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业史》的评价
如何看待极左思想对《创业史》的影响
最近，不少人在谈论《创业史》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问题。搞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对这部小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会影响其他同类题材作品的评价和整个农村题材的创作。这里谈点个人的想法，以求教于读者和专家。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有所不同的《创业史》版本。要正确认识《创业史》是否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首先必须把这两种有所不同的《创业史》版本加以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原版《创业史》没有受极左思想影响，新版是受了极左思想影响的，但对其不宜夸大，应予公正评价。笔者的看法是：修改本中的多数修改是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必要的修改也有一些。所有这些修改和原版相比，并非伤筋动骨之改。新版《创业史》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了原版的面貌。
《创业史》第一部(本文主要讨论第一部)最早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9月出版的。1977年该社和陕西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创业史》第一部修改本。这中间相隔近二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左思想一度影响全党，直至三中全会，才使社会主义的列车重新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创业史》修改本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与读者见面的。那时祖国的上空出现了蓝天，但极左的阴云并未驱散。修改本
“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修改”，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重要的修改吧。
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修改：
新版246页写改霞经郭振山开导后想道：“……听下堡乡小学的一个教员说，党中央书记刘少奇讲话，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新版337页写道：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改霞问郭振山：“刘少奇在党里头是……”
“毛主席下来就是他”！郭振山带劲地说：“你问这个话做啥？”
改霞说：“俺学校有个教员说，刘少奇讲国家要先工业化，然后农业才能集体化。”
“啊！你也听说啦？”郭振山满意地说：“这该明白了吧？”
以上这两处是原版没有的。在这里，首先是错误地点了刘少奇同志的名。其次，在点刘少奇同志的名的同时，两处提到“下堡乡小学的一个教员”，这和当时把广大教师作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批判不无关系。再次，作者把刘少奇同志和郭振山的自发倾向及徐改霞进工厂挂起了钩，这也是为了更加突出路线斗争。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原版142页写道：“中国有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同志，他们穿上制服、毛呢料子农服、将军服，即使穿上元帅的制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
新版164页删掉了“将军服，即使穿上元帅服”这句话。
原版第29页开头有一大段关于陕北安塞县李家山游击队的描写，以及生宝用老一辈革命家打江山的故事，教育在互助组处于逆境时产生悲观情绪的欢喜和有万的描写，新版统统删掉了。另外，新版还删掉了原版中有关县委陶宽书记的三处地方。
以上这些删改，如果独立的一段一段来看，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作者在适应当时批判老干部的歪风。
原版119页写生宝入党，“在念毕宣誓词以后，他又眼巴巴地望着领袖像里那个他觉得更加亲近的中国人，加添了几句很动感情的话。”
作者可能感到把“亲近的中国人”和“领袖”联系起来不大合时宜，在新版中把这段话全删了。
原版189页：“他(指生宝)取出款，小心翼翼装在腰里，那些票子仿佛一团火，烘得他浑身发热，说不出那股舒贴的滋味。”
新版216页改为：“他取出款，小心翼翼装在腰里。这些票子所显示的新社会意义，使他浑身说不出怎么舒贴的滋味。”
原版197页写生宝给大伙分钱：“你看盯着他的手指动作的那些双眼睛吧！那么专心！那些双眼睛后面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新版全删了。作者大概没有考虑到：七十年代前后对“金钱挂帅”的批判，抹煞不了五十年代初人民币对刚刚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贫雇农的支持作用。
原版29页有一大段，写生宝小时给富农主家看桃，不听富农主家要他楞骂摘桃人的话，而听他妈不要骂人的话，给一个行路摘桃人讲明道理，使摘桃人红着脸走掉了；还有，他私自卖桃给一个口渴难耐的行路人，把卖得的铜板钱埋在稻草庵里，交给从郭家河回来的富农主家，富农主家被他这种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非常骇怕，问他“长大做啥呢”。
上面这些描写对表现生宝后来不与其对立面正面冲突，而用事实战胜对方的性格特点很有用。当然从极“左”的观点看来，这些描写多少有点“阶级调和”、“缺乏斗争性”、不够“三突出力”所以新版中把它全删了。
关于郭振山和徐改霞关系的修改：
原版214页：“她(改霞)从画报上看到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么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了鼓舞。”
新版245页改为：“她打听到国家先要工业化，农业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
原版216页：“他(指生宝)这大胆的行动(指进山割竹子)，又动摇了改霞考工厂的决心。”
新版247页改为：“他这大胆的行动，又动摇了郭振山授意改霞考工厂的决心。”
原版221页：“代表主任这样关心她，她却用敷衍的态度对待人家。”
新版356页改为：“代表主任那样热烈地鼓动她奔城市的社会主义去，她却用敷衍的态度对待人家。”
原版221页：“代表主任到底为啥这样关心她。”
新版254页改为：“代表主任到底为啥一再鼓动她参加工业化。”
类似的修改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列举。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是在有意突出郭振山对改霞的影响，而把改霞尽量写成路线斗争中的受蒙蔽者；同时借以加重造成生宝与改霞恋爱不成功的结局的路线斗争色彩。
关于梁生宝和徐改霞关系的修改：
原版51页：“生活向她(指改霞)面前突然间伸过来另一条路，而这条路更加符合她的事业心，却同她的爱情尖锐地矛盾着。”
新版54页改为：“……却同她的感情尖锐地矛盾。”
类似这种把“爱情”改为“感情”，改为“谈亲事”、“选择婚姻对象”的地方还有七八处。作者这种改动是在尽量避免使用爱情一类字眼，或者是害怕这种字眼会冲淡英雄人物的光彩，或者是因为自己误入恋爱禁区而忏悔。
从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可看出新版本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也必须指出，新版本中的许多修改是必要的，如：
删掉了原版中一些不必要的议论。象原版294页写秀兰听了她妈叫她去明山家乡北杨村，作者议论道：“女人啊！女人啊！生成一个女人，占这么多的劣势啊！”
某些叫人肉麻的男女关系的描写也删掉了。如白占魁妻李翠娥卑屈地等待和追逐姚士杰的下流言行。
新版中还删改了生宝和改霞正常恋爱中的一些不大符合人物身份的描写。如原版483页写“改霞决定；当她和他一块在田间小路上走着的时候，她将学城里那些文化高的男女干部的样子，并肩走着。她将把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肘子，这样她感到非常地幸福”。新版245页改为“……并肩走路，而不象农村青年对象一前一后走路。”这一改把改霞的性格表现得生动而得体。“并肩走路”比当时农村对象“一前一后走路”是一大进步，但和“肘子擦肘子”、“身子擦身子”走路相比还不一样。
另外，在“第一部的结局”中，作者改原来的“一九五三年十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改为：“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写了这样的重要批语”，这一修改就更准确、更实事求是了。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看出《创业史》新版本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政治思想的影响是一种正常现象。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作品，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长篇巨著，没有一部不受同时代某种政治思想的影响。要求文学作品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响，“真”而又“真”、“纯”而又“纯”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只是一句空话。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具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的活动历史。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要他有头脑，就难免受这样那样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要求反映人的生活的文艺作品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响，不是违背起码的生活常识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他的创作受执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更是必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如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因受执政党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不值得大&
惊小怪一样。问题是，作家的立场、世界观、思想艺术修养、生活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使有的人对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反应敏感，有的则对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倍感兴趣。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就是为了使他们敏感地反映在正确的政治思想影响下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满腔热情地加以歌颂；而对在错误的政治思想影响下的生活现实，则进行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批判，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写真实的真正的含义。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教科书的内容，所以即使生活基础雄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牢固，个人思想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有时也难免受错误思想的影响。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时也受错误路线的支配哩！柳青既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在四人帮粉碎之后第二年，党的政治思想路线还没有冲破左倾思想枷锁的情况下，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情理中事。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大卸八块，重新装配，曲意迎合，象《难忘的战斗》的作者所作的那样；也没有把原版本一脚踢开，另起炉灶，重写一部《金光大道》式的《创业史》，以紧跟形势。而只是在原版基础上作了这些无伤大局的小小修改。但只要翻阅一下一九七七年《创业史》新版本问世前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大至《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文学》、大中小学课本，小至一个小单位的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就会发现，柳青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创业史》新版本中因受极左思想影响所作的不正确修改，只是这部写得很别致(这是当代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给《创业史》所下的一个很别致的定语)的长篇巨著边缘上的一点墨污。我们希望出版部门以爱惜的感情擦去这点墨污，恢复它以往的耀眼光辉，而不希望因这点墨污把它打入冷宫。
