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中央成立了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负责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有人说，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恶劣，应该枪毙。毛泽东力排众议，在“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处一年半徒刑。惩罚后，毛泽东看望了每个人。对于许世友，毛泽东先托陈赓捎去一条烟，又叫徐向前“去做点工作”，随后亲自前往。许世友听到毛主席来看他，怒火冲天：“我不见他!”毛泽东弯腰进了牢房，站在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您吃皮肉之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红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脱下八角帽，连鞠三躬。然而在许世友看来这是虚伪的做作。他抬起拳头要打毛主席，说：“可惜我手中没枪，要是有枪，我不崩了你才怪!”
许世友竟敢打毛主席，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两天后，康生拿着一张纸向许世友说：“这是枪毙你的正式文件，你签个名吧!”许世友提出想见毛泽东一面，否则不签字。
毛泽东真的要枪毙许世友？原来，康生和博古起草了一份许世友“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论集，连同他们的处理意见，呈送毛泽东办公桌前。毛泽东看了材料说：“许世友同志是一名有影响的将军，还是不杀为好，具体意见我暂时还拿不出来，你们看着去办吧!”
康生等就是抓住毛泽东“你看着办吧”这句话，起草公文杀掉许世友，白纸黑字，盖上公章，主席有心想改，木己成舟。康生走后，毛泽东觉得这与自己初衷南辕北辙，立刻慌了，对秘书说：“此件不妥，你快跑步回去，通知他们停止执行。”得知许世友要见自己，毛泽东说：“我在这里等他!”
听说毛泽东愿意见自己，许世友简直不敢相信，他索性来个破釜沉舟，对康生提出了带枪去见毛泽东的要求。康生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请你告诉许世友，可以带枪来，再加一条，可以装上子弹。”
在中国，地方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之一，两人的“和”与“不和”，直接影响当地政坛生态。按规定，党政一把手之间——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各自有不同的分工：说简单点，就是市委书记统领党的部门，主管干部调配，市长统领政府部门，负责经济发展——一个“管人”一个“管钱”，各有侧重。同时市长作为市委副书记，协助市委书记工作。
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干部人数有限，如果县委书记在该地提拔过一轮下属官员，政治威望就会尤其牢固——此时县委书记若“自觉”还好，否则县长很容易被架空，导致县委书记说话是“规矩”，县长说话只算“意见”。
此情况典型的是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他任县委书记5年中，两任县长都是任期未满就被他排挤离任。一次杨松泉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县长讲了一些与其不吻合的意见，结果杨在会上直接厉声呵斥说：“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
而后续接任的县长，杨同样施以颜色，常常在大会上公开否定县长的意见，弄得全场哄堂大笑。媒体报道说，县长下属的各局长向他汇报工作，县长会先问“书记是否知道”，若回应不知，立即面带惧色。
而到了市这一级，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的关系，就会更趋平衡。首先党政之间可以各自有更清晰的分工界限；而且到了地市这一级的官员，谁若过分“出格”，对方与省里甚至中央都有交流渠道，难有“霸权”存在。由此若碰上强势市长，面对市委书记的干涉，往往会以党政之间公开的分工规则和法律赋予政府首长的权力为依据，进行回击。
而少数市长和市委书记之间的“交恶”，有时也更为明显。比如此前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和市长肖作新之间的矛盾，几乎公开化。后来肖作新被查期间，王怀忠甚至还曾想托人到上面活动，以便“从重从快”处理。
更甚者，此前的甘肃兰州市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一次出租车罢工事件中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在随后的人大常委会上明确表示不再支持市长的工作，由此导致该市长落选——这位被调职的市长在两年后直接向中纪委举报了市委书记，最终两人双双受审。
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省会城市，一般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都会是省委常委，是副省级官员了，而且作为省委常委，可以直接影响市长的调动，比身为正地市级的市长权责上自然更有优势。但因为省会城市就在省委、省政府一把手眼皮底下，各方会更遵守规则。
至于到了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则少有明显不和。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由中央统一调配——组织部门肯定是通盘考虑性格、资历，基本不会让党政不和的事情出现。而且到此位置的官员，政治经验足够，相处分寸也把握熟稔。
“石油帮”落马官员关系图
原标题：从中石油落马高管看行业的“校友圈子”
