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速服务区优劣公布：交通部点名批评这23家
稿源：驱动之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速公路迎来建设热潮。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缩短了公众出行的时空距离，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备受称道。
与之相比，作为高速公路&驿站&的服务区却因环境卫生差，饭菜不可口，商品价格高，重大节假日期间车辆进出难、加油难，旅客如厕难等问题，屡遭非议。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已达2000多对。
今天，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201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公示》，其中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100对，优秀服务区400对，达标服务区1070对，不达标服务区23对（包括天津、内蒙古、浙江、广西、贵州等）。
《评定结果》下载：/s/1i3JaimL
附：2015年全国不达标服务区名单
G1京哈高速公路宝坻服务区
G1京哈高速公路新安镇服务区
S11海滨高速公路双桥服务区
S11海滨高速公路涧河服务区
G18荣乌高速公路沙井服务区
G18荣乌高速公路三北羊场服务区
G45大广高速公路巴西服务区
G45大广高速公路乌兰服务区
G18荣乌高速公路泊江海服务区
G18荣乌高速公路四十里梁服务区
G16丹锡高速公路美丽河服务区
G18荣乌高速公路包府服务区
S24准兴高速公路红城服务区
S26诸永高速公路诸暨服务区
S26诸永高速公路东阳服务区
S26诸永高速公路磐安服务区
S26诸永高速公路神仙居服务区
S26诸永高速公路永嘉服务区
S60合那高速公路罗白服务区
S43六钦高速公路陆屋服务区
G78汕昆高速公路宜州服务区
G6001贵阳环城高速龙洞堡服务区
G60沪昆高速公路凯里服务区
不知各位司机朋友有没有服务区的糟糕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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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牌推广的有效途径——高速公路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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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石狮高速服务区投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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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司：河南金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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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Explain 公司简介Content
石狮高速服务区投标书&&可研报告&&商业计划书
招标、投标，是当今国际上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公开竞争方式在我国也开始施行，在生产经营、科学研究、工程建筑、大宗物品采购、技术服务等方面广泛使用；了解招标投标程序，掌握招标投标中各种文书的写法，是企业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企业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招标，是法人（招标单位）决定发包建筑工程、购进大宗物品、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时，先期公告社会或发出邀请书招人承揽的一种行为；它可以利用投标者之间的竞争达到优选买主和承包者的目的；招标书就是这种商品交易行为所形成的书面文件；
投标，与招标相对应，是法人（投标单位）对招标公告或邀请书提出的要求愿意承揽并开出价目供选用的一种行为；投标书就是向招标人提供的备选方案。
金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专业代做标书，标书逻辑清楚，要点完备、重点突出，综合评分高，中标率非常高；提供货物标、采购标、服务标、公路标书、市政标书、房屋建筑标书、装修装饰标书、水利工程标书、电力电线标书、矿业标书、电力基建标书、食堂标书、餐饮标书、道路清洁标书、物业管理、物流服务、汽车维修、蔬菜配送、医疗器械、实验设备、实验室采购、门窗采购、政府采购、学校采购、施工工程、道路工程、广告、房屋建筑、教育培训、饮食供应、宾馆建设标书等各类投标书编写服务。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省委、省政府历来对郑州发展寄予厚望。省委书记卢展工明确提出郑州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重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要“挑大梁，走前头”。为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对郑州的厚望，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市委中心工作推进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近期，我市召开了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大会、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和全市转变领导方式创新党务工作大会等三个重要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已有的好机制、好做法的基础上，按照“持续求进、完善提升、开创局面”的总体要求，进一步丰富、完善、提升工作推进机制，着手建立“三大工作机制”，搭建“三大工作平台”，推进全局工作。“三大工作机制”，即市级领导班子工作运行机制、市委市政府日常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和督查考核机制。“三大工作平台”，即新型城镇化推进平台、“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工作平台、城市管理提升工程平台。“三个会议”的召开，“三大机制”的构建，“三大平台”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全市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工作任务，明确了“责任、有序、高效”的领导机制，明确了“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方法措施，达到了工作任务明、领导机制清、方法措施实的目的。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工作任务明确以后，关键就在于抓好落实。从“三大机制”和“三大平台”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平台是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在整个全局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根本保障。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意见》（郑发〔2012〕4号文件），对这项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切实强化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转变领导方式，建立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一、重在与时俱进，深化思想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就我市来看，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深入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全市生产总值2006年突破2000亿元，2008年突破3000亿元，2010年突破4000亿元。初步统计，2011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912.7亿元，增长13.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02亿元，增长30%；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跨过2万元大关，达到21612元，增长14.4%；农民人均纯收入跨过1万元大关，达到11050元，增长19.8%。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历届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全市上下群策群力、务实重做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现实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党的宗旨意识要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敷衍塞责，形式主义；事件不断，疲于应付。深层次探寻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但主要的，还应该在工作推进机制上找原因、做文章。具体可以归纳为“六个脱节”：　　（一）头重脚轻的管理结构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相脱节　　基层组织代表党和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处在工作落实的一线。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基层组织在结构、数量和条件上往往不适应工作落实要求。大批干部浮在上面，形成“头重脚轻”的管理结构。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作风浮漂、思想浮躁、急功近利。具体表现为“六围六不围”：“只围领导转，不围落实转；只围职位转，不围责任转；只围虚名转，不围实效转；只围私利转，不围民生转；只围玩乐转，不围工作转；只围关系转，不围大众转”。工作中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坐办公室看文件的时间多，现场办公解决难题的时间少；接待上门办事的时间多，倾听群众来访的时间少；参加应酬性会议的时间多，召开基层座谈会的时间少；陪同上级领导的时间多，下基层调研的时间少”，整日高高在上，何谈工作落实。　　（二）管理责任与决策权力相脱节　　决策权力往往在上层，落实责任一般在基层，发现问题与解决办法不一致。职能部门不能够掌握一手情况，提出的解决方法往往存在不系统、不明确、不完善的问题，将本应自己履行的工作责任随意推到基层。在这种情况下，乡（镇）、街道（社区）等基层部门，往往面临着“管事的人没有权，有权的人不管事”的尴尬局面，让基层有限的权力承担无限的责任。　　（三）工作任务分量与完成任务的力量相脱节　　从现实情况看，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钎，砸弯再拢拢，拢拢又砸弯”的现象，往往不能使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基层单位工作任务繁重，人员力量满足不了工作需求。就街道办事处来说，其职责任务已从单一民政型的派出机构变成了综合性、社会性管理机构，几乎涵盖了一级政府所有行政职能的管理层次。以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为例，街道55名机关干部对口79个区直职能部门和115个主要业务口，并且呈现不断拓展、扩大、延伸的趋势。　　（四）矛盾问题发生点与处置解决位置相脱节　　随着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的增多，“单位人”日益向“社会人”转化，社会问题日渐复杂，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乡镇基层和城市街道（社区）成为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基本依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也下移到基层，社会小区取代了单位家属院，但管理理念、机制仍是传统模式。问题发生在基层，而解决问题的力量在上层。这就容易造成小问题没人管，不发展成大问题就惊动不了上级，惊动不了上级问题就解决不了的恶性循环。　　（五）责任划分与工作落实相脱节　　从现在的管理模式来看，制定规则、划分责任的权力在上级，而真正落实工作的任务却在基层。