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养老：那些“未完成”的真实养老故事
　　未完成的养老
一个30岁的中国人，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究其原因，自然包括了中国养老政策的不确定性。
　　比如刚刚热议的延迟退休，实行不实行，目前尚无定论。但估计做些功课的人，明白中国养老基金状况的人，多会做出结论：如现状不改变，养老基金亏空难填，延迟退休恐难避免。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了养老机构的稀缺。
　　公办的、理想的养老院永远供不应求，而且他们不招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何去何从，还将是个问题。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在长期铁板一块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的拖累。
　　各种原因的合力，让养老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在他30岁时，曾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是不需太多思量。
　　养老金——那时不叫养老金，叫退休金——自然照例由“公家”发放。公家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那时只有国企)，它们当时并无太大差别，当然也会千秋万载地存在下去。
　　在企业办社会、政府大一统的年代，养老似乎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那时候，养老是一个已完成的命题。
　　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风险，企业可以破产了，中央政府无力以财政担保国人养老。中国开始接纳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共济、分担风险，一个巨大的转向开始发生，而这转向竟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的父亲，在他30岁时，曾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更为简单。
　　在遥远的过去，养老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它取决于自己年轻时积累财富的能力，取决于儿女是否孝顺，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是否硬朗。
　　从这个角度，政府大包大揽办养老虽然被证明无法施行，但至少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养老不应该局限为个人问题，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财力的支持。
　　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别，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养老，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养老，人们发明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为一种合理的方式。
　　这种转变一直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自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政策的摇摆和无力。
　　当然也有客观的挑战，比如在刚刚推行社会保险时，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在与社会保险的对接困难重重。“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种种现在看起来奇特的政策，不过是在交历史的欠账。
　　往事不可追，而现实也总有争议处。
　　比如，公务员过于优越的养老政策，让本就紧张的养老基金背负更重的压力，且使公共政策变得不那么公平。比如，国家财政对公办养老机构投入的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的偏差。
　　一个30岁中国人的孩子，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他从父亲那获得了这样的经验：要依靠自己。
　　当养老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时，人们不免会掉头回去，把养老问题，重新依赖个人。依赖个人在年轻时赚到更多钱，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可这两者本就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依赖还有可能性，而对整体而言，这种依赖全无可能。
　　这种后退无异于在充满自动化设施的社会中茹毛饮血。
下面，我们将讲述诸多养老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故事，它们有些显得不可思议，而又确实发生。
　　结束养老的“未完成”状态，制定一系列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打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了老人，甚至为了孩子，最紧迫的任务了。
　　入狱养老记
　　四年前，湖南农村老人付达信为了养老，故意抢劫被捕。在如愿度过一年半“牢”有所养的美好时光后，养老问题，再次现实地摆在他面前。
　　73岁的付达信坐在只铺了一张席子的硬床板上，弯曲起一条腿。眼睛微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监狱里的生活。“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如果还能让他一天抽上几支烟，这就是他对“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2008年9月，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
　　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
　　“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光着脚走到柜子前，他想找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在两个干瘪的行李包里摸索了一会儿，付达信无功而返地坐回床边。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付达信说：“我不想减刑。”
　　在灵官镇敬老院，付达信是个“见过世面”的老人。他去过北京，还在年三十儿的晚上吃过甜酒冲鸡蛋。这样的待遇其他老人想都不敢想。尽管村里人告诉他不要讲抢劫入狱的事，付达信还是经常讲给敬老院的老人听。
　　这一次，付达信站起身，和身边的一个老人模拟起当初抢劫的场景。“她背着包，我从旁边扯她的包，包还挂在她胳膊上，我就拿出了刀，让她喊抢劫。”
　　“刀多长?”敬老院的老人明知故问。
　　“不长嘞。”付达信用双手比划着刀的大小。“我削苹果的嘛。”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没有办法，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一步。”这句话让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
　　日下午，北京站广场人流熙攘。身无分文的付达信又感觉到胃里饿得一阵阵痉挛。用手擦了把汗，他终于下定决心——抢劫。
　　摸了摸兜里的水果刀，付达信焦灼地寻找着抢劫目标。远处，一个警察在买矿泉水。“去抢警察，他就可以把我直接带进监狱。”可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还没走到跟前，警察已经转身离开了。
　　售票处，二十多个人在排队买票。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手里举着300块钱，眼睛盯着售票窗口一步步往前移动着。付达信觉得机会来了。他凑过去，用力一抻，扯下了100元钱。妇女回头一看，只见瘦小枯干的付达信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攥着缺了一个角的百元钞票。付达信拿出一把小水果刀，笑着对她说：“你喊抢劫。”
　　“神经病!”中年妇女认为碰上了病人，自认倒霉嘟囔着转身继续排队。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嘛。”付达信说。
　　付达信决定要抢个拿包的。在北京站广场西侧的花坛边，一个背双肩包的女大学生引起了付达信的注意。“把包给我。”付达信跟在女大学生身后喊了几声，对方都没有理睬。付达信只能小跑几步赶到跟前，拉扯女大学生的背包。背在后边的双肩背包被拉得滑落在手臂上。女学生抓着自己的包不放，付达信也使劲往怀里拉。争抢了一会儿，付达信体力不支渐渐落了下风。
　　他再次拿出小水果刀，让女孩儿喊抢劫。这次，女大学生喊来了警察。付达信心满意足地笑了。
　　经鉴定，仅被抢的一个挎包就价值几千元，包里还有其他物品，被抢物品共价值9000多元。付达信不管包里是现金还是卫生纸，他只希望办案民警把自己的罪行写得严重些，“希望能够多判几年”。
　　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定，付达信的抢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处6000元罚金。付达信没交那笔罚金，“我哪有钱”。
“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不止一次有人问付达信，为什么要抢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付达信说，自己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付达信是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村的农民。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个“秀才”。1957年高小毕业后，他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当时这个学校是免费的，上午读书，下午劳动。但是只上了一年，学校停办了，付达信回到了村里。当时正好赶上招工，付达信的户口还在学校没有转回来，于是错过了招工，最后只好在家务农。
　　因为家里穷，付达信一辈子都没有娶过亲。年轻的时候，在云南放过6年的鸭子，鸭子被人毒死了，他开始常年在广西、广东打工。
　　年纪大了，付达信再也干不动活，只能回到村里。三十多年前修建的泥砖房已经塌了半边，村民经常看到付达信蹲在田埂上，米饭泡上凉水，便是一餐。近年因为年岁大了，干不动田里的活，付达信将村里分给他的八分地退了回去，也由此走上了“食不果腹”的艰难道路。前两年付达信身体还好，可以干些活，收入刚刚够养活自己。近些年他得了病，再加上岁数大了，挣的钱很少。入狱前，付达信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
　　为了养活自己，付达信在附近批发一些烤烟、干鱼和虾子，一个扁担、两个筐，挑到集市上去卖。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总是落在同去的村民后面。平均下来，每天可以挣两三元钱。要是卖不掉，还要亏了成本。
　　原先付达信家还通电，后来村里给各家安装了电表，付达信拿不出600元装电表的钱，他家再也没有通电，晚上黑乎乎的，没有急事根本不点蜡烛。“那东西太贵，比吃饭还贵。”付达信说。
　　由于生活太艰难，2003年付达信找到县民政办反映情况，才知道自己是五保户，可以拿到补助。
　　在祁东县，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老人(即指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有一万人。九成以上都在村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
　　付达信生病后没有钱去医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着。村里人说：“再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干枯的壳了。”
