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环境怎样可以更好
原文作者：Peter Dizikes, MIT News Office
简介经过几年对全球生产体系的研究，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政治学者认为，除了私营部门，政府必须提供帮助保证工人安全。
四月，孟加拉工厂的倒塌事件，超过1,000人丧生，重新引起公众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环境的讨论：怎样改善工厂工作的危险性和有害性。
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者Richard Locke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过10年了。Locke参观过全球的好几百个工厂，带领一队研究人员收集的信息量是史上最大的。许多年以来，Locke认为答案在于私营部门的监管：跨国公司监管供应商的工厂，注重违反安全行为，威胁从供应商中撤出业务。
但是近几年，Locke改变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仅靠私营监管来消除工作危害、超时工作、童工和低薪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制定和鼓励更好的工厂标准。
“从系统上来看，私营法规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凑效，”Locke说，他是麻省理工大学政治科学院的院长和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总比没有法规好，但在我们研究的任何供应链当中，私营法规对提高工作环境和加强劳动权利显得并没那么重要。”
最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私营力量的前景和局限”中，Locke对这个观点进行延伸，详细介绍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可以作用的方式，有时可以一起作用，让工厂生活不再难以接受。
“私营部门能够做的就这么多了，对于公民权利的问题，例如结社自由权、集体谈判权，”Locke说，“你不能够一下子在一间工厂落实这些权利，或者在一条供应链，甚至是在一个品牌。这些是领土性质的权利，也只有主权国能够落实。”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工厂环境，Locke在书中强调，我们需要把每一间工厂看做巨大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只是当地糟糕的管理，同样是跨国公司需求造成的。
假设一家跨国公司期望一张新订单从采购到出货的周转时间在11周内，在设计环节花费时间较长，于是工厂只有9周处理这张订单。Locke说，对工厂工人造成的结果是“补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班”。于是超时工作就成了主要问题。
行业对产品过度生产，这些产品往往很少赚钱，同样是仓促生产的推力。消费性电子产品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只有9个月，由于企业不想持有库存，于是造成大量订单。所有的案例都表明，重担都压在工人身上，要求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越多工作越要快。
Locke说道：“品牌和零售商在做的事情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对工厂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串联性的消极的。”他指出“事实上，我们已经证实了订单的大量波动导致工作时间的大量波动，同样导致雇佣和解雇临时工数量上大量波动。”
引证材料的首例讲的是Nike，它依靠亚洲工厂用不正当劳动生产而在九十年代引起抗议。Locke开始和Nike合作研究问题，Nike很快就增加了合规员来严肃对待提高工作标准问题。Nike还逐步把年公司每次对劳动行为的审查报告提供给Locke和他的研究团队。
对Nike的研究使得Locke有机会接触其他企业，包括Coca-Cola，Hewlett-Packard以及Van Heusen。他的书引用的超过50个国家的几千家供应商的数据，还参观了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10个国家的120家工厂。
Locke认为，正因为管理决策影响几千公里外的工作状况，改善的不仅仅只是工厂车间，应该发生在行政管理地点。他还说：“我们需要改变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他们把总部设在美国或者其他工业发达国家。”
Locke本对私营执行能够提供工厂一种双赢的机制寄予希望，这种机制是实行更好的生产运作时，工厂可能放权给工人和变得更安全。
“全球化时代，对单个国家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可以作为一种可选择的途径。”Locke说，“而且我仍然对工厂的能力建设持乐观态度。”但是，数据和工厂参观都不得不使他相信，仍然有非常多的工厂忍受着恶劣的条件，在生产前线引起抗议。
“如果你只是向工厂引入新技术，那么在供应链里面谁强大谁就获得利益，不管是需方还是供方。”Locke说，“它将真正挑战极限，人们引入精益生产却不保证工人权益和提高工资待遇等等显现大量存在。这个有趣的发现是我们从这些不同国家和不同项目的研究当中仅有的得出。”
哪里都可以改善
对工厂自身评估而言，Locke反而支持的是在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积极合作来建立和维持可接受的工作环境。尽管，就如孟加拉悲剧表明那样，除非灾难降临，否则政策不会做任何没有必要存在的改变。
但是Locke坚持，这些改变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就拿看上不可能成功的柬埔寨做为例子。在那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和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合作，就工作环境方面取得全面的进步，同时建立监控系统。
“柬埔寨已经度过了战争的恐怖时期，现在也很少官方记录，然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品牌已经投资去开发工厂的生产能力，同时，开发政府加强法律作用的功能。”Locke说，“如果能在柬埔寨发生，改变也能发生在局部中国，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
Aseem Prakash，一位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者，认为Locke的新书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并称它的“主要优势在于Richard Locke获得的企业层面数据的质量。这种获得层面是在政治学科上史无前例的。”
这项工作研究将继续在苹果公司和未来与Locke合作的公司中进行检验。
“我们知道问题是存在的。”Locke说，“但是资源并不充裕的地方发生积极的改变，这样的例子也是足够的，这就有可能了。改变不是自发的，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政治意愿、知识和投资，改变可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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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就业不愿进工厂 待遇低环境差是主因
小时，月薪只有2000多元，太不划算。以后不打算进厂了，准备找一个销售门店去打工。”冯春林说。　　长期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招工服务的重庆联英公司华新人才市场总监万晓东表示，几年前，“进工厂”还是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农民工的求职选择，但如今的年轻人求职选择面宽广得多，观念也大不相同，不仅要求待遇好，更在乎工作环境和个人成长空间，而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　　赛力盟机电公司是一家生产各类工程发电机的制造业企业，有1200名一线工人，近两三年来，每年流失的青年技术工人都在50人以上。公司副总经理莫隐侠说，主要是嫌脏嫌累，搞机械加工大多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加班时间也比较多，不少年轻工人宁愿转到工资低一些但工作轻松一些的服务行业，比如，公司不少青年技工就跳槽到轨道交通公司做维修员。　　青年人流失或致产业工人长期紧缺　　部分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在“80后”“90后”就业“去制造化”的同时，我国适龄劳动力供给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加上人才培养结构失衡，产业技术工人紧缺或将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　　宋飞认为，多年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读书就为上大学”的导向，年青一代宁愿去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也不愿就读职业技术学校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从而造成一方面大量制造业企业用工难，另一方面大批高学历人员就业难。　　以重庆为例，为推动新型工业化，“十二五”期间将重点打造电子信息、汽摩、装备制造、医药、材料、轻纺、能源等七大支柱产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急剧膨胀，未来3年内累计需新增150万产业技术工人。而过去5年，重庆全市职校培养的技能人才仅100余万人，目前的供给形势和培养模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勇说，只有改变制造业工人“脏累差”的境遇，才能吸引更多的“80后”“90后”加入产业工人大军。　　李勇建议，在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中，要重点解决产业工人收入偏低的问题，真正体现一线工人的劳动价值，形成“劳动值钱”的社会氛围；要在减轻制造业税费负担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企业工资标准。同时鼓励、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生产自动化改造，不断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宋飞则表示，要引导青年人投身制造业，还要全面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让他们在其中得到真正的成长和成就。宋飞说，一个社会的人才培养格局是否合理、先进，不仅在于造就了多少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更在于人才队伍结构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研究型人才，但更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产业工人，建议进一步调整完善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比例，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大力提升职校教学质量，鼓励、引导更多适龄青少年就读职业技术学校。”宋飞说。(《半月谈》记者 张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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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90后”就业不愿进工厂 待遇低环境差是主因(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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