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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中国公益人超三分之一无基本社保
7月9日，《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专题调研报告》正式发布。发布会现场，益宝计划创始人、项目办主任周玲全面介绍了《报告》主要调研发现，并提出了改善建议。全文如下：
大家好，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会场，可能有一点不便于我们地交流，尤其前面架的这几个机器，因为我眼睛不太好，所以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这样靠近一点。我想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一段VCR，虽然我们没有专业的摄影，我们也没有专业的制作，但是我们实际上很希望表达，我们作为项目，或者我自己作为普通的公益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希望表现出一个一个的人，公益行业不是一个一个数字，这个背后更多是一个一个普通公益人的存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份行业报告一个最大的动力，其实希望能让普通地更多地人能得到关注，尤其我们公益人，所以有了我们这一份的行业调查报告。
首先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报告是由益宝跟新华网、新华公益，跟《社会与公益》杂志、《京华时报》4家联合发起，然后我们的实施方式瑞森德，所以非常感谢瑞森德在所有这些报告的撰写过程当中，以及调查实施过程中所有的付出。
我们非常有幸得到了两家基金会的资助，才让这个报告得以成型，是敦和和南都，我们其实会有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发布会没有安排很多地致辞，其实很多像这种官方一般是要有一天的引导致辞的，那今天所有的资助方都说我们不需要致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真正来关注这个报告的本身，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方和参与方，他们是真心来关注这个群体本身，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声誉或名声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两家基金会是我非常敬佩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报告本身，大家有可能看的不太清楚我们的题目，所以大家结合自己手上拿到的报告来看，我们这份报告一共分成了两类：
一部分是公益机构；
一部分是公益从业者。
我们机构一共是180家公益机构，我们从业公益的参与者调研人数一共是276人。
我们的时间是从1月份，一直持续到6月份结束，中间花了半年时间来完成这份调查。然后我们调查的方法就是以问卷调查为主，加了一部分的个案访谈，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以网络的发动和从我们益宝有一个数据库里面典型抽样相结合，来去确定我们调查对象。
我们调查样本课程，先给大家做一个描述，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调查对象当中的全职公益人员的样本特征，样本特征我们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的一个分析：
第一个是性别，是以女性为主，比例大约是在56.53%；
全职从事公益的时间1-3年和4-6年为主，所有这样一个样本可以表示大部分还是年轻的从业人员为主的；
我们年龄分布是以25-29岁以及30-34岁这样一个年龄分布的区间为主；
所在机构的类型，民非占了50%，社团是占了12.3%，其它还有基金会占了10%这样一个分布；
所在机构的领域是以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教育为主。
我们调查的公益机构的特征是这样的状况，其中大家的成立时间是已成立3-5年以及6-10年为主体的机构注册时间的特征。
机构的规模是集中在1-3人以及4-6人相对小规模地机构人员数量。
注册的类型跟刚才那个非常接近，是以民非和社团为主。
比例最高的是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比例相对比较高，还有西北、西南。
年度支出的规模其中比较主体的是集中在3-10万以及11-30万，这个跟我们所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特点是有相关的，就是以民非和社团为主这样一个机构类型，所以它的支出状况也是集中在这个区间。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对比，其实我们样本量并不能说非常大，然后我们就跟几个相对的，对于中国公益行业两个相对大规模调查做了一个样本课程对比：
一个是跟南都2010年的有一个中国公益人才的调查报告。
还有一个是2014年有一个中国公益机构数据样本分析做的对比。差不多是非常类似的，就是我们从它的机构全职从事公益行业的时间以及机构的类型支出的总支出来相比较的话，特征比较一致，所以应该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调查的样本量是具有典型代表性。
现在我们进入到最核心的，我们说这一次围绕保障状况，来做的调查结果：
首先分析的调查的收入状况，收入状况我们的调查显示是56.5%公益人的月收入是低于4000元，这是月收入我们当时是做的他的税前收入，是包括他所有的在里面。然后其中在这56.5%以内，其中37.3%是低于3000，那15.2是低于2000。低于4000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2014年中国人均的，就城镇职工人均的月收入是4157元，就意味着我们60个公益人是低于全国的城镇的平均收入。这个数据又说明什么呢？当然我们这份调查是没有调查他的随意情况，但是其实公益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的随意状况是要大大高于目前城镇地平均的教育状况的。南都去年的调查显示71%是拥有本科学历，就因为大部分公益从业者他所受过更等教育，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收入状况远远低于……或者是说她其实非常不尽如人意这样一种收入状况。
