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到人道管理：一个必要的旅程_微文学
从地缘政治到人道管理：一个必要的旅程
作者：匿名
作者：R.法尔克翻译：杨凤珍 北师大外语系国外社会科学 1998年06期地缘统治形式如雨后春笋迅速涌现。尽管它们现在还不稳定，但其轮廓日趋明朗。就未来前景人们提出了许多地缘管理的设想，但就是否存在地缘管理以及至少在25年内地缘管理的特征等问题人们还不能达成共识。然而，在此过程中地缘政治的轴心从关心权力的平衡、地区稳定、自然防卫、区域影响、联盟形成到关心全球市场竞争、资金流动、资本来源、贸易扩大、协调机制和劳务市场。人道管理就是较合人意的地缘管理。它既是过程也是目标。人道管理强调的是地球上所有的人拥有各种权利。它首先要考虑那些最易受到伤害与虐待的人们，为他们提供比地缘政治统治下更安全的生存环境。以最小限度地依赖武力，逐步消除战争思想与物质因素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建立秩序。人道管理同时强调环境质量，以保证现在和未来人的健康。所以，人道管理与其说是对地缘政治的否定倒不如说它与社会固有的政治生活秩序毫不相关。有关人道管理的研究，人们感到困惑并且意见不一。传统思想提出了与人道主义相悖的观点：强调冷战前大国对于安全的焦虑。而流行的观点则强调国家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这也就是通常称作的全球化（globaligation）。 这些观点通常把历史看作是以财富权力为价值取向，自上而下的专制过程。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处于各种文化相互冲突的初期，而这种关系将淡化国际关系中的集权统治观点。尽管如此，仍然是上层社会实力集团占核心地位。在认真考虑国家意义和市场作用的同时，作者在此要表明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基本价值标准则是保证世界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一国度，处于何种环境下，具有何种身份都生活得好。它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建立在人们抗争、抵御和参与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意义的基础之上的，基于对社会各层次可持续合作方式的再发现，以使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通过描述人类的困境与渴望，我们将更多地了解人道管理的核心内容。一、挑战领域作为过渡时期的特点，当今社会矛盾重重。所以科技革命是全球融合的驱动力，同时，它借助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分散，并促成合作式、参与式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不依赖官僚集团统治，可将其影响扩展到全球范围。牢记这些主流趋势会帮助我们把握当今时代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即使冷战持续几十年，这些趋势也定会向前发展，但冷战结束了，它使这些趋势更为突出。这种趋向使“地球村”这一比喻更富有意义。然而它将是何种地球村？由谁通过何种手段行使权力？民主是否是主流？是何种形式的民主？是联合国还是一些别的后继组织在一段时间里作为地球村主要的政治参与者行使政府职能？是否政府有办法保持中心地位？是否公司和金融组织愈来愈多地管理世界经济？是否赞成人权的跨民族的民主力量在地球村发挥影响，行使权力？战争是否仍是维持既得地位的核心手段，还是谈判和非暴力方式逐渐取代战争，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所有这些或更多的问题都源于一个主要问题：向何处过渡？总的说来，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将逐步产生地缘管理（geogovernance），但这样的地缘管理是极为中立的， 它有可能是代表有权势的人也有可能是代表穷人对社会改组的一种手段。但要设想这些将如何发生则更困难，极有可能是两种方案（既代表穷人也代表富人）的结合，但其结合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人们对将要出现的形势的估计，以及谁更占优势，意见不一。但是媒体在报道中加入了某种党派偏见的成份，它们以有钱势的人的眼光看待未来，但也有不同的报道。新闻媒体需“保持平衡”以经得住人们的攻击。媒体本身是政治辩论的领域，不可能在何处都仅有一种答案。二、人道管理的冲突概念尽管在世界舞台上和大多数人的生活中，主权国家扮演着主要的政治角色，但它们的权力已减小。而由于一场双重的历史运动，它们的职能与合法性降低。这一双重历史运动，即令人们无法阻挡的全球一体化和分裂势态（fragmentation），代表着不同的发展趋势。 全球一体化意味着全球技术，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市场、资本效率及资本机遇的利用上对全人类产生全面、共同的影响；相反，地域分裂使固有的、政治的不同形态重生，这种分裂趋势强调个性，也就是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显而易见，这些看上去似乎是对抗的趋势，事实上在相互作用，而其背景却很复杂，非三言两语而能概括。它们有可能表明在对个体的肯定当中，有重新发现普遍特性的可能，甚至对立的双方并不矛盾的可能性。通常西方对这两种历史挑战的反应带有很强烈的评估色彩。他们更赞同全球一体化，而认为分裂会毁灭光明的未来。文化历史学家大卫·佛若米肯（David Fromkin）在表达他的观点时， 首先考虑的是两种历史趋势的作用。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环境要求的是更大的而不是更小的单位（unit）；地区和全球调解机制与世界范围的经贸及资源利用应相适应。”佛若米肯强烈指责分裂化，并认为分裂化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写到：“21世纪，在全世界无论何处，中心问题将是团结与分裂的对抗，即需要建立地区与全球组织的现代世界经济的向心力与宗教主义离心力之间的对抗。”三、地缘管理的前景本文坚决主张人类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但也重视倾听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声音，无论它们正确与否。并且要充分认识到他人参与历史运动的必要性，要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这一点对西方尤为重要。新兴的信息高速公路主宰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信息的获得、通讯手段到流行的娱乐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情趣与目标。它将信息传递到各地但很少听到人们的反应，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可听到的主要“反响”。对于各种强烈的批评媒体很少报道，直到南方骚动发展成暴力事件以后，媒体才认为对人们痛苦的呐喊应予以报道。