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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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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以碳生产率提高出口复杂度
　　本报记者 何苗 报道
　　11月26日上海碳市场上线交易，两天后碳市场亦将上线交易。这是国家副主任在日前落幕的华沙气候大会上透露的消息，这标志着中国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不到一年时间以来，7个试点城市中的三个（另为深圳）将正式上线交易。
　　以此为背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近日举办的WTO年度论坛上，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成为讨论重点。“贸易使中国更富有，但同时使气温上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赵红军在阐述气候与贸易两者的关系时说。
　　不仅如此，绿色贸易障碍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提高碳生产率来提升出口复杂度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
　　绿色贸易障碍
　　记者从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1-10月，东部沿海省份外贸形势仍不容乐观。、、上海、、这外贸五大省市中，江苏、上海进出口增速均跌破1%，其中江苏为0.8%，上海延续了负增长，为-0.5%。
　　其中，从外贸进出口特点上，江苏的加工贸易下降5.6%，出口机电产品下降0.4%，出口服装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3.9%。
　　有关专家认为，2012年中国外贸总量达3.87万亿美元，出口达到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还是高度依赖资源和劳动，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也导致中国的出口产品遭遇了环境基础和环境标志的障碍。
　　“"绿色贸易障碍"并不是事实意义上的障碍，但是它使我们对出口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商业大学副教授王玉婧认为。
　　出口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是高耗能，因此把生态考虑到贸易中，同时不能忘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评估，在绿色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外贸，以此来改善出口结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述人士称。
　　出口复杂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碳生产率成为热议的对象。“碳生产率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对提高各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小平说。
　　李小平认为，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很多，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资源诅咒”现象更容易在低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开放度的扩大更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因此，提高碳生产率、扩大经济开放度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赵大平则从税收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从沿海到内陆转移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方法来激励这种类型的转移，可以通过并购而不是直接转移的方式。”他说，为激励通过并购的方式来转移，国家可考虑设计污染税。
　　“减碳存在政策误区”
　　长期以来，中国对欧美产品的输出中碳比重过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2012年以来，中国尝试以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取得突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全国7个省市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试点的最终目标，是为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找到既适合国情又简单适用的市场体系。
　　从中外城市碳排放对比来看，中国的城市碳排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主要为工业排碳，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碳排放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建筑和交通排放。以纽约为例，纽约的人均碳排放不到10t，全美为20t。
　　“究其原因，中国的城市碳排放工业占大头，中国制造占了很大比例。”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为，因此以、等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以、西欧为代表的消费进口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这三类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碳的作用应分开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崔连标也认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碳关税实际减排效果有限，而且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应从支付能力角度提出差异化政策，比碳关税政策更加优越。
　　从中国自身来说，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促进减碳呼声较高。但诸大建认为，这里存在政策误区。“研究中国过去30年排量的变化，减碳贡献最大是能源效率改进，而不是新能源。另外两个增碳因素，是经济规模因素和GDP增速，其中后者更为重要。”诸大建说。
　　首先是中国生产的太阳能大多用于出口，应用在本国的比重并不高；其次，在能源禀赋中以煤为主导的中国，关注新能源并不是当下能够实现的因素，因此经济政策如何激励传统能源的低碳化使用应被更多讨论。
