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到底有多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福布斯》杂志2009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两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未消。这个排名富有争议性，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的心坎：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统计口径之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官方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之所以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对宏观税负计算方式 财政收入/GDP 中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计算口径：小口径仅仅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径计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 & & &前两种口径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宏观税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其采用的就是小口径的税收数据，这个数据一经发布便质疑声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宫。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微博）也撰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出，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据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贾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统计口径，同样是2009 年的数据，为何计算结果相差接近五个点？显然，两者对政府收入的计算口径存在差异。&& & &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 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劳务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居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负担。他们以较少的财富和收入，却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 & & &而且，在这种税收结构下，由于不允许进行生计赡养费用的抵扣，中国公民的收入普遍被双重征税，首先在领取工资的阶段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其次在用税收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再次被征税。这样他们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宏观税负所体现的水平，导致社会大众的税负痛苦程度明显高于同等宏观税负的其他税收体系。& & & &对于这种税收结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将其称之为结构性的缺陷，不仅不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还具有累退性，商品劳务税的负担主要是广大中低收入的人承担，高收入的人承担间接税税负低，严重背离了税收公平。& & & &税负痛苦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中国高法定税负和日益加强的征管能力的组合。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征管水平较差，税收征收率不过50%，实际征收而入库的税收，可能仅仅是按照税法规定应该征缴的一半。为了弥补征管损失，中国制定了更高的税率：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由于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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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
中国网 | 时间：
 |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中国，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每当问到企业或者居民现实中国的税负重不重时，回答往往是重或者很重。每当政府部门出面来论证中国的税负水平时，结论又往往是不重或者偏轻。一方说重或很重，另一方说不重或偏轻，本来已经令人难解了，但无独有偶，世界闻名的福布斯杂志偏偏又来凑热闹：在去年，这个杂志发布了一个所谓“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排在了全球第二。这一来，关于中国税负水平问题的争论更变得沸沸扬扬了。
    作为纳税人的企业或居民为什么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现行税制的规定如何如何。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４５％，企业所得税的税率３３％，增值税的税率１７％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确实不能说是轻的，甚至有些偏重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而把中国排在第二的。
    作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实际税收收入额占ＧＤＰ的多少多少。比如，在２００５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ＧＤＰ求比，只不过为１５．８％。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轻了。
    在税负水平问题上的认识矛盾之所以会产生并长期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中国的名义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甚远。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名义和实际税负之间存有距离，并非中国独有。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找不到能够把两者拉在一起、不存在任何距离的国度。纳税人拿名义税负作为判定税负水平的参照系，并非不正常。政府部门以实际税负作为论证税负水平的参照系，也并非新鲜事。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两者距离甚远、以至于在税负水平问题的判断呈现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可能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中国税务机关曾经发布过这样一个报告，１９９４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５０％多一点。到２００３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７０％以上。也就是讲，在１０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２０个百分点。问题是，中国税收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拓展空间？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１９９３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２０％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另一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重要着眼点，同当时只有５０％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国的现行税制在其出生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税收收入呈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由此，企业和居民实际感受到的税负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如果说，现行税制诞生之时“宽打”的名义税负虽然偏高，但“窄用”的实际税负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那么，在１３年后的今天，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还仍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吗？