现在不少人对初版、新版《创业史》不加区分，概而论之为：《创业史》不失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巨著，但也或多或少地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此论似“稳”、似“全”，实际与读者无益，与作品则有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对新版本《创业史》作了如上考察之后，不得不对初版《创业史》是否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作一番探讨。
初版本《创业史》出版在1960年9月。那时，已经发生的极左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谁都看得见的危害。当时虽未从根本上清理这种极左思想，但人们曾经一度发热的头脑在客观规律的惩罚面前总算冷静一些了。党中央此后不久制定的就其实质讲是在纠“左”的政策，也收到了一些显著的实际效果。在此形势下出版的《创业史》情况究竟如何？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小说所摄取的互助组到初级社建立这一段生活本身有无极左思想影响的问题。有的同志从马列著作和别国经验中对这一问题找到了肯定的答案，认为互助合作在我国是改变农业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必要形式。这样来回答问题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可以说是不够的。马列著作中有武装夺取政权走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的论述，外国革命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先例。但这些在中国革命初期却成了左倾盲动路线的根据。最后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是与此相反的先农村后城市的夺权道路。农业集体化的形式问题也不能从马列著作和别国经验中寻求现成答案。在中国，变农业私有制为公有制，采取互助合作这一形式，是否可行，这要从中国农民的习惯和历史出发寻求答案。
在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元朝初年，北方农民成立了一种“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给饭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引自王祯《农书》卷三)。‘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也下令在汉地立社。规定五十家为一社，以年高“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付业。……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通行南北各地，与里甲制度并行，成为元朝统治和剥削农民的农村基层组织，但在鼓励农业生产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
上面引文中所说“锄社”、“村社”，就其形式讲，相当于合作化初期的互助组。当然因为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其性质有根本的不同。但生产互助这种形式远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已经存在却是无疑的。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改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的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不过当时这种合作社还没有推广。
从以上史实看互助合作这种形式是中国的土产，也是特产。我国农民早有生产互助的传统和习惯，我们党也有领导生产互助的经验。全国解放后，经过土改和一定时间的经济恢复，及时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这是我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普遍原理和别国农业集体化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的光辉典范。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去，宣传领导这一运动，用自己手中的笔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一运动，以他光辉的《创业史》为与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共产党立传，为创社会主义大业的中国农民立传，从而为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作出了榜样。有人把《创业史》说成是单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产物，如果说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从而也是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那么为这样的政治服务有什么不好呢？君不见，古今中外不为任何政治服务的伟大作品实在没有几部。问题只在于自觉不自觉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罢了。
&&有的评论文章并不否认小说所反映的互助组阶段的生活，但却认为小说所反映的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过渡显得突然，“说明小说在政治上没有顶住‘左’的东西"。作者认为生宝互助组条件不成熟就转为灯塔社，所谓条件不成熟是指“当生宝割竹子回来时，互助组形势不好，生禄和栓栓退了组，任老四、郭锁、冯有义一度动摇，只有生宝、有万和欢喜三户态度坚定。虽然高增福、自占魁新加入互助组，八户成员未减少，但自发势力的干扰是严重的，显然不是描写合作社成立的适当时机。”作者还认为“梁生宝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总路线宣传运动中建立的，这就透露出问题的奥秘了。”
我们还是不要离开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去谈什么条件成熟与否的问题吧！因为离开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任何争论都是不着边际的，是说不清楚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先看栓栓和生禄为什么退组。这两家退组都是老人的主张。栓栓他爸王瞎子退组主要是富农姚士杰在起作用(瞎眼老汉挨了县太爷板子后对有钱人家敬而畏之的心理作用和姚土杰的拉拢破坏作用)，同时也由于对生宝的不信任。加上栓栓割竹子不小心竹茬扎了脚。生禄退组，据他父秃顶梁老大说：“栓栓退组哩，组里缺下劳力嘛。俺拿畜力换劳力哩，你当俺在互助组里做啥哩？”而后来在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中，栓栓和高增荣都当众揭发姚士杰破坏粮食政策的丑行，此后栓栓难道还会和姚士杰一块种地吗？栓栓退组时，生宝对他说过：&
“你告诉你爸，二回要回互助组来的时候，说话！你就说，不管他怎样不觉悟，俺们不计较他。”既然姚士杰已经声名狼籍，生宝又有言在先，那么栓栓家二次进组难道还突然吗？在“瞎眼老汉和秃顶老汉身影相随"的情况下，栓栓家进了组，生禄家难道不可能进组吗？。
任老四的动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又不退组！我光是不愿密植。”“我心思：啊呀！万一稠稻子吃不美，这不是把几十块钱白塞到泥里头了吗？”所以他要求“你三户先实行一年，好哩？明年，我再……”最后，他想起党和政府，想起自己是一个基本群众，跳一跳说：&
“好！是崖，任老四也要跟你跳一回！”互助组的最后增产证明，任老四跳的不是崖，是粮食窝子。至于冯有义，他曾在任老四下决心后，就“当下声明，他按计划插秧。而郭锁儿的动摇，是谋算着用入互助组后挣来的钱买牛，“幻想着与全世界无关的平静日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郭锁儿也并没退组。
总之，这些人的退组和动摇是暂时因素在起作用，是在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之后的动摇，这种动摇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绝迹。我认为互助组转初级社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是互助组增产，这一条作者在第一部结局时已作明确交待。二是形成一支骨干力量。生宝割竹子后已有欢喜、有万，再加上高增福，共四个人。俗话说，三人为众，这四个人已经是能够团结三四十户人家的钢筋铁骨了。
至于说到生宝互助组转向初级社还有自发势力的干扰，这并不奇怪。只要搞互助合作就会有自发势力的干扰，就如同有先进就会有落后一样，这是事物的矛盾法则在起作用，并不能构成阻碍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根本原因。也许正因为有这种自发势力在和互助组争夺群众的情况，才更需要在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由互助组转为初级社。要等到自发势力不干扰或干扰小点再转吗？那只能助长自发势力，而不可能战胜自发势力，因为“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互助合作始终是在与自发势力的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实际上互助组只是社会主义萌芽，是为合作社打基础，它只实行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也不实行按劳分配，因此无法阻止买卖土地的发生，无力防止两极分化。生宝互助组当时若不及时转入初级社，使农民觉悟随着入社提高一步，而是等待更多的人觉悟提高后(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再转社，那样看来似乎稳妥，实际上等于放任自流，会引起各阶层人们的埋怨，先进分子埋怨不支持他们的积极性，中间的埋怨无榜样可学，作品第一部结局中所提到的那几个跟在梁生宝屁股后面卖地的也会埋怨政府见死不救，那样党的威信损失就太大了。
认为生宝互助组是在宣传总路线热潮中转社，就是“条件不成熟”，这也不能自园其说。任何事物都是在质量互变中波浪式前进的。质变比起量变来，就是要来的迅猛些、激烈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痛不痒，不声不响者实不多见。梁生宝互助组如前所述既然有了转社的条件，那么在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中转社就是水到渠成了。即使没有宣传总路线的热潮，它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实现自己的质的飞跃。而郭振山那个临时互助组，五三年冬天就是连续来两个宣传总路线热潮，它也转不了初级社。
至于说到作品从“初夏"到冬天的猛跳，也似乎不能认为是作者为了保持“形象的纯洁性”而“宁缺勿滥”。既然生宝互助组转社是水到渠成，作者又是以完全肯定的口气加以描写的，那么也就不是什么对所谓“左”的抵制了，我觉得无论从主题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这种从初夏到冬天的跳跃都是合情合理的。
作品写互助组的建立和巩固，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思想比较混乱，富裕中农用盖四合院吸引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生宝却用买百日黄稻种以图互助组增产粮食吸引了更多的群众。第二阶段，活跃贷款失败，贫雇农绝望。生宝互助组进山割竹子，帮助贫雇农度过春荒，使绝望中的贫雇农看到了光明。割竹子的集体劳动，显示了组织起来对发展生产、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觉悟的优越性，坚定了互助组骨干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扁蒲秧育苗过程的矛盾冲突也锻炼了互助组的小骨干欢喜。自发势力的各种代表人物却在此阶段暴露了他们自私的本质，他们共同的特点：不是靠生产谋财，而是靠剥削得利。第三阶段，生宝在新的矛盾面前坚持党的“入组自愿、出组自愿”的原则，正确处理一些人的出组入组问题，同时坚守阵地，团结骨干，实行生产计划，布置夏收、插秧和准备进山掮木料。自发势力虽然对互助组的矛盾幸灾乐祸，却对互助组的前进无可奈何。经过这三个阶段，互助组时期“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已经表现完毕，下来就应该表现初级社时期“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了。作者从初夏以前生活的细腻描写一下跳到冬天的大笔勾勒，是因为已很好地完成了第一部的主题，中间不需要“流水帐式”的描写了。当然要把中间所缺几个月弥补起来也无不可，那就不是柳青的《创业史》了。而可能变成蛤蟆滩大事年表了。从艺术上看，这种大胆的跳跃避免了与主题无关的冗长描写，使作品显得干净利落。这种手法并不乏其先例，以细腻描写见长的《红楼梦》，有时写一天发生好几件事，有时好长时间只写一件事，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有人埋怨《创业史》表现的生活面狭窄。这种意见适合于一切文学作品，也不适合于一切作品。说它适合于一切作品，是因为任何作家阅历再广也是有限的，它的作品篇幅再长也有表现不到的社会生活。即使象《红楼梦》这种被一些人称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著作，也还可以遗憾作者没有让乌进孝交租时带一个被压得弯腰驼背的佃户来，写一段乌进孝对佃户的欺凌以与他对贾府的卑躬屈膝相对照；如此等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恐怕也并非无所不包。说这种观点不适于任何作品，是因为它离开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具体分析，笼而统之，对作者、对读者均无裨益。