　　此外，过去30年中国经济超越了能源和碳的支撑，经济增速一直超过既定规划目标成为常态，目前甚至出现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中国应在经济规模上主动调控，主动认识到这种高增长是不能承受的，而不是被动下降。”诸大建说。（编辑 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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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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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作者：&&&&文章来源：&&&&点击数：275&&&&更新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新贸易理论开始把进口贸易当作关键性的要素，用以阐释技术进步的情况，不仅如此还把经济增长纳入至改分析架构之中。其理论重点是将技术充当关键性的内生变量，用以分析技术变动、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三方面彼此间的关联。
此理论提出，技术变动重点源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 “干中学”，另一方面则是 R&D 活动。格罗斯曼和埃尔普曼(1991)于二人合著的《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当中第一次通过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贸易发展、增长和进步三方面的关联，同时也系统地分析了中间和最终贸易产品对经济长时间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其分析架构之下，技术经由中间产品的运用而发生一定的扩散：若国家的R&D 活动之中衍生出全新的中间产品，亦或是和当前的相关产品有所区别，又或者是出现了比当前中间产品更为优秀的相关产品，则在对应的产品出口的过程之中，相关进口国的生产力水平则会伴随合作伙伴的研发效应及技术扩散的情况而获得明显地增强。进口全新亦或是更为优秀的中间产品，对进口国的技术发展的影响重点表现于双方面：一方面而言,对于进口国而言也无必要对此再投入额外的开支，同时技术外溢效应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生产率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而言，会推动进口国针对这部分产品采取一系列的模仿，乃至于研发出相近的竞争品，进而带动改过技术和经济的有效发展，按照新贸易理论的有关内容表明，外国R&D行为能够有效推动此类技术溢出的发展，从而就国内的技术带来显著地推动效果。对于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家利用进口贸易不但能够推动采购优质的国外成品，同时亦能够利用进口这部分产品，从而增强国内最终产品对应的技术含金量。
所以，较之于出口贸易而言，进口贸易无疑是更加直接的外溢方式，利用这一活动，不仅仅能够更快地活动伙伴国于R&D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同时也能够推动国内要素生产率地全方位提升。对于我国而言，伴随着科技地持续革新，研究进口能否切实有效地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存在着非常强的实际意义。考虑到上述问题，本文由技术复杂度方面出发，从而分析进口对出口在此领域的影响情况。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本文按照测量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及影响因素的思路现综述如下：
对于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而言，他们的进口商品结构通常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信息，首先能够体现出该国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有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能够分析出该国在要素资源方面的优劣，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吸收和利用从国外进口来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并进行再创新，不断促进国内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从技术含量方面来看，进口技术复杂度更能反映出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Michaely(1984)最早提出了用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其在测算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选择了收入水平作为权重，该指标忽略了国家规模的影响，因此在测度时存在一定的瑕疵（关志雄，2002）。Hausmann和Rodrik等（2005）提出了一个称之为PRODY指标用来衡量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通过计算一国出口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以之为权重，来测度该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劳尔等(2006)提出出口某一产品对应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程度越大，则对应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也就越大，然而这一指数主要是将每一个国家出口商品占全球对应比重作为权值，因此往往会过高地估计大国所带来的影响，而没有充分地关注小国在其优势产品之中所扮演的作用。杨汝岱等（2008）则给出了“有限赶超”这一概念，也就是立足于豪斯曼等（2005）的研究之上。樊纲等（2006）等主要是按照技术附加值复制原理从而判定贸易产品在此方面的优劣情况，在此之中并未涉及到人均收入的情况，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了其对数，得到了四种以贸易品技术不具为基础的相关分析手段，同时获得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情况，现阶段我国已由低技术附加值出口朝着中等水平为主的方向积极地改变，对于进口方面而言则依然是将中高技术产品作为核心。杜传忠等（2013）创建了一种测度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新途径。另外也有很多关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都围绕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比如许斌（2008）、邱斌等（2012）以及洪世勤等（2014）。
Aydinetal(2004)利用VAR模型以及最小二乘法得出结论，实际汇率显著影响进口贸易。Narayan( 2005) 通过构造VAR模型及协整模型，发现斐济的相对价格、投资量及出口量与进口需求存在长期均衡。Ho( 2004) 通过构造VECM模型，发现澳门的进口需求与消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短期均衡。魏浩和李晓庆（2015）对影响中国不同类型技术商品进口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国家经济规模、双边的贸易成本、研发投入以及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中国的进口贸易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进口贸易技术结构。在考察美国进口的影响因素时，AR模型的结果也表明了实际国民收入是决定进口水平的重要因素度，同时汇率、银行贷款利率影响着该国的进口需求（湛柏明，2011）。陈波等(2014)为了分析欧元区国家从中国的进口情况，使用这些国家进口需求函数的季度数据，得出了私人与公共部门的债务变动对进口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近年来，关于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当有限。戴翔（2014）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是最新测度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法，同时从三个层面分析其对应的进口技术复杂度重要性，尤其是在我国制造业发展方面。同样，陈健（2013）通过转移份额分解法重点分析了该参数的提高对国内服务业所产生的作用情况，将知识源的异质性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杨玲等（2015）主要通过动态面白数据展开有关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复杂度能显著拉动进口国经济增长，这一结果非常稳健。
