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国家经济数据里，能看出什么？ | 问答 | 问答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从2015国家经济数据里，能看出什么？
作为一个工科生，我能看出来的大约有：重男轻女啊~约莫三千百万打光棍。。进出口总额占了三分之一GDP啊。有点多。。另外降进出口总额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今年海淘这么旺盛。全国平均房价七千一平，人均可支配收入2.2w，一年才能买三平米，郭嘉觉得这个房价正常吗CPI 1.4% 啥都不干财产就损失了1.4%了文章最后给的数据，计算机等许多行业没有绝对值，是怎么算出增长的？另外这些数据能看出我国的经济处于什么情况吗？统计局的文章看起来就是一片叫好声。。。国家统计局的文章：
本来觉得橡胶说得挺好的不想多说了，只想就进出口说说，不过既然动笔了，就干脆当做回答好了。先从图来说起：GDP同比增长6.9%，其中第三产业增长8.3%，第二产业增长6%。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依然处于转型期，长久以来我国第二产业作为经济核心和经济增长核心的趋势，自2014年开始扭转，到2015年进一步放大。另外，从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来看，实在不由得人们怀疑其真实性：特别是第二、第三季度，有大量数据表明经济困境十分严峻，特别是第三季度股市崩盘的效应应该比较明显，却丝毫没有体现在经济增长数据中。纵观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变化曲线十分平滑，平滑到我已经不敢完全信任统计局的数据了。当然，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渠道获取数据，所以依然只能用这套数据来分析。从工业增加值来看，虽然政府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意义，但是数据很明显展示出即使国有企业占据了政策优势，其活力低下、体制臃肿的问题仍然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目前来看，国有企业除了其战略意义以及吸收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以外，可以说毫无意义了。另外，国有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其吸收就业的意义远不如第三产业。换言之，国有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来源于其僵化臃肿的体制。固定资产投资从去年的14%（没记错的话）下降到今年的10%，而在07-09年之间，其巅峰将近30%。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和不确定预期，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体现：依靠投资驱动经济，会在迅速推动通胀的同时，侵蚀经济增长的收入，不利于国民收入增长。所以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是且喜且忧吧。不过因为中国现在实际陷入通缩的情况，忧大于喜。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当前所有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核心和浓缩体现。全国商品房销售增长6.5%，与此同时全国商品房库存增长15.6%。商品房库存已经超过当年销售总额的50%，也就是超过六个月健康基准。如果算上全国在建面积，这个数据将是11亿平方米，也就是即使现在不再批准新的房地产项目（实际上很多都是先建再批），全国人民也要买一年才能买完现在所有的待售商品房。另外，房地长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北上广深的房价依然在快速增长，深圳房价去年为止已经上涨30%-40%。可以说一线城市的房地长越迅猛，二三线城市的房地长就越触目惊心。房地产行业在一线城市的泡沫越吹越大（目前来看泡沫依然很难说是恶性还是良性的，因为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依然迅速），而在二三线却已经是崩盘边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可以说经济危机只在一线之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CPI为1.4%。CPI是消费价格指数，换言之也就是老百姓的通胀指数。大多数情况，可以简单地把CPI看做通胀指数。消费在需求端的增长率持续超越GDP增长率，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好。虽然这个趋势有所减缓，但是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投资增长率的减少，也体现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另外，根据调查，16年的消费预期可能会大幅下跌，这也是经济的传导作用：如果大家收入上涨不够快，又对未来经济发展持怀疑态度，那么人们是更愿意存钱防备将来的潜在风险，还是及时行乐？CPI增长1.4%，可以说这个数据不太健康。一般来说，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应该在3%左右为最佳，发达经济体为2%。举例来说，安培经济学的一大目标就是推动日本走出通缩，而英国央行在20世纪的长期目标是维持通胀在2%。这个我会在之后详细探下为什么合理的通胀是一件好事。进出口总额下降7%，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进出口总额数据意义不大，只是反映了贸易活跃度。真正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净出口，也就是顺差。GDP的组成是（消费+投资+财政支出+净出口），所以净出口才和经济增长有关。出口总额的下降，主要是世界大背景驱使：世界经济总体活力不够，各国的贸易政策更加趋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大背景。其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经济升级没有跟上导致。然而由于规模效应和生产链的完备，如果不是大背景驱使，出口数据不会这么难看。进口数据也有世界大背景的因素：很多生产材料需要先进口，加工后再出口，所以出口下降，进口也会下降。然而进口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内因：经济活力下降，之前过热的行业陷入危机。而这些行业，往往存在大量的矿产、能源需求。澳大利亚、南美、非洲、俄罗斯长期作为中国的原材料提供者，在这回中国对原材料胃口大减的事件中，损失惨重。价量双跌之下，进口额大减也就不奇怪了。另外，石油价格的崩盘也是进口下降的一个原因。全国居民收入方面，基尼指数4.6。这个数据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竟然远高于资本主义。这个年代，奥巴马作为资本主义领袖，天天琢磨着搞医保；某党领导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搞得红红火火……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4%，如果这个数据可信，无疑是一件好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人均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资本家取走自己的利润，交完税之后（不仅仅是个人所得税），剩下的才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你能用来花的钱。这个收入越高，意味着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越多。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都落后于GDP增长，现在的倒挂，是一种经济再平衡的表现。货币信贷这方面，说M1 M2，大家估计都比较迷茫。简单的说下结论，M2增长低于M1，说明经济系统的总体流动性有所下降。另外不要太担心印钱这件事，当前世界范围里，货币增长和通胀的相关性已经低于10%了：金融系统越发达，印钱的潜在收益就越低。人口这方面没什么说的。性别比例是个逗比：以18岁以下计算，这个比例已经是112：100了。整个105：100有什么意义？指望爷爷奶奶们开始人生第二春么？另外，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一线城市里，适龄未婚女性的比例远大于适龄未婚男性。在北京的一个征婚网站，男女比例为1：4。也就是说，在农村，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后果，会远远比城市严重。——————————————————————————————————————————回答下楼主的疑问：进出口问题：之前已经说过了，进出口总额意义不大，只反映了贸易活跃度。媒体有个说法，叫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个说法曾经是对的，在我国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净出口曾经占到我国经济的20%以上。