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有段时间，小学分６年（有５.５年的），读到四年书以上就算＂高小文化＂；只读到两三年或以下的，就算＂初小文化＂．你还以为是初中高中啊？
后来改做小学五年，定义高小或初小的学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其他答案（共4个回答）
小学叫初小，初中叫高小，高中，大学称呼未变。
亲爱的：天才是也，朋友你好！看看以下介绍吧，也许会对您增大阴茎确实有所帮助：大多数的男孩都很关心自己的阴茎是否“够大”。不少人承认曾经偷看过别人的“装备”，许多...
1.为甚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　我们看到星闪闪，这不是因为星星本身的光度出现变化，而是与大气的遮挡有关。　大气隔在我们与星星之间，当星光通过大气层时，会受到大气的...
??mó(1) ㄇㄛˊ(2) 古同“麽”。(3) 郑码：KOKK，U：5C1B，GBK：8CAD(4) 笔画数：9，部首：小，笔顺编号：
答: 各位大侠，近来意大利特不好签，啥时候能好签点啊，欧洲啥时候能对中国开放呀？再10年还20年，呵呵
答: 斯德哥尔摩教育18世纪，斯德哥尔摩开始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如斯德哥尔摩气象台就是那个时期建立的
答: 当然，把人模式化啊分析犯罪心理学等下一个比尔.盖茨或爱因斯坦呗
答: 你是想说什么问题呢?这个证是全国通用的,广东只是证明那是证书发放的地方而已,以后的年检需要在广东年检,不过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后可以把会计证转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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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何谓文化眼光--《社区》2001年Z1期
何谓文化眼光
【摘要】：社区文化蕴含的文化因素极为广泛。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这就需要有文化眼光。社区文化工作者应该充分挖掘利用好本社区的文化资源,让博大丰富的文化理念悄悄渗透到千家万户。
【关键词】：
【分类号】：G0【正文快照】：
何谓文化眼光?这要先弄清何谓文化。 文化一词多义。大致有三: 一是把它视为一种教育状况或知识程度。比方说某某人“有文化没文化’‘,“文化高或文化低”。 二是作为一种考古学术用语。如仰韶文化、大汉口文化、良诸文化。 三是人类所创造的总财富。主要指精神财富。 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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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日 12:2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
　　晚清以降,中国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知先觉者多持“变革”态度。只是到底采取何种策略,是“破旧立新”,还是“立新”而不“破旧”,所谓激进与保守之争,关键在这儿。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如何评价“五四”,成了论争的焦点――誉者认为此乃“创造性转化”,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新纪元,没有“五四”,就没有今日中国的崛起；毁者则将其与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称其全盘西化的主张,以及对传统中国毫不留情的抨击,导致了鲁迅所讥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的激进主义思潮泛滥。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诸多波澜壮阔的大转折,与怎样阐释五四新文化,二者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历史从来都是蕴含着“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而并非朝着某一既定目标高歌猛进。有矛盾、有争斗、有漩涡、有断裂,这都很正常；要不,总是“一团和气”,这世界也太安静太没趣了。与过去对于“革命”的盲目崇拜相反,今日中国,刻意讲求“和谐之美”,“断裂”云云因而也就成了洪水猛兽、万恶之源。大众传媒上,除了表彰太平盛世之“莺歌燕舞”,再就是对于曾经有过的“文化断裂”的一致谴责。
　　想像人类的天空“万里无云”,从未“阴霾密布”或“电闪雷鸣”,实在过于理想化了。阴晴无定、风雨交加,那就是正常的世界。而且,无论阴、晴、风、雨、雷、电,都有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今日被大众传媒妖魔化了的“文化断裂”,作为“连续性”或“文化保守”的对立面,乃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至人类文明的足迹,小到现代中国的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蜕化与革新的对峙、抗争与挣扎中,艰难前行。正因此,所谓“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动荡的状态――既可能从此了无牵挂掉头东去,也可能藕断丝连此恨绵绵,还可能“抽刀断水水更流”。
　　在我看来,不仅“五四”(我不主张将其局限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希望兼及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那方才是“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戊戌变法(1898年)、废除科举(1905年)、辛亥革命(1911年)、全面抗战(年)、新中国建立(1949年)、反右运动(1957年)、十年文革(年)等,都呈现某种“文化断裂”状态。今人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也是意识到其对于此前历史/文化的“破坏”与“中断”?
