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就搞得定，多人“圆桌”在线研讨该怎么玩？
提到公证，您的第一印象是否还停留在：
公证处办证大厅排长队、
来来回回补材料、
费时又费力！
而在10月13日下午的O2O法治沙龙，
观看者——
打开手机、连上Wi-Fi、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加入了多人“圆桌”在线研讨
和现场嘉宾共同探讨
互联网技术进步浪潮下的取证之道！
在本次O2O沙龙里，多人“圆桌”在线研讨模式崭新亮相，法官、律师、公证员组成强大的嘉宾阵容。
当法官、律师、公证员遇上“互联网+公证”，他们聊了些啥？先来个小视频一睹为快吧！
研讨主题——新媒体新技术背景下如何进行证据保全？
参与人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陶冶、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远超律师、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保全证据部资深公证员林奇、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公证员阮啸。
研讨话题一：
法官和律师对在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公证机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协助取证或建立某些电子存取证平台来办理证据保全这一发展趋势是怎么看待的？对公证行业在这方面的创新有什么宝贵意见或建议？
公证员林奇：目前全国几家大的公证处均有创新举措，有多种方式，各有利弊。在互联网时代，公证行业的创新推广是必然举措。如果这种创新举措在服务、安全、效率等方面得到认可，非常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法官陶冶：这涉及技术和法律问题，在技术角度来说，从“高度盖然性”认证原则出发，如果公证技术的创新能够达到高准确性，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具有证据效应，而不能就以某一个例判断。希望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对技术进行评判。
律师马远超：从律师角度来说，比较乐见其成，希望看到更多新的探索，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进步。
研讨话题二：
律师、公证员和法官三方法律人分别作为证据的需求、证明与最终认定方，可展望下在新技术不断发展更新背景下，是否会存在技术进步对人的颠覆和抛弃情况，例如技术本身足以自证清白，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因素参与监督或判定？
法官陶冶：人的因素不能被忽视，技术再发展，在操作过程中也不可离开人。
律师马远超：公证的意义在于，通过相信人为监督的力量去保证客观公正性，机器需要人的监督。
公证员林奇：论语云：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人永远是主体因素，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人对技术的监控。
公证员阮啸：所有的保全技术不一定都能跟得上时代潮流，新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侵权技术亦然。保全技术和侵权技术其实是一对矛盾体，暂时不可完全调和。这就需要公证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法院提供帮助。
研讨话题三：
如何看待需要翻墙才能访问信息的公证证据保全的效力？
法官陶冶：这就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律师能否翻墙取得证据以及翻墙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人权大于商业利益，翻墙这一行为可能侵犯了国家互联网管理规定。就学理范围探讨，这种行为可能不会被接受。
公证员阮啸：翻墙服务的提供商肯定有违法之嫌，但是只要内容上不触碰高压线，基本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从公安角度来说，“墙”其实是一种保护主义；从法院角度来说，证据采集的规则是以侵害他人权益或违反法律法规取得的证据不能认定为事实依据；从公证角度来说，目前只要没有对于翻墙明确的禁止性法律法规，翻墙就不能算违反公证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公证员对于“翻墙”这一行为也是比较谨慎的。
公证员林奇：VPN是网络安全传输的一种服务手段，本身并不具有否定性。从保全证据本身来说，公证员更多关注事实本身；从律师角度来说，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无明确禁止的行为就可进行；从法院角度来说，要根据个案认定；从公证角度来说，考虑是否有相关程序规则允许、公证机构的审批。
除了精彩的多人“圆桌”在线研讨环节，在本次沙龙里，三位现场嘉宾围绕着“互联网+公证”主题，分享了满满“干货”。
审判实践中电子证据公证保全的认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陶冶从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性、上海法院的相关探索、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公证电子证据的认证原则几个方面进行主旨发言。
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性：1.技术性；2.隐蔽性；3.脆弱性。
公证电子证据的认证原则：1.充分尊重公证；2.证明力考察原则：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3.个案认定标准；4.全面审查标准：结合其他证据。
如何使用公证保全证明自己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远超从互联网时代的公证保全需求出发，从PC互联网时代的公证保全需求、PC互联网时代公证保全的特点等方面做主旨发言。
PC互联网时代公证保全的特点：
1.时间紧：保全的时间点具有不可逆性；
2.任务重：保全过程持续时间长、事前事后工作量大；
3.要求高：检查清洁性、掌握技术背景、撰写公证主文，要求更高；
4.意义大：往往是案件中的核心、关键证据，支撑起整个诉讼。
移动互联网时代证据保全特点：
1.公证所需的软件环境要求更高；
2.公证所需的硬件条件要求更高；
3.公证的内容更隐蔽；
4.保全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保全证据公证的电子化发展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保全证据部资深公证员林奇做主旨发言：保全证据公证领域近年来在电子化方面的发展体现为以下两点：由因诉讼需要的保全发展到预防性非讼保全，由线下传统方式到在线电子化方式。
对保全证据公证电子化发展的展望和思考：一、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公证带来的发展机遇；二、FinTech和BLOCKCHAIN等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挑战；三、自我准确定位和积极响应社会需求是关键。
沙龙结束前，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副主任吴郁做活动总结：本次沙龙总体安排非常好，开拓了思路，法官、律师、公证员从各自实践角度进行了多方研讨，相信大家对证据保全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主办方市司法局以及所有现场参与、网络参与的观众表示感谢！
现场参与的市民朋友，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份特别的小礼物哦(＾－＾)
本次沙龙报名通道一经推出，反响热烈，“市司法局O2O法治沙龙群”里立即加入了近百位对“互联网+公证”感兴趣的网络观众。
沙龙当日，近百位市民朋友来到现场参加活动，他们其中有律师、企业法务、公证员等，甚至有从黑龙江赶来上海参加活动的两位公证员。
现场交流花絮
本次“O2O法治沙龙”相关文字直播在新浪微博@上海司法行政发布实时更新，目前，视频点击量及微博阅读量已达到15.2万。
