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公平与效率总体种既统矛盾关系其统性体现：面经济公平本身内含着效率原则按要素贡献配促进劳投资积极性促进财富增；另面效率内含着社公平原则资源能够效率利用配置社财富增缩收入差距实现社公平提供较余奠定物质基础两者实现程避免现矛盾收入配差距拉助于效率提高差距则能超低收入阶层容忍能力疑伤害社公平原则政府经济面责任通完善经济体制并运用包括财政内政策手段达公平与效率基本协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全面展开。 按照中组部领导的要求，今天，我就“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问题， 与大家作一点交流。主要是向大家汇报和学习。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 容。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历程 首先，什么是作风？如果下一个定义，可以说，所谓作风，就是 一个党、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团体、一个人等等，在自己的思维和活 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作风表现于不同范围和群体， 就有党风、政风、世风、民风、校风、家风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则 有学风，文风，会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 等。 党的作风，就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 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它是党的 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 力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讲作风，道德是讲党风以及政风。党风、政 风与其他方面的作风密切相关。世风、民风、校风、家风等等，都会 影响党风、政风。但由于党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抓作风，首先要从 党风政风抓起。抓好党风政风，就能带动其他方面的作风建设。 90 多年来，我们党大致经历了三个 30 年，办了三件大事。作风 建设始终贯串其中，具体可分为六个阶段考察。其中有丰富的经验， 也有一些教训。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断探索和解决作风问题，形成 了一系列优良传统 党的作风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往往以为是 30 年代之后才 形成的。其实，应该说，党自成立起，就表现出了一些很好的作风。 1 比如说，以天下为己任，深入基层、组织群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等等。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地使用作风这个词，但这些精神和作风， 在党的活动和工作中已经体现出来。 1929 年12 月，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奠定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 比如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 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 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几条，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有很 强的针对性。比如赌博问题，2005 年，17 个省区市查处参加赌博的 党员干部就有 2635 人。 随后，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 线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1942年，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党风”的概念。 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 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 1945 年，党的七大总结作风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把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 作风，归纳为党的三大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 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刘少奇同志同时还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深入 的阐述。三大作风的文字表述后来有一些变化。我们现在说的是：理 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二）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执政条件下的作风建设问题，党进 行了艰苦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要求。1950 年 上半年，全党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 年下半 年至 1954 年春，又进行了全党范围的整党运动。 1956 年，党的八大总结执政 7 年以及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对 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 统，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 2 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 等等。 但很可惜的是，这些要求没有能坚持下来。八大以后，由于“左” 的错误不断发展，党的优良作风遭到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 间，以“左”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歪风邪气盛行一时。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全面恢复优良传统，同时，在改革 开放进程中，突出解决作风建设上遇到的新课题

《孝经》的“孝治”思想源于《论语》中一段话：“有子曰：‘其为人
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篇）《孝经》对《论
语》的思想作了发挥，把“孝”和“忠”结合起来，把家庭伦常关系和社会
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认为发挥“孝”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国，就可以灾乱不
生，祸乱不作，天下太平。可见孝治思想属于封建意识形态，是为恐固封建
《孝经》也认为不能盲目服从君命和父命。君王和父亲有不义之行时，
为臣为子的要规劝谏阻，否则也是不忠不孝。历史上有许多诤臣诤子在这种
思想指导下，敢于犯颜直谏。他们的行为对于改革时弊、推动社会进步有一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既与忠君思想相联系，
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又是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和传统美德。我
们要具体分析，区别精华与糟粕。笼统地把孝道作为封建道德加以全盘否定
孝道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永远不会过时。父母含辛菇苦，以无私的爱心把
子女教养成人，子女理应奉养和孝敬父母，对父母的爱给予回报。如果子女
长大成人之后，对父母冷漠无情，不履行瞻养父母的义务，就丧失了做人的
人类历史是世代承传、连续的。前一辈人的辛勤劳动为后一辈人的幸福
创造条件和基础。没有前辈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后辈的幸福。孝敬父母就
是尊重父辈的劳动，就是尊重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孝道可以从家庭扩大
到社会，从孝敬父母扩大到尊敬社会上的所有老人。这就是孟子说的“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也是中国“尊老”的传统美德。
每个人都会从少壮走向衰老，在衰老之时，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愉快地安度晚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龄
化的问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为了正确解决这个问
题，除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外，还要继承发扬中国孝亲尊老的传统美德。
子女要尽瞻养父母的义务，使父母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保障，而无冻馁
之虞；要尊敬父母，对父母和颜悦色，有事多和父母商量；要使父母精神愉
快，给父母以感情上的慰籍；还要在全社会养成尊老敬老的风气，继承父辈
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上面这些，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可以古
为今用，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准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道德观念逐渐
淡化了，甚至完全遗忘了。有的子女不愿意瞻养父母，只想从父母那里占便
宜，分遗产。有的子女成家立业以后，视父母如同路人，使父母在精神上孤
苦无依。还有不少子女不愿意和父母交流思想，不愿意听取父母的意见，无
形中扩大了两代人的距离。辛劳一生的父母，处在这种孤独困苦的生活境遇
中，难免不生悲凉之感；作子女的如果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是应该感到羞
现在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包括树立孝敬父母、尊敬老人
的社会风气在内。天下的父母和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东方文明的魅力和特色。
治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父母如何对待子女。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
责任，养和教是同等重要的。但人们往往重视养，轻视教，或者教而不得法，
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古人有许多教子的佳言懿行，可供我们借鉴。
古人认为教子宜早。王廷相说：“童蒙无先人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
受..壮大者已成驳僻之习，虽以正导，彼以先入之见为然，将固结而不可
解矣，夫安能变之正。故养正当于蒙。”（《雅述》上）颜之推还谈到胎教
问题：“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
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受..壮大者已成驳僻之习，虽以正导，彼以先入之见为然，将固结而不可
解矣，夫安能变之正。故养正当于蒙。”（《雅述》上）颜之推还谈到胎教
问题：“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
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教子的目的、内容首先是如何做人。中国古代的《学记》把教育分为小
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是识字和德育教育的重要阶段，要适时而教；同时
也要注意不超越儿童的年龄阶段和接受能力，“不躐等”，“不陵节而施”。
朱熹编了一本《小学》，作为教育少年儿童如何做人的课本。他说：“古者
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熹把劳动、待人礼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亲
爱学友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并且要“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