例如，发生在墨西哥南部的印地安人的动乱成为1994年1月的主要新闻， 尽管在墨西哥与中美洲早已存在着贫困与不满。全球一体化与分裂化在未来10年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决定有关人类未来的研究方向。在经济、环境和对现实的认识能力方面，全球化趋势朝着世界大融合的方向如此迅猛发展，以至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某种形式的地缘管理。有趋势表明地缘管理要通过西方主要国家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手合作，由公司管理人员和由金融机构运作的跨国资本来实现。这些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进而用电讯手段联通全球以便做广告、宣传和管理。环境的恶化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挑战有可能使地缘管理以强制和干预的手段对社会各群体和各国人民施加其影响。如此定位的地域管理，其成就主要由其领导者评估，其评估内容包括贸易的增长以及它在全球顺利实施其方略的能力。对穷人和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不需负责，领土权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在技术革新腹地，穷人将富足起来。这种地缘管理概念出于乌托邦式的想象，但同时，代表真正的历史必然性，它可能是最貌似合理的设想。政治斗争的结果决定地缘管理的形式。它不一定是在装修讲究的会议室由世界商贸巨头设法达成的议定书，而有可能是与情报机构的代表密谋达成的，讨论通常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的走廊谈话中，亦或在一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全球市场联席讨论会中进行。但其设想和它的实施是否被人们接受，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且，上述一切的实现还要看别人是如何促使与其相反的可能性的发生的。四、人道管理的前景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世界人民为民主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上。尽管人们争取民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思想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既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威胁，也意识到了为实现人权要立即实行地缘管理，这是历史的必要。为了强调这双重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那种未来将实现人道管理的设想。人道管理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成功标准，它以下面内容作为衡量尺度：贫困、暴力、污染的减少，人权的提高，宪法的执行，特别是对弱者的保护以及人们认识上的积极的转变。人道管理能够成为现实吗？它是否只是多愁善感的乌托邦的呼喊？对此，我们无从可知。我们所了解的是一些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现实转变摆在了“专家”们面前，他们守旧的思想限定了希望的前景。最近几年里， 我们一直在穿过那些不可能的区域（the zoneoftheimpossible）：中欧和东欧摆脱了前苏联的控制，南非结束了白人统治，冷战的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握手言和。“不可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绝非偶然，也不是什么奇迹，但总的说来，它们令人鼓舞。然而，没有受害者的斗争与抵制，这些充满着矛盾、复杂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此而言，人道管理的倡导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们要投入到正在展开的斗争中去，以便为地缘管理确定目标，决定策略。他们的被动将会使七国首脑对人类未来的看法占据上风。我们的希望还有其他的根据。人道管理的核心是使人们相信各种社会矛盾，从人与人之间到具有同种文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都可通过对话来解决。最近的历史经验使这一希望置于坚实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具备另外两个特征，它为非暴力的有效性及用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提供了依据。另外一点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各种战争正变得不合乎时代，这一点已确定无疑。核战争的非可能性表明核战争是最不符合时代的，人类在本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中遭受到的巨大损失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另外，由超级大国做后盾的军事干预屡屡失败，尽管它们在战场上占优势，最为明显的是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1992年—1994年，联合国为强迫索马里接受新政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遭到惨败，致使“人道主义”的名声遭受了玷污，人道主义只局限于保证救助行动安全进行，超越联合国宪章规定（如：禁止该组织干预主权国家国内的管辖权），扩大其职责，只是自讨苦吃。由于联合国军事功能不强，所以尽管它主要出于人道主义、合法目的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仍有可能失败。就政治目的而言，军事力量还不是毫无用途。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的行动曾几次说明军事胜利会带来政治上的胜利。由美国率领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以最小的代价成功地恢复了科威特的主权。然而摒弃战争的论点仍具说服力：军事手段只能毁灭，却不能创造。对联合国军事力量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它在采取军事行动中会遇到各种民族主义的广泛抵御及另一个副效应：军火销售和军事援助使许多国家继续得以购买先进武器。人道管理集中体现了一种跨民族的、代表平民民主力量、内容广泛的方案。该方案的实现与推广是在众多场合的斗争中完成的。小始于家庭，大到联合国的各种大舞台。与七国首脑提出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地缘管理的方案不同，它不赞同中心协调，以及全球生活方式的同一化。