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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高州
&一、引子我的家乡茂名市地区，明清时期为高州府，是广东省西路下四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之首府，概因其扼守广东省西部要冲，是东西驿道、南北商旅、四方移民都要经过的走廊，今日茂名市是粤、客、闽三大民系的聚居地，也是旧时高州府地理位置因素的体现。我曾经撰写了一篇《茂名人从何而来》文章对茂名地区的族群进行研究，我发现茂名地区今日族群的现状以及历史上民族的演变情况，很大程度也反映了广东的民族历史。因此，我将研究扩展到整个广东省，结合历史、姓氏族谱、分子人类学等来探讨广东历史上民族分布、迁徙及演变，对学术界流行的广东人来源的观点进行质疑。我在《茂名人从何而来》论述了茂名人来源的观点，其分子人类学的资料就来自于广东省域其他地区的资料，因此这些资料也适用整个广东地域。&二、何光岳“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之《百越源流史》、《南蛮源流史》何光岳先生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在学术界评介不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书灿认为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暴露出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在研究方法上，何光岳先生以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声韵学、地名学与历史学等相结合，我认为或许他以汉语学为中心，忽略了民族语言的本身意义，与分子人类学成果对比，何先生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也有部分合理的地方，因此在地方历史、民族研究中，何先生的研究还是有借鉴的价值。在岭南民族史的研究中，何先生主要有著作《百越源流史》、《南蛮源流史》。在《百越源流史》中他认为：越人来源于来源于黄河上中游之西羌，与华夏集团的炎帝族、黄帝族有亲缘关系。越人的一部分在夏商时已加入华夏族，另一些越人则逐渐向长江中下游游迁徙，他们既同化了南方的土著部落，又同化了马来人和矮黑人。也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近期迁入东南沿海及江南的原始越人，加入了第二批北来的越人集团里。以后，不断有北来的部落、方国，和越人群体杂居，通婚，融合，到商周时形成了“百越”的各个不同支系，如于越、干越、闽越、瓯越、东越、东瓯、外越、西瓯、骆越、滇越、越雋、牂柯、儋耳、乌浒、越裳、桂人、伶人、南越、交趾、且兰等。同时也融入了一些百濮、三苗、僚、俚、蜒、儴、夜郎、郁、深、句町、同并、毋敛、番禺、驩兜、扶人、麋、瑶、良人、冼人等，还有一些汉族也加入了百越族系。所以“百越”并非来源单一的古民族，而是一个组合复杂而来源众多的大区域的民族群体。他们虽归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但由于来源成份复杂，其风俗习惯和语言、体型亦迥然不同。何光岳认为越人属于炎黄族系，是从北到南迁徙同化南方土著部落而形成百越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批判，在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面前也不堪一击。他的观点建立在北方汉族为中心的基础上的。而分子人类学认为越人与汉藏民族的分化很早，而且迁徙的方向也不同。当然，亘古时期有炎黄部落迁徙到南方与南方土著融合，在所避免，但是未必是由他们主导，这是因为百越仍保持自有的文化。只是到了后来，粤语方言的形成过程，则是汉族文化与百越文化共同发挥了作用形成的混合语，甚至是汉族在粤语族群的形成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有一定比例的汉族成份参与。何光岳又在其《南蛮源流史》中认为：中华民族在古代的民族群体中，有一个叫蛮人的团体，它是最早发明蚕丝的民族之一。……在四五千年前，蛮人族团早已活动在黄河流域，他们曾是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皞-——少皞族成员，由于部落之间的的长期纷争和交往，他们在杂居民中逐渐融合。……蛮人自离开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后&，分别向东南西北迁徙，……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南蛮族团，他们以苗、瑶为主体，还有濮——僚族系、巴——蜑族系、百越族系、羌戎——炎黄族系和东夷族系。当然，苗、瑶也是由羌戎——炎黄族系为主体，也吸收其他各个族系的成员而形成。但他毕竟是南蛮的嫡系，至今苗人多自称为蒙，瑶人多自称为勉或门，都是蛮的转音。数千年来，他们都要自认为蛮人，这是历史事实。……《南蛮源流史》分册。由于篇幅较大，把其中“百越族系”部分单独抽出。就其与蛮人不同特点来看，另作《百越源流史》分册是完全必要的。此外，又将与百越有亲缘关系的桂、伶、佯僙、牂牁zāng kē、句町qúdīng、且兰、同亭拨到“百越”族系名下；畲族是唐、宋以后由瑶、越人等族分出的民族，也可另作专史，因其分布地点全在古代百越的区域，因此或附于“百越”之后也未尝不可。南蛮集体对南方族群形成的影响，我认为何先生有一定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据官史、地方志、族谱的记载，唐宋以后，岭南地区遍布南蛮集团的瑶、畲等民族。不过《南蛮源流史》把今日茂名地区的俚僚民族归诸于南蛮集团，而不是归诸于百越，这是一个异于传统的观点，何先生认为僚人是北方的娄人南迁与濮人、越人、三苗人、巴人、蜒人融合形成，而俚人也是北方的雷人南迁，与苗、瑶、巴、僚、濮、越及汉人杂居形成。关于茂名地区古代的俚僚民族，无论文化习惯、基因血缘，传统观点都认为他们属于百越民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秦汉时期岭南的土著俚僚民族，有可能融合了早期南迁岭南的南蛮苗瑶集团（见李默《岭南瑶族来源问题的探讨》、《广东瑶族历史若干问题再探索》）。南朝任昉《述异记》记载了“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盘古国，其人皆以盘为姓”，对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蓝日勇研究认为，此盘古国就是在今日的广东花县。另外在今日的粤西湛江地区，有南北朝的雷祖传说，以及春秋时代就出现的雷州石狗等文化遗存，似乎也表明了湛江地区秦汉以来存在的的南蛮苗瑶集团的血缘、文化因素。高州市也有平山镇的唐朝吴三大帝墓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苗瑶民族与百越民族是构成今日广东人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对于古代苗瑶民族在广东的分布，李默在《岭南瑶族来源问题的探讨》、《广东瑶族历史若干问题再探索》、《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还有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探讨了粤闽赣边的瑶畲民族发展状况，另外还有集广东古代地方志记载之大成的《《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下），从中可以知道，古代瑶族遍布广东全境，这与古代瑶族的“烧畲耕山，刀耕火种”、不断迁徙的习性有关。瑶族的迁徙性，不同程度参与到湘、赣、闽、浙、贵、桂、粤、琼、滇等南方族群的形成当中，这往往为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学者所忽视，我们在研究迁入广东的湘、赣、闽、桂的移民中，也应该考虑到他们所包含的苗瑶成分。&三、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是对中国移民历史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研究广东的民族历史，肯定无法忽视葛教授主编的这部专著。但是，我认为《中国移民史》庞大则难以兼顾细致，特别是对于广东的移民史，我并不能完全认同。在《中国移民史》第三章第四节“移民与文化”之“方言”中，有关南方地区的段落，葛剑雄等学者这样说：4.赣语区西晋末年北人南下大潮涉及江西北部，开成赣语的最初源头。唐代中期至五代时迁入江西北部和中部的大量移民像楔子一样，把吴语区和湘语区永远分隔开来。赣语就在移民聚居区内形成，但当时与北方方言的差别甚小……5.客家方言区唐及五代时期，一部分北方移民进入了赣南、闽西，地理障碍使他们与北方方言隔绝开来。尤其是闽西地区，有武夷山与赣南相隔，更与北方方言隔绝，在当地定居的移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方言。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移民使用的方言是客家话的源头。但是，由于他们与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移民两宋之际至南宋末年的北人南迁相隔了一二百年时间，移民数量也非后者可比，所以影响有限。南宋期间迁入赣南、闽西的移民数量多，居住集中，而当地土著居民数量少，居住分散，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种为移民共同接受的新方言客家方言终于在宋元之际形成，这一带成为客家方言的中心区。一直处于其他方言包围中的客家人，形成了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言的传统，因此在以后的移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方言，不轻易为其他方言所同化。北宋后期，梅州客户已经超过土著，虽然客户未必尽是客家人，客户还包括了一部分迁入较早的移民的后裔，但说明外来移民的数量在当地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南宋时，赣南和汀州的人口开始向粤东迁移，粤东客家方言在此后时逐渐形成。