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到底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对经典命题的重新审视
日 09:36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4月
作者：刘震、张祎嵩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劳动关系的变化、资本的形成和生产领域的拓宽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性，否定了将中西方发展历史差异绝对化的倾向；并通过对英国16、17世纪生产领域的变化的考察，主要以生产关系的质变——即资产阶级革命来揭示造成中西方17世纪之后发展差异性的原因，以17～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解释这一发展差异是如何被扩大的。　　关 键 词：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刘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祎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自李约瑟难题问世之后，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而由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唯物史观尚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历史的分析大多片面地从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进行，容易发掘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再加上西方文明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这一时段对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考察主要强调中国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马克思·韦伯认为，世界各国的宗教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①他还认为，中国封建城市则依附于政府，并以政治作用为主；而西方封建城市是自治性的，并以经济作用为主，因此造成了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变。这一思想影响至近代，佩里·安德森提出封建的概念应该把封臣制、主权分割等政治、法律内容都包括在内，而这些特征，自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之后就逐步消亡了，同样的观点也见诸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书中。②国内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文化领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陈立认为，中国宗族式的社会组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物的思想，只有事的思想，人伦的思想”。③金观涛等人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由建构性自然观、受控实验体系、开放性技术体系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模式既阻止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外部传入，成为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④　　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进入国际视野，并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却越来越表现出发展的乏力，促使一些西方学者打破旧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中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美国加州学派由于以经济领域为主要研究方向，因此更多地把握住了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发展的一般性。彭慕兰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方存在颇多相似之处。⑤安德鲁·贡德·弗兰克、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等则侧重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要求以全球视角，而不是在地域上孤立地考察中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发展。⑥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⑦而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条件，则需要考察一个生产力水平逐步积累、旧的生产关系中逐步衍生出新的特点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社会相比，有三个重要特征：（1）劳动关系的雇佣劳动化；（2）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代替了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3）生产领域急剧拓宽，机器的使用使得工业生产逐步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不应仅仅从其现存政权的阶级属性来考察，也不能以其现有的生产能力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从这三个特征相对应的生产领域的变化来考察，即生产中的劳动关系变化、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经济作物及冶金采矿等早期工业的规模等。国内外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中西方中世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史料，在本文中笔者即在这些史料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能否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并对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经济学观察　　（一）劳动关系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产生　　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一端要求出现自由劳动者。自由劳动者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自由到一无所有，被剥夺了一切的生产资料，除非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否则就不能生产下去；第二，他具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对应于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中，第一个特征即土地集中，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只能靠租佃维持生存；第二个特征即佃农人身自由化得到加强，退佃、承佃日益成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土地集中伴随土地买卖的自由化而更加迅速，这种自由化的限制自宋朝破除后，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尽管由于土地集中导致的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封建政权，但同时也塑造了大量的无产者。明朝后期，大量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开辟新的土地已经不再能调动小农的积极性了，因为即便在福建、安徽山区中，都有各自的地主、山主，已经达到了“没有一块土地没有主人”的局面。⑧相比于自耕农，佃农与流民尽管经济地位更加下降，但自由流动的能力却得到了提升，他们没有了土地的天然束缚，并自发地反抗地主的人身约束。他们同时可以为城市的手工业作坊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在苏州地区，“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锻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⑨明朝后期，尤其至正德以后，原来在宋代不准自行退佃搬迁的佃户，“盖因连岁灾伤，人民离散，外来军民，畏惧粮差，不肯尽数承佃，以致田地抛荒”；嘉靖之后，对佃农的人身自由的管理就更加放松，徭役征银，力差改为以银代役。