付达信找过村里、镇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没有钱给他。因为国家在五保老人的医疗，尤其大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从2003年起，他领到了一年300元的补助，到2007年涨到了600元。付达信说，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们这里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2008年8月，已经69岁的付达信在同乡的带领下到广西柳州收废品。人生地不熟，付达信骑着三轮车转了三天，没有收到一点废品。他也发觉自己骑不动三轮车了。无奈，付达信回了祁东县。实在活不下去，付达信想起自己在捡来的报纸上看过的一则新闻：一个病人为了治病，犯罪入狱，监狱竟然给他看病。想想自己，“死都不怕了，还怕进监狱吗?”付达信决定到北京抢劫。一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二来也想反映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
　　付达信用捡破烂的钱买了一张去河南郑州的火车票。到了当地继续捡破烂，有钱就买票，没钱便逃票，辗转到天津，又到了北京，整整用了十天的时间。
　　抢劫后，付达信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监狱。
　　“牢”有所养
　　和其他人不同，付达信进了看守所便喜上眉梢。见到馒头，付达信更是欢喜得不得了。“馒头，我最喜欢吃了。”付达信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做过胃部手术，付达信的胃肠一直不好。馒头可以综合他过多的胃酸，让他舒坦许多。
　　看守所里的犯人很少见到这么能吃的老头。他什么都吃，并且绝不浪费。别人吃不完的饭菜，付达信也会一一代劳。三个月，付达信胖了10斤。
　　在看守所呆了三个半月，付达信被转到天河监狱。这里是送服刑人员回地方监狱的中转站。付达信发现这里的生活更好了。不仅天天有馒头吃，老年人每天早晨还有一个鸡蛋。
　　在监狱里，付达信两年来，第一次吃到了肉。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生怕把肉片很快吃完。付达信把肉放在嘴里反复咀嚼，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被同囚的狱友笑话了好半天。
　　三个半月后，付达信被转回到湖南省长沙监狱服刑。监狱发给他夏服、春秋服、冬装各两件，鞋子两双。被子发了两床，一床铺，一床盖。不仅有被套床单，夏天还有席子发。热水瓶、桶子、杯子一应俱全。
付达信觉得长沙监狱吃得更好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不仅馒头管够，午饭的时候还会有西红柿炒鸡蛋、海带炖排骨、玉米炖排骨。开水是统一供应，不限量。年三十儿晚上过了12点，监狱还会给犯人送来甜酒冲鸡蛋。
　　每年600元的五保户补助依然在发放。村里的会计把钱邮寄给付达信，他还偶尔在监狱里买些面条来当做早餐。
　　在监狱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需要劳动的。付达信每天早晨6点30起床，洗漱、整理内务，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吃过早餐，别人出工后，付达信便回到监舍内休息。长沙监狱里有花园、篮球场，放风的时候付达信可以随便溜达。“只要不出了四面高墙电网的大院子就行。”付达信说。
　　闲来无事付达信就看书看报，背唐诗，写字。有时候跟狱友下下棋，每天都要收看新闻联播。付达信在监狱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脑血管硬化、骨质增生、双肾结石、前列腺炎。”和以前生病硬扛着不同，付达信在监狱生病，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来看望。每天均有医生来巡诊，有急病随时到狱内医院就诊，病得重了还会有专人来照顾。付达信前列腺炎发作，监狱里的医院看不好，还由四个警察陪同着去监狱外面的社会医院诊治。“他们扶着我，从来都没跟我说大话(大声呵斥)。”
　　在监狱里，付达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些。但是，好景不长，付达信被减刑了。
　　提起减刑，付达信满脸的不高兴。“上过报纸、上过照片的犯人都会被减刑半年。”付达信不接受减刑，减刑要写悔过书，付达信不肯写。“我敢作敢当，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最终，其他犯人为付达信代写了悔过书，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吃饭就是看病。不干活，监狱也不愿意要你。”
　　付达信拿起一支烟卷，嗅了嗅说：“我以前在监狱里，别人请我抽10块钱一包的香烟。现在1.8元一包的，还不一定能抽上。”
　　敬老院的生活
　　日，村里为付达信的侄儿出了500元路费，将付达信从长沙监狱接了出来。没有耽搁，付达信被送到了灵官镇敬老院。这是2009年新落成的敬老院。砖混结构四合院式，有两栋共32间住房，工作人员三名。过了两天，灵官镇民政办的彭主任便来看望了付达信。因为“入狱养老”的事情，当地的民政部门颇为紧张。
入狱前，付达信并没有住在敬老院。村长付发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付达信住进敬老院，村里需要每年给他缴纳600斤口粮。因为付达信没有把房屋抵押给村里，才迟迟没有住进敬老院。
　　在农村，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可在日益空心的农村，集体没有足够的钱供养贫困老人。在祁东县，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要不是进了监狱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还住不进敬老院。”付达信说。
　　然而，付达信对敬老院还是非常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座养老院只是一座空壳，根本比不上监狱。
　　出狱三天后，付达信就发现了敬老院的问题：二楼的平台高于房间，下雨便往房间里灌。房间的墙上裂了一条条口子，食堂后面的水泥平台已经全部塌陷。一年600元的补助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每月300元的伙食费，算下来一天10块钱。说是伙食费，其实一个月的所有开销都在这里面。付达信因为胃肠不好，早晨要自己煮面条、还要偶尔抽包烟。这些钱扣除后，付达信只能少去食堂吃几顿。
　　自来水爆裂已经多天，负责煮饭的工作人员懒得去挑水，便花钱雇佣敬老院的老人去担水。“一桶水两元钱，这些钱也是从伙食费里出。”老人们为了零花钱争先恐后地去挑水。
　　付达信刚住进来的时候是两人间。最近，对床的老头瘫了，拉屎拉尿实在太臭，付达信只能搬了出来。敬老院没有负责卫生的工作人员。付达信说，去年一个叫胡建国的老人病死在房间里。
　　中午将近，一位下肢瘫痪的老人拄着两个板凳缓慢地挪向饭堂。付达信坐在老人的条凳上试图攀谈几句。“烦得很!”老人向付达信吼起来。付达信讪讪：“能活着就不错了，谁也管不了谁。”
　　敬老院的棋牌室里放了一口棺材，是院里的其他老人备下的。棋牌桌上布满了灰尘，蜘蛛正在一台严重损坏的电视机上专心地织网。付达信说，院里本来两台电视机，坏了一台，大家就只能凑在一起看电视。他保持着监狱里的习惯，坚持看新闻联播。除了了解国家大事，还可以收听到春节国家民政部和中央财政给全国五保户发补助的消息。每次他都拿着本子记下来，比如：“2010年，中央发给全国五保户每人100元红包钱;2011年中央补助全国五保户物价差价8个月;2011年，全国五保户每人200元慰问金;日，中央为全国五保户每人补助200元。”
“我只是想发些补助，买面条吃。”付达信拎起桌上仅剩的半扎面条。
　　付达信怀念监狱，可他已经73岁了，他实在没有把握，还有没有体力，回到那个“安乐窝”。
　　94岁的“赡养人”
　　94岁的李秀英，是一名“赡养人”。她赡养的对象，是自己74岁的女儿侯昌凤。
　　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顾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殊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能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顾。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快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辅助支架，方便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舒展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幸福”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按照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该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后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淘气，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平静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周围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无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辅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方便，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慢慢的，周围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认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其实，李秀英捡瓶子，一个月最多也卖不到100块钱。前几天，收废品的人告诉她，现在瓶子一个8分了。李秀英听了，有些失望，“降了2分钱啊。”
　　女儿侯昌凤的手有残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帮母亲一起出去捡瓶子。她只能到商户那里，把一些轻便的废纸盒装在一个箱子里，用绳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给女儿揉揉变形的手，一脸的心疼。
　　这是一间不到7平米的屋子，屋里开着灯，可就跟没开一样。左边有张上下床，床边摆着一张木桌子，墙壁发黄，有的地方墙皮还掉了下来，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整个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25寸的电视机，还是别人送的。
　　李秀英和侯昌凤的很多衣服，也是别人送的。“好心人多。”李秀英说。
　　那组图片以及后来媒体的报道所引发的众多关注，为母女俩带来了更多的好心人。他们来到王府井大街，找到李秀英和侯昌凤，有的帮她们捡瓶子，有的则直接给她们钱。
　　面对绝大多数好心人，李秀英选择了“拒绝”。比如，别人要进屋里来看看，她们死活不让进。
　　周围的一些人慢慢理解李秀英的苦心，“她真的是想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女儿。”而一个人，李秀英没有办法“拒绝”。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
　　6月6日上午，王府井菜厂胡同，在一扇门牌号为“甲3”的朱漆木门前，骆成福按下了门铃。
　　木门另一侧，他的母亲侯昌凤正在清扫地面上的垃圾。
　　骆成福是前一天晚上，搭乘火车从合肥赶到北京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银桥镇派出所谭警官和村委会叶主任。
　　谭警官介绍说，无为县公安局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李秀英“拾荒养活74岁生病女儿”的报道后，得知侯昌凤至今没有户口，民警查阅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档案，找到了侯昌凤的个人信息，当时其登记的名字还是“侯常凤”。
　　“无为县公安局局长亲自批示，决定‘特事特办’，让民警来京为侯昌凤补办户口。”谭警官说。
　　听到门铃声，侯昌凤快步走上前去开门。木门打开的一瞬间，两人同时愣住了。
　　“妈，我是你的儿子啊，来看你了。”
　　侯昌凤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提着扫帚，似乎没听到这句话，只是愣在那儿，簸箕里的纸屑滑到地上。
　　“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怎么来了?”半晌，侯昌凤开口说道。她不再说话，转身放下手中的活儿，带着儿子一行几人进了屋。
　　听到外孙来了，李秀英开心地喊起了骆成福的乳名，“宝宝啊，你可胖了，冷不丁认不出来了。”
　　在李秀英的记忆里，骆成福“不怎么做事”，来过自己这里却从来不买什么东西，她看外孙可怜，给过他1000块钱，可外孙再来要，她就拒绝了。
　　“我和他说，对面就是派出所，你去问他们，他说我给你，我就是要饭也给你，后来就不来了。”李秀英说。
　　可现在，李秀英把香蕉塞到骆成福手里，看着外孙吃。
　　她仰起头，端详着，“宝宝啊，你的头发怎么还白了?”“你和你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鼻梁比你妈好看。”“可你眼皮怎么是肿的?”