明清时期，客家方言随着客家人的迁移而四处扩散。闽西、粤东客家人大批迁入赣南，使得自宋以来分别发展的客家方言相互融合。迁入台湾、四川、湘东、浙南、海南以及广西东部的客家人都把客家方言带到了新居住地，并大多保留至今。客家方言因其拥有众多的方言岛，成为汉语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一种方言。6.闽语区闽语区可分为几片：闽东片以福州为中心，是福建最早的置县之地，表明中原汉人最初是由海路抵闽的。魏晋时期，北方移民深入闽南，东吴政权在晋江口设县，说明移民也是由海路而来，然后以沿海河口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移殖，同时也扩大自己的方言区。从陆路移入福建的汉人越仙霞岭，经浦城、崇安进入建溪流域，形成闽北言片。以后逐步推进到闽中，奠定闽中方言片的基础。另外一支移民在三国时由今江西经临川越武夷山进入闽西北，还有一些零星的移民是由今广东迁入的。这一区域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自然使用当时江西的方言。但当地还有大批越人后裔，他们的语言对移民也会产生影响。由于移民方向和入闽路线的不同，形成古代闽方言中的闽东沿海和闽西北山地方言之间很大的差异。唐后期和五代迁入福建的移民不仅数量多，居住集中，而且居于统治地位，这些移民又带来了他们使用的北方方言，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类似的过程又在南宋重现。所以闽方言既受到自唐后期至南宋期间北方移民的共同影响，又保持了原来各片之间特点。闽语向福建以外地区的扩散是随着福建人的外迁展开的。从北宋后期开始，闽南人不断入广东，移民把闽方言散布到广东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在珠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南方言岛，一部分闽南人沿海向北迁移，使温州一些地方成为闽南方言区。清代闽南人大举迁台，构成台湾人口的绝对多数，闽南话遂成台湾最重要的方言。有意思的是，一支原籍泉州的移民迁入并分布于赣东北、浙西南的上饶、玉山、沿路山、广丰、铅山的平原河谷地带，至今仍讲一口异化的“闽南话”。另一批闽南人与江西人混合，沿天目山北迁，至今在苏南溧阳、宜兴留下闽南方言岛。6.粤语区岭南原是百越民族的居住地，秦始皇军事征服的结果留下了10余万移民，他们使用的语言成为今日粤语的先声。此后对于岭南的移民一直是渐次推进的，而且大多数由北部相邻地区迁来，直接来自北方的不多。所以，外来移民的方言多为粤方言所融化，这也就是粤语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较多、而且内部分歧较小的原因。我认为，赣语是对客家话影响最大的方言，但是，客家话并不是汉语移民占绝大多数的结果，而是赣语移民与瑶畲民族、百越民族融合的结果；广东的闽南族群即潮汕族群，百越民族与瑶畲民族对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葛剑雄根据史料也认为广东直接来自于北方的汉族并不多。而对于葛剑雄“秦始皇军事征服的结果留下了10余万移民”的说法，其史料来源于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杂家作品《淮南子》，原记载是50万，不知道为何葛剑雄缩减为10万，显然是由于缺乏官方史籍记载，葛剑雄自己作了推断，我认为他其实没有多少客观依据。还有南宋元初民间族谱记载的所谓“珠玑巷”移民，我认为更多的是中央王朝对广东地方正统化改造而产生的民间传说，并非汉族移民的数量占大多数影响所致，而这个传说更多的可能来自于瑶族族群南迁所产生。葛剑雄团队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可以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文献研究是主要手段，其来源包括官方史籍的记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家（族）谱、地方志等。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中，对间接的记载也应充分重视。二是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补充手段，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更是唯一的途径。这类研究方法一般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如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等。葛剑雄也认为尽管最大限度地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由于移民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仍会有不少无法了解的方面。葛剑雄认为官方史籍的记载是最重要的，由于它大多数是篡修于当朝或下一朝，基本都有原始档案或官方文件的根据，所以移民的资料基本是可信的。以官方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编纂或拟定的其他古籍、已经著录的出土文献等也很重要，再者是地方志。而家（族）谱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要采用统计学方法，要认真分析结合其他史料来运用。我认同葛剑雄团队《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方法，我现在总结、梳理各学者的观点上，结合针对性的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论断。葛剑雄团队《中国移民史》在岭南移民史上，我认为他们还是忽略了岭南民族的演变历史，其实这与移民史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只注重汉族的移民历史。因此这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岭南直到明朝中叶，都是少数民族的天下，而非汉族占主导的社会。其实，岭南的移民史就是少数民族的移民史。&四、史料岭南移民的官方史料很少。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也说“岭南的移民一直是渐次推进的，而且大多数由北部相邻地区迁来，直接来自北方的不多”。对于“秦始皇军事征服的结果留下了10余万移民”这个历史事实，本见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的记载：“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吴芳、甘于恩在《粤语多源论》中认为：“《淮南子》一书史学界多有疑问，怎能作为历史事实加以引证？……比方说秦军有50万，这与历史事实难以相符，秦国当时的总兵力才60万，拿出50万兵力来对付岭南，仅余10万攻打强大的楚国，于理不合；又说越人‘杀尉屠睢’数十万人，则越人至少也有数十万的兵力，才能打赢军事实力远在其上的秦军，这跟当时岭南的社会现实也不吻合，岭南当时社会极其不发达，人口稀少，四邑一带的台山、开平直至15世纪后才立县，即使建县较早的新会、恩平，建县之初人口也很少，如宋永初元年（420年）立新会郡，‘领县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万五百九’。（《宋书?地理志》）12县总人口才万把人，每县人口平均仅九百人。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使是全民皆兵，要达到50万兵力的规模，亦十分困难，何况时间还要上推数百年？至于《广东通史》的记载，也不可靠，从事件的发生到记载，相去将近两千年，这里面难免有传说的成分，数据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当然，秦迁中原之民于岭南也是存在客观事实的，唐末龙川县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这样叙述到：“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治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景望，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色，垦辟定规制。北距嶅山十里，东距五马峰五里，南距河里许，相对即海珠山也。凿井于治之东偏，曰越井。春秋为南越，战国属楚，为百粤，秦首置南海郡，即以龙川隶焉。则越之封，肇于春秋；而龙之壤，则启自越王佗也。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自嶅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新。稽《史记列传》，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称职贡，则佗之绩，良足为多。又秦迁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与越井相终始，故记之如此。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学士韦昌明记。”韦昌明记载唐朝末年的龙川县也只是有秦迁中县之民四家，可见当时的岭南社会仍然是土著占主导的社会。所以，广东人的来源无法与少数民族民族脱离关系，这也是与官史、地方志等文献记载的现实是相一致的。当然，正史记载广东直接来自于北方的移民很少，不过由相邻地区迁来的闽、赣、湘等地移民，其中并不缺乏汉族的成分。关于粤语的形成，有一些学者认为起源了汉朝时期的广信地区（今日封开、梧州地区），是由汉族移民的中原古语与南越土语交汇的结果。而吴芳、甘于恩在《粤语多源论》记载“现代的粤语跟唐代的中原汉语比较相近”，而不是与汉朝的中原汉语比较相近，粤语怎么可能形成于汉朝呢？