⑩这样，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中的主奴成分就更加淡化了，而纯粹变成劳动力的买卖关系。　　（二）资本的形成——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与商业发展　　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另一端，是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累积，并成为以增值为目的的资本。各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流民，自由劳动者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会存在，但是如果他们的生产仅仅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或者说他们仅仅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那还不能构成雇佣劳动关系。要判断某种包含雇佣的劳动关系是否是雇佣劳动关系，很难从被雇用者的角度考察，因为他们通常都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应该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劳动关系雇佣化的实现也就与生产目的的转变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具体地讲，没有广阔的交换市场，就不会产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也就不能确立生产资料的资本性质，故而不能确立雇佣劳动关系。　　中国在封建社会历史中体现了明显的市场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封建社会早期，中国的城市以政治目的为主，因此有“城，所以自守也”与“市，买卖所之也”的分离。但到唐宋时期，大量商业城市即在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宁波）与运河沿岸地区（如苏州、杭州、扬州、临清、淮安等）建立起来，至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景德镇、佛山镇这样的手工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商业氛围已经逐步超过了政治氛围。尤其在江南地区，以明代万历年间的杭州为例，超过70万的总人口中，“杭民半商贾”，且“旦暮佣作”、“游手浮食”之民还有众多。此外，还产生了大量纯商业性质的农村市镇，人口可以达到万人以上。(11)长江沿岸的航运则是清朝以来才得到了大的发展，汉口这一贸易重镇在明初时还是一片荒洲，隶属汉阳县，而至乾隆年间，仅汉口人口已经超过明初汉阳县总人口近3倍，嘉庆时号称“九省通衢”。(12)另外，近年来的研究还对“纳贡”这一政治形式进行了商业解读，因为纳贡本身也包含着竞争、交换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了围绕中国的一个网络，甚至中亚商人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以从事平凡的商业活动，这些都组成了中国封建贸易的一部分。(13)　　（三）生产领域的拓宽——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近代矿冶业　　然而，具备以交换为目的这一性质，还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发出来。要彻底瓦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还必须打破土地对于生产活动的天然限制，将更多的不依赖（或很少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需求创造出来，以工业品取代农业品，上升为生产的主要领域，以大机器代替手工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14)　　工业品取代农业品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提升。宋至明朝，农业生产的工艺研究得到了加强，集约化的种植方法得到了广泛推广，有机肥的施用和深耕细作的加强，保障了土地连作制的盛行，使得农业生产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之余，得以兼顾经济作物的生产。宋元时嘉兴、湖州地区即已经成为著名的丝织业原材料产地，至明朝，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明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末至康熙年间，嘉兴地区桑树种植面积已经从水、旱田总面的9.97%增长到18.26%，而收益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了与粮食作物相匹敌的程度。丰厚的收入又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的专业化。财政收入、借贷契券，甚至口粮和耕田资金的筹措，都越来越依赖经济作物的生产，“公私仰给，惟蚕是赖”。一旦蚕桑收成不好，“举家聚哭”，“揭债鬻子”。(15)不仅江南地区，长江沿岸的两湖、安徽甚至四川等省份，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大机器的出现以近代矿冶业发展为前提。冶铁技术在中国春秋末期便已发明，但到宋明时期又有了显著的发展。记载中的广东冶铁，在宋朝高炉的基础上无论是规模还是装填工艺，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以萤石为溶剂的冶铁技术也是明代的发明。由于政治原因，明代初期，矿冶业大多收归官营，以封建性质的生产为主，因此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所用的劳动力也大多是徭役或军役，生产积极性很差。因此，官矿逐步为民矿所排挤，“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的现象十分普遍。民营矿冶更加灵活多样，也推动了采矿业总体规模的迅速扩张，自永乐三年到宣德九年的三十余年间，冶铁产量增加6倍以上，(16)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的十年之间，又增长了48%。(17)　　（四）新旧生产关系矛盾的物质承担者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催生了相应的政治诉求，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起来，但它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并不是自然的过程，必须通过其物质承担者即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或革命来实现。　　中国早期的封、资冲突是通过商人抗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8)尤其在手工业和商业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时期，政府的财富积累和政治基础仍主要来自于农业税赋，因此对于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横征暴敛更加肆无忌惮。到明代中后期，官商的矛盾更加剧烈，万历年间反抗税监的斗争十分普遍，其中较大规模的“民变”就有20余起，参与者史籍多称“商民”，主要是由士绅、商人领导的，手工业劳动者为中坚力量的抗暴斗争。矿冶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明显，因此矿监之祸也十分剧烈，“矿盗”、“矿徒”甚至形成了武装组织，与官军战斗，以至于到清初40年间，对矿山再次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　　民间的阶级斗争也会通过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中，募役法要求废除强制性的劳役，改以“助役钱”代替，对自由劳动力的产生和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发展很有裨益；均输法强调的“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允许非生产地区可以税款代替实物，凶荒地区可以与丰收地区互相调剂，富商不再能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产品的流通与货币的作用被加强了。明朝的东林党人运动则影响更为广大，东林党的基础集中于江南地区，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场渡，莫不属之缙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因此他们基本属于江南地区商业起家的士绅阶层。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政归六部”，实际上是反对借助封建统一的皇权打压新兴经济形式，“公论听科道”，以顺应当时规模日增的群众运动。(19)在选拔机制上，他们要求学以致用，“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废除传统的经院式的科举选拔。