然而，它承认有建立地区和全球性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实际需要，以便权力归属于一些地区或全球组织。人道管理的观点强调的是上层社会的可靠性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和他们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有效参与。五、使命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命运主要是由最强大最富有国家的上层社会所决定。在此过程中，战争既是维系世界结构又是提出挑战的主要工具。尽管出现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多国组织，但领土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仍以主要政治角色的身份出现。首先是核武器，然后是环境的沉重负担始终是对人道管理的存在的挑战。此外，贫困和人权问题也对人道管理提出了挑战。为使人道管理得以存在并具有合法性，世界必须完善其管理结构（不一定是政府结构），这样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前景（即：能使当今的生活方式得以继续维持，其水准得以提高的环境平衡〔environmental balance〕）。的确， 管理机构应尽可能分散和地方化，并与平等、人权的实现、民主化进程、环境保护诸目标相一致。全球化观点似乎支持这一观点，政府官员的正式文件也认同了这一点。但在行为层面上的艰难调整还未到来。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的控制力仍旧未能摆脱传统思想和过时的方式。这些思想和方式是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主宰他人成了目的，而战争成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地位的主要手段，尽管国家之间的竞争已趋向缓和，并且彼此的合作要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人道管理关心社会公正与人类苦难，这一点就像它关注社会稳定与可持续性一样。同时，它也特别关心未来人的生活。管理结构与管理方法朝人道主义方向发展是民主进程的中心任务，它不仅要求在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深化民主，而且要进一步扩展，即外至国家、公司、银行层面上民主的实施，内到乡村、学校、家庭、工作场所人权的给予。有关地缘管理的大多数构想，局限在地区和全球合作机制上。人道管理的这种观点就是将全球、地区、国家和个人联结起来，使各领域的管理不断地从地区和个人范围过渡到全球范围，由此构成人道管理。人道管理范畴中的个人问题就是赞同，例如，女权主义的主张：家庭是社会管理单位，社会管理塑造人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角色。妇女的家务劳动由于被划入“个人”领域而常常受到忽略，而个人工作在管理评估范围以外。这些广泛的社会力量会不会受到社会主观能动性的刺激？在跨民族的社会力量中有没有足够的创造原动力来对未来产生真正的法律影响？认为这些思想和行为蕴含着现实是否恰当？对于依靠武力实行统治的思想和杜绝战争摆脱贫困的地缘管理模式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它们？对于这些问题，有识之士应该给出肯定的答案。只有具备这样的信心，我们对转轨时期的调整才能充满信心与希望。如果我们准备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个世界建成一个慈善的人类栖息地，那么这种调整是必要的。这就是使命，其全部政治和伦理意图就是制定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将把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包括妇女在内列入进去。这是一场广泛的可参与性的运动，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政体以兼容有关人类利益的各种观点，诸如，如何确保在伦理、经济、文化、政治甚至精神方面的可持续性。这一政体将在更广泛的地域统治的历史框架内为人道管理设计组织结构，并赋予其实质内涵。六、 一个极好的机遇失去了：领导的彻底失败和幻想的破灭冷战将结束的最后几年为北半球改变地缘政治策略带来了绝好的机遇：在思想和行动上摒弃军国主义，开发利用各种经济资源和动员政治力量以便在国内建立更好的公民关系，并投身到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公正、可持续的世界的斗争中去。现在很明显，没有那些受害者坚持不懈的斗争，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制造战争和经济竞争方面，超级大国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思想方式是绝不会改变的。富强国家的政治幻想仍摆脱不掉对物质的贪婪，并不惜余力去获取短期利益。结果在冷战末期出现的历史机遇被大国当作是加强力量，聚集财富的机会而基本上被浪费了。下述事件令人好奇，并富讽刺意味。主要国家的地域领导没有助新“世界秩序”诞生的一臂之力，他们反倒始终满足于扮演既得利益坚定的卫士这一角色。这一角色的确要求这些国家的国家地缘政治向市场地缘政治的转变。这期间，他们没有进行与公正、可持续性相联系的更深刻的调整。但是，如果将出现一个旨在制定非暴力和社会公正政策这样一个美好世界的话，那么它的出现需要底层公众运动和各种联盟的斗争。这样的社会民主力量将努力寻求持赞同观点的合法领导人的合作，以寻求实现总体目标。戈尔巴乔夫和德克洛克是追求急剧变革政策的例子。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民众支持，就出人意料地进行了改革，很可能他们自己事先也没想到未来的事业会转瞬即逝。跨国家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不存在必然的对立。西方全球经济领导层寻求的不是变革而是通过加强对欠发达国家的控制来利用苏联挑战的消失所带来的机遇。其主要暗含的目的是促使世界中上阶层更加富有，更多地消费。他们极力坚持社会主义的失败永远表明社会主义的选择不能取代市场经济运作。他们甚至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多余的，它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资本主义理论家带着胜利者的口吻争辩道：净化市场是唯一得到验证的进步之路，尽管这条路给那些缺乏“竞争力”的社会和个人带来了艰辛，那些被市场淘汰的群体和个人应更多地得到同情而不是帮助；他们的不幸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必然会带来的阴暗面。 根据资本主义智力游戏规则（capitalist mind games）， 在一个高度融合的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中要保持物质增长，只有珍视效率。与前苏联解体无关，在过去30年中，发达国家的真正权力已从政府转移到彼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层社会：工商界、金融界和新闻界。