我认为唐朝中期后，岭南以冯冼家族为代表俚僚地方势力消亡后，广东完全归诸于中原王朝统治后，官方语言的通行，从而导致粤语这种与唐代的中原汉语比较相近的混合语产生，而并非汉族人口占多数形成。关于广东古代的民族，另外一支重要的民族就是瑶族，内容已在第二节陈述。&五、以高州为例：高州地方历史研究的启示我一直致力于茂名地方社会历史研究。早期，我在《高州文化研究之我见》中认为“高州文明的内核是俚越文化”，我在茂名地方社会历史研究中一直以此作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回到茂名地区明、清初时期的社会历史当中去的时候，无论是官史、地方志、野史以及家谱记录，都显示出与我的“高州文明的内核是俚越文化”观点截然不同的另一面，这就是，茂名明、清初时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不仅是以俚僚民族的最终消失，也是瑶族社会的最终消失，以明朝“猺乱”为导火索，导致中央王朝对地方社会的最终改造，彻底改变了那个时期茂名地方社会，使这个边疆地区最终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管治。茂名人的来源，不仅是来自于俚僚民族，还有瑶族，还有来自于东部省区的闽语汉族、客家人，闽语汉族在唐朝已经迁徙过来，而客家人于明末清初迁徙过来，而客家人的底层也是瑶族。茂名地区俚僚民族是以冯、冼、陈等地方首领为代表的历史，而闽语移民在茂名地区形成方言岛，也是客观存在。但是至于瑶族对于茂名地区的影响，却一直为我们地方的社会历史学者所忽视。这不仅是茂名地区的问题，而且是为整个广东地区的社会历史研究所忽视，其实从官史记载中，唐朝开始，苗瑶民族已经逐步从湖南向广东全境迁徙，至宋朝已经遍布整个广东以及广东相邻的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直至贵州、浙江、云南和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来自于东部的闽语族群、客家人也不可避免融入了瑶族的成分。我对茂名地区瑶族社会历史研究的发端，始于我来自于广西的狼兵家族研究，明朝中叶，中央王朝为了防御茂名地区的“猺乱”，从广西调遣了众多狼兵来这里戍守。同时，明朝成化年间，以孔镛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完成了茂名地区社会的正统化改造，不仅使过去由于地处边疆正统化也不彻底的俚僚民族儒家化，而且也使迁徙过来的瑶族社会也儒家化，纳入国家的管治之中，当然这个过程十分漫长，至少到清朝初期才完全完成，少数民族全部纳入民籍，民族身份消失。我在研究高州地方姓氏家族历史中发现，高州有部分姓氏群落如廖、邓、黎、蓝、姚、巫、胡、古、江、谢、钟、温、邱、丘、何、伍、朱、沈、范、徐、郭、曾、汤、叶、卢、魏、萧（肖）、饶、丁、孔、邹、余、袁、郑、侯、唐、梁、雷、薛、戴、韩、孙、程、许、傅、苏、蔡、潘、方、熊、陆、毛、龚、卓、严、阮、甘、官等，与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人相同，但是他们大多并不操持客家话，而是讲粤语或闽语；他们的族谱记载多于明朝中叶前从粤闽赣交界等地区迁徙过来，显然早于客家人迁徙到粤西的明末清初年代。他们的迁徙传说中有很大部分为珠玑巷传说，过去我认为多是虚构，但是瑶族历史研究的深入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我认为珠玑巷传说很有可能是瑶畲民族南迁说法的替代，过去的专家的研究却是多把他们以中原汉族或客家人看待。我认为这些姓氏群落在明朝中叶前后的身份应该是瑶族而不是中原汉族、客家人，后来他们的方言也由瑶语同化为粤语或闽语。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人的形成也在明朝中叶之后，客家话也在此时正式形成，也是中央王朝对这个地区正统化改造的结果。我对高州有这种显著的瑶族色彩的周、胡、古、邱、龙、江等地方姓氏家族进行过详细研究，他们都具有以上的特点，这也是我探讨高州古代瑶族姓氏及广东人来源的思想来源。&六、分子人类学复旦大学的李辉教授在《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叙述了分子人类学对百越民族的研究的成果：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根据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1.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2.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3.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迁徙。百越接触过的许多族群也涵入了部分百越的遗传类型。百越从广东经江西向浙江的扩散可能发生于很早以前，福建与浙江的越族群体是不同路线迁来的，在台湾原住民遗传结构中同样表现出这种二元性。西部傣族类群是很晚从广东迁出的。……大部分的百越群体的遗传材料已经采集到了，许多群体的遗传数据已经实验得出，包括印度的阿霍姆，泰国的兰那、东北泰和石族，云南的傣泐、傣呐，广西的壮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夜郎、水族、侗族、拉伽，贵州的布依族和水族，海南的黎族和仡隆，上海古今的马桥人，浙江的於越，台湾的泰雅、布农、阿美、排湾、曹、赛夏、卑南、鲁凯、邵、巴则海。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从生物学的客观材料来看，百越民族的生物学特征有显著的统一性，而何光岳的俚僚源流中原说则表现出一定的误差。关于广东人的分子人类学检测有不少资料，我在《茂名人从哪里来》列举了分析了不同民系的材料：（一）粤语族群（A）关于广府人民族成份的分析，主要有见于网络上“肇庆广宁广府人基因来源分析“有关文章：最早的广宁男性染色体单倍群数据见于复旦大学文波的博士学位论文《Y染色体_mtDNA多态性与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2003)。该论文是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被评为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该论文的数据中，广东汉人广宁人40个样本的Y染色体单倍型如下：C-M130&&&&&&&&&2例K*-M9&&&&&&&&&&&7例O3*-M122&&&&&&4例O-M134&&&&&&&&&9例O1-M119&&&&&&&6例O2a-M95&&&&&12例根据这份数据，可以估计一下大致来源：来源于北方汉人的C-M130、K*-M9、O3*-M122、O3-M134四项一共是22例，占55%；来源于本地百越土著的M119有6例，占15%；广东的O2a-M95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广西、粤西一带的骆越后裔，另一个是源自湖南的瑶族及畲族，广宁人O2a-M95有12例，占30%，似乎两个源头都有。作者又引用了另一组2010年的细分数据，肇庆广宁广府人北汉比例为52.5%，比文波未细分数据少1例O3a3b-M7。&我也就此分析一下：（1）C-M130比例5%，属于较早期到达东亚的人群，高频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满、哈萨克等族及澳大利亚土著等，并不是指汉族；（2）K*-M9比例 17.5%，中国零星分布，个别少数民族高频，主要是印尼的一些民族高频。为黄白种人、早期白种人。（3）O3*-M122比例10%，中国最常见的单倍群，遍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占汉族45%–60%左右，苗瑶也达到45%以上，壮族一般有5%左右。（4）O3-M134比例22.5%，汉族30%左右，瑶族20%左右，壮族达到15～25%，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南亚。（5）O1-M119比例15%，为东越的特征成份，中国东南沿海、壮侗族群、台湾原住民分布较集中，东南亚岛屿也有广泛分布。（6）O2a-M95比例30%，华南、南方少数民族、中南半岛及印度Munda人群分布较多。综合以上分析，广宁人5%阿尔泰人，17.5%早期黄白种人，汉族和瑶族32.5%，东越15%，南方壮侗语族30%。所以汉族成份在这里应更少于30%以下。有一个问题我要认为是一些学者并不意识到的，就是南方的瑶畲民族的Y染色体单倍型的分布状况，说O3a3b-M7为苗瑶族群特征类型，但此类型在瑶族中的分布也只有6.4%，通常为汉族的特征类型O3*-M122和O3-M134在瑶畲中比例也很高，所以汉瑶一家难以区分，但文化上的差异却很大，所以有了客家人“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却也有可能被认为客家人都来自汉族。显然广府人也是如此，他们中间的O3*-M122和O3-M134成份，极大部分可能是瑶畲，这是与广东历史记载中有大范围瑶畲存在的情形相符合的。&（B）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的《史学与基因结合的新成果——〈岭南民族源流史〉成果简介》一文对《岭南民族源流史》的内容有概括性的介绍，我在此摘录简要的结论与观点：这项成果通过历史文献总结和基因分析指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经过与客家话中的苗瑶语特征相印证，这项成果还推断，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具体地说，客家人的形成始于宋元，形成于明代中叶。广府人，是汉族南迁移民与南方越人融合而形成的，在父系DNA上，宋朝汉族血统约占50%，秦汉血统占10%，越人血统约占40%；而在母系mtDNA上，越人占80%，汉族血统占20%。潮汕人，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其与广东汉族、广西汉族类似，与广西的壮、苗、侗等民族也接近。这项成果推断，自东晋至唐及至两宋在闽南形成的福佬人，是因闽南泉州、漳州人多地少，资源不足，不断南下“走广”,逐渐迁入潮汕、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而形成的。