　　与李秀英的热乎儿不同，一旁的侯昌凤别过头去，故意避开儿子的目光，一句话也不说。
骆成福也觉得委屈。23岁时，他当兵时受了伤，在北京做手术，母亲侯昌凤从老家赶来照顾他，可侯昌凤手有残疾，做事不太利索，骆成福就经常对母亲发火，“让她很伤心。”
　　伤心了的侯昌凤直到丈夫去世，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后来又来了北京，就再也没有回去。骆成福承认是自己让母亲没了户口，“为了逃避人头税。”
　　他说，1999年后，农村户口由镇政府管理变为由乡镇派出所统一管理，需要个人上报家庭成员信息，当时他家境贫困，母亲又长期住在北京，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没将母亲侯昌凤的信息上报。
　　骆成福不会想到，仅仅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让母亲陷入十多年的“黑户”阴影里。
　　村委会主任为侯昌凤拍了照片，谭警官又让她在户口补办询问记录上按了手印。走完这些程序，侯昌凤就能找回户口了。
　　有了户口，侯昌凤只要每年交50元钱，就可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生病在北京住院，也可以回安徽老家报销。此外，她还可以享受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60元的补助。
　　骆成福想接外婆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老，可遭到了两人的拒绝。“我不回去，你妈也要在这里陪我呢。”李秀英说。
　　明堂村村委主任叶斌也想借机撮合母子团圆，劝侯昌凤回老家养老。侯昌凤同样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侯昌凤坚定地说，“妈妈死了，我也跟着死了。”
　　类似这样的话，一直存在于这对母女的生活中：“我死了，你怎么办?”“一块死，活着没有意思。”
　　5月26日，清晨，李秀英和侯昌凤起得很早。她们俩要从王府井赶去昌平一家中医院做体检。医院负责人看到新闻后，希望免费为母女俩做次体检。
　　这是刘秀英和侯昌凤10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前一天晚上，侯昌凤特意洗了头，李秀英则脱掉平日拾荒的行头，换上了一顶干净的白布帽子。
　　每做完一项检查，李秀英都作揖感谢医生和志愿者，还不时向外张望，放心不下女儿。
检查结果出来，李秀英的血糖有点高，心脏供血也不好，可肝脾胰脏肾功能都很好。可女儿侯昌凤的情况却很糟糕，检查时她几度昏厥，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告诉李秀英，侯昌凤的心跳过慢，随时有猝死的可能，一定不能情绪激动，要少运动。对于现在的生活，李秀英很知足。她说自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原来把咸菜汤倒进锅里，当盐，现在好多了。”
　　旁边一家安保公司，每天会给李秀英和侯昌凤送来饭菜，“干净的，剩下的。”母女俩吃不了，就把饭菜倒在一个桶里，放在门口，给附近的流浪者吃。
　　母女俩还养了八只流浪猫，三只大猫，五只小猫。
　　院子拆了怎么办?李秀英一点儿也不担心，反而笑了：“我有户口，落在这个房子上，房子一拆，我就发了!”
　　母女俩居住的这间小屋，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旁边。
　　指着对面的新东安商场，李秀英笑着说：“就是这个商场，开张的时候我还拿到了遮阳补助费呢，其实院子里阳光一点也不少，这大门口早上也有太阳。”
　　以李秀英的条件，她可以去养老院，可她不愿意去。“我进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北京)户口，进不去。”
　　每天，李秀英还是出去捡瓶子，生活仍然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几乎没有改变。
　　被逐出养老院
　　“我们到养老院就是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靠，人一病了你们就轰人，那住养老院的意义是什么?
　　山东济宁的温度超过了35度，跟北京这几天的天气一样闷热。张一军夫妇跟着工程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已经两个多月，他心里惦记着在北京住养老院的母亲王佩玲。
　　一年多前，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越来越严重，生活无法自理，她被当时居住的公办养老院勒令转院。
　　张一军发现，在母亲养老最艰难的时刻，他无法从任何一个公办机构获得帮助。
　　老年痴呆患者，又称失智老人。失智老人以一个极端的方式，证明了没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养老制度，个人养老将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张一军夫妇找了整整一年，才给老人找到落脚的地方。常年漂泊在外的张一军总在不安，家里的老母亲会不会再次无处安身。
　　养老院送来的传票
　　2012年农历年前不久，张一军的女儿倩倩接到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电话，通知张一军领取法院传票。
　　倩倩吓傻了，“以为爸爸犯了什么事儿”，一问才知道，是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起诉张一军违反王佩玲老人入院时所签订的合同，所以他们申请了法律手段强制老人转院。
　　王佩玲入院的合同上写着：入院者必须有日常生活自理的行为能力。
　　83岁的王佩玲确实已经不符合合同上所规定的条件。福利院起诉张一军之时，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发展到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行为也偶尔失控。
　　前一年，第一社会福利院已经要求王佩玲转院，三番四次催促张一军之后，护士长警告说，“再不把人接走，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那时候，王佩玲的症状还不明显。福利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会按传唤铃叫护工的老人他们也不会看顾，这样可以减低福利院的看护风险。
　　张一军觉得养老院有责任照料自己的母亲，所以一开始他不同意转院。“总不能请个护工24小时陪着吧?”福利院的人这样反问张一军。
　　张一军跟院长商量能不能自己出钱请一个全职护工，只要让老人继续住在福利院里。第一福利院拒绝了，理由是：老人晚上经常不好好睡觉，会影响到其他人。
　　自从王佩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觉得第一社会福利院好像换了一个人。之前，张一军很喜欢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氛围，有阅览室、有合唱团、有棋牌室、有老年大学，可以让母亲的生活过得有质量。他甚至想自己老了也住到这里来。
　　可是现在这所寄托着自己和母亲养老希望的福利院，却在母亲最需要照料的时候，把她推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张一军却接到了养老院送来的法院传票通知，张一军一下子火了。
　　张一军没有去领传票，他叮嘱女儿别管这事儿，然后就冲到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我们到养老院就是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靠，人一病了你们就轰人，那住养老院的意义是什么?”
护士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家属，只是淡淡地说：“我们没有照料老年痴呆老人的能力。”
　　无处安身
　　“没有能力看护老年痴呆患者”，这样的回答张一军听了太多。自从一年多前第一社会福利院要求老人转院，他就开始开着车在北京转养老院，得到的答案便总是拒绝。
　　碰了几回钉子之后，张一军决定先筛选再踩点。令张一军没有想到的是，偌大的京城里他竟然只找到十几家接收老年痴呆老人的养老院，他决定一个一个地去碰。
　　第一家，张一军去了小有名气的四季青，到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张一军没有空床位，“已经排了几百号了，十年也不一定排得上号”。
　　“没有空床位”，“需要15天试住”，张一军开始变得焦虑，随便一个什么院空床位就要等上好几年，而可以试住的地方张一军又不敢让母亲去，因为一旦不成老人就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
　　有朋友告诉张一军离市中心远的地方会有一些规模小一点的民营养老院，可能会接受失智老人，全家开始把目光放到郊区，五环、六环，张一军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许是受到了传票事件的刺激，张一军铆着劲儿一定要在过年前把老人接走，让母亲过一个开心的龙年。
　　没多久，张一军找到了五环边上的爱晚养护院，这所养老院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照护。
　　新的养老院环境和配套并不能让张一军夫妇满意，“能收下老人已经知足了”，张一军已经被拒绝怕了。
　　转院那天，王佩玲的意识不太清醒。老牌友们来送行，王佩玲都没有认出来，她只催促着儿子快些走。办手续的时候，负责人见到这个在福利院里赖了一年的老人，还不忘补上一句，“终于出院了”。张一军回道，还不是被你们撵走的，负责人便不再言语了。
　　搬到爱晚，王佩玲被分在一个三人间。进大院的第一排平房，106室就是王佩玲的住处。房间里交错摆放着四张床，门口一张床属于护工小张，她是三位老人的全职看护。
　　这间屋子，张一军上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见过。他其实并不满意，没有装修过的房间，没有安装空调，水泥地衬得本就灰暗的屋子更加阴沉。护工小张嘴里的河北不知道哪里的口音，张一军几乎听不明白。
第一次见院长孔德强的时候，张一军跟孔德强聊了母亲之前的遭遇，才发现到爱晚的很多人都跟自己的母亲有过相似的经历：失去自理能力被公办养老院劝退，在市区里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养老院，最后到了郊区的民营养老院。
　　无力养老
　　2012年农历年的除夕夜，王佩玲是在爱晚养护院里度过的。
　　晚上八点多，张一军才忙完要打点的一切，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养老院陪母亲，他到时哥哥一家已经离开了。
　　张一军进房间，王佩玲都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连连问护工“这是谁啊?”张一军鼻头一下子泛酸，他已经好多年除夕没有赶上家里的年夜饭。
　　张一军也琢磨过，万一在过年前没给母亲找到能去的地方，他也许会把母亲接回家里，那自己可能要为此换一份常在北京的、不那么忙碌的工作。
　　王佩玲只有两个孩子。哥哥长张一军八岁，今年刚刚退休。哥哥因为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没能力把母亲接回家里住。
　　张一军的父亲去世得早，王佩玲以前一直跟着二儿子一起生活。每年过年，哥俩儿带着家眷在张一军家里陪老人过年。回想那段日子，一家人围着桌子简简单单地吃一段饭，张一军觉得那才叫家的感觉。
　　可是现在，维系这个家的感觉，对于张一军来说却显得那么“昂贵”。
　　2004年一个周末，王佩玲跟儿子说礼拜一要去第五福利院办下手续，她想住到养老院去。张一军愣住了，忽然意识到，母亲一个人在家太寂寞。自从离开国营单位下海后，张一军的工作越来越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母亲一起度过。五十二岁的他还像个小伙子似的，为生计四处奔波，他最怕自己未富先老。
　　那时候，张一军夫妇在外打拼，女儿在学校读书。王佩玲就经常到家附近的第五福利院去跟以前单位里的好姐妹打牌聊天，后来姐妹们建议王佩玲直接搬过去住。所以王佩玲就来了一招先斩后奏。
　　张一军跟哥哥商量后，觉得也许去福利院养老，老人才不会太孤独。所以最终张一军还是陪着母亲去第五福利院办了入院。
　　后来又去了硬件条件更好一点的第一社会福利院。
如果不是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和哥哥还会觉得等自己老了住进养老院就是最好的归宿。现在他们都不知道，等自己老了该怎么办。
　　王佩玲是离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四千多块，她的全部工资刚好支付住养老院和生活所需的花费。可是张一军现在缴纳的是最低档的养老保险，退休金1700元左右。哥哥现在退休每月拿不到两千。
　　哥俩每次提起母亲找养老院的事情，都会说“咱们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张一军最担心自己老了以后会成了倩倩的包袱。
　　无序的行业
　　王佩玲老人在爱晚养护院的第一个夏天，张一军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没有空调会不会太热，会不会吃坏东西拉肚子，护工的水平行不行。
　　第一次到爱晚踩点的时候，张一军就说想找一个一对一的专业一点的护工。院长孔德强告诉张一军，这样的护工他们不是不想找，而是根本找不到。王佩玲屋里的护工小张就是半年前才到北京做护工，爱晚给她做过简单的培训，小张打算着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到更赚钱的家政行业去发展。
　　其实，比硬件条件更让张一军担心的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养老院随时都可能关门，到时候母亲又要到哪里去?