这些社会上层人士在欠发达国家的高级政府和商业圈内建立起了全球合作网络，并已渗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很多方面，其国家和管理机构已逐步转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和“保镖”。它们放弃了许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以谋求制定独立的倾斜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符合他们国家和公民的利益。无怪乎，北半球政府的政治领导职能正在下降。它部分反映了在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成功管理国内事务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在治理国家中宪法的实施是要实现主权的最高目标；而市场的一面是要实现与主权无关系的全球目标。处于此“交叉火力”之下的领导人注定显得要么愚蠢无能（无视矛盾压力，随风摇摆），要么走向偏激（以致只注意国家一方面的管理）。在新的形势下，政府角色中一个令人头疼的方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国内秩序，管理好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由于经济调整而失业和那些极度贫困的人们，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代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地缘政治，其国际功能在海湾战争中展示在了大家的眼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人长期饱受战争苦难和美国／联合国在索马里的惨败。90年代初的这些挑战清楚地说明了冷战之后政治领导的薄弱。人们对这些局势的看法与现实存在着许多历史差异，但也有一个贯穿的主线：当大国要实现其战略利益时，它们很有可能采取极端的联合军事行动；当出现边际利益时，政治和地区划分很有可能阻碍人们为制定有效恢复和平的政策而做出的艰辛努力，难以形容的暴力行为和对人的虐待很有可能被“忍受”。有关外交政治的讨论中，存在一种冷漠态度：认为没有重大的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然而重大的民族利益的定义绝不是不言自明的。它表明社会上层形成权力与信念的等级，同时也表明国内压力的影响。七、冷战之后冷战之后，北半球主要国家的角逐主要是市场的进入与市场份额。如果世界贸易再次扩大，那么角逐会偃旗息鼓，如果形势持续不妙，那么为了甩掉困难包袱，一些国家将不择手段。南半球国家的最大苦难与不幸往往被忽略，这些国家不再依赖掌管地缘政治的富国和强国。同时，南半球国家不再为它们摆脱殖民统治和取得政治独立欢欣鼓舞。当今时代，北半球感觉不到来自南半球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所有非洲和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除了几个有些成功的国家以外，如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当然，纵观全球，冷战结束和前苏联销声匿迹并解体为一系列独立的共和国，这些都有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从全球来讲，核武器的威胁肯定减小了。此外，东欧和苏联的和平演变表明在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灌输和压制之后，百姓抵制力量仍很强大。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在全世界出现了对强权国家统治结构的挑战——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被占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根廷和智利通过谈判成功地结束了军事统治；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在萨尔瓦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内战。尽管有些民主化挑战遭到了失败，有些没有什么结果，有些则适得其反，但总的说来民主运动的意义深深令人鼓舞。在这个时期，在国家和次国家（sub-state）层次上民主管理正在延伸，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为了政策和法律能得到国内和国际的认可。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下，人民的自主权得到了提高，尽管有时引起流血斗争、激烈的伦理冲突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偏狭，并且由于一伙有权力的人独裁最终导致了反民主的结果。这些运动，尽管在整体上招致了麻烦，但对于具体的社会和它们的人民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来，冷战的消失并没有影响基本的地域政治的框架和现代思想——为了财富，军事上强大、技术领先，世界总体资源的控制权仍在北半球。东西方竞争的结束并没有促使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另人吃惊的是在核武器方面也如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拥有核武器国家还没有掀起一场反核武器运动，它们甚至也不曾威胁集体从禁止扩散条约中撤出。这些国家的被动反应使那些“战争天才”更加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的确，1991年，美俄暂时达成了大规模削减核力量的协议。但如果这些协议得到充分执行的话，剩余的百万吨杀伤力的实弹弹头继续保持在3000枚以上。1993年以前美国坚持继续试验新型武器；就是现在迫于公众的极大压力才同意有条件延期试制武器。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不做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与此同时它又阻止南半球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里的两种标准是最突出的——政治大国可以无限期地拥有、发展核武器，并对敌对国进行核威胁。很明显，伊斯兰世界在核力量的威慑之下，而以色列的核武器主义则可被容忍。建立这样的两种标准就是否认主权国家的平等，反对以民主为基础的和平安全法——法律的宗旨就是平等。而地缘政治依赖的是与之相反的强国统治的思想准则。现在的问题是某些国家坚持保留核武器。幸存的超级大国不是极力推进全球的民主化进程，而是热衷于坚持世界秩序的双重结构——发展拥有核武器以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否认对小国拥有核武器所采取的灾难性的军事干预给这些国家带来的苦难。