平话人，无论是在父系还是在母系遗传结构上都接近于南方少数民族，体现出他们不是汉族人口扩张形成的分支，而是其他少数民族被同化形成的汉族人群。这项成果认为，平话人的起源有两个，一是秦汉至隋唐形成的桂北平话人，二是宋代形成的桂南平话人。以上观点我还是要加些说明：（1）所谓“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汉人”之后又说“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这观点似乎来自于李辉。其实古代荆蛮族就是苗瑶畲的祖先，他们与汉族在Y染色体单倍群上同属O3，但不属于同一民族，因此不能说“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汉人”，应该是瑶畲才对。客家人的迁徙性就是来自于瑶畲民族的习性。（2）粤东的闽语支潮汕人含有较多的东越O1成份，同时也有瑶畲O3、西越O2成份。（3）广府人也是没有分析其瑶畲成份，也就是说其“宋朝汉族血统约占50%，秦汉血统占10%”，如果剔除瑶畲的成份，其汉人血统可能则会下降到30%左右。这都是瑶畲的Y染色体单倍群O3与汉族相同造成的。&（C）成峰在《广东东莞汉族mtDNA遗传多态性的研究》中分析研究认为：参考已经发表的mtDNA数据，计算东莞汉族与其他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获得了东莞汉族线粒体DNA高变区序列信息和部分编码区的限制性片段多态性、部分序列数据。通过单倍型划分，发现在东莞汉族群体中存在多种(亚)单倍型类群，比较高频率的单倍型类群是D、M7、B和F1，分别为18.7％，18.7％，17.8％和14.0％，而单倍型类群A、C、G2、Z的频率很低，分别是2.8％，1.9％，1.9％和1.9％。结论：通过各地区汉族人群之间，以及东莞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比较，发现广东东莞汉族具有典型的南方汉族人群特点，并能代表广东地区汉族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通过东莞汉族与少数民族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单倍型数据的分析，发现广东汉族与百越后裔、苗、瑶族等族关系密切，符合广东汉族是百越后代，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成峰的研究直接指明了“广东汉族与百越后裔、苗、瑶族等族关系密切，符合广东汉族是百越后代，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与我的观点相同，从生物学（分子人类学）证明了历史记载。（二）闽语族群李辉在《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也说明闽南人是北方汉人加一部分苗瑶形成，我认同这个观点：闽南人的主体是北方汉人+一部份苗瑶O2a单倍群是中国西南部的特征单倍群,原初的汉族群体可能并没有O2a单倍群。从图6中看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的闽语和客家人群中这一单倍群尤其高频,这一趋势看似从湖广一带蔓延而来,很有可能来自苗瑶系统的畲族。畲族发源自湖广的苗瑶系统,从广东西北迁到广东东南部,在广东东南和汉族群体发生一定的混合。所以这一地区的汉族群体中有高频的O2a正可能体现了这一结构。&&&&&&&我们从李辉的这张图看到，潮汕地区的闽语支人群包含的O1、O2东越、西越成分大概为两成，O3的汉、瑶为七成左右，基本是以汉、瑶为主体。（三）客家人薛雅丽博士2006年《梅州“客家人”Y染色体单倍群分布》：&&&&&&我认为，这张图表有个错误，O2*不是畲族，应是骆越，在壮族中比例很高。图中25.71%的O3-cd*p201*是指粤东土著，但是我疑惑的是粤东土著是指什么民族？我再查，应是O3-cd*（p201*）。O3-cd*在梅州客家人中比例最高，其次成都汉人。数万年前NO单倍群诞生出O3-M122，再诞生O3a-M324，而O3*-M122是O3-M122的原型，仍保持不变。O3a-M324再分为O3a1-L127、O3a2-P201。其中O3a2-P201，由此诞生出：O3a2b-M7（华中汉族、苗瑶族群）、O3a2c-M134（中原汉族、藏缅族群）、 O3a2c1-M117（藏羌族群、华北汉族），也就是说O3a3-P201是中原汉族、苗瑶族群、藏缅族群和华北汉族的同源共祖。而O3a2*-P201属于O3a2-P201的原型，高频分布在东亚沿海（6~8%）、东南地区（10~15%）及其台湾少数民族（20%）所以如果O3-cd*（p201*）是指粤东土著，可能是以瑶畲为主，而不是指汉族。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客家人群包含的O1、O2东越、西越成分约为三成半，O3的汉、瑶成分约为六成半，汉、瑶占比例最高。&对于分子人类学的材料研究分析，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和完善。特别是在广东人来源的材料当中，往往关于瑶畲民族的材料被忽视，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汉族的材料，从而导致了广东人大部分来源于中原汉族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当然这也是瑶、汉同源，瑶、汉的分子人类学结构相同而导致的误解。这在李辉、徐杰舜等学者的论述中最具代表性。&七、结语族群的意识认同在过去广东人来源的研究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广东的三大民系里，都存在着某些传说，这些传说似乎都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来自于中原正统”，譬如粤语民系的“珠玑巷传说”，客家民系的“汀州石壁传说”，闽语民系的“莆田传说”，这些传说也于各个民系之中存在。但是，我们从官方历史的记载当中，广东并没有北方汉族的大规模迁入。历史上，广东是百越民族、瑶畲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闽语民系的聚居地，各个族群也相互渗透融合，邻近省区也有其他移民的迁入迁出，客家人群体几乎在明末清初才形成。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在文化、语言、金融、政治制度、教育等方面，边疆地区虽然曾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地被强制改造，而这种改造并非汉族族群人数占优势所导致。&日于茂名之桐庐&参考资料：何光岳《百越源流史》、《南蛮源流史》葛剑雄《中国移民史》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李辉《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薛雅丽《梅州“客家人”Y染色体单倍群分布》成峰《广东东莞汉族mtDNA遗传多态性的研究》贺喜《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徐杰舜《岭南民族源流史》《广东瑶族历史资料》广西民族出版社《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李默《岭南瑶族来源问题的探讨》李默《广东瑶族历史若干问题再探索》李默《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李默《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李默《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吴芳、甘于恩在《粤语多源论》《狮岭盘古文化》岭南美术出版社&我撰写的有关文章：《茂名人从哪里来》《客从何处来？——客家人是如何形成的》《高州瑶族姓氏的探讨》《关于古代阳春县瑶山瑶姓的资料》《电白獞寨猺山考》《&明代中叶电白县的韶州流民》《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明末清初茂名县人口数量研究》《高州周姓来源的探讨》《茂北历史的片段（之三）——黄塘乡的故事》《茂北历史的片段（之二）——读〈阿辉传奇〉》《茂北历史的片段——读吴熙业〈平猺拓荒者吴伯超传并序〉》《化州狼村猺山初考》《高州的客家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关明朝茂名县狼獞寨及猺山的记载》《高州狼寨猺山初考》《诸神的诞生（之四）——甘盘祝廖先锋》《诸神的诞生（之三）——盘古和伏羲》《高州古越（壮）语地名》《高州文化研究之我见》《瑶族文化对高州文化的影响》《化州土著哪里去了》《高州北部胡氏家族研究》《高州人语言演变中的两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具有瑶族色彩的高州龙氏家族》《诸神的诞生（之十九）——李二高王》《诸神的诞生（之十七）——粤西的后俚僚时代》《诸神的诞生（之十四）——朝官庙里的刘祖、田祖》《诸神的诞生（之十二）——刘三仙姑》《诸神的诞生（之十一）——藤水大庙中具有瑶族色彩的神明》《诸神的诞生（之八）——符琼太公》《诸神的诞生（之五）——粤西南“亦神亦祖”的信仰现象》《高州的古氏家族》《大仙庙开光记》《高州的邱氏家族》《茂名地区福佬民系与广府民系交错居住区的情况》广东古代瑶畲民族的分布状况&我在《广东人从何而来》中探讨广东人来源之时，感到学者们对广东古代瑶畲民族分布的研究有遗漏，这是一个事关广东人来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由于古代瑶、畲民族的“烧畲耕山，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习性，使他们不断迁徙，从而遍布了广东全境，加上地理上广东南部海洋的天然阻碍，容易造成瑶、畲民族在广东的滞留，形成古代瑶族在广东聚居而且人口众多的状况。不过经过明末清初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族群的正统化改造之后，绝大部分广东地方的瑶畲民族都失去了原有民族的身份，归入了民籍。另外，一些学者在探讨古代百越民族在广东的分布，多囿于俚、僚民族，其实还应该包括干越、闽越等，古代百越民族支系繁多，不仅在广东全境分布，从西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至东江西、福建、安徽、江浙都有。