第二个指标，我们来看上年度的收支情况，这个是我们认为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上年度，2014年度在我们调查发现入不敷出的，就是他的收入没办法负担他的支出了占到38%。收支相抵，没有节余的，就是34.8%，就因这近80%，它其实是处于入不敷出和收支相抵的状态，只有18.8%就意味着不到2%是能实现收大于支，就意味着只有20%的公益依托他的收入来家庭这个资产的积累，这是一个比较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如果说大家收一直不大于支的话，他怎么样来实现他个人资产积累的问题。另外入不敷出，他如果一直持续着入不敷出，那怎么来生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调查了大家的个人存款情况，个人存款情况在我们发现的调查结果显示，就是个人存款为零，就意味着没有存款的，比例是占到23.38%，约差不多四分之一，没有任何地个人存款。存款低于1万元的加上没有存款，一共是66.9%，其中低于5万元比例是83.77%，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中国人其实储蓄率是比较高的，2013年中国人均存款的金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5.7万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按照这个全国的平均的话就是5.7万人，那就因为这80%多的公益人人均存款，是低于全国的一个平均线的。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存款在30万以上以及100万以上的，存款在30万以上的，还是有少数几个人，这些人也是在其它领域实现了比较大的个人家庭积累再转到公益行业的，这个其实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我们又调查了家庭情况，没有结婚的调查是他个人存款，如果是结婚的，调查的是他的家庭存款，家庭存款为零的是25.2%，四分之一的公益人的家庭，是没有家庭存款的。那其中低于1万元的占到36.6%，这个比例会低于个人存款低于1万元的。因为家庭存款，我们相信他肯定还是有了配偶的支持，所以家庭存款低于一万元的比例降低了很多。那同时低于10万元的占了80%，为什么我们核算了一个10万元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如果说人均的存款，中国人的人均存款是5.7万，那两个人的存款至少应该在11万那样子。所以我们也会看到80%的公益人他的家庭可能是10万以下。这就还可以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益人的配偶，他的生活状况，应该也是比较一般的，如果说他的配偶家庭状况比较好的话，他的家庭收入状况，这个比例应该要提高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对等，就是我们公益人在找配偶，或者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大家家庭状况差不多，甚至有可能直接找的公益同行。
就基于这样一个状态下，那对于自己财产状况，非常担心的比例降到了79.7%。其实基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应该很多公益人对自己的财产还是非常担心的，表示很担心的占31.5%，有些担心是48.2%，不太担心和不担心的比例占到20%的状况。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刚刚提到了它的收入以及这个财产资产状况的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保险。
在社会保证缴纳情况当中，因为我们有两个人群，公益从业者表示，他所在的机构没有给员工购买任何社保的比例是34.8%，这个比例很接近南都去年那个调查，南都的调查应该是在34.6%的样子。公益机构我们调查当中，是其中有47.3%的公益还没有给他的员工购买社保。我们说的是全职员工，不说别的，为什么这个比例高于公益从业者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公益机构，大家都看到我们刚刚的特征分布是以民非和社团为主，并且机构比较小规模为主，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公益机构，这个比例要大于公益人。这两个数据我们把它加起来算，因为这个一共的调查人数456个人，算下来公益机构为全职员工缴纳了五险一金的比例是37.7%，这个比例也很接近，跟南都那个同事很接近，所以可以反应，这两年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缴纳任何社保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5.5%，就意味着还是三分之一的公益人没有任何社保。
我们除了基本社保之外，我们又调查大家的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因为你如果没有基本社保的话，应该要给员工购买一些商业的，比如说像这种意外险，或者意外医疗、意外伤害，其中我们的调查发现是只有35.5%的调查对象的机构为他能购买意外保险，意外保险是以非常基础性的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为主，当然其中有大概50%的公益人为为自己去买。然后还有超过50%的公益人没有给自己买商业保险。
综合我们把这三个类型，就基本社保，商业机构为他买商业保险的，个人为他买商业保险，这三个类型全部加在一起，最后算出来有一个数字，就是三类保险均没有购买，就是他没有任何保险，无论是基本社保还是商业保险，任何保险都没有的这个比例是占17.4%，这就意味着这个17.4%的公益人没有任何保障。
因为我这个报告里面是一个比较简要地概述，其实我们全部的报告里面还有更多一些分析，包括它的机构注册类型，地域状况，或者人数社保购买的差别，大家可以在我们报告里面详细来讲。
所以我们其实基于这三个纬度的分析，我们想提出一个概念，或者我们希望让大家理解，保障是什么？保障不是说仅仅是基本保险的问题，我们认为“保障”它其实包含几个元素：
一个是他的收入状况；
另外一块是大家的资产状况，就是你累计了多少资产。
另外一块就是他的保险状况，这三块合在一起就是意味着你的保障状况以及你的抗风险能力等等。
但是我们从刚刚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其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收入状况是非常不高的，资产累计是非常不足，保险状况又较差，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公益的抗风险能力很差，抗风险能力很差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年，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很多公益人，在出现意外和大病的时候，就只能够去求助于我们公益同行或者求助于社会，这个就直接相关了，因为是一个普遍保障状况不好的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公益机构自己认识到的，大部分公益机构都自己认为自己的保障状况不好，自己认为保障状况好的也就占到了20%。