欢迎关注并参与互动哦！现场互动时间有限，如果您对相关问题还有疑惑，可以添加萌萌哒小智Rita（id：zhihedongfangxiaozhi）为好友，就可立即加入“市司法局O2O法治沙龙群”，和更多志合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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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禹潇
摄影：张杏梅、黄煜旻（实习生）
承办单位：智合法律新媒体
法治上海综合编辑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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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产业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圆桌论坛实录全文
.cn 日&22:28 通信产业报
　　5月18-19日，2006国际手机产业展览会和2006中国手机产业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天津举行，以下为手机产业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圆桌论坛实录全文。
　　主持人：大家好！2006中国手机产业发展(国际)高峰论坛现在进入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的圆桌论坛，因为今天虽然摆的样子是方桌，但是事实上还是相当于圆桌论坛的形式，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手机的竞争与前景展望”。其实这两天专家们和很多的
企业的老总们，其实都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可以大家再聚集在一块儿共同的探讨，因为之前大家做的都是主题的发言。
　　我先提几个问题供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个就是目前中国手机业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转型阶段，我觉得这个值得探讨，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其实包括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国产手机与洋品牌竞争到了一个什么地步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中国国产手机是不是就一直下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了，好像现在舆论有这种导向。
　　第二，中国手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问题，这两年其实包括邓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提到，我们中国手机的产量占全球量的30%以上，非常大。但是，大量的企业的生产，其实都是外资企业、外资投资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这算中国手机吗？我觉得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探讨，这难道就是中国的手机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方。
　　第三，中国手机的发展方向，现在的手机都是2G时代的手机，都是语音通信为主，运营商定制说句实话是非常少的。大家都说要向3G过渡，未来我们手机的发展方向到底应该怎么定？我先个人讲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的看法，好多人都讲3G手机一定是定制手机，如果3G手机全是这样的手机，手机厂商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先抛砖引玉提三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下。
　　邓局长您先来？那谁先来都可以。
　　张总：我先讲讲。我因为在摩托罗拉干了很多年，实际上也是4月1日才从摩托罗拉辞职，我在摩托罗拉里面负责摩托罗拉亚洲的一个软件平台中心，我负责摩托罗拉亚洲的运作，可能有几个比较熟悉的东西大家知道。我参与很多摩托罗拉里面的策略，还有一些新技术，新的手机研发方面，比如说摩托罗拉最近在美国推出的手机，有一个iPOD在里面运转。我也跟海尔、海信一些手机制造商联系比较紧密。我总的感觉，国内的研发能力确实是不强。国内存在的芯片从下面一直到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从外国凑过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海尔、海信，特别是波导，波导纯粹是贴牌，它们生产量很大。最新的东西在三星或者是LG，像摩托罗拉也用一些台湾厂商，也是给摩托罗拉做CDMA手机，但是先进的东西是不允许传到摩托罗拉以外的。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厂商现在中国目前的位置还是一个叫生产，我们会利用很高效率，很便宜的人力生产出来，做的量很大，这在一定的时间是可以的，低端用户一上来的时候可以用。可是这个用户从来没有用过手机的人，进来以后要用手机，可能先找一些低端的产品，摩托罗拉在这里研究很细的，是换手机的人，这批人是花钱最多的人，换手机这批人就逐渐脱离到不再用国内手机了，因为里面的东西是拼起来了，很多BAG在其中，当然也有品牌的因素。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技术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我认为国内是一个成熟的手机市场，国内手机出口到印度或者其他国家反而很受欢迎。因为印度平均每百人的手机占有率比我们低得太多了，印度很多穷人是第一次拿手机，所以就拿便宜的手机，就是我们国家生产的手机。从另一方面国产手机遇到另一个困境，大厂商也开始做便宜手机，摩托罗拉有一个地方专门做低端手机，有一个名字叫VVLP。因为它们做这个实际上还是从技术这边过来的，不是做一个便宜的手机就做得很差，像摩托罗拉这种手机已经质量很高了，然后把里面的一些东西拿掉一些，做出来也很漂亮，但是里面的很多内容拿掉了，很多贵的一些芯片就不用了，就可以很便宜，出来竞争以后，放一个一千块的手机，人家就去买，而不是买国产手机。大家都看到，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手机市场，成熟的手机市场从低端和高端这些洋品牌的竞争力对国产手机影响很大。两年前在看国产手机在市场占有率很高，摩托罗拉和三星都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我想在一两年之后国产手机就会很麻烦，摩托自己在做研发的时候，等你这一代东西出来以后，竞争力就很弱了，就变成一个拼装起来的东西，和人家开始就做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在研发方面，国产手机真是要注意了，否则的话，这些大厂商的占有率会越来越高。
　　记者：您刚才说到VVLP手机，你刚才说到一个设计公司会给海尔设计方案，现在国内很多设计厂商，直接把一些成本高的东西去掉，是不是也能推出这样的手机？
　　张总：可以把成本高的去掉。可是它们的技术不是连贯性的。是分别用各家的东西，是拼装起来的，不是整体的。所以拿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的问题，牵扯到第一技术上要解决，如果拿掉我自己要有技术能力，可以做到无缝。第二还牵扯到供应链的问题，很多手机厂商拿来的是已经集成的东西，所以要把东西拿掉的话，在自己的工厂是没有办法的，要到它那儿拿掉，这就牵扯到供应链的问题了。
　　记者：反正成本是高了。
　　张总：对。做同样的东西，摩托罗拉很快就出来，你要做一个东西会牵扯到上下游好几家。
　　记者：VVLP在手机市场上表现的终端形式是什么？有品牌吗？
　　张总：对洋品牌，摩托做出来，还是打摩托的牌子。
　　记者：即使是国产手机和国外手机同样出来VVLP也比不过人家，有一个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张总：有周期和品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品牌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靠技术解决的，是要靠市场推销和营销的策略。其他两个方面摩托推出一个东西，国产手机就不能在同一时间推出这个东西来。好比摩托推出来一个超薄的，大家都开始学习超薄的，可是摩托都出下一代东西了，国产手机推出来超薄了，可是这时候超薄的概念就已经不是那么火了，人家又会看到，或者摩托或者三星又出来另外一个东西。