不过广东各地域的百越比重受到外来移民影响而降低，比如唐宋时期，粤闽赣边地区人口稀少，为后来的瑶畲移民、赣移民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潮汕地区则受到闽南移民、瑶畲移民迁入的影响。这在分子人类学的检测结果中也有所显示，粤东潮、梅地区的百越成分与粤西相比都少。历史上广东汉族成分的来源，主要是赣、闽、湘语居民迁入，这是空间及时间所决定的。但瑶畲民族跨越这种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翻山越海，遍布广东全境，成为除了土著百越之外，广东人来源的最重要部分，这却为主流学者们所忽视。而且赣、闽、湘的汉语族群也受到瑶畲很多的影响，因此考虑这个因素，广东省的汉语族群包含着的瑶畲成分只多不少。本文汇集各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的一些思想，算是《广东人从何而来》一文的重要资料补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汪廷奎在《试论元代广东的瑶族》（见《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七辑）》中探讨了元代广东的瑶族人口数量：元大德以前，广东道“洞蛮二十余万”（见程矩夫《雪楼集·罗璧神道碑》卷二0），显然“洞蛮”是指广东道的各少数民族。《元史·罗璧传》叙述同一事时，则写成“山海夷僚不沾王化，负固反侧”，罗璧“乃诱致诸洞蛮酋长”。这里的“夷僚”即洞蛮，都是泛称。……元代广东瑶族人口没有确定的数据，官方认定瑶人的约数十万之多。大德三年（1299年）以前广东的“洞蛮”共20余万，按今广东省疆域计，则尚有湛江市和茂名市两政区境内的少数民族要加上，可谓近30万。元末，又有一个广东道各少数民族的相对数字：镇守韶州多年的江西行省参政刘鄂说，广东一道，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户），瑶僚半之。”（注：见刘鄂《惟实集·广东宣慰司同知德政碑》卷四）《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广东道户口为34.8万余户、234万余口，再加茂名、湛江地区的高、化、雷三路约12.4万户、22.1万口，广东共约37万余户（注：原文如此，应是“12.4万户”为“2.4万户”）、256万余口。设元末较元初户口不增不减，若按刘鄂的说法，大约瑶僚占总数之半，有18万余户、130余万口。这当然是个夸张得过分的数字了，但元代广东瑶僚较前增多终属事实。&练铭志在《试论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畲等族的融合关系》中也做出探讨：当时广东瑶族的人口，至今尚无法统计。元大德（）年间,程钜夫在《罗璧神道碑》谓，“洞蛮”其中瑶族居多）二十万,负固夺民田以食”。元末，守韶州刘鹗又说，“广东一道,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瑶僚（即瑶族）半之”。不管是“洞蛮二十万”，抑或是“户口数十万,瑶僚半之”，都只是个约数，并非实指。不过，据此可知瑶族人口之众。从上看到，其实元代并没有官方认定的瑶族人口数据，罗璧、刘鄂当过广东的官员，但他们个人的数据算不上是官方的资料，所以练铭志认为这 “只是个约数，并非实指”，可以说明瑶族人口众多。我认为元代广东户口“瑶僚半之”不会有太大问题，正是当时广东遍布瑶族的真实历史反映。汪廷奎在此文也论述了元代广东瑶族的分布状况：综观元代广东的广东道15路、州及海北海南道的高、雷、化三路，其瑶族分布状况是：有瑶族分布的有广州、韶州、南雄、肇庆、德庆、高州、雷州等7路和连、桂阳、英德、新、封、南恩等6州，即18路、州中的13路、州，地域居广东全境之大半；而潮、循、惠、梅、化等5路、州也都可能有瑶。不是“潮、循、惠、梅、化等5路、州也都可能有瑶”，而是确实有瑶（畲），粤东是与瑶族同源的畲族的聚居地，瑶、畲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往往瑶、畲并称。&关于广东古代瑶族的分布，李默在《岭南瑶族来源问题的探讨》、《广东瑶族历史若干问题再探索》、《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等文章中也有探讨，李默在《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中认为“宋、元时期广东境内已经遍布瑶族”，在《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中论述虽未及全面，也否定不了他的广东瑶族遍布全境的观点：综上所列举，与顾氏所述州县合计，明代瑶族在广东的分布情况如下：广州府：南海、番禺、东莞、新安、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从化、清远、连州、连山、阳山。韶州府：曲江、乐昌、英德、乳源、翁源。惠州府：归善、博罗、永安、海丰、龙川、长乐、兴宁、河源。肇庆府：高要、高明、四会（怀集）、新兴、阳春、阳江、恩平、广宁、德庆、开建、封川、罗定（泷水）、东安、西宁。高州府：茂名、电白、信宜、化州、石城。雷州府：海康、遂溪。廉州府：合浦、灵山、钦州。琼州府：文昌。潮州府（畲瑶）：海阳、澄海、饶平、程乡。&宋、元、明广东瑶族不仅遍布全境，而且正如刘鄂所记载的那样“瑶僚半之”，人口数量庞大。&粤东地区的瑶畲状况，汪廷奎和李默论述较少，而王东在《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中却详细论述了那里的瑶畲大规模分布的状况：六朝时期陆续由湖南向东播迁到福建境内的苗瑶语族先民，至隋唐之际已开始聚居在闽西南一带……在唐中期正式设置汀州之前，苗瑶语族的先民，应该是汀州境内的主体居民。北宋初年，循州（主要包括今天的惠州市，河源市，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境内依然是“织竹为布，人多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三·循州》）同一时期的梅州，绝大部分地区依然为原始森林所覆盖。……显而易见，尽管江西和福建两地在靖康之乱以后曾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人口，但是，真正进入赣南和闽西境内的北方移民，却并不多。……在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由小盘地和河谷平台向高山岭谷的推进过程中，以“耕山”而著称的畲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见第五章）瑶畲不仅聚集在赣闽粤边，而且深入到福建广东的漳、潮等地，甚至继续迁徙到浙江、安徽，其他地区至广西、贵州、海南岛、云南直至东南亚，显然，这是与瑶畲“烧畲耕山，刀耕火种”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因此，瑶畲遍布广东全境，也并非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关于刘鄂所记载的 “瑶僚半之”中的“僚”，也有必要探讨一下。僚人是中国南方古代古越人的一分支，发源于岭南古仓梧国，湖南商周遗址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的《泰族壮族粤族考》有记载，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到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等地，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俚并称。（见百度百科“僚人”）广东的俚僚在隋唐时期岭南归诸中央王朝管辖、地方酋领消失之后，基本上消失了，但是，我们在官史以及汪廷奎、王东、谢重光的论著当中看到，直至明代，广东地方还有“僚”的记载出现。当然我也认为，直到明朝中叶之前，由于广东地方基层社会由于正统化的改造未及彻底，仍然保存着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是我所说的后俚僚时代，但是，在官方的记载当中，却并不把这些讲粤语的族群称之为“俚僚”。因此，显然“僚”是指那些仍然使用百越民族语言、保持百越民族习俗、未纳入民籍管理的百越民族，即主要为后来的壮族族群，由于广东的百越民族汉化在唐朝即已经比较深入，剩余这部分保持民族身份的人群应该不多，多数分布于广东偏远的边境地区。所以“瑶僚半之”中瑶族占绝大部分的比重，汪廷奎也在《试论元代广东的瑶族》中这样认为。&明朝中叶，即使像罗旁地区（今云浮市）、阳春西山地区曾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瑶民的事件，但是，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正统化改造基本上是平稳的。瑶族人口没有多大的耗减。宋元明时期的南方，并不能说人口已经十分密集，甚至经济发达的广州、潮汕地区，都是如此，所以瑶畲遍布广东全境，烧畲耕山，择其闲地者迁之，甚至见缝插针，深入到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而迁入的瑶畲民族逐渐汉化者更加难以阻挡，所以粤语族群所谓的“珠矶巷传说”，我认为这都是南下的瑶畲民族迁徙所形成。&日于茂名之桐庐&参考资料：《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七、八辑）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谢重光在《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东瑶族历史资料》（广西民族出版社）《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李默《岭南瑶族来源问题的探讨》（以下皆见《广东民族研究论丛》）李默《广东瑶族历史若干问题再探索》李默《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李默《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李默《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练铭志《试论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畲等族的融合关系》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高州的古氏家族&明朝中叶中央王朝对偏远南方地区的正统化改造，使各姓氏建立宗族制度，编造族谱，由于族谱其难以避免的美化、虚构等现象，因此它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资料。