但是现在，随着经济体量的增长，这个数据已经降至5%。新闻媒体的观念无疑是落后了。现在进出口数据，已经远不是当年的三驾马车了，不用太过于在意。还有，贸易越活跃，说明禀赋的配备越合理。进出口的下降，对潜在生产率会有一定影响。至于海淘：我稍微查了一下，没有具体数据。因为海淘的定义还很模糊，比如跨境电商，又比如出境消费。而后者，只能从外汇变动来看，也意味着很难区分出行、住宿、消费品支出。另外，留学生的花费，是否算入海淘数据？留学生和华人的代购呢？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2015中国国际旅行逆差为1.3W亿人民币。假设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机票上的花费一致，这意味中国人在国外的当地消费超出外国人在中国当地消费1.3W亿人民币，这个数值相当于净出口的三分之一。而实际上，海淘这种行为，意味着一定有大量的数据没有计入GDP（这种事情不要觉得奇怪。比如说你媳妇在家里看孩子，又比如你给老婆打洗脚水，再比如站街女、贩毒收入，理论上都应该记入GDP。但是实际中，只要没有产生实际交易或者没有被统计局纳入数据，就没法去统计。）。所以实际上海淘造成的GDP损失可能远大于净出口总额。房价问题：别闹了。翻墙出去看看伦敦纽约的房价，再看看他们的收入水平。我国房价的虚高，是很多因素共同造成的。例如：土地财政：房价不高，房地产商就不会高价买地，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要受影响。这就是为了国百十条都出了，房价依然不降——不解决土地财政，谁听你的？预期：大家都预期房子会上涨，于是大家都去买房子存着，于是房价就真的上涨了。另外，行政命令限制的越多，大家就会觉得房子越是稀缺资源，预期就更加强烈。城市化和大城市效应：说起职业机会、福利、教育等，城市远胜于农村，一线远胜于二线，于是人口向少数几个城市聚集，推动了商品房的供需不平衡。一般来说，这种过程是自然的。然而因为我国的几个城市，很多资源是靠行政命令堆出来的。例如北京的教育优势，成都作为西南中心的行政资源优势。于是乎，政府，或者说计划经济余孽里的政府，又一次成为推动房价的黑手。分化需求的不合理：我国城镇人居居住面积以及达到36平米。而英国的人均居住面积为35平米。难道说，我国在房地产方面已经超越了发达国家了吗？并不是。英国最典型的居民住房是House和Semi-house,也就等于中国的独立别墅和联体别墅。然而我国的典型居民住房，是Apartment，公寓式商品房。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很多城市居民，拥有不止一套住房，自己实际使用的居住面积，却远低于36平米。高收入居民要求更好的居住环境，但是却因为供小于求，导致别墅价格居高不下。低收入居民要求公寓式住房，偏偏这一类住房被前者购买当做投资。然而我国居民依然好死不活的宁买不租，于是大家住着公寓，拿房市当股市玩。CPI问题：简单的当做通胀问题。你说的没错，1.4%的通胀，意味着你什么都不敢，财产就损失了1.4%。所以通胀也叫作隐形税：央行通过印钞，把这部分收入转移到央行或者政府财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恶性通胀。然而良性的通胀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当前处于通胀周期，你是愿意钱放在手里贬值，还是愿意拿出来消费或者投资，以试图获得更高的价值？同时，良性通胀也意味着你预期自己的薪水会上涨（通胀体现在收支两端），你也相应的更敢于花钱。所以合理的通胀，会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如果陷入通缩，表面看你的实际财富会上涨，然而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投资和消费，导致各行业萧条，大规模失业，你觉得对经济是好还是坏？对你个人是好还是坏？计算机行业数据问题：这在经济学、统计学中是常见的情况。数据分为原始数据和二手数据（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这篇文章最后注释说明其数据为二手数据，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原始数据的发布方没有发布具体数值，那么他虽然没法发布具体数值，但依然可以引用增长率数据。—————————————————————————————————————————总结下:统计局的文章永远一片叫好……从建国以来有几次说过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过？无论是26年前国外制裁，还是98-99年大下岗，还是08金融危机，永远一片叫好……所以那些形容词看个乐呵就可以了。数据部分，可以说相当值得怀疑。结合PMI数据，进口跌幅、股市崩盘后，经济增长依然这么平滑，我如果说是100%是假的，那是不客观：毕竟经济学确实有很多反直观的情况。但这种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局的光荣历史，可以说合理的怀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当然，是否像国外说的，中国经济已经崩盘？例如有人拿李克强数据声称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是否可信？答案是：不可信。这种理论，完全忽视工业升级、环保投入以及第二产业并非经济全部这些相关问题，完全不值一驳。事实上，我们也没法统计出真实的经济数据。所有的统计数据的区别，只是和真实数据的差值大小的问题。就目前来看，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依然是最权威、最可信、同时也是最让经济学家无可奈何的神秘数据。经济的总体情况，就楼主提供的文章，以及这几天自己看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依然健康，经济增长强劲（以世界标准），经济活力呈下降趋势，结构改革总体形势良好。中短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悲观的：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某种意义上来说，房地产以及其上下游行业崩盘，比带着中国经济一起崩盘好；房地产早崩盘，比晚崩盘好；不是房地产商和屯房者哭，就是大家一起搂着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在下降，人口结构持续恶化，而在结构改革没到位的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仅还会持续，甚至还看不到探底的迹象。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产业转移依然在阵痛中前进，并没有完全陷入崩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范围来看，依然是高速的（即使按照权威预期的4%增长率来看，也并不算低）。GDP中，消费占比、居民收入总额占比、农村收入总额占比、第三产业占比的上涨，可能比一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更加值得高兴。冷血一点来看，中国经济现在陷入困难，要比按照09年的势头发展十年后再陷入困难要好的多：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的一场经济危机，然而要是经济继续无序发展，十年后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民族危机。更长远一点来看，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而目前经济的困境，实际上一点不值得稀奇：当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选择了经济繁荣，同样也选择了经济萧条：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之前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只不过是在补课，现在才走到了正常国家的发展阶段。
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坑爹啊。在这里停笔，有人有问题我再回答，或者改正。
(C)2017果壳网&&&&京ICP证100430号&&&&京网文[-239号&&&&新出发京零字东150005号&&&&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邮箱：&&&&举报电话：中国土地财政痼疾求解_滚动新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土地财政痼疾求解
作者:■见习记者 石俊
　　正是土地财政的痼疾，导致地方政府落实土地调控政策不明确。如何才能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土地出让模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政策以及改革官员考核机制等进行，而物业税、房产税等税制改革则有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税源，但最终还是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土地出让金同比再创新高！在被称为史上最严政策的持续打压下，楼市的这则消息显然让人惊愕。而在其背后，正是土地财政的痼疾，导致地方政府落实土地调控政策不明确。