《创业史》的作者，为了表现互助组到初级社阶段农村“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写了政治，也写了生产和生活，写了农村，也写了与表现特定主题有关的城镇，写了社会矛盾，也写了恋爱及家庭冲突……涉及的生活面可谓不窄了。
《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曾引起过一些争论。现在，当有人谈及《创业史》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时，又把有关这个人物塑造上的一些问题提了出来，那用意虽未明言，却是一望便知。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评价这一同类题材中不可多得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不要使他在以左反左或以右反左的叫嚷声中蒙受不白之冤。这些问题是：关于所谓“领导人怎么说，生宝就怎样想"的问题，所谓“理念活动多”的问题，梁生宝形象上的理想化描写问题和生宝形象的复杂性问题。
只要稍微认真读过《创业史》的人都会发现：梁生宝并不是任何领导人怎么说他都&
怎么想。他是根据自己的觉悟、经验而心悦诚服地接受那些他认为正确的领导人的谈话，而对另一些人的谈话(如樊富泰、郭振山)就很反感，因此这种提法本身并不符合生宝形象的实际。我倒从这种提法中得到启发，认为生宝是“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怎么做”。作者这样写生宝抓住了这一形象的本质特点。梁生宝是五十年代初的青年农民。当时，领导中国人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全国广大人民(少数阶级敌人除外)的共同心声。当时人民的思想似乎也还没有象经过和四人帮斗争后的今天这么复杂。党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和绝大多数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获得群众信任的领导者，在人们心目中就是党的路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人们把听他们的话当作听党的话，这在今天看来，你可以说是“幼稚”、“不成熟”等等，但在当时却合情合理。不仅是五十年代初的人们如此，就是六十年代初被树为学习榜样的雷锋不也具有这种特点吗？时代前进到八十年代初，人们听了上级领导的话，先要想一想，然后决定怎样执行。但是我要说，五十多岁的梁生宝今天也会这样做的。他的今天这样做和五十年代初的那样做，是在不同条件下贯穿一个精神：党怎么说、就怎么想，怎么做！有人用党在五十年代初和今天相比还显得不成熟否认生宝这种特点，也很勉强。成熟和不成熟是比较而言的，今天的党是比五十年代初成熟得多了，五十年代的党不是比二、三、四十年代的党也成熟吗？今天我们看来很成熟的党若干年后不是会更加走向成熟了吗？党就是在成熟与不成熟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走向成熟从而越来越成熟。对成熟与成不熟还要作具体的分析，某个时期党在一些问题上比过去成熟了，而在一些新遇到的问题上可能还不成熟。我们不能因为党在某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比较后来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就否定曾经听过党的话的同志。况且党五十年代初领导互助组、初级社并不能说不成熟，对于这一工作，我党在过去战争年代已有经验。今天看来也无什么大错误。只是后来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转公社显得急躁偏“左”了。但这是后来的事，和《创业史》第一部中的梁生宝已经联系不起来了。
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纳入党的正确路线的轨道，是人类从必然向自由飞跃的标志，是人类在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中趋于成熟的标志。一个人，例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他个人可能在各方面还不很成熟，甚至很幼雅，但因为他在听党的话、做党的忠诚儿子这一点上是自觉的，那么他的行动客观上就成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社会这一自觉的成熟的总体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而他个人也会在这个总体行动中使自己在各方面尽快地少走弯路而成熟起来。当然因为各种原因，无产阶级政党也会有失误，也会背离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但只要这个党还没有丧失其无产阶级性质，它就会发现并积极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一个人，只要他自觉地听党的话，他也必然会和党一起纠正错误，既不会对党的错误幸灾乐祸，也不会当事后诸葛亮，更不会对自己文过饰非。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有错误，它毕竟是“战土”；而任何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或个人，也可能很“聪明”，但充其量不过是完美的“苍蝇"。梁生宝听党的话、做党的忠诚儿子不是其短处，正是其长处。这长处在今天一些人与党的正确路线离心离德、口是心非、投机钻营、结党营私、损人利已的情况下，更显得可贵。当然，有些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把听党的话变成听他们个人的话，似乎他们自己就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创业史》中的郭振山就是如此。这和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是指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领导，听党的话就是不打折扣地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办事，梁生宝正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无可厚非。
作者写梁生宝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算不算从概念到概念？我想，作者“把整党学习会上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等和梁生宝思维活动联系起来"，就和把朱子治家格言和郭世富的思维活动联系起来，把瞎眼老汉的思维和县太爷打板子的“教育"联系起来，把高增福的思维活动和社会发展史联系起来一样，不但不能算从概念到概念，而且作者这样写可能正好抓住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特点。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和世界观并不是在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中自发形成的，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灌输进去的。我们不能要求凡是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作品都必须写这种灌输过程和由此而引起的思维活动。但柳青这样写了并且写得不算坏，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责怪梁生宝“理念活动多”，这是六十年代初一些人的旧调重弹。既然旧调今又重弹，可见问题之重要。究竟如何看待梁生宝“理念活动多”的问题呢？
据我理解，理念活动多，无非是指人物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和性格。或者说是指人物经常能把周围世界的感性材料提高到理性来认识，能用初步掌握的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分析周围一些现象。应该承认，作者关于梁生宝的这种理念活动写得不算少。但我们要看到，这种描写在生宝整个形象描写中只占第二位，买稻种、割竹子，处理家庭内外、互助组内外、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等形象描写占了压倒优势。而且因为作者把这些理念活动的描写很好地和形象描写融为一炉，因而成了梁生宝这一形象整体描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理念描写能和那些生动的形象描写一样激动人心。这或许可以说是柳青写人的一种风格，一种并不为不成功的风格。
现在不是提倡人物性格多样化吗？生活中有的人就是理念活动多些、有的人理念活动少些，这不同性格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有他们存在的权利，在艺术作品中也有他们存在的理由。有些人认为梁生宝理念活动多与其农民身份不合，这只能说明他还不了解农民，尤其是不了解梁生宝这一类农民。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以便根据实际生活写出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物来。评论家们是不是也应该深入一下生活，以便作家写出出乎他们所料的性格特点的人物，不至于大惊小怪。
我们还要指出，梁生宝理念活动多也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不无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性质对象不同，形式也各异。后者一般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比较适合于郭振山那样的人物发展自己和表现自己，前者则表现为生产竞赛和思想斗争，比较适合于理念活动多、老成持重的梁生宝这种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时代赋予了梁生宝理念活动多的特点，是新的革命形势要求有志于从事这一革命的青年具备这种理念活动多的特点。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似乎人物理想化的成分越小，就越真实，就越能感动人。因此梁生宝身上的许多理想化的描写也好象成了讨人嫌的污点了。其实，理想化的描写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同特点，并不是《创业史》的发明。就拿《红楼梦》这部基本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来说，它也写了理想，写了黑暗之中的一丝光亮，所以才使它和《金瓶梅》有了根本的区别。理想化是使作品获得鼓舞人的力量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理想的作品，读后只能使人流泪、叹气，只能感动人，而不能鼓舞人的生活信心和勇气。人们需要文学作品是为了认识生活、热爱生活，而不是为了对生活丧失信心。至于无产阶级文学，那就更要充分地表现美好的理想，以鼓舞人们同现实中不合理现象作斗争的勇气。
写理想并非是作者凭空虚构拔高人物。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要他热爱人生，他必然是有理想的。人无理想，与动物何异？写人的理想，写人为理想而生活、而斗争，，正是写人的天性。只不过理想有崇高的，有渺小的，有为公的，有为私的，有可以实现的，有不可能实现的等区别罢了。梁生宝做梦梦见互助组，梁三老汉做梦梦见他当上富裕中农，就是这种理想不同的例证之一。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扼杀人们的美好理想，所以产生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即使在那样的社会，也仍然有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人在。有的作者抓住这些加以表现，使作品获得了动人的魅力，给人以前进的力量。有的作品只看到理想的被扼杀，看不到理想的曲折表现，一味写假恶丑，这样的作品即使是旧时代的读者也未必爱看。
无产阶级掌权后不同了，鼓励人们为美好的理想而斗争，虽然这种理想也难免春寒侵袭，但比起旧时代的有意扼杀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作家通过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表现这种理想，歌颂时刻不忘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人物，也是广大读者的正当要求。