当然我无法忽视姓氏、姓氏族谱的作用：一是族谱的编造也是当时的历史状况的反映，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二是宗族口述历史对编造族谱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族谱当中找到某些历史痕迹；三是南方宗族制度建立之后的族谱编修，也保存了不少客观性资料；第四改换姓氏的方面，即使少数民族早期改为汉族姓氏的现象较多，但其后都会保持稳定性，所以某些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姓氏群落在区域研究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粤西古代俚僚族群的冼、冯、陈、庞、杨、宁、李等姓氏，比如广西壮族的岑、黄、莫、韦、覃、农、蒙、蓝、赵、罗、梁等姓氏，闽语族群的郑、蔡、庄、翁、洪、许、林、柯、陈、黄、吴等姓氏。还有古代瑶族的姓氏，将是我本文研究的重点。这些对研究古代瑶族的迁徙、演变以及广东汉族的形成有很大的意义。&粤西地区存在着一个区域性姓氏群落现象，就是粤西的部分姓氏群落，与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人相同，但是他们并不操持客家话，而是讲粤语或闽语；他们的族谱记载多于明朝中叶前从粤闽赣交界等地区迁徙过来，显然早于客家人迁徙到粤西的明末清初年代。当然有很大部分为珠玑巷传说，过去我认为多是虚构，但是瑶族历史研究的深入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珠玑巷传说很有可能是瑶畲民族南迁说法的替代。过去的专家的研究也是多把他们以中原汉族或客家人看待，其方言只是已经由汉语、客家话同化为粤语或闽语。我认为这些姓氏群落在明朝中叶前后的身份应该是瑶族而不是中原汉族、客家人，是由瑶语同化为粤语或闽语。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人的形成也在明朝中叶之后，客家话也在此时正式形成，也是中央王朝对这个地区正统化改造的结果。其中高州这个的姓氏群落包括廖、邓、黎、蓝、姚、巫、胡、古、江、谢、钟、温、邱、丘、何、伍、朱、沈、范、徐、郭、曾、汤、叶、卢、魏、萧（肖）、饶、丁、孔、邹、余、袁、郑、侯、唐、梁、雷、薛、戴、韩、孙、程、许、傅、苏、蔡、潘、方、熊、陆、毛、龚、卓、严、阮、甘、官等。现在我就高州古姓家族的族谱进行探讨，试图来解开高州古姓与粤东古姓客家人的渊源关系，从而揭示其中的民族演变的本质。这也是我探讨高州古代瑶族姓氏及广东人来源的系列研究之一。&我手头上有一本2010年编撰的《高州古氏族谱》（卷一），关于高州古姓的来源，族谱有详细的记载，主要内容辑录于下：（一）古氏历代原表……惟唐德宗时有洪州通判古云应公，盖始迁粤东之鼻祖也，本河东平阳人，任洪州通判，因洪州寇乱，避地赣州，由赣州迁南雄保昌县之珠玑纱水乡，生二世祖讳廙yì公，任虔化令，生三世祖讳其然公，任秘书郎，生四世祖讳知贤公，任大祝令，生五世祖讳蕃公，任窦州都监，生六世祖讳全望公，兄弟六人，祖居四他（地），五兄皆显贵，惟祖性宁静，不趋名利，徙往增城，生七世祖讳延绶公，任信安令，后唐明宗天成丙戌年削平寇乱，告老致仕，往询叔父全赏公，至梅州&，见山水秀丽，人物淳和，移而居焉，生八世祖讳成之公，宋朝端拱中进士，授绵竹令，厥后逍遥物外，脱屣尘环，崇祀增城及广州孔庙，生九世祖讳宗悦公，任大殿中丞勋都骑尉，亦崇祀乡贤，生十世祖讳凤俊公，兄弟四人祖居四，授朝议大夫，生十一世祖讳口（上舟下革）（鞶），宋举人，生十二世祖讳怀潭公，兄弟二人祖居次，宋庠生，其生十三世祖讳文安公，性淡薄，好读书，不争名利，因世乱隐居增城瓦窑村，生十四世祖讳恭号宽堂，增城庠生，明成化十一年奉例挈眷来高州茂东平隆落业，我高郡一枝自宽堂祖始也。兹众议修谱由宽堂祖起，而宽堂祖生三子，长廷珠公，次廷玉公，三廷琏公，共三大房。我丹洒宗祠乃廷琏公子孙题钱创建其尝产，亦廷琏公子孙题租贮积增置产业，彼长次两房未尝与焉。&（二）原古氏修谱序溯自唐德宗时，洪州通判古云应公，本河东平阳人，乃始迁入粤东之鼻祖也，昔任洪州，因寇乱避地赣州，由赣州迁南雄保昌县之珠玑纱水乡，产二世祖廙yì公，任虔化县令，擢升郎官右佥都御史。廙公产三世祖讳其然公，大唐乾宁间任秘书郎侍中。其然公产四世祖讳知贤，大唐天成间任大祝令，时中书侍郎冯道赠有诗讚。知贤公产五世祖讳蕃，唐熙宗间任窦州都监，产六世祖讳全望公，兄弟六人祖居四，徙增城，产七世祖讳延绶公，宋兴国已卯科举人，任江西信安县令，后削平寇僭乱，告老致仕，往访叔父全赏公，至梅州&，见山水秀丽，人物淳和，广置田业，择地居焉。产八世祖讳成之公号亚奭，人称紫虚先生，宋端拱中程宿榜，为开粤进士，授绵竹令，厥后逍遥物外，脱屣尘环，崇祀乡贤名宦增城及广州孔庙与羊城五仙观，有古仙旧题碑，广州城东有紫虚古仙祠，乃经略安抚使刘尚书重建，翰林学士苏轼书赞，至今尚存。产九世祖讳宗悦，任大殿中丞，以勋授骑尉。产十世祖讳凤俊公兄弟四人祖居四，以胞侄名鞏名革名堇同怀同榜三进士，同朝同任三知府，貤封朝议大夫。产十一世祖讳口（上舟下革）（鞶?），宋绍兴元年举人。生十二世祖讳怀潭，增城邑庠生，兄弟二人祖居次。产十三世祖讳文安，明徵士。产十四世祖讳恭号宽堂，明庠生，生于成化十一年，奉例来高州择茂东平隆村安居落业。迨我高郡一支自宽堂祖始也。阖郡各支建议修谱，实由宽堂祖起，祖产三子，长廷珠，次廷玉，三廷琏。长支计迁地点则有帽岭、彭村、西岸、北街、新街、南湖塘、官庄、六垌、石塘边、丁岭、榕垌，化县山下根、竹崩塘者，今则以山下为最，功名田产似能振兴。次支计迁地点则有白沙、甶fú子、口（上穴下中，音chōng）尾、南关、邓村，电白沙垌，雷州徐闻者，其散处居远，固多未能普及。三支计迁地点则有原居平隆者，有移居丹洒、石头坡者，有迁山尾、云潭、石鼓、旺坡者，有迁淡粉、化州者，有迁雷州乌石港者，有迁茂西红花坡者，有由红花坡而迁北流长塘、旺埇塘、桂地坡、冻粥肚、第九水者，是三支之散处也。综览三支存殁万丁，而征究其房分之隆污入物之多寡，今则以三房之丁众、财旺、富足、贵显，尤以红花坡为最，其间科名仕宦代有伟人，高郡之古姓不致落后者，仅在第三支耳。然询及本宗，在先达有可以数典，若后进殊难以口述，是则谱之当譔也，明矣，迥思吾氏至高郡，发轫之初，正明清过度之代，岁贡道与、尚仁，廪贡文景、文礼，曾作氏记。至乾嘉间，茂才秉国、秉彝、为已、元佐，明经秀士代有文人，各房皆传手牍未能录稿。道咸间举人大原孝廉公，优贡宸锡观察公，均有著作文章，而频遭变乱，所存多属鲁豕。同光之季，拔贡召保、博学、厘保、裕保、广文、福保、桢保、鸿年、崇德、祖诒，廪生梦兰、文光、分县、桐保等，常常提议修谱，或为仕途所阻，或为力量所限，屡议屡浸，只增悼叹耳。迨丁已年（注：1857年）春，鸿保祀郡东宗祠，携先封君宴锡公手譔族谱相视，并述堂兄保泰、奉政封公面嘱修谱之词，与德辉咸商之，族人众之有识者，皆曰数千年光前裕后之举，毋姑待力勉。旃佥曰，先积贮宽堂始，祖尝以备措资不足，各房补助推鸿董其成鸿，则不避嫌怨力肩其任，先行调查采访，不辞劳瘁，越巳末（注：1859年）庚申，规矩粗备，编辑门类，支派源流，自入粤鼻祖，迄今卅余世之谱系，庶供谛玩焉。（三）原丹洒古氏祠堂记吾氏族自唐通判云应公始由豫入粤居南雄，传六世至全望公徙增城，十四世至宽堂公从增城来平隆，遂为高凉一支之始祖，其子三，长廷珠公，次廷玉公，三廷琏公。二百年来，支分派衍，统平隆丹洒，久居故土数十家，及散处于西岸、石鼓、化州、隆五与夫东，踞红花坡者，将几千人。顾向未有祠，已卯庚辰间，元贵、来泰、秉彝、荣宗等始倡议创建，谋于众，无不乐成，爰度地于丹洒，历一年而材瓦备，又一年而檐楹竣，木断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崇俭也。壬午夏六月之吉，进宽堂公栗主正位，以下各序其昭穆，满堂满室，严严翼翼，彬彬如也。夫然后堂构皆所告厥成功，虽无画栋飞云，闳耀壮伟，乃毕然四镇，座下有亭，亭下有堂，堂下有房，可以恣拜舞，可以聚衣冠，而远来赴祭者，且不患无栖止所，是亦可以敬宗收族者矣，老泉所谓幸其未至于涂人者，将于是乎在第祖，旧无担石之储胥，合族所侩，然共力而成。廷珠公后惟来泰哀，租田拾石以为牲牷费，余皆阙如；廷玉公后则全未有将伯之助。其祠之克成率皆廷琏公后出力居多，而平隆丹洒、隆五津派为尤重其繇如此。夫同是水源水，本宜无容歧二，春露秋霜，自应联为一体，安有区别于其间哉！而正不能无望于为廷珠、廷玉公之后者。年月日辛巳恩科举人截取知县裔孙大原撰并书&从族谱记载来看，高州古姓始迁祖是古恭号宽堂，于明朝成化十一年从增城迁来。我在《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一文中，探讨了为何旧高州府地区（今茂名市等地）的许多姓氏族谱都记载其先祖是成化年间迁徙来的原因，即与府官孔镛主导的地方社会的正统化改造有关。因此可以说带有成化年迁徙符号的族谱，存在着很多虚构的成分。至于古姓是否也是如此呢？成化年间是高州动乱最甚的年代（见我的《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如果各个宗族都说自己的先祖在这个年代迁来，显然说不过去。这份族谱从古云应至古恭的世系，与整个广东古氏族谱是相同的，高州古氏与粤东古氏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此，并非我现在所能探讨。《广东姓氏概况》介绍古姓说：古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客语区姓氏，梅州、河源有大量分布。粤西高州也有上万人口，潮汕地区人口也不少。珠三角的南海九江和鹤山古劳两个相邻的镇也有数千人口。我在网络寻找到一个“中华古氏网”，里面有古焕坤总编、古小彬执行总编《中华古氏总族谱》资料，它记载了南方古姓一个完备的世系，其源头为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古云应。不过广东古姓17万人口是否都来自一个人，本身可能性就很小，还有在一千二百多年里世系记录如此完备，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另外，据古焕坤总编、古小彬执行总编《中华古氏总族谱》中记载说古云应是南迁始祖，但其后五代死后都是葬在山西，这也难以说得过去。