智发，化与心成”，为将来立身处世打下良好基础。这些意见和作法对我们
凡做父母的都爱自己的子女，但爱要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只有爱没有
严格要求，或者相反，都不会有好效果。袁采提出：“父母不可妄憎爱”，
“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他具体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
号，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轹同辈，不知戒约，而咎他人。或言其不然，
则日小未可责。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及其年齿渐长，
爱心渐疏，微有庇失，逆成憎怒，摭其小疵，以为大恶..此父母妄憎之过
也。”（《袁氏世范》）
这种“曲爱”与“妄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开始是溺爱
子女，把子女惯出许多坏毛病，于是又由爱变为憎，对子女采取简单粗暴的
态度。这样教子不会有好结果。袁氏说的“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很值得我们参考和深思。
颜之推提出对子女不能偏爱：“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
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
祸之。”（《颜氏家训》）偏爱子女，往往养成子女骄纵的思想，在家里自
视特殊，在社会上也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偏爱的结果，是害了子女。今天
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不会有偏爱自己的哪一个子女的问题，但在家里以孩
子为中心，在社会上认为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这样的问题仍然可能发生。
郑板桥的作法值得我们参考。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
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
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
乎！”（《郑板桥家书信集》）
郑板桥把自己的孩子和佣人的孩子同等看待，可说是爱子以其道了。现
在有些人有了金钱地位，便让子女享受种种特殊的待遇，或者送子女上贵族
式的学校。这种教子方法与郑板桥说的相比，其思想境界和实际效果当有天
壤之别。古人十分重视教子勤俭自立，不使他们依赖父辈的优越条件骄奢成
性，丧失锐意进取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谈到
宋仁宗时宰相张知白戒奢崇俭的故事：张知白当宰相后仍然保持在河阳当书
记官时的生活水平。有人劝他把生活标准提高一点，张知白回答说：“吾今
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雇人之常情，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
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
不能节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司
马光认为张知白的深谋远虑不是常人所能及的，特地举这个故事教育他的子
女。我们也应该用这类故事教育我们的子女。现在有些做父母的有一种不正
常心理，认为时代变了，不应该再让子女过俭朴的生活，父母要为子女准备
过幸福生活的各种现成条件。这样，子女从小就生活在安乐窝中，只知享受，
不思奋斗和创造。他们一旦失去父母的庇荫，连生存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
过幸福生活呢！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还谈到反而的例子：寇准当宰相时、
豪华奢侈冠一时，不过因为他的功劳大，没人敢指责他，他的子孙继承这种
奢侈的作风，后来多数都贫困了。寇准的例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真诚的友谊可以把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可以增进人的智慧，涵养人的
德性；可以分担人的痛苦，共享人的欢乐。没有友谊，人将终身孤独。
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友谊故事。《列子·汤问》记载了俞伯牙、钟
子期的“知音”之交：“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钟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
乎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遂引子期为知己。子期死后，
伯牙把琴摔碎，不再鼓琴。
《史记》中也有管仲、鲍叔“知己”之交的故事。他们年轻时就是朋友。
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后来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死，管
仲当了囚徒。鲍叔知道管仲贤能，把他推荐给齐恒公，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
业，管仲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做生意），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
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
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
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
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
伯牙、子期与管仲、鲍叔之交成为“知音”、“知己”之交的象征而为
人们所向往。然而朋友有好有坏，友谊有真有假。孔子说：“益者三友，损
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和正直的人、诚实
的人、见闻多的人交友是有益的，和谄媚逢迎的人、虚伪奉承的人、花言巧
明苏浚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
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
贼友也。”（《鸡鸣偶记》）。
因此，交友要选择，多交益友、畏友、密友，不交损友、昵友、贼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晋傅立《太子少傅箴》）；“近贤则聪，近愚则
聩”（皮日休《耳箴》）；“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
情”（《后汉书·爱延列传》）这些古训都说明交友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
学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清冯班认为：“气习相染，师不如友”（《钝吟杂
录》）。朋友的影响比老师还大，因为这种影响是气习相染、潜移默化的，
久而久之就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这就是《孔子家语》中说的：“与君子游，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人鲍鱼之肆，久
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尤应注意谨交游、慎择友的古训。在交友时要有知
人之明，不要错把坏人当知己，受骗上当，甚至落入坏人的圈套而无法自拔。
交友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开始是结识和初交，在交往过程中互相了解以
后，才由初交成为熟悉的朋友。朋友可以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从学
习、工作的需要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结交一些志同道合
的朋友是有益的。如果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感情深厚，心灵相通，“随便在
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托尔斯泰
《童年少年青年》），这样就可以从合作共事的朋友变成生死相依、患难与
的朋友是有益的。如果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感情深厚，心灵相通，“随便在
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托尔斯泰
《童年少年青年》），这样就可以从合作共事的朋友变成生死相依、患难与
尽管知己难求，人们还是渴望友谊，以广结天下名士为人生乐趣。青年
人更是如此。交游广阔对增长见闻，了解信息，成就事业都有好处，本是无
可厚非的事，但也不可滥交。申涵光说：“交游太广，不止无益，往往多生
是非..逢人班荆，到处投辖，然真知己果是其多乎？不过声气浮慕，共为
豪举耳。”（《荆园小语》）上文中的“班荆”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伍举和声子相遇于郑郊，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之事。“役辖”典出《汉书·陈
遵传》。陈遵好喝酒，客人来了就关上门，把客人车轴的键投于井中，殷勤
留宴。“逢人班荆，到处投辖”者，逢人都是故交，到处都是知己。因此申
涵光提醒读者，知己真有这样多吗？实际上人情冷暖，自古皆然。在顺利得
势的时候，人人都是你的朋友，在困难失意的时候，许多人会远离而去，真
正的患难知己不多了。这时就会感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名言，意味深
交什么朋友，怎样交友，这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朋友有君子，有小人，
交友也有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礼记》说：“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
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礼记·表记》）庄子也有同样的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
子·山木》）君子之间的友谊平淡情纯，但真实亲密而能长久。小人的友谊
浓烈甜蜜，但虚假多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把君子看作思想品德
好的人，把小人看作思想品德不好的人，那么，上面《礼记》、《庄子》所
说的就颇具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君子之交以互相抵而道义、切磋学问、规劝过失为目的，友谊是建立在
互棺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故虽平淡如水，但能风雨同舟，生死不
渝。小人之交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的，平时甜言蜜语，信誓旦旦，一旦面
临利害冲突，就会交疏情绝，反目成仇。
欧阳修有著名的《朋党论》，文中说的“朋党”虽属政治集团和政治派，
但文章的论点也是对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的精辟分析。试摘引如下：
“大凡君子与君予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先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
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朋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
尽而交疏，则反目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
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
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的区别在于“同道”还是“同利”。小人之交因为
是为了私利而互相勾结，所以见利就争先，利尽就交疏。这样的朋友是假朋
友，或者是暂时的朋友。君子之交是坚持道义的原则和社会的使命，所以能
够相益共济，始终如一。这样的朋友才是可靠的真朋友。我们要交志同道合
的真朋友，不要交追逐私利的假朋友。
友，或者是暂时的朋友。君子之交是坚持道义的原则和社会的使命，所以能
够相益共济，始终如一。这样的朋友才是可靠的真朋友。我们要交志同道合
的真朋友，不要交追逐私利的假朋友。