《创业史》中对梁生宝的理想化描写是非常动人的。为了互助组增产，主人公把个人生活置诸脑后，胸怀消灭私有制的大目标，冒雨去郭县买稻种；为帮助贫雇农渡过春荒，不象郭振山那样撇开群众只搞个人发家，而是挺身而出，带领大伙进山割竹子，又在割竹子的集体行动中，想到组织起来的美好前景；割竹子回来面临互助组的分裂危险，仍然坚守阵地，坚信消灭私有制的大目标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所以这些描写，在小说初出版时就曾使许多读者激动不已。在四人帮破坏十年后不少人共产主义理想淡薄、个人主义滋长的今天，重读这些理想化的篇章，更加令人心潮难平。而郭振山的个人发家空想，则使人感到渺小，产生厌恶之情；梁三老汉想当富裕中农的梦想又使人觉得可怜，产生同情之心；至于郭世富的资本主义幻想，却只能使人感到可笑而又可鄙。只有理想化成分较多的梁生宝使人觉得可敬可爱，给人一种强烈向上的精神力量。当然，梁生宝的理想化描写之所以如此感人，是与作者写了郭世富的幻想、郭振山的空想、梁三老汉的梦想分不开的，有短方见长，无短亦无长。但如果删掉梁生宝这些理想化的描写，把他写成象郭振山那样的庸俗之辈，那么《创业史》肯定会丧失其现有的光彩，它的价值必将一落千丈。
在对梁生宝形象的评论中，有一种论点颇能迷惑人，这就是所谓梁生宝形象太单一，不够复杂化。此论也未必符合事实。
《创业史》第一部在塑造梁生宝的形象时，既不忘反复描写人物性格的主要特点，也尽量描写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梁生宝性格的主要特点可以说就是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和怎么做。这一性格特点的表现是有理想、有信心、有激情、能吃苦、蔑视邪恶、不为困难所吓倒，等等。作者在描写其性格的某一面时，同时不忘对另一面的刻划。如写理想，不忘写实干；写信心，不忘写毅力；写激情，不忘写用理智控制感情；写重感情，不忘写不迁就落后；写事业心，不忘写爱情；写蔑视困难和邪恶，不忘写讲究政策；写其雄心勃勃不忘写谦虚谨慎；如此等等，性格写得够复杂的了，何以认为不够复杂化呢？形象的复杂性是以其整体性为前提的，离开形象的整体性，为复杂化而复杂化，那不是把人物要写成四不象吗？四不象固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典型，但那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梁生宝这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了。
所谓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实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很不确定的概念。有人注释说，《创业史》在个人生活方面，“则力求避免主人公农、食、住、行、喜、怒、哀、乐以及家务事、儿女情之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描写。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不会容许在‘党的忠实儿子’内心写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既没有复杂性，更缺乏丰富性。这就无法从人物的身上折射出更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看了这段话，我真怀疑作者是否认真看过一遍《创业史》。如果说作品没有写梁生宝农食住行喜怒哀乐及家务事、儿女情的话，那只能说没有写梁生宝留大包头、穿喇叭裤、住小洋房、吃大肉水饺、坐上海牌小轿车，没有为失恋而寻死觅活，没有象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那样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罢了。至于说无法从人物身上折射出更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试问，难道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不是从作品中众多人物形象身上去“折射"，反而要从主人公一个人物身上去“折射"吗？这种要求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吗？
不可否认，在对《创业史》的评论中，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精当见解，但其中确实不乏主观武断、求全责备、不近情理、吹毛求疵之论。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一，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评价作品。如怀疑土改后是否要趁热打铁搞合作化？不搞合作化是否会出现两极分化？农民是否在土改后有走合作化道路的迫切要求？把与郭世富这样的富裕中农的斗争作为斗争焦点写是否准确，等等，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不作任何暇想。但暇想不等于事实，更不可在未被事实证实前把暇想作为怀疑作品真实性的依据。
二、用抽象的“定义”、“公理"硬套作品，而不是从研究作品中丰富充实“定义”、“公理”。如认为凡是史诗都是传奇性的，惊险离奇的，而《创业史》却排除了“险”和“巧”，专务于“真”和“朴”，与史诗特征相矛盾，因此认为《创业史》是史诗的说法不准确。史诗定义如何？《创业史》是否称得上史诗？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但这种用事先已有的帽子硬往比帽子大得多的头上去戴的方法却不足取。
&&三、用别的作品中一些不见得成功的人物形象或现实中并不被人欢迎的人物要求《创业史》的英雄人物。例如说，现在一些庸俗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条件如何，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就要去搞恋爱，一搞起恋爱来就追逐、拥抱、接吻，甚而至于为爱情舍身忘命。而梁生宝见了徐改霞却不如此，结论：作者把人物从土壤里拔出来了，或者说梁生宝太没有人情。现实中的一些党员讲吃讲穿讲住，而梁生宝却专心搞互助组，结论：梁生宝是作者从旁的政治议论和从党的忠实儿子这一概念推理中演绎出来的。这些人看不见陈景润献身科学四十多岁才结婚，更看不见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要比梁生宝高大得多。难道这些人无权进入文学作品吗？难道塑造英雄人物不可以从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人物身上吸取素材吗。
四，以风为准。《人民日报》发表批“左”社论，有人立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挖空心思地对《创业史》遍身搜查，好象找不出“左"来就不高明似的。有“左”当然要批，无“左”也不必勉强凑数。报刊上“人性论"的文章一盛行，马上接过来说：梁生宝缺乏人情味。有人主张文艺要“写真实”，于是又有人站出来指责《创业史》中许多地方不真实。批判“三突出"，立刻联系到梁生宝形象的失误也在于此。真有点听风便是雨。无定见而至于此，实在可叹！
五、拿了对现行政策、口号的不正确理解去衡量《创业史》。如认为现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梁生宝却在终南山领大伙儿吃大锅饭；现在提倡按劳分配，梁生宝分配割竹子挣来的钱时，冯有万和任老四没有差别，梁生宝和高增福一样；现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梁生宝不但不听他继父的话，使自己先富起来，反而专和那些为了使自己富起来、置他人死活于不顾甚至不择手段的人作对。等等。
如上一类评论之所以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其原因在于：不是从客观到主观，而是从主观到客观。既不从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出发，考察作品的真实性，又不从作品的客观内容出发，评价其得失，更不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而是随心所欲的任意褒贬。对于这样一些类同儿戏的评论，我同意一些作者和读者的态度：任其聒噪，我行我素。唾沫淹不死人。当然这一态度不适用于好的评论。对于那些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批评，应予满腔热情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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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2期
试谈《创业史》表现手法的几个特点
&&柳青同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反映我国农村让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著作。它的第一部从问世之日起，就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作品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各种矛盾冲突的深度和广度，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是很突出的。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小物粱生宝，以其高度的思想觉悟，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教育和鼓舞着广大读者。作者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很值得提出来研究和探讨，以供学习和借鉴。
《创业史》第一部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从成立到巩固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梁生宝为代表其中包括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等在内的贫雇农，与以郭世富为代表的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斗争(富农姚士杰是作为富裕中农身后的支持者而出现的)，与以党内郭振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与以梁三老汉、梁大老汉为代表的贫雇农以及其它群众内部的落后思想的斗争。这些矛盾斗争都是围绕梁生宝互助组而展开的，矛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互助组组长梁生宝身上。作者也正是通过这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来塑造梁生宝的英雄形象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通过这些矛盾斗争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至今我们看到的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题材而又比较成功的作品，也都根据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思想的需要，根据塑造英雄人物的需要，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如《创业史》中所表现的那些矛盾冲突。而且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是通过主要人物与其对立面的各种形式的面对面的直接冲突来揭示主题、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的。这是这类作品取得成功的一条共同经验，也是今后创作中不应忽视的一条经验。
艺术贵在创作。《创业史》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作者敢于突破别人已经取得的现成的成功经验，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创业史》的作者虽然写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是从头至尾很少写梁生宝与他的各种对立面面对面的直接冲突。在活跃借贷动员会上，和富裕中农郭世富发生面对面冲突的是农会代表主任郭振山。作品中粱生宝和郭世富这一对冤家对头狭路相逢的惟一的一次，就是分稻种那一章。但是即使是在这一章，作者也无意于让这一对作品中的主要对头直接交锋，“刺刀见红”，而是以梁生宝讽刺地对郭世富笑着说了句“我不是稻种贩子嘛”而一笔带过了。对于在身后支持郭世富的富农姚士杰；作者连梁生宝和他打一次照面的机会也不给，而把监视姚士杰不法活动的“任务”交给了高增福。和生宝继父梁三老汉冲突的是生宝他妈，虽然这种冲突的根源在梁生宝身上。批评郭振山和韩万祥有拉扯，批评郭振山对互助合作化的不正确思想的是乡支书卢明昌。和组内落后群众梁大老汉作斗争的是欢喜。作者在写这些矛盾冲突时，却让他的主人公梁生宝去干别的事情——买稻种、割竹子、处理互助组的各种纠纷去了。作者如此处理，表面上似乎把梁生宝置于各种矛盾斗争的旋涡之外，实际上：正是把梁生宝置于各种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了。因为这许多矛盾斗争的发端、展开、激化和不断解决都紧紧地围绕着梁生宝这一中心人物。