接下来我们要去追问，为什么保障状况不好，保障状况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调查显示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直接原因，这个直接原因不用我们说，大家很多同行都有感受，我们调查也会发现机构经费紧张是第一大原因，差不多75.6%的机构都选择，就是因为没有钱，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关注到，就是一个不具备保险购买的资格，这个有33.7%的比例选择是不具备这个资格，但是这个我们也觉得有一点疑惑，在我们机构调查当中只有6.5%的机构是没有注册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机构选择，它这地方不做这个保险购买资格，我觉得这个，我们其实还要下一步再去追问和调查。
第三个，近10%的人选择是因为大家觉得社保没有什么用，包括机构负责人和员工认为是没有用，所以不买，这也是占了一个原因。
所以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其实应该说的是直接的原因。
那我们会看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经费不足，为什么大家的经费不足，尤其在保险这一块，所以特别直接地需要考虑的，就是资助的时候，能够获得人员保障的费用非常不足。机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15.1%的资助项目（指的是来自于基金会或者企业的资助）有这个比例。然后还只有12.7%的政府购买项目，获得了，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员经费，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人员经费都是不充足或者非常地充足；那只有1.7%的机构是获得了定向地人员保障支出的定向资助，这个比例是一个非常低的，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资助人员的费用，仍然没有成为资助公益组织的一个行业共识。我们180家机构提名，你们说一下给你们资助的时候，哪些机构资助过你们的人员费用和保障费用，180家机构当中一共列出了35家资助名单，就是35家机构资助过，提供过合理的人员费用，然后其中只有16家机构被提名专项资助人员费用，其中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政府与民政部门提名次数为0，就是说没有一个被提名，这就说明尤其如果说政府和民间机构，政府这一块还不太难理解，我觉得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这一块，应该还是做的不太好的。
这个名单我们也有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列出，这些基金会和机构在公益行业，应该是值得我们来尊重的，被提名次数最多的，资助的合理的人员费用的基金会是壹基金，排名第二的是乐施会，第三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第四是SEE基金会，第五是福建正荣，第六是扶贫基金会，第七是透明鱼基金，第八是全球基金，第九是儿慈会。第十是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第十一是敦和慈善基金会，第十二是日内瓦国际全球。这是资助了合理人员费用的，选了排名最靠前的12家。
其中资助了定向资助人员保障费用的是排名非常靠前的10家：排名第一的是南都基金会，透明鱼基金，SEE基金会，全球基金，壹基金……我后面就不再去一一列明了，大家可以在我们那个报告中看到名单，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基金会是值得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在一个全社会或者政府或者很多，大家还是关注事情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基金会开始关注人，因为没有很好的一批专业的公益人，他怎么样能够很好去服务好公益群体，怎么样做好公益项目，所以我是觉得对于人的关注，应该成为更多地资助型基金会非常关注的一点，我觉得这一批基金会是值得我们全行业所尊重的，所以我再次提议给他们有一个掌声。好不好。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需要关注到，我们公益组织自身在这方面争取不够，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其中表示在申请项目的时候，自己会主动提出来，“我们这个项目是需要人员费用的”只有一半，还有一半的机构，他在申请项目的时候，他自己不主动提出来，他说要看资助方的想法是什么样，我再提不提出来，但是事实上有人员费用，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为什么不敢提出来。甚至还有提都不提的，我们自己作为公益组织自身，首先在这方面有足够地争取，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在访谈的时候，也有发现，有些资助方我们在资助的公益组织都不敢提，他们不提，我们也就不说了，反正这个事能少花钱就少花钱，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地机构在申请资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当然我们觉得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可以在报告里面看，我只讲一点，第一点就是有相当比例的基金会，都没有为员工购买全部的社保，甚至还有不购买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公募基金会其中有12.5%的是购买不完全社保的，就是没有购买全，还有12.5%是给全职员工购买基本社保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然后非公募基金会也是一样，非公募基金会有27.8%是没有给员工购买全部的基本社保的，其中不购买的比例差不多占了8.3%。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其中这个报告里面还会看到，比如说有些机构可能很多人，十几二十个人，他给他的员工也不购买。然后还有一些机构支持规模就在两百万以上的年度支出，它也没有给他的员工购买基本社保，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有待于下一步再进一步地了解。