这一主张与启蒙运动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是一致的，是对旧的僵化制度的思想上的冲击。　　二、中西方差异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历史发展的量变与质变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了明显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化的趋势，但毕竟未能独立地完成近代化任务，因此在认识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差异性进行解读。这一解读同样可以从经济领域着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变革进程的缓急，并进而确定导致历史发展转折的关键性事件。　　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封建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历代的国王都对各种形式的圈地、土地买卖进行严格限制。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法令规定，凡在她即位以后围圈的牧场，一律恢复为耕地，同时禁止改耕地为牧场。(20)1603年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更是变本加厉，加强对呢绒业和其他工业的管制，继续执行都铎时代关于管制各种手工业者和规定学徒年限的陈腐法令，滥发工商业专卖权。16世纪中叶之前，受到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制约，英国封建社会酝酿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只能缓慢地发展着，整个16世纪英国圈地面积仅占整个圈地运动的2%，(21)大量小土地所有者依靠公地上的土地共有权维持生存，不能形成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力。而即便在圈地之后，农场规模也相对较小，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农场规模一般在5亩～25亩之间；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或库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柴郡，尽管耕地面积较大，但或者土地贫瘠，农业耕作水平不高，或者远离商业中心，(22)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受到制约。(23)　　1640年之后，经过近百年的斗争与反复，两次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并挫败了法国封建反动势力支持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子孙在年期间先后策划的武装叛乱和政变阴谋后，英国资产阶级得以充分调用政治权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铺路。圈地法案在年间每年仅三四起，而年之间就增长到年均15起以上，年更是剧增到年均90起。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围圈，全国土地被掠夺殆尽，至19世纪前叶，只有少数几个郡还留下了约3%左右的没有围圈的土地。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议会主导下的圈地，极大地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和自由劳动者的出现。(24)而同时，英国政府推行粮食出口补贴，鼓励投资农业和改良耕作技术，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建立创造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畜牧业的复兴提供了可能，耕地转为牧场，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充沛起来，对先进纺织技术的需求也因之而来，珍妮纺织机得到推广，大工业的雏形开始显现。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尽管不是一个抽象的骤变的过程，但运动当中确实包含着质变与量变的差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在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时，资产阶级就将以革命（或要求改良）的方式向旧的统治阶级进行挑战，并夺取政治权力。这之后由于有了政治上的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广速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进而保障了近代科技更加广泛地运用，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并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更加稳固。因此，17、18世纪中西方发展的差异，其根本原因不是地域差别或文化差别的结果，而是先进所有制关系与落后所有制关系的差别的结果。(25)东方文明屈从于西方文明，其背后的实质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投降。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对中国晚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两个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或许在全球交往比较松散的中古时代还存在比较的可能，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交通工具的革新和交换发展的高级产物——金银货币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便逐渐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打破了一切国家孤立存在和独立发展的条件。因此，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站稳脚跟，“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就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6)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掠夺与贸易。从美洲掠夺的白银转化成巨大的内需，刺激了国内的商品生产，同时也刺激了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得欧洲在生产能力还不能在直接的对外贸易中取得出超的情况下，却可以作为亚洲各国贸易的中介，攫取财富。这一历史过程被重商主义者这样表述着：“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27)　　中国晚清社会则是被迫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晚清72年中，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入侵开辟道路。其中议定关税、通商口岸等条约，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商品生产和双向流通，(28)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定时期内，确实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江南地区是对外开放较早的区域，因此也受到最为明显的影响，商品生产得到扩展：(29)“苏南农民进行农桑副业的历史已很久。于清末开始发展，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为最盛时期，桑田最多时达一一八万亩，年产丝五万到八万担。”棉织品、工业品消费也占据全国重要份额。(30)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原始积累，中国原始的手工业无力承担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任务。以棉纺织业为例，“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顺德的三十五家机器缫丝厂来看，合计只有资金一百零五万元”。(31)直到1891年，中国才出现第一个自建的机器棉纺织厂，(32)而这已无力改变棉纺织品从入超到出超的剧烈转折，1885年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还仅有388 000担，至1901年就已经增加了6倍以上。(33)同时，中国的矿冶业也基本被外资或官僚买办吞噬。