1991年国际社会被迫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要建立地区政治“权力”来预先阻止萨达姆·侯赛因拥有核武器，从而防止南半球国家跨过核武器大门的门槛。用外交手段强迫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是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的。由联合国主持的战后核查是自1991年春季以来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对伊拉克的制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苦难，但却没有明显地削弱萨达姆的统治。世界地缘政治管理不能以高度负责的方式面对环境的挑战。北半球富国不愿接受南半球经济调整所带来的金融负担，不愿让他们破坏环境的消费生活方式受影响。正如乔治·布什在1992年世界首脑会议以前所讲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当然其含意就是贫穷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有谈判的余地！是否布什是一位没有环境意识的领导人，还是作为全球市场利益的代理人才这样讲，这一点还有待证实。目前的情况表明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世界仍是追求最大的经济增长，而不认真考虑未来几十年资源的可持续性。这一点进一步加重了环境恶化趋势。与环境问题一样，国际政治前景也令人失望。美国或多或少地受到在冷战期间与其结盟的国家的支持（最有可能的是德国、日本、英联邦国家和法国），现在又得到了更多国家的积极支持，如俄联邦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心照不宣的结盟始终在控制着新形成的地缘政治，包括许多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1986年，国际法庭认定美国粗暴反对萨尔瓦多桑地诺政府严重违背了国际法。这一决定表明国际法庭的独立。但在美国对其蔑视态度面前，国际法庭也无能为力。安理会也没做任何努力执行国际法庭的决定。而且也没有按照国际法程序与美国“对薄公堂”。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个决定没用，事实上，它帮助桑地诺政府继续得到了欧洲的经济支持，并且强化了反美潮流。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真正引发区别于全球管理的至上而下的全球改革。很少有人注意到以下这点极具讽刺意味。戈尔巴乔夫的倒台以及苏联的自身解体与所需要的未来世界秩序相去甚远。戈尔巴乔夫从不关心南半球的事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进步者的忧虑。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制定者给了美国一张空头支票，80年代末它没有在南半球发挥作用。苏联放弃古巴和中美洲，表明了它不再插手南半球的事务。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忙于应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挑战，特别是地区民族情感和传统角色的复活，包括前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局势的关心同情，以及各种要使莫斯科控制前苏联共和国的努力，俄罗斯甚至主张扩大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包括中欧国家。八、走向希望由于主要国家目光短浅，世界各国人民的境况不尽如人意。人类光明未来的希望存在于对地缘政治的再建立提出的各种民主挑战之中。在这期间，对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司建立有效的规范化管理十分重要。这些对现有秩序挑战的目的在于对全球广泛关注的问题所出现的两种标准——双重权力与特权结构提出质疑。与之密切相联的，这些挑战必须披露当前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对那些最贫穷的最不发达社会的不公平，指出目前对环境忽视将带来的危险后果。这场运动的另一个任务是要提出一系列可行性计划，从取消债务到裁减军备。包容、实施新的地缘政治需要加强主权国家的管理，至少短期是这样。甚至要接受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在这个阶段，只有受公民极力驱策的国家才有左右全球市场支配力的可能性。即便这样，它们的努力本身可能是毁灭性的和短命的。如果它们不能在区域或跨民族基础上协调好，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制定全球经济政策（而不只代表个人资本和国家利益），这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强大的全球文明社会，实现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在物质方面实现人道管理就需要这样的世界经济方向。向地缘管理的倒退性过渡提出挑战受复杂形势的左右。几种紧密相联的发展从不同的方面阻碍或促使这一挑战的成功：——在人权、环境、和平领域跨国群众组织的力量和效应；——朝民主化和非暴力主张迈进的历史性步骤：反对武力斗争，反对军国主义统治，作为对军国主义统治的挑战和质疑策略；——由于世界矛盾的深化和全球市场支配力对国家／社会相对自主权的侵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保持其声誉和合法性上面临的困难；——经贸、金融和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和主权、独立捍卫者的力量以及对国家的决策权。这些方面的不断发展有助于目前全球文明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它们把民主运动进一步扩展到与国家社会没有联系的权力和权威机构，包括一些国际机构、公司和银行。并在女权主义影响下把这一民主运动扩展到工作场所、家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这不仅仅是坚持反对地缘管理领导，而是要以实际行动参加这场斗争以建立令人更加满意的地缘管理结构；以人道管理的目标为参考，为社会活动制定层层标准。人道管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使那些在政府和金融机构担任要职的人们更尊重人权标准，并更好地接受、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经济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为了和平努力减少全世界可避免的苦难，特别要改善那些受害最深的人们的境况。当然，并不是人类的所有苦难都是由国家统治造成的。很多苦难产生于文明社会内部未缓解的紧张局势。人道管理强调有必要从下而上重建人际关系，特别强调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及对该关系的态度。