这样就容易产生职能部门“把职权留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基层”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容易造成责任划分不明确，推诿扯皮，工作落实不了的问题。　　（六）责任主体与追究问责相脱节　　这就是上述责任划分与工作落实相脱节造成的矛盾。比如出现事故追究责任的时候，由于责任主体不明，本该承担管理失职责任的职能部门，往往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变为裁判员角色，将责任推到基层单位和基层干部身上，造成相互脱节。　　上述“六个脱节”，是在工作推进机制方面不适应工作落实的具体表现。市委、市政府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目的，就是要拆除工作棚架，推动工作落实，建立一个“责任、有序、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营造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环境，为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可以说，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是形势所迫，势在必行。　　二、重在务实创新，把握关键环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建立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是新形势下市委作出的战略举措，是在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个创新，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建立长效机制的目的是：围绕强化基层建设和发展，派出群众工作队驻村（社区）帮助开展工作，按照“网格覆盖、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责、逐级问责”的原则，建立市、县、乡三级与基层“长期、对口、分片、蹲点、联户、负责面”工作联系关系，形成市、县、乡三级工作力量和职能向基层延伸，市、县、乡、村（社区）、村组五级融合的“三级辐射、五级联动”的工作格局，形成“万名干部下基层、固本强基惠民生”的生动局面，营造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环境。那么，这次下基层群众工作队与以往的驻村帮扶有何不同？这次下基层群众工作队开展工作与普通的机关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有何不同？大批干部下基层与各委（局）面上整体工作推进有影响吗？思想上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深刻理解市委提出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的创新点和关键点。　　（一）自上而下，重心下移　　市委提出，派出群众工作队驻村（社区）帮助开展工作，要逐步达到“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即：市直、县（市）区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调查研究、梳理指导本单位开展群众工作，领导班子每年有三分之一成员带队深入基层，机关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参与基层群众工作。与以往驻村（社区）工作的不同点是，这次是长期固定的联系分包关系。工作队的职责任务不仅仅是送温暖、办实事，而是身兼数职，多重责任，抓好工作落实。开展好这次驻村工作，要破除“一般工作”的思想误区、破除“一项活动”的思想误区、破除“一时帮扶”的思想误区，努力抓好影响基层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的解决，抓好管长远、打基础、群众长期受益的工作推进。目的就是要通过自上而下、重心下移，建立起市、县、乡“三位一体”推进基层工作的体系，实现权力下放、人员下放、管理下放，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都在基层“发生点（源）”上，做到防患于未然，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努力在全市形成“人往基层走、物往基层用、钱往基层花、权向基层放、劲往基层使”的良好局面。　　（二）上下联动，差异职责　　这次建立长效机制的实质是，市、县、乡三级工作力量和职能向基层延伸，形成市、县、乡、村（社区）、村组五级融合的“三级辐射、五级联动”的工作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工作职责各有不同。市直机关下基层群众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所蹲点乡（镇）、街道办事处全面工作的参与者；所在委（局）部门工作贯彻落实的直接责任者；市委、市政府阶段性中心工作全面落实的监督者；联系户帮扶工作的直接组织者等。街道社区的职责主要是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职责。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经过初步梳理，街道社区主要有15个方面的职责。工作队对本单位工作在联系区域的全面落实负直接责任，对联系乡（镇）办的工作负连带责任。各县（市）区、乡（镇）办党委、政府对本辖区工作负主体责任。职责明确以后，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实行逐级问责。通过差异化明确职责，实现责权明晰、联动负责、逐级问责，推动工作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三）条块融合，网格管理　　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大体上是实行的按职能进行管理又按属地进行管理的条块化管理。要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改变目前的条块分割为条块融合，构建基层“全覆盖、无缝隙”的网格化管理网络。在“块”的建设上，要实现办事处力量、社区自身力量、警务力量的有效融合；在“条”的融入上，机关工作人员尽可能下沉至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承担起本部门在市场监管、社区管理、公共服务中的职责。群众工作队按照“长期、对口、分片、蹲点、联户、负责面”的联系分包体制，蹲点一个村（社区），工作范围覆盖一个乡（镇）办。群众工作队通过蹲点带面，使委（局）也有了抓好本系统、本部门工作落实的平台，推动了本系统、本部门工作全面发展。可以说，对口联系乡（镇）办是本单位业务工作的“示范点”、创新举措的“试验田”、典型示范的“引领台”。通过条块融合、网格化管理，各司其职，去除空白点，消除盲点，实现无缝对接，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管理网络，建立“网格覆盖、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责、逐级问责”的基层工作推进机制。　　（四）明确责任，量化到人　　条块融合的网格化管理网络建立后，在每一个管理网格内，要按照“定人、定岗、定责、定奖惩”的原则，逐级明确责任，量化到每一个人，做到责权明晰。通过明确责任，量化到人，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纳入网格，建立以人、地、物、情、事、组织为核心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使每一个网格真正成为社会管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和组织基点，变原来的集体负责为专人专责，推动每一个公职人员自觉主动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依靠群众、主动履行职责，真正建立“责任、有序、高效”的工作机制，营造“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环境。　　（五）跟踪考核，奖罚分明　　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意见》里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强化群众工作的十大运行机制。即：领导分包联系机制、工作沟通对接机制、群众诉求反映机制、联动解决问题机制、调查研究机制、公开承诺机制、例会研判分析机制、工作情况通报机制、评优评差机制、考核奖惩机制。这十项工作机制是推进构建“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按照已经明晰的责权事项，通过专项督查，跟踪考核，量化排序，实行逐级问责，兑现奖惩，确保各项工作全面落实。　　（六）持续求进，完善提升　　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是在工作推进机制方面的一个创新。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握好“坚持群众路线、转变领导方式、推进务实发展”这个主题，着眼于 “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环境的营造，立足于“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建立，通过“责任、有序、高效”的工作推进，实现持续求进、不断提升，为加快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郑州都市区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相信，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将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变被动执行为主动履责，变文山会海为深入实际，变解决问题为预防问题，变相对担责为绝对担责，变集中突击为责任规范，变扬汤止沸为釜底抽薪，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坚持不懈依靠群众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三、重在不断提升，探究破解措施　　构建“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是市委、市政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是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举措。我们一定要树立战略举措思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研究机制体制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努力探究破解措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工作实践的转化，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在当前形势下，要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探讨，提出创新举措。　　（一）着力优化管理资源配置，力求实现权责一致　　如何在现实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管理资源配置，切实强化基层基础，建立健全权责一致、责任明晰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重点。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从服务基层、关心群众、促进落实的角度出发，研究深化具体措施，真正实现权责一致、责任明晰。进一步明确市直、区直等职能部门在各项公共管理事务的管理权限，将该管又没能力管好，想管又管不好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解决好“揽权不管事”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基层单位的管理服务职责，实现履职有规、监督有效、权责分明，构建“事事有人管、人人都负责”的工作新格局。　　（二）着力优化基层机构设置，力求推动工作落实　　基层单位情况也各有不同，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就有很大区别。各地、各部门都要结合各自实际，着眼于推动工作落实，进一步优化机构设置，更好地适应当前工作，推动工作落到实处。在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一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采取“一站多居（社）”形式，将辖区划分为若干街区，在街区层面建立社会工作站，将行政工作从社区居委会剥离出来，实现行政工作重心下移。二是依托区域党工委的平台，大力推进社区党建共驻共建。把支部建在村组、楼组上，形成乡镇（街道）、村（街区）、村组（楼院）三级网格管理，切实提高动员群众的能力。三是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行社会公共服务，实现由政府“养机构”、“养人”向“养事”的转化。