友谊的基础是理解和感情，不能用权力和金钱去换取。“以势交者，势
倾则绝；以利交者，利寡则散。”（《文中子·礼乐篇》）克雷洛夫也有同
样的见解：“在你有权力有名望的时候，卑鄙的人是不敢抬起嫉妒的眼睛看
你一眼的。然而，到了你一落千丈的时候，显示最大的毒辣的是他们。”（《克
雷洛夫寓言》）我们怎么能把这种势利眼当朋友呢！财富的作用也是这样，
靠金钱、靠酒肉引不来真诚可靠的朋友。李白《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
知，何用金与钱。”李白以亲身的经验道出了人生的真理：因此，古人注意
从贫困患难中识别人。当你倒楣时愿意和你交往的人是真朋友，在你飞黄腾
达时才和你拉关系的人多半靠不住。宋纁所辑《古今药石·自警篇》中有一
则故事：司马光推荐刘元城到集贤院供职。有一天，司马光向刘元城说：“你
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元城说：“是因为我和先生往来已久罢！”（刘
元城中进士后，不就选，而从学于司马光，所以他这样回答。）司马光说：
“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不任职闲居的时候，每到节时令节日，你问候不断。
我当宰相以后，唯独你没有书信问候我，这才是我推荐你的缘故。”刘元城
的人品值得称赞，司马光也善于识人择交；刘后来当了谏议大夫，处事刚正
人的生活环境和职业不断变化，朋友的圈子也会随之变化。既有旧友，
也有新知。我们要接交新朋友，又要不忘老朋友。一个人在地位升迁、富贵
显达后，不忘贫穷患难时的老朋友，是中国人推崇的美德。对故旧之交态度
更要热情，不要因为双方地位条件的变化而中断友谊。这样的友谊就会更加
纯真动人，如果一阔脸就变，就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美德了。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朋友在中途分手，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但“君子断
交，不出恶声。”（《史记·乐颜传》）当友谊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要好
合好散，互道珍重，各奔前程；不要谩骂攻击，反目成仇。这是交友中应该
精明炼达，浑厚温和，是讲处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待人接物既要有正
派方严、宽厚平和的涵养，又要有精明练达、灵活圆通的智慧。这就是古人
说的“方其中，圆其外”、方圆结合的处人原则。一个人既能持身方正，又
能灵活圆通地对待他人，才能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只有方正的原
则性，没有圆通的灵活性，就不能团结、影响多数人，使人际关系中的矛盾
吕坤说：“方严是处人大病痛。圣人处世，离一温厚不得”，“只凭踽
踽凉凉，冷落难亲，便是世上一个碍物。即使持正守方，独立不苟，亦非用
世之才，只是一节猖介之士耳。”（《呻吟语》）
的确如此。脱离浑厚的方严，会成为不近人情的严酷苛刻，成为协调人
际关系的障碍。以这样的态度立身处世，虽然为人正派公道，也只能洁身自
好，不能影响和带动他人，成为改造社会，成就事业的有用人才。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接触的人形形色色，贤愚不等，性格各异。其中固
然好人是大多数，但也有思想品德不好、甚至阴险刁诈的人。面对人情多变、
人心难测的现实，如果只讲待人浑厚包容，就会吃亏上当。因此又有“害人
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防人之心不可无”是针对社会生
活的复杂性提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丑恶的
东西常常披着美丽的外衣。甜言蜜语的后面可能是阴谋诡计，功名利禄的诱
饵后面可能是圈套陷阱。因此，善良的人们要育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要有
冷静的思考，机敏的警觉，要有洞察世态人情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对奸
诈之徒的阴谋诡计及时采取预防处置措施。
防人之心过甚，也会成为人际交往的障碍。因为人人互相戒备，互相猜
疑，人际关系中就会充满紧张冷漠的气氛。如果离开浑厚，防人之心便成为
尔虞我诈，离我们要求实行的处人原则就更远了。
为了避免无根据地互相猜疑而破坏人际关系的亲密和谐，孔子提出“不
逆诈”的处人原则。他在《论语·宪问》中说：“不逆诈，不亿（臆）不信，
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孔子认为，不事先琢磨别人是否欺骗自己，不随意
猜测别人不守信用，却能及早察觉出来，这样的人才是贤者。
孔子“不逆诈”的思想比较全面、实用。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善良可
靠的，要以温厚的态度对待他们，不要无根据地怀疑别人，同时我们又要有
足够的警惕性和机智，及早察觉少数人的欺诈行径。孔子还提出“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以正直报答别人的怨恨，以恩德报答别人的恩德）。即使别人
有错误，有过失，也不妨以德性感化之。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既可避免上当
受骗，又可保持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上面说的精明练达、浑厚温和
以德报德”（以正直报答别人的怨恨，以恩德报答别人的恩德）。即使别人
有错误，有过失，也不妨以德性感化之。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既可避免上当
受骗，又可保持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上面说的精明练达、浑厚温和
“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周而不比”，也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
合的处人艺术。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我们接触的各式人物，不可能都合乎
自己的理想和要求。对于生活环境中的不健康的东西，对于人群中不正确的
思想、行为和作风，我们不能盲目附和，而要保持自己的操守和品格。这是
原则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适应环境，善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协调和睦地
相处，这是灵活性。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会脱离现实，脱离群众，
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只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和坏的思想、行为、作
风同流合污，就会损害自己的思想品格，不能达到祛邪扶正、改造环境、改
洪应明说：“作人要脱俗，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
趋时之念。”“随时之内善救时，若和风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脱俗，似淡
月之映轻云。”《菜根谭》）洪氏的观点虽有掸者随缘就事、随遇而安的味
道，也合乎孔子“和而不同”的主张。“随时”也可解释为顺应时代之潮流
去适应生活，参与生活；“脱俗”则要求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超越流俗的品格。
“随时”如果是积极的处世态度，则有利于把握现实，参与补救时弊的现实
变革，并为日后的成功积累经验，创造条件。如果脱离现实环境，怨天尤人，
就会白白地浪费时光，最终一事无成。“脱俗”如果不是自命不凡，故意标
新立异，则可以避免无原则、无主见地去赶时髦、赶潮流、丧失自己的个性
从处理人际关系来说，“随时”、“脱俗”，“和而不同”，也包含尊
重自己、尊重别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要了解别人的感
情，尊重别人的感情。只考虑自己，一切从自己的要求、愿望出发，就会对
什么人都不顺眼。即使别人真有缺点过失，也要“养其体面，体其情私”，
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如果能以随和的态度与人和睦相处，注意尊重别人的
感情，这样，批评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就会如春风拂柳，细雨润苗，使人感
到舒畅可从。如果脱离群众，甚至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批评的意见即使正
确，也会使人反感对立。故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顺应人
情。凡是不近人情的做法，都是违背处人原则的。
善待君子，善处小人，是说如何对待性格、品质不同的人。洪应明在《菜
根谭》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休与小人仇雕，小人自有对头；休向君子馅媚，
君子原无私惠。”这虽然有“明哲保身”的味道，但区别待人的思想可供我
们参考。勿媚君子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君子有处人的原则，低声下气地去讨
好君子，只会引起反感，自找没趣。为什么不要和小人结仇，是因为小人胡
搅蛮缠，和小人争论是非，往往白白浪费精力。洪应明还谈到一点，“待小
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不恭，而难于有礼。”这“不恶”
和“有礼”也讲得很育意思。一般人常常是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如以谩骂
对谩骂，以攻击对攻击。这样，就把自己也降为小人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对小人要注意“不恶”，以凛然正气压倒小人的邪气，以冷静的态度摆
事实，讲道理，揭露小人的攻击和诽谤，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对
待君子，则不仅要尊敬他们，还要以礼相待，按照君子之道立身处世。要学
习君子的品德学识，使自己也成为君子。只尊敬而不学习，不能算是对待君
和“有礼”也讲得很育意思。一般人常常是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如以谩骂
对谩骂，以攻击对攻击。这样，就把自己也降为小人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对小人要注意“不恶”，以凛然正气压倒小人的邪气，以冷静的态度摆
事实，讲道理，揭露小人的攻击和诽谤，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对
待君子，则不仅要尊敬他们，还要以礼相待，按照君子之道立身处世。要学
习君子的品德学识，使自己也成为君子。只尊敬而不学习，不能算是对待君
清人申涵光的《荆园小语》中多处谈到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例如：“小
人当远之于始，一饮一啄，不可与作缘。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识，其恨
浅。若爱其才能，或事势相借，一与亲密，后来必成大仇。”从择交的角度
考虑，申涵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与小人交往，交浅恨浅，交深恨深。如果
因为爱小人之才，或者办某些事借小人之力，与之亲密交往；一旦发生利害
冲突，就必然结成大仇，遭到小人的疯狂报复。
申涵光还说：“觉人之诈而不说破，待其自愧可也。”这是心中清楚、
外存浑厚的态度，但未免失之消极。供应明说的“恶人未可轻去”可以作补
弃。离开恶人，揭露和除掉恶人，需要有准备，并且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如
果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就仓促行事，不仅恶人除不掉，反而会被恶人
陷害。这是历史上好人与恶人斗争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君子与小人，好人与恶人，不过是各色人物中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
还有缺点突出、脾气古怪、性格特殊的人物。对这些人也要区别情况，采取
申涵光说过：“奸人难处，迂人亦难处。”“好便宜者不可与共财，多
狐疑者不可与共事。”（《荆园小语》）迂腐的人不是坏人，但固执而又刚
愎自用，有时断情绝交，比奸人还厉害。对这种人要预先有所准备，采取妥
善的处理办法。至于贪财的人，好疑神疑鬼的人，完全不和他们来往、共事
是不可能的，但要心中有数，预先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矛盾，想好处理的对策。
骄做自满的人也不好相处。斯威夫特曾提出应付的办法：“要一个骄傲
的人看清他自己的嘴脸，只有用别人的骄做给他做镜子。倘若别人向他卑躬
屈膝，不过增长了他的气焰，徒然自取其辱罢了。”（《书之城》）这是以
莫里哀的《悭吝人》中谈到一种人是天生的死脑筋，听见真理就踢蹄撩
蹶，遇到正理的平直大路就挺直了身子不肯上前。那种人就只能绕着弯儿把
他们引到我们愿意他去的地方。
