医生，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言以对。

侄女过来，对我说：“没有戏了。他已经走了。不理你了。”

我从椅子上起身，拄起拐杖。这个动作仍然艰难。回到病床躺了一会儿，我用力与骨科告别。我必须服从大局，把病床让给危重病人。再说胡波与我已经这样，我难道不该悬崖勒马，拿出大气和勇气，去当康复科病人吗？

我打电话给胡波，也没有力气走过去亲自给他讲：“我同意转康复科。”

一会儿胡波走进来，笑吟吟地道：“现在你要去，康复科又没有床了。得等两天，他们有了正床再上去。你的东西多，不可以住在过道上。”

我说好。我的东西也因为胡波的照顾，似乎在病房的角落里与我一起感动。绿色箱子是我让侄女去批发市场买的，它收纳我的北京物品。床下还有我的几双鞋子。千里迢迢搬家，才有这么多东西。两天后它们将在17楼康复科得到安放了。

第二天早上，蔡老师带着胡波，还有学生走进来。

“蔡老师，半月板损伤了。”我委屈地道。

蔡老师拿起我准备好的片子，对着窗外透进的光线看了看，说没有损伤。胡波跟在后面，也说没有。但不是没有问题，蔡老师说有点其它问题。胡波说肌腱，声音甚小，几乎不能使我听见。难道我的病不可以自己知道吗？我也没有问。他们没有说什么。

中午胡波拿着查房本跑进来，一脸灿烂的笑容：“哈啰！吃饭没有？明天康复科有病人出院，你可以上去了。”

我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傍晚我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看到胡波坐在电脑旁。今天是他值班。他拿着手机在看。

我说：“胡医生，请你为我重新绑一下，我觉得有点紧。前几天做检查后，值班医生给我绑的，不太合适。”

胡波说：“好的。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来给你绑。”

我并不想回去，而是想走进去，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似乎有很多话给他讲，可是讲什么呢？住院半个月，我对他很熟悉了。习惯了听他的山泉般声音，接受着他的深渊般凝视，甚至现在对他的笑容是如此珍惜，比如他终于对我说哈啰。他是个刚上班的年轻人，我曾经也是。如今我还能对过去的我说什么呢。这所医院有过我的青春。我对捷也无言，只打算送书的时候谢谢他。尽管今年在北京因病卧床，神思散漫地回忆往事时我不止一次想起捷。

看着胡波拿着手机，我想也许手机能使他更加放松，就让他休息片刻吧。

其实绑，也是想体验他最后一次为我医疗服务。想再看到他的凝视，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和解。我们已经和解了，但是需要更加深刻。说他“懂”的人，我想近距离地在动作发生过程中再看一次。

晚上九点，胡波进来了。

我掀开裙边，露出膝关节。在被子里盖了一会儿，我的身体有种被捂住的气味。胡波低下头，一圈又一圈地拆绷带。

“你上去，让康复科给你做功能锻炼指导。我们这儿每天都在手术，没有时间给病人保守治疗。”他看着我的眼睛道，声音里灌注了全部关切的真诚。

我的天空如此低矮，如此亲近，令我的心安详。就像我当年在五千米海拔的石渠牧场躺着望天。我只看着他，什么也不说，就像刚见到他一样。

我不说话，只听他讲。接着胡波说：“你这腿是什么时候伤的？”

就像他第一次问我是怎么伤的。我回答，之后胡波说：“那么，你可以一周后松绑了。是从受伤之日算起。”

受伤之日永远是一次人生的伤痕。白天他还在说我上去康复科两周后再松绑，他在病历里已经写明。我没问为何有此出入，我宁愿选择这次说的。在最后的凝视中，我们的眼睛接近了生命真实。

拆了一层，在折返处没有找到打结的绷带头。胡波有点脸红地说：“他是怎么给你绑的呀？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头。”

他继续低头找，的确找不到。然后他笑起来：“咦，找到了！”

他拆起另一层绷带，然后腿露出来了。

他说：“你今晚还下床吗？要不，我明天早上给你绑。”

他是想让我趁此机会，让腿放松一下。绑了半个多月的腿啊。如此体贴，然而他是要担风险的，如果这晚因为松了绑我出了事。

我只说：“今晚我还要下床解便呢。”

我决定坚持受苦，因为松了绑我不能保证今晚睡觉时会不改变体位，说不定翻个身就忘了松绑的事情，造成已经固定了半个月的韧带再次受伤。

第二天一早，我在厕所里洗漱，胡波走到病床边：“咿呀，怎么不见人了？”然后他折返到病房入口的厕所门口，一脸灿烂地问我：“还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

我的话音刚落，他已经风一样飘到过道上。我却追寻着他脸上灿烂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