　　爱晚养护院现在的规模已经不小，小院四排平房里一共住着150多位老人，有70多名护工。院长孔德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压力和风险。
　　给失智失能老人提供看护是老院长武学斌的理想，所以退休后便在大兴开了爱晚养护院，养护院一直盈利不多。老院长的身体也渐渐无法支撑繁琐的日常工作，于是武学斌开始寻找接班人。这个人既要有经营头脑，又不会把武学斌多年心血经营成那种只顾赚钱罔顾责任的养老院。武学斌看中了正准备开办养老院到他这里来讨经验的孔德强。
　　去年，刚满三十岁的孔德强从老院长武学斌手里接过这个担子，以前他一直觉得养老院在国内是绝对的供不应求，该是开一个赚一个。但是开始真刀真枪上阵才发现养老是一个完全无序的行业。
　　开一个高端的养老院，提供高端服务很赚钱，天天上百号人等着办入院手续。可是像爱晚养护院这类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的看护，别说赚钱，生存都是问题。
因为要提供24小时的全职陪护，爱晚的护工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护工频繁跳槽，养护院里常年人手不足。经常是干上个年把走一批护工，然后又来一批新人再重新培训上岗。
　　也有过社工专业的学生到养护院来实习，但经常是给老人换了一个月的尿布就坚持不住离开了。
　　养护院只好让一位护工同时看护2至3位老人，既能解决人手短缺又给员工变相提高了工资。一个护工同时照料三个失智老人，难免忙中出错，爱晚经历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看护事故，好在都没出什么大事儿。
　　但孔德强也明白，一旦出了事儿，以爱晚的能力可能真的经受不住。孔德强坚持的动力都维系在老院长的嘱托和对一个个无助家庭的责任上，在孔德强看来王佩玲老人家庭的遭遇是整个行业的不幸。
　　张一军夫妇最早也要七月底才能回北京，张一军只能常常打电话、发短信给孔德强询问母亲的近况，以求内心的安慰。
　　其实，张一军这一通通电话、一条条短信也是孔德强艰难中的一丝安慰——这个弱小的民营养老院，自有公办养老院不愿为之、而又无比重要的价值。
　　谁在给穷人办养老院－“民营养老院是活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环境里，自生自灭??”
　　看着村西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闻亿心里不禁发凉。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歇甲村从去年年初开始拆迁，按照拆迁进程表，8月14日是歇甲田园风光养老院的最后期限。
　　闻亿跟民政局申请，希望解决老人的安置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回复。
　　“拆一个养老院至少要提前半年时间安置，”闻亿不知道养老院和老人们的出路在哪，“我再也开不起另一个给穷人住的养老院了。”
　　无处可去
　　每天天一亮，屈桂兰就会坐到院门口的花池边呆呆地望着铁栅栏门，6月底她依然穿着很厚的外套。看到有人进院，她就立即挪开眼神缩成一团。
　　因为脑萎缩，屈桂兰的智商相当于五岁的孩子，无儿无女也没有经济来源，屈桂兰一直靠弟弟供养。
　　屈桂兰在歇甲田园风光吃住加上护理费用一个月1250元。屈桂兰的弟弟把她安置在歇甲田园，这是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
　　歇甲田园风光有两档收费标准，能够自理的全部费用每月1100元，不能自理的每月1250元，采暖期每人交1000元采暖费。
　　现在，养老院里还住着114位老人，其中有96位失智失能。闻亿收了8位低保户，9位三无人员。经营了十三年，这里接收过的老人退休金最高的是2400元。
　　这里的老人，家庭贫困是常态。闻亿送走过325位老人离开人世，很多老人离开时铺的是养老院的毯子，盖的就是养老院的被子，遗体火化之后家人连骨灰盒都买不起。
屈桂兰有严重的贫血症，虽然享受国家“一老一小”医疗保险政策，但家里出不起自费那部分医疗费。
　　今年94岁的黄莲清是一位印尼华侨，她没有退休金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现在她靠70岁的女儿供养。黄莲清发烧39度，家里没有能力带老人去医院接受治疗，就只好让养老院的医务室给开一点退烧药。
　　看不得老人受罪，自掏腰包带老人去看病是常有的事。闻亿的父亲现在也住在歇甲田园，每当看到有别的老人受罪，闻亿就想起自己的父亲。
　　朋友们都觉得闻亿在做给政府擦屁股的事情，到这里的老人都是身体状况最糟糕、家庭经济水平最差的，这些老人要么是从别的地方被赶出来，要么是根本找不到去处。
去年年初，闻亿就把拆迁的消息告诉了老人们，请他们提前找地方搬走，结果陆陆续续只走了十来个人。
　　“真的没有地方可去，”神志清醒的老人们都把歇甲田园视作最后的阵地，他们都等着闻院长搬了新地方就跟过去。
穷人的养老院在哪
　　这半年时间闻亿一直在找着合适的搬迁地址。
　　两天前，他物色到一个不错的去处，在昌平区北七家镇半截塔附近有一个小二楼，里面有120个床位。大小刚合适，而且也离着歇甲田园不远。
　　闻亿一问价钱就傻了，租金每年200万。这笔租金平摊到老人们身上的话，现在歇甲田园的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住得起新地方。闻亿发觉自己“再也没法子建给穷人住的养老院了，一切都是钱”。
　　作为民营养老院院长，闻亿参加了昌平区区民政局组织的参观学习了昌平区的“北京市老年社区”一期工程——汇晨老年公寓。闻亿记得民政局领导介绍，在推进标准化建设中，北京市民政局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是：起点要高，制订标准必须要有前瞻性和科学性，要为适应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需求建立高水准的目标。
　　汇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高水准确实让闻亿羡慕不已，可更让闻亿叹为观止的是汇晨最低收费是每间房每月4600元，不包括伙食费和日用品费。
　　1999年，闻亿前后投了200万建起了歇甲田园风光养老院。因为父母都是残疾人，闻亿最初定位在“为最底层人群服务”。那时候，虽然除了免税之外，养老行业没有任何的政策扶持，但是是个凭真本事竞争的营生。没几年，歇甲田园风光就发展成了民营养老院里的领头羊。渐渐地，歇甲田园风光的好时候不再，这个大院里的草台班子越来越不符合国家标准。
　　十年间，北京市民政局、质监局和社会福利管理中心陆续出台了八个老年服务机构的地方标准。“房间要大，硬件要齐全，软件要高端，注册资金要到位”，闻亿实在不敢想做到这样的标准需要多少钱，如果真照着这样办出的养老院，现在那114位老人，没几个能住得起。
　　自生自灭
“第七年的时候，觉得沙子没过了脚面，无法抽身。现在我已经被沙子埋住了。”闻亿本来想着养老是个稳当赚钱的行业，结果钱没有赚到多少，人却被“套牢”了。
　　北京的草根民营养老院有个自己的小圈子，院长们定期聚会，互相交流经验，最主要的还是互相倒倒苦水。每次他们的话题都绕不开一点，就是永远拿不到手的政策扶持。
　　2005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提及：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受优惠地价，用水、用电、燃气、煤、电信业务都覆盖其中，全部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歇甲田园的水是从水井里抽的，除了用水，闻亿没有享受过民政局出台意见中的任何优惠。
　　养老院是租用歇甲村的土地，电卡也一直用的是村委会的，一直按村里每度电一块一交电费，每月光用电就要花掉七千多开支。民政部出台意见后，闻亿去找电力部门希望得到用电优惠，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政部的批文，我们没法执行，你得拿到发改委的批文才行”。每年夏天，闻亿都要趁低价一次性进十六万块钱的煤，十六万的煤刚好够冬季取暖所用，“一分钱也没优惠过，每年赚的那么一点钱，全都花在煤上了”。
　　居民购买市价40元一罐的煤气，养老院去煤气站拿就是110元，因为按照经营机构的价格。煤气站的人看都不看闻亿拿过去的批文，“没听过优惠政策，所有公司拿煤气都是这个价。”闻亿解释自己是民办非企业，对方就不耐烦地问，“你到底还要不要煤气!”