    说到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税收实际征收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升的今天，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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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很多企业老板会吐槽企业税负重。一帮人会跳出来反驳，说企业自身多多少少存在偷漏税的现象。如果把偷漏税的因素考虑进来，企业实际税负并没有名义上那么重。这都是事实，究竟是税负重导致了普遍的偷漏税，还是因为普遍的偷漏税导致了名义税负重。无论答案如何，都不是正常的情形。
一、税负重与偷漏税的辩证
税负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很多企业老板会吐槽企业税负重，税交不起，生产经营的压力大。但说到税负重这个话题，也会有一帮人跳出来反驳，说名义税负重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企业自身多多少少存在偷漏税的现象，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税法要求去纳税。如果把偷漏税的因素考虑进来，企业实际税负并没有名义上那么重。说到这，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如果上述两个事实我们都承认的话，企业税负重实际上就成了很拧巴的话题。很多人在思考，究竟是税负重导致了普遍的偷漏税，还是因为普遍的偷漏税导致了名义税负重。无论答案如何，都不是正常的情形。
1、一方面，如果企业因为税负重，觉得诚实纳税有困难，所以采用了玩火式偷漏税，这会让企业在发展中时刻面临原罪的风险。譬如，很多企业想做IPO，打算在新三板挂牌，有一项前期工作叫财务合规性改造。所谓的财务合规性改造，很大程度上就是补税，把以前偷漏的税补交了。
2、另一方面，默许这类存在会导致市场出现逆淘汰机制。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的企业可能因为税负重，产品价格竞争力不够，反倒会被那些偷税漏税、偷奸耍滑的企业淘汰出局。如此一来，市场会给企业传递一种信号，诚信纳税做不了企业。
3、站在税务的角度，把偷税漏税当做一种实际情况默认或默许，可能会助长税务部门选择性执法，有可能加剧权利寻租。
二、税为什么会交不起？
企业诚实纳税，税负到底重在哪呢？
投资办企业面临三层税负：①是流转税（增值税＋附加税），此税是扒皮税，增值税主税率高达17%；②是，账面利润经纳税调整要被税务拿走？；③是，投资人要想拿走企业的税后利润，还要交20%的个税。
作为投资人，要算计自己的回报；作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能真承受不了如此高的税负。除了税率高，税负重还体现在征税的节点与自由裁量上。
1、增值税的征收近乎霸道。只要做生意，就有此税，不管生意是否盈利，不管生意做完后能否回款。此外，还有的解释权会变戏法似的卡住企业的脖子。
2、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被放大了。企业所得税名义上按利润征收，可是税务部门对利润要注水。企业账面利润，税务部门并不完全认可。一方面，会把部分费用调减出去，增大应纳税所得额；另一方面，会调增企业的收入。一番操作下来，会导致计税依据大于账面利润。
3、计税依据不见得完全有现金做支撑。税务依据权责发生制征税，不认可现金收付制的说法。企业确认收入、开具发票后，就要交增值税。此时，会计账面对应的还是一笔应收账款，还没有从客户那里把钱收回来。交不交得起税，权责发生制不管用，现金收付制才是王道。客户未回款而让企业交税，等于是企业在垫付税款。所得税也同此理。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企业普遍有痛感，觉得税重、税急。国家总在强调税改，无论怎么改，基调都应该是减税，尽可能减轻企业的税负。（作者：袁国辉 经授权，尊重原创，来源：指尖上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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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居民政府税负判断迥异
　　● 名义和实际税负的差距使然
　　● 税收实际征收获得极大提升
　　● 全面启动税制改革极其紧迫
　　在中国，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每当问到企业或者居民现实中国的税负重不重时，回答往往是重或者很重。每当政府部门出面来论证中国的税负水平时，结论又往往是不重或者偏轻。一方说重或很重，另一方说不重或偏轻，本来已经令人难解了，但无独有偶，世界闻名的福布斯杂志偏偏又来凑热闹：在去年，这个杂志发布了一个所谓“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排在了全球第二。这一来，关于中国税负水平问题的争论更变得沸沸扬扬了。
　　作为纳税人的企业或居民为什么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现行税制的规定如何如何。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４５％，企业所得税的税率３３％，增值税的税率１７％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确实不能说是轻的，甚至有些偏重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而把中国排在第二的。
　　作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实际税收收入额占ＧＤＰ的多少多少。比如，在２００５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ＧＤＰ求比，只不过为１５．８％。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轻了。
　　在税负水平问题上的认识矛盾之所以会产生并长期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中国的名义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甚远。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名义和实际税负之间存有距离，并非中国独有。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找不到能够把两者拉在一起、不存在任何距离的国度。纳税人拿名义税负作为判定税负水平的参照系，并非不正常。政府部门以实际税负作为论证税负水平的参照系，也并非新鲜事。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两者距离甚远、以至于在税负水平问题的判断呈现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可能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中国税务机关曾经发布过这样一个报告，１９９４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５０％多一点。到２００３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７０％以上。也就是讲，在１０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２０个百分点。问题是，中国税收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拓展空间？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１９９３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２０％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另一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重要着眼点，同当时只有５０％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国的现行税制在其出生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税收收入呈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由此，企业和居民实际感受到的税负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如果说，现行税制诞生之时“宽打”的名义税负虽然偏高，但“窄用”的实际税负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那么，在１３年后的今天，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还仍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吗？