　　记者：实际上VVLP还是有品牌的差异是吗？
　　张总：VVLP应该也有品牌的差异，低端用户也会希望同样价格、同样的东西可能会买一个摩托手机，不是买一个夏新手机，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这个实际上跟以前台湾的经验也是一样，台湾以前也是代工做，做到一定程度，你国内的产业链比较成熟，像海尔要订购一批东西很多要到国外去。还有像提供高清晰的液晶显示屏，摩托有优先权，海尔可能要往后排。今天要定100万的显示屏，摩托说我也要定，那摩托罗拉就会优先，因为供应商认为摩托罗拉会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些滞后，最短也是三个月，一般都是半年到十二个月左右的时间。
　　记者：在采购量上和供应链关系上都还是有差距的。
　　张总：对。
　　邓寿鹏：这个会开到这个阶段是最后的时段了。因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手机，所以手机的竞争力也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刚才两位主持人讲了很多，我想了一下，在座的搞手机比我搞得多，我要说还是隔一层。第一个总的判断，中国的手机产业处在追赶阶段，不站在前面，坦率的讲还是在追赶。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你的问题，我们不是摩托罗拉，不是诺基亚。它们肯定是在前沿，它们有它们的问题，它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处在追赶，我们是处在后面，因此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我们处在快速成长的阶段，尽管我们是在追赶阶段，但是我们在快速成长，我们今天的产量、产能都很大，要说也是世界第一了。手机的拥有量世界第一了，但是手机的普及率不是世界第一，中等水平，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判断。那么当前我认为中国手机产业面临五个转变，第一个是从二级向三级转变，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所有的国家3G都在布网，现在有接近200个网在商业运行，所以3G时代从全球来讲已经到来了，中国也正在3G到来的前夕，所以手机要跟进，你必须提供3G的手机来适应移 动通信当前的发展状态，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手机作为一个通信的终端，正在向信息终端转变，包括这个会上讲了很多，我的概念就是MIP，它不仅仅是一个话音和数据通讯的一个工具，还有更多的业务可以在这上面实施，比如说大家目前已经看得见的，电视、E-MAIL、流媒体、可视电话，你想得起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朝M里面去装，M我讲的是多赢。
　　在这个会议上，M有很多解释，MOBILE等等，我这个M是指MART。所以我是主张把手机作为MIP的一个通讯的工具，这样它就可以实现多业务，这也是手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转变，我们开始从制造到创造转变，具体来讲我们最早就是贴牌，做一个机壳就行，然后是有些元器件的组装，现在才有些制造，是制造不叫生产。你仅仅是制造，生产更全面一些。所以现在从贴牌到组装到制造，现在向开发，因为我们一定有开发，今天的会上很多讲的，大小公司都有开发，不是贴牌的问题，它们都有一些创造，另外也开始集成，把国外的一些技术和它本企业或者是本国的技术集成在一个手机里面，这很正常摩托罗拉也在买小技术，它不能每个小技术都开发，时间、成本都是不合算的，这种商业战略是错误的，买得着便宜的就买，核心技术才自己搞，没有人给你搞，所以我们开始集成，我们有自己的一部分技术，再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来集成，最后这个产品的最核心的它的框架、平台是我们的主道产生的一个新的产品一个款式。所以从开发、集成到创造，就是创新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手机制造中间的一个新的转换。
　　第四个转变，这点很重要。基于本国的自主知识产权，过去是基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向基于本国的知识产权转变，我这就是说TD对W对2000的一种转变，过去我们没有标准，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一切都依赖于先期的开发者，WCDMA、CDMA2000在3G上没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我们应用它们的产权，现在我们在TD-SCDMA上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国际上有统计。TD-SCDMA全球的专利数量中国大唐就占了7.3%，有人说7.3%太小了，是太小了，因为毕竟TD-SCDMA就靠一个大唐来支撑了这么些年，搞到7.3%的专利也不简单了。那么进一步说，数量的7.3%，质量是不是7.3%？不止7.3%。因为TD-SCDMA是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因为它掌握的技术更核心，事实上也更核心，标准是我们的、芯片是我们的、框架、版图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个TD-SCDMA的7.3%，就它的技术含量来讲，大于7.3%。现在已经有统计指出，在关键技术、重要的专利范畴之内，全球的TD-SCDMA核心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中国不是7.3%，中国是七十八点左右，当然有人对这个数字可能产生争议，这可以进一步商讨这个数字的可信性，但是已经是数量级了，7.3和七十八点左右，你不相信它是10倍，相信5倍也可观了。所以我说，基于他国的核心技术，向基于本国的核心技术转变，这是一个转变。
　　第五个转变，就是由产能、产量的大国向产值，产值就是刚才讲的附加值，我们只能做低端的产品，1000块钱以下，做高端的可以3000块钱以上，它有品牌，波导可以出口，因为它有品牌。我们正在从产能、产量大国向产值(附加值)，还有品牌，品牌我们正在树立中国的民族品牌，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机会，看哪一个中资企业把自己的品牌搞上去，前些时候都认为波导还是非常国际化的，当然它的机遇是贴牌或者是说低端的，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手机企业全领域的，高端到低端都有，品牌、质量、产值都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种转变也是正在进行的，所以我认为有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都没有完成，转变都是正在进行时，完成了中国今天就是手机强国了，如果这五个转变都转变得比较好，我们中国作为手机强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第三点，如何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如何把一个手机制造的大国变成一个手机创新的大国？我想也需要五点支持。
　　第一点，自主创新意识。我们所有的从业者拿出“敢做天下先”的勇气，外国人没干的，咱们中国人来试试，这叫自主创新，别说摩托罗拉干的，诺基亚干的咱们去仿一仿、拷贝一下，这个我想是次要的，它们没有干过，我们去想这叫自主创新。很多时候外国人做了，我们去重复去拷贝，那你永远在后面，为什么不可以做摩托罗拉没有做过的事，诺基亚没有做过的事，中国人首创来做，这就是自主创新意识，这很重要的，没有这个你永远是跟进者而不是开拓者。
　　第二个，产业链的重组。今天中国的手机厂还是太多，如果要真正形成品牌和强势的产业就要重组，该兼并的就兼并，该破产的就破产。听起来太刺激了，该退出的就退出，因为市场竞争很激烈，你赔不起，现在来得及，要么兼并，要么重组，一定要重组，手机这个产业几百个人小打小闹很难成气侯，你可以当助手提供零部件，你要支撑一个品牌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技术力量是不可以的。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你要实现这几个转变你必须有产业链的重组。
　　第三个，手机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现在是30%略多一些，我昨天说了，我们台湾同胞是100%，香港超过100%，手机数比人口数多，这就是我们的香港。中国人是手机数比人口数多，那就得14亿，现在才4亿，这多大的市场，我们没有指望什么手机比中国人多，一下子做不到，但是30%提高5个百分点，提高到5亿6亿就有活干了，3G到来了，我们都放下武器，所以这多大的市场，4亿的更新和一些新的比普及的用户的涌入，这个市场够中国企业吃一阵子的。所以我说，普及率要进一步提高，这是最终的需求，没有人买手机，你做那么多干什么，没有人用手机、没有人买手机，做得在好也是白搭。