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刚才只是揭示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更多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为什么这样，这些现象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有两个对话的环节，我们也非常期望我们今天的嘉宾和同仁，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要思考就是“保障”究竟对于公益机构和公益从业者意味着什么，其实很多机构认为它重要的，我们调查里面发现大多数机构是用来保障对于机构员工的稳定性、认同感和工作成效，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现实情况，大家是把保障往后排，能排到多靠后就多靠后，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反差，一方面大家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就往后排，出了事情再说，这种心理我觉得是我们能观察到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更多地公益同行，更多地公益机构和更多的媒体能一起来讨论。
因为本来我们报告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些建议，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建议，应该来自我们所有的公益同行们的想法和意见以及大家的讨论，所以我在这里不再陈述，但是我唯一想表达一点益宝第一份的调查，应该里面还是存在一些不完善地地方，希望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地地方，一个希望大家能给我们辩论，意见和建议，同时益宝也希望在公益保障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上继续往下走，我们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能够发展出一些公益人的保障指标体系，及其公益人的保障指数，我们认为这个是比较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能够去看，公益人的保障，是不是很核心的几个能够反映我们这个行业的保障状况的，这个是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继续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的。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有一天所有的保障成为一个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话题，而是一个行业共识或者必要的规则，这一天的到来，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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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人群不愿交社保：退休养老金几乎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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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社保负担如何减？社保费率偏高，反而导致了实际缴费基数的降低，企业与员工皆视之为负担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保制度内在激励不足，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单纯降费只是权宜之计。《财经》记者相惠莲张玲（化名）在北京一家通信科技企业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她正感受到这几年来人力成本升高带来的巨大压力。2010年，招聘一名软件工程师，月薪六七千元足矣，但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市场价格也超过1万元。同样在2010年，一个客服人员的薪资只要3000多元，现在则涨到了五六千元。张玲坦言，在所有运营成本中，社保比例很大，占到每月150万元人力成本中的30%。对于每个员工，企业需要承担的部分包含20%的养老保险、10%的医疗保险、1%的失业保险、0.5%的工伤保险和0.8%的生育保险。加上12%的住房公积金，企业在发放员工工资之前，已经付出了44.3%，而这些还不包括个人的缴费支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等企业家代表诉苦社保负担重，认为社保影响到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以及产业转型。目前，养老、医保、失业、工伤、生育这五险，由企业为员工缴纳的部分占到员工工资的30%左右。如加上住房公积金，企业负担增至40%左右。随着民间有关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走高，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2015年以来，政府多次削减费率，但养老保险作为社保的重头，由于政府对其收支不平衡的忧虑，始终未被触碰，因而社保总体未明显“减负”。重压之下，部分企业和员工因种种原因缺乏对社保的缴纳意愿，逃费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社保制度内在激励不足，是企业与员工皆视之为负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单纯降费只是权宜之计。对社保负担的不同态度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54.