　　2009年秋天，闻亿给北京市副市长写了一封信，呼吁政府给予的扶持要落到实处，信中他写道：我爱国家，但是国家不爱我??
　　没几天，闻亿接到昌平区民政局社救科科长电话，“闻院长，你的信转到我这了，别再写信了，写了也还是到我这里。”
　　“现在，我们都已经没那奢望了。”闻亿无奈，干了十三年的养老行业，扶持总是口头上的。
　　正如民营院长圈子里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我们民营养老院是活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环境里，自生自灭??”
“没办法的办法”
　　前几天，北京残联的副主席找到闻亿，跟他探讨有没有兴趣建一个专门收残疾人的养老院。闻亿一口回绝。那些政府不愿意碰的烫手山芋，五十五岁的闻亿也不敢接了。因为闻亿真的被烫过。
　　日，闻亿和歇甲田园风光养老院一起被告到法院。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老人晚上从床上掉下来，胯骨受伤。老人的家属以养老院宣传词中一句：“24小时全方位服务”把他们告上法庭。闻亿觉得冤，因为那个老人的护工是自己请的，并不是养老院里的护工，而且老人的伤情转重有家属拖延治疗的原因。
　　最后法官劝闻亿，“你们是强者，担30%的责任吧。”就这样闻亿赔给家属4万块钱。闻亿回去就把宣传语中“24小时全方位服务”给去掉了。
　　老年痴呆患者郝成志刚到歇甲田园，护理员就发现老人经常晚上不睡觉跑到别人的房间。闻亿通知老人家属，结果家属给郝成志的房间按上了铁窗、铁门。其他的老人看不过去，举报闻亿侵犯人权。
　　市民政局、区民政局、信访办全都下来人考察，要求闻亿把铁窗、铁门拆掉，还对闻亿进行了批评教育。闻亿打着哈哈，请民政局给郝成志安排地方转院，领导们都不做声了。
　　歇甲田园现在还有六个低智患者，每天在院子里溜达。闻亿担心不知道哪天他们就会走丢了，或者受到意外伤害。闻亿还是没忍心将他们拒之门外，“我每天就像背着六颗雷”。
　　没有明确的政策，闻亿就只好自己明晰责任。打完官司回来，闻亿就跟所有老人的家属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是老人生命垂危时，养老院不承担抢救、送医院、用药的义务，老人过世，养老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实际上老人有病，闻亿还会自己开着车带老人去看病，“这个条款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
　　卖房养老记
　　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
　　距离过户手续完成还有两个星期，但这处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给柏玉良“暂住”的空间已经很局促了：客厅墙边搬进了一张巨大席梦思床垫，两间卧室已经被堆叠的家具和杂货占据，连柏大妈的餐桌都没地方放了。
而这位八旬老人打算带走的物件，却屈指可数：几沓身份资料和财产证明、一本记录她戎装年代的老相册，以及一张常年摆放在床头柜上的毛主席画像。
　　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妈还没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入住，她手握卖房子得来的巨款，却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境遇。
　　老革命哭了
　　“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声音发颤，“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这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11岁那年，因家境穷困，她们姐弟五人随母亲来到父亲东北的老家谋生。1947年年底，刚刚15岁的她加入了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辽宁省新民县、沈阳市和辽宁省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省海城市房产管理处工作直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为思念家乡，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环边的汽南小区。
　　“我这辈子有三大荣誉。当过女八路，做过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赵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语间透着自豪，“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条件好，刚见面的时候老赵给我打80分，婚后他就给我打100分，把财政大权都交给我了。”
　　2008年，老赵因病长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赵逝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离开故乡，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妈只想在北京养老，为此她特地将户口迁回北京。
　　“我只想落叶归根。”她说。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汽南小区的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我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费了。”她解释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人照应着。一个人住出个事咋办?”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此外，柏大妈觉得与那些被动养老的同龄人相比，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体硬朗，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爬楼梯从来不带喘气的;精神头儿足，手机里的号码记上几遍就不带忘的，张嘴就能说出来。她打听过，目前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妈乐观的判断，自己的各项条件都应该符合“优先录取”的标准。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连连摇头皱眉，眼泪又掉了下来。
　　有钱没“人”的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不远处的社区养老院——离老房子近，搬进去不用太折腾，环境很熟悉，还能常常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但在柏大妈的印象里，这里曾长期空着十多张床位。
　　“2006年由我们一直呼吁才办成的，起初也是由我们管理的。”汽南小区建社协会负责人何贵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道。
　　出于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考虑，养老院当时设置了28个床位。但一年下来，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严重不平衡。最惨淡的时候，7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位老人转。而当年的租金是一年3万元，对协会来说已经很吃紧了。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建社协会只得将经营权承包给一位私人老板。
　　随后，床位数量增加到了40张，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老人。
　　“到了现在，院里只有两个老人是社区居民。”说到这儿，何贵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区里的老人想进却进不去——满拧了。”
很快，建社协会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那还有不少空着的床位，而院方很乐意接收柏大妈。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的门脸藏在一条小胡同的深处。院子里可供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局促，四周种着大树，阴凉阴凉的。供老人居住的楼房低矮老旧，斑驳墙壁上裂着几条口子。里面的房间只剩下双人间，收费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只有一个楼道之隔，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连食堂都没参观，扭头就走了。
　　她认为自己的“挑三拣四”是有道理的：“我的要求也不高，能住宽敞点的单人间，环境安逸舒适，能聊天的伴儿多一点，精神能放松愉悦。我住养老院是去享受晚年生活的，不是圈在里面受遭罪。价钱高点也没关系。”
　　并不愿意将就的柏大妈，决定打持久战，下工夫好好挑选一番——无论是民营还是公立养老院她都不介意，只要能满足自己这点需要就行。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着老姐姐上网搜养老院。”
年近七旬的李阿姨向《中国周刊》记者说道。她与柏大妈相识二十多年，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得知柏大妈把房子卖了，李阿姨一直在张罗着帮她寻找养老院。在百度上输入“北京养老院”五个字，会瞬间弹出1380000个窗口。两人从海量的信息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咨询。
　　满怀希望的她们，很快得知一个残酷的信息：按照柏玉良的情况，连入住养老院的资格都没有。
　　经朋友推荐，柏大妈探访了西城区一家公立养老院银铃老年公寓，并且对各项条件都非常满意——“能住在这儿我就知足了”。尽管床位已满，并且光是登记排号的就有150多人，但她还是想先报个名。
　　工作人员询问了“能否自理”、“有无传染病、精神病”、“是否适应集体生活”等常规问题后，要求柏大妈的监护人写意向书——监护人须为子女亲属，北京户口，50岁以下，并长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妈一下傻眼了，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而北京已经没有沾亲带故的亲属。她蒙了，说话一下子结巴起来。
　　“必须有监护人签字，否则排上号也不可能入住。”工作人员见状告知，“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找谁去?养老院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这个回答击碎了柏大妈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丢了魂一般地离开了。
　　一个月下来，她们已经咨询或探访了26家养老院，每家的详细信息，都被记在一张巴掌大的卡片纸上，密麻麻的字迹间，标注着收费标准、空余床位数量、特色服务以及考察过后的评价。
　　柏大妈还在李阿姨的陪护下，跑到昌平、大兴等地的养老院探访了一番。
　　在北京四百多家养老院里，监护人制度是一个硬性标准。这让柏大妈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咨询其他养老院的时候，她再没主动提过监护人的话题，生怕直接遭到拒绝。
　　“挑来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谁能监护我