在中国，几所专业学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专业学校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进而衍生出一种独特校友文化现象，其实并不止于石油系统。
石油系统的反腐风暴正酣
8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对外公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冉新权、总地质师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日之内，中石油三名高管落马，舆论为之震动。而梳理三人的简历，他们竟系出同门。公开资料显示，李华林1983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物探专业。冉新权1982年9月考入西南石油大学，先后获得采油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王道富则是西南石油大学地质77级校友。
三名校友同日落马，让“校友圈子”的议题再一次撞入人们视野。
今年50岁的李华林，1983年从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中石油。自2007年起任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副总裁，此后兼任中国石油董事会秘书、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
多名中石油内部人士透露，李华林是秘书出身，在上世纪90年代曾长期担任秘书。“这也是李华林日后飞黄腾达的一个关键因素。”
与李华林的秘书出身不同，校友冉新权、王道富走的却是“基层路线”。这两人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并先后担任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据了解，长庆油田是近年来中石油重点打造的“西部大庆”。 2008年，王道富离开长庆油田，赴北京履新。而他的接任者，就是冉新权。这对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从2003年至今，先后执掌长庆油田十年之久。
据记者调查，冉新权在长庆油田的口碑并不好。8月27日16时50分，新华社正式发布冉新权被调查的消息。然而早在当日上午，长庆油田贴吧里便一片欢腾。一名自称长庆油田员工的网友留言道：“冉把长庆油田搞得乌七八糟的，使劲地上产，可以说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表面上看加速了长庆的发展，实际上加速了长庆油田的衰落。”
长庆油田员工介绍，王道富在长庆油田历史上，已经算一名很有个性的领导，作为继任者的冉新权，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对内强势，对外也很强势”。有媒体报道称，近年来，长庆油田与陕西、甘肃等油气田所在地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2009年，甚至发生长庆油田护矿队同靖边县公安部门的冲突，26名当地公安人员和9名长庆员工受伤。
一名在西南石油大学任教的老师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王道富在大学时，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成绩并不算拔尖。只能算那种很普通的学生”。
多年之后，李、冉、王三人都被视为西南石油大学“杰出校友”的代表。在各种校友联谊活动中，三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尤其是王道富与冉新权，既是校友，还是老乡。“他们都是四川人，又曾在一个单位搭班子，还是前、后任关系，交情很深。”
不过如今，西南石油大学对这三名校友的情况却不愿多谈。记者在西南石油大学采访期间，学校校友会的工作人员一听说采访主题与这三人有关，当即表示：“现在特殊时期，我们不能乱说话。”
在中国石油系统，西南石油大学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此后便一直留校任教的杜强，意气风发地向《廉政瞭望》记者讲述了这所大学的历史——1958年3月，位于南充、武胜、遂宁的三口探井喷出高产油流，震动全国。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坐镇南充，打响了新中国第一次石油大会战。为了加快开发四川石油天然气资源，也为西南协作区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培养技术干部，国家决定成立第二所石油高校，校址就设在川中石油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川北重镇南充市。西南石油大学首任院长，便由时任石油工业部基建司司长的马载担任。
50多年来，这所专业性极强的大学，为中国石油系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西南石油大学的大学精神也被提炼为：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
西南石油大学桃李之盛，从一个细节便可窥知。2012年2月，西南石油大学北京校友新春联谊会上，校友们汇聚一堂。其中，来自石油系统的部级高官就达十余人。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刘宏斌、李华林，中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焦方正，中海油技术总顾问周守为等三大石油集团的高管，均以校友身份与会。“联谊会现场就可召开一次中国最顶级的石油产业高峰论坛。”参会的民营石化企业总裁如此说道。
本轮石油系统的反腐风暴中，与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一道落马的，还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近日发布公告，任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刘宏斌兼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