富浴中农郭世富的一系列行动都是针对着梁生宝及其互助组的。如果说这个富裕中农在土改时最怕的是无论职务上、言行上尚能代表贫雇农利益的代表主任郭振山，那么土改之后农村急骤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这一新生事物象初春的嫩芽刚刚出土的时候，他已经对思想言行不代表贫雇农利益而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郭振山不以为然了。这个在盖四合院时把郭振山和姚士杰作为一席招待的富裕中农，已经明显地感到土改后分了好地的郭振山已经和自己一样走着自个儿发家的道路。郭振山不但不是他的对头，而且在事实上变成了他在党内的支持者、代言人了，因此富裕中农老汉并不为郭振山的表面气势汹汹所吓倒。这时候，郭世富已经明显地感到梁生宝娃子及其互助组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虽然和梁生宝没有像和郭振山那样面对面冲突过，但他和梁生宝的矛盾却已经取代了他和郭振山的矛盾，变得无法调和了。“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力》以梁生宝为首的互助组和以郭世富为代表的富裕中农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这种情况。郭世富扯旗放炮地盖四合院，明目张胆地抵制活跃借贷，“不辞劳苦”地远走郭县为单干户买百日黄，打破老例地在春荒时节卖麦子，“就是要和梁生宝互助组较量”，就是为的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孤立梁生宝，压倒梁生宝。而在整党学习中，已经明确了这场斗争的性质、特点的梁生宝，根本不为富裕中农老汉的张狂劲儿所吓倒，坚定地认为富裕中农的张狂劲儿是暂时的，“不耐久”。互助组增产巩固之日，就是郭世富失败难受之时。因此，他对郭世富的斗争，并不象郭振山在活跃借贷动员会上，用威吓、呵斥等又轰又炸的办法，以使富裕中农给贫雇农一点“恩赐”；而是把大气力花在发动组织贫雇农生产自救、度过春荒、改换良种、搞好互助合作等上面。事实证明，梁生宝此举是最厉害的一着。郭振山轰炸机轰不倒炸不掉郭世富的自发势力，而梁生宝互助组的增产和巩固却能从根本上制服郭世富，使郭世富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和不安。郭世富大张旗鼓地盖四合院固然吸引了不少庄稼人(其中有贫雇农，但多数是富裕户，包括富农姚士杰)，使他得意忘形了一阵儿；梁生宝分稻种却吸引了更多的庄稼人(其中虽有郭世富等富裕户，但多数是贫雇农这些在农村占压倒多数的基本群众)，而这却使郭世富由衷的恐惧。小说最后一章写道：梁生宝互助组“这八户组员里头，有五户是年年要吃活跃借贷粮的穷鬼，现在他们全组自报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不长嘴巴，自己会说活的。”“世富老大春天那股神气，现在完全消敛了。现在，他土改时期吃不下饭的那病，又犯了。”
梁生宝和郭振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梁生宝处理与郭振山的矛盾时，是非常慎重的，’是符合党内思想斗争原则的。梁生宝开始是把带领大伙儿搞互助合作的希望寄托在有能力有威望的郭振山身上，他自己则甘心情愿给郭振山当个助手，但是郭振山对待互助合作事业却远不及他对土改那么积极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梁生宝只好挺身而出，学习王宗济的榜样，挑起了在蛤蟆滩领导互助合作的重担。梁生宝在三千人广播大会上的发言，是对合作化的一面旗帜王宗济的热烈应战，同时也是对名为共产党员而对党的中心事业消极应付的郭振山的一次公开挑战。梁生宝和郭振山在互助合作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但当继父在生宝面前提起郭振山闷住头过光景一事时，“他不在继父面前，评论村里另一个党员的长短”。这当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他坚持长年互助组，不只是和富裕中农郭世富搞“和平竞赛”，同时也是和郭振山应卯性的临时互助组在“竞赛”，比赛谁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比赛看谁真心为贫雇农谋利益，比赛看谁党性强。作者没有让梁生宝和郭振山一见面就冲突，一有分歧就拍桌子瞪眼睛。即使在梁生宝为白占奎入组问题请教郭振山时，虽然听到郭振山不怀好意的教训和不近情理的指责，他还是“以一个下级和晚辈应有的谦虚态度”对待郭振山，不断地在心里提醒自已“不要大意”，责备自己“说话方面太欠缺了”，“他恨自己不老练”，“要注意不和郭振山把关系搞僵"。这个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猖狂包围之中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难过地流着眼泪向郭振山检讨自己一个春天因割竹子没请假而又没参加党的会议的“错误”(实际上这那里算什幺“错误”啊，纯粹是郭振山的偏见)。甚至在郭振山反对白占奎入组时，他都准备接受他的意见了。但一当他发现郭振山以己之私心去揣度别人之心胸时，他“一下子怒火冲天了”，“他发愁怎么能够和这个人搞好关系呢”。但是梁生宝毕竟是梁生宝，而不是别个人，他“咬着牙，抿着嘴，两鼻孔喷火，肚里发呕，想不起来再和这位前辈庄稼人说什么话”、“他吱吱晤唔和郭振山告别了”。“他这样并不是胆小怕事，只是为了有能力的郭振山同志，有时间终于觉悟过来，领导他梁生宝往前干。”他清楚地看出郭振山“把世事，看得只有下堡乡第五村这么大，任着性子抱住梁生宝解放前发家创业的梦幻当做人生的目的不放，有他难看的日子”。他像打官司一样把白占奎入组的事向卢明昌作了汇报，得到了乡支书的支持。他在卢明昌面前只字未提郭振山，但这场和郭振山没有面对面直接冲突的斗争却以他的胜利而告结束。小说最后写动员中农虎头老二卖余粮那一段很发人深思。代表主任郭振山把肚里的辩才使尽，虎头老二也只答应出售三石五斗，并发誓“要是再加一斗，他就是四条腿了”。可是当梁生宝亲切地出现在虎头老二面前向他表示问候时，“虎头老二惭愧地低下了脑袋，再没有抬起头来”。生宝什么话也没说，虎头老二把出售的余粮增加到五石。如果说这一段描写从群众角度对梁生宝和郭振山的这一段斗争作了“结论”，那么，卢明昌关于梁生宝、高增福去县里学习，预备建立农业合作社，而让郭振山在官渠岸再搞上一年互助组的谈话，以及卢明昌虽没说出但读者却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的区委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真实情况，则是从党的领导的角度对梁生宝与郭振山这一段斗争所作出的初步裁判。这些描写，梁生宝虽然没有和郭振山面对面冲突，但他们的矛盾仍然揭示得很深刻，梁生宝其人的性格表现得非常鲜明，他的思想光辉有增无减，使人感到充实有力。
作者在处理梁生宝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为代表的老一辈贫雇农的落后意识的矛盾时，也没有采取让双方通过面对面冲突来揭示矛盾、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挺有戏剧性。粱生宝继父作为一个旧社会备受压迫、剥剥，劳动重、生活苦的雇农，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革命；但作为一个小生产者，过惯了小家小户小光景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造成了他落后、自私、保守、散漫和不习惯组织纪律的一面。尝够了个人创家立业的苦头，经过整党学习认识到只有创社会主义大业才能不仅使自己而且使广大劳动人民永远摆脱贫穷困苦而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梁生宝，想的、说的、做的都是互助合作，连晚上做梦也梦的是互助合作。而他继父想的、说的、做的都是个人发家致富，连做梦也梦的是他当上了富裕中农，梁生宝心目中的榜样是王宗济，而梁三老汉心目中的榜样则是郭世富，他要儿子学习名为共产党员、思想却是富裕中农的郭振山。小说中的杨副书记说得好，对于合作化这个新生事物，“有一部分先进群众，讲道理，可以接受，可是大部分庄稼人要看事实哩。”梁生宝和他继父的矛盾，正是贫雇农中觉悟部分和觉悟不高部分的矛盾。梁生宝懂得，对于像他继父这种注重实际的庄稼人，要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不能采取乡长樊富太那种“讨账”、指责的办法，而要采取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办法，主要的还是用多打粮食增加收入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叫他转变看法。基于这种认识，无论梁三老汉怎样讥讽、刁难，找岔子和他面对面冲突，他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他相信，他将来能改变继父的想法”。小说第一部结束写梁生宝为他爸“园梦”，梁三老汉流着眼泪穿上一身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买油一事含义颇深。这铁一样的事实要比樊富太骂老汉拉梁生宝的后腿是没良心，对不起共产党，忘恩负义，根本不像贫雇农的样子更能教育梁三老汉。
总之，《创业史》在处理主要人物梁生宝与郭世富、郭振山、梁三老汉的各种矛盾冲突时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方针。作品揭示合作化初期阶级斗争的深刻程度超过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作品塑造的众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类人物，各具特点，栩栩如生。尤其是主要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平凡而伟大，亲切而感人，朴实而光彩四射，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表现手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品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决定它的表现形式。作品表现形式选择得越恰当，表现矛盾的性质，内容和特点也就越深刻。《创业史》第一部对梁生宝与郭世富、郭振山、粱三老汉之间的矛盾作如此这般的处理，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实现农业合作化这场斗争的性质、特点和内容。不错，实现农业合作化，无疑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在其复杂性、深刻性上不亚于过去年代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过去那种革命，面前站的是持刀荷枪的阶级敌人，而合作化这场革命，对象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也不是杨大剥皮、吕二细鬼、姚氏父子。这场革命的对象是私有制、私有观念。它们的代表人物，除了富农姚士杰，都不是阶级敌人，是连自己也不讳言是私有制顽固堡垒的郭世富，是富裕中农，是党在农村的团结对象。土改后迷恋于走个人发家道路的郭振山，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农会代表主任，是生宝的入党介绍人，在第一部结束时所写到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
“郭振山兴奋得心花怒放，跑得满头大汗，嗓子都快喊哑了”，和土改时一样很活跃。至于梁三老汉，虽不是梁生宝生身之父，却是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娘俩性命的同甘苦共患难的养父。这些人既是生宝的对立面，又是他的朋友、同志和亲人。即使对于姚士杰那种躲在郭世富身后破坏合作化的阶级敌人，也不能一杀为快。改变私有制，与私有观念决裂，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这场革命，不能用枪用炮，而是凭多打粮食，凭优越性。《创业史》第一部不用主要人物和其对立面的面对面冲突的方式反映这场革命，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揭示得很深刻，这是作家柳青的一大贡献。&&
一部作品采用什么方式表现主题不仅决定于它所反映的矛盾斗争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而且决定于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许多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好作品用主要人物和其对立面进行各种形式的面对面冲突的方式表现矛盾斗争，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创业史》不用主要人物与其对立面进行面对面冲突的方式表现矛盾冲突，更加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梁生宝的特殊性格，使他在处理与郭世富、’与郭振山、与梁三老汉的矛盾时，不是采用郭振山在活跃借贷会上对郭世富的方式，不是采用高增福对姚士杰、对他哥高增荣所采用的方式，不是采用欢喜对梁大老汉对瞎眼舅爷的斗争方式，不是采用他妈对继父的方式；不是采用……，他是采用自己所特有的斗争方式：这就是；用搞好互助组本身工作的实际行动反击资本主义的挑战，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暂时落后的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出了问题，决不仅仅从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群众的落后上找原因，主要还是从自己工作上找原因。，正如梁生宝自己所说：“还怪咱的工作做得不够。咱得狠下劲儿做工作，把互助合作办好！”梁生宝这种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方式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是一种很有效的斗争方式，也是很符合梁生宝其人性格特点的斗争方式。
