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44期
&[编者按]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第44卷研读会概况2013年4月9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41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报告人是陈人江和王晓红，会议由余斌主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9年10月至1873年5月将近24年的漫长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笔记、摘要和札记等，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马恩对1848—1850年欧洲革命的评论和总结，对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国际关系、国际时事的分析，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料摘要，以及大量的第一国际的活动资料，可视为对《全集》第7—18卷的补充。这些补充的内容多少能反映出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问题关注点方面的些许差异。马克思1849年8月侨居伦敦后，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全面、广泛地阅读了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史，并集中关注英国的经济状况和时事资料。从本卷收录的笔记、摘要和通讯来看，马克思更侧重经济、历史、政治方面的阅读，体现在《关于大o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反思》、《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关于东方问题》、《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伊o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等文献当中。恩格斯则对1848年革命以来的欧洲具体战事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分析经济、政治问题外，他还热衷于对军事进程、战术进行探讨，写了多篇军事方面的评论和通讯，如《俄国军队》、《土耳其战争》、《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克里木战争》、《山地战的今昔》、《把军队运往印度》、《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意大利的战争。1859年》等。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写的条目也多集中于军事、地理方面，如《阿本斯堡》、《阿克》、《阿克齐》、《阿兰群岛》、《阿穆塞特炮》、《炮击》等。&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要和评论我们知道，早在1848年革命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在《哲学的贫困》里也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表述。从1850年开始，是马克思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的阶段。本卷收录《关于大o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反思》、《关于凯里》三篇阅读笔记反映了1850—1853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和所取得的成就。此外，同一时期的书摘和评论手稿还有恩格斯的《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尽管这四篇笔记的评语都较为简单、粗略、零碎，但从片言只语中，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马恩的大致观点。《关于大o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是1850年底至1851年初马克思所写的四本手稿，包括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的货币学说、价值理论、地租理论、价格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和赋税理论的摘录和评论。在金银价值的变动问题上，马克思赞同李嘉图的“金银价值虽然也有波动，但其价值变动是最小的，因而它们能作为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的观点。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货币价值问题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因为他一会儿说货币的价值由数量来决定，一会儿又说货币的数量由价值来决定。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忽视了货币数量对流通的影响：“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难道说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增加不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吗？如果流通的只是价值高的货币，那么，它们对消费者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以及生产来说，都是不够的。”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考察利息率，是以商品价格为中介的，“首先是让货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即从货币量增减与货币价值增减成反比，并与商品价格成反比，从而推出商品价格增减与信贷需求成反比，及利率随信贷需求成正比。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解决方式毫无必要，因为“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正如他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中更为详细地阐述的，利息率的变动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律，它只是取决于信贷市场的竞争。李嘉图在价值形成问题上已认识到，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的报酬）与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并不相等，但是在这里，他把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叫做“劳动的价值”，或“劳动的自然价格”，换而言之，他并没有意识到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从而把劳动力价值当做了“劳动的价值”，另一方面，李嘉图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就需要解决所谓的“劳动的价值”与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的区别，因而他不得不提出，“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马克思在此时也并没有清晰的“劳动力价值”的概念，但他已经接近于认识到工人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并非劳动，而是特殊的劳动能力，而创造商品的劳动并没有用于交换。李嘉图区分了“价值”和“财富”的概念，认为财富是使用价值的物质内容，价值的增加并不等于财富的增长，并对萨伊指责斯密忽视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进行了驳斥。但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并没有因此而加深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认识，因为后者还是没法说明资本主义究竟如何实现价值增长，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增长和财富增长的相互关系如何。