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社保、税费负担过重，71.9%认为人工成本上升。使得社保“痛感”明显的，是近年来高增速的工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至2014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均超过11%，最高时达到18%。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分析，平均工资的增长，导致了社保缴费基数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上涨，推动用工成本升高。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两年下降，《劳动合同法》规制和管制环境的上扬，新一代农民工就业意愿的变化，都成为工资上涨的基础，同时宣告了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提振经济需要拉动消费，但对企业来说，为员工加薪1元，就会产生0.4元左右的“政策附加成本”，员工一般关注的是工资，甚至是税后工资，实际上，企业打包的人力成本支出远不止于此。尽管企业效益不错，但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总经理也表示“养一个人的成本太高”。他抱怨近几年用工成本的增速远超过去。2013年底，这位总经理选择为员工上了每年1000余元的补充医疗保险，用以解决北京医保门诊1800元起付线以下的医疗费用。在他看来，相对于商业保险，“社保第一是不透明，个人不清楚交了多少税费，所有交的东西显现不出来，第二是待遇和缴费水平不匹配”。企业对五险一金不乏怨言，实际上一些员工也将社保视作负担。一名能源上市企业人力总监分析，她所在企业80%员工的工资处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10%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到2倍之间，10%在2倍以上。收入和年龄不同，员工对养老保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该企业上述80%的员工中，30岁以上的固定员工对于养老保险比较在意，对他们来说，在职时拿着不高的工资，意味着退休后只能依靠养老金生活；而有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由于身体健康，距离退休还早，同时经济基础薄弱，租房等开支上涨较快，因此对于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工资较高的员工对社保也兴趣不大。上述人力总监回忆，部分高管在入职时会向企业表示，自己已经购买商业保险，企业能否不为其缴纳社保。在养老金计算中，社会平均工资会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对于来说，投保越高相对越吃亏。“他们不在乎交多交少，而是希望不交，因为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几乎没有作用，他们靠的是储蓄、投资等。”这位人力资源总监说。相较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更具当期效益，收入较低的员工缴纳医疗保险时都较积极。但对于高收入员工来说，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更多地依靠商业保险，以满足其高端医疗的需求。企业的规避之道在盈利和维持生存的驱动下，不少企业开始寻求规避社保费用的变通之道。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强制规定企业的缴费义务，意图保持社保的覆盖率。而各地的社保费率都有明确统一的要求，若要规避费用，可以“做文章”的主要通道就是缴费基数。各地对社保缴费基数的规定不尽相同，较常见的是，最低为当地平均月工资的60%，最高为300%，若职工工资位于两者之间，则取上年的实际平均月工资为基数，地方政府每年根据新的社平工资调整社保基数。企业和个人以缴费基数乘上费率，可得到具体的缴纳数额。51社保网CEO余清泉指出，由于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数据通常不互通，社保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具体发放的工资数额。一些地区由地税代征社保，则比较容易进行数据比对。根据51社保网的调研数据，2015年，即使在北上广深等城市，也仅有38.3%的企业在缴费基数上完全合规。不合规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为员工分档缴纳，如经理级4000元、主管级3000元、员工级2000元等；按固定工资缴纳，将奖金收入排除在外。2015年的情况好于2013年。余清泉认为，原因在于新三板上市提速逼迫企业尽快提高合规性，子女入学等公共政策要求提供社保缴纳证明，使得员工也更为在意社保的缴纳情况。一名湖南食品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称，在长沙，除了特大型企业会根据员工实际工资去缴纳社保，八九成企业依据的都是最低缴费基数，如果实缴，企业难以维系。目前该公司按照2426元的当地最低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每人约在800元左右。假使按一个员工5000元工资为基数实缴，平均在一个人身上就要多花近千元。对于员工来说，按照较低缴费基数，个人的缴费部分也会减少，意味着拿到手的现金更多。上述人力资源主管表示，即便少缴，压力依然存在。“从2009年到现在，基数几乎翻倍，但企业效益是否增长翻倍是另一回事。”“打擦边球”的企业并非个案。聂日明曾做过估算，重庆2013年的社平工资是4252元，按照去年职工养老的缴费收入和参保职工的人数，可以计算出平均缴费基数为2575元，刚好是社平工资的60%。2015年以前，重庆规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是社平工资的40%，2015年初升至60%，企业和低收入员工的包袱陡增。根据北京某区的数据，2006年到2014年的退休人员中，90%的人员缴费基数在社会平均工资以下，这显然与真实的工资收入情况不匹配。为少缴社保，企业还想出其他办法，比如，劳动合同上工资按照当地最低标准约定，其他的工资通过私人账户打款给员工或者以发放现金的形式给员工等。种种规避行为自有风险，根据规定，如果企业漏缴社保，一旦被社保部门稽查发现，需要按照企业上月缴纳额的110%确定应缴纳数额，并按日加收0.05%的滞纳金。对于这一威慑，小企业往往心存侥幸，大企业则心有畏惧，罚款金额不少，会给企业短期的现金流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企业被曝光，损伤信誉。