除上面谈到的几类人以外，还有性情急躁的、拖拉的、暴烈的、懦弱的
人，和这些人相处，也要根据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与人相处要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到处炫耀自己，这是儒家和道家
老子说：“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老子》第七
十二章）圣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我表现，自爱自重而不自以为高贵。
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求人们少
说多做，不要锋芒毕露，夸夸其谈。
《礼记》中也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无。”（《大戴礼记·曾
子立言》）精明的商人把财富深藏起来，好像没有财富一样。有盛德的君子
不炫耀和表现自己，和普通人一样。
后来信奉儒道思想的文人都根据上面的观点来阐述待人处世的原则。吕
坤说：“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呻吟语·人品》）把心满气盛、
卖弄才华，视为待人处世的大忌。
洪应明说：“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
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君子的胸怀应该光明磊落，君子的才华应该深藏
古人反对锋芒毕露，炫耀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为
了明哲保身，一是教人谦虚谨慎。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品德贤良的人容易
遭到名利之徒的猜疑和非议；才华学识出众的人，容易遭到平庸之辈的嫉妒
和打击。杨修因才华过人，为曹操所忌，招来杀身之祸。韩信自矜其能，自
伐己功，说刘邦只能将兵数十万，他自己则多多而益善，最后落个夷宗灭族
满招损，谦受益，是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古训。《荀子·有坐》篇有一
则故事；孔子参观鲁桓公庙的时候，看到一种器皿，叫宥坐之器。这种器皿
里面空的时候倾斜着，里面注适量的水就端正，里面水注满了就要翻倒（虚
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于是孔子喟然长叹道：那有盈满而不倾覆的呢！
宥同右，宥坐之器是放于座右的器皿，如同座右铭一样，教导人们牢记“满
上面这两种考虑对我们都有启发。在现代社会里，显露才智当然不会招
来杀身灭族之祸，但妒贤嫉能的社会心理仍然存在，遭到别人的非议、责难
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注意待人的态度和方式。我
们不主张明哲保身，但也不要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否则就很难被别人接受，
甚至于遭到别人的猜忌和打击。
“上智者必不自智，不愚者必不自愚。”（《陈确集·瞽言》）最聪明
的人不自以为聪明，最愚蠢的人不以为愚蠢。因而自我炫耀、锋芒毕露，往
往是浅薄幼稚、盲目自满的表现。炫耀学识的未必真有学识，炫耀才华的未
必真有才华。他们往往是坐井观天，见闻狭小，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没有学识炫耀学识，没有才华炫耀才华，自然是幼稚可笑；有了一得之
功，一孔之见，就到处张扬，这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作风。有超人的才智而
不自我炫耀，有突出的成就而不自满自足，这是自我修养的高尚境界。
没有学识炫耀学识，没有才华炫耀才华，自然是幼稚可笑；有了一得之
功，一孔之见，就到处张扬，这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作风。有超人的才智而
不自我炫耀，有突出的成就而不自满自足，这是自我修养的高尚境界。
由于利欲薰染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趋炎附势便成为
人际关系中长期流行的丑恶现象。一个人富贵显达的时候，门庭若市，在贫
穷失意的时候，门可罗雀。这种趋炎附势的社会心理也从统治阶层扩散到整
个社会，腐蚀普通人的心灵。《史记》中记载，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的
时候，兄弟嫂妹妻妾都窃笑他。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以后，兄弟奏嫂都侧目
不敢仰视。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匍匐前进，以面掩
地回答说：“见季子位高多金也。”这一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生活图画，
趋炎附势虽然是自古以来的社会流行病，但一直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
一是因为趋炎附势者人品卑下。他们没有原则性，没有廉耻心和是非心，只
要能获得名利之类的个人私利，不惜对有钱有势的人阿谀逢迎，溜须拍马，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一旦形势变化，便树倒猢
狲散，去投靠新的主子。他们也没有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而是靠投机
钻营，靠有钱有势的人过寄生生活。这样的人不可能真诚待人，是败坏人际
其次，趋炎附势者必然招辱招祸。依靠别人的权势，一时也许能春风得
意，青云直上。但这种建立在依附关系上的功名富贵，如苍蝇附骥，茑萝依
松，捷则捷气，高到高矣，难免遭到世人的耻笑；不可能像那些自尊自强的
人，可以享受成功的荣誉和欢乐。而且人事变幻，世事沧桑，是不可避免的
事，一旦靠山倒台，趋炎附势者就会随之身败名裂。汉代邓通的历史可以说
邓通是一个划船戏水的人，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只靠向汉文帝献媚来
往上爬。其献媚取宠的手段令人恶心。一天，文帝背上长的痈疮化浓；邓通
用嘴吮吸浓液，深得文帝的欢心。邓通因此官至上大夫，还获得蜀地一座铜
山的赏赐和自铸铜钱的特权。真可谓身居高位，富甲天下。文帝死后，景帝
即位，情况马上发生变化。邓通被罢官还乡，接着又被抄家查处，最后身无
分文，在贫困中死在别人家里。邓通的结局说明，趋炎附势之祸甚快且烈。
趋炎附势者往往是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
人际交往要讲自尊自重，平等待人。古人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
读。”（《周易·系辞下》）和地位高的人交往，不要巴结逢迎，而要不卑
不亢，落落大方；和地位低的人交往，不要轻傲怠慢，而要平和谦虚，一视
同仁。如果以势利眼光处理人际关系，就会沾污自己的品行，在别人眼中成
为势利小人，这样，当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
在人际交往中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自己不要趋炎附势，不要只想攀高枝，
专门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拉关系。即使是旧交故友，对方地位变化以后，也
要慎重对待。申涵光告诫他的子弟：“公门不可轻人，若世谊素交，益与自
远”；“亲交中有显贵者，对人频言，必遭鄙诮”；“故人仕宦者，贻书见
招，以不赴为正。或久别怀想，抵署盘桓数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
在外招摇，妄有关说。一贫一贱，交每不终，未必尽贵人之过也。”（《荆
园小语》）申涵光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明亡后渡江南下，返归故里，
力耕养母亲和两个弟弟，朝廷屡次召用，他都力辞不应召。他的《荆园小语》
实为人生至语，上面引的几则，就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在外招摇，妄有关说。一贫一贱，交每不终，未必尽贵人之过也。”（《荆
园小语》）申涵光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明亡后渡江南下，返归故里，
力耕养母亲和两个弟弟，朝廷屡次召用，他都力辞不应召。他的《荆园小语》
实为人生至语，上面引的几则，就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纵情使性就是放纵自己的感情，不加约束。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
也是推动人工作、创造的重要力量，但感情要受理智的约束，如果丧失理智，
感情用事，就会闹出许多乱子来。一个人在大怒的时候，在狂喜的时候，在
急躁的时候，都容易失去理智，对人对事不能冷静地分析判断。这就是古人
说的“激则有失，怒则无智。”
因此，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保持冷静平和的心境。这样待人处事就
可以从容不迫而合乎事理。在高兴得意的时候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不
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为在这种时候，情绪兴奋冲动，容易
说一些错话，犯一些不该犯的过失。如不冷静考虑，就对别人作出某种承诺，
结果办不到，便犯了轻诺寡信的过失；或者胡言乱语，得意忘形，闹出笑话
在恼怒激动的时候，更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
谋。”（《论语·卫灵公》）因外来刺激而激动恼怒的时候，要克制忍耐。
如果在小事上不能克制忍耐，就会耽误大事。《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
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兴兵打仗，要全面分析天时、地利、人和与敌
我力量对比，合于利而动，不可因一时愤怒而作出错误决策。古时有激将法，
就是故意激恼对方，使之落人自己设计的圈套。
不可因怒而兴师，也不可因怒而行事。克己以制怒，是一条重要的处世
经验。林则徐秉性耿直，但性情急躁。他知道这样会使自己犯错误，坏大事，
于是在房里悬挂一块匾，上书“制怒”二字。每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看到
这块匾上的字，便马上克制自己，使情绪平静下来。
在人际交往中，有了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反而尖锐激化，常和当事者情
绪激怒有关系。吕坤说：“两个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
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呻吟语》）两个君子在一起不会争
斗，因为他们能互相忍让。一个君子，一个小人也不会争斗，因为君子能宽
容小人。凡是争得不可开交的，因为双方都是气量狭窄、思想境界不高的人。
在人民内部，许多矛盾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双方都激动恼怒，互
相攻击，非闹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不肯罢休。其实只要互相向对方说几句
温和的好话，问题就解决了。即使是原则性问题的争论，也要用冷静理智的
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如果任凭感情驱使，丧失理智，就
会说出过头的话，做出过火的事。这样，自己本来有理，也成为无理了。
平和的气氛是保持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我们不仅要自己克制感
情，还要注意不去激怒对方。”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一个人
被激怒以后，情绪失去控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用温和的言薛去说服对
方，不讲道理的人也没有机会发作；用过激的言辞去刺激对方，明白事理的
人也会激动、反抗，我们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招来这样的结局。
平和的气氛是保持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我们不仅要自己克制感
情，还要注意不去激怒对方。”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一个人
被激怒以后，情绪失去控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用温和的言薛去说服对
方，不讲道理的人也没有机会发作；用过激的言辞去刺激对方，明白事理的
人也会激动、反抗，我们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招来这样的结局。
人间恩怨多和功过是非有关。工作、事业成功以后，功归于谁？工作、
事业失败以后，谁来承担责任？女何对待这个问题，反映每个人的修养和品
德，并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
“诱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