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自治三者有效衔接，构建起政府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三层相互融合的社会管理格局。　　（三）着力优化考核机制，力求奖罚分明　　从实际出发，进一步优化考核机制，强化考核的针对性，改变单一的从上到下的考核模式，形成上下互动的双向考核机制。根据具体的事权责任划分，建立健全市、县（市）区职能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科学的考核体系，真正做到责任明确、奖罚分明。创新工作方法，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向上双向结合的考核方式，将考核机制真正成为理顺关系、推动工作全面落实的“指挥棒”、“推进器”、“加速器”，推动各项工作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四）着力实现条块融合，力求形成工作合力　　要立足当前实际，更加有效地统筹各方面的工作关系，通过上下联动、条块融合、密切配合，达到专项工作与创新工作的融合、正常工作与应急工作的处理、本职工作与全局工作的协调、全年工作与阶段工作的结合、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的互动，从而着眼网格管理，消除条块矛盾，真正拆棚除架，去除“两张皮”，形成工作合力，达到条块融合，实现互动共赢。　　（五）着力政府法制建设，力求做到有法可依　　以街道办事处为例，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街道办事处担负的工作和职能愈来愈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街道办事处至少担负着10个方面的职责，140多项工作任务。在实际的管理体制和运转机制中形成了“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的体制。派出机构的性质、一级政权的任务，街道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层次，究竟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地经验，加强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街道办事处一些必要的行政执法职能，使基层单位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例如，上海市在1997年就出台了《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哈尔滨在2000年出台了《哈尔滨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能，进一步规范了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行为，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有序。　　（六）着力推动全面发展，力求工作层面与精神层面双丰收　　基层是培养干部、历练干部、检验干部的主阵地。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创新方式方法，降低行政成本，依托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工作平台，通过广大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既落实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推动基层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百姓得到实惠，又使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实，从而形成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工作层面与精神层面实现“双丰收”，相得益彰。这都是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目的就是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探究破解措施，推动工作落实，营造良好环境，开创崭新局面。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我们要以“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的雄心壮志，把握“持续求进、完善提升、开创局面”的工作要领，以“新理念、新举措、新成效”实践好“责任、有序、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着力构建“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断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市的城六区之一，自然环境优美，全区绿化覆盖率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一半山水一半城”。坐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石景山区坚持高端绿色发展战略，锁定国家级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区目标，深入推进全面深度转型，在北京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下，石景山区瞄准一流，以改革创新为重要法宝，努力推进城市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石景山聚焦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一重大任务，大胆实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突出重点领域，推进重心下移和专业职能下沉，构建行政综合、法治综合、上下综合、社会综合的城市综合管理体系，街面秩序、环境卫生、群众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在2014年9月到石景山调研时，要求石景山区“积极探索实践、不断破解难题，努力为首都城市治理创造新的经验，为全市作出示范”。　　201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不断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总结推广石景山试点经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在2月28日到石景山调研时，表示“试点工作态度坚决、工作扎实，协同共治、发动基层，为全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路、树立了导向”。　　党建统领 综合管理 改革直奔体制难题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路边游商、违法建设、非法小广告等城市痼疾顽症，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百姓生活。但原有行政管理格局部门分割、条块分割，执法部门各管一摊，难以形成合力，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出现空隙地带，削弱了执法力量和效果，造成“八个大檐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为此，石景山于2014年4月启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致力于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统筹协调、属地主责，以街道统筹为出发点，以综合执法为保障，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综合执法运行机制，开展社会治理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实现重点地区社会治理常态化、难点地区社会治理有新突破。　　行政综合加大工作统筹力度。针对城市管理工作中部门职责交叉、相互推诿扯皮等弊端，石景山将原来的区市政市容委职能扩充为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城市管理领域各项工作，明确赋予其对区环保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区环卫中心等5个部门实行归口管理职能，使城市管理的相关事务实现一口组织、统一协调、集中指挥，有效防止部门间相互掣肘、推诿扯皮问题，大大提高城市管理的行政效率。　　法治综合有效整合执法力量。针对执法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等问题，石景山实施法律法规、执法力量和执法手段的有效整合，成立区政府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由区长担任主任，搭建高位指挥、高位组织、高位协调的综合执法平台，统一组织全区性重大执法行动，协调解决执法的重大问题，并全面梳理区级行政执法处罚清单，明确380项行政处罚事项。针对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力量薄弱、有责无权、“看得见管不了”等实际问题，在街道层面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城管执法局执法分队下放街道，公安、食药、安监、环保、工商、交通、消防等7个单位抽调骨干人员常驻街道开展“综合执法”，另有9个部门与街道建立联络员制度。街道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实行“统一办公、统一管理、统一执法、统一装备、统一考核”，落实属地管理“全权、全时、全管、全责”要求，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目标。　　上下综合构建监督指挥体系。为整合城市管理信息资源，建立区、街道、部门上下贯通的监督指挥体系，石景山将区行政执法协调小组办公室、区查违办、区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职能整合到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治理、社区服务“三网合一”，构建区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指挥调度、监督考核平台，以现代科技支撑管理的具体实施，从问题的发现、处置、执法、督办实现无缝对接。　　社会综合吸纳群众广泛参与。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需坚持共享共治，石景山进一步强化街道社会工委和地区管委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吸纳社会力量，协调驻地单位参与城市管理，履行各自的责任义务。同时，充分发挥居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依托社区社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会、文明劝导队等多种载体和路径，吸纳热心群众参与城市自治。　　党建统领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在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中，石景山把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摆在首要位置，成立区委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委员会，与区城管委合署办公，组建以主管副区长为工委书记的领导班子，将原有的市政市容委、城管执法局、环保局、园林局等城市管理系统的党建工作纳入，负责统领城市管理系统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重大决策，其中明确赋予区委城管工委拥有干部任免的建议权、干部业绩的考核权等，为构建城市综合管理体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加强对城管系统各单位和干部群众的督查考核，将落实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纳入区年度考核。　　小试牛刀 五大提升　　成效源于群众满意　　石景山把城市治理成效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改革试点工作的根本标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着力推进依法治区新常态，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区城市环境整治“亮剑行动”、公共安全治理“亮剑行动”，高扬法治之剑，斩除城市顽疾，群众对身边的变化交口称赞，取得良好成效。　　城市管理考评指标显著提升。