　　讨论“文化断裂”,我加了个定语――“成功的”,言下之意,有不成功或曰失败的“文化断裂”。之所以在“成功”上加了引号,意思是:这“成功”并非不言而喻,极有可能饱含争议。至于“何谓”,指向公众认可的、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何为”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文化断裂”。
　　【二】
　　与其争论五四是不是“文化断裂”,不如转而讨论“五四”这一“断裂”是否成功,该如何阐释其起因、动力、方向以及后续效应。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明了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五四新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远非教科书的简要叙述所能涵盖。
　　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有云:“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就是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
　　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第二,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纪念”,今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声势的描述,颇有夸张之嫌。
　　所谓五四的“文化断裂”,应是对于一种发展趋势的动态描述,而不是已然形成的生存状态――不说具体人物,单是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绝大差异,也使得民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势力”,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及影响力。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也就是说,五四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这只不过是“死水微澜”(借用李氯顺て∷得),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如果嫌小说家言“夸饰”,学者论述“趋时”,不妨翻翻当年的旧报纸,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第三,所有成功的变革,都不会是“温文尔雅”；即便你信誓旦旦追求“和平崛起”,也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必然招致激烈的抵抗。
　　人们注意到新文化人的“偏执”与“不宽容”,其实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去。新旧之间,之所以无法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条分缕析地讨论问题,有立场差异,有利益纠葛,有占位意识,还有论争的策略。刘师培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坚信只有“达于顶点的议论”才能有效果(《论激烈的效果》)；鲁迅则有拆屋子的妙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
　　某种意义上,晚清以降诸多改革者之所以采取“决裂”姿态,也是基于这一策略性的考量。
　　【三】
　　为何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成功的“文化断裂”?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成功的“文化断裂”,不可能仅局限在文化层面,必定牵涉甚广,尤其是制度性变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但最为成功之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由此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乃至政治革命。从具体而微的“文学形式”入手,逐渐推衍到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完成对于“帝制”的彻底埋葬。胡适感慨“‘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使得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半途而废(参见《胡适口述自传》),这一思路并不可取。正是因为“五四”最终走出了纯粹的“思想实验室”,介入到实际政治运作乃至社会变革,才有日后的辉煌。比起抗日战争之侧重军事、废除科举之强调教育,五四的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因“不纯粹”而难以“一言以蔽之”,正是其值得再三评说之处。
　　第二,成功的“文化断裂”,不仅有激动人心的口号,更需要实际业绩。
　　与前人“决裂”,并非越彻底越好,史家更看重的是有无“硕果累累”。“决裂”的姿态固然必须关注,更值得辨析的是“决裂”的后果――到底给历史留下了什么?谈论历史事件或人物,关键看“建树”而不是“旗帜”,就好像讨论报刊,“发刊词”固然值得参考,更重要的是有无大作“经世”或“传世”。若“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反传统”、“整理国故”等,每个词都有待推敲,可又都是巨大的存在,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表述。五四新文化人深谙其中奥秘,除了不断呼唤“杰作”,更落实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等的编纂。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机遇,当事人自己给自己写史,而且几乎一锤定音。
　　无论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还是制度建设,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全都可圈可点。相对于旗帜显赫但虎头蛇尾的辛亥革命,或者名实根本就相违的“文化大革命”――单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就让你对当局整天挂在嘴上的“文化建设”持极端怀疑态度。也正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既婉拒不虞之誉,也谢绝不白之冤。
　　第三,成功的“文化断裂”,必定是断裂中包含某种连续性。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借用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论述:“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永日集?〈燕知草〉跋》)既不是全然的新,也不是纯粹的旧,而是新中有旧,断裂中隐含着某种连续性。即便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压抑儒家,但突出了道家和墨家；批判诗文,可着意表彰小说和戏剧；鄙视文人大传统,转而发掘民间小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仍在,只不过换了个角度观赏,会有绝然不同的感受。你可以说这种视角转移得益于“西学东渐”,但不能无视传统内部变革的内驱力。猛然看去,似乎是平地起风雷；拉长历史视野,实则自有其合理性。所谓“断裂”与“连续”,某种意义上是“短时段”与“长时段”观察角度的差异。依我的观察,漫长的中国史上,以文化而论,虽有过非常惨烈的困厄与震荡,但从未有一刀两断的隔绝。当然,不仅有远看近看的差异,你还可以上看下看、里看外看,借变换角度,理解“断裂”与“连续”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四,成功的“文化断裂”,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固守传统。