　　“监护人问题”成了一条迈不过去的坎儿。
　　除了去养老院，柏大妈的确有其他的选择：租一间房子，雇位保姆照料生活;或跟随在儿子身边一起住。但她并不愿接受这样的权宜之计。
　　“雇保姆?她伺候我还是我伺候她?”柏大妈说。多年下来，腿脚利落的老人一直操持着家务。
　　她曾雇过一次钟点工，一小时收费15元，但心里总觉得在“麻烦人家”，又给人家买水果又给人家拿饮料。“人家愿意一直跟我老生活吗?遇上脾气不好的怎么办?”她不放心地叹了口气，“我不想看人家脸色度过余生。”
　　今年3月份，柏大妈的儿子曾把母亲接到山东威海的家里，但老人很快就唠叨着要回北京。“海边空气太潮了，晚上很冷。”柏玉良说，“我还是喜欢北京的天气。”
　　而儿子常年出差在外，不能陪在老人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符合“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条件，做不了她的监护人。
　　为此，她先是给老家的亲戚们打了电话，问询“是否有子女孩子在北京生活”。几番排查下来，还真找到一位符合标准的。按辈分算，那位年轻人应该算得上是柏大妈的远房外甥。但因为常年没有联系过，几乎记不起他的模样了。而且，人家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居无定所，为生活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多余的精力。
连柏大妈自己都觉得“不太靠谱”。
　　忧心忡忡的她决定找组织帮忙。
　　她给自己原单位海城房产管理局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情况。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挠头不已：若把户口迁回东北，能在海城帮您安排养老，但在北京养老的问题，我们插不上手。
　　走头无路的老人，不得已向老伴儿单位的老干部局求助。
　　老赵去世时，单位曾派人到家慰问，此后便没了往来。柏玉良握着电话犹豫了许久，鼓足勇气才开口，委婉地和对方商量——能否由单位出示一个情况说明，为自己入住养老院提供一些间接性的担保。
　　不出所料，要求被客气地拒绝了，理由是柏大妈并非本单位职工——这事儿不归老干部局的管辖范畴。
　　一番交涉后，问题还是推回到她自己面前。
　　心急如焚的柏大妈甚至想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找不到标准稍稍宽松些的养老院，我只能找人装成我的子女或亲戚去试试。”她说。
　　她到处找人扮做子女，甚至向帮她卖房的房地产中介问过同样的问题，弄得那位小伙子哭笑不得，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北京几位老战友的子女以及面相较为年轻的李阿姨是首选，他们了解她的情况，同情她的遭遇，并且愿意在北京提供一些照应和帮助。
　　老战友的子女们大部分也已经年近60旬，也面临着和她境遇相同的养老问题。而李阿姨的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过去照看小孙子??
　　“我都60多岁了，倒是很愿意给老姐姐当监护人。可是过不了几年，就得找人监护我了!”李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距离交房搬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过几个月我就该去美国了，住不进养老院，谁来照应她?”
　　出乎意料的答案
　　柏大妈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业知情人士”眼中，“监护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一家拒绝过柏大妈的公办养老院，以老人亲属的身份咨询情况。因为是周末，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上班，坐在大堂里值班的门卫接待了记者。
“这可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人死了退房，什么时候就有床位了。您别怪我说话直。”被问及何时才能有房间的时候，这位干瘦的中年男子回答道。
　　见记者表情焦急，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过您运气不错，昨天刚刚腾出一间‘总统套房’，是由两个双人间改成的大单间，宽敞豁亮。5700元一个月，机会难得。”他所说的“总统套房”是这里最高档的一间屋子，养老院的宣传单上并没有记载，属于对外不公开的“特供房”。
　　当记者说明了老人“没有监护人”的特殊情况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这个好解决。”门卫笑了笑，“没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点钱找他们做‘间接监护人’就行了。”他随后告知，具体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长“咨询咨询”。
　　“您也是明白人，给院长送点礼，他手里有不少中保公司的线索和门路。”门卫热情地提着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些难以理解的“窍门”太过于复杂。她继续寻找，碰着运气。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妈在“考察”一家民营养老院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交谈结束后，临行前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这儿要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对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监护人的年龄在70岁以下就可以，亲属的身份问题，可以“灵活操作”。
　　虽然这家养老院在五环外，相对偏远，交通不太方便，而且入住环境也比柏大妈预想中的稍稍差一些，但这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可以接收她的养老院。这段日子，心力憔悴的老人已经等不起了，她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去。
　　“还挑什么呢，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
　　这位老战士，最近总是喜欢盯着自己参军时候的老照片发呆——照片上，年轻的柏玉良一身戎装，一脸自豪。
当年她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战士，每到一处村庄，都会引来一阵羡慕和惊讶的目光。作为卫生员，她在前线和后方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好几次，炮弹就在身后炸开，也没能把她吓住。对于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面对那些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痛苦呻吟、满身伤口的伤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时候，她常常暗暗念叨：“这点苦不算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21”家庭的一天
　　独生子女政策、大规模的下岗潮、底层民众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让一个“421”家庭的养老难题，如大山般沉重。
　　早晨六点，黄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在厨房煮着稀饭。想起自己10岁的女儿，黄蕊皱起了眉头。“现在的孩子心眼太多，会糊弄。”昨晚9点，学校老师发来短信，黄蕊才知道老师留了两张卷子，要求家长督促完成。在黄蕊的逼问下，女儿把偷藏的卷子上缴。“那卷子做的啊，错了一大片。她爸急眼了，抠到11点，才算完成。”
　　送完孩子，黄蕊给爸妈打了个电话，告之不回去吃饭了。今天，她要到公婆家为老人包饺子。
　　1979年出生的黄蕊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下有一个孩子，上有四个老人，是典型的“421”家庭。黄蕊小的时候觉得独生子女好，有人疼，结婚之后才发现，两个人要照顾四位老人。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了。”
　　提前透支的生活
　　今天是还款日，黄蕊和老公约定中午一起去还信用卡。每个月5000元的额度，黄蕊会找人提前套现，只需要给对方百分之一的手续费。因为在银行工作，黄蕊精心地计算着日子，这样，她的还款周期最长可以达到50天。“没办法，孩子、老人都需要钱，现在是罗锅上山，前(钱)紧。”
　　鸡蛋5元一斤，猪肉11元一斤，青椒2元，黄瓜3元，“还是夏天这时候的价格。”公婆、爸妈再加上黄蕊家的三口人，粗茶淡饭，一个月也需要二千多。孩子需要长身体，老人需要补营养，年纪大了隔三差五就得吃药，总之，处处都要花钱。
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算中上等水平，黄蕊给她报了作文班、口才班、英语班，还请了每周一次的家教。“没办法，全部孩子都在补，不补不行啊。”仅仅孩子补课一项，每月消费620元。
　　“10岁了，知道美了，买衣服认牌子。学校的孩子都穿小阿迪啊，小耐克啊，开始攀比了。”黄蕊很少满足女儿要名牌的要求，“长太快，买衣服，穿不了几天。”
　　黄蕊在中信银行做客户经理，是合同制。每月工资2300元。挣到这份工资，需要完成日均1200万的储蓄额度。黄蕊要常年在外联系客户，过年过节给客户送小礼物，还要陪重点客户的老总和财务经理吃饭。“干得好的客户经理基本不着家了。陪吃陪喝就差陪睡了。”
　　黄蕊只能当那种干得不太好的员工。她有时候会偷偷接送孩子，或者回家看看老人。完不成任务会被倒扣工资，一个月警告，二个月通报，三个月完不成就要走人回家了。黄蕊在考虑换一份工作，可是工作哪里那么好找呢。
　　黄蕊的老公是自己的初中同学。职高毕业后到处打工。做过银行的安保，也押送过油罐车。油罐车超载躲警察，晚上跑夜车，白天便在车底下铺上大衣或者纸壳睡上一觉。每次老公回来都埋埋汰汰，沥青干在油罐里，黄蕊的老公要钻到罐里把沥青铲出来。刺鼻的气味，“熏得直迷糊。”就这样，黄蕊的老公每个月能赚到一千多元。男人嫌太少，总是张罗着单干。
　　最近，黄蕊老公开始买卖二手车。将事故车收上来，进行修理和组装再卖出去。赚的钱是不定量的。
　　家里的用度加上资金周转，黄蕊基本月光。公婆每月退休工资一千多，黄蕊没开口要过。“我告诉他们，自己够生活就行，别勒着，也不让他们给我们攒钱了。”
　　黄蕊的父母是下岗买断双职工。近三十年的工龄，只能按照每年360元的标准买断工龄。每个人拿了一万多的工龄钱，从此和企业没有任何关系。要想得到养老金，就得自己缴纳养老保险。黄蕊的父亲还有三年退休，他每年要自己缴纳3211.2元的养老保险和810元的医疗保险。因为都是按照最低标准缴纳，60岁退休以后，他只能拿到最低标准的退休工资。
黄蕊不想父母发愁，她一直想着，挤一挤，把最后三年的保险替父亲缴上。她要在生活费里，再节省出一部分。
　　各回各家，各管各妈
　　下午，黄蕊拿着从菜市场买来的肉馅和韭菜，到公婆家去包饺子。今天孩子下午放假，晚上能过来一起吃顿团圆饭。黄蕊的手里有一张时间表，周一、三、五回父母家吃饭;周二回公婆家吃饭;周四孩子晚上补课，随便糊弄;周六日孩子补课，公婆来家里吃饭。
　　公公正在沙发上翻弄自己的养生书。《养生药膳》、《长寿保健经》、《蔬菜疗法》、《延年益寿干果疗法》摆了一大堆。“年纪大了，关心别人少了，关心自己多了。”公公挠了挠头皮，怎么才能后顾无忧，这事儿有点难。
　　“爸，你今天走了几圈?”黄蕊大声问耳聋的公公，公公和婆婆却开始讲昨天收看的电视节目。
　　公婆在平时很关注养老的问题。40岁上有了一个独子，如今公公已经75岁了。“我们孩子少，不像别人家四五个孩子可以轮班倒。走不动、爬不动，住院怎么办?儿女多的拉屎拉尿有人伺候，我就一个儿子，他俩熬不住了怎么办?”