　　第四个，要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政府的责任就是支持对国家发展有意义的一些产业的进步，包括它的产品的开发。本人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为什么老跟进3G，参加很多会议，向大家学习，也就在找里面的政策因素，这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政策？我们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把这个促进一些，当然这个政策也得适度，也不能违反WTO，还不能违反中国的国力，也不要违反各个产业部门的均衡发展，不能说把某一个部门无限的投入，不收税那不可以的，别的部门有意见，这是一个多产业部门的国家，国际上有意见，那叫不公平竞争、叫倾销。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政策，既要扶持这个产业，在国内取得大家的支持，在国际大家也认同，否则就矛盾不断，因为我们我的产品要出去，认为这个什么过程是不公平的，可以抵制，所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点，还有外资。不要一讲到自主创新，老外都给我清出去，不对，没有老外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开放我们现在不是还在这儿吃忆苦饭吗？我们开放了光吃忆苦饭不行，还要吃点麦当劳、肯德基。实际上今天国家的进步也得益于开放，所以不要一讲自主创新，我们就很排外，外资、外企一律拒之门外，开放的国度发展快，封闭的国度发展慢，我们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所以我最后一点还要强调外资、外企的合作，实际上包括手机，手机不是说摩托罗拉是第一个吗？也不是中国的祖先发明的，摩托罗拉国军在战场上用的比大哥大还要大哥大的大家伙就是手机，就是手机的第一代，我在摩托罗拉的总部看到一些历史的宣传片，就讲在战场上比大哥大还要粗壮的家伙就是今天的手机，的确没有那个哪有今天我们讲的信息终端，还要看大片呢。你最早第一台还是摩托罗拉。我觉得如果没有争议，那你就承认就是摩托罗拉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机，是一个先驱，摩托罗拉对天津的财政贡献很大，当然摩托罗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也是在天津产生的效益来支持，所以我上次来跟他们市长在一起，可能你们也知道，天津有三个东西：一只“鸡”、一瓶酒、一碗面。那个“鸡”就是手机，那个“酒”――王朝，一碗面――康师傅。这三个是天津财政的支柱，产量很大啊，市场影响力也很大。所以天津也感谢摩托罗拉在这里搞了这么大一个强大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使天津获利，同时摩托罗拉也获利，摩托罗拉赚了很多钱。
　　我刚才讲，最后我讲得不一定全面，我们今天归结到一点，讲中国的手机产业的竞争力包括我们刚才摩托罗拉这位张先生讲的，我都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发展中国的手机产业，我们全球都是朋友，都是多赢格局的，我们不排外，我们也不希望外国人对我们有什么合作的障碍，应该无障碍的通过，无障碍的合作，这样我们中国的手机产业肯定会比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位更重要，那么外国企业为此是不是应该抵制呢？我说不必抵制，你抵制也抵制不了，因为它事务发展到那个程度了，肯定像今天中国的GDP每年增长10%，你有意见，有意见我也不会退到5%啊，你怎么和一个增长10%的大国打好交道，求得共赢，这是大家要考虑的。不是遏制你，人你中国人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走，不行，现在百分之七八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四小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40年的高增长，7%以上的有很多，我今天不讲了，所以中国并不是史无前例，这个怎样不是史无前例，只有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我们的增长很正常，技术很低，我们过去体制很多障碍，现在解放了生产力，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这个很正常，所以中国的高增长时期需要国际的合作，需要本国的，还有外资的、合资的企业一起来把这个手机产业做大做强，大家共享它的效益。我就是这些比较粗浅的看法。
　　主持人：感谢邓局长。邓局长把手机目前的形式从五个阶段的转变很高度的开阔，我们可以邀请富年电子科技的开发部总经理牛安东，您觉得我们目前中国手机的竞争力路在何方？
　　牛安东：因为今天来这里的邓局长和张总，确实在终端的产业都属于权威人士，我们只是从我们自己的体会简单的谈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应该说非常赞同张总和邓局长一些前面的观点，一方面要强调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在创新的意识上真的是一定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因为当时我记得在中国的60年代，原子弹是靠我们的机械式的那种计算机完成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原子弹包括两弹一星的工程都是靠那种非常原始、非常初级的工具，靠我们的智慧产生很好的科技的结晶。在现代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我们很多厂商还在依赖别人的技术生存，我觉得确实是陷入到国外的手机厂商通过自己一点点的技术领先他们就跟风，消费者有一个技术领先的意识，谁家的技术好，它的产品好像理所应当卖得贵，谁跟了它的风本来就应该卖得低了，实际上陷入到一种恶性竞争的状态，中国手机一味想凭借价格的优势，跟它的技术一样，但是价格要比它低，谋求这种突破的话，真的是得不偿失，而且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富年提的概念，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在2G时代，和2.5G的时代，我们国内无论在通信产业链的各个相关技术领域，我们实际上都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这确实是一个整个中国的通信产业发展的现状，我们是无法摆脱的。我们在核心领域如果不能够获得突破，我们谋求应该在次核心的技术领域，比如说在终端的应用层面获得突破。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就是2.5G的网络上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用户看到电视，别人以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根本不可能的，它们认为GPRS带宽非常窄，如此窄的带宽下可以看到视频，认为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天我们跟中科院开会的时候，和爱立信日本的一些人员在一起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们在GPRS上用手机看电视，他们都不相信，我在会议现场找电视机就放了，感觉非常惊讶。他们觉得中国的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已经是比原来明显增强了。