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新型职业农民，用上物联网，能操作无人机，还懂管理
一家三口，全是新型职业农民，这别说在村里，在省里也是一件稀罕事。今年43岁的陈龙是山东省郯城县归昌乡陈庄村村民，也是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的法定代表人。近年来，他流转土地成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00多亩，托管土地1600亩，给乡亲们提供育苗、打药等优惠服务。陈龙带着家人一起种田，农场收入30多万元。
&从小就种大田，对农业有感情。&陈龙说，以前自己伺候大田，没想过靠种地挣钱。现在有了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土地能产生更多效益。陈龙说，他的思想转变，来自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2015年3月，他顺利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培训给他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呢？
机械化种田。农用无人机在田间洒药，机械插秧机在水稻田插秧，目前陈龙农场的物联网正在陆续安装中，将实现可视化生产、智能化操作。新技术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解决很多问题。拿打药为例，以前人工费居高不下，还很容易出现农药中毒。陈龙通过培训获得无人机操作证，承担全县农作物无人机飞防工作。今年飞防作业面积达到2000亩，还跨区域在河南作业了800多亩。
绿色化种田。他注册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00多亩，种植稻虾共养绿色水稻50亩，注册&郯陈&牌大米商标，开发绿色农产品，开始走规模化、品牌化和产业化之路。&参加培训后，明白了要少而精，有精品意识。&陈龙说，现在自己地里的绿色大米能卖到19元一斤，一亩地纯赚1000多元，比散种收益翻了番。
边学管理边种田。高中毕业的他感觉自身知识储备不足，近几年，只要能报上名的培训，陈龙几乎场场不落，学习科技和经营管理，向更优秀的职业农民请教经验。陈龙还专门到四川农业大学学习，取得了大专文凭。他还带动妻子和儿子参加职业农民培训，学习农业技术。现在，一家三口都取得了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儿子也成了修理无人机的&专家&。
&说实话，孩子是被我骗回来的。&陈龙说，儿子陈斌今年21岁，在西安上的大学，学的是信息工程专业。今年刚毕业，陈龙劝说孩子回来种地。&一开始，他很排斥。他认为当农民得干繁重农活。&陈龙说，他让孩子先负责田里的物联网建设，操作无线传感器和摄像头。陈斌发现，种田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好好管理，也能实现自我价值。陈斌对种地产生了兴趣，毕业后返乡加入家庭农场，立志要成为&农三代&。
职业农民协会应运而生，集结起农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眼下，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临齐街道丰润农场筹建的一栋三层的办公楼刚刚投入使用。丰润农场农场主王文昌从来没想过能靠种地盖起一幢办公楼。王文昌大学毕业后一直经营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2012年，他建立起家庭农场，可是传统的种地方式靠人情管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第一年赔了30多万元。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亏损。2015年，陵城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正在苦恼中的王文昌第一时间报了名。
&要经历条件审核、集中培训、田间课堂实训、笔试面试、综合评议和公示，想要拿到证书可不容易。&陵城区首批195名新型职业农民拿到证书，王文昌是其中之一。王文昌加强农场基础设施改造，应用农业规模种植集成技术，健全管理制度，实现扭亏为盈。如今，王文昌经营着1080亩土地，种植种类也由单纯的小麦、玉米，扩展到蔬菜、花生等经济作物，年收益接近百万元。2016年在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协会成立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协会会长。
王文昌介绍，协会是山东省第一家由新型职业农民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目前，协会已有会员400余人，其中包括76名贫困户，全区90%以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都参加了该协会，涵盖了全区15个乡镇。协会以会长、理事、会员的架构定期召开农业发展方面的会议，成立陵城区新型职业农民顾问团，聘请农业专家为发展顾问。
陵城区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区，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结构相对比较固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去年在协会顾问团专家的指导下，王文昌引进省花生研究所新研发的夏播花生品种，亩均纯效益达2000元，收入达到40万元。
在农场的仓库里，整齐堆放着硫酸钾复合肥、二胺等各种肥料，肥料外包装上打着陵城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协会的字样。王文昌介绍，农场承担陵城区土壤肥料工作站的职能。工作站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村庄的土壤结构量身定制肥料配比。现在已经在协会会员内部先行先试，陆续投入使用。
8月10日，协会召开全体理事会，参会的27位会员代表七嘴八舌地反映各种问题，商讨解决方案。凭借夏播花生良好的发展前景，协会打算在会员中进一步推广这一项目。对于配方肥配送也将加大后续供应服务力度。据统计，一年多来，协会内推广小麦、玉米配方肥，为会员节约肥料支出300余万元。
&组建职业农民协会符合农业发展趋势，符合新型职业农民意愿，是农业发展有生力量的集结。&陵城区农林局局长刘明伟说，协会是在国家鼓励的土地流转、中小农场、种粮大户蓬勃发展后应运而生的产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王文昌表示，下一步协会将通过农资、农机、农技等资源的统筹整合，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农资供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在各乡镇建立新型职业农民乡镇服务站，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协会计划到2020年，发展会员2000人，服务面积10万亩。
让农民成为有奔头、有前景、有获得感的职业，要加大培训力度
&他们种地不仅是为了生存、吃饭，而是把农业当成工作。&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过去农民是身份，生下来父母如果是农民、户口是农民，你就是农民。现在要把农民概念回归职业概念，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希望把&农民&这个称谓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将来大家会渴求当农民，农村会成为稀缺之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介绍，他曾到地方调研，农民反映最多的就是&农业不挣钱，干活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户均规模太小，需要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超过1400万人，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力量。