他说道，“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和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的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如果【产品的增长】是均匀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由此，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如何得以产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追求交换价值的增长的结果必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李嘉图“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马克思辨析道，“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而“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的增加，同样的，资本的增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对此马克思说道，“如果同一生产部门及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的生产效率都同样地提高了，那么，虽然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资本并未增加。一国的资本将仍然不变，但将生产出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即更多的必需品等等。”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追求的是价值的增长，“它【指资本】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例如“资本家用同样的资本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他也就使劳动量增加了……从而也增加了价值。”李嘉图对商品的交换价值有多种叫法，如“自然价格”、“实际价格”、“自然价值”等，并将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做了区分，以便说明市场价格对交换价值的偶然与暂时的偏离：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的涨跌，调节着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和流动，使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而其他因素，李嘉图则将之看成“偶然的”排除掉了。马克思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并非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简单，他视为偶然的东西却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斗争都是有所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而现代社会“资本家之间为争取最有利地使用资本而进行的斗争，经常使市场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的水平”，这就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的价值和价格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自然价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而供求关系则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而，“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正是在供求范围内实现的。……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但在价格调节问题上，马克思同时也肯定李嘉图的进步性：“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o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是【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o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由此揭示，李嘉图经济学的境界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化是相一致的：“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o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此外在利润问题上，李嘉图还明确指出了“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他把它归结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而又由于构成劳动力价值主要部分的食物价格上涨所引起。这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将之转变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并将其归结为由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趋势所引起。马克思还评论了李嘉图的工资与利润成反比的观点。李嘉图认为工资与利润属于同一来源，利润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实际工资份额。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都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的概念，但马克思在笔记中用了“价值的【余额】”的说法。他补充道，价值的余额绝非来自交换中的低买高卖，而是来自于工人创造的总价值扣除了工资后的余额，并且工资价值随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按比例降低。“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可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当时已基本形成。李嘉图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的观点中得出“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须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从而他也否认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可能。对此马克思批评道，“李嘉图……忽略了我们从前在考察他的价值规定的一个本质的条件。当然，资本家可以经常地同工人进行交换。但是，资本家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他指出：“这种交换有它的界限，这界限就是他人购买国内甚至世界市场上某个市场所能产生的某种特定商品的资力和需求。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商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从中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交换达到了它的界限，那么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在这里，马克思不光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也透露了世界市场与危机的关系，并具有几分消费不足论的色彩。在评论李嘉图的课税观点时，马克思还阐述了金融资本的食利性问题。他指出，在国债制度中，“那些贷款给政府的人，贷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货币，而是纳税人的货币，他们自己是或多或少地免于纳税的，因而，这全部交易（指国债债权人贷款给政府——笔者注）只是一种假象”。“贷款人不仅每年收回贷出的资本（永久国债对他的补偿大于带来的普通利息和利润的资本），而且在纸上和量上都同样地增加了他的资本。国债债权人不仅贷出他人的货币，而且是在他人从来不可能有的对他最有利的条件下贷出的。……他把赋税加在国民身上，他自己则全部或大部分免税，他把赋税变成了自己收入的源泉。因而，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观点来看，国民甚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没有偿还国债的义务。