　　有专家认为，现在的土地财政，不仅影响着房价的涨跌，惹得民声沸腾，更重要的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现在抑制国内需求的增长、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缓慢。
　　但如何才能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土地出让模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政策以及改革官员考核机制等进行，而物业税、房产税等税制改革则有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税源，但最终还是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高压下的亢奋土地
　　地价与房价的“抬轿”效应，使得国土部在楼市调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今年初第一波楼市调控中，在中央各大部委中，国土部就率先出台配套政策；而在4月17日由“新国十条”引领的第二波调控中，国土部不仅在土地市场中担负调控的主角，而且还参与到与住建部、银监会、证监会、监察部等其他部委的联合行动中；而9月27日，国土部联合住建部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管理，此后“9?29”第三波楼市调控顺势而发。
　　梳理国土部在土地市场的调控方式，有保有压、加大问责且日趋严厉成为其中的关键点。
　　3月10日，国土部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中提出加快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促进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切实加强房地产用地监管以及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4大要求15个要点。
　　4月15日，18万公顷全国供地计划、保障房用地占比77%的数据出炉；而在“新国十条”中，国务院要求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国土部门要加大专项整治和清理力度，严格依法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并限制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新购置土地。在8月19日，国土部通报了查处的2208宗各类违法用地，其中闲置土地2044宗，国土部有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将督促各地加快查处进度，维持对违法违规房地产用地的高压态势，形成强大的声势与压力。
　　直到9月27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中，国土部再次强调力推保障房建设落实、严格土地出让管理，对于企业违约开发土地、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一年的，都将禁止竞买资格。
　　尽管今年国土部执行高压的严控政策，但仍难掩土地市场的亢奋。
　　就在国庆前夕，上海的土地拍卖市场上，长风地块的单价地王纪录再度被刷新，当日12幅土地成交金额逾197亿，宅地基本溢价率都在50%以上。而在此前，厦门、广州以及南京等地也均爆出“地王”。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今年前三季度105个重点观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高达1.17万亿，同比增长75.2%。这不禁让人生疑，为何地价越调越高呢？
　　“土地出让金占据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土地财政的现实使得各地在落实土地调控政策中面临着不确定因素，而且今年保障性住房用地和资金的加大，更让地方财政问题相当突出。”全经联研究院副院长陈宝存表示。
　　记者也发现，虽然“新国十条”中明确要求，在坚持和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同时，探索“综合评标”、“一次竞价”、“双向竞价”等出让方式，抑制居住用地出让价格非理性上涨。但这样的要求却并没有在地方得到相应的落实和执行。仅北京在4月份开始实行“限房价竞地价”新政，其首块住宅土地因报价超过预设拍卖上限流拍。而深圳近期也以“定地价竞房价”的方式挂牌出让一块居住用地。
　　土地财政阻碍发展方式转变
　　土地市场的量价齐升，又让人对未来房价的高企充满了担忧。
　　“高房价的形成，是与土地供给市场的政府寡头垄断等密切相关。行政性一家高度垄断卖地，即使是招拍挂，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行政主导和垄断的土地市场。”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
　　但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看来，房价是各种因素决定的，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单一的地方政府的卖地行为造成的。他举例，上海土地财政所占比重就相对较低，但是上海的房价依然很高，所以房价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波动的，具有阶段性，不可能持续地高速增长。”刘尚希也坦承土地财政的弊病。
　　新华社曾发表时评指出，把出让土地作为地方的主要财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一荣俱损”的短期行为。一方面，在滚滚而来的财政收益和“政绩”面前，百姓的买房承受能力、耕地保护红线都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一届政府把今后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实际上是预支了未来若干年的土地收益总和。这种“透支”必然影响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损害地方经济协调发展。
　　“巨额土地出让金表面上看增加了财政收入、做大了GDP总量，实际上抑制了消费需求、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蒋仁开博士一语道出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今年以来，我国着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其转变的核心是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地方通过多上项目多卖地实现这种外延式扩张，其结果必然是抑制消费增加投资，比如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加的背后是投资的大量增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30.1%。”蒋仁开分析认为，土地财政规模过大的趋势与扩大消费需求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近日撰文表示，由于土地收入大多集中用于城市，这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进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而且抑制了民间投资。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正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要义。
　　“不仅如此，政府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黄小虎指出，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低端产业链的过度发展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与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是相违背的。”
　　求解税制改革
　　尽管土地财政饱受弊病，但对于如何扩大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减少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周天勇建议，要改变目前政府一家卖地的高度寡头垄断市场，形成土地供应的多个主体。允许城镇国有集体土地平等进入市场，只要符合规划，不再经过征用；允许土地使用权所有者（法人）到市场挂牌交易；同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形成稳定的土地物权，解决土地出让的接续问题。