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考核结果来看，石景山区环境秩序、环境卫生等均明显改善，私搭乱建、摆摊设点、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区域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新的数据显示，背街小巷卫生质量提升明显，2014年达标分数98.5分，排名由第5名上升到第3名；非法小广告治理排名由第6名上升至北京市第1名，园林绿地卫生同比提升1.36分，环境卫生干净指数上升5.9分至10分，垃圾分类由北京市前5名上升至北京市城六区第1名。　　城市管理执法效能连攻难题。2014年11月以来，各街道针对辖区实际，集中开展“十大行动、二十三项综合治理”，解决一大批重点难点问题，工作成效突出，整治亮点纷呈。京西模式口作为曾经的驼铃古道，曾一时成为京西大的流动市场，如今综合整治后街面秩序焕然一新，原有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劣等城市顽疾迎刃而解。在拆除连片违法建设时，石景山执法队员敢于担当，敢于碰硬，保障了拆违工作的执行力和效果。　　城市管理指挥调度、监督督办再次加速。为检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石景山组织开展环境秩序、公共安全综合执法“亮剑行动”。拆除违法建设67处1.4万平方米，关闭违法企业5家，城市环境秩序明显得到改善，保障了区域公共安全。“亮剑行动”后，据石景山区统计局入户调查统计：社会支持度97.8%，总体效果满意度99.1%，环境卫生满意度91.1%，市场管理满意度82.8%，交通运营管理满意度80.1%。　　群众参与城市管理自觉性显著提升。石景山区进一步统筹协调企事业单位履行责任义务，发动青年组织、社会志愿者投入城市管理工作中，营造“人民城市人民管”良好氛围，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关爱城市、保护环境、爱我家园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性。据统计，石景山共组建协调志愿者队伍18支，参与城市管理工作达12000多人次，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　　群众满意度和问题解决率再创新高。按照北京市、石景山区两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统计数据，石景山区城市管理问题的群众举报量明显下降，社会评价成绩明显提升，2014年问题评价成绩第三季度环比提升10.39分，社会评价成绩同比提升2.34分。网格化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大幅上升，城管热线举报量环比下降54.1%，问题结案率上升至100%，热线回访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近年来，南明区以“告别棚户危房，共建美好南明”为目标，以整治环境“脏、乱、差”为突破口，建立与公园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环境，改建棚户区为小广场、小花园，创新城市道路保洁方式，推行社会化管理新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　　制定制度 强化管理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南明区成立了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南明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制度，由区委专职副书记统筹负责城管工作，加强区委对全区城管工作的统筹领导，建立健全“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双月调度，分管领导一月一研判”工作机制，加强对城管工作的指挥调度。　　按照“只拆不建”和“多拆少建”的原则，南明区在短短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蟠桃宫、米市巷等8个非成片棚户区改造，新增绿地4588平方米，新建休闲、健身广场4754平方米，900余户5000多百姓从中受益。　　2011年至今，南明区先后完成了彭家湾、五里冲等15个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改造面积477万平方米，该区城市空间得到扩大，城市形象得以大幅提升。建立区、乡（社区）、村（居）扁平化管理工作机制，下沉232名城管队员到各乡、社区，区级保留一支40—50人的应急执法队伍，夯实基层执法力量，强化社区管理职责，并进一步落实管理责任，划清责任区域，在全区形成以网格化为日常管理主体、以应急执法队伍为力量补充的工作体系。　　属地管控 责任到人　　南明区突出抓好乡、社区对辖区城市管理工作日常保洁、管控的属地责任，解决好乡、社区有权、有钱办事的问题，量化、细化对乡、社区的考核奖罚标准，使乡、社区在城市管理中做到权责统一。投入资金900万元，每月向居委会拨付5000元专项工作经费，解决基层单位有钱办事的问题。对乡、社区城管工作进行量化，建立考核奖罚措施，将城管环卫部门、社区服务中心、保洁公司和居委会责任一体化。　　南明区组建了40人的城市综合执法应急机动队伍，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集中执法力量及时对辖区的重要区域、重点节点进行集中整治；投入3000余万元，由市政所负责对全区市政道路的破损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对青云路、市南路、解放西路等31条市政道路进行提升改造和修复；抽调14人组建4个城市管理专项督查组，每天对各乡、社区和城管部门的城管工作进行督查考核通报，目前共查出较突出问题300余起，下发“整改令”13份，“督办令”1份。　　城市保洁 市场化运作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体制，南明区理顺区政府、区城管局、社区和部分乡的城市管理工作体制，“责、权、利”相协调，实现“政事分开、管干分离”，改变政府“大包大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今年起，南明区全面推进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在试运行的基础上，拟投入资金9000余万元，对全区中华路、瑞金南路、遵义路等的21条主干道和39条各乡、社区服务中心的背街小巷，实行市场化投标管理保洁，全面推开环卫作业市场化管理。同时，全面启动样板街工程，以瑞金路、中华南路清扫保洁工作作为带动其他路段清扫保洁工作突破口，以样板街和“创卫”工作为标准，全面提升责任路段清扫保洁工作标准。 这份文件，全称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它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路线图”，说它重磅一点不为过。经过37年发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但问题吗？也不少。尤其是各种“城市病”，必须得治，刻不容缓。这就是这份重磅文件的出发点。对于中国的“城市病”，文件里这样表述：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蔓延加重。在中央看来，封闭小区是当前城市病的一大病因。随着大宗用地开发越来越普遍，宽马路、大广场、超大封闭社区形成，迫使人们不得不开车出行，却拥堵在路上。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不但造成街区宜居性不高，社区活力缺乏，也令不少人的城市生活并不快乐。这些“城市病”需要治到什么程度？中央有总体目标：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实现“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就是中央着力推出的新举措。 不少人觉得，如果能居住在一个封闭小区，特别是单位大院，那必是极好的。因为外有保安守门，内有绿地红花，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不仅显得有身份，住得也安心。因此，他们对于拆围墙、街区制有不少意见：小区围墙跟城市交通拥堵能有啥关系?街区制让外人随意进出小区，还能和谐安宁吗？人们在抱怨新生事物时不妨也多思考一些。第一，小区拆围墙其实就是清除城市交通路网栓塞。封闭式小区确实有好处，但对于城市交通而言，它无异于一个个“拦路虎”。在地图上看，每个封闭小区都有可能成为城市的交通“盲点”。很多封闭小区一方面不允许小区内道路对外开放，一方面迫使城市道路绕小区进行规划，于是一些传统街道的小路，本可以充当为主路分流的“交通毛细血管”，却被封闭小区堵死，导致所有的车流压力都集中到主干道。这岂不是在人为制造拥堵？由于封闭式小区的进出往往只有一到几个出口，而且如今不少小区规模越来越大，一旦成为数万人入住的超大型封闭社区，将让小区出入口与其关联的道路通行压力巨大，极易造成拥堵。想想你们小区门口的车流，你还敢说小区围墙和城市拥堵没关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拆掉围墙的街区制正是破解城市拥堵的良药。为应对交通拥堵难题，不少国家正是通过发展小街区，畅通城市毛细血管，使城市路网稠密，四通八达，从而达到“治堵”的目的。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堵，大量的道路资源却被封闭在小区里闲置，这怎么可以？拆掉围墙，推广街区制，不仅出门就有通途，还能提供更多的停车泊位，难道不好吗？长久以来，封闭式小区用围墙将城市割裂成一个个封闭的小单元，往往只能搞内循环，不仅阻碍交通，也妨害经济繁荣。与之相比，开放式的街区制的优点就是资源共享。街区制之所以会有这一优点，关键是它具有由城市主干道围合、中小街道分割、路网密度较高、公共交通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就近配套的开放街区模式。常见的街区制是，楼上住人，属于私有空间；下面做生意，属于商业空间或者公共空间。这样一来，没有围墙的街区制就能将封闭小区内的其他资源公共化，例如绿地、停车场、小商铺等，带来更多的商业活动。这些神经末梢被激活，整个城市的经济会更有活力。被激活的还有社区活力。中国一些城市的老城区，如南方一些城市的骑楼，就是典型的街区制，居民们往来密切，邻里关系融洽，而在一些大城市高大上的封闭式小区里，小区居民往往互不相识，甚至一个楼层的邻居都从不打交道。当然，“没有围墙，怎么保障居民道路安全？”“车来车往，如何不被噪音打扰？”“很多小区道路本就狭窄，如何达到疏解交通的目的？”，这些老百姓担心的问题确实值得关切。毕竟，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封闭化”的小区模式，对“街区制”新生事物多少总会无所适从。平静的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咋办？这就提醒相关执行部门：街区制推广不会一蹴而就，在制定具体规划时，必须注意完善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首先，推行街区制要有“软件”支撑。这里说的“软件”主要是权益的划分，我们知道，《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等，都属于业主共有。未来，街区的道路、绿地、停车位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如何分配，还需要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和细分，绝对不可以是一个糊涂账。其次，推行街区制还得有“硬件”保障。解决好停车问题、物业管理问题、环境问题、住宅区内公共空间等问题，是实现住宅街区化的前提。例如，由于街区制使得居住区楼下的车流增加、车速更快，增添了交通安全隐患，同时加大了居住区的噪音干扰，这就需要考虑到街区单元尺寸的大小。有媒体介绍，成都的“小街区规制”试验对街区单元尺寸有明确规定：街区单元尺度不宜大于200米×200米，街区单元规模约50亩左右；道路网密度宜不低于10km/km2，道路宽度宜不大于25米。这种细化的要求值得借鉴。很多小区内部的道路不规整，如果开放小区作为公共道路通行，必须要经过相应的改造，这样的“硬件”改造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后，街区制的推行还需要一些单位做表率。当前，街区制的推行仍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误区需进一步疏通，需要一些单位大院率先垂范、引领，加快开放步伐。这一点，中央的《意见》已经明确，“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开放封闭小区从一些单位大院开始，才有利于未来街区制的顺利推行。 刚刚闭幕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这一要求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明确支持市民参与城市发展，对于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意义重大。城市发展需要积淀，绝非人为设定目标就能速成。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盲目追求短期效益，违背城市发展规律，“长官意志”挂帅，把“以人为核心”变成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将民意束之高阁或当成可有可无的“花瓶”，“拍脑门”决策、“拍屁股”走人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城市主政者的“大手笔”变成“大败笔”，有的项目还滋生腐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涉及利益多元，稍有不慎，就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现阶段，尤其需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尽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政府持续不懈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和市民的广泛参与。