而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一点连说也不应该说’。”马克思揭露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的掠夺本质：实为私人投机者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收集各类阶层的存款，将分散的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依靠特权向政府提供贷款，而政府的借款又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从而使这些金融寡头成为了国民永久的债权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什么东西能向您保证，政府将顺利地向每个人一下子就征收例如1000法郎呢？那么是谁向政府提供‘过多开支’的资金呢？还不正是那些证券经纪人和货币投机者把不属于他们而属于社会上其他群众所有的货币借给政府的吗？”从马克思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吸取了李嘉图的很多思想和概念，包括价值与交换价值（财富与价值）的区分，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以及对利润率的影响，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的区别、“劳动的价值”与工资的区别，地租、利润和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等等，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概念和将旧的概念推演到底，也形成了马克思构筑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大厦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名为《反思》的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危机和货币理论的批判。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几点重要的思想：首先，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借用斯密的说法，“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是靠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换而言之，社会生产的交换分为生产资料部门内部的交换和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交换。马克思认为，“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之间的联系”，他明确指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交换的限制。”这也是马克思后来的再生产理论的萌芽和危机理论的雏形。其次，马克思把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看做是生产扩张的最终限制，从而揭示了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可能，但他解释这个问题时，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图示，同时批判蒲鲁东关于生产过剩的观点把斯密的原理简单化了。他指出，一国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决不仅受本国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还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实际上是从世界市场的广度上来把握危机。马克思还说，不能把工人阶级消费能力日益不足造成生产过剩绝对化，“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部分也能缓解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不足问题。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总是超出消费资料部门的发展，而这一部类积累起来的生产过剩要由最终端消费资料部门来体现，因而，“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马克思总结道，“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三，马克思认为，危机时的“货币荒”并不是由于缺少货币，而是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虚拟资本）不能兑现为货币，从而缺少流通手段。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等人的小资产阶级危机理论，“某些人说，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流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另一种看法就更荒谬了：承认资本的不能兑现，但忽视了银行券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想通过某种人为的措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他指出，“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但是，说什么对货币市场的这种压力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货币本身又造成了信用制度。换句话，同一个原因产生了这二者。北明翰派当然是蠢人，他们想靠发行大量货币，或是货币的标准贬值，来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些蠢人，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商品（或资本）与货币的分离本身就蕴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小资产阶级既想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但又想消除危机，其实是一种空想。最后，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经济危机的生产根源一无所知，而且被体现在货币上的虚假的平等所蒙蔽，因为他们“只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而“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但是，马克思进一步剖析道，实业家与消费者交换的看似简单的行为，是以一定的阶级划分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工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物报酬、实物报酬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以表现在货币上的平等权利抹杀和掩盖了实质上的阶级差别：“这里已经不是象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交换。……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交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像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同一时期，马克思不仅关注欧洲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对美国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研究，这反映在《关于凯里》一文中。马克思在文中尖锐而精辟地揭示了美国经济学的特点是如何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息息相关的：“他（指凯里）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能的东西，是纯粹美国佬的学说。它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似乎不是斗争和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和和谐的条件”，“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而且他当然不会越出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糊不清的、正处于运动中的美国阶级关系的框框”。