　　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张立彦认为，一方面可以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政策，包括改进和完善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制度来适当缩小土地征、卖之间的价差，同时通过中央政府参与土地出让金的分享，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就是改革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方法，降低经济增长率和招商引资额等指标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促进地方政府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在解决地方土地财政问题上，税制改革也成为众多专家认为可行的办法。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土地财政’困局，改变单纯依靠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为主要收入的财政现状，应该尽快开征物业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我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依靠“土地财政”，但国外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性，也保证了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且，主观上也会促使政府平抑地价，而不像我国千方百计抬高地价。
　　此前发改委财政金融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房产税一直在进行研究，它的开征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一个稳定的主体税种。而在近期第三波楼市调控的文件中，也明确提出，将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扩大到全国。业内人士指出，房产税的出台将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抑制因为扭曲的土地财政所带来的短期投资行为。
　　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只有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稳定的税源，才是长久之计，这是摆在首位的。只有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不过分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才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均衡发展，才能真正获得可靠稳定持久的税源。　　作者：赵燕菁　　这是我们见过的关于土地财政论述中最清晰的和最聪明的，而且这位体制内的聪明官员还开出了药方，我们认为是最靠谱的药方，这文章事实上论述了，房地产不可能出现大跌，只能在最后的疯狂之后，慢慢通过长期的滞涨，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慢慢将积压在房子里的资金缓缓流出去，然后等待财产税和直接税慢慢能够接手土地财政。　　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遇冷和ZF地块出售困难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当前的土地财政模式正在转型所致。论述实在精彩，深入浅出，转发各位。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地成为地方ZF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　　改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出来的。　　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本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财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土地财政”背后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政”的功过，思考“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　　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的结果。这一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认识。　　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务。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无论城墙，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cost)。　　但由于传统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巨大的投资，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突破性的进步，来自于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可能。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有赖于获得跨越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作抵押。一旦原始资本(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来持续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累，则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溯到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熟人社会的民间借贷，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近代中国被打开国门后，不仅没有积累下原始资本，反而成为列强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1949年后，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但依靠掠夺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不得不转向计划经济模式。　　所谓“计划经济”,原理上仍然是通过自我输血，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被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类，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　　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但却再也没有力量完成城市化的积累。超强的积累率，窒息了中国经济，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地循环。改革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几。　　中国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积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迫尝试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ZF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ZF，从此奠定了地方ZF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上市”)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ZF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ZF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机场、行政中心)。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可以说，没有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话。　　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ZF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土地财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土地财政”并非中国专利。