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发展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限行、限购等城市发展的重大决策，关乎市民切身利益，应该充分尊重民意、用好民智。越是关乎城市发展的重大民生决策，政府部门越是需要遵循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积极创造条件让市民和全社会为城市建设和治理贡献力量。推广街区制带来的更多公共空间，将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告别冷漠的围墙，给整个社区带来生活气息，逐步建立熟人社会，这岂不会给居民带来更大的安全感？ 新年伊始，河南郸城县城管对三轮车“强行预收全年罚款”被媒体曝光。郸城县委县政府已责成县城市管理规划办公室立即调查处理，同时，纪检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当地回应表示，预收全年垃圾处理费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此立即叫停了预收全年垃圾处理费的行为，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透视这一焦点事件，城市管理如何做到高效而又充满温情，是对一些地方城市管理者治理能力和智慧的考验。作为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三轮车特别是一些机动三轮车，无牌无照、流动性强，行驶速度快，安全隐患大。一些城市对三轮车上路明令禁止。在郸城县，考虑到现实生活的需要和部分三轮车主的生活困难，允许一些人驾驶三轮车上路营运。但既然允许，就应该有相应的规范管理措施依法管理，避免利益冲突和观念对立。要想解开城市三轮车管理的“死结”，需要更多善意和温情。一边是为了生计而在寒风中跑运输的三轮车主，一边是任务指令之下必须足额收到费用的城管队员，双方各有无奈。要保障城市秩序，化解针尖对麦芒的冲突，需要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用善意和温暖融化对立的坚冰。城市管理者还需有依法管理的理念和智慧管理的技巧。作为管理者，不能把收费等同于管理，更不能把收费当作管理的终点，而应不断提升依法管理的理念，强化为民管理的服务意识，并在管理创新上下功夫，通过健全决策机制引入公众智慧，提升管理水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作为城市管理者，只有肩负起应有责任，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将城市建设成为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的共同家园。 近年，中国日益重视城市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山省东近日出台一项政策，为城市管理执法者加上“紧箍咒”，旨在规范执法中发生“打骂、威胁或者侮辱当事人”等十种不当行为。此前，网络上曾经曝出山东省某市出现城管冲进店铺，损坏桌椅等经营工具的图片。山东省政府部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城管执法行为的通知》，明确了十种被禁止的城管执法行为，包括严禁用踢、踹、敲等不文明方式触碰当事人的商品、器具等物品；严禁与当事人发生肢体冲突；严禁协管人员单独执法等。记者获得的一份东部某市城管执法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以来，这个城市发生城管执法遭遇严重暴力抗法事件１２１起，１３７名城管队员受伤，损坏执法车辆、摄像设备１７台。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中国不少地区开始探索更加人性化和符合现代城市需求的城市管理和执法方式。其中，为集中的是对城市管理执法行为的规范。记者了解到，近期上海市开始对《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若干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此前，海口、哈尔滨等城市也都发布城管执法的若干禁令，以期更好解决城市管理矛盾。然而，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的有效解决并非易事。虽然多数市民都认为城市需要城管来规范城市秩序，但由于大部分商贩属于弱势群体，因此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城管执法人员常被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滋事方。专家表示，中国城管与商贩冲突的多发有深层次原因，其中包括中国的城市快速发展但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以及城市规划缺乏人性化设计等众多方面。 “一些城市的规划总是考虑硬件设施多一些，考虑软性环境少一些。”临沂市城市管理局局长闵锐说，方便群众生活的配套设施跟不上城市发展的节奏，导致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的流动摊点“趁虚而入”。山东大学社会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应对城管执法产生的社会冲突应该以“疏”代“堵”，在城市规划中应主动做好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增强规划的前瞻性，注重事前引导，弱化事后执法，从源头上减少执法冲突的可能性。执法权限“大而全”也是城市管理中容易发生冲突的症结之一。山东、广西、福建等多地基层城管人员坦承，城管执法权一般包括市容、卫生、园林绿化、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等多个领域，有２００多项职能。 “鲜花执法”“围观执法”“敬礼执法”……这是近年来中国一些城市城管执法的“创新”手段。一些基层城管队员说，这些“花样”看似噱头，却反映出城市管理执法中的无奈。闵锐认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城市承载功能原来越多，原有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需求，应该尽快理顺城市管理职能，明确执法权限和责任，从制度上规范城管执法行为。 “在便民疏导服务区卖菜，天热不怕晒、下雨不怕淋，更不用因为占道经营致使道路拥堵被行人抱怨、被城管执法了。”7月8日上午，在建设西路的解放区便民疏导服务区内，正埋头招呼生意的商贩冯胭脂高兴地说。建设西路北侧，一个个采用整体钢架结构和亭式造型的统一招牌的摊点，上面分别标着“曹记新鲜蔬菜”“老郭蔬菜粮油店”……这里原来非机动车道上推一辆小车、铺一张纸就地摆摊的现象没有了，变得畅通整洁，一个规范、美观、有序的便民疏导服务区正在形成。 “原来从人行道到非机动车道上，从早到晚，每天都有100多个流动摊贩在此经营，市民骑车根本过不去，交通拥堵、行人和商贩吵架的现象经常发生。”说起建设西路过去的乱象，附近居民张大妈依然心有余悸。负责管理该片区的解放区城管局执法五大队的所有执法人员更是深有体会。解放区城管局执法五大队队长吴胜锴说：“高峰期，整个建设西路南北两侧流动摊贩多达200个，有的摊位甚至直接摆在机动车道上，执法人员从7时到21时，不间断进行死看硬守，但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的现象依然无法彻底整治。” 城市规划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是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了解，建设西路周边有制革厂家属院、化一家属院、电厂二号院、电厂五号院、正大花和院等五个居民小区和士林村、嘉禾屯村两个城中村，共1万多户居民。一方面周围居民有强大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
一幅布满小点的南宁城区地图让“电视问政”栏目的嘉宾有些坐立不安。这幅南宁六城区油烟投诉分布图，是根据2014年5月～2015年5月南宁市市长热线接到的市民投诉制作而成。546条油烟扰民的投诉化成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小点，小点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户小区业主长期被油烟污染困扰的痛苦。 2000年9月起施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治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2011年9月起施行的《南宁市饮食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七条也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不含单一产权的居民住宅楼)、未设立专用烟道至楼顶的商住楼等区域新设产生油烟污染或者异味的饮食服务业项目。但是，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件却没能管住小餐馆在居民小区的遍地开花。很多南宁市民困惑：多少大烟囱都拔掉了，可小小的餐馆油烟污染却为何治不了？餐饮油烟污染已成城市病 “从2008年小区交付，整整7年，我们小区业主一直在投诉油烟污染问题！”家住南宁市青秀区在水一方小区二楼的李军饱受楼下餐馆的油烟困扰。尽管该小区在建造之初，并没有设置餐饮企业的专用烟道，但目前在小区底商开设的餐饮店达28家之多，大部分餐饮经营户都是直接把油烟排放到小区里。李军曾一遍遍向南宁市环保局、信访办、法制办、监察局递交投诉，可楼下餐馆却排烟依旧。当着记者的面，他用手摸了一把正对着餐馆后厨的窗台，手掌立马被油渍染黑。南宁市盛天茗城小区也是油烟污染的重灾区。小区一楼的商铺有很多都是餐饮店，大多数餐饮店将烟囱安装在店铺的招牌上方，油烟直接对外排放，从马路边经过都能闻到呛人的油烟味，小区内一些低楼层的住户更是深受其苦，部分住户声称由于受到油烟异味的长期侵蚀，导致其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入眠、咳嗽不停、经常头痛的症状。油烟污染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并非一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餐饮油烟污染已成中国的高发城市病之一。今年6月24日～26日，南京市环保局开展一年一度的环保局长大接访活动，根据市民投诉共现场立案37起，其中有一半都是关于餐饮油烟污染的投诉。 2014年，上海市各级环保部门一年内接到的举报投诉中，有一到两成指向餐饮业油烟扰民矛盾。即便是首都北京，各城区也多次就餐饮油烟污染发起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环保局监察总队队长仲崇磊曾对外表示，北京市餐饮油烟投诉占总投诉量的1/3，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多餐饮企业在经营中忽略了油烟问题，一些企业没有油烟净化设施，还有的有净化设施，但只是摆设，是空壳。”他说。对违规房东处罚的成功率是零？青秀区是南宁市的主城区之一，在涉及油烟扰民的投诉中，青秀区就占据半壁江山，比例高达47.4%。“电视问政”栏目现场，主持人向青秀区区长韦敏宏发问，为何《南宁市饮食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自2011年出台以来，青秀区环保局对违规房东处罚的成功率还是零，坐在区长身后的青秀区环保局负责人有些坐不住了。 “实际上不能说是零，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工作，发了多少通知……”这名负责人感到有些委屈，但老百姓关注的是后的结果——油烟到底还在不在。南宁市环保局副局长曾鸣解释说，之前环保的行政审批是领取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但在简政放权，权力清单清理之后就没有了，变成了事后管理。相当于餐饮业建好了、污染了，环保部门才能进行事后监管，管理难度相对比较大。按照他的说法，接到居民的油烟污染投诉后，环保部门会要求餐饮企业进行整改，基本的要求就是安装油烟净化器。但出于成本的考虑，经营户往往会拖延整改。有的迟迟不装，有的装了也只在检查时做做样子。对于拒绝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经营户，环保部门有权对其重罚。但实际执法过程中，却很难罚到位。青秀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王勇介绍说，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要对某个餐馆立案进行处罚，餐厅老板就去工商部门变更名称，而一旦经营户发生了变更，环保部门又必须要重启查处程序，这个程序包括整改期、行政复议期、行政诉讼期等等。整套流程走下来，快也需要2个月。还有些店主干脆关掉店铺或转让来逃避处罚。