“他（指凯里）象所有的自由贸易拥护者必然做的那样，认为国家对有关私人工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等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是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别，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是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今天这一事实则更为明显，马克思的这一评语表明，他对美国人思想观念的了解简直是深入骨髓，入木三分。与此同时，马克思揭示，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的挑战同西斯蒙第对后者的挑战不同，“西斯蒙第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摧毁现代工业和怀念以前的工厂手工业；而他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鼓吹保护关税。这样，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马克思敏锐地看出，凯里等人学术理论上的挑战实质上反映了美国与英国在经济上的竞争，以及美国对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的挑战，他认为，“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特殊现象”。马克思并且预见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饱和程度将迫使它培养起自身的有力竞争对手和后来的替代者（这一点与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一些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相似的），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资本主义日益具有保守的特点：“如果革命爆发——就会发现英国人已经为欧洲大陆无偿地创造了一切交通手段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回顾整个进程，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对理论和历史的本质规律的洞悉！在《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文稿中，恩格斯对蒲鲁东理论的评论较为简洁，多数时候只是寥寥几语，但颇为精辟。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认为法国1789年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以来没有建立任何东西，只有社会的日益贫困化。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不理解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积极意义。与蒲鲁东相反，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绝对的意义上）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蒲鲁东用来“证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的例子是靠不住的。蒲鲁东把“社会秩序”分为两种形式：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并认为“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它们同政府制度这种影响它们组织起来的唯一障碍的斗争，——这是损害法国社会的病痛的真正而深刻的原因”，对此恩格斯嘲讽道：“这样一来，蒲鲁东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把法国官僚政府同既管理自己又管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混为一谈。”在这里，恩格斯的意思很明显：法国当时的路易o波拿巴的军事官僚独裁统治并非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常状态，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不仅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而且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为了整体的利益，对自身也有完善的约束和管理（这体现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上），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并非国家和政府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相反，国家和政府制度对于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是必要的，只要资产阶级能找到合适的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形式。这一点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有很大的提示的。而蒲鲁东借用君主立宪主义法学家对资产阶级行政制度的攻击，来彻底否定国家和政府制度，在恩格斯看来，则是一种倒退。恩格斯评论道，“这位守旧的法学家不能掩饰他对行政制度的仇恨，他的这套反动的怀旧言论被蒲鲁东先生错误地当成是社会革命的观点。”法学家主张，“只有把出版自由确立为公众权利的准则，宪章才能还社会的本来面目”，恩格斯指出，这些人只是从对抗政府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可见，社会——这是从对抗政府的能力的角度来看的臣民”。这其实也是当前的中国自由派看问题的角度，他们把一切矛盾都归于“政府”（或“公权力”）与“民”的矛盾，但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市民社会内部也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具有妥协、折中的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他认为，交换（贸易）是生产的原因，因而也创造价值，所以主张保护“合法的”（即不投机倒把的）商人完全的私有财产权；他反对无产阶级联合的社会劳动，主张竞争；主张保留作为公益机构的银行的信贷来消灭剥削。恩格斯批判道，“蒲鲁东称之为‘经济力量’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一些对他有利的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式……甚至交换和生产的最一般形式……蒲鲁东也只是按照它们的资产阶级面貌去理解。例如，正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交换在他那里立刻熔化在贸易中。如果说集体力量至少看起来是某种永恒的东西，那么它因而仅仅是一种把社会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的尝试。……交换、分工、竞争、信贷是集体力量的表现。”“如果说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例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纸币、地产析分、大地产、雇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是经济力量。对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力量，都不难作出象蒲鲁东对前者所作的那种称颂。而关键也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蒲鲁东只想要他认为的资本主义好的一面，而不想要坏的一面，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空想。恩格斯还指出，蒲鲁东根本不理解什么叫联合，“整个问题就在于：联合本身，抽象地说，当然和任何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地取决于条件。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任何经济力量都无济于事。竞争和联合一样都以具备手段为前提。分工和联合一样都可能被用得不是地方。交换象联合一样可以进行得很糟。抽象地说，每一种经济力量都和联合一样是教条，——一切决定于现存的关系。