从建国至1862年近百年间，美国联邦ZF依靠的也是“土地财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老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无偿地从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当时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ZF所有、管理和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ZF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　　对比中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地财政”规模有多大。　　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元，如果按土地收入占48%计算，就相当于5万亿，而2012年“土地财政”总收入只有不到3万亿。中国土地财政，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迄今也不过20余年。　　而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民，联邦ZF的“土地财政”才被地方ZF的财产税所代替，前后持续近百年。所不同的是，美国“初始地权”的获得，靠的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屠杀和掠夺，而中国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然后ZF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够将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　　因此，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人的博弈，交易成本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国有土地上。ZF无需经由税收“过滤”，就可以直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升值土地”来回收公共服务，外溢漏失小、交易成本低。其积累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ZF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地成为中国地方ZF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ZF视作一个企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　　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不仅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服务带来的租值。　　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土地财政”这个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ZF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则属于“收益”。　　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　　如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ZF招商，变相通过土地市场融资。这也间接反驳了那些认为土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直接观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间接比较。　　近年来，中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作比较。2012年M2余额97.42万亿。2012年GDP约51万亿，M2与GDP的比例达190%。有人认为，M2/GDP数据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回归和房价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M2超过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了低通胀，甚至局部时期还出现通缩。而改革开放后几次大通胀都出现在此之前。　　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收财政信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比同样GDP的税收财政成倍放大。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增加GDP，但却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用需求急速扩大。如果我们理解房价的本质是股价的话，就会知道，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如期而至甚至出现通缩，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社会信用膨胀得更快。　　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模式也有其自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的“大萧条”、“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产变成投资品。ZF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房市场。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土地乃至住宅就必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要是土地财政，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股票、、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渠道，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ZF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　　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地产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造就了绝望的社会阶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楼”甚至“鬼城”。　　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宝贵资源。资本市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全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　　这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抵押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联邦ZF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ZF开征财产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果仿效美国，中央ZF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方ZF。　　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资)。　　如果国税不变，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通过直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入。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损失？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根本不存在。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纳税不过占2%。去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税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的负担不能恶化。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的负担没变，收入在不同ZF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个人而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　　有人也许会质疑，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忍受如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ZF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道。