农业综合体、亲子教育农庄、私家果园、茶旅休闲&&这是在8月9日至10日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大赛的农业创新项目设计环节，12位入围决赛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项目。每个人上台用PPT演示演讲，上交项目计划书，还要接受专家质询。参赛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有清晰的发展模式和可靠的数据支持，绝大多数都已经投入实践。山东省16个市代表队的126名选手参加了竞赛。
在新型职业农民产品展上，在两排摊位的角落，一张小桌子上摆满了苹果、桃子、各种各样包装精美的水果罐头。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尝了一块桃子问道：&这桃子能买吗？&&能啊，不过这次没带多少，要得多的话，我可以给您发快递。&连宝农场农场主薛连宝说，这次报名太火爆，他的摊位是临时加出来的。这款桃罐头，没有任何添加剂。一年能卖出去1万多瓶。
据了解，2012年以来，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全国共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400多万人，大多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骨干。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数量将达到2000万，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35%。
&让农民成为有奔头、令人羡慕的职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党委书记杭大鹏说，目前，初级、中级、高级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正集聚吸纳各类农业院校参与培育工作，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园区等主体，建设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培育工程要帮助他们转变理念、增强本领、提升素质，加快推进务农农民职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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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农民模糊谁种地 农村生产关系悄然生变
来源： 半月谈作者： 朱旭东
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
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著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种地者谁
　　传统农民逐步退出，职业化农民逐渐成为种地主力，暂时解决了无人种地的问题，维持着一种平衡，但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出租土地的农民不种地，却照样拿着国家的补贴。潘广时说，土地的租金这几年一直在长，如果单独与农户签约，零碎的土地每亩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将土地归拢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种地的他却拿不到补贴。面对一些村民可能继续提高地租，南阳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托管大户可以与农民协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经拿到补贴。但潘光时依然郁闷：“前几年我种的小麦遭遇台风，上级财政发放的小麦补贴，照样打到了土地承包户账上，我分文没有。种地人不享受补贴，不种地的人却因天灾而拿补贴，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却没田。“这一问题现在很突出，很多人户口在农村，却没有责任田，因为没地可分。”包汤兵解释说，政策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高压线，没人敢碰，“在我们村，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没有责任田，这样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还有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明确提出不要责任田。光明村18组的刘鑫星兄弟三人，放弃了名下的10亩承包地，一起外出创业。如今，看到责任田不仅有补贴，还有固定的租金，他们很想要回来。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5户以上的人家提出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麻烦。”包汤兵说，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时，那些农民抛弃的田亩，明确当时谁种就归到谁名下，这样的地约占30%左右。“如果能够5年或10年进行一次微调，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了。”袁兵说。
　　显然，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施建伟说，以后种地的人未必是农民，他们还可能是市民、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既可源自传统农民，也可源自非农产业中有志于农业的人。只要对种地感兴趣，或者认为农业值得投资，完全可以像上班一样来种地。而农民则可以凭借其身份，将土地视作一种资产，并且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产。果真如此的话，未来的农村管理就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具体完善什么？怎么完善？基层还没有太多考虑，记者也一时想不清楚。
　　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有另一个担心：“当外地承包户成为某个村子的种地主力时，他们就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诉求，甚至垄断村里的发言权，村集体和村民的声音就会很弱，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的确，当“土地保姆”成为主人，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村的主人吗？那时候，地肯定会有人来种，但种地的人是谁、什么是农民、农村是什么，估计都得重新定义了。(记者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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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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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业农民”不如农民职业化
　　作者：毕晓哲
　　近期，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认证资格证书，这是我省对“”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以来，连续两年来，在全省一千多万中，仅266人获得“高级职业”称号。(4月19日 《华商报》)