　　为了避免给孩子添罗乱，公公和婆婆每天早、中、晚各散步一次，注意饮食，每天还要喝自己用山楂、菊花、枸杞、姜片配制的茶饮。
　　黄蕊最近两年特别怕父母生病。有点小病就赶紧查，每年都催促老人必须体检。体检套餐1200元，再加上肿瘤排查费用更高。但是黄蕊从来不觉得心疼。“有一点问题，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2011年秋天，公公和婆婆周末去黄蕊家里看孙女。两位老人乘坐的14路公交车在拐弯的时候被一辆大货车直接撞中。两位老人连同其他乘客一起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婆婆的腰扭伤了，公公的胳膊和腿全都淤青了。
　　在医院观察了一周，黄蕊每天都陪着老人输液2到3瓶。男女还不在一个病房，黄蕊还得来回跑。每天晚上，黄蕊和老公都把父母接回家。“在医院住，真的陪不起。”
　　最怕的是双方老人都有问题。黄蕊的父亲1998年出过一次车祸，之后记忆力严重减退，眼睛看什么都是重影的。这些年照顾，离了黄蕊也不行。“有事儿了，只能分头行动。各回各家，各管各妈了。”每到这个时候，黄蕊只能埋怨自己为什么是独生子女。
黄蕊的同学和朋友大多是1979年辽宁省第一年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互相交流到父母的问题，大家说的都是：“不敢想，一旦一方父母出了问题，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黄蕊的一个女同学，最近疯狂地打电话问所有朋友有没有合适的看护介绍。女同学的父亲突发脑出血，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她的母亲一个人搬不动身材高大的父亲，而女同学的孩子才刚上幼儿园。初次手术，女同学已经请假一个月，陪父亲在北京治病。两个月后，术后效果不理想，医院建议再次手术。黄蕊说，女同学和丈夫夫妻感情一般，遇到了父亲生病，两个人的关系更僵了。
　　“我现在每天督促双方父母锻炼身体。他们身体好了，就是给我们攒钱和时间。”
　　黄蕊和她的同学们有家有孩子后基本不再聚会。平时聊天的也就是三两好友。从朋友的口中，黄蕊总是能听到哪些同学的父母又得病了，两口子陪在医院里，孩子都没人管。每天，黄蕊和她的朋友们的生活轨迹基本相同：晚上九点，孩子睡觉后，洗几件换下来的衣服，十点多上一会儿网看电视剧。因为时间太紧，他们总是赶不上电视台晚上八九点钟的黄金段。
　　“在视频上看一两集《心术》，然后睡觉，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了。”拍了拍枕头，黄蕊长舒了一口气。
　　黄蕊今年33岁了，再过十年，孩子该上大学，父母们年龄更大。十年后的每一天，什么时候是她最轻松的时候呢?
　　一位老人，十个家庭
　　因为一位老人的一个电话，十个家庭都会被带动起来。
　　那两天，岳母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晚饭后，我们再三追问，她终于告诉了我们实情。原来两天前，岳母的父亲就打来电话希望她回家。
　　春节后，岳母就和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帮我们照顾两岁的儿子。我和老婆都是郑州人，按照两个家庭的计划，两边的老人将轮流“北漂”(小区里来照顾孙子的老人都戏称自己是北漂一族)照顾孩子。说来惭愧，生孩子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会以这种方式继续“啃老”，可现实逼人，我和妻子都要工作，孩子还不能上幼儿园，家里有老人，总归放心。
按照计划，再过两个月，岳母才会和我父母换班。
　　那个电话，让事情一下变得复杂起来。
　　岳母是家里的长女，在没有来北京照顾我儿子前，她一直是照顾父亲最贴心的人。她每天都会给姥爷按摩腿脚，聊天。
　　前两天，老人家在家里摔了一跤，想到最贴心的女儿，坚持让她回家。
　　岳母的父亲，我们喊他姥爷，今年即将90岁。照理说，姥爷最不该有养老问题，他有两女两男。在1949年前就参加工作，以高干的身份在1985年离休。离休后的工资，比郑州很多白领还高。
　　对于姥爷而说，困扰很多老人养老的金钱和医疗，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已经习惯于高质量的老年生活——就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
　　在岳母来“北漂”之前，轮班贴身照顾姥爷的岳母、小姨和儿媳妇。岳母走了后，剩下两个人值班，精力明显盯不上。
　　回去还是留下，让岳母很为难。我们数了数，吓了一跳，她回去与否，需要通盘考虑十个家庭。
　　第一个家庭是我父母家。按道理说，岳母家里出了事，临时回去，我父母提前“上岗”最为合适。可此时，我母亲远在兰州照顾我87岁的姥姥。我姥爷在七年前过世后，姥姥就独自生活。姥姥家境平常，现在是居家养老，轮流由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照顾。三年前，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舅患了脑梗，自己成了需要被照顾的人，只能退出照顾母亲的行列。
　　我母亲和小舅轮流照顾姥姥。小舅很仁义，承担了照顾姥姥的大部分重担，一年中，他照顾姥姥大半年，我母亲是小半年。
　　如果我母亲从兰州离开，就意味着我小舅需要顶上。可小舅此时远在珠海女儿家，照顾自己的外孙女。小舅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妹，和我一样，都在大学毕业后，选择远离家乡出去闯荡。我们都是1970年代末生人，自由选择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梦想。我离开了郑州，她离开了兰州。直到我们都有各自的孩子，才意识到自由选择，离开家乡真正意味着什么。
　　表妹的老公家在农村，老人很不适应城市生活，照顾第二代的重任就落在小舅和舅妈身上。舅妈几乎是常驻珠海，小舅在兰州和珠海两地跑。如果我母亲离开兰州，小舅就必须回到兰州照顾我姥姥。可问题是，此时，小舅刚去了珠海不到两个月，此时就突然“召回”他，一是不合情理，二是让刚刚缓口气的舅妈，又面临独自照顾孩子的局面。
好了，我这边的家庭要通盘考虑五个：我父母家、我姥姥家、我小舅家、我大舅家、我表妹家。
　　我妻子那边，也是五个家庭。
　　我岳父并没有一同来北京，他是否可以去出把力照顾他的岳父呢?
　　不可以。我岳父，这时候也在照顾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育有两子一女，养老方式是流动居家养老，这时候正好在岳父那生活。让岳父不去照顾自己的母亲，实在也说不过去。
　　除了岳母，姥爷还有三个孩子，一女两子，他们可不可以出把力照顾老人呢?