也正是由于地方ZF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ZF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地方ZF更高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ZF的高税率就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替代方案之前，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不同阶段的优势。同时，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为不同模式的转换寻找可行的途径。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阶段，其历史角色就会逐步淡出并最后终结。不同模式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　　正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很小部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就越成功。　　具体做法是，当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分。在空间上、时间上把不同的利益主体区分开，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持续的税收模式：　　1)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产税；　　2)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产税；　　3)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产税；　　4)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6)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可以缩短期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价进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个别ZF鼓励的项目(如危旧房)，可以容积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住房地产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　　现在的房地产政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市场上，确保居者有其屋。　　市场区分后，就可以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同其空置率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财政”下，中国货币的信用的“锚”就是土地。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人的城市化”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可以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不能做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规模腐败。　　而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售”——“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隔；“后售”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　　举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2000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以ZF补助和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ZF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ZF少许投入(贴息)，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际上却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　　这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以往“土地财政”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2008年以后，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而是劳动力。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由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间接税为直接税。而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也还是解决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因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变得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为城市的正式市民。　　“土地财政”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随房价上升缩水。　　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土地财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土地财政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保障房“广覆盖”，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定器。它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效率。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先租后售”保障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乃是借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为启动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并将住房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口的原始资本，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件。　　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快速增长。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甚至美国的《宅地法》)，可以预见，这一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复杂。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之所以广受诟病，并非“土地财政”出了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土地财政”出了问题。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也应当及时改变。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成而自动消失。　　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税收收入占到ZF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未为无地可卖而“不可持续”——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们可能根本无需为长大后不治自愈的“病”吃药。
责任编辑：xws
回复0条，有0人参与
以下网友评论只代表同花顺网友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同花顺金融服务网观点。
净额（亿）
同花顺财经官方微信号
手机同花顺财经
炒股必备&同花顺财经
同花顺爱基金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告诉我们？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向您反馈结果
提交成功，感谢您的支持！
近1年收益率
近1年收益率
近1年收益率
近1年收益率
近1年收益率
最近7日年化
<span title="4.%
最近7日年化
<span titl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