三、研究方法
（一）测算公式
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在霍斯曼、黄和罗德里克（2007）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基础上构建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计算分为两步，首先，构建 PRODY 指数，通过运算获得全球各种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情况，通过每一个出口该产品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均值来加以表征，权重则主要体现的是每一个出口国在该类型产品之中的出口比重于全球领域所处的地位情况，其表征的是各个国家在此方面出口的对比优势。因为针对全球诸国贸易而言，进出口是相对的概念，一国出口的同时势必存在着另一个国家的进口行为。由此可推出，PRODY 指数不仅可以用于衡量世界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同时也可以用来计算世界各类产品的进口技术水平。其次，用各类产品在一国总进口中所占份额作为权重对各类产品口技术复杂度加权平均，从而得出该国产品的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在等式中，YC表示的是c国实际人均GDP，分子则表示了第i中产品于c国总出口之中对应的比例情况，Xim是每一个国家该种产品在该国总出口之中的份额类加和。所以，PRODYi是对每一个出口第i种产品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对应的贸易份额加权均值情况。
以此为基础, 能够通过运算得到某个国家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对应的表征就是出口商品附加值最终计算得到的加权均值，在这之中该指数是通过公式（1）运算所获得的，权值为一系列产品出口占据本国总量的比重,即
公式（2）为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其主要反应的是国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的对应均值，在这之中产品附加值是通过（1）式运算所获得的，权重则对应为各个产品的出口在国内总出口当中的比重情况。相应的，进口技术复杂度算式对应为：
其中，mi为m国i产品的进口额，M为进口i产品的国家的进口总额。
（二）产品分类方法
劳尔通过规模经济、研发投入等方面分析技术于产品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影响，基于SITC三位码,将SITCO一9类逾三百中产品根据技术含量加以划分，分成了五种类型：
1.被解释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EXP）。根据上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得到中国1995――2015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间序列。
2.解释变量：因为本文重点研究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所以将进口技术复杂度（IMP）作为核心变量，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人均收入（GDP），国际分工的诞生与深化都建立在自然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然而社会生产力水平却是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 ,同时资源禀赋与相对资本又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因此，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 ,选择变量GDP表示人均收入，戴翔（2014）将人均收入作为自变量来研究服务进口复杂度与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国际市场竞争力地持续攀升，甚至国内贸易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FDI，依据许和连和赖明勇（2002）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研发投入（RD），东道国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研发投入都决定了对FDI的吸收能力,所以，本文选取RD代表研发投入，从而体现出我国的技术禀赋，在极大意义上可以表征国家本身知识资本的类计情况。，魏浩等（2015）数据统计口径，研发支出用经费支出与GDP比值表示；市场规模（MZ），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规模，唐东波（2013）将市场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系。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SITC(1992)三位编码的商品数据，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
式中，t表示时期,ε属于一个随机误差项；LN为相应变量取自然对数。
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就算变量之间毫无关系，仍然有可能产生显著的统计结果，就会产生“伪回归”现象。所以，要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LNEMP、LNIMP、、LNFDI、LNRD、LNMZ、LNGDP分别做对应的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从最终结果来分析可知，显著性水平为10%，也就是说，原假设是成立的，实践序列存在着不稳定性。通过一阶差分以后，每个变量并没有单位根，即在此之后的所有变量均表现平稳，同时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对应的结果参见表5.1所示。
因为接下来需要对多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Johansen检验的基础是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所以要先构造VAR模型。在估计VAR（K）模型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K。根据AIC和SC准则，当两者同时最小时的滞后阶数即为最优阶数。经过比较，最终发现当滞后阶数为2时，AIC和SC同时最小，检验结果见表5.2，因此确定模型为VAR（2）。