而在研究这些关系方面，蒲鲁东恰恰说明都没有做；他把巴黎的小工业当成标准，而不是把英国那样的大工业、机器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加剧的资本集中看成是联合的需要，同时也不了解，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应当有一些完全不同于巴黎玩具联合会和蒲鲁东伙伴社的力量的联合和集中的形式。”至于蒲鲁东通过国家土地银行来保证由农民承租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恩格斯指出，“到那时，同蒲鲁东的意愿相反，抵押和高利贷也会很快地重新活跃起来”。&二、恩格斯对1848—1849年革命的分析在《法国来信》中，恩格斯谈到了法国的酒税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法国革命的局势，因为酒税“是十八世纪君主制度财政体制主要的特点之一，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人民不满的基本原因之一”，它对中下阶层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负担，而对富裕阶层带来的麻烦则微乎其微。但直到1848年革命后，取得了执政地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没有将之废除，并“代之对大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课高额所得税”，这反映了法国的财政制度实际上是偏向于大资产阶级和富人的。恩格斯特别指出了税制改革与金融资本投机的关系，“尽管各种沉重的税收聚敛了十四、五亿法郎，可是一到年底总是出现赤字，并且每隔四、五年就要发行一次公债。国库的这种可悲状况成了巴黎交易所投机商牟取暴利、尔虞我诈和投机倒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构成两院的大多数，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总是要求新资金的流入。而且，如果不采取广泛措施，使预算达到平衡，使税收的分配得到改变，并通过向交易所投机商本人征税，使中等阶级的其他集团在政治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财政改革就不可能实现”（《法国来信》，第6页）。恩格斯把这种制度叫做“陈腐的财政制度”，但是这种穷人和中产阶级赋税沉重，富人却几乎无所负担，国家的财政赤字成为金融资本实力壮大的工具的税制在今天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依然保留着，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情形就知道了。而近两个世纪过去了，“永恒的赤字和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巴黎交易所的无限权力及其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和追逐暴利的行径”也依然困扰着今天的法国。恩格斯指出，只有欧洲革命获得了胜利，“只有在那时，才能一举结束国家债务，实行直接的累进税制，并采取其他同样坚决的措施，从而彻底粉碎陈腐的专制的财政制度”。“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里多次提到的，并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在《革命的两年》这篇对马克思著作评论的文章中，恩格斯又再次明确指出：“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证明，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政权并不是集中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集中在这一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手里，这部分人在法国称为金融贵族，在英国则叫做银行巨头、交易所巨头、铁路巨头如此等等或者叫做金融资本家，以区别于工业资本家。”事实上，历史上工业资产阶级的掌权只是短暂的时期，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大致相对应，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后，金融资产阶级又重新占了上风。对照21世纪的情形，尤其是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由于参与过度投机而濒临破产、深陷困境的金融机构，致使政府财政赤字飙升，而为了控制财政赤字，这些国家政府一方面削减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为富人减税，从而使财政赤字陷入新的一轮恶性循环。这些做法只是又一次表明，正如马恩所说的，金融资本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为了把握资产阶级自身的内部结构，并结合金融资本来分析今天的现实，马克思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不能不是一本值得一再研读的指导性著作。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各阶级，指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革命的一大作用是法国小农阶级的觉醒，并与工人阶级结成了战斗的同盟：“从1815年起，这个阶级便受历届政府的压迫，临时政府也不例外……这个阶级还受到一帮高利贷者的压榨，他们的财产几乎全部都以特别高的利息抵押给了这帮人了。就是这个阶级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一块不大的份地却愈来愈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绝境中解放出来。这个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1789年的革命，并且是拿破仑的庞大帝国产生的基础。就是这个阶级现在有绝大多数的人开始站到巴黎、里昂、卢昂以及其他法国大城市的革命党派和工人方面来。”恩格斯把农民看作是城市无产者天然的同盟军，但对于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恩格斯则相对谨慎，他认为二者的联合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例如他谈到1850年3月巴黎议会选举红党候选人获胜时说道，“如果说红党的胜利是由于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同无产阶级结成了同盟的话，那么这个同盟所借以建立的基本条件，较之那个曾导致君主政体覆灭的暂时联合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正是这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尤其是在制宪议会中占优势，并且很快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现在则相反，工人是运动的领导者，而那个同样遭受资本压迫并给搞得倾家荡产的、由于在1848年6月效了劳而受到破产之奖的小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步伐行进。农业主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一同盟并非很稳固，因为小资产阶级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懦弱和投机的一面。对此，恩格斯很清楚，例如他指出，“红党的候选人欧仁·苏是善良的、‘甜言蜜语的’、伤感的小店主社会主义的卓越代表，这种社会主义决不承认无产者的革命使命，宁愿用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的善意庇护来给无产者以可笑的解放”。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越来越明显，而事态的发展也超出了恩格斯的预料。3月选举过后，新的革命并没有如期爆发，社会主义的党也并没有从选举获胜中得到好处。对此恩格斯认为，这是由于“这个党不只是由工人组成的，目前它又吸收了大量小店主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比无产者的社会主义要温和得多”，“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非常清楚，只有无产者的解放才能使他们免于破产，他们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也懂得，如果无产者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小店主就会完完全全地靠边站，并处于工人阶级能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只好接受什么的境地。相反，如果现政府被和平地推翻，那么，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这个目前所有反对阶级中最不可憎的阶级，就可以很从容地插手进入并掌握政权，同时把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政权给予工人。