　　1902年,流亡政治家梁启超称“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7年,留日学生鲁迅力主“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1930年代,史学家陈寅恪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肯定:“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40年代,哲学家贺麟作《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认为:“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上述四人,政治立场及学术领域相差甚远,但兼采东西、融会新旧的大思路相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有个别偏激言论(如钱玄同之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的提倡“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但大致路径仍是融会贯通。
　　第五,成功的“文化断裂”,必须兼及突破的勇气以及弥合裂缝的自觉。
　　五四新文化人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广为人知,可在实际操作中,则是海纳百川,吸取了晚清诸多改革的主张,并将其进一步明确与深化。正是这一“成功的收编”,使其有可能借助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变革动力,造成如此风云激荡的局面。五四新文化的主张,大都不是首创,可时代氛围以及理论自觉,使其显得格外突兀伟岸。我之再三陈述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另外,五四新文化人擅长自我纠偏,及时缝合裂缝,如胡适的主张“整理国故”以及撰写《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提倡“有雅致的俗语文”以及撰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对于白话文运动的调整与重塑。
　　第六,成功的“文化断裂”,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故能自我经典化。
　　1905年清廷决定废除科举,此举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走向的深刻影响,几乎是在百年后才为学界认知；当初只有极少数人(如严复、章太炎)稍有意识,但也未能展开深入的论述。五四运动则截然相反,尘埃还没真正落定,已经有了神圣的“命名”。
　　日《每周评论》上刊出罗家伦以“毅”笔名撰写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此后,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学校以及教科书等,连篇累牍地对“五四”进行追怀、纪念与阐释。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这样的机遇,实在是千载难逢。从1960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到1990年舒衡哲(Vera　Schwarcz)出版的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再到2001年刊行米列娜等编辑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论者都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党派对于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纠合在一起。这么说,并非将五四新文化的伟业,完成归结为当事人的“自我建构”,进而泯灭是非功过；而只是提醒读者,这一经典化过程之所以如此神速,其中蕴涵着权力与计谋。
　　第七,成功的“文化断裂”,往往成为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引来不断的言说。
　　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双方,都以自己特有的立场、语调与努力,介入到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中。倘若没有像样的反对派,你不能想像这场思想运动如此深入展开。就像余英时说的,“愈来愈有必要在陈独秀与鲁迅的激进主义和胡适的自由主义之外,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的论述结构之中。”(《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而对于事件本身的追怀,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都介入到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成了变革与创新的原动力。相对于那些被压抑或刻意回避的话题(如“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五四”实在是太幸运了,八十年间从未被世人遗忘,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正是这一“思想操练”,使其得以“苟日新,日日新”。
　　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毕竟,在古今对话与精神碰撞中,有可能孕育巨大的思想力量。后人即便对五四先贤有诸多责难,也不敢轻慢与其“对话”和“交锋”――其中隐含的理想与激情,促使你不断自我反省。当年如此,今天也不例外。
　　再过半年,就该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了,我们是否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反省以及更为精彩的言说?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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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陈平原：无所不谈的“专家”已经变成了职业媒体人