直隶开平煤矿，即在明代以来所开的小型煤矿旧址之上重建；而由于小煤矿难以为继，“其煤井均系民也以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34)　　缓慢发展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资本主义入侵、所有制关系剧烈动荡的晚清时期，或者走向破产之路，或者遭到兼并，不但无力独立发展，甚至成为了西欧资本主义进一步积累的垫脚石。尽管毛泽东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5)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扩张属性，使得这种设想的验证没有可能和必要性了。　　（三）其他特殊性及偶然性因素　　尽管政治经济学的描述着力于描述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并不排斥地域发展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中世纪，地理环境、天灾疫病等因素都可能通过显著地影响经济结构的演变速度来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地理环境方面，欧洲差异较小的平原地理环境，导致疆域明晰的国家形成十分缓慢，差异性较小，使得各联邦发展比较均衡；平原地形，则不利于进行边疆的防御。因此，相互的征战是西欧中世纪的常态，军用品生产始终占据一定的生产地位。优厚的自然环境，(36)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要求较低；落后的农业生产地位，导致稳固的土地私有权只是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才建立起来。而相对普遍的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则使得羊毛贸易和毛纺织业在欧洲中世纪广泛存在，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成长，(37)一直作为与封建因素相对立的重要力量。　　天灾与疫病对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偶然）事件。第一个发生在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进程中。著名的“哥伦比亚”交流，使得美洲的征服速度大大加快了，瘟疫使得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 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38)作为外部推动力加快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个发生在欧洲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导致近1/3人口的死亡。根据马尔萨尔的人口理论，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速度，因此一个突发的人口减员可以极大地减少生活资料的消费，使劳动产品有效转化为生产资料，进而向资本转化。这样，黑死病就作为一个内部推动力加快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39)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带来的质变影响，因此影响革命成败的因素都间接地影响了欧洲近代化的进程。　　当以唯生产力论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即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封建中国何以未能首先完成制度的演进？但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尽管存在对应关系，却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而是螺旋上升的过程。这一原理被列宁首次提出，即革命将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40)并进而在一国之内首先建成社会主义，(41)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并不唯一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正是一个薄弱环节突破的过程。而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全球封建制度的最高峰，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在中世纪与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中都处于顺差状态。中国如一块磁石一般吸引着全世界的白银流入国内，也因此不同于西欧时常负债累累的国王，中国中央王朝的具有强大的控制力，甚至在清王朝时期豢养了八旗子弟以备军需，阶级力量的强弱对比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是一条相对艰巨而漫长的道路了。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宋、明、清代劳动关系、生产目的、生产领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基本确证，自由劳动力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步产生并壮大，并开始进入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生产领域，而经济作物的推广和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也为商品生产和大工业储备着条件，因此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国封建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并不存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绝对差异化。进而考察英国16、17世纪圈地情况及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可以发现直接导致中国与西欧17、18世纪发展速度的显著差异的关键，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进程中的质变，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并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广创造了条件。因此，17、18世纪中西方发展的差异，其直接原因不是地域差别或文化差别的结果，而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关系的差别的结果，并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中西方差异来夸大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欧确立并开始全球化进程之后，欧洲资本家先借助美洲及东方各国的贸易差额完成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并在工业革命之后运用廉价的商品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还被土地所有制束缚着的商品经济。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短暂繁荣之后加速衰落下去。　　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不同侧面的考察，也会影响今天对于东西方差异的认知，使之常常带有片面的、神秘的色彩。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切差异的根源需要从生产关系的差异上来寻找，生产什么（生产领域）、生产为了什么（生产目的）、怎样生产（劳动关系）决定着整个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一个具有较为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并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制度差异的结果。影响近代化进程的确实存在一些偶然因素，如地理环境或天灾、疫病等因素，但在今天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其影响作用将日益弱化；而那些片面的、神秘的因素更是从来都居于附庸地位。因此，今天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制度这条主线，才能有效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危机的重演，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推进我国经济继续健康地、持久地发展。　　注释：　　①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②马克垚：《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节选自《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③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1944年7月。　　