《创业史》这种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优良传统。《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与王夫人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以至于林黛玉被王夫人逼死，贾宝玉被王夫人逼走。但是作品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一句王夫人对宝、黛的明显指责、申斥，更没有象贾政那样去打骂。相反，在生活上王夫人对宝、黛的关怀是比较周到的，真可谓掌上明珠、心肝儿宝贝一般。宝、黛也从未对王夫人明显地流露过不满情绪。宝黛与王夫人甚至一句小小的口角也没发生过。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因为这种表面上的至亲、至爱而缓和下来，相反这种表面上至亲至爱的描写甚至从另一角度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加深刻了，宝、黛的叛逆性格不但没有因此而削弱，反而更加深沉了。宝黛与宝钗、凤姐诸人的矛盾也是如此。《红楼梦》作者对王夫人与宝黛矛盾作如此处理既符合表现封建卫道者与叛逆者矛盾斗争的性质、特点和内容，又符合贾宝玉、林黛玉各自的年龄、经历，性格、处境等特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其性质、内容和特点是各不相同的，生活中的人物是各有其个性和特点的，因此文学作品在反映这些矛盾冲突，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时也不能千篇一律地采用一种方式。这就要求作者真正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空洞的概念出发；用先进阶级的世界观作指南(而不是把某种先进理论作为教条)对生活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概括。
&&《创业史》所表现的是重大题材。在几亿过惯了小家小户光景的农民中组织互助合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行，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小农经济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劈波斩浪，到达彼岸的梁生宝，无愧于时代英雄的称号。但是，《创业史》在具体描写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时，几乎没有写到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震动天地的事件和叱咤风云的行为。整部作品只正面写了梁生宝买稻种、分稻种、割竹子、处理互助组的日常事务、人事纠纷和吸收白占奎入组等几件极其平常的事件。但是，《创业史》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乍看起来不足为奇的事件的描写，把互助合作这场革命的伟大深刻之处表现出来了，把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的英雄性格揭示出来了。梁生宝在平凡中显示其伟大。作者柳青在貌似平凡的描写中表现了他卓越的艺术才能。
首先，作者选择和描写的这些平平常常的事件，很适合于表现梁生宝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典型。梁生宝是一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理想，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连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但他又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不出风头，不表现自己，总是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做着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和总喜欢别人服从自己，总喜次吹嘘自己多么能干的郭振山不同，又同油头滑脑、溜里溜气的孙水嘴有别。为了互助组增产，他冒着春雨只身去郭县买百日黄稻种，吃风干的馍，住车站票房，不多花贫下中农一分钱。他虽然是进山、割竹子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却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任老四指挥他，冯有义也指挥他，他很顺从很乐意地听从他们的指挥。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似乎很琐碎的事情把梁生宝的理想和求实精神写出来了。在这些章节，作者现实主义的笔端时时迸发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光辉。进山割竹子那几章，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赞歌，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赞歌，是共产主义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的赞歌。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些描写中展现了梁生宝其人的高尚情操。相反，如果把梁生宝置于发动活跃借贷，置于统购统销的入仓工作等那种适合于表现郭振山其人的情节里写或者让他去做孙水嘴那种填写统计报表的工作，那么梁生宝或者改变其性格，或者无所作为，便得不到充分表现。在买稻种、割竹子，对待群众出组入组等情节中，作者还揭示了梁生宝有胆识、有气魄、有激情，但又老成持重，勤于思考与善于思考，不以感情代替政策，能够用理智克制感情，谦虚谨慎，决不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一丝一毫坏影响；看准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率领周围群众迈步走去，决不为各种干扰分散自己的精力和视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等性格特点。
其次，作者选择描写的买稻种、割竹子、处理群众出组入组等事件，很好地表现了梁生宝这一英雄典型的时代特点。作者没有把这些貌似平常的事件孤立起来写，而是把他们和过去年代的斗争(武装革命、土地改革)联系起来写，既写出了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又写出了它们处于不同革命阶段的质的区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梁生宝，既继承了前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又具有自己时代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而干这场革命，既不能象战争年代那样靠武装解决问题，也不能象土改消灭封建所有制那样采取剥夺地主生产资料的办法。这场革命是要靠增加生产，多打粮食，靠集体化的优越性来实现。要作到这一点，又不能对广大农民搞行政命令，只能是示范引导，说服教育。作者写梁生宝买稻种，只是一个人出动，其影响似乎也不如郭世富盖四合院、郭振山发动活跃借贷、高增福监视富农姚士杰那么令人注意。但当稻种带回蛤蟆滩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日黄稻种早熟的优点吸引了蛤蟆滩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吸引了广大贫苦农民，梁生宝也一下子由一个被人瞧不在眼里的娃子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人们对活跃借贷不抱希望了，他们寄希望于互助组，他们在活跃借贷会议开不起来的情况下包围了年青的互助组组长梁生宝，他们拥戴他为领袖了。梁生宝进山割竹子时，已不是他一个人出动，而是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作者通过土改时在庄稼人心目中威望很高的郭振山因不热心互助合作事业因此威信每况愈下，和梁生宝这个曾不引人注目但却因为热心互助合作事业因此在庄稼人心目中威望与日俱增的对比描写，有力地说明了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说明了无产阶级英雄是时代的产物，群众斗争的产物，党的路线的产物。谁能适应厉史潮流，谁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愿望。利益和要求，谁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谁就可能被推上历史的前台。正如梁生宝对任老四说的：“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梁兰老汉他儿。你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吗？实话说，要不是党和政府的话，我梁生宝和俺爹种上十来亩稻地，畅畅过日子，过几年狠狠地剥削你任老四，叫你给我家做活！何必为互助组跑来跑去呢？”梁生宝买稻种、割竹子、订互助组生产计划等，被郭振山批评为不关心政治，党的观念不强，实际上，生宝所从事的事业正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指出的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业，这既是当时群众注意的中心，也是党的工作中心。而不热心互助合作事业却热中于土改中那种开大会、说大话、搞轰轰烈烈的郭振山，却对这一点很不了解，这除了说明他的落伍又能说明什么呢？
第三，作者通过买稻种、割竹子、处理群众出组入组等事件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梁生宝这个典型人物的阶级特点。&
梁生宝和郭世富、郭振山、梁三老汉发生矛盾，并不是他不想过富裕的日子。作者在题叙里详细描写了梁生宝解放前失败的个人发家史，也就是想过富裕日子而不得的历史。作者又在前四章写了土改后农村出现的急骤的两极分化苗头，写了土改只能使贫下中农获得土地却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富裕，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要么就是像郭世富那样只管个人发家致富，以至于爬上剥削阶级的地位，要么向富裕户伸手祈求度过春荒，乞求不成，大多数人沦为被剥削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不能见死不救。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梁生宝，他要富裕，只是不要个人富裕，他要的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他所要的这种富裕不是靠剥剥他人取得（如姚士杰那样)，也不是靠搞不正当的投机生意(象郭世富、郭振山那样)取得，而是靠贫下中农集体力量，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取得。买稻种、进终南山割竹子，推广扁蒲秧，扩大再生产，就是组织贫雇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便甩掉贫困帽子的根本途径。梁生宝正是在这些活动中体现了他的无产阶级本色。
《创业史》第一部中所写的这些事件不仅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如何率领群众向大自然进军以使自己在济经生活上日新月异，而且也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如何通过集体劳动的形式使贫下中农在思想上步步登高。农民，即使是贫下中农，当他们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显得狭隘、自私。但当他们和公有制连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精神面貌便会大大改观。作者在进山割竹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生茂和铁锁，“去年秋播时，为了地界争执，分头把全体村干部请到田地里头，两人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不倒谁，只得让他们到乡政府评了一回理”。“但是事隔几月，梁生宝却在这里看见生茂和铁锁，竟然非常相好，在集体劳动中表现出整党中所说的城市工人阶级的那种美德。”私有制不但是农民贫苦的根源，也是他们落后自私意识的根源。维护私有制不得人心。消灭私有制大得人心。当然，作者并没有把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简单化。在生宝割竹子回到蛤蟆滩后，面临着互助组分裂的严重考验：生禄、拴拴两家在生宝回来前就宣布退组了，手里有了几十块钱的任老四因为“穷怕了”，不能像没钱那阵儿一样跟梁生宝“上天入地了”他“手里有了几块钱”，“手软了”，对互助组的密植动摇了；即使是生宝的坚定支持者有万和欢喜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就在这时候，被大家所讨厌的二流子白占奎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入组的要求。生宝面对此种复杂的局面，坚持党的“出组自愿”、“入组自愿”的原则，又不放弃对出组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吸收白占奎入组。这些情节，很好地表现了梁生宝这一英雄人物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