　　陕西省有关方面近年来支持和关注“高级职业资格”培养，其舆论导向的设想显而易见，出发点也可圈可点，不过在笔者看来，对于广大基层而言所谓的“(新型高级职业资格)”终归是一种“难以吃到嘴的唐僧肉”，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就如同一张极其美味的馅饼，如果只能“看”而根本没有吃的可能，这样的“馅饼”调动意义就不会大。你的“东西”再好，却根本无缘享用，就如普通市民之与高达数百万的豪华大奔，反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陕西省近年认定的“新型高级职业资格”，考取程序复杂，不是干过几年农活就可以当的，符合条件的需要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且不说要分散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这一参加培训和考核的“成本”也是普通无法承受的。不仅要到学校学习，还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再加专家评定，并且，还必须有一定的“贡献度”。就譬如某位考取“高级职业资格”的来自武功的考生，“流转了几百亩土地，搞林下种植、休闲农业和蔬菜大棚，现在规模已经500亩，年收入过百万。”这样的“成功”和“成就”有多少普通可以达得到？
　　另外，对于绝大多数基层而言，其本份和本职仍然是“一亩三分地”，靠种庄稼吃饭维持生计，根本不具有将种植事业做大做强的机会机遇。就一些考取高级职业资格的人而言，有些是成功的企业家，有的是辞职的高级公务员，有的是学有所成的专业研究人员，其背后的社会资源、技能能力和市场博弈能力远远高于普通。普通“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亩薄地多少年，没有多余资金资本和实力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和规模、效益”三者之间须臾不可分离；在技术难题上，普通不可能有专门院校学习的技术背景和优势，不可能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他们的种植和事业。一言以蔽之，所谓的“高级职业”，他们本质上并不是“”，只不过是一批拥有实力、眼光和资源优势的“跳槽的市民”。这些特性决定了，对于最广大普通而言根本上不具有太大的“复制价值”，所谓的导向和示范也就极为有限。那么，这样的“高级职业资格设置”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我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俗话说“农村稳则天下安”，“心里有粮，心中不慌”。这里的“农村”、“粮食”，真正的依托依靠是广大普通和种植户，而绝不是“三瓜俩枣”的极个别“高级职业资格者”。真正让农村富裕、丰收，取决于最广大普通，而不是城市市民、大学毕业生等优秀人才的“下乡种植(投资)”。
　　真正对农村发展起长远作用、决定作用的，是让最广大普通的整体种植能力提升，而不是鼓励和变相鼓励“考证”。只要广大真正能够拥有更多的生产能力、科技能力，让新的市场化思维逐步占据主流，亿万的生产生活才能根本上改观，农村生产力和农村活力才能真正得到大幅度的释放。国家和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出台更多的鼓励创业的政策，向广大农村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源支持，让更多的基层普通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市场创业，比“扶持”极少数人成为“高级职业”更有意义。换言之，占据我国绝大多数的数亿普通才是农业和农村的根本和未来，他们才是农业和农村的支柱，如果这些“普通人”能够人人“”、人人成为懂种植、懂经营和懂科学、懂市场的“行家里手”，“职称”和“高级职业证”不过就是一张可有可无的“皮”，实在没有多大价值和必要。（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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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高级职业农民”不如农民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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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高级职业农民”不如农民职业化
2015年4月，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该省给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陕西一千多万农民中，已有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
“职业农民”不是干过几年农活就可以当的，符合条件的农民需要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
[辩证分析]
一方面，给农民评职称是农民从“身份化”向“职业化”的转型。评职称主要是为了获得专业技术上的认可，职称一般和收入晋升挂钩，也利于人才流动，这正是把农民当成一种职业来看待，而不是一种身份。在美日韩等城镇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培育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现代化、集约化，解决农产品自给率低问题的重要抓手。在这些国家，农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掌握着丰富的农业技能和金融知识，熟识高科技农业机械操作，并成为典型的中高收入职业群体。
另一方面，给农民评职称不能变成农民证书化。给农民评职称，不是把农民证书化，更不是相关部门设立几个条条框框，外加做一些培训工作，就能评定级别的。数千年来，我国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没有门槛设置，没有学历要求，没有收入底线，更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发一个证书。现在，许多地方打着农民职业化的幌子，来对职业农民进行随便认证并发一个证书，既不符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也有可能违背农业自身发展的规律。
[农民职业化的必要性和意义]
当今中国的农业农村处于变化最大、发展最好的时期，也处于矛盾集中、挑战严峻的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靠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后曾提出，要充分发挥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相配套的农业制度、相配套的新型农民。农业现代化，不能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获得，必须要有一批能够洞悉产业趋势、参与社会交往、融入城镇化进程的新型农民。这是时代呼唤，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农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源头，农民永远是人类其他人群的衣食父母。今天的中国，要保障13亿人吃上饭吃好饭，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是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农业文明水平。创造条件让农民走向职业化，成为自身领域的行家里手，对于探索农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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