南宁市工商局副局长胡建波表示，如果个体工商户提交的材料符合管理规范，工商部门就必须给它变更名称，工商部门并不知道该工商户是否受到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因为两个部门间信息互推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7月16日，记者在青秀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召开的行政处罚听证会上就看到这样一幕：7月初，在水一方小区一家面馆刚营业就收到了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通知书，责令其停止营业，并罚款人民币1万元。感到莫名委屈的店主后来才得知，原来的老板是为了逃避处罚，才将餐馆转让给自己。今年6月18日，青秀区人民法院成立了广西首个城市管理巡回法庭。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法律服务和巡回审理活动，快速审判城市管理行政案件、解决城市管理纠纷。该法庭成立后执行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油烟污染。这也是近年来青秀区环保局对违规排放油烟的店主成功执行的第一起行政处罚。根据《南宁市饮食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店铺房东和管理人出租给他人开设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店，高可以进行1万元的处罚。但现实中，即便是环保部门，追查房东也是件相当难的事。王勇表示，向房管部门取证时，对方会以涉及隐私为由，不一定配合，想罚都找不到人。 “这说明我们政府管理不到位，多个部门管理出现真空。”青秀区区长韦敏宏说。今年7月初，南宁市环保局联合工商、城管、食药监以及青秀区政府等部门来到被曝光的盛天茗城等市民投诉意见比较集中的几个小区进行联合执法，并责令造成油烟污染的餐饮企立即停业整改。青秀区环保局副局长茅铭刚认为，对餐饮服务业管理由环保单一层次的监管逐渐转变为多部门联合监管，有助于形成合力，有效控制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污染问题。规划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不让我在小区做餐饮，那我的损失怎么办？” 在7月16日举行的行政处罚听证会上，很多面临处罚的餐饮业主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青秀区作为南宁的核心城区，之所以会出现五六千家餐饮服务企业，与市民的需求也息息相关。 “油烟治理事关民生，但老百姓吃饭也是民生问题。”青秀区环保局负责人说，这些开在小区的餐馆，20%的人受影响，80%的人有需求。所以在执法时，对造成污染的餐饮企业，首先做的是让他们整改，比如建设专用烟道、安装油烟净化器、使用清洁能源，能符合这几个条件，就可以继续营业。实在满足不了条件，环保部门会建议其把炉灶等撤掉，提供烫粉等不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服务，或是变更经营范围。 “租出去做别的店都经营不下去，就餐馆能赚钱。”采访中，一些业主表示之所以违规将店面租给餐饮企业，也是现实所迫。为了能继续经营，往往需要投入大笔资金整改，但事后整改所需投入的资金往往比事前做好规划要大得多。 7月2日下午，南宁市云景路一处餐饮休闲区旁边，树起了一座10多米高的银色方柱，这是该餐饮休闲区开发商投资50万元兴建的排烟管道。据开发商介绍，初他们只想引进酒吧和咖啡吧，烟道是和二楼及以上的居民楼共用的。后来，这里聚集了80多家餐饮企业，有川菜馆和烧烤店等，原有的烟道已明显不能顺畅排烟，由此引发居民投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开发商又投入50万元，新建一条专用烟道。 “开发商当初规划设计时想得不周到，如果之前就注意到这点，只需要七八万元资金就可以做好了。”南宁市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在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覃盟琳看来，提前做好规划，是解决城市油烟污染问题的根本所在，但现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没有注意这方面的规划。他建议，应该由政府主导，在城市规划控规、修规层面考虑到服务小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一些业态用地，比如规定必须有10%～20%的地拿来做餐饮。这样开发商在建造时，就会在前期做好专用烟道等硬件设施，避免环保部门在日后的执法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规划是政府、企业、民众等多方意愿综合的结果。”覃盟琳说，过去城市管理者从集中管理的角度，不希望住宅小区和餐饮店混杂在一起；开发商也担心楼盘加入餐饮店，会影响商业价值。但随着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小区周边得到方便饮食及生鲜蔬菜也是越来越突出的现实需求。政府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态度来提前做好规划，才能使城市生活更美好。 本届智博会上，北京展馆以“网格化让城市服务更智慧，互联网+让百姓生活更便捷”为主题，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北京市多年以来网格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展馆中心的白色圆球内，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北京市各区县网格化建设的宣传片和成果展，而在真实的网格化体系中，这样的“圆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网格化体系的控制中心。在北京，大到各个区县，小到街镇、社区，都有这样的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和反馈该中心范围内的新动态。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介绍，在智慧城市范畴内，网格化是指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联网+城市服务管理”。十年间，北京推广网格化的经历，可用“三步曲”来概括：曲一：城市管理网格化。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率先探索，将电子地图技术与市政管理相结合，把城市划分为若干网格责任区，将城市“物件”管理落实到人。曲二：社会治安网格化。以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打造社会治安综治系统信息平台，完善了全市摄像头网络和社区居民电子档案建设。曲三：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2010年以来，陆续把包括人、地、事、物、组织服务管理在内的社会服务管理内容全部网格化，实现全市92%以上的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形成三级网格化体系。城市服务管理也要“三网融合” 北京市社会办副主任王丽竹解释，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背景下的“三网融合”，与人们接触较多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这“三网融合”完全不同，主要是指城市管理网络、社会治安网络、社会服务管理网络的“三网融合”。据了解，覆盖不全面、建设不规范、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问题已经成为北京网格化体系建设为致命的问题。破解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加快推进“三网融合”，使已有的“三步曲”尽快同频共振，资源共享，融合发展。北京市网格化建设已有的“三步曲”，折射了政府部门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网格化在北京，已经从初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方法性创新，一个系统的机制性创新逐步发展为整个社会领域的体制性创新。如果说，城管网格是专业性“小网格”，社会治安网是行业性“中网格”的话，那么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特别是正在建设的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大网格”。专家指出，以“三网融合”为基础，以“互联网+城市服务管理”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是继“一站式”服务办公之后，城市服务管理领域的又一次革命。它将使城市真正智慧起来。城市如何依网格而智慧宋贵伦认为，建设智慧城市固然需要融入高精尖等现代技术，但技术能达到的高境界是智能城市，要向智慧城市过渡，则必须依赖于城市服务管理的创新。社会服务是否便捷、城市管理是否精细、治安防控是否严密、人民生活是否美好才是审视一座城市智慧与否的核心指标。网格化建设虽然是北京市的统一部署和顶层设计，但各个区县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网格化体系，因而形成了各个区县和而不同、百花齐放的网格化格局。在朝阳区展台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以前居民在社区办理不同的事务需要找不同的负责人，实现网格化之后，居民只需要找到网格员即可。作为网格员，则需要做到群聚事件、设施损毁、卫生死角、生人入户、违规行为等社区网格事“十必报”。石景山区在网格化建设中，则积极推进了区级“多网、五中心”（热线受理中心、监督考核中心、指挥调度中心、视频资源中心、应急处置中心）建设，初步实现了“小事调解不出网格，大事化解不出社区、街道”的目标。未来3年，北京市将按照边覆盖、边融合、边运行、边完善的原则，加快推进网格化规范化建设。预计到2017年底，基本实现全市网格化体系建设一体化运行。 实行网上信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部署。目前，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的43.6%。与传统来信来访形式不同的网上信访，不受时间、空间、人数限制，有利于拓宽信访渠道、降低信访成本并提高信访过程的公开透明。　　6月25日晚上，夜幕已经挂上了山东烟台这座滨海小城，人们早早地便收起一天的倦容回家休息，可这时邹海云的手机突然响了：“您好，我是信访局的，我想对您之前网上投诉的处理结果做个回访。”邹海云的父亲70年代因修建水库落下残疾，如今生活不能自理。一天，她看到当地电视台里报道说现在在网上就能“上访”，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登录了烟台市的网上信访信息平台。“问题解决得特别快。”邹海云在电话里说，“现在已经拿到街道给的生活补助了。” 　　自从开通网上信访平台以来，这样的回访只是当地信访干部每天工作中重复多的基本内容，以至于有干部笑称：“每天电话打得连自己的听力都下降了。” 　　“网访”倒逼信访提高效能　　在烟台市信访局一楼的人民来访联合接待大厅，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包括智能触摸屏、身份识别仪、LED高清显示屏等便民设施，所有接访数据全部进入信访信息系统，群众可以直接网上流转办理、在线跟踪督办。打开系统页面，每一环节都清清楚楚被记录在案，群众后还可以对接访过程做满意度评价，“这就像在淘宝上给卖家打分一样，”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实行网上信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部署，而今年的全国网上信访工作会议之所以选择在烟台召开，正是看中了当地网上信访工作运行两年以来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其中网上信访事项按期办理率达到100%，对信访部门满意率达到90.8%，对责任单位满意率达到86%。　　“我们实行‘五个面对面’工作法，就是要防止各级干部特别是信访干部把不来人、不见面的网上信访不当回事的错误倾向。”烟台市委书记孟凡利说。　　据当地信访干部介绍，在烟台市的信访系统里经常被提到的“五个面对面”，实际上是为了将国家“每一件网上信访事项都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的要求落实到基层的一整套工作方法：“面对面”告知，让每一位信访群众都吃下“定心丸”；“面对面”督办，每一个信访诉求都要得到有效回应；“面对面”会商，每一件信访事项都要妥善解决；“面对面”答复，每一项办理结果应该让群众满意；“面对面”回访，每一次办理过程都必须经得起考验。　　网上信访工作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能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是关键。在全国网上信访工作会议上有人表示，“网访”带来便捷、透明与高效的同时，也会带来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期待明显提高。如果升级换代后的信访工作仅仅满足于或停留在“网来网去”的形式和程序上，反而更容易引发群众不满。因此，期待之后是要求，要求之后是压力，这也成了倒逼信访部门改进工作、提高效能的一个契机。　　全部实现网上统一流转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是国家发展网上信访的初衷。　　