分怨共过，此盛德事。”（金兰生《格言联壁》）这里提出了几种对待功过
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几种不同的人品。品德不好的人推诿罪过，争夺功劳。
一般的常人掩盖罪过，夸耀功劳。有道德的人谦让美誉。把功劳归于别人。
主动分担怨恨，和别人共同承担错误的责任，则是最有道德的了。
诿过掠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必然留下丑恶的名
声，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应该引为交往戒律。
掩盖过失，夸耀功劳，虽然是常人的心理，也不应该原谅和提倡。有错
误应该承认改正，有错不改，反而掩盖，不仅错误仍然存在，又增加了新的
错误。有功劳应该由别人去评说，自己夸耀，并不能增加光彩，反而有了自
吹自擂的坏名声。《增广贤文》说：“凡是自是，便少一是；有短护短，更
添一短。”这是朴素实在的真理。
在功过的问题上，应该采取让美归功、分怨共过的态度。把美誉和功劳
让给别人，并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乐于
和他合作共事。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一个品德高尚、有成就有功劳的人
是不会被长期被埋没的。诿过掠功的人可能得意于一时，但经不起时间的考
验。历史最终会还他本来的面目。
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主动让美归功、分怨共过是很重要的。因领导者有
地位、有权力，可以利用地位和权力去掠取功劳，推诿罪过。中国人又有为
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历史传统，名人和领导者的错误不容易被揭露，而获得
功劳的机会则很多。因此名人和领导者要有更高的自觉性，时刻提醒自己，
有了功劳和荣誉，自己少得一点，有了怨恨和过失，自己多承担一点。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后辈和部属的爱戴和尊敬。
关于“恩”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施恩和受恩。受恩必报，是中国传
统道德的要求。“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礼仪上崇尚
有来有往的风习由来已久，受人恩惠不思图报，便是忘恩负义，为世人所不
受人恩在精神、道义上有负债感和责任感，因此古人强调不要随便受人
恩惠。《孔子家语》说：“受人惠者常畏人，施与人者常骄人。”常常接受
别人的施舍帮助而无力回报，就会感到拿了别人的手短，吃了别人的嘴软，
站在别人的面前矮了三分。如果遇上心术不正的人，用小恩小惠作手段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就会被人控制利用，无法自拔。
古人认为：“处怨易，处恩难。”处怨只要能宽容别人就可以了，处恩
则要考虑能否给与相应的回报。杜荀鹤有诗云：“男儿受恩须有地，平地不
受等闲恩。”（《投长沙裴侍郎》）不要随便受人恩惠，要考虑有没有报答
不随便受人恩惠和受恩必报，这是受恩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施恩给
别人，则要实行另外的原则，这就是“施恩勿望报”。古人说：“人有德于
我，不可不感；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宋纁《占今药石·憬然录》）
“为惠而望报，不如勿为，此结怨之道也。”（清冯班《钝吟杂录·家戒》）
受恩和施恩是两回事，应该实行不同的原则：受恩应该回报，施恩则不应该
要求回报。给人恩惠以后，如果总记在心上，四处宣扬，就会使别人产生心
理压力和反感。这样，恩就变成怨了。说施恩望报是结怨之道，原因就在这
还有一种人，“不恩人而故作恩人之态”。表面上装出关心人、帮助人、
要给人恩惠的样子，实际上并没有给人恩惠。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行径，就
要区别两种不同领域的行为规范。一种是经济活动领域的，一种是精神
道德领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都受价值规律
的支配。互惠互利，等价交换，是合理的、正大光明的事情。经济业务活动
中的伙伴，也需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但这种支援、帮助是以相应的回报
为基础的，甚至相互间的友谊也成为一种感情投资，日后要从这种投资中获
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否可以统治人们的精神道德行为，使友谊、正义、
道德、良心等等都变成商品呢？这是不可以的。人与人之间除了金钱关系之
外，还有道德、情感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
人。从道德要求来说，这种关心、同情和帮助应该是无私的，不以获得相应
的回报为目的。无数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他们都是默默地为他人作好事，
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让别人知道。在必要时，他们可以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施恩望报，帮助别人就要索取相应的报酬，怎么能有
默默的奉献和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呢！
由此可见，施恩不望报是精神道德领域的基本原则。人们的道德情操，
人们的真诚友谊和同情心，不能用金钱换取，也不能用金钱衡量。一旦把关
心、帮助他人作为投资，以谋求更大的利益，那么，这种同情和帮助，便不
再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而成为赤裸裸的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真情
实意可言了。但人们不仅要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还需要真诚的爱心和友
谊。因此，施恩不望报的精神，今天仍然是需要提倡和发扬的。
由此可见，施恩不望报是精神道德领域的基本原则。人们的道德情操，
人们的真诚友谊和同情心，不能用金钱换取，也不能用金钱衡量。一旦把关
心、帮助他人作为投资，以谋求更大的利益，那么，这种同情和帮助，便不
再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而成为赤裸裸的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真情
实意可言了。但人们不仅要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还需要真诚的爱心和友
谊。因此，施恩不望报的精神，今天仍然是需要提倡和发扬的。
恩与怨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施恩望报，恩会转化为怨，施恩不当，恩
也可以转化为怨。有的人受别人的恩惠多了，习以为常，一旦得不到恩惠，
或者得到的恩惠少了，就会对施恩者产生怨恨之心。因此古人主张，施恩应
该由薄而厚，以免后来不好应付。除了恩生怨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产生的怨
恨，影响人际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在待人处世时，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施恩与
受恩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怨恨，做好释怨的工作，以便化怨
为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洪应明《菜根谭》）这是强调
释怨的工作比施恩的工作更重要。一人之怨不及时化解，会影响许多人，甚
至会坏了大事。春秋时，宋郑两国交战。宋军主帅华元宰羊犒赏三军。在分
羊肉时忘了替华元驾驭战车的羊斟。羊斟因此怨恨华元。华元没有察觉，更
没有做释怨工作。作战时，羊斟把华元的战车驾到郑军阵地里，使华元当了
俘虏。华元本来想犒赏三军以提高士气，但处事不细而结怨于羊斟，遭到兵
败被俘的耻辱。这正是“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的生动例证。
在日常生活中，因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当而结怨的情况时常发生。如果
不及时解决，轻则产生隔阂，影响团结，重则关系破裂，闹到势不两立、两
败俱伤的地步。在人民内部，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果冤冤相报，恩怨之争就
没有穷期了。前面讲到，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做到用正直之心报
答怨恨是难能可贵的事，需要有理智，有涵养，有宽宏博大的胸怀。如果心
胸狭窄，目光短浅，必然是以怨报怨，眺睚必报了。
齐桓公重用管仲，可算是以直报怨的范例。齐襄公死后，两个异母兄弟
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回齐国争夺王位。管仲是辅佐公子纠
的。在回齐国途中曾箭射公子小白，为公子纠剪除竞争对手。但公子小白并
没有死，抢先回到齐国都城临淄夺取了王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
结果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送回齐国。齐桓公本来对管仲有刻骨之恨，想
杀死他，后来齐桓公听了鲍叔的劝告，不但没有杀管仲，还亲自出城迎接，
任命他为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这
和他不记一箭之仇、重用有治国之才的管仲是分不开的。从这则故事中可以
看出，不念旧恶，着眼于全局和未来，就可以化怨为恩，对工作和事业都将
释怨不外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别人有怨于我，不可不忘，也就是说不
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必思报复而后快。二是我有怨于别人，要及时做好
疏通、化解工作，不能任其发展，使怨恨越积极深。疏通化解工作不外交流
思想，消除误会；如果自己确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查，承担责任。此外，
在结怨双方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也是很重要的。“两惠无不释之怨，两
求无不合之交。”（金兰生《格言联璧》）先把旧怨放在一边，双方为共同
的目标和利益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建新的友谊，这样旧怨也就自然消除
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采取相反的态度。只记住旧的怨恨，忘记新的
共同要求和利益；只记住别人的过失，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结果怨恨越
积越深，导致关系破裂，两败俱伤。这是很不明智的态度。
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名声大了，反而带来麻烦。一个人出名以后，成为
公众追逐的对象，一举一动都不如往日那样自由自在。如名作家、名演员，
经常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包围，还有许多人来信来访，令人难以应付。
负面影响之二，就是名声大了，容易招来非议。一个人出名以后，就和
别人拉开了距离，处于一种孤立、突出的地位，成为众人审视评论的目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文
选·运命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妒贤嫉能的社会心理。“名高闲不得，到
处人争议；谁知冰雪颜，已杂风尘色。”（卢纶《送吉州孚归楚州旧山》）
有高洁德行的人，出名之后也染上了世俗的流言蜚言的脏水。这是名人为高
负面影响之三，就是名声大了以后，容易使人躺在已有的成就上，不思
进取。一个人出名以后，听到的都是恭维奉承的话，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
被恭维奉承的话所陶醉，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其实每个名人都不是十全十美
的，别人说的恭维话又常常言过其实，不可全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名人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
如果昏昏然，飘飘然，盛名就成了虚名。虚名是不能长久的，一旦被事实揭
破，应有的符合实际的名声也会丧失了。
可见名声也有两面性，名人有为名所累的危险。鲁迅说：“毁或无防，
誉倒可怕”，就是为此而发出的人生忠告。
正确对待名声和荣誉问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什么是美名，什
么是恶名，什么荣誉，什么是耻辱，这就是涉及道德问题的荣辱观。一个人
的名声，就是社会根据一定的荣辱观对他的思想言行作出的评价。如果评价
是肯定的，积极的，他就会获得好名声；如果评价是否定的，消极的，他就
每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封建阶级以获得显赫的门第爵