④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于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信》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⑤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⑥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⑧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⑨（清）许诒修、（清）沈德潜、（清）顾诒禄纂：《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页。　　⑩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11)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35-236页。　　(1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0页。　　(13)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纳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另外，根据王国斌的研究，尽管中国明朝实行了海禁，但与日本海盗活动相伴相随的走私贸易活动从未停止，其贸易额超过了“纳贡”形式的贸易额。　　(14)但要注意，这一过程同样不能绝对地来进行考察，荷兰的尼德兰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都是工业革命之前完成的，因此所谓“大机器生产”，只是一种趋势和倾向。　　(15)杨生民：《从〈补农书〉看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16)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年第00期。　　(17)李龙潜：《试论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6期。　　(18)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注重研究了18～20世纪中期的抗税斗争，并主要归结于农业的抗税，但在江南地区一节中，所举事例如漕船航运中的抗税事件和宁波地区的抗“红”、“白”货币税的行动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第196～198页；同时他也提到20世纪的中国抗税运动并没有进步，而是比起明清时代更像欧洲早期的情况——第212页，因为这时的抗税主体为小农或佃农，抗税斗争也带有封建复辟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19)傅衣凌将明末的群众运动大致归为（1）反对科考不公；（2）反对封建负担；（3）反对贪官污吏；（4）反对宦官暴行；（5）要求土地的合理价格。其中（1）、（4）、（5）几项或者是针对工商业税，或者是针对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性质都比较明显——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5期。　　(20)当时英国手工业以毛纺织为主，因此牧场规模的限制对这一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抑制作用极大。　　(21)A. R. H. Baker, "Field Systems of Southeast England", in Alan R. H. Baker and Robin A. Butlin, eds., 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in the British Isles, Cambridge U. P., 1973, pp. 391-410.　　(22)G. Elliott, "Field Systems of Northest England", in Alan R. H. Baker and Robin A. Butlin, eds., 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in the British Isles. Cambridge U. P., 1973, p. 56; Joan Thirsk, eds.,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 Cambridge U. P., 1967, p. 16.　　(23)R. A. Butlin, "Field Systems of Northumberland and Durham", in Alan R. H. Baker and Robin A. Butlin, eds., 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in the British Isles. Cambridge U. P., 1973, p. 138.　　(24)武汉港务局工人理论小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25)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可以认为是建立在不同私有制基础下的上层建筑差异。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27)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28)郑剑顺：《晚清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及启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74-79页。　　(29)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75页。　　(30)宋海文：《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蚀下的江南农村》，《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2期，第153-180页。　　(3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日。　　(32)宋海文：《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蚀下的江南农村》，《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2期，第153-180页。　　(33)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546页。　　(34)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日。　　(35)《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年，第589页。　　(36)到中世纪，西欧人口密度最高的13世纪末、14世纪初，即使在西欧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也不超过30人，较之中国最早实行集约化农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西汉时的密度还低得多。——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　　(37)1275年，英国国王的最大收入来源为羊毛的出口税，13、14世纪，应该在人口的最高峰时，年人均出口羊毛达1.36公斤。——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82-383页。　　(38)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39)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国内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其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模型缺乏良好的实证支撑。但在欧洲中世纪人口缩减对于经济制度演变的影响问题上，笔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并不完全对立，他们都将人口数量变化视为一种表面的现象，认为其需要通过对影响经济制度来发挥作用（不同点在于，马克思强调人口发展本身也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而马尔萨尔则将人口发展看做生产方式的外生性因素）。——参见王千一：《简述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茜；朱方长：《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比较思考》，《学理论》2010年第18期。　　(40)“……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41)“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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