“刘宏斌也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采油系79级的。”杜强告诉记者，“我的心情很复杂，看到那些落马的校友很痛惜，但关键时刻充当救火队长，冲在第一线的，也是我们校友。”
如今并无资料证明，李、冉、王三人，在大学校园时，是否就已相识。“不管当初是否认识，只要后来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彼此是校友，感情上一定会亲近许多。”与李华林同年毕业，如今在四川一家石油企业工作的校友董志国这样说道。
董志国介绍，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这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在这儿度过了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有一次去新疆出差，和一名石油系统的处长喝酒。酒席都快结束了，才知道对方也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二话不说，又叫服务员端上一瓶酒。”
“无论什么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友圈子。但作为石油系统的校友圈子，又和其它学校有些不同。”杜强介绍，其它综合类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奔赴各个领域工作。毕业宴席一聚，有时真成人生永别。西南石油大学的毕业生，大多在石油系统工作，校友之间经常有碰面的机会。另外石油行业比较特殊，校友们不仅有同窗之谊，有些人还一起奋战在大漠戈壁、深海油井，这样又多了一份战友的情谊。
“既是一起同过窗的同学，又算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如果再一起分过赃，那人生几大铁关系，基本就凑齐了。”董志国如是说。
据了解，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工作，一直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各省（市、区）设有校友分会，各大石油企业内部也建有校友会。校友们经常聚在一起，既追忆激情飞扬的校园生活，也交流工作中的进退得失。
董志国就经常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他介绍说：“在这个圈子里，大家的防备心都是很低的，彼此之间更为信任，没有人会有意识地骗人。有校友这块敲门砖，协调某些关系时的确容易一些”。
作为一名80后，几年前才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如今在中石化基层单位工作的向晓云告诉记者，其实校友圈子里，也是分圈子的。比如大家都是厅级领导，就在一个圈子里混。而像她这种基层员工，也就是和年轻的校友们偶尔聚在一起，吃吃火锅，唱唱卡拉ok。
几所学校的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
西南石油大学一名工作人员说：“落马三个人，全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应该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素。”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中国为石油系统培养人才的就那么几所大学，所以石油系统的干部，几乎全是这几所学校的校友。人数那么多，难免会有几个人出问题。
在中国，几所专业学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专业学校毕业生统治一个行业，进而衍生出一种独特校友文化的现象，其实并不止于石油系统。
今年5月，未满49岁的易会满接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学校——浙江职业学院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所高职院校办学38年来，近百名校友成为省级分行及以上领导，其中支行副行长以上干部5000余人。除了易会满，现任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楼文龙、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等金融大佬均毕业于该校。
而查阅国内主要银行高管的简历，更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银行高管在进入职场前几乎都就读于财经类院校，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学校。所以，中国最盛产行长的地方绝非清华、北大这样的著名学府，而是像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湖南财经学院、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和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这样与央行关系紧密的非“知名”学校。
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齐名的湖南财经学院，就曾走出了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和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人。当地还有个说法，湖南财经学院向中国输送了1000位大大小小行长，这些人执掌了中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天下。鼎盛时期，中国农业银行在全国有17个省的分行行长全出自这里。