位为荣，资本家以攫取大量的财富金钱为荣。中国的儒家在荣辱问题上仍然
坚持仁义第一的原则。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
上》）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我们的荣辱观是以劳动为荣，以热爱祖国、献身社会主义事业为荣，只有诚
实劳动，热爱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才是光荣的，才
能获得好名声，如果把投机取巧、夸富比阔，甚至丧失人格国格的行为作为
光荣，那就颠倒了荣辱的标准，不可能获得好名声。
解决荣辱观的问题以后，还要正确处理有关名声荣誉的一些实际而具体
的问题，例如：要有荣誉感，不可有名利心，好名声要用善行去争取，勿图
虚名，宜逐实功；不要被荣誉所陶醉，不要独占荣誉；如此等等。
荣誉感是个人对社会关于美好思想言行评价的认识和感受，和社会利
益、社会责任相联系。个人的思想行为有益于社会，受到社会的赞誉和褒奖，
个人感到荣耀光彩。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英雄人物获得荣誉称号和奖
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高尚美好的情感。一个人有这种荣誉感，才会洁身自
爱，自尊自强，积极为公众和社会建功立业。荣誉感是推动个人和社会不断
荣誉感是个人对社会关于美好思想言行评价的认识和感受，和社会利
益、社会责任相联系。个人的思想行为有益于社会，受到社会的赞誉和褒奖，
个人感到荣耀光彩。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英雄人物获得荣誉称号和奖
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高尚美好的情感。一个人有这种荣誉感，才会洁身自
爱，自尊自强，积极为公众和社会建功立业。荣誉感是推动个人和社会不断
名利心是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要获得的不仅是名誉，还有金钱、
地位和其他物质利益；或者说，获得名誉是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才是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名誉、地位和物质利益是相联系的。名大则酬丰，位高则禄
厚。在商品社会里，名声可以直接换取金钱。名牌商标的价格大大超过有形
的资产，名人上电视做几秒钟的广告，其报酬可以超过一般农民一年的收入。
可见名气、名声是宝贵的。不过，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名声不再是善行
的正确评价，而是换取金钱的商品了。因此，不能完全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
待名声、荣誉问题。真正的名声、荣誉，不可能没有道德要求，不可能没有
奉献和责任。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名人就成商人了。
名利之心还会产生另外的恶果，即促使一些人争名夺利，钓名沽誉，盗
名欺世。这样，人际交往成了名利场，人际关系也没有和谐团结的气氛了。
还有一些奸诈的人，伪装自己，骗取好名声，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汉朝
时的王莽就曾有“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后来干出了篡权的勾当。袁世凯也
曾附和共和，后来成了窃国大盗。荀子说：“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险莫
大焉。”（《荀子·不荀》）管子也说：“钓名之人，无贤士焉。”（《管
子·法法》）盗名的奸人最危险，猎取虚名的人不是贤士。贤士立身行事，
不是为了要出名。凡是钓名沽誉、盗名欺世的人都只有名利心，没有公德心
由名利心驱使而钓名沽誉、盗名欺世的人是少数，由名利心驱使而产生
虚荣心的人就比较多了。有虚荣心的人，以博取别人的称赞为目的，追求表
面、虚假的名声。他们做好事是给别人看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一个样子，
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了获得别人的称赞，有时不惜弄虚
作假，做表面文章。这样取得的名声并不是他们思想言行的真实评价，也不
能反映他的成就和贡献，无益于他人，也无益于自己。因此要区别荣誉感与
虚荣心。荣誉感不可无，虚荣心不可有。
好名声要用自己的善行去争取。名声也好，荣誉也好，是社会对个人的
评价。个人的品德、学识、功绩如何，是自己掌握的，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如
何，则是社会的事情。班固说：“艺由己立，名自人成。”（《与弟超书》）
一个人的品德才识是靠自己学习修养得来的，一个人名声是由别人评说得来
的。一个人的成绩、贡献是由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荣誉是由社会给与的。
自己没有美德善行，怎么能得到荣誉和好的名声呢！
有的人靠自我夸耀或别人吹捧而获得赞誉和美名。这种美名是和实际不
符的虚名，既无价值，也不能持久；一旦败露，就会身攸名裂，反而增加耻
辱。“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易经·系辞上》），“善不可外来兮，名
不可伪作。”（屈原《九章·抽思》）勿尚虚荣，宜逐实功。从个人来说，
主要是认真地修养品德学识，勤奋地工作创造，至于名声和荣誉是学习工作
的结果，实至而名归。这样得来的名声和荣誉才有意义，有价值，不是那种
符的虚名，既无价值，也不能持久；一旦败露，就会身攸名裂，反而增加耻
辱。“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易经·系辞上》），“善不可外来兮，名
不可伪作。”（屈原《九章·抽思》）勿尚虚荣，宜逐实功。从个人来说，
主要是认真地修养品德学识，勤奋地工作创造，至于名声和荣誉是学习工作
的结果，实至而名归。这样得来的名声和荣誉才有意义，有价值，不是那种
居里夫人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
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她这样说，也这样做。英国皇家协
会奖给她的一枚象征极高荣誉的金质奖章，真的成了他女儿的玩具。因为她
淡泊名利，对荣誉有极清醒的认识，才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攀登不止，两
次获诺贝尔奖。她的女儿女婿也同样获此荣誉。
荣誉不可独占。洪应明说：“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祸
全身。”（《菜根谭》）这种让名逃名的主张，虽有明哲保身的消极成分，
但不失为洞悉世态人情的明智作法。沽誉钓名的事当然不能做，即使是应得
的荣誉也要分些给别人，不可全占了。这样可以避免别人的嫉妒非议，增强
人际关系的友好程度，也可以避免因名气大而产生的麻烦，有利于专心致志
古人还从另外的角度谈了让名逃名的必要性。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
引庄子的话说：”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庄子的原话是：“名，公
器也，不可多取。”见《庄子·天运篇》）名是应该由公众共同享用的，个
因为名是公器而让名，比为了远祸全身而让名更正确一些，认识也更全
面、更深刻一些。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个人的品德才能离不开社会的培养，
个人的成就贡献离不开他人的支持。盛开的鲜花得益于枝叶输达养份，荣誉
不宜由鲜花独占。人也是如此。这不是虚假的谦虚，而是对待荣誉的实事求
是的态度。学生成名，不要忘记者师，后辈成名，不要忘记前人，将军成名，
不要忘记士兵，专家成名，不要忘群众。少数声名显赫的杰出人物，实际上
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每一位有名英雄的背后，都有一批无名英雄。用这样的
观点看问题，自然不会把荣誉全归于自己。
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几乎没有一件工作可以单独完成。名为公器的
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当然，每个人付出的劳动不同，贡献也有大有小。着重
奖励贡献突出的个人是完全应该的。但不能把功劳完全归于某一个人。获得
荣誉的人也要有谦虚礼让的精神，不占有别人的荣誉，甚至把自己应得的荣
誉分一些给同事和合作者。这样有利于增强团结，减少矛盾。许多人事纠纷
不是产生于合作奋斗的过程中，而是产生于功成名就之后。在完成任务时前
进一步，在享受荣誉时后退一步，是解决人事纠纷的好办法。
我们还要把名誉看得淡一些，闻誉勿欣，闻毁勿戚。人生在世，总会有
人评说。评说有毁有誉，誉是说好，毁是说坏。不管别人说好说坏，自己要
有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能因为别人的毁誉就影响自己认识和情绪。明人薛瑄
说：“人当自信自守，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
之，亦不为之加沮。”（《古今药石·薛文清公要语外篇》）立身处世应该
有自信心，有自己的主见和操守，不要听了赞誉就洋洋自得，听了批评就垂
头丧气。白居易亦有诗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
安足论。”（《续座右铭》）这也是一种自信自守的处世态度。重要的是要
自我反省，是否行得端，做得对；只要“内省不疚，何恤人言”，走自己的
有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能因为别人的毁誉就影响自己认识和情绪。明人薛瑄
说：“人当自信自守，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
之，亦不为之加沮。”（《古今药石·薛文清公要语外篇》）立身处世应该
有自信心，有自己的主见和操守，不要听了赞誉就洋洋自得，听了批评就垂
头丧气。白居易亦有诗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
安足论。”（《续座右铭》）这也是一种自信自守的处世态度。重要的是要
自我反省，是否行得端，做得对；只要“内省不疚，何恤人言”，走自己的
爱因斯坦根据亲身的体会说：“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实
际情况与别人认为他是怎样很不相称的，比如我，每每小声咕噜一下也成了
喇叭的独奏。”爱因斯坦因为名声盖世，一言一行都受到别人的重视和赞誉，
然而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赞誉所迷惑，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很值得我
《论语》中多处谈到责人与责己、正人与正己的问题：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同上）；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这几段话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人相处有了矛盾，先要检查自己
的缺点；二是先要正己，然后才能正人。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消除怨恨。历
史上有不少正反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刘备主动改正酒后失言的错误，可以作为正面的例子。刘备依庞统之计，
西取益州。在夺取涪关之后，设宴劳军。刘备酒醉，与庞统发生争执，大发
脾气，把庞统赶出宴席。酒醒后刘备自悔，又把庞统请回来，恢复了君臣间
的融洽关系。《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记载了这段故事：
“先主（刘备）然其中计，既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
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
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刘备）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非仁者耶？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
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
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三国志》的注者斐松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刘备有失而庞统无失，庞
统说“君臣俱失”，是分谤之言，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和解的态度。而刘备
以君主的身份能及时悔悟，主动请庞统回席，也不失知过必改的坦诚态度和
豁达大度。因为双方都有责己之心，一场相当激烈的冲突便及化解了。不久，
庞统率兵攻雒县，为流矢所中，牺牲时年仅
36岁。刘备对庞统的牺牲非常痛
惜，言则流涕。可见他们的君臣情义是相当动人的。
战国时燕惠王文过饰非，失去名将乐毅，致使兵败将亡，国势衰微，则