长期在信访系统工作的信访干部告诉记者，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诉求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正常现象，因此信访问题多一点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让问题反映有一个畅通的渠道，诉求表达有一个良好的秩序，问题处理有一套规范的机制，维护权益有一个正确的导向。　　而网上信访的出现，正是规范制度、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的结果。2005年修订的信访条例对信访的定义增加了电子邮件等新形式，要求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做好上下左右互联互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2013年底，中央印发了《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 　　今年1月1日新的国家信访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目前，已有北京、江苏、福建、江西、贵州等30个省（区、市）信访局（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访局与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依托新系统，各地把受理的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全部实现网上统一流转，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回复告知等环节通过互联网公开。　　目前，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的43.6%，超过1/3的省份网上信访量占总量的50%以上。今年1至5月，国家信访局转送和交办地方的网上信访事项中，湖南、陕西等地办结率在80%以上。　　由群众评价信访效果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网上信访工作还极不平衡。”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说，网上信访制度推行刚刚两年，各地之间还存在因为思想认识问题造成的差距。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范小毛表示，目前在基层还较为普遍地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认为网上信访主要就是办理上级信访部门通过信访信息系统转送、交办的信访事项；有的把本地新闻媒体的社区论坛等网络舆情也视为网上信访…… 　　范小毛认为，原因主要是对网上信访的定位把握不准，“将网上信访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工作形式、一种技术手段，没有看到它给信访工作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或者认为网上信访见不到上访人的面，可以等一等、缓一缓，不着急‘交作业’，造成群众网上反映的问题不能按时办结。” 　　信访部门是推动信访问题解决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网上信访工作靠信访部门一家是既办不好、也办不了，因而要“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就必须落实首办责任，加强交办督办和反馈。　　对此，从日起，国家信访局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实行群众满意度评价，把信访问题的解决情况交由群众来评价，让老百姓当信访工作的“监督员”和“裁判员”。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建立回访机制，对群众不满意的信访事项，定期督查督办，并对工作不到位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尤其是今年以来，国家信访局重点选择群众评价不满意的信访事项，牵头组织中央有关部委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了3批实地督导，并将督导情况在网站进行了公开。　　“当前，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迫切需要网上信访跟上步伐，避免发生‘短板’效应，确保各项改革统筹推进。”舒晓琴说。 我对“城乡结合部”这个说法很不喜欢。“城乡结合部”一般不是指郊外的田园风光，而是指城郊的那些“城中村”或者“城边村”，多由原来的乡村宅基地组成。它们还没有被彻底整合进入市政管理，保留大量乡民自己盖起来的简易楼房，交通相对方便，用比较低的价格出租给低收入房客，后者又以没有本地户口的打工者居多。　　官员和学者谈论这个问题时日久矣，觉得是个老大难问题。我纳闷有谁真的会到那里微服私访，或者到那里住上几天，和房主和房客们推心置腹地聊一聊，切身体会一下那里的拥挤和肮脏。梁实秋当年写过他童年吃烧饼油条的故事，也写到做烧饼的豆浆店在露天摆放案板油锅，“满地油渍污泥，阴沟里老鼠横行”，炸油条的人上身只穿背心，“脚上一双拖鞋，说不定嘴里还叼着一根纸烟”。这大致也是现在各地城中村的景象吧。　　城乡结合部就一定不能是美丽和干净整齐的吗？在道理上，和城市中心繁华地带相比，“城中村”没有理由一定要脏乱差。那里可以简陋，可以拥挤，可以没有星巴克，但是一定要污水横流、布满火灾隐患、一切基本的市政法规都缺失或者不执行吗？　　这还是和我们大家心里的一些潜意识有关系。首先就是那个“拆”字。某一块城乡结合部到了生命的末期，沿街的墙上一定会刷上“拆”这个字。在刷上“拆”字前后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一座“城中村”被开发成标准的商业区和民居之前，此地很少会有细致入微的整顿和管理，更不可能成为城市卫生和管理的模范，因为居民和有关部门都在等待拆迁和开发，觉得乱一点没有关系。　　大家心里的第二个字是“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凑合”。城乡结合部的当地民众自己建房出租，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有民众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市场需求，也解决很多低收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在拖延和等待拆迁中凑合，让城乡结合部脏乱差的状况长期延续，使之成为都市景观的“瘌痢头”，既不尊重当地低收入的房客，也没有正视出租房屋者眼前的利益诉求。　　“城中村”是一个汇聚五湖四海文化的地方，在里面可以听到南北方言，见到各种不同的生活习俗，也有往往做得不太考究的各地美食。我们应该让这里南来北往的男女老少有一个勤俭、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在“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这样的表述背后，有关部门往往在施行懒政，当地居民自己常常在展示不讲究生活品质的态度。那些地方本来可以是一个文化丰富、物价低廉并让人感到温馨的平民天地。“穷讲究”一般被当作是贬义词。其实，收入不高的平民，譬如“城中村”的房客，也有追求美好洁净生活的权利。“穷讲究”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权利。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出《关于加强城市内涝信息共享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城市内涝风险预警信息联合发布制度，城市有望提前2—3小时准确预判是否内涝，并采取应急措施。根据《通知》，我国将建立城市内涝风险预警联合会商制度和联合发布制度。各地水务、气象部门将建立常态化的联合会商机制，及时通报内涝监测、强降水监测预报等情况，科学研判城市内涝发生、发展趋势，形成城市内涝风险预警联合会商意见。同时，两部门还将共同制定和完善城市内涝预警等级、预警信号标准，建立和完善部门应急预案，明确对应的处置程序和措施。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基于联合会商意见，联合向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发布城市内涝预警信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巡视员章林伟介绍，此次两部门建立的联合会商机制，将有望具体到每一块降水云团的轨迹，方便水务、交通等具体部门精准预判预警、采取行动。气象部门则表示，这一精细化服务将有望使城市提前2—3小时准确预判是否内涝。据介绍，城市内涝联合预警试点将在北京、上海、厦门、济南、武汉、广州、南宁、西安等城市先行先试。 人口规模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双刃剑，人口规模增长，可能加重城市病；但是人口增多，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对城市发展起到正向作用。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人多，很多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问题，包括公共服务和居住之间的处理问题。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人口数量增长所致。表面看是这样的——一方面现在城市人口的确越来越多，污染和拥堵也越来越严重，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来看这两件事有某种相关性，人们常常会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我们采取区域间横向比较的视角，人口多的大城市确实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和拥堵问题。所以，不管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很容易得到同一个结论：人口数量多是导致城市病的原因。但事实却并不一定如此，让我们来看看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发达国家环境恶化的时期，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发生了大量燃烧煤导致的烟雾事件，但是现在洛杉矶和伦敦的环境已非昔日可比。他们环境改善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很多人说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美国大城市人口的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包括纽约、克里夫兰、底特律，人口是下降的。而波士顿，特别是芝加哥、旧金山，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口下降。波士顿很快恢复了人口增长，纽约人口到2000年超过了1970年。真正人口下降的是底特律，而底特律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汽车产业的衰落和搬迁。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发展并没有停止人口增长，相反，他们的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据预测，纽约范围内未来还要增长一百万人口。烟雾的事件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后来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环境却改善了。换句话说，人口因素可能是导致城市病恶化的原因之一，但是较其他原因来讲，这肯定是一个远远不重要的原因。如果人口因素非常重要的话，当国外的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病应当加剧才对。从美国全国以及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芝加哥、洛杉矶、纽约）上下班单程交通小于25分钟的职工比重来看，这个比重越高，说明这个城市交通情况越好。如果把美国大城市和全美比较，大城市的确有大量人口的上班时间超过25分钟；但是到了距离CBD十英里以后，上下班单程时间小于25分钟的人迅速上升；到距离CBD二十英里的时候，这些特大城市交通状况和全美平均值相差无几。当美国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居住在离CBD大概10-20英里的地区时，交通状况并没有比居住在小城市变得更恶化。这个跟今天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城市在人口搬迁到郊区的同时，就业有一个分散化过程，工作岗位是跟人口居住一起流出的，这样人们的通勤距离就没有变长。在中国城市，往往是城市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特大城市（主要指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的人口在增加，虽然交通有恶化，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美国在城市不断变大的过程中，交通状况没有出现明显恶化，相比之下，我们尚有改进空间。