因此，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就象政府害怕自己的失败一样，害怕自己的胜利。他们看到一场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于是就立即尽力加以制止”。从恩格斯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也可以推断，随着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向前推动，在最后的阶段小资产阶级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恩格斯还说，“很清楚，只要人民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他们决不会去呼吁‘准备战斗’，然而一旦人民被挑动起来举行起义，即使胜利的机会极少，他们也要进行搏斗”。而对于资产阶级，恩格斯指出，革命的高歌猛进还迫使一切反动派都带上了社会主义的面具，“现在所有的报纸和社会活动家，只要不是公开反动的，都在争先恐后地设法捞取一度受人藐视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社会主义的最老牌的敌人现在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恩格斯的这些看法跟写于同一时期的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看法是相一致的。此外，本卷中恩格斯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关于新闻业发展史的问题。1850年7月16日，法国立法议会通过了关于报纸缴纳保证金和对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征收印花税的决定，这项决定毫无疑问对所有党派的报纸，包括社会主义的报纸都是有影响的，但是在恩格斯看来，对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会更大些：“多数派的盲目憎恨所促成的这样的法律，不仅将严重打击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报刊，而且也将严重打击反革命报刊，对反革命报刊的打击，还可能比对反对派报刊的打击要厉害得多。共和主义政论家是极其著名的，因此不管他们在自己的短文上署名还是不署名，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权力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将不得不披露其撰稿人的名字，这些报纸的社论即使在固定的读者中也会立即失去一切影响。……毫无疑问，在新法律下，由于报纸涨价，广大读者将被剥夺这一消息来源。许多工人，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居民就会既得不到报纸和廉价期刊看，也得不到其他大众出版物。但是，报刊从来就只是影响农民的辅助手段……至于城市工人，要完全堵塞他们读报的渠道是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秘密辩论俱乐部等的活动来填补这块空白。但是，如果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减少革命小册子和期刊的数量，它付出的代价则是整个出版事业和书籍贸易的毁灭，因为在新法律规定的种种限制下，它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很可能这将大大促进秩序党在议会内外的分裂。”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由后来的新闻学者詹姆斯o卡伦（James Curran）的著作《媒体与权力》中提到的史实来进行补充。与19世纪中期法国征收印花税严重打击资产阶级报纸不同，卡伦指出，英国19世纪后半叶取消了广告税和印花税促进了自由报业的迅速发展，但办报限制解除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原本发行量远远超过主流资产阶级报刊的激进派劳工报纸（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报纸）迅速走向衰落。因为印花税的取消等于为资本力量大举进入报业打开了大门，而广告税的取消则给小报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压力。资产阶级的商业报刊很容易并努力地迎合了广告商，使得后者可以对其进行大量投资，从而帮助扩大其经营规模，而激进劳工报由于不能满足广告商的需求，最终被不断增长的经营成本拖垮。将这段史实与上述恩格斯提到的情况相对照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说明，由于共同面对着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为了击垮无产阶级强大的宣传攻势，专制主义的保守势力最终向资产阶级做了妥协和让步，并成功地用传媒资本化的手段和机制压制了革命和民主的进步力量的发展。对此，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警惕自由派提出的媒体自由化、市场化（实际是资本化）的要求。在《德国来信》中，恩格斯通过批判德国联邦主义者阐明了自己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的主张，他说道，“每一次力图把德国改造成联邦国家所引起的混乱都明显地证明了，任何这样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愚蠢的，因为德国的文明已经很发达，除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它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第44卷读书笔记包括四个主题：关于革命；19世纪下半叶英美经济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政治外交；关于工人阶级。一、关于革命1. 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曾联合向君主国战斗，并成功推翻当时的法国国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作为胜利者的无产者提出了胜利者的要求时，却被镇压，以致无产阶级被迫发动了已经注定要失败的六月起义。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对于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的原因，恩格斯在《法国来信》等篇章作了一些论述。2. 失败的因素之一——中间阶级（1）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摇摆性“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非常清楚，只有无产者的解放才能使他们免于破产，他们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也懂得，如果无产者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小店主就会完完全全地靠边站，并处于工人阶级能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只好接受什么的境地。相反，如果现政府被和平地推翻，那么，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就可以很从容地插手进去并掌握政权，同时把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政权给予工人。因此，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就象政府害怕自己的失败一样，害怕自己的胜利。”（第16页）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2）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对中间阶级的争取“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为自己的产品夺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国内市场的范围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是世界性的，只靠国内市场并不能满足其需要。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如同国际工人协会那样的国际组织，工人阶级是难以取得最终胜利的。（第50页）“在革命进程把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发动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并迫使他们参加无产者行列……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这说明，工人阶级要团结中间阶级，才能与资产阶级抗衡。