[摘要]《坐下来的中国》寓意有二：一是从“拼命挣钱”到“学会有闲”，二是从“伸头争吵”到“静心探讨”。本文是作者高明勇对北大教授陈平原的专访，探讨30年来的文化变迁。《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文摘自《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3月。经过了30年，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访谈时间：日访谈嘉宾：陈平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访谈主题：文化变迁30年前的“断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高明勇：30年的改革开放史，你认为从文化变迁视角该怎么看？我注意到，你刚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断裂”和“成功”，是很难放在一起的。陈平原：首先需要说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动荡的状态。这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接下来，才有所谓“成功”或“失败”的文化断裂。高明勇：按照你在文章中提到的七个标准，改革开放是不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断裂？陈平原：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改变了这种独尊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些年则更多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可我认为，即便是“和谐社会”，也并不像桃花坞年画描述的那样“一团和气”，照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历史本来就是由“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构成的，有断裂也有连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把历史进程想象成“一路顺风”，那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的历史，实在太无趣。正是各种各样的断裂，造成某种意义上的间隔或跃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文化断裂。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好多类似的“断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5年的摒弃科举，还有废除帝制、全面抗战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了某种断裂。新中国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也是承认那是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否定？今天这个“断裂”获得大家的认可，承认它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高明勇：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陈平原：对，每次断裂，都假定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创造者。至于是不是成功，那需要后人以及历史来做评价。现在隆重纪念它，是因为我们认定，30年前的那一场“断裂”，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思想及社会转型是成功的，所以，值得我们追怀、赞叹。每个人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才有五彩斑斓的30年高明勇：你认为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意义何在？陈平原：30年风雨兼程，取得很大成绩，确实值得我们停下脚步，仔细盘点其功过得失。毫无疑问，30年前开始的那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清楚，所谓“30年”的完整性，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每个人心目中的“30年”，因其立场及论述角度，会选择不同的“支撑点”。高明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陈平原：比如说，如果你关注文学艺术，你会记得，1985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开始独立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涌现出来的。经历过对西方文学、学术的热烈拥抱，到这个时候，逐渐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1985年对于文学艺术、人文学术而言，绝对是个重要年头。至于经济史或社会学家，你肯定关注1992年。因为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我们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你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起草文件时，建议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因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了。这个建议被高层接纳，江泽民总书记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字的差异，此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关键年份”，意味着你谈论“30年”时的观察点，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立场与思路。所以，所谓首尾完整的“30年”，其实是一个假定的论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缝隙，进入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与阐释方式，这才可能呈现千差万别、五彩斑斓的“30年”。有严苛的自我反省，才能从“纪念”走向“研究”高明勇：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2008年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纪念年”，从年初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性文章、图书、专刊、专题、活动层出不穷。陈平原：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我想强调的是，“纪念”是必要的，但光有纪念还不够，我们应努力从“纪念”走向“研究”，进而使“改革开放30年”成为一种良好的、具有巨大潜能的传统。什么叫传统？传统意味着自觉且丰厚的历史积淀，30年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认真总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传统；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传统；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更是必须直接面对的传统。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传统，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评判，才可能转变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30年”之能否从纪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着严苛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30年的经验固然值得庆贺，30年的失误或缺憾，同样值得正视。也只有这样，“30年”才能成为有效的传统或资源。