很多种非人道统治得到了社会准则和社会习俗的默认和支持，它们不是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文化态度（cultural attitude ）也很重要，包括人们的生活目的。没有以人类团结和人类／自然的共同演进（co-evolation）为中心的新的精神／宗教意识的觉醒，全球市场在挑战中是否能获胜，地缘管理的弊端是否能避免，令人怀疑。仍旧会出现积极的变化。它的可能性依赖于跨国界的民主力量的不断发展。这些民主势力不要渴望成为世界新的统治阶层，而是充分去影响限制地缘政治领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公正、可靠、可参与的维持生活水准的社会管理模式会取代控制剥削的统治形式。它会部分缓解全球化所带来的有害影响：文化同一，特权资本和中心诱导媒体。但这还不够，如果否定不与体现人类团结和全球民主趋势相联系的话，那么这种否定只能导致绝望与无为。这些从下而上的全球一体化与利用地缘政治手段实现地缘管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说要实现全球化就要进行多方面的斗争以取得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均衡，使自然与人类均得到呵护，这样一种定位体现了人道管理的精神与实质。然而这种定位对人道管理结构没有进行预测。人道管理结构倾向可以被描述得很抽象：最大限度地实行权力分散，必要时伴以最大限度的权力集中。具体结果依赖于国家、全球市场和跨民族的民主力量这个三角复合体（three cornered comlex）相互作用。 理论上讲与人道管理相一致的有许多可选择的管理模式，包括各种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和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communitarian socialism）。 但从历史上、功能上而言，这种估价表明有关管理结构的居间观念的吸引力，它把较强的中央集权领导与为完成全球相互合作的公共管理机构相结合。九、现实主义、现实和正常机遇公认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基于必要（环境与公正的要求）还是对于机遇（冷战之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机遇）都没能做出反应，这一点不足为奇。最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首脑对全球政策的态度是“政治现实主义”。在政府权威领域，特别是就对外政策而言，这是一种极少引起争议的方略。现实主义有许多种类，现实主义观点的学术讨论通常是用复杂政治术语进行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对自身“道德”的设想出发，排除了几个方面的政治想象：它不去考虑政策的道德和法律标准，认为它们与解释、预测、方案设计无关。我们关注的是“现实主义共识”这一提法是一种将现实主义核心观点的简化解释。首先假定社会各阶层的每个人以一种理智的、深思熟虑的方式方法行事，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利益，它不受道德和法律的左右，不过多考虑长远影响。当自私是一种主权国行为、一种义务时，现实主义者代表着集体主义利益把这种自私说成是一种道德。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不自私或只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它的行为就会遭到嘲讽，被当作天真、自我毁灭之举，甚至责备它这样做很危险，在自讨他人的进攻。有关经济增长要建立在市场作用基础上的流行观点又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它也对国家在全球市场中应扮演理性角色这一观点表示怀疑。通常认为现实主义与道德无关是不正确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很特殊的道德。这种道德信奉在一个缺乏社区情感（community sentiment ）和政府机构的社会里，唯一行得通的道德就是在国家主义范围内寻求个人利益，没有讲文明、礼让美德的余地，这是强烈的现实主义信条。同样就经济学而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除了富人对穷人应尽的任何特殊的义务。富人只管尽可能地通过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以便获得更多的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组织中扮演着各种角色的人们都在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在有政府管理的社会里，这种竞争被法律的框架所规范，尽管其中心思想是追求效率。在经济背景下市场逻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心理顿悟。现实主义的可信性与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科学的崛起和科学理性观念的形成，不关注伦理与人类渴望。政治现实主义把世界看作是力量的竞技场，并接受各种角色登台亮相表演。在这样的大方向下，作为真正的传统的道德与法律只是如意想法中的演练，它们与事实相分离。现实主义的道德是一种精打细算、追求自身利益的模式。这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思想在权势圈子中所占支配地位远非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得更现实，一些人拥有权势，而另一些人正在极力追求，但却不能如愿。而在现实主义大的前提下，也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是现实主义思想使产业工人的要求得以满足，允许工人罢工、组织工会，并制定不同程度的福利政策。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对道德公正界定的苦难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让步与承认相对权力等同起来。的确，现实主义的全部目的就是将对个人的保护使之免受苦难与建立在市场准则基础上的个人经济自主权的体系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根本策略出现，既是陈旧的也是新鲜的事物。从古雅典的历史学家西西狄底斯（Thucydides）到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英国政治家霍布斯（Hobbes ），他们都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思想。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又被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y）运用于军事领域。 在汉斯·摩根索（Hans Morqenthau）和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 ）的著作中又对现实主义做了当代的解释。