基于上述建立的VAR（2）模型，采取协整检验，检验的对象有两个，第一就是被解释变量对数序列；第二个就是解释变量对数序列。因为对没有约束的VAR（2）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模型才是Johansen检验，无约束的VAR（2）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就是Johansen检验所得模型的滞后期，所以协整检验的VAR模型的滞后期就是1，检验结果如表5.3。&&&&&&&&&&&&&&&&&&&&&&&
&&&&&&&&&&&&&&&&&&&& 从上表所列出的结果来看，最终所得到显著性水平为1%，这就说明原假设是被拒绝的，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最优滞后期所对应的协整方程就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所列变量必然会有一个长期均衡的对应关系存在。
就经济学意义而言，变量彼此间的协整关系主要反应的是其彼此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就是一个变量的改变将会对于其他变量带来一定的影响。若每一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存在着一定的平稳性，并且均为同阶单整的，则表明其存在着协整关系。斯托克(1978)提出，时间序列之中，如果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协整关系，于此同时，最小二乘(OLS)估计不统一，那么与平稳实践序列OLS估计量进行比较克制，时间序列对应的收敛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4，并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LNEMP=-1.447+0.825LNIMP+0.46LNFDI+0.38LNGDP+0.172LNMZ+0.33LNRD
&&&&&&&&&&& (64.76)***&& (3.172)**& (4.066)**&& (3.765)**& (4.734)**
R2=0.999&&&&&&&&& F=14070&&&&&&&&& DW=2.306
由上式可知，各变量t统计量都超过临界值，说明进口技术复杂度IMP、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均收入GDP、市场规模MZ以及研发投入RD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EM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拟合优度接近于1，DW值为2.306，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好，得到LNEMP关于LNIMP的长期弹性系数为0.825。
通过上述Johansen检验可知，在各个变量之前确实是具备了协整关系，也就是所谓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这一关系的确认，就能够进一步构建误差修正项，基于此，进行短期模型搭建，即误差修正模型。在该模型当中，能够针对短期波动当中所对应的变量，完成同上述误差修正项的有效结合。
对标准化的协整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6所示，并且得到误差修正估计模型为：
ECMt= LNEMPt-1 -0.0704LNFDIt-1 -0.028LNGDPt-1-0.834 LNIMPt-1 -0.054LNRDt-1+&0.0408
通过构造VECM模型，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ΔLNEMPt=0.956ΔLNIMPt+12.89ΔLNEMPt-1-10.91ΔLNIMPt-1-0.218ΔLNFDIt-1&&&&&&&&&&&&&&& (2.956)&&&&&&&&&&&&&&&&&&& (3.732)&&&&& (-3.869)&&&&&&& (-3.701)&&&
- 1.079ΔLNGDPt-1-0.275ΔLNRDt-1+0.083-3.325ECM
&&& (-2.904)&&&&&&& (-2.039)&&&&&&&&&&& (-3.167)
&&&&&&&&&&& R2=0.831&&&& F=9.056&&& AIC=-19.01&&& SC=-17.04
上式各变量的t统计量值以及F统计量值都超过临界值， AIC和SC值都比较小，显示该模型通过检验，并可得出LNEMP关于LNIMP的短期弹性为0.956，即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为-3.325，说明长期均衡受到短期波动时将以-3.325的速度进行反向调整，使其能在短期内再次恢复到均衡水平，反向调节作用较强。
在证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后，还需要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实现是通过Granger检验来确定，表4.7中所列为本次关系最终的检验结果。
由表4.7第二行可知，LNIMP与LNEM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F统计量值为20.428，P值为0.0003，超过临界值，也就意味着原假设不成立，最终结论为：进口技术复杂度是其所对应的格兰杰原因，即通过提升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能够带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对本国产品技术结构发生的作用可能类似于技术外溢，即通过学习、模仿这些高技术产品，并将技术消化吸收为己所用，进而能够独立生产这类高技术产品并出口到外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而提高。
由表4.7第三行可知，LNFDI与LNEM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F统计量值为2.832，P值为0.0918，超过临界值，也就意味着原假设不成立，最终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其对应的格兰杰原因。他们通过“溢出效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效应正是外资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将技术转让到我国的最主要的通道，通过影响技术效率的途径影响我国的TFP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资本的进口，而且在我国的进口贸易主体中，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凭借自身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可以通过技术示范效应给我国提供模仿、学习的机会。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影响着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表4.7第四行可知，LNMZ与LNEM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F统计量值为7.261，P值为0.0162，超过临界值，说明拒绝原假设，确认市场规模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格兰杰原因。较大的市场规模可能代表一国更具规模经济，根据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可以引起贸易，进一步带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由表4.7第五行可知，LNGDP与LNEM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F统计量值为6.933，P值为0.0181，超过临界值，说明拒绝原假设，确认人均收入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格兰杰原因。