返过来讲，中国的企业具有了自主创新意识，而且也通过自主创新开发出来一些技术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中国手机产业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那么从自主创新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创新，应该说手机行业的发展，它有些时候还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我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国外的一些终端供应商巨头，它们实际上在核心的技术领域，它们差异应该说非常小，为什么在它们核心技术领域这块差距非常小的情况下，比如说西门子、索爱、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同样它们在技术非常相近的终端推向市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品牌，包括市场的占有率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就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实际上创新还在于我们对我们整个手机的制造、生产、供应链，我们的品牌、策划、市场营销，我们的售后服务质量，一整套服务体系，这个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摩托罗拉的技术和诺基亚的技术，包括西门子的技术，应该是在2002年到2003年前后，在多媒体的终端还没有大规模的推向市场的时候，它们的技术都很相近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门子终端技术被淘汰了，而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一直处于龙头的地位，在这个领域包括它们对它们供应链的管理，包括刚刚像张总讲的，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然后争取给用户推出一种更便宜、更廉价的功能相近的终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品牌的策略，因为4个P嘛，营销组合，包括现在提出来的4个C，整个营销的理念和技术的竞争优势相互至今的作用，我觉得国内的终端厂商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千万不要跟风。现在碰到我们的核心技术获得了重大的突破，无论是我们TD-SCDMA，它们在智能天线这块，已经获得了核心技术的突破，完全可以达到3G在洗牌的时候，把自己在市场的定位改变一下。我也不相信3G到来的时候中国的终端厂商全部要死掉，我觉得这句话是要打问号的，当然也有专家这样提出来，包括一些行业里资深的人士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在给我们国内的终端厂商敲响警钟，让大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我们作为移 动技术应用开发商的角度来讲，昨天晚上我跟张总在探讨，中国整个通讯市场的环境，和日本、韩国以及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而且东方的消费文化和欧美的一些消费文化之间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里还存在一些亮点和增值服务在一起，市场和终端的技术相结合，推向市场让消费者接受的过程当中一些政策的风险，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中国的运营商自己本身也不会玩增值服务，我们就比喻成为一个3G到来前的冬天，冬天要给自己穿很厚的棉衣，要饱暖，不要感冒，有可能得了伤寒末，就OVER掉了。这样就善于通过一些辅助性的资源，也不仅仅是一些政策优势，我觉得只靠政策是长不大的，要善于运用一些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和过剩的资源，来和自己的品牌策略结合起来，然后通过一些外围的东西，培育自己在市场上的定位，然后带来一些回报的时候，再让自己的终端的企业形成一种很健康、很良性的循环，只有企业在比较正常的盈利状况下，然后再谋求另一种从技术到服务到全面的市场管理，然后到一些营销的层面，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中国的终端厂商获得突围的机会才会放大，不简单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创新。
　　主持人：感谢牛总，他从另一个角度，从终端产业的创新，包括应用和市场的创新来提升中国的手机产业。现在可以进行提问。
　　记者：我问一下邓局，刚才您说到政策层面的东西，关于定制运营商这块，看到韩国一些国家通过运营商消耗了大量的手机，在国内中国移 动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动作，我想这块很多人比较反感，政策干预市场，其实政策一定会干预市场，最终的目的就是干预市场，在国内会不会对这块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就是说运营商这块，对国产手机通过自己的渠道能力，通过自己的网络去消化一部分国产的手机？
　　邓寿鹏：定制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企业之间的。我不太理解你这个定制为什么说政策支持。
　　张总：好比说即便是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在日本和韩国市场是没有市场的，原因在于不是说日本限制你进口，日本都跟我说定制，日本虽然是自由竞争，但是它的通商部也是有文件，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东西，对摩托罗拉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移 动技术的定制，一定制就要跑到总部，要满足移 动定制的东西对摩托罗拉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国家在这方面移 动运营商这边配合一下，出来一个规范像SKT，像一些韩国公司出来一套规范说要怎样怎样，本地手机厂商很容易对这个规范去做，可是外商很难，所以到了韩国、日本是清一色的，特别是韩国，即便是日本在九几年的时候手机市场很落后的，还是被摩托罗拉统治的，一定制整个国家全是CDMA，厂商特别多，在这方面我觉得国家真是应该想想这个政策，当然它们定制有一个原则，我的运营商去买手机，无形中把国有企业全部提升起来了，国外企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因，很难适应你今天要求这个，明天要求那个，这个我觉得是真正可以提升，如果从3G开始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对运营商施加一定的影响，运营商一开始订购手机，实际上还是转嫁。
　　我觉得这个跟国内扶持它们的因素很有关系，是一种间接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我觉得邓局长这方面，从3G非常干净的时代开始做这样的工作，对我们比较有利。
　　邓寿鹏：发展中国家有保护本国产业这样一种愿望，如果把这个愿望变成行动就是政策。正因为这样，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技术壁垒，总体属于技术壁垒，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支持TD-SCDMA，因为核心技术在我们手里，我们用WCDMA、用CDMA2000要交专利费，我们今天也在交，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不要交了，交也交给本国企业，这种愿望我想所有的国家都会认同的。你刚才讲的例子，韩国手机为什么出现，日本人就用自己的手机。韩国手机也是时尚化的，美国手机不时尚化，欧洲也不时尚化，人家比较务实，也不把手机当做一种财富，一种地位，甚至一种酷的表现。
　　记者：这个技术壁垒是不是来得慢一些，比如说同行我们国内也生产WCDMA，但是正好是像三星、现代、SK这些厂商，咱们拿中国和韩国比，中国也生产WCDMA，韩国也生产，它就是通过定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壁垒。这种定制好像不像咱们TD-SCDMA太多的技术壁垒，纯粹是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张总：定制的核心技术并不是很强，但是定制是在核心上面的一些软件的制作。而定制我觉得对于像摩托罗拉这种定制，就是一种无形的壁垒，可是你又抓不住它的把柄。
　　邓寿鹏：这就是技术壁垒。
　　张总：对，但是你不一定拥有技术专利，韩国现在做CDMA做得最大，它们交专利费也最多，但是它们的整体企业起来了，所以出口量很大。现在在美国，中国手机就进不了美国市场，美国手机厂商也是定制，而摩托罗拉在美国唯一市场份额最大的超过50%，就是在美国，因为是本土的企业。诺基亚就很难受，因为跟它们隔一层距离，诺基亚在全球各地平均都是30%，超过摩托罗拉几个百分点，但是在美国就不行。