接下来看汽车尾气排放。2000年美国汽车尾气排放相当于1970年的20%—40%左右，汽车尾气排放大幅下降。尤其是PM2.5，以1990年为基准，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PM2.5的排放下降了60%。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人口增长过程中，环境反而是改善的，而恰恰是环境在改善的过程中，可以让这个城市人口变得更多。美国大城市犯罪率特别高，特别是把大城市和小城市作对比时，美国会把犯罪率的高水平作为特大城市城市病之一。数据显示，几座代表性城市基本犯罪率从1990年左右开始出现急速下滑，到近年份，犯罪率基本下降60%左右。我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环境和犯罪率是大幅改善的，交通拥堵问题虽然有一定恶化，但是恶化程度并不严重，并且距离CBD十英里以外的地区，特大城市和小城市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人口越多，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包括引起拥堵、居住、环境问题。但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些可以使城市病得到缓解的因素，比如说产业结构改善。几乎无一例外，全世界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都偏向第三产业。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一个转折——上海以前是工业性城市，之后第二产业比重开始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开始持续上升。发展第三产业会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地的污染之所以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原因是工业化。但是各大城市随着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当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时，污染情况就能得到改善，排放就会减少，而这时排放主要从污染排放变成汽车尾气排放，接下来做的就是解决汽车尾气排放。考虑到清洁能源和资源再生的技术，在西方国家，排放的大量减少和清洁能源的标准提高有关。更重要的事情是管理，我们目前在城市规划或者在城市建设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大误区，即人们总是把城市病理解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人口增多，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需求是增长的，供给相对短缺，所以导致拥堵。比如在上海，乘地铁时觉得很拥挤，这是一个供给需求问题，当面临地铁拥挤的时候，是应该减少人口还是造更多的地铁？老百姓总觉得，地铁拥挤就应该减少人口，而事实上可以通过增加地铁的建设来改善这个情况。尽管上海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地铁长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之一，但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我们还需要建更多的地铁。上海经常引用一个数据“出现大客流”，而且大客流的数据一直在刷新纪录。事实上，乘地铁人次逐渐增加，是因为地铁线路在逐渐增加。随着地铁线路不断增加，城市运能不断提高，上海大客流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甚至在未来会翻倍。在发达国家，有些地铁运营到凌晨一两点，班次之间的间隔普遍是一两分钟，上海至今还未达到这个水平，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升。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我们总是抱怨学校太拥挤，医院太拥挤。上海接下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发展会慢慢转移出去，等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上海的经济比较优势就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这种短缺时，恰恰应该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在管理手段上，西方发达国家会大量使用一些税收手段，其中包括环境税。今年，我国新的《环保法》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体现在大幅提高了环境污染税收上。不过，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对进市中心的汽车征收拥堵费，这在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现有电子系统可以做这样的事。还可以限制车牌，这点，上海很早就开始做了，对控制上海的汽车数量非常有用。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特大城市的上海，其许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原来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远远突破了这个数字。中国是全世界人口多的国家，中国大的城市——上海也将逐渐成为全球大的城市。如果不适应这个人口增长趋势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会使得未来的城市病更为严重。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国特大城市基础教育的主要来源是区级财政，这导致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好的中小学集中在老城区里。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而好的优质教育却集中在城市中心，这就导致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如果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再往郊区搬，这就会导致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或者在中心城区买一个很小的房子。我们近研究了北京的情况，比较一下中心城区和其他相对比较外围的地区，72%的重点初中在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而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人口份额都在下降，跟上海出现的情况非常像。每到寒暑假，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就会大幅改善，这跟居住和公共服务之间的距离有关系，因为家长们需要开车接送小孩上学，有大量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开车送小孩的距离是10公里。根据我们的估计，在控制其他因素以后，仅仅由于寒暑假所导致的交通拥堵状况的缓解有20—30%。拥堵状况得到明显缓解的原因是，交通拥堵的增长随着交通需求的增长呈现非线性，所以，在原本非常拥堵的情况下，寒暑假假期对整个北京交通拥堵的缓解是巨大的。同时，因为开车要排放尾气，在高度拥堵的状况下，车速放慢，排放会加剧。拥堵得到缓解，环境的污染就会大大改善。根据估计，仅学校放假这一项可以每立方米减少20微克PM10的浓度，相当于样本期间PM10均值的16%。总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人多，很多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问题。上海的人口未来是多少？上海人口是不是可以预测？仅仅按照现在上海人口推测未来人口肯定是不科学的。如果这样算，2040年超过40%的上海人口都是60岁以上老年人，这样上海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前途的。未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人口流动肯定越来越自由。当人口逐渐自由流动的时候，一个国家大的城市人口是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口如何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分布，本质上是这个国家总人口怎么在不同的城市中进行布局的问题。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有很多地方还未完成城市化，未来还有很多人将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人口肯定会增加。当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上海人口不升反降是不可能的。未来一定是全国各地所有城市人口同时增加，差别只是不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有所差别。每个人到上海来的时候，会比较他进城的好处与坏处，进城的好处是带来就业、收入，坏处是房价贵，生活成本高。根据我的研究，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大城市的人口（对数值）与国家总人口（对数值）的相关系数为0.76。上海目前的人口还远远低于由这个相关性所决定的人口数量，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上海人口逐步增长，它终会向由中国总人口决定的城市人口规模去靠近。如果不去治理城市病，意味着生活在上海的人将持续面临严重的拥堵和污染问题，这也可以阻止人口快速增长，但却是以牺牲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科学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治理城市病，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当前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住分离”现象。比较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到，上海中心城区的街镇人口数量在减少，在往外围疏散。与此同时，大量人口乘地铁从郊区（他们居住的地方）往市中心通勤。这是因为，当上海进入后工业化以后，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服务业岗位）都集中在市中心。大量的收入和就业在市中心，而人的居住却在往外围分散，这就产生了就业点和居住点分离的问题，加剧了城市的拥堵问题。出现居住郊区化，有以下几个推动力。第一，也是为合理的，是人们改善居住的愿望。市中心的住宅区太过狭窄，上海市中心曾出现过一平方公里10万人的社区，这样的社区，居住太过拥挤。现在富裕了，就搬家到郊区，价格便宜且房子大。第二个推动力是市中心的更新改造。上海市中心的各个区几乎都想拆掉低矮的旧房子，建档次更高的商务楼。现在市中心的老房子、旧房子、小房子所剩无几，大量都是商务楼。这意味着市中心基本很难容纳低收入阶层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房价贵、房型比较大。政府兴建的廉租房分布在哪里？也往往远离市中心。这样一来，一方面居住在郊区廉租房的人通勤距离增加，因为大量廉租房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另一方面，那些不能享受廉租房的群体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答案是群租。对这部分群体来讲，群租能降低居住成本，离上班地点近。可是现在政策打击群租，这时人们就要住更大的房子，居住成本随之上升，这些成本终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会向他服务的对象索取更高的工资。未来的人口分布很有可能会再回到市中心。以东京为例，以前大量的人住在东京都，后来随着城市的扩张，很多人搬到东京都以外，现在不少人又回到了城市中心。今天，上海的人口是往外搬，但上海未来会成为全球城市，产业结构一定集中在市中心的高端行业里，而在这些行业中工作的人愿意把时间花在路上，每天开车开一两个小时上班吗？东京出现的趋势告诉我们，当城市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人们会重新回到市中心，而这时，东京的交通拥堵反而改善了。很多事情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人口规模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双刃剑，人口规模增长，可能增长城市病；但是人口增多，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在有些方面对于缓解城市病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