是反面的典型事例。惠王的父亲昭王知人善任，重用贤能。他听从乐毅的建
议，联合赵、楚、韩、魏等国攻打齐国，以乐毅为上将军，攻下齐国七十余
城。昭王死后，继位的惠王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以才智不如乐毅的骑劫取代
乐毅的职务。乐毅被迫逃往赵国。乐毅离开燕国后，齐国的田单即领兵攻打
燕国，收复了全部失地。燕惠王后悔以骑劫取代乐毅，但又不检讨自己的错
误，反而指责乐毅忘恩负义。他责备乐毅说：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
人岂敢一日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
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
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
军之意乎？”（《史记·乐毅列传》）
惠王把用骑劫取代乐毅，归咎于左右人的蒙敝，同时也是为了让长期在
外辛劳的乐毅回来休息，共商国事。如此言不由衷，文过饰非，自然不能使
乐毅回心转意，燕国的国势也从此一蹶不振。如果惠王能有刘备的自责之心，
结局将会是另外的样子。
外辛劳的乐毅回来休息，共商国事。如此言不由衷，文过饰非，自然不能使
乐毅回心转意，燕国的国势也从此一蹶不振。如果惠王能有刘备的自责之心，
结局将会是另外的样子。
如果过失的责任在别人身上，或者主要在别人身上，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也要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气度。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这
就是古人说的“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专责己者兼可成人
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清李惺《西讴外集·药言剩稿》）责
己就是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和活的榜样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
会心悦诚服，教育批评才起作用。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
误。这种人自身不正，去批评教育别人，又有谁会听呢！
历史上具有人格感召力的人都是严于律己的。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
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不仅因为他“用
心平而劝戒明”，还因为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谡违反诸葛
亮的节度，举动失宜，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又上疏检讨自己“授
任无方”、用人不当的过失，自贬三级。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人往往是责人则明，责已则昏；责人则严，
责己则宽。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可以评议指责，但不能身体力行，从自己
做起。因为批评指责是针对别人的，往往不顾事实，不讲分寸，甚至捕风捉
影，信口开河。这种批评指责不仅影响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还助长言行不
一、清谈空议、惹是生非的不良风气。
韩愈曾作《原毁》一文，考究当时士大夫阶层嫉贤妒能、毁谤他人的不
良风气的思想根源。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
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是对人对己的
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全面，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
另一种是对别人的要求很周详，对自己的要求则低而少。
文章认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
同。“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
也应该做到。因此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他的优点和进
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唯恐损害别人为善的积极性。
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今之君子”则不然，他们以圣
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唯恐别人有好
名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则比普通人还低，“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
还没有取得一点进步就停止了。这样，他们责人周、责己廉，也就不奇怪了。
文章进一步揭露“今之君子”对人严、对己宽的思想根源在于“怠”与“忌”
两个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懒惰懈怠，不求进步，又嫉
妒别人进步，因此“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谁办成好事，谁有高尚品
德，就会受到他们的诽谤打击。韩愈对世态人情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今天读《原毁》仍然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对人严、对己宽的问
题，仍然普遍存在；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对别人马列
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多；批评别人往往
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纠缠过去的恩怨是
非；批评自己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出现这种情况，也
和“怠”与“忌”不无关系。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
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用
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
对待别人，鼓励、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这样，有利于自己和别人
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处
非；批评自己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出现这种情况，也
和“怠”与“忌”不无关系。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
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用
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
对待别人，鼓励、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这样，有利于自己和别人
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处
为人处世，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义与利的关系，即道德要求与物质利
益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道德理性与感情欲望的关系。对这
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关系到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关系到处世的态度、
中国历史上开展过义利关系的长期论辩。儒家强调义利的区别和对立，
把义摆在首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他首先提出义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
准。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费乎？”（《论语·尧曰》）他还赞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
老百姓得到好处。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如果利不符合道义要求，就要舍利而取义。
孟子继承和发挥孔子的思想，更加强调义利的对立，表现崇义排利的倾
向。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果大家都追求利，
就会造成“上下交征利义而国危矣”的局面。（以上见《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的利也是个人的私利。
荀子的观点和孟子有区别，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
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在
荀子看来，义和利是人们兼有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人们对精神道德的
追求，也不能抹杀人们的物质利益。但他强调不能使对利的追求超过对义的
追求。“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同上）荀子先义后利的原则
和孔子说的“见得思义”是一致的。
墨家的思想和儒家有区别，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墨经》上说：“利，
义也”，利就是义。墨家说的利是天下国家之利，是爱人、利人、有益于天
下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私利，对子亏父而自利、臣亏君而自利、父亏子而
自利、君亏臣而自利的行为持反对态度。有益于天下人的利和义是一致的，
故义利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管子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认为物质财富是道德的基础，脱离物质利益单纯用仁义教化民众是徒劳无功
的。这是不同于儒墨两家的重利轻义的义利观。法家也认为精神道德和物质
生活条件有关系，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时“人民众而财
货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他们对人们孜孜
求利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西汉董仲舒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对儒家的义利观加以概括和发挥，提
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的著名观点，明确表达了崇尚道义、否定功利的观点。
的著名观点，明确表达了崇尚道义、否定功利的观点。
颜元在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反对空谈义理、宏扬
实学的风气下，进一步阐述了义利统一的观点。颜元认为：人的活动就是谋
利计功，耕种要谋收获，荷网持钩要计得鱼。人的道德存在于功利之中，只
有通过实功才能表现出来。“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
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言行录》卷下）颜元反对董
仲舒的价值标准，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四书
古人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辩，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他们提出的见解也能给
我们许多启示。在他们研究、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义利关系得出下面
一些认识：义和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两者辩证统一，社会才能进步；
我们不能抹杀和否定个人利益，但要超越个人的眼界，谋取集体和社会的利
益；我们不能否定物质利益，但不能只追求物质利益，牺牲精神道德的价值；
真正的人生幸福在于创造与享受的统一之中，只有享受、没有创造的人生是