　　中国手机就不行，在中国改完了以后，测试怎么测，这种通讯、派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这边手机厂商做一些主动，把经营观念变一变，我多采购手机，你采购手机主动权在我这儿，我采购当然我要定制，你不听我的，你份额很小，这项无形中给本地的手机厂商一个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
　　记者：刚才谈到了很多，因为电信运营商的这种市场自然意愿，有很多私人的概念，还是政府里面调控的因素多一些？
　　张总：韩国、日本政府的意愿比较强。你的CDMA手机到日本就不可以用，日本把频率改变了，这是日本保护自己的市场。所以造成了很多国家根本没办法适应，根本就进不去，你也不能到WTO去告它，我不是说不让你进，我要求这样做，你不做是你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反映到日本政府，没有人能到日本竞争什么的。
　　邓寿鹏：日本的市场保护得很好。
　　张总：你又没有办法到WTO告它。
　　邓寿鹏：WTO解决的是贸易壁垒，零关税等等。技术壁垒今天也是各国的一个武器，所以也是韩国、日本的武器，也是中国的武器，很正常。每个国家应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民族的愿望。你作为外资来讲，你毕竟是一个非本土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和他的本土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共享。你刚才讲的，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汽车的方向盘有左置、右置，英国跟我们绝对是相反的，香港的汽车也是跟着英国走的。突然叫你到另一边驾车，容易出车祸，平常不是这个习惯。你的生产线从左置调到右置改装量很大，要花很多钱，不是做不到，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整个系统的布局都要改，你有什么办法？铁路还有宽轨、窄轨，汽车有左置、右置，CDMA有上行、下行。这些技术壁垒是政府的策略和手段，这个手段跟你讲不违背WTO，所以我觉得作为外资来讲，我们到美国去，你照样中国手机不合格，你没有入网证，拿不到，因为你没有检查过。比如说手机，我搞过航空工业，苏联的飞机拿不到美国的试航证，但是你说苏联飞机不行吗？不对，人家几十年的照做不误。但是你没有美国的试航证，苏联的飞机到美国是被认为不安全的，尽管你安全，你没有通过美国连邦试航局的检查。以前没有WTO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正常的，就是每个国家为了保护它本国的产业，他会有一些政策措施来支持什么，或者说来抑制什么，求得这个政策的效益最大化。所以你刚才讲的真对，我们很多学者也认为，我们应该像韩国、日本啊，这样我们的手机就有出头之日了，其实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刚才说了，无论怎么样中国在开放，多赢格局，外资面对这样新的事态，你怎么考虑和中国合作，还是求得你的利益。你如果硬顶着，你根本就进不来，如果不这样，通过一种应变和调整，咱们其是可以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也很正常的。现在前年去考察日本的3G，日本的3G运用的挺好，手机也很漂亮，很便宜的。手机可以赠送的，赠送他不定制吗？今天买100个，明天买1000个，肯定买10万赠送，我可以压价，你也很愿意，做10万可以给最高的折扣，要是有问题都是共同的，哪个元器件不过关都是共同的。有问题下一批这个器件就改，这个结构就改，这个是很正常的。运营商批量购买手机，无偿给用户使用，这肯定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手机很贵，以后贵不起来了，因为运营商要求的是服务，比如说你现在用自来水，可是水是送到你们家里的呀，水管可都是网络到你们家里的，不是你们用自来水再去挖条沟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事，用电到你的电表，不能说高压铁塔都是你去盖。就是要方便，即开即用，付款就可以了。手机可能将来定制还有赠送都是趋势。所以，包括运营商都要有一种思想准备，终端制造商和运营商拉得就很紧了，它要发展是很多企业一起架着走的，将来我们手机论坛开下去，包括它们将来的产业链，包括它的企业的分工，包括它的手机的市场定价，这些问题都挺多，有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们可能最近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技术升级，因为2G向3G升级，你面临这个关口，但是3G一旦应用，不是两三年就可以的，可能过两年讨论的是它的体制创新，怎么整合这个产业链，怎么实现和用户的更好的沟通，包括一些收费、定价、还有运营等等问题，实际上作为运营商是同样考虑的，因为最近国家不是在5个城市做实验吗？我已经去了一个城市，现在要求每一个城市要做100个基站，5000个终端，应该说中国政府还是下决心了。从中国来讲，历史上没有国家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实验，唯一TD-SCDMA是这样，5个城市100个基站5000个终端，对于一个中小城市来讲基本上就覆盖了，厦门也是必选择的，青岛也是。主要的城区都覆盖了，这样做实验还不行吗？现在中国政府对3G的上马还是比较谨慎的，不要一哄而起，我们中国吃这个亏吃得很多了，今年的3G肯定是要到来，现在5个城市在做，遇到什么麻烦？基站有时候定位定不了，现在老百姓生活好了，懂得科学知识，手机辐射对我有影响，全球还没有科学数据，基站对人体有多大的妨碍没有这个结论，有些社区，我去他们说都同意了你在那儿搞一个基站，一年交多少钱给物业，反正你在我上面搭我就是白收钱了，老百姓一听你收钱我们吃辐射，不行，装上之后又拆了。可是就那个地方合适啊，只能协调，这个不能命令，老百姓说你不住这儿，你倒好说话，你住这儿你肯定不高兴了，环保部门就要出来说话了，环保部门说根据国家标准测试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这个标准，环保部门没有办法说明问题。基站辐射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的。
　　张总：基站的问题我想到，不能学习一些韩国吗？这个事情不需要每家运营公司自己定制。
　　邓寿鹏：这个要协商。有的基站统一交钱，但是中国移 动说交钱也不干。
　　张总：这个就要政府出面干涉。
　　牛安东：一个建筑群的覆盖地区，得有一个指数和计算公式，多少公里可以发射，这个一定有最佳位置，当时联通在广州发展C网的时候，就为了强占位置。
　　张总：这个事情政府一定要出面。
　　邓寿鹏：中国有办法的，党员带头。
　　主持人：刚才我们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下面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的手机产业其实这几年以来，整体水平还是在快速提升，手机市场的集中度在集中，中小品牌的手机产业面临这样的竞争环境，包括融资渠道都在减少，手机产业大家都认为正在向产业链整合和提升方向迈进，从过去的价格竞争，渠道竞争，服务竞争向真正的核心建设去竞争。而我们下面的话题就是在面对网络融合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国的手机产业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包括手机会不会重新定义，现在已经有人在说手机会不会被重新定义，我们想讨论这个网络融合趋势下手机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这个话题由牛总先来谈谈。
　　牛安东：我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我感觉在前沿的通讯技术应用这方面，中国终端的厂商也应该根据一种合理的规律性的分析，去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现在中国的通讯市场格局是信息产业部门是和邮电部合并了，它是管收了，广电部门是管发的，广电也要寻求在移 动多媒体到来的时代，如何运用移 动互联网。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逻辑，中国的一些想在3G到来之前取得突破的厂商早就应该有所动作了，我们看到的现象好像跟得不够，在这块，如果再丢市场，这块就输得太不应该了，对中国的本土化市场了解最透彻的还是中国的本地厂商，对中国的政策和市场竞争的格局，对政策风险来源于哪些方向，也应该是中国本土的厂商，中国本土的厂商如果在自己最了解的部分，再输给境外的厂商这个就太不应该了。所以在这方面也应该去关注一些围绕着核心技术以外，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自己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我觉得在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善于转换自己的视角寻求突破。因为市场的发展，一个小军队有可能把一个大的军队歼灭，一个小的终端厂商想要获得突围，如果在重点的机遇上，如果抓住一下子迅速的可以起来。