而古小彬在《&赣南客家古氏源流概述》一文中，又有以下记载：据现存乾隆四十四年（1779）古奇洋主修的《宁都新安古氏三修房谱》（笔者收藏）记载，客家古氏最早入籍赣南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时有世居河东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金殿镇）的古念五府君（又称古云应），官任洪州（今南昌市）通判，勤政爱民，六十岁时，谢爵归隐。当时他的儿子古浩，以才学任职虔州府虔化县（今宁都县）县令，古念五便随子卜居虔化县北关梅川。因古念五是唐代第一位南迁古氏，也是客家古氏的共同祖先。至907年，唐朝灭亡，五代伊始，时有三府君古代贤（又名古蕃），任窦州都监，传下六世祖古全交等六兄弟，亦分居各地：长子十一府君古全交迁居古云、次子十二府君古全规仍居宁都县守祖业、三子十三府君古全则居福建省汀州、四子十五府君古全望居广州府增城县、五子十六府君古全让居广东惠州府长宁县、六子十七府君古全赏居圳边，后嗣子孙散居世界各地。&&&&&这里记录了客家古氏最早入籍赣南是古念五府君，又称古云应，显然“古念五”正透露了其古代瑶民族的法名信息，其具有瑶畲的身份。虽然我在《客从何处来》一文中认为古代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人主要是古代瑶畲民族融合了赣语民系汉族人而形成的，但是这样的观点或许并未必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不过，从高州部分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姓氏来源的研究来看，这些姓氏多数记载来源于粤闽赣交界地区，但是现在他们多数讲粤语而不是讲客家话，究其原因，这部分姓氏早期从粤闽赣交界地区来到高州的时候，他们依然是瑶畲的身份，然而远隔两地的这些姓氏，经过明朝中叶的正统化改造之后，粤闽赣交界地区融合入赣语人群形成了客家话，而高州的则融合入粤语人群，两者分化。像古姓在高州、粤东呈献的不同的演变，正是广东古代瑶族的不同历史状况的体现。&广东地区古代曾经存在的庞大瑶畲族群，在国家的正统化改造之后，大部分都消失了，与这里曾经存在的百越族群一样。显然，现代的广东人的来源，与百越与瑶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符合历史的、不容否定的。我并非是在强调血统与民族，而是在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日于茂名之桐庐&参考资料：《高州古氏族谱》“中华古氏网”《广东姓氏概况》《中华古氏总族谱》《&赣南客家古氏源流概述》《客家姓氏与人口》《高州县志》2005年版高州北部黄塘一些历史踪迹的考察&春分前后是我家族祭扫大众山（即共同远祖的坟山）的时节。春分后第二日，一个天空灰蒙蒙的日子，我们回到老家。这次我还抱着考察几个河口村周围历史文化遗迹的目的，是近几年积攒下来的问题。毕竟我已经多年未去扫过这些大众山了。磨盘岭是河口村南约三公里水库中的小岛，岭顶为呈圆形的宽敞平地，故名。据高州《韦氏族谱》记载：“韦昊，宠袭千户职，元配黄氏恭人……考妣遗骸在大明合葬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黄塘甲朗韶乡官寨山巅，献天太阳金星原坐午向子兼丁癸分金水口放艮，此地系狼籍官厅。”而有冼夫人丈夫冯宝墓在我韦氏一世祖坟北侧之下，据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二“建置志·茔墓”记载：“唐越国公冯盎墓在怀德乡东十五里，有碑题冯府君之墓。”清光绪十六年《高州府志》卷十一“建置四·冢墓”记载类似：“唐越国公冯盎墓在旧良德县东南十五里，有碑题冯府君之墓。章县志云越国公冯盎墓明统一志在旧良德县东南二十五里今电白县境，有碑云唐冯府君之墓。案康熙初省志隶电白，乾隆府志属茂名，旧省志阳江县亦列盎墓，访之在县之东山塔脚。”茂名县志记载与府相同，实际上冯盎墓确实是在今天的阳江市东山脚，文革时被毁。因此，所谓的“冯府君”为“冯盎”是志书作者的错误考证。有关冯盎墓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万历《高州府志》卷之七“丘墓”：“电白县，越国公冯盎墓”，无详细地址，但此时电白县属地已不包含平山镇。现在我登岸磨盘岭，见有一通1998年立的墓碑，上书“坐巽向乾兼已亥，泰卦二爻，一九分金吉线，梁封高凉太守、隋赠广州总管谯国公冯府君宝公之墓，高凉冯氏众裔孙谨立，公元一九九八年岁次戊寅仲冬甲子月重修。”岭南冯氏族谱多记载冯宝墓在磨盘岭，据王兴瑞《冯氏族谱考订》记载：“冯宝公葬于良德乡东十五里凤凰山磨盘岭上，坐巽向乾，兼已亥分金。”佛冈冯氏族人的《岭南冯氏谱牒——业公入粤后世袭序记》一文记载：“（宝）公卒于陈朝永定戊寅二年十二月。墓葬电白县城北山。嘉庆二十四年修墓碑铭‘谯国公冯府君之墓’”。磨盘岭位于旧电白县城（今长坡镇，旧时有山间小道从良德、黄塘过磨盘岭到旧城）之北。冯守伦《冯姓考略》也载冯宝“墓葬高凉怀德乡十五里凤凰山，墓坐巽向乾兼已亥”。县府志本应严谨，却在记载冯盎墓上存在重大错漏。另外，冯氏族谱所称“凤凰山磨盘岭”也不太准确，凤凰山在磨盘岭北约七公里，在今日高州平山镇凤凰村委会，两者相距甚远。有关冯宝墓的资料，只见高州平山镇的磨盘岭的记载。但一些学者对此存在疑问，主要是史料不足。我也暂且存疑吧。磨盘岭西，旧时为大科垌村，是周氏望族的聚居地，朝元周朝勋即此村人，现在也为水库淹没。从磨盘岭坐船返回，我们来到河口村隔水相望的柴坡村登岸。柴坡村也是韦姓，与我们同七世祖韦秋登。柴坡在世人的闻名，大概是缘于几年前赌王在此种下生基福地之事，此地风水逐为世人所重。据高州《韦氏族谱》记载：“（清初）韦秋登统诸兄弟等帅兵征剿，戎马所至寇皆授首，曾一月三捷，皇帝赐牌世效忠诚，永袭千户，又赐花红狼田，载祖三千石”、“七世秋登公葬于象山岭老居屋背”，即在今柴坡村旁。韦秋登是高州狼兵所知的“世袭千户职”的人物之一。柴坡村西北面原为荡平村，现在已沉于水面之下。父亲说旧时有荡平墟，后由于地势低洼，迁墟于荡平之东四里的黄塘，逐成黄塘墟。荡平村为清朝咸丰年间参将李鸿勋的家乡，李鸿勋曾经率领几百平山子弟，到江苏围剿太平军，后为太平军击毙阵亡。荡平村旧时有卫安阁，是旧时茂名县著名的村堡之一。柴坡西面水库对岸是牛头岭，与狮子岭毗邻，牛颈上有李鸿勋的祖坟。象山岭旁边有大王岭，相传有狼兵韦氏另外一位“狼总”韦翅鸣的坟墓。韦翅鸣在明末清初举兵起事被杀。离开柴坡象山岭，坐船来到水库西面对岸的白居岭，有我村韦姓祖墓在山脚。下船，我即奔向岭腰的狮子坟，狮子坟得名自此山的形象仿如狮子抱球。据高州《韦氏族谱》记载：“六世祖兆礼，公号敬斋任侍郎总督千户职，同祖配合葬大侯狮子坟面向东北。”大侯应该为大喉，为旧时古丁水与黄塘江汇合之后的一个河水狭窄地段。狮子坟，十几年前我来此看过，但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这是我所见到的高州韦姓狼兵唯一的实物资料，意义非常重要。找到狮子坟，却见碑文风化已经十分厉害，十几年前清晰可见的碑文，现在几乎难以辨识，真后悔自己没有带一瓶水来，洒在上面可以看清楚些。不过中间文字还是可以依稀分辨出来：“六世明世袭千户郎显祖考号敬斋韦公、妣元配谢氏恭人仝墓”，其它文字无法全部认出来，唯有下次再来。有关茂名县（今高州）狼兵“狼总”的世袭状况，见于资料的只有一世韦昊、六世韦兆礼（敬斋）、六世韦翅鸣（飞九）、七世韦秋登，但后面三位都不是同一世系。所谓“世袭”并未真正体现，我猜测，在谁能继承“狼总”职位的安排之中，大概也发生了争夺、甚至流血的情形，这在广西土司的世袭历史中十分常见。&日完成&磨盘岭磨盘岭上的冯宝墓碑，与府县志记载“唐冯府君之墓”有差异，冯氏族谱记载：嘉庆二十四年修墓碑铭是“谯国公冯府君之墓”柴坡村下水库下面是李鸿勋故乡荡平村、荡平墟的旧址所在地。&荡平村旧时有李、胡、周、韦等姓氏，李鸿勋有直系后代，听说都搬迁到了胶场。西面对岸是牛头岭，有李鸿勋的祖坟。右边是狮子坟所在的白居岭&白居岭狮子坟韦兆礼墓碑，上书“六世明世袭千户郎显祖考号敬斋韦公、妣元配谢氏恭人仝墓”&。此墓为特殊的合葬墓，有双坟珠。为明朝茂名县狼兵的重要遗迹。信宜和氏狼兵——狼兵制度的探讨之二&&我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有关信宜狼兵的一些资料》的文章，初步探讨了广东信宜市古代狼兵的历史，里面有写道：&《信宜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的信宜“姓氏来历”一章有关“和姓”的来历记载：“据和氏族谱记载，和姓于明代由广西南宁德州迁入金垌镇上磨护旨村，其他资料不详。”……所谓和姓的“德州”、尹姓的“贵德州”，我认为应该都是指“归德州”。广西南宁历史上没有德州，……因此，和、尹两姓有可能是来源于归德州的狼兵后裔。近日生活在广西梧州的信宜和氏后人联系到我。原来我的系列文章引起他的关注，而他们的姓氏族谱也有其先祖为狼兵的记载。他看到我写的文章，对狼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此把他们的族谱序言发送给我。再次收集到韦姓之外的狼兵姓氏族谱，丰富了狼兵的史料，而且其内容非常有价值，涉及到明朝中叶粤西狼兵制度的一些情况。之前，我也对狼兵的制度做过研究探讨，资料多源于其他学者之手。狼兵作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军事政策和制度，但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见到有学者对它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田野调查的资料也非常少，我觉得非常遗憾。于我，除了韦氏狼兵家族的研究，没有能力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及研究，只是希望狼兵发源地的广西的学者能够重视，其实狼兵的研究不光涉及到古代军事史、民族史，还涉及到移民史，中国人讲究祖先家声，比如广东人来源的珠矶巷、莆田、中原等传说，而狼兵的迁徙不仅有来自于家谱的记载，还有地方史的记载，更加具有客观性，广东人搞珠矶巷认祖，为何广西不能搞狼兵认祖呢，这将对桂西文化、经济、教育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信宜和氏狼兵族谱对于我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在后面将结合各种资料，来对这一份和氏族谱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地方的狼兵制度。