（3）资产阶级的居心“正当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每天都收到激动人心的新的革命消息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把所有的优势，所有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把社会的各个中间阶级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第59页）即使在反对君主制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无产阶级，并争取到了中间阶级，最终窃取了胜利的果实。而无产阶级却对自己的使命没有清醒的意识。“必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道义上的胜利。”（第59页）3. 对于革命的具体分析对革命问题比较全面的分析集中在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一文中。恩格斯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蒲鲁东的观点，但对其以下的部分观点并没有反驳。（1）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可以引导、抑制革命，延缓它的进程，……但是制止革命是不可能的。”（第165页）（2）革命发生的原因：“反动总是引起革命。”“现在斗争是在过去的一切革命派别为一方和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从1848年2月开始的反动的行动就在这一方面启发了我们——革命正是由反动决定的”。恩格斯的评论认为，蒲鲁东把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反对君主制归因于受到怀疑和排挤从而被赶进革命的怀抱。“‘革命的动因与其说是当时社会所遭受的贫困，不如说是贫困的持久性，这会导致任何幸福的消除和消灭’（原书第36页）。因此，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的趋势。人民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他们不要求完满的社会制度，但是希望‘存在幸福和美德的趋势’；‘当他们面前出现贫困和堕落的趋势时’，他们就起来反抗（原书第37页）。”（3）革命的问题/目的：“由于公民的地位已经不决定于出身，由于只有劳动才是一切〈？！〉，而财产本身又取决于劳动……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秩序，即工业秩序”。恩格斯认为1789年革命胜利后，胜利者并没有尽力去实现这一点。（4）1848年工人革命的实质：“得到工作和挣到面包，这就是1848年工人们的要求，……这就是革命的实质。”（第165页）二月革命胜利的成果落在资产阶级手中，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5）革命失败的原因：a.经济知识缺乏。b.政府观念［l’idée gouvernementale］【蒲鲁东著作中是：“政府偏见”（le préjugé gouvernemental）。——编者注】。c.对无产阶级不信任，——这一切促使革命者走上错误的道路。”d.在一切人的头脑中，政治同工业相比又获得头等重要的意义；卢梭和孟德斯鸠排挤了魁奈和亚当·斯密”（！！！），所以新社会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第167页）4. 暴力的使用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演说时认为，“在其他手段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暴力是正确的。”（第714页）马克思认为，在北美、英国，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只要无产者有意愿，就可通过选举取得胜利。但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必须代替合法性”（第715页），因为不然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实际上，利用选举取得胜利从未有过。5.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因为巴黎公社运动是孤立的，“如果在巴黎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也爆发革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大一些。”。（第714页）（《关于海牙代表大会——卡·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二、19世纪下半叶英美经济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从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里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批评出发，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在和美国的竞争中，如何处于劣势。英国“越来越被排挤到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地位上。”虽然英美两国的竞争是当时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瞥其经济竞争过程的几个主要方面，从中发现今日中国之经济发展与当时处于劣势的英国的处境相似性，并引以为戒。（1）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国家在失去了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以后，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有息贷款借出去。”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促使荷兰的地位提高，荷兰曾经供给英国以资本，而现在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完全这样做。只是现在这种变革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规模要大得多。”有趣的是，中国虽然不曾有过贸易垄断地位，但也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提高美国地位。（2）“英国的情况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后者那里贸易垄断是首要的因素，破坏这一点并不难，而英国除了贸易垄断还有工业垄断，这种垄断就其性质来说是比较坚固的。”马克思认为英国在竞争中保持其工业垄断地位是其优势所在，如果连工业垄断地位也不能保证，那么就会完全沦落到与威尼斯、热那亚一样的地位。（3）“英国资产阶级的资本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程度，以致它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铁路，向柏林的瓦斯照明、波尔多的葡萄园、俄国的工场和美国的轮船投资。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材料，来最有趣地观察英国的集中的资本所具有的吸引力如何不可避免地得到那种重新把英国的集中的资本驱赶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离心力作为补充。”中国的资本也在投往世界的各个角落。（4）“美国不期待革命；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一种类似铁路惨祸和轮船失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种丝毫无所顾忌、正是这种最疯狂的生产虚假繁荣，使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出现，同时又无情地借助蒸汽机使大批大批的人过早死亡。一种东西只是另一种东西的补充。资本主义联合会靠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第202页）美国当今不仅利用破产，而且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等手段来清算自己的人民币债务。&三、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政治外交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依据18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封秘密书函和18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分析了当时英国和俄国秘密勾结的内幕。