在正面铺写梁生宝一系列行为的同时，作者还写了郭振山向韩万祥砖瓦窑投资，写高增荣投向富农的怀抱，写素芳进富农四合院，写郭世富赶集等。这种对比描写，揭示了梁生宝买稻种、割竹子等事件对孤立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打击资产阶级的意义，用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只有使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乡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6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写梁生宝买稻种、割竹子等事件，乍看起来似乎和主要矛看联系不大。但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作者通过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从各自立场利益出发对生宝这些行动的不同反应和态度，揭示了生宝这些举动对蛤蟆滩整个斗争形势的深刻影响，揭示了生宝这些举动震动每个人心灵的巨大力量，从而揭示了互助合作这场革命的深刻性。同时这种写法正确体现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贫下中农作为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主要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主动精神，体现了梁生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大无畏精神。梁生宝处于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的情况下，处于自发势力汪祥大海的包围之中，犹能专心于互助合作本身的工作，紧紧地把握住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盘，坚定不移的沿着正确的航线驶向胜利的彼岸，这表现了他对党、对群众的信任，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蔑视，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什么姚士杰的破坏，郭世富的猖狂，郭振山的讥讽！……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贫雇农是要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的党也一定能够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业史》正是通过梁生宝一系列行动表现了这一历史潮流的不可抗拒性。
《创业史》的作者就是这样通过这些平平常常的事件，揭示了农业合作化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充分表现了梁生宝这一无产阶级英雄的性格特点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小说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作者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作者能够抓住那些虽然“细如发丝”但却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善于抓住那些貌似平常但对阶级斗争全局有决定影响的事件，善于抓住那些虽不轰轰烈烈但却对表现特定的主题思想大有潜力可挖的事件，一句话，作者善于抓住那些决定全盘战棋胜负的关键一步棋，不慌不忙地准确有力地投将下去，使整个形势为之改观。无论是买稻种、割竹子，还是处理互助组人事变动，都恰到好处地做到了这一点。没有阶级斗争的全局在胸，没有对合作化这场斗争的深刻的理解，要作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柳青同志不但亲自参加了互助合作这场伟大革命，而且作为县委副书记亲自领导了这场伟大革命，所以写起来才这样富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而又从容不迫，准确深刻。其次，还因为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者完全是以一个生活主人的身份深入生活，而不是以一个外来采访的作家深入生活的。由于作者生活积累雄厚，所以才能有比较、选择的充分余地。当我们读着买稻种、割竹子和处理互助组人事变动那些章节的时候，真如亲临其境，目睹其人一般。这主要是因作者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亲身感受。靠第二手材料，靠浮光掠影式的采访是断然不会写得如此栩栩如生的。再次，因为作者对梁生宝这样的英雄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我们谈到描写梁生宝那些主要章节时，感到他既是现实中的人，又是了不起的可亲可爱的英雄，绝不是那种鹤立鸡群式的“超人”。作者笔下的梁生宝如此平凡而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因为作者熟悉生活中梁生宝这样的英雄，热爱这样的英雄，对这样的英雄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热爱英雄，就不可能通过英雄平凡的行动发现其崇高的思想。同样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杨明山，改霞看了他的照片后大失所望，丝毫引不起像她对画报上的英雄那种崇敬之情。而秀兰却“觉得杨明山反而更美，和他在一块觉得更荣耀”。不同的作者对生活中梁生宝式的英雄，不同的读者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不是也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吗？最后，还要提到作者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并不想以惊心动魄的情节取胜，以离奇曲折的故事吸引读者。作者就是通过这些平平常常事件给读者揭示深刻的生活真理，启示读者认识英雄，热爱英雄，学习英雄。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有一类小说是用轰轰烈烈的场面、动人心弦的事件、曲折有趣的故事来表现主题、刻划人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这样。还有一类小说，没有什么大场面大事件大情节，就是通过日常琐事表现主题，塑造人物的，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是《红楼梦》。和前一类小说不同，《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灭亡的命运，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性格，就不是通过“大闹天宫”、“梁山聚义”、“三足对峙”式的事件表现的，而是通过吃喝玩乐、作诗看书等日常琐事表现出来的。《创业史》的作者在创造性地继承这种表现手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故事在《创业史》第一部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成为表现主题、表现主要人物梁生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和历来描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恋爱生活的小说不同，《创业史》的作者没有把梁生宝的恋爱写得完满成功，而是屡经波折，最后以不成功告终，好象要故意斩断读者的遐想似的。作者最后干脆让徐改霞远走高飞于千里之外的长辛店，连丝毫侥幸心理也不让读者产生。但是，要是仔细分析一下梁生宝和徐改霞恋爱不成功结局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就不能不为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在艺术上的独特造诣而惊叹不已了。
作者把梁生宝和徐改霞恋爱故事置于农村土改之后、两极分化开始、合作化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阶段去写，给其不成功结局种下根苗。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感情建立在土改时期共同的斗争生活上。那时他们对农村政治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但只是因为当时梁生宝童养媳还在，徐改霞与周家婚约尚存，两个正派的青年人没有能够大胆地相爱。等到农村民主改革胜利结束，徐改霞解除了与周家的包办婚姻，梁生宝死了童养媳，两个人可以大胆相爱的时候，农村社会生活的急骤变化却使他们的恋爱生活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波折。梁生宝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而徐改霞却对梁生宝互助组持怀疑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缺乏梁生宝那样的生活经历和政治觉悟，识别能力差，思想感情上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患得患失，动摇不定；另一方面，则因为过多地受了她家的生活顾问郭振山的影响，还间接受了当时一种所谓“先工业化，后合作化”观点的影响。&&&
生宝和改霞恋爱不成功，有个人方面的原因——生宝热心互助合作事业而对自己的婚事过于淡漠而又缺乏周密考虑。改霞好强，生宝对她的批评，使“改霞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两个强性子结亲，是不是能好······。”但作者主要还是通过梁生宝对改霞进工厂的态度并由此而引起的对和她结亲的态度来表现生宝对“先工业化，后合作化”观点的抵制的。当时生宝还没有认识到改霞对互助合作持怀疑动摇态度的根子不在她本身，所以他没有对她加以教育，但他对改霞的态度却表现了他对这种看法的鄙视，这实际上是对那种“先工业化，后合作化”观点抵制的曲折反映，也是作者表现生宝和郭振山作斗争的另一种方式。
不仅如此，作者通过梁生宝和徐改霞恋爱不成功结局，把梁生宝所从事的事业放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加以考查，更深入地揭示了主题思想，更崇高地展现了梁生宝的精神境界。徐改霞在蛤蟆滩因种种原因对梁生宝互助组缺乏正确认识，当她离开蛤蟆滩到了工业战线时，她才体会到农业互助合作对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意义。这时，也只有这时，徐改霞对梁生宝的事业的认识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她给家乡来了信，“要求乡亲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特意问到生宝互助组的成就。”(徐改霞的进工厂就再不能和生宝结婚，这里边还表现作者的一种恋爱观——找对象要找对自己的事业有直接助益的人。职业不同，居住很远，共同工作机会不多，是不宜对象的。)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虽然落了个不成功的结局，可是梁生宝的事业却越出蛤蟆滩的范围，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促进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宏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第二十五章形象地说明了郭世富所走的道路是不会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业的要求的，工人是不能和单干发家的郭世富建立起巩固联盟的。徐改霞一九五三年春因招工名额少考工厂半途而废，与当时农村互助合作才刚刚兴起，农业还不够发展有关。这年七月她之所以能进工厂，与农村互助合作带来了粮食丰收，促进了工业发展速度，招工名额增加，工业发展步伐加快有关。此时的徐改霞如果把她在进工厂问题上的反复和农村互助合作事业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当明白，真正拥护国家工业化的，不是整天鼓动她进工厂而不热心互助合作事业的郭振山，而是虽然对她进工厂持不同态度，但却切切实实用搞好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的梁生宝。
梁生宝、徐改霞恋爱的不成功结局完全符合两人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梁生宝是一个重事业远胜于重爱情的人。他富于革命理想而绝不作空想。他希望找到一个对他的事业有帮助的人，而徐改霞虽然和他有过感情但却不是这种人。徐改霞虽有从事社会主义的愿望，但她却昂着头只看着工业上的社会主义，视而不见眼皮底下的社会主义，只看到城市的社会主义，却怀疑农村的社会主义。她在主观上虽然不愿意和不安心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的闺女们混在一起，在实际行动上却和她们混在了一起。她离开蛤蟆滩，离开梁生宝，以不安于管家务，生孩子为自己解脱，实际上到了工厂仍然有这许多实际问题需要正确处理。正如书中王书记所说：“改霞有点浮，不象生宝那样踏实；恋爱是富于幻想的，而结婚则比较具体和实际。”改霞是一个既不同于素芳又不同于秀兰的典型。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红楼梦》。《红楼梦》打破了历来写恋爱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俗套，以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从而深刻揭示了主题思想，为创作开了新生面。《创业史》的时代不同于《红楼梦》的时代，作者所写的是崭新的社会制度中的新人。但是作者也没有落大团圆结局的俗套，而给作品主要人物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以不成功但不是悲剧的结局。这种处理因其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斗争背景，又非常合乎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结果使得恋爱上的不成功结局变成了深刻揭示主题，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结局，变成了对社会丰义制度的满腔热情的歌颂。诚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造成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阶级根源是彻底根除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也还是要影响青年人的恋爱生活，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故事反映了这一影响，是真实可信的。