义是什么？有多种解释。《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说：“义
者，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他以“敬长”为义，以“非其有
而取之”为非义。（见《孟子·尽心上》）韩愈以“行而宜之之曰义”。（《原
道》）可见义是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
利指功利和物质利益，与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属于社会的经济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义即道德原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人类的道德
随着经济上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在这种意义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
是道德的基础。”（《普列汉诺夫选集》第二卷）“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
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有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道德，如原始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
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这些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道德既
有继承性，又有变化和原则区别。
道德原则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它协调和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关
系，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道德原则还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出发，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方向
和指导原则。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功利和效益的。
不能脱离物质利益来谈道德原则，不能空谈心性，轻视功利。在改革开
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的道德原则应该是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功
利，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脱离人民的物质利益谈道德，就会脱
离人民的需要，成为迂腐可笑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不能只讲物质利益，否认道德的作用。只讲利益，不讲道
德，是短视的功利主义。如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人人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其结果不仅是
道德沦丧，还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建设。这样，也就无功利和利益可言
德，是短视的功利主义。如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人人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其结果不仅是
道德沦丧，还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建设。这样，也就无功利和利益可言
义利关系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相互
联系、不可分割的。个人生活在集体之中，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提供的机
遇和条件，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集体的共同奋斗和保障。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集体的发展和集体利益的实现，也就没有
个人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集体利益也离不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集体
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集体利益最终要通过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体现出
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受到极大的破坏。占统
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用剥削他人、
损人利己的办法谋取个人和本阶级的私利，并把这种私利冒充为社会的整体
利益。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
君》）。当然，也有一些杰出人物，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或
者致力于科学文化事业；或者反抗权贵，造福人民；或者慷慨捐躯，英勇就
义。他们的行为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卜，以公百制为主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基本一致，
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可以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
来，并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开辟广阔的前景，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可以按照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利益的原则加以解决。这样处理，虽然牺牲了个人的暂时利益，却保证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也保证了个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儒家重义轻利、见利
思义的原则如果正确地理解运用，把义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把利理解为个
人利益，不因追求个人利益去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这样的原则应该
说是合理的，有益的。而形形色色的个人至上主义、利己主义则是有害的，
应该加以摒弃；不能因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去批判集体主义原则，批判大
公无私，就去为个人主义正名，为利己主义正名。
利己主义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特征，牺牲别人的正当利益，攫取个
人非分的私利，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自己无厌的贪欲；为了达到目的，不
择手段，不顾廉耻。这种思想是社会的腐蚀剂，怎么可以任其滋长蔓延呢！
义和利，公和私，在经济领域是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道德领
域是一心为公的思想行为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处理经济领域的义利关
系，应该实行公私兼顾、照顾个人利益的原则；在道德领域，应该提倡一心
为公、大公无私，不能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我们的道德原则。
义利关系更直接的是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每个人都有
物质生活需要。饥则食，渴则饮，寒则衣，就是物质生活需要。缺乏必要的
物质生活条件，会使人痛苦和不幸。正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推
动了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每个人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如学习的需要，文
化娱乐的需要，以及科学的创造，事业的成就，理想的实现，等等。精神生
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使人的生活降到动物的水平，也会感到痛苦和不幸。
动了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每个人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如学习的需要，文
化娱乐的需要，以及科学的创造，事业的成就，理想的实现，等等。精神生
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使人的生活降到动物的水平，也会感到痛苦和不幸。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肉体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是一切快乐的基
础，但精神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只有这种快乐才是持久、稳定和深刻的。
人生应该追求的是“身体的无痛苦和心灵的无纷扰。”（《古希腊罗马哲学》）
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著名观点。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
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乞人不屑”指的是《礼记·檀弓》）记载的，齐国
一位饥民宁愿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生属于物质生活需要，义属于精
神生活需要。当事关人格尊严、道义原则，而生与义又不能兼顾的时候，孟
子认为应该坚持人格尊严，舍生取义。
孟子高杨人格价格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应该抹杀物质利益，否定物质生活的享爱和幸福；
但是，不应该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出卖人格尊严和国家民族的利益。
我们的人生价值不仅重视道德和人格的价值，重视精神生活需要的满
足，而且重视享受与创造的统一。创造满足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
是获得幸福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创造本身也会给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人们甚
至认为：人生的快乐，不在于创造的成果，而在创造过程本身。创造的需要，
成就的需要，是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通过诚实劳动，取得合理的享受，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不思创造、
只图享受的思想和作法是应该反对的。这种脱离创造、以享受为最高价值的
享乐主义人生观，以声色犬马、恣情纵欲、寻求感官刺激的处世态度，是一
种粗俗、颓废、没落的处世哲学。一个人只追求个人享乐，就会丧失生活的
目标和进取心，以致道德沦丧，腐化堕落。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享受不再是
快乐而是痛苦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讲理想，讲奋斗，讲奉献，在创造、
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享受人生的欢乐。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
根据《易经》的思想，宇宙不是机械的，僵死的，而是不断创造发展、
充满生命活力。宇宙化育万物，生生不已，呈现出浩荡无涯、大化流行的生
命景象，宇宙是刚健生动、充满生机的活宇宙。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风雨
雷电，奔腾激荡；潺潺细流，汇为江河，草木花卉，枯而复绿。天道的创造
力化育万物，于是自然界便弥漫生命的洪流，生机盎然，创进不已。
生于天地间的人类，面对创进不已的自然界，自然也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