　　说到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税收实际征收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升的今天，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 ( 第05版)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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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税负到底如何？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有话说
中国税负到底重不重？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这么认为
中国企业面临“死亡税率”、民间资本“加速外逃”、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总税率达68%……针对近期企业税负热点话题，新华社记者近日独家专访财政部前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
“曹德旺跑路并非普遍现象”“营改增减税力度超出当初预估”“税负比较，关键看宏观税负”……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这位中国20多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见证者，以其专业视角回应社会关切。
曹德旺“跑路”属个例　不宜过分解读
风起于青萍之末。汽车玻璃行业巨头曹德旺一番赴美投资言论，让“中国税负重不重”这个老话题再度炒热。
楼继伟认为，讨论所谓“曹德旺跑了”一事，首先要看到他所涉行业的特殊性。汽车玻璃制造业不适合长距离远洋运输，到销售目的地投资是出于客观需要。就该行业生产要素成本而言，美国的确有优势，电力、天然气等能源成本低，制造业土地价格低，运输成本也不高。
从税负成本看，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中国税率是25%。对于有观点质疑中国征收增值税而美国没有，楼继伟认为中美税制结构不同，对应中国增值税，美国实际要征收销售税，不过税负不反映在汽车玻璃生产环节的增值上，而是落在汽车整车销售环节，因此不能脱离两国税制特点看问题。
楼继伟认为，曹德旺“跑路”事件属于个案，并非普遍现象。“要看到，曹德旺并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玻璃制造都搬到美国，大量业务还在国内。中国国内市场潜力依然巨大。”
不过，楼继伟也坦承，中美企业负担是有差距的，包括“五险一金”，美国大公司在税优安排下普遍都为员工提供商业医疗保险作为非工资福利，虽然不是强制，但这块没有纳入社保成本。
他指出，为降低企业社保负担，2016年我国阶段性降低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费率。未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后，我国就有条件进一步降低目前的养老保险费率。另外从现实情况看，因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和监管不够，企业实际承担的养老保险等费率要低于名义水平，实际缴费费基也比规定的小。
此外，他强调，中国的确存在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优势趋弱、利率较高、企业利润率下降等客观问题，“企业家们的担心，正是下一步降成本要努力的方向”。
世行总税率“意义不大”　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
不久前，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称，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
世行68%的总税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据该报告数据采集人之一、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合伙人梅杞成介绍，指数所依据的并非各经济体的宏观数据，而是由世行工作组提供一个模拟的从事传统人工密集制造业的中型企业，根据各经济体的税种税率推算出企业总税负（不包括个人负担税负）。
此外，世行的总税率分子由企业税、劳动力税费、其他税费三部分组成，不包括流转税。其中企业税在中国指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因美国没有土地增值税，主要指企业所得税。劳动力税费指的是养老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而其他税费仅指房产税等一些小税种。
“由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倾向（例如侧重企业税还是个人税）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指数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经济体税负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经济体的全面情况。”梅杞成称。
“世行测算的总税率属于微观税负分析，其指标范围和数据的选取与通行算法差异较大，用这一指标作国与国之间横向税负比较意义不大。”楼继伟说。
“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楼继伟说，如果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年我国宏观税负均为29%左右，如果计入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宏观税负分别为30.2%和29.8%。“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哪个口径，我国宏观税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营改增减税规模超预期　多原因导致个别税负增
作为日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政策设计者，楼继伟透露，当初预估综合所有减税因素的减税规模为5000亿元，如今官方数据显示减税力度超过5000亿元，超出预期。
分析减税原理，他指出，尽管增值税17%的最高税率没动，但改革使得可抵扣项增加，税基变小，实际上就是降税。再加上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减税力度更大。“因此2016年减税超5000亿元是实实在在的，比当初预估的减税规模还大。”
楼继伟认为，相比营业税，增值税没有重复计税，更显公平，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各行业平衡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提高专业化效率。
而对于部分企业税负“不降反增”，楼继伟认为原因很多，例如营改增后上游企业提供的可抵扣项不足，抵扣链条建立起来，漏税空间减少等，其他方面如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也是一大困扰难题。“中央正着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降税清费并深化改革，这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预算公开透明是关键
有关税负话题的争议背后，如何增强公众纳税意识问题备受关注。
“纳税意识不足的背后，与预决算公开不够、百姓心里不踏实有关。”楼继伟说，“预决算公开后知道钱是怎么花的，花的对不对，百姓自然愿意纳税。预算改革首要就是公开透明，公开是一般，不公开是例外，各级都应如此。”
他补充道，除了加大公开力度，相关部门还要着力做到预算公开后至少让专家能看得懂、能够提出质询，只有监督好政府花钱才能增强纳税意识，继而提升自觉缴税的社会风气。
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凸显，楼继伟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弹性上不去，政府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花钱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且大有可为。
（据新华社，原标题《楼继伟：世行总税率“意义不大” 营改增减税超预期》。编辑全琳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