《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1期
如何看待极左思想对《创业史》的影响
最近，不少人在谈论《创业史》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问题。搞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对这部小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会影响其他同类题材作品的评价和整个农村题材的创作。这里谈点个人的想法，以求教于读者和专家。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有所不同的《创业史》版本。要正确认识《创业史》是否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首先必须把这两种有所不同的《创业史》版本加以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原版《创业史》没有受极左思想影响，新版是受了极左思想影响的，但对其不宜夸大，应予公正评价。笔者的看法是：修改本中的多数修改是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必要的修改也有一些。所有这些修改和原版相比，并非伤筋动骨之改。新版《创业史》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了原版的面貌。
《创业史》第一部(本文主要讨论第一部)最早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9月出版的。1977年该社和陕西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创业史》第一部修改本。这中间相隔近二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左思想一度影响全党，直至三中全会，才使社会主义的列车重新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创业史》修改本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与读者见面的。那时祖国的上空出现了蓝天，但极左的阴云并未驱散。修改本
“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修改”，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重要的修改吧。
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修改：
新版246页写改霞经郭振山开导后想道：“……听下堡乡小学的一个教员说，党中央书记刘少奇讲话，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新版337页写道：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改霞问郭振山：“刘少奇在党里头是……”
“毛主席下来就是他”！郭振山带劲地说：“你问这个话做啥？”
改霞说：“俺学校有个教员说，刘少奇讲国家要先工业化，然后农业才能集体化。”
“啊！你也听说啦？”郭振山满意地说：“这该明白了吧？”
以上这两处是原版没有的。在这里，首先是错误地点了刘少奇同志的名。其次，在点刘少奇同志的名的同时，两处提到“下堡乡小学的一个教员”，这和当时把广大教师作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批判不无关系。再次，作者把刘少奇同志和郭振山的自发倾向及徐改霞进工厂挂起了钩，这也是为了更加突出路线斗争。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原版142页写道：“中国有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同志，他们穿上制服、毛呢料子农服、将军服，即使穿上元帅的制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
新版164页删掉了“将军服，即使穿上元帅服”这句话。
原版第29页开头有一大段关于陕北安塞县李家山游击队的描写，以及生宝用老一辈革命家打江山的故事，教育在互助组处于逆境时产生悲观情绪的欢喜和有万的描写，新版统统删掉了。另外，新版还删掉了原版中有关县委陶宽书记的三处地方。
以上这些删改，如果独立的一段一段来看，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作者在适应当时批判老干部的歪风。
原版119页写生宝入党，“在念毕宣誓词以后，他又眼巴巴地望着领袖像里那个他觉得更加亲近的中国人，加添了几句很动感情的话。”
作者可能感到把“亲近的中国人”和“领袖”联系起来不大合时宜，在新版中把这段话全删了。
原版189页：“他(指生宝)取出款，小心翼翼装在腰里，那些票子仿佛一团火，烘得他浑身发热，说不出那股舒贴的滋味。”
新版216页改为：“他取出款，小心翼翼装在腰里。这些票子所显示的新社会意义，使他浑身说不出怎么舒贴的滋味。”
原版197页写生宝给大伙分钱：“你看盯着他的手指动作的那些双眼睛吧！那么专心！那些双眼睛后面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新版全删了。作者大概没有考虑到：七十年代前后对“金钱挂帅”的批判，抹煞不了五十年代初人民币对刚刚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贫雇农的支持作用。
原版29页有一大段，写生宝小时给富农主家看桃，不听富农主家要他楞骂摘桃人的话，而听他妈不要骂人的话，给一个行路摘桃人讲明道理，使摘桃人红着脸走掉了；还有，他私自卖桃给一个口渴难耐的行路人，把卖得的铜板钱埋在稻草庵里，交给从郭家河回来的富农主家，富农主家被他这种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非常骇怕，问他“长大做啥呢”。
上面这些描写对表现生宝后来不与其对立面正面冲突，而用事实战胜对方的性格特点很有用。当然从极“左”的观点看来，这些描写多少有点“阶级调和”、“缺乏斗争性”、不够“三突出力”所以新版中把它全删了。
关于郭振山和徐改霞关系的修改：
原版214页：“她(改霞)从画报上看到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么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了鼓舞。”
新版245页改为：“她打听到国家先要工业化，农业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
原版216页：“他(指生宝)这大胆的行动(指进山割竹子)，又动摇了改霞考工厂的决心。”
新版247页改为：“他这大胆的行动，又动摇了郭振山授意改霞考工厂的决心。”
原版221页：“代表主任这样关心她，她却用敷衍的态度对待人家。”
新版356页改为：“代表主任那样热烈地鼓动她奔城市的社会主义去，她却用敷衍的态度对待人家。”
原版221页：“代表主任到底为啥这样关心她。”
新版254页改为：“代表主任到底为啥一再鼓动她参加工业化。”
类似的修改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列举。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是在有意突出郭振山对改霞的影响，而把改霞尽量写成路线斗争中的受蒙蔽者；同时借以加重造成生宝与改霞恋爱不成功的结局的路线斗争色彩。
关于梁生宝和徐改霞关系的修改：
原版51页：“生活向她(指改霞)面前突然间伸过来另一条路，而这条路更加符合她的事业心，却同她的爱情尖锐地矛盾着。”
新版54页改为：“……却同她的感情尖锐地矛盾。”
类似这种把“爱情”改为“感情”，改为“谈亲事”、“选择婚姻对象”的地方还有七八处。作者这种改动是在尽量避免使用爱情一类字眼，或者是害怕这种字眼会冲淡英雄人物的光彩，或者是因为自己误入恋爱禁区而忏悔。
从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可看出新版本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也必须指出，新版本中的许多修改是必要的，如：
删掉了原版中一些不必要的议论。象原版294页写秀兰听了她妈叫她去明山家乡北杨村，作者议论道：“女人啊！女人啊！生成一个女人，占这么多的劣势啊！”
某些叫人肉麻的男女关系的描写也删掉了。如白占魁妻李翠娥卑屈地等待和追逐姚士杰的下流言行。
新版中还删改了生宝和改霞正常恋爱中的一些不大符合人物身份的描写。如原版483页写“改霞决定；当她和他一块在田间小路上走着的时候，她将学城里那些文化高的男女干部的样子，并肩走着。她将把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肘子，这样她感到非常地幸福”。新版245页改为“……并肩走路，而不象农村青年对象一前一后走路。”这一改把改霞的性格表现得生动而得体。“并肩走路”比当时农村对象“一前一后走路”是一大进步，但和“肘子擦肘子”、“身子擦身子”走路相比还不一样。
另外，在“第一部的结局”中，作者改原来的“一九五三年十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改为：“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写了这样的重要批语”，这一修改就更准确、更实事求是了。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看出《创业史》新版本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政治思想的影响是一种正常现象。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作品，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长篇巨著，没有一部不受同时代某种政治思想的影响。要求文学作品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响，“真”而又“真”、“纯”而又“纯”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只是一句空话。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具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的活动历史。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要他有头脑，就难免受这样那样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要求反映人的生活的文艺作品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响，不是违背起码的生活常识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他的创作受执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更是必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如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因受执政党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不值得大&
惊小怪一样。问题是，作家的立场、世界观、思想艺术修养、生活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使有的人对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反应敏感，有的则对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倍感兴趣。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就是为了使他们敏感地反映在正确的政治思想影响下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满腔热情地加以歌颂；而对在错误的政治思想影响下的生活现实，则进行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批判，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写真实的真正的含义。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教科书的内容，所以即使生活基础雄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牢固，个人思想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有时也难免受错误思想的影响。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时也受错误路线的支配哩！柳青既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在四人帮粉碎之后第二年，党的政治思想路线还没有冲破左倾思想枷锁的情况下，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