否则，我们一味说好的，忘记了30年中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叉，就像港湾有各种支流与分叉一样，那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主流、赞美成功，也需要理解分叉、体察失败。[大量域外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30年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高明勇：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先谈“开放”，中国这30年中是怎样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陈平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热情拥抱整个人类的科技创新与文化成果，或者说直面整个西方世界。谈30年的文化变迁，“读书”绝对是个重要的表征。读什么书、怎么读，这都直接影响着这30年的文化发展。我曾经撰文指出，对西方思想及文学艺术的积极译介，成了今天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现实。30年的文化变迁，最值得夸耀的地方，是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跟世界上的主要思潮同步，不再有“时间差”。高明勇：可是我们看到，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陈平原：所谓“跟世界思潮同步”，新闻方面容易做到，大众文化也比较好办，但真正深刻的、带有历史性与民族性的那种思考与反省，则还没有很好完成。但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理解，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学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了最近3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记得两年前你们报纸的书评周刊，曾做了一期特刊，邀请若干学者介绍自己当年读的10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80%读外国人的书，20%读中国古人的书，基本上不读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我猜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代中国学者缺乏创造力，没有特别原创性的思想成果；二是即便有了原创性的成果，我们也不承认，更愿意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一方面，我们已经能够与西方学者同步阅读、思考；但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这样，出现了另一种偏差，中国当代学者的思考与创造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是没有好成果呢，还是说有了，但离得太近，我们自己看不清？“汉语热”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热”高明勇：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进程，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评价？陈平原：这30年，我们在贸易上是大量的顺差，而在文化上则是大量的逆差。我们也有好些走出去的，可你仔细看，走出去的是什么样的书。有一些文学作品，但更多的是普及性读物。我只能说，现在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参考中国人的著作。但我不敢说，做拉丁美洲研究的，也得参考我们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成果，还缺乏普遍意义，更多的是区域研究。即便做得很好，人家也翻译过去了，但也只是作为“中国学”的参考资料。若能进一步，这“论述”不仅对中国问题有贡献，而且研究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学者也非读不可，那就更值得庆幸了。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高明勇：不过，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涌入中国，而且海外也出现了“汉语热”现象，比如近年来在海外建立了不少的孔子学院。陈平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汉语热”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热”；“汉语热”更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很多外国人之所以学汉语，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他们知道，掌握了汉语，将来找工作更容易。确实，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但那是基础性的语言教学，过度渲染其文化传播意义，或所谓的“软实力”，我以为是不明智的。更需要追问的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否真的呈现出来了？比如说，外国的年轻人，假如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他们是否也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艺术？这些“东方文化”对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当然，一开始出于谋生的考量，但长期的耳濡目染，逐渐养成兴趣，这也是一条路。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确实积累了庞大的经济及文化能量，但还没有很好地释放与转化。经济如此，思想文化如此，文学艺术也大致是这样。国学“虚热”妨碍对现实生活、文化传统的批判高明勇：刚才谈了文化的对外交流，我们再谈下国内近年来的文化现象。这些年来的“国学热”你怎么看待？陈平原：就我个人而言，对“国学”这个词的内涵、起源及演进方式，是不太以为然的。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没有西学的猛烈冲击，就没有国学的奋起自卫。20世纪90年代起，国学逐渐发热，到了今天，成为一个很主流的话语。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日渐强大，民族主义情绪及文化自信也得以迅速提升。说白了，在“国学热”的背后，是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以及民族自信心。现在，我除了担心“国学”之过度商业化，还担心“国学”的这一“虚热”(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化或典籍，是不可能“热”起来的)，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对文化传统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转为盲目对抗。在我看来，今天的“国学热”，自身的反省能力是比较弱的。我甚至有点担心，这一思潮任其发展，有一天会让中国重新走向自我封闭，或自恋，或自大，就像鲁迅所嘲笑的“爱国的自大”。还有，在国学逐渐成为热潮的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用“儒学”来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但其对传统中国的严厉批评，并非一无可取，那是对某一历史进程及发展方向的必要调整。