社保稽查对大企业也更为严厉，“一辆中巴带着会计师事务所的人一起来，查财务入账、台账，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一位上市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出台的规定，奖金、津贴、补贴等都属于实际工资，各地社保缴费基数的计算口径应与此一致。一些企业也在这方面想办法规避，常用之道包括对员工的保健、住房、交通等方面福利投入。这些现象背后蕴藏的风险是，社保缴费率偏高，反而导致了实际缴费基数的降低，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社保收入水平。对参保个人而言，缴费基数不实会直接降低刚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即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滑。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的计算，现行养老制度的设计目标是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为59%，企业缴纳部分形成的基础养老金为35%。要想整体达到这一替代水平的前提是，按社平工资100%的缴费基数持续缴纳35年。眼下不仅缴费基数不实是常态，许多在非正式部门缴纳的群体选择只缴纳年限的下限15年。加之个人账户保值增值能力低等因素，养老金替代率已从1997年的76%下降至2011年的44%。企业更偏好为员工带来“显性”的福利。根据51社保网的数据，2013年，有65.2%的企业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到201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9.8%。为员工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公司比例也从2013年的30%提高到2015年的57.5%。在企业看来，住房公积金权益清晰，买房后可直接支取，相当于现金发放，此前还有企业刻意多交公积金用以避税。怎么降费是个问题社保成本逐年上升，已有一些地方意识到问题并着手调整。与企业不同，地方政府更多从调整缴费费率入手。比如，深圳市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部分仅为14%，显著低于其他地区。2003年，上海实施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允许郊区企业在养老保险上少缴11.8%，医疗保险上少缴9%。从2004年到2010年，参保的职工人数增加近2倍，超过城保参保人数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较低企业的参保程度提高。在全国统筹未实现、统筹层级仍以县市为主的情况下，下调社保费率俨然成为个别地区用于提高招商引资能力的“特权”，并引发争议。上海的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在2014年也退出了舞台。来自更上层的措施也在逐步落地。201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五险一金的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今年1月下旬，人社部表态“我国社保缴费率将会适时下调”。一个月后，领取条件严格、“进多出少”的失业保险费率首先宣布下调，由3%统一降至2%，预期为企业和员工减负400多亿元。此后，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医疗保险暂无降费的消息传出。人社部官员近期指出，医保基金总体平衡，但风险不可忽视，如结余率减少，地方差距大等。“全国40%的结存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中西部的老工业基地比较困难。”养老保险是比重最高的社保险种，也是负担的重心。考虑到当前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担忧，普遍的预期是，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可能性并不高。不少学者认为，法定的社保缴费率太高，后果是遭到企业和员工的规避，实际征缴情况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的测算，如果将较高的缴费率下调5%，可以使实际缴费率提高0.48%-1.3%，反而可以增加基金收入。但也有人担心，医疗和养老保险费率简单地下降，若不增加财政补贴或完成国资划转，可能会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保基金更加紧张。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11月公布的数据，2014年基本养老基金收入首次低于支出，差额达319亿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建议，可以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从而达到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然而，国资划转社保的呼吁沸腾多时，始终无实质进展。中国的社保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险严重依赖于政府强制征收的第一支柱，由企业年金和个人自愿购买保险构成的第二、第三支柱发展迟滞，且三者分工不明确，反映出“没有清楚地界定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聂日明表示。白重恩认为，二三支柱的税负感弱一些，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扭曲会少一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所乐见的形式，“好的制度要强调多缴多得，否则就是搞大锅饭，大家都会逆向选择”。有企业人士直言。中国现行的社保制度从法律层面固定了企业强制征缴的义务，但严厉的征缴和稽查手段意味着高成本的人力财力投入，而且压制了企业的发展。应该换个角度，从激励企业与个人出发改善社保制度，使之不再是一项沉重负担，而是更多发挥提高员工福利的功能。
(责任编辑：陈倩 CN030、张晓伟 CN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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