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从古至今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国家权术的方向。现实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伍德鲁·威尔逊为达到战后国际安全与和平所需的力量均衡做了极大的努力。威尔逊的标准国际主义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末得到认同。由于他主张孤立主义思想（isolationist），主张美国不卷入欧洲紧张局势，因而其标准化的国际主义在国内宣告失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对此无能为力，的确引发了20年代各种减少战争的行动：削减武器国际公约，建立国际联盟，使战争非法化，激发爱好和平情绪。国际社会对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惩罚，要求其赔款，屈辱其主权，这些又促成希特勒的兴起，引发了一些国家中的某种军国主义情绪。这些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日本对本世纪20年代的国际秩序中它们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西欧民主政体国家对这些进攻性威胁抱一种逃避的态度，采取了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这种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带来了权术失败的教训，常常被人们援引，并引以为戒。与邱吉尔一样， 乔治·肯南和迪安·阿克森（george Kennanand Dean Acheson）是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冷战世界的设计师。他们担心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会再次抓住机遇领导世界。联合国，在40年代的主要现实主义者看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充其量是位“参与者”，如果真的把它当作独立的参与者的话。它对地域政治的首要任务一无所知，但却产生了错误的自信。现实主义者对苏联和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表示焦虑，担心它们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主张对它们进行“遏制、阻止”。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占据了上风，并已证明是正确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了，苏联的力量得到了遏制，不需战争苏联已解体。尽管世界风云变幻，现实主义在实战中持续到今日，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为自己和朋友留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它要求其反对者恪守道德和国际法。海湾战争就是一个范例。对伊拉克的谴责以及对其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以伊拉克非法入侵他国和萨达姆的犯罪行为为前提的。他将外国俘虏当人质，并粗暴践踏科威特主权。但如果伊拉克不被当作战略上的敌人——因为石油和潜在的核力量、以色列的安全和地区平衡，这样的理由绝不会有这么大驱动力。就是这种不一致的双重现实主义，使人们对它感到烦恼。尽管如此，它在维持权力、财富集中的合法性上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当然，社会规范化意识是分歧所在。那么如何动员说服社会放弃物质利益，并乐意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持他人？靠的是奉献精神！如果一个人的国家和生活方式受到外来力量的直接威胁的话，就是靠恐惧。除此之外，就是用现实主义手段，对公众加以思想、立场上的控制。把自己的欢乐、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价值观是冷战时期的特点，它使人们怀疑现实主义对人性看法的一致性。现实主义者的信心还来自一个更现实主义的根源：马克思—列宁的乌托邦主义在苏联的失败。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苏联失败表明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政治秩序中的自由都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保护：市场、建立在监督机制、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合法政府以及对潜在敌对国可能发起战争的准备。现实主义对无论是按阶层还是按区域界定的穷人和受害者的境况都不关心。有关道德和法律的力量未能阻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侵略行径，这一历史事实并不等于说道德与法律与严酷的政治生活无关。30年代的道德和法律是有倾向性的，它被有利于德国的蛊惑人心的政策所玷污，并且不可避免地与白人殖民统治秩序交织在一起。但为了改变人们的认识，展望美好的未来，没有必要全盘否定现实主义。在上层社会，现实主义思想占据上风。在文明社会，人们对真理、行为准则和命运的看法对社会总是起很大的作用。政治局势的变化神秘莫测，其变化方式反映了潜在的宗教情感和在精神道德方面的追求目标。并不是文明社会所有的努力都与提高人权和实现民主价值相一致。例如：有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贫民倾向，这种思想倾向把别人当作应被消灭的敌人。各种种族仇恨、地区偏见、家长制做法、源于宗教信仰的残酷行为以及根深蒂固的平民不满情绪应该使我们对那些赞美少数人，诅咒多数人，把传统浪漫化或不加评判地肯定各种文化活动中的戒律、格言的作法感到忧虑。十、说服力有限的政治现实主义是能够受政治和道德观点所保护的标准化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它也能够被解释为现代主义者信念的一种表现和对试图遏制法西斯向本世纪30年代的世界秩序体系挑战的求和政策失败的表现。冷战的经历和控制苏联的扩张，避免战略冲突使现实主义更具说服力。理想主义与和解政策未能阻止轴心国集权的扩张、避免二战爆发，更证实了现实主义的可行性。现实主义的“历史档案”杂乱无章，现实主义者强调通过备战实现和平。在前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者挑战面前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而言它是可信的。但这起码在两层意义上是短视的主张，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如果西方采取更加和平的方法，世界将会怎样；我们需要考虑现实主义方法阻止南半球暴力失败的现实，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国际组织，需要改进国际关系上的法制。