除了石油、金融，还有电力系统。号称中国电力黄埔军校的华北电力大学，其毕业生占据了中国电力系统管理层的半壁江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电力等大企业的总裁级领导中，均有多人出自该校。
仔细分析这些专业性院校，有一点十分相似——其在全社会的知名度远不及某些综合性名校，但在各自领域，却是当仁不让的执牛耳者。从这些学校走出的学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行业的管理中坚力量。
“因为各种原因，这些专业性学校走出去的校友，联络会更紧密，感情也更深。”杜强说，这种紧密的校友圈子，实际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现在执掌石油系统的精英几乎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人，当时中国的石油专业教育比较落后，单位想招人只有去那几所学校。现在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招人既重视专业也看重学校的牌子和学历，从世界名校回来的海归也日益增多。也许用不了多久，石油系统的人才格局会为之一变。
圆而中空，谓之圈子。在人际交往中，引申而来的人脉圈子，却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高度。
校友圈子，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古代中国官场便讲究同年、门生，而在美国，由常春藤盟校组成的校友圈子，在政商两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近日有媒体评论指出，“圈子”本身并无大错, 但当相关监督缺位，“圈子”成为腐败交易平台时, 其破坏力相当惊人。近两年来被揭露的大案要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从联成一“窝”、串成一“串”的小贪官里,“成长”出大贪官, 从一堆小案件“培育”出大案件来。
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的确有必要对所谓的校友文化进行适度规范。记者近日在国家行政学院采访时，发现该校一个厅级干部培训班的入学手册上清楚规定，无论学习期间与离校之后，均不得以同学联谊的名义相互举行宴请或者邀请对方进行交流考察。
在刚刚结束的毕业季里，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对毕业硕士生的一番教诲，被外界广为流传。龚克不但谈及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杰出校友，还给大家提出了警醒。他说，最近有一名我国金融界颇被看好的年轻领军人物，因为触犯了法律遭到了处分。多年前他正是在南开获得了硕士学位。毫无疑问，他的问题不是专业能力不足，而是“价值观”上出了问题。龚克借此告诫同学：学位证不是保险带，要使自己的人生不脱轨翻车，最最要紧的是坚持一个“公”字。
（应受访者要求，杜强、董志国为化名）
有一次，时任长沙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长沙市人大党组副书记
刘耘选择离职。摄影|苻芳钊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被广泛流传为“市长干了书记的活”的南京市长季建业。强硬的作风就在南京出了名。知情人士透露，季建业与前任市委书记开会时，时常用“这个事情我来讲……”直接打断前任市委书记的讲话。对此，很多人私下议论季建业是“市长干了书记的活”。
而据南京的媒体同行反映，季建业对媒体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经常给予直接批示。一旦有媒体反映某个单位某项工作上的问题，即使到了晚上12点，季建业也会给相关局领导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便是劈头盖脸一顿批评。
徐书记和其他几位市领导特别爱好运动，徐只喜欢乒乓球，有个副市长爱打篮球，还有一位市人大领导两样都参与。许多陪同人员经常在陪他们打着“只许输、不许赢”的“皇帝球”。徐书记在专设的豪华场地打球，有两辆车和多人伺候，打完球开晚宴，有时候在球场把茅台酒倒入矿泉水瓶再带入宴会场所。打篮球的领导呢，组办了一支横冲直撞、从不输球“野牛队”，而“某副市长和某主任打起球来，容不得别人跟他们碰撞、对抗。谁要是敢在他们身上犯个规，他们立刻对场下叫嚣着，要他们的手下‘查查看犯规的是不是流氓黑社会’。”
1，临沂黑老大当村支书 在情妇家被抓喊"杀你全家"
李振山，山东临沂市八湖镇李位林村人。李振山有多牛？"即便李振山已被终审判决25年有期徒刑，临沂市八湖镇的百姓提起这个人，依然面露惧色。强占土地、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李振山横行乡里十余年，村支书换届选举时，非党员的他竟然"全票当选",甚至堂而皇之地霸占基层村委。在2011年村里选举前，李振山带领一帮地痞为他助威，并威逼村中其他党员，扬言谁不选他就揍谁。"我就是不在现场，这个书记也是我的。"猖狂的李振山如是说。就在
2,北京密云一村主任王晓雷被指涉恶，疯狂盗采砂石、打砸执法车辆、敲诈勒索、强收过路费。被警方抓获时，王晓雷躺在总统套房内，有两名女子相陪。王晓雷名下资产数千万，过的是“天天打麻将，夜夜当新郎”的生活。
2013年29日，爆出‘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韩迎新的新闻，
当老百姓追问女市长为什么蛮不讲理时。她振振有词说，“我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
政协委员，店铺被拆的市民许桂芹，受到温家宝接见时抱头大哭
其张狂之极，比座山刁还要土匪，哪里像是人们的公仆？
三，特务政治与流氓政治是人类政治的大忌
纵观人类社会特务政治与流氓政治它总是出现在威权时期没落时期和社会动乱时期。
北京密云一村主任王晓雷被指涉黑，疯狂盗采砂石、打砸执法车辆、敲诈勒索、强收过路费。被警方抓获时，王晓雷躺在总统套房内，有两名女子相陪。王晓雷名下资产数千万，过的是“天天打麻将，夜夜当新郎”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