1．政治家的分类在论述英国的政治家对于沙皇俄国的不同态度时，马克思分析了两类他不赞同的政治家，并提出了避免成为这两类政治家的方法。（1）不愿意或不能理解事物真相的政治家“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第284页）（2）不关心国家利益，唯上论的阴谋家“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第284页）（3）避免成为上述两种政治家的方法：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亲自探求事物真相。“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第285页）2. 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马克思在对于与俄国关系的研究中提出并应用了他提出的方法，即“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第287页）3. 所谓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及其具体做法“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指为达到商业上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马克思加上“所谓”，是因为在他看来，“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国内的政治同盟，掩盖与政治集团结盟的一小撮商人小团体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一小部分商人获取的利益鼓吹成全国人的利益。而这一小团体则支持这个政治集团。他们相互勾结，最终导致了国家利益的丧失。具体到英国和俄国的关系中，是指英国一部分与俄国人利益一致的商人以“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为借口，与国内寡头政治集团结盟，纵容俄国的侵略扩张。结果是满足了一小撮人的利益，却对英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威胁。这部分与俄国商人利益一致的商人小团体采取的做法是：（1）表达意见。在1714、1715和1716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2）寻找政治同盟。国内的寡头政治集团，也急需在国外及国内找到同盟者，他们在国内找到的同盟者就是大资产阶级。（3）以政治集团目的掩盖商业利益。政治集团设法使对外政策具有商业利益的外表，“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18世纪上半叶是内阁杜撰各种商业借口解释对外政策；到18世纪下半叶已经由外国人（如法国、德国）“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的讨厌工作”（第293页）。4．俄国外交思想的源泉（1）奴才的政治手腕俄国自伊万一世起就开始利用主要敌人反对次要敌人，趁机扩大自己实力；而敌人这种外交上的一贯性（切忌：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即对自己的一贯支持，实际上削弱了其自身；在实力强大到迫使敌人发动战争时，借用暗中交好的敌人的敌人借刀杀人。亦即：“利用敌对的力量扩大自己，通过对这种力量的使用本身削弱它，再通过它本身的效果来推翻它。”（从伊万一世到伊万三世）马克思认为俄国先倚仗金帐汗国诸汗，后借助英国统治者，都是借助这一手腕。（2）继承蒙古主子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其采用的主要策略有：擒贼先擒王；做局-离间-迫使敌人自乱阵脚-貌似宽宏的不战而胜-彻底胜利。例如俄罗斯征服其封邑特维尔王公、立陶宛等国。总之，是以外交战为主，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境界，最终赶尽杀绝并彻底征服。（3）建立世界性体制——海陆空立体发展在彼得大帝时期，是从内陆国向濒海帝国的转变，如迁都彼得堡与瑞典的战争。俄国革命胜利后转向太空发展。&四、关于工人阶级1. 工联的三个作用及其失败原因（1）阻止，哪怕是暂时阻止工资水平普遍下降的趋势。（2）力求缩短和调整劳动时间。（3）作为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一种手段。工联失败的原因是：（1）对自己的力量使用不当。（2）把现存劳资关系看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设法予以消灭。（第505页）2. 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觉醒（1）工人在罢工中与企业主们斗智斗勇普雷斯顿的棉织业巨头们先是在1847年降低工人们的工资并答应经济萧条过后恢复。1853年生意兴隆又不兑现。工人们被迫联合起来罢工。企业主们试图挑起暴动以镇压工人，但工人们并没有上当。企业主们“招来上百名新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装备了救火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竟然宣读骚扰取缔令以挑起暴动。这就是厂主们的阴谋，但是他们丝毫未能得逞”。（第210页）（2）工人阶级的觉醒“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在单个资本家即他们的剥削者背后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机器，为了消灭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清算后者。”（第212页）这说明工人阶级还没有觉醒，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但实际上，这在当前也仍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一个问题。3. 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国际工人协会常务委员会对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一项是建议代表大会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并列出了调查大纲。1872年又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改。在今天的中国调查工人阶级当前的状况仍有必要。调查提纲如下：（1）行业名称。（2）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3）从业工人的人数。（4）雇用的条件和工资：（a）学徒工资；（b）工资是计日或者计件；支付是否经过中间人等等。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5）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夜工，日工。休息时间。（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改为工场规则。）（7）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等，清洁条件等等。（8）工种。（去掉。）（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10）道德状况。教育。（11）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第509-510页）（11）专管劳资关系的法律。（12）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第585页）（红色字体为马克思作的修改补充。）4.“血汗制度”——分包在美国，“公司经理把活计按作坊包给监工，监工则把活计分给各承包人，而承包人又分给低一级的承包人，直到最低一级的承包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同要完成这项实际工作的工人达成协议为止。”在这种“血汗制度”中，不仅资本家，整个食客等级都从工人劳动中榨取利润，“因而工人常常得不到维持生存和劳动的食物”。（第619-620页）在今日中国，分包也常见。5. 资产阶级阻挠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的方法1873年《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中提出，各国的国务活动家为了阻挠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动用了‘民族’和‘种族’两个词，为此而写了历史。”（第733页）从目前的国际局势看，这样的阴谋似乎暂时得逞了。&&（执行编辑：王晓红，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