但是，现实主义在总体上从来不令人信服，即使作为大国政府对外政策基础的温和现实主义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冷战世界中，现实主义没能被很好的采纳，它无助于解决问题，无助于提高人类生活水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主权削弱、资本融合和环境恶化以及贫困负担，需要前所未有的合作。在当今，现实主义的缺陷被戏剧性地挖苦为现实主义用反现实主义的政治语言为安全政策辩护。该安全政策有人道主义的特征，包括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在粗暴违背人权的行为面前实施人道主义干预。人道主义政策的理智性和对加强了的联合国作用的依赖性，基本上与现实主义者的态度相悖。既然我们对政治变化还不知怎样解释和预测，那么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对历史的解释，这是正常的选择。在这方面尽管现实主义的限制使人们目前不可能采纳一个全球变革方案，但这已是大势所趋。这就是说政治目标会自身完成。如果政治行动的决策人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那么就会出现现实主义趋势；如果全球文明社会的倡导者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并在人们的心目中占了上风，那么就会出现人道主义的前景。以下另外几个因素又进一步强化了说服力有限的政治的特点：——以非暴力手段使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这一点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10年前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进一步证实现实主义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不知道政治构想应建立在受人欢迎的管理模式基础上。——当前双重制度的实施不能达到下述最基本的目标，诸如对生态圈的保护，对全球资本流动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一些领域的科学进步，包括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表明细小的变化（或投入）能够、也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效应（结果），在世界秩序系统中，如果知道变化初始的复杂性，我们无法预知能量和速度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不能证实对未来抱乐观态度是正确的，当然它也削弱了现实主义悲观决定论的观点，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态度都不可取。如果把两者与主张理性行事和为摆脱贫困与非人道投身于政治斗争的观点相比较，两者都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全球改革的规模如此之大，所以对规范化前景扫描（a broadscanning of normative horiyons）是恰当的。另外各种思想、方法不断涌现，我们要对这些发展有所了解，并认定哪些有积极意义。要鼓励公众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要接受各种批评意见，我们的重点应放在全球文明社会建设上。作为改革早期设想的跨国民主和非暴力统治形式，要求武器削减和全球管理。这里要求的是在某种气氛中的全球立宪政体（global constitutionalism），这种气氛是在跨民族民主运动之后产生的。十一、 强化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一种对过渡时期骚动的宏观历史的看法看待、洞察当今世界局势的传统做法是参照媒体对当前事件的看法，这种趋势强调两种对立观点的妥协会对历史产生根本的意外的影响。各领域的社会活动家通常对历史局势持不同的看法：不是强调人类在继续遭受苦难（因为当地的局势没有改变），就是强调人类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得不到解决，从贫困到家长制到环境恶化。在这两种观点看来，冷战的结束没有给国际形势带来积极的转机，更与民主化的挑战与各种革新挑战毫不相干。这种解释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新的政治局势上来。对地缘管理的强调是想对变化着的形势做一种宏观历史的解释：过渡背景的深度与广度只能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比。新科技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为人道管理者提供了机遇。对人类的未来要采取新的价值观。为建立以非暴力、人权、民主、生态平衡、对国际法的尊重和全球一体化为前提的一个世界团体（one—world—community ）而拆除“地球上的篱笆”。无论是生态女权主义还是什么别的未想象出的社会或精神联盟来实施这种变革，其结果必然是实现民主的、仁爱的地域统治，建立人道管理结构。我们正处于通往倒退的宏观历史的十字路口，这种倒退最终将带来全球割离的生态独裁变体（an ecoauthoritarian variant）， 就是说它是一种独裁办法，用来掩盖环境破坏的证据，并将主要责任转嫁到它以下的阶层、种族和地区上去。说得更清楚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文化、经济、环境层面上的融合趋势必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地缘管理，它的形式取决于斗争的结果。具体地说，它取决于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在实践中的成功程度。这种政治出于人们对人道管理的需求——一种与建立全球文明社会相联系的要求。十二、从地缘政治到以人道管理为目标的地缘管理在赋予这种说服力有限的政治以实质性内容的过程中，我们重点放在探讨取代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可取性和必要性。最后，在这里需阐明人道管理的特点是很必要的。首先人道管理强调对整个地球和对地球上所有的人负责的重要性。为此，它依赖全球立宪政体以克服眼下尚可行的地缘政治中的消极因素，建立积极的社会秩序。对全球立宪政体的强调就是要使法律和民众的参与对政策产生影响，扩大地区和全球机构在解决环境、平等问题中的权力。第二，人道管理的交际方式和与地缘政治学相关的行为模式形成对比。无论这种行为模式是在政府还是在市场的驱动下，也无论它是产生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形形色色的非人道主义统治。人道管理追求成功和不断完善，它是文明社会的核心事业。它的诞生需要人们推理分析，也需要与希望、幻想相关的想象。作者介绍：美 R.法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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