　　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引出一些比较深的话题，其他的方面做好准备。
　　主持人：谢谢牛总，邓局长您看看网络融合之后，手机那个时候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机遇是什么？
　　邓寿鹏：在中国网络融合不是网络的设备和网络的管理，中国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广电部是管内容的，内容又涉及到意识形态，这不是政府部门监管的范畴，所以我们的三网融合和别的国家还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在实际上IP电话，现在还有PLS电力线接入、电视，也是一种融合，电力线已经到家家户户了，利用电力线也可以代替铜轴，这些业务融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在管理上融合，至少在中国的现阶段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讲的，MIP本身就是多业务的，就是三网融合的体现，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终端如果是MIP的终端，就是融合的，至于网络的业主，网络的运营商是谁，那是多元的。而且，中国的广电系统没有私人资本，我们还不允许私人搞个电台，搞个商业台，所以管得很严，不能随便搞。广播电视系统好像没有私人资本吧，所以它必须是在国有的控制之下，才能保证它的内容的可控性。内容的可控性肯定是我们现阶段很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实际上三网融合要说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主持人：张总您谈一下。
　　张总：讲几个挑战，我非常同意邓局长的意见，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在摩托罗拉的时候)手机电视。我们的挑战主要是政府部门之间从业务的角度挑战，我们有两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在逐渐的失去，或者说又在跟随别人。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谈到VoIP，以前在手机上可以打一个VoIP很便宜的，而我们政府间的各个部门协调，就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VoIP做得很大的公司，被买下都是上百亿的价值，这样的情况中国有很多公司做得比它们快，但是中国已经失去这样的机会了。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手机电视方面，我们有一个项目叫“马可波罗”项目，我们和广电部和移 动，还有法国电信在做一个东西。我们的看法国内手机厂商大势已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开始提出这个标准的时候，而我们的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各自提出自己的标准，而且在它的标准方面做得非常好，可是拿到了上面去讨论的时候，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两家谁也不买账，所以一直在讨论尘埃不定，这个讨论两年，结果变成空降部队来了，韩国说我们做好了，赠给你多少基站，现在变成广东、上海都在上这个项目，而中国厂商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到大唐、电信，海尔、海信都搞不清楚DVBH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丧失了，因为在两年前，这两个大学都在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政府之间标准不定，到今天也没定，中国政府还没有定标准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全部推出去了，而这时候实际上谁占便宜，还是韩国、日本、美国厂商。但是中国厂商根本没碰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你至少比人家晚了一年，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两年的时间，一直在那儿摆着，现在这个准也搁置了。
　　现在一融合网络，因为两个部门之间的事情，我们的手机产业在手机电视这方面肯定是不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是应该要加强的。
　　主持人：邓局长您点评一下刚才张总说的。
　　邓寿鹏：我觉得这种情况，在中国近期很正常。包括我们的改革没有最终完成一样，这是改革的问题。如何让政府部门协调得更好，实际上任何国家部门都有协调问题，但是像刚才讲的这种协调，可能还涉及到内容可控性。就是你播什么内容归我管，信产部不能管，信产部没有责任管内容，管传送，内容是我管，但是很多事情内容和传送应该是一体化的，但是你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把这两个部门合了，全功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改革的课题，也是攻坚的课题，这个不是技术问题。内容监管政府能不能监管，你有这个职责吗？在中国你没这个职责，你保证传送，低成本、可靠的顺畅的传送。
　　技术的监管是信产部管，但是内容监管信产部没有资格，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在中国近期作为一个改革的内容，将来你说政府的管理体制如果有变化，可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都不是治本的办法。
　　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了，现在多年不就是这样的嘛，技术在挑战这些个问题，这个应该承认。比如，Internet在挑战管理，你很难管的。一样，内容的监管、技术进步也在挑战。
　　牛安东：实际上结合张总所说的，在之前作为中国的一批手机终端厂商，实际上应该在两年前抓住这个机会，在政策有可能出现融合倾向的时候，把它做成一种市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机会。
　　邓寿鹏：我记得我五年前到釜山去，它们的广播电台已经开始数字化了，因为它是小规模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这是作为一个增值的领域，发展很快，可能由于我们体制的原因，看见这个机会也不好捕捉，因为你有些负荷，你不能轻装的解决问题。
　　主持人：还有要提问的吗？好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我们讨论最后一个话题，在3G牌照之前，3G除了手机电视以外，这样的杀手锏的应用和业务，我们认为下一步杀手锏的应用还有什么？看来3G牌照下来之后运营商首先推出什么业务，各位预测一下。
　　张总：我觉得3G的杀手锏有两个应用，第一个是娱乐媒体，有高质量的音乐等等，媒体永远是非常大的市场，一代一代下去这样的应用、那样的应用会消失，但是媒体永远在社会中占据巨大的市场。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声是12K左右的水平，听着很刺耳，下一代就会有更高的。第二个杀手锏应用就是搜索浏览，就是说你目前在这个手机上做一些搜索，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将来我认为搜索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这个大家都不用想得很远，像Google和百度这样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搜索是永远的。这件事情无论是老的少的，听图片看音乐什么的，都不希望运营商给我一个排行榜，你推100首1000首我都翻不过来，我希望自己想要的东西点一下就应该出来，所以我觉得搜索是3G提供的非常大的平台，这样的话，搜索靠什么支持，就是广告，你别说我一搜东西你给我弄了一大堆东西我很烦，我搜索之后跳出来的广告我应该很喜欢，这种东西是很专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杀手锏就是这两种东西，其他的东西可能会上，比如游戏之类的，但是永远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就是娱乐和搜索，这是我的看法。