信宜和氏狼兵族谱序言如下：额招主有八名、三抚瑶，管束各狼兵，以原来在贵德州、肇绍二府高要、河源等县凤冲、黄竹、顶湖等山住种，先蒙楚之平王敕下监护子孙，分布狼兵一名，给田米一石正，免其课派徭例，砍山食力，免其夫役。正德嘉靖年间，陆续携带妻子搬移前来信宜东西二乡分住，砍山食力辟种，听从招主抚瑶，约束防守地方，其来久矣。兹因前此给有印贴，越经年久，间有逃亡故绝，致民、狼、瑶互相遗失，难以悉查，引旧例每岁编审（请换印贴），今已逾悉，查复守地混社、混冒，为此合帖给付招主苏广朝总管下狼兵和尚贵收执，依旧耕种防护旨饥也，遇警听调，协力援剿，其耕田自业，输粮徭例，砍山力食，免其夫役，俱照粮徭例当差，倘有豪妒奸民假冒狼籍侵占，许分兵粮徭赴本县陈告自罪，但此田须照给例自鑿záo，不许和自典卖，一经察出，一并究治，其递年粮米照例输纳，俱无有遗，须至帖者一实给怀都十一甲田米一石土名座落护旨管载。成化十七年给太原、玉瑛公照一张；顺治十三年给仕朝公照一张；康熙四年给志纲公照一张；康熙七年给志纲公照一张；康熙十年给志纲公照一张；康熙三十三年给尚贵公照一张；康熙五十年给日清公照一张；雍正元年给亘有公照一张。原文无断句，并且有些字誊写不太规范，如“课”派、每“岁”、典“卖”、混“社”、自“鑿”、“递”年等引号中的字，只能根据前后意思或字形来推定。我也对原文进行了翻译，但有些字句实在无法解释通顺，只能做到粗略：额定数量为招主八名、三个抚瑶官，管束各狼兵，原来在贵德州、肇绍二府高要、河源等县凤冲、黄竹、顶湖等山居住耕种，先祖承蒙有皇帝的命令监督和保护子孙，成为狼兵一名，给田米一石正，免除他的政府强制一般民众的承担的赋税，开山耕种，免除他的政府强制一般民众的承担的无偿劳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陆续携带妻子、儿女搬迁到来到信宜东西二乡居住，开山耕种，听从招主镇抚瑶民，管束、防守地方，这件事情由来已经很久了。因为之前有关此事给有执照，年长月久，中间有逃亡、身故、绝嗣，还有致使民众、狼兵、瑶民身份互相混淆的或遗失的，难以都检查到，引用旧时的成规每年政府专门的机构来审查，现在已经更加清楚了，审查防守耕种地混乱、冒充的情况，为此一起发执照给招主苏广朝总管下的狼兵和尚贵收存，依旧耕种防止护旨村饥饿，遇到报警则听从调遣，协办支援征剿，其耕田从事产业，捐输粮食为政府承担赋税还是按照旧例（免除），开山耕种自食其力，免除劳役，都按照旧时规定当差，倘若有豪强奸民假冒狼兵户籍侵占狼田，允许分兵赴本县陈述告状他们的罪行，但是此狼田仍必须按照规定自己耕种，不许自己典卖（活买活卖，到期可以赎），一经发现，一并追究和处理，其每年的粮米照例要捐输，都不能遗漏，必须由送执照的人同时送一份给怀都十一甲、田米一石土名座落护旨村负责人管理和记录。成化十七年给太原、玉瑛公执照一张；顺治十三年给仕朝公执照一张；康熙四年给志纲公执照一张；康熙七年给志纲公执照一张；康熙十年给志纲公执照一张；康熙三十三年给尚贵公执照一张；康熙五十年给日清公执照一张；雍正元年给亘有公执照一张。和氏族谱最重要的地方，第一是让我对“招主”是什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是土著的招募人，招募来狼兵，但又有一定的管理权，对狼兵进行管理；第二是狼兵的“印帖”或“照”，虽然没有看到原件内容，也能让我了解到狼兵就像现代社会的经营者一样，必须有营业执照。“招主”一词，我在诸多记载狼兵的地方志中看到，究竟他们起到什么作用，之前我十分疑惑。比如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记载：容邑本无狼。明正统四年（注：1439年），两粤诸瑶叛乱，而容邑之石羊山、灯盏、肚村、大南、榕木，四荒诸处，盘踞巢穴，剽掠尤甚。……随檄归德州各寨拨兵于信地，安插时，兴业、北流、陆川俱有狼总统领。容县水陆乡甘垌狼总黄胜凤，头目张芳也。九年（注：1444年），复因辛圩招贤人，阴通罗面六居村贼首邓盘记……（景泰七年1463年）闰七月，梧州府玉林州以军门檄仰容县、北流，支帑金四十七两，马五匹，行赉文牒，委官季秉，招主胡孟坚，耆民李仕秀，给榜至归德州拨狼官族黄平、黄剩、黄忠、黄员、韦副、韦高等率狼兵九百六十三家妻子前来容县、北流，委曲史邓免送入北流小劳一二里立营镇守石门、相思、古罗、六朗、西山等处，随杀获贼首李扶光等三十七名，解赴浔州府。复拨目兵黄白、阮英、甘应、莫显等二十四家同招主前去北流罗卞、三里、白米、文油等处耕守。成化元年（注：1465年）冬，拨兵小甲黄钦、黄锦等带兵二十家同招主前往扶来兼界广东合水寨镇守容县石羊山、大凹等处。万历六年（注：1573年），本州知州调回原兵，其不原（愿）回者听狼目，惟黄典长留容县。此盖以狼攻瑶，护民耕种，出于一时权宜之计也。然今狼人亦渐化而为民矣。邑人食狼田，有手录，当日前后，文牒底册，因前得考其始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03卷“广东下·猺獞”记载如下：狼獞者，高州府所属州县先年节议招取广西耕守狼兵，共一百三十一村寮，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獞九寨，兵二百二十名。茂名狼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领兵八百三十九名。石壁寨，兵三十二名；东岸寨，兵二十名；李观二寨，兵八十二名；白鹤寨，兵二十名；平圃寨，兵二十名；大双寨，兵五十一名；甘竹寨，兵三十一名；黎垌寨，兵二十名；马子寨，兵三十一名；井埇（chōng）寨，兵二十名；牛皮寨，兵三十一名；大朝寨，兵五名；以上招主一名。潘龙寨，兵三十二名；平眠寨，兵十一名；高岭寨，兵二十一名；黄岭寨，兵十名；金坑寨，兵十四名；以上招主一名。双花二寨，兵一百零三名；黄塘寨，兵五十一名；周垌寨，兵五十一名；清湖寨，兵五十名；以上招主一名。大乪（náng方言，中国广东一带对弯曲的河流之称）寨，兵二十一名；冼坑寨，兵十名；大屯寨，兵四十一名；、竹□（氵+朗）寨，俱兵十名；水坑寨，兵五十一名。獞七寨，招主二名，领兵约八十五名。桐油寨，兵十三名；永安寨，兵十一名；以上招主一名。博马寨，兵十六名；张村寨，兵十一名；东瓜寨，兵十一名；冯村寨，兵十二名；观珠寨，兵十名；以上招主一名。……信宜狼四十七寨，招主六名，领兵约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铜鼓寨兵五十六名、西村寨兵四十四名、南曹寨兵三十五名、登逻寨兵十八名、六哨六婴陈村寨兵三十五名、甘雪寨兵三十九名、双峒寨兵三十一名、都黎寨兵二十一名、潭利寨兵三十八名、七里寨兵三十九名、潭坡寨兵二十九名、那贡寨兵三十八名、石□（石+化）寨兵七十一名、六观寨兵六十二名、欧坑寨兵五十三名、古楼寨兵二十五名、高城寨兵十九名、佛洞石程寨兵二十五名、龙山安宁寨兵四十九名，以上招主一名。木定寨兵十四名，招主一名。长乐寨兵三十二名、积基寨兵十一名、平山寨兵十三名、万峒寨兵二十三名、罗卧二寨兵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六蒙寨兵二十五名、黎峒寨兵二十八名、庄峒寨兵二十五名、郡峒寨兵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石马寨兵二十二名，招主一名。金峒寨兵四十三名、圣积寨兵十一名、坡腰寨兵二十三名、石南屯寨兵二十五名，以上招主一名。六境寨兵十六名、石嘴□（土+並）峒寨兵二十三名、军田寨兵八名、六莫？寨兵九名、六□（木+琶）寨兵十一名、石俊？寨兵二十四名、高仰寨兵十四名、白花寨兵十九名、石槽寨兵二十一名、思漏寨兵一十四名。在容县志中，有“委官季秉，招主胡孟坚，耆民李仕秀，给榜至归德州拨狼官族黄平、黄剩、黄忠、黄员、韦副、韦高等率狼兵九百六十三家妻子前来”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地方民众如果有需求，也是调拨狼兵到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根据信宜和氏族谱的“为此合帖给付招主苏广朝总管下狼兵和尚贵收执”来观察，招主还具有对狼兵的管理权，至于这种管理权限有多大，是只有行政方面，还是包括军事方面，族谱没有明确。过去我认为，狼兵与地方卫所士兵一样，都是由地方省都指挥使司管辖，而一般地方民众由地方省布政司管辖，就是说狼兵管理及调动，只能由省都指挥使司行使，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和氏族谱的记载，却使我产生疑惑，像属于地方土著产生的招主，为何能够行使对狼兵的管理呢？而且地方政府还必须定期对狼兵进行查验、审核，颁发执照。《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以上招主一名”的记载，似乎也有“管理”的意思，只是我过去不太留意。另外在明朝万历《高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狼兵六百六十名，大屯寨三十名、李观寨四十名、石壁寨三十名、黎垌寨三十名、大桑寨四十名、甘竹寨三十名、牛皮寨四十名，俱黄宪管；周垌寨六十名、清湖寨六十名、鹤垌寨三十名、军堡寨三十名、双花寨六十名、近周寨四十名、寨背寨三十名、莲塘寨三十名，俱李廷华管；潘龙寨五十名、平眠寨三十名，俱邓魁管。獞兵八十名，为东瓜寨二十名、博马寨二十名、马村寨四十名，俱曹应鳌管。所谓黄宪、李廷华、邓魁、曹应鳌管，这些人物是指狼、獞兵的头目还是所谓的“招主”呢？过去我认为是头目，现在却只能存疑了。如果他们是招主，根据这些黄、李、邓等姓氏，俱是当时茂名县北部的瑶族姓氏，因此如果他们邀请狼兵来抗瑶，那么则说明当时的瑶族已经有许多汉化了。像容县的招主胡氏、阳春的招主范氏、信宜的招主苏氏，其实也同样，似乎都是汉化的瑶族人。阳春庞洞范氏族谱记载：迨三世祖守愚公创业垂统，率成太祖志，于嘉靖三十五年（注：1555年），顶受许姓田心寨田塘屋地，立地而居。越五年始置荷禄村场，原其址则购邱、陈二姓丘田为业也。隆庆间寇寇盗猖獗，西山贼首黎汝成占洞，当事弗能弹压，人各逃生。唯我三世祖出力纠众，前往广西招募狼兵，剿平贼党，一方赖以安宁，朝廷以功给千戎答付，诰授武节将军。庞洞范氏三世祖范守愚“前往广西招募狼兵”，大概也是一个招主的职能。另外，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建敏《广西桂林透江堡文书介绍与简析》中管理狼兵的是“排年”：排年则是明代里甲制度下，负责征收粮赋的里长、甲首，从文书的记载来看，这些排年还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从记事册来看，立堡过程中排年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