根据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当两国人民收入水平相近时，产品需求也会趋于一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人民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类产品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提高了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之后则利用进口来实现对出口技术所对应的复杂度的一种有效传导作用，最终将能够达到的目的就是在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由表4.7第六行可知，LNRD与LNEM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F统计量值为17.415，P值为0.0007，超过临界值，说明拒绝原假设，确认研发投入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格兰杰原因。通过研发投入，可以达到与“技术外溢”同样的效果，使本国技术水平得以提升，进而对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使用SITC3位代码下八十个国家的全球进出口贸易信息作为样本，着力分析了我国最近二十年在此领域的基本情况，同时创建了对应的时间序列计量模型，研究了进口对于出口在技术复杂度方面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情况。获得了下述的实证结论：
(1) 中国进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长期弹性系数对应为0.825，而短期则对应为0.956，充分表现出了前者对后者的确存在着明显地促进效果，对国内贸易结构实行有效调节意义重大。在文中所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当中，最终计算结果对应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3.225，说明当长期均衡受到短期波动偏离均衡时，系统将以3.225的速度进行反向调整。伴随进口复杂度的持续增强，则其对应的产品含金量也将持续增强，有助于调节外贸的发展模式，推动进口结构的改善，尽可能地展现出进口的技术溢出影响情况，如此也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内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的增长。
（2）人均收入就进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方面存在着明显地促进效果，这一点和比较优势理论较为接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若资本较之于劳动力而言更为充分，则愈发会出现资本密集度更显著的情况，将生产出技术含量更为突出的产品。
(3)国家的研发投入将会推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出现显著地增长。按照新增长理论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到，研发投入是推动国家创新发展非常关键的渠道，不仅如此还可以推动吸纳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理论同样印证了这一点。FDI对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有显著的正作用, 其身为国际技术溢出最为重要的渠道，利用一系列外部致使资本的扩散，可以有效的增强产品技术复杂度。市场规模可以一定程度代表一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则越有可能产生规模经济，而根据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可以引起国际贸易，从而进一步带动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二）政策建议
进口贸易不但为我国产生了多样性的贸易，同时有关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之中所蕴含的贸易伙伴的研发成果，同样对于带动国内相关技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进口对国内技术水平影响重大，因此，我国理应切实地推动外贸制度的革新与发展，推动企业实现进口的权利和覆盖面的发展，促进企业加入到国家竞争当中，通过技术外溢和扩散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
第一，需要针对交易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及降低。尤其是在记性双边贸易谈判，国际贸易以及物流等一些方面，必须要针对技术以及资源比较先进以及丰富的出口国家采取合理的手段来达到目睹；第二，在外资投入方面需要极大力度，通过外资企业的进一步入住来使得国内在该方面的技术得到引进以及发展，这样就能够使得技术出口国对本国的限制有所缓解。第三，必须要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在国外，很多国家对此是高度重视，但是国内在该方面的意识还不够，保护措施往往让很多国家都有所顾虑，因此，我国应该才该方面进行加强，才能够更好的吸引外商。
企业技术的发展重点通过两方面加以实现：一方面是利用自主研发技术从而占据先机，通过第一推动者的身份建立起对应的优势；除此之外，还可以紧紧跟随创新者的发展之路，从而实现后来居上，进而形成跟随优势。在全球技术发展领域，上述两方面成败的案例非常多见。针对我国当前的基本情况而言，因为自主创新往往必须负担大量的成本，往往也不得不面对巨大的风险，所以应该跟进国贸发展的脚步，通过借助技术传递和外溢，尽可能地引入、学习国外当前的领先科技，基于此实施对应的创新，从而推动获得性和自创性技术双方面有效地综合在一起，通过投入低收入，从而获得高额的回报。
关于中国进出口产品技术方面，而言，总体分析尚且较为有限，然而通过多方面的结构优化，政府也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仿真，推动该结构的持续健全和发展，然而对于传贸易部门而言，在有关结构方面的改变非常有限。伴随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持续推动，几点产品等诸多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于国内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将会持续性地提高，并带动其结构由传统工业部门为核心，朝着高科技产业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样应该了解到，传统制造业在我国的贸易中依然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然而其最大的竞争优势展现在价格层面，不论是技术含量，亦或是加工附加值均较为有限。而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一系列产品出口当中，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不仅仅产品的加工程度较为有限，同时技术含量上也不具竞争力。因此，如欲由根源出发有效地解决该问题，就必须要真正贯彻落实通过科技带动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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