　　牛安东：我觉得张总表达的这两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因为3G的来临，移 动多媒体的服务是越来越符合于人性化的服务了，因为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是真正的原生的音乐和真实场景再现的话，是符合人对自然的需求，是非常尊重人性化的需求。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惰性和满足人不断的需求和欲望而产生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从搜索这块来讲，因为移 动互联网最大的优越性在于随时随地，获得符合你自己的咨询，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梦网链接确定，一链接就死掉了，甚至想把手机摔掉。昨天晚上跟张总说了，将来的网关应该是智能化的，有自动学习和自动跟踪自动尊重用户消费形态的一种服务平台，这样的话用户在浏览的过程当中，极大的消除了因为信息不对成带来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移 动多媒体的服务和在线搜索服务在3G时代应该是很通畅的，应该也是杀手锏的服务了。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主持人：邓局长您有没有更高的高见。
　　邓寿鹏：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可能对一般沟通来讲，希望更直接的、互动的、问询式的回答，当然这个也包含到这里面了，门户的这种问询式回答，比如我到新疆出差，我们希望知道明天早上什么气侯，我要从手机上马上得到，也许我等到新闻联播时间太晚了，我现在就要整理行李了，很快明天乌鲁木齐的气侯怎么样，告诉我，我就好准备了，还有回程有几折机票可以告诉我。就像“万事通”一样的，我问你什么事你都可以回答我，要有这样一个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能也基于门户网站把信息分类了，包括有实时信息，气象要不断更新的。这样我觉得大众需要这个，非得看一个大片，听听《老鼠爱大米》什么的，那是年轻人的事。
　　牛安东：作为运营商来讲，包括昨天晚上跟张总商量，运营商一定要对整个社会的信息产业化要负非常重要的责任，而且运营商要致力于把它的移 动通信服务，把它的移 动通信服务的某种商业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这一点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你给我交多少信息服务费的概念，一定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包括我们现在的信息服务，我们现在的信息服务是之所以中国移 动通讯市场发展这么快，是建立在了基础工业已经构建非常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在消除交易成本的过程当中，互联网经济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实际上中国移 动通讯包括移 动互联网返过来应该为中国的传统经济发展，包括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一些便利化的服务，从去年开始和中国移 动朝着这方面发展。
　　邓寿鹏：要开发万事通之类的软件，你收费我们没有意见，我觉得值，我要去查不知道要花多少工夫，而且我们随时随地，要做这样的软件，做到手机里面，嵌入式。
　　主持人：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类似于QQ和MSN这样的业务手机上会很流行吗？会有很成熟的3G模式吗？
　　牛安东：我觉得IM作为一个即时通讯，QQ和MSN都是即时通讯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原来以门户为概念，在门户给不同的用户群锁住的方式，逐渐的被综合的IM取代。比如我和邓局长之间聊天，包括我和张总之间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由于聊天对象的不同，你自己和聊天对于之间构建了一种符合于你自己个性化的通道，符合自己个性化的通道过程当中，将来的综合IM播放器它的这个频道的链接，应该带有一种自我学习的功能，这个功能会逐渐地变得更加让人感觉到它的应用性更好，然后对于自己更友好，这个趋势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微软的MSN现在迅速的发力，在全球的市场上发力，要取代OICQ和QQ。
　　张总：这个逐渐逐渐变成一种基本工具，这个东西我肯定要有，这个东西3G也好，2.5G也好，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它的模式可以是什么样的？我们讲还是广告，我做QQ的时候，我在做IM，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用，我认为IM微软说要收钱我可能就不用了，这个是最基本的，和在网上浏览是一样的道理，这个肯定是将来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这个可能不会消失，永远是作为非常基本的东西在用，而且大家会越来越不愿意付钱用，这个理所当然是应该在那儿的。好比我们俩聊天的过程中，聊市场，应该旁边会出来什么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应该有一个非常自动的Google常用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会感到很有意思，我在做我的研究文章的时候，有关的东西就会跳出来。
　　主持人：把你的观点和牛总的观点结合起来。
　　张总：大家以前在买软件，为什么今天的微软和今天的Google在对比的时候，Google恰巧利用人的这种心理，你不愿意付费，但是广告商很愿意让你看东西，我要看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Google现在在开发这个东西，很快就可以看到，你在这儿打什么东西，搜索什么东西，他在对话什么东西，他在旁边不断的滚动它的东西，比如你在说股票，Google他就会出现相关的东西。当然它的计算模式和数据模式系统要很大，可是这个就是符合人的心理，我做这个东西不愿意付钱，可是我打的时候也很烦，有关的东西出现让我看，我也很高兴的。
　　现在有一个像亚马逊卖东西，现在我买一本书，他就会给你提供相关的链接。
　　邓寿鹏：现在叫相关链接。
　　张总：你在打的时候，Google就会跳出来。
　　邓寿鹏：一类是大众化，这个要薄利多销，就像短消息，这个可能是杀手锏，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普遍的网络技术水平比较低，不像美国、加拿大普遍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网络应用深度不可能到发达国家这样。第二类是群体化，还不完全是个性化。群体化比如说年轻人喜欢聊天的，老年人喜欢保健的，或者白领喜欢怎么健身，你把这个细分一下，这是群体不是个体，个体就是你给我诊断一下，远程诊断，看你的病不是看你爸爸的病，这个是个体的，白领的需求，聊天的需求，老人的健康需求等等，这两类，一个是大众化的，就是要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实现，你尽量的把它的事情都给它软件化了，傻瓜一样就可以做了。另外一个群体化稍微复杂一下，门槛可以高一点，因为可以承受。付费是从应用层面上，我认为在中国杀手锏是大众化，不是群体化，那个消费群体还是有限的，一毛钱就有上亿人来干，这个了不起，现在手机短信每天的收入是1亿人民币以上，而且原来一毛现在互动一条消息5毛了，也干，因为有获奖的机会，等于是买卖小彩票。一条等于20条，说不定一天会赚出两亿来，现在每个电视都在搞这种互动的欢迎参与，实际上它们提升，计算机可以统计的，你这个栏目有多少点击，可以提升，一条是2块。
　　主持人：所以我觉得移 动的增值业务不太符合二八原则。
　　邓寿鹏：中国还没有那么多高端的。
　　主持人：所以邓到说话，可能将来面向高端的，包括多媒体，包括搜索。搜索这里还会细分，但是邓老说几乎80%的人都需要的业务，大多数都需要的，这种业务是天天需要的，它对这个业务起到重要的支撑。
　　邓寿鹏：老百姓也有感觉，有用，对家庭主妇，老爷老太都可以用，就可以了，年轻人时髦的东西永远没有大众化。
　　主持人：我们用掌声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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