连续十年的大学扩招，需要慢下来稍做调整高明勇：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高等教育。而高等院校在1999年的扩招，可以看成是一个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并且从那时起，争议就未曾消失过。你也写了诸如《中国大学十讲》之类的书来关注。陈平原：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正好十年。十年间，我们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今天，中国是全世界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有2500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等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大学校园，能否学到很好的知识，会不会导致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下降，还有毕业后找不找得到工作，如果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会不会造成社会动荡，等等，都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的盲目升级，专科变学院，学院成大学，既扭曲了职业教育，也使得学了“屠龙术”的博士们无用武之地。你会发现，现在在一些地方，博士培养出来后当大学生用，大学生则当高中生用，这都有点可惜了。这是个大问题，怎么看待高等教育？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以前大学是象牙塔，是精神乐园，现在我们打开围墙，拥抱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大学到底能走多远。连续十年的扩招，步子走得这么急，已经出现了很多缺憾，我以为必须慢下来稍做调整，然后再重新出发。对什么问题都“侃侃而谈”，绝不是真正的专家高明勇：与学生的就业压力相比，你如何看待一些“明星教授”？陈平原：这涉及文化普及的问题。向公众普及历史及文化知识，需要某些教授上电视。你会发现，以前我们想象中的象牙塔，不再存在了。今天的大学教授，不再只是皓首穷经，也喜欢飞来飞去，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上高谈阔论。不讳言，面对公众“说法”，容易名利双收。如果你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可能对人类思想文化有更大的贡献，但那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即便成功，也要很多年后才被公众认可。不像文化普及，很容易“名满天下”。我并不歧视文化普及，目前的中国公众，整体文化水平的确亟待提高。因为社会分工，有的人躲在书斋或实验室里，从事专深的研究；也有些人走上街头，从事文化普及工作。在西方国家，这种分工很明确，不会搞混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大学缺乏学术自信与共识，传媒上的“浮名”轻易侵入大学校园，好多人误以为名声大就是学问好，将上电视视为“终南捷径”。可以为八面风光的文化普及喝彩，但我认为，更需要扶持的是那些艰辛的原创性研究工作。高明勇：其实谈到文化普及就不能不谈到《百家讲坛》，仅从收视率以及读者对这些主讲人的热捧，就能看出一二。陈平原：假如一个教授对历史及现实中的无论什么问题都能“侃侃而谈”，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本来，今天谈伊拉克战争，明天论孔子哲学，后天聊金融危机，必须请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做专访；可为了方便，我们的教授全都一肩挑了。这个时候，无所不谈的“专家”，已经变成了职业媒体人。你只需把报纸上得到的信息再表达一下。在电视里几乎天天露面的，已经不再是以专家身份发言，而是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尽管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但你讲的其实是很大众化的常识，只不过表达得比较有技巧。那些坚守学术追求的人，什么时候能得到更多“掌声”高明勇：这30年文化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转型之后，就涉及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陈平原：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形成热潮，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大趋势无法逆转。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总是在呼唤文艺的“大众化”，但没想到真正的大众化，竟然是把自己甩到了轨道之外。这30年，我们完成了一个转折，以前是知识分子教大众什么叫“文化”，今天反过来，周星驰们登堂入室，在大学校园开设文化讲座，而且大受欢迎。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在这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式。在一个商品经济社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面对这一状态，以前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到底该如何自处？我的理解是，可以表示宽容，但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更不能被同化。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希望保持某种文化生态的平衡。既不讳言自己的文化趣味，也能理解另外一种文化存在，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我有自己的立场和趣味，但同时理解公众的文化需求，不卑不亢地面对日渐繁荣的大众文化。最近这些年，“精英”知识分子在后退，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有点缴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渐向大众文化靠拢。我不反对学者进入大众传媒，但你必须有自己的坚持，不能为了讨好公众而随声附和，放弃自己的专长、趣味和立场。我当然知道，鱼与熊掌很难兼得。但要想成为“明星”，就必须迁就公众的趣味，很难再保留独立的人格、趣味与立场。至于《百家讲坛》，没必要过多指责。你嫌他浅俗，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谁让你去看，没人逼着你看嘛。我的感叹是：公众确实需要文化普及，我们为何没有更好的、针对不同受众的“讲坛”；另外，那些坚守自己的信仰及学术追求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能得到更多政府及民间的“掌声鼓励”。“国学”的“虚热”，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对文化传统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转为盲目对抗。在我看来，今天的“国学热”，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较弱的。（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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