　　小女儿，我们叫她小姨，在姥爷摔倒这几天，恰好不在家。她跟着姨父回到姨父安徽老家，因为姨父的老母亲突然重病。姥爷摔倒后，小姨紧急飞回了老家，可那边她的婆婆随时有危险，关键时刻，她也不能总不在场。
　　大儿子，我妻子的大舅，唉，竟然和我大舅一样，也患了脑梗，60多岁的人，刚刚做了脑部手术，自顾不暇。
　　小儿子，我妻子的小舅。现在还在职，政府官员，每天忙得要命，只能让自己的妻子照顾老父亲。
　　这边涉及是五个家庭：我岳父的母亲家、小姨家、姨父的母亲家、妻子的大舅家、妻子的小舅家。
　　我从来没想到，这十个家庭，会以这样的方式联系起来。要想解决妻子姥爷的养老需求，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件。
　　就在岳母跟我们商量如何行事的第二天，小姨那来了电话，原来她婆婆的病情稍微稳定了些，她终于可以呆在家里照顾姥爷。可这仍然有两个变数，如果婆婆病情有变，她仍然要赶去;另外，因为姥爷年事已高，照顾他一天比一天困难，她可能也盯不住。
　　岳母只能求助岳父，岳父很爽快，他答应只要有时间就去帮助照顾姥爷，好在两边的家距离不到500米。
　　这是个摇摇晃晃的解决方案，一旦小姨那边有变，事情又会变得棘手起来。那时候，岳母还是需要赶回去。我这边还需要有人顶上。
　　我只能找老爸。妈妈去了兰州，老爸一个人在家过单身生活。老爸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虽然极爱孙子，可性格使然，对照顾孩子颇有些不耐烦。之前，我们也从来没想过，由他单独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电话里，我费尽口舌地向他解释了局面的复杂程度。说完后，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老爸的声音传了过来，“儿子，你放心。不管怎样，老爸给你托底。”
　　我的眼睛不由一热。
　　后来，我们请了个保姆。无论怎样，两边的老人也都60多岁，自己也到了要养老的时候，让他们照顾孩子，总归过于辛苦。
　　姥爷后来情绪也恢复了些，不再要求岳母马上回家。一切似乎都回到了轨道，十个家庭，可以按照原本的节奏运行。
　　可每每想起此事，我都感慨良多。我父母和岳父母身体都不错，可未来几年内，他们的养老问题终会真正的到来。
　　不像我们的上上一代，他们都多子多女。我有个姐姐，她留在了郑州，平时照顾父母多由她做，她还要照顾的是她的公婆;我妻子则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帮助。
　　我一直感谢姐姐，她没有离开家乡，让我对父母放心了很多。
　　迁徙、离开家乡，这个让太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社会潮流，对人到老年的父母们的养老，实在伤害太多。
　　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机会都在远方的大城市，让年轻人实在两难。
　　岳父岳母都是通情达理之人，说起未来，他们常说，要找个养老院去住，不给我们添麻烦。可在中国，进入一个好的养老院本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传统观念还是认为养老院撕裂了家庭。岳母的一个朋友，就将自己的母亲送到了养老院，岳母得知后，吃惊地难以接受。
　　岳母在北京时，爱看报。她知道北京有一种社区养老模式，老两口可以居家养老，社区会提供餐饮、简单医疗等养老服务。可即使在北京，这种社区养老既不成熟，推行也不算广泛，在老家，更是闻所未闻。
　　如果想享受北京的社区养老，需要在北京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且不说房价凶猛买不起。他们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北京的房子是看户籍的。老两口总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工作满五年，攒够了纳税期限后，再买套房子吧。
　　即使真的有套房子，可以享受北京的社区养老，他们还要考虑医保问题。中国的医保被地域切割，即使能报销也手续繁琐。在北京，我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极不情愿去医院。
每次和两边父母谈及养老问题，我和妻子都会说：放心吧，有我们呢。可我们能干什么呢?现在想来，只有多赚些钱是最靠谱的事情。
　　而我和妻子的养老问题，将更是一个大麻烦事情。我们的户籍都不在北京，虽然几乎一直在北京交纳北京标准的税费，可一旦退休，只能执行家乡标准的养老金发放。两地方的落差，会让我们交了一辈子的养老保险打个大折扣。
　　我们觉得这是被抢劫，可又有什么用?
　　社会的潮流、不正常的体制、难以理解的规则，让我们这一代将面临更大的养老问题。那时候，也不会再有十个家庭联动了。在独生子女进入老年的时代，连家族背后的支持，都将是一个异常奢侈的事情了。
　　延迟退休背后
　　从20多年前大包大揽的国家养老模式彻底破产时，今日的延迟退休就几乎已经被注定。
　　人社部官员一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把延迟退休的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
　　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
　　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大包大揽养老体制，已经无路可走。
　　为什么当初制定如此的养老体制??
　　往事无可再追，不过人们一直在为往事买单。延迟退休，是否能救赎先天不足的养老基金?
　　“低调”的上海经验
　　梁建涛(化名)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事业编制企业的高级管理干部，年薪二十万。去年六十岁的他面临退休，一旦退休他的年收入将要减半。于是梁建涛向单位申请延迟退休三年，他觉得自己挺幸运，刚好赶上了上海市2010年开始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
　　就在人们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大加争论时，很少人知道，上海人已经试点该政策两年了。
　　1999年开始，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连年赤字，累积用于弥补养老金亏空的财政支出多达70多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缺口还将继续扩大。
　　2010年10月，上海市人社局开始执行《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依此柔性延迟退休年龄。
按照《试行意见》，梁建涛跟单位签订了工作协议。内容是：这三年期间他和企业仍要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但不再缴纳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费。而梁建涛要到六十三岁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数额将按照新的计发办法计算。
　　上海并不是唯一一个试行延迟退休的城市，目前北京和深圳都有过不同形式的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试点措施。但与上海相同的是，试点政策开展的范围极小，甚至于预期发生了改变。
　　上海一位曾经就职于某大型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该公司申请延迟退休的基本上都是机长及企业管理层，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获得审批。未获批准的原因是，该企业常年亏损，无力为员工支付延迟退休期间的养老保险。
　　这位人力经理称，普通技术职工申请延迟退休并不如退休返聘划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可以延迟退休，“大部分申请者都是想更长时间地保住位子”。
　　梁建涛曾经简单算过，延退期间他需要多交纳近三万元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三百四十多元。精明的上海男人一下子明白，他要退休十年后才能把交出去的钱赚回来，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那时候他也想过退休返聘，但想到返聘的工资相对较低，他还是选择了延迟退休。“更重要的是只要还在位，很多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梁建涛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是全上海市仅仅二百多名申请并审批通过的延迟退休者。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共有二百多名劳动者办理延迟退休。上海人社局宣传部一位官员称，《试行意见》没有相应政策宣传。上海12333咨询热线(社保服务专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办理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数量非常少。
　　上海的试点，应该可以反映部分人群对延迟退休的真正态度。它也本应该成为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延迟退休的一个极佳的旁证。但两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上海人社局也拒绝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上海的延迟退休，是失败还是成功?它对养老基金的补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成了一个人为的谜团。
先天不足的养老金
　　不管上海试点的延迟养老是否真的会推广到全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养老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缺口。
　　经济界普遍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正在消失。
　　“适龄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必然引起养老金收支更大的赤字”，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预计，“2020年将出现当年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那便是养老制度崩盘的开始”。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养老基金的缺口是先天不足”。
　　1949年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大包大揽式的国家养老制度。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当时只有国企)，都被一视同仁，退休金统一由国家、企业发放。因为没有现代养老制度，也无所谓个人缴纳养老金。这一制度很快随着大批国企破产而变得不合适宜。
　　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唐钧表示，养老基金建立之初的财政投入是用劳动者工龄折算出的数字，“这部分财政支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统筹的支付里，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空账”由此产生。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长期来看，这个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退休年龄太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制度问题。”
吕井海是此次讨论中最早公开表示应该“一刀切”强制延迟退休的专家，他能够理解网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骂声，“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但是吕井海仍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挽救社保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养老基金崩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唐钧算了一笔账，延迟退休政策每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85年才能填补上1.76万亿的巨大缺口。
　　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现在我们谋划着要减少的基金缺口200亿元，又会涉及多少人的利益呢?人社部刚刚发表的《公报》告诉我们：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2839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如果按老规矩，即“老人老办法”，不算参保离退休人员，光算参保职工，那么首先就至少有1亿多人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万当年的下岗失业人员。加总起来，保守点说，差不多2亿人的利益将受损。
　　被遗忘的大多数
　　“即便是我们等上85年，养老金的缺口也补不上”，唐钧反复向《中国周刊》记者强调养老金的漏洞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制度的漏洞”。
　　唐钧认为：“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唐钧把财政支出这一社会保险制度资金来源看作“最后出台的角色”。在唐钧看来，养老制度的任何漏洞都不该由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财政投入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使不是社保制度的专家也能感受到漏洞的存在，微博上一位名叫“老芋头”的网友写道：只要全体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社保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重新划分。只要按人的职业确定社保待遇，社保体系就是中国最不公正的制度。现行社保制度不根本改革，退休年龄越延长，结果只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博主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风政，之所以一直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是因为于风政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于风政说：“在讨论社保这么重要的基本制度建构制度时，完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更听不到被排斥在外的农民们的声音，甚至没有人想起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这是多大的悲哀!”于风政担忧：“如果在建构基本社保制度的时候把农民排斥在外，社保金支付压力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悲惨。农民会被进一步牺牲。”
　　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之后呢?也要让刚刚交上保险的农民延迟五年领取养老金吗?”唐钧从2004抵制延迟退休政策至今，他最大的忧虑是，“只要延退的口子一开，就会演变成一个全面的、强制的政策。这无异于欺骗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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