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评论打不出低端人口争议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7-12-02 17:12 标签： 低端人口争议

其实昨天晚上微信评论低端人口就已经不能发布了，今天不光朋友圈屏蔽了低端人口这四个字，而且微信群也是不能发送了，自己可以看到低端人口四个字，别人不能看见的。那么，为什么微信发不出低端人口这四个字呢?下面，安族网小编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微信朋友圈评论低端人口被屏蔽了，安族网小编不信邪，也就跟着评论了一下，发现还真的是不能评论了，一直提示发送失败（评论未发送）。

微信评论低端人口发送失败的原因

1、微信朋友圈是一个信息传播很迅速的平台，加上北京因为大火问题，解散了公寓群租房，所以微信朋友圈就屏蔽了低端人口的评论。因为网上有不安好心的人在造谣，说北京遣散公寓群租房是为了驱赶低端人口，目前北京安委会已经辟谣了。驱赶低端人口”一说毫无根据。所以微信也在这个特殊时期就屏蔽了低端人口的评论，是为了防止有不安分子不安好心，防止谣言再起，用心良苦。

2、微信只是屏蔽了微信朋友圈的评论，并没有限制微信聊天，说是文字狱的人也是妄自菲薄了。大家只需等待一段时间，等北京的这个事件过去了，微信肯定会开发评论的。

3、我们都是有自辨能力的人，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谣言，国家所做的政策都是为了民众的安全，我们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昨天，有媒体报道，有专家称：“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天之内，“清理低端人口”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引来很多批评。其实，这本身是一个误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是：“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另一位专家张翼也表示，“国外的大城市，不管是巴黎、东京还是纽约，其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仍然在保持上升趋势……目前为止，国内超大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值仍然很低。”他还表示：“要走城市友好型发展之路，不仅要对本地户籍的人友好，还要对流动人口友好。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是按照规划、计划方式来治理城市，往往会把城市逼上另一个极端。”

可见，专家并不赞同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过，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却实际上存在着，比如，落户打分、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大城市病。

北京，部分地铁线路连接通道人满为患。东方IC供图

城市居民与农民群体的博弈

大城市病是当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得一个问题。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大城市病的本质是什么？

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恐怕是集各种“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贫民窟，此处也是超越交通堵塞、医疗、教育资源最典型的，并最令当下很多中国人恐惧的。

此前，一位住建部原领导就发表过“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的观点，引发舆论争议。他认为：“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对于城市化中的贫民窟，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当大量仅有低素质劳动技能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因缺乏技能，没有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工作岗位档次低、收入低，他们往往聚集在相对廉价的地段，长期下来，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贫穷的生活区域。虽然中国没有贫民窟，只不过由于严格的市容约束，很多人住在北京唐家岭那样的某种程度上的贫民窟，甚至“很多人常住热力井下”。

热力井下的蜗居者。CFP供图

“贫民窟”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负面影响是，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工妈妈，在城市从事捏脚、按摩这样的低端工作，最终在各种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下，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被赶回了农村。由于收入的下降，周遭观念的影响，以及农村或小城镇，更低的人口密度导致的更差的教育资源，她的子女，长大之后，仍会延续她母亲的命运，仍然进城当一个捏脚工，为城市居民的孩子捏脚。

如果城市更加宽容，靠着微薄的收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生活下来，受周围的影响，以及大城市因为集约而更加便宜的教育资源，她的下一代，就会通过读书接受教育，转而从事更高的工作。她的子女，就能努力实现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起平坐。于是，城市居民的孩子，就不再能享受到廉价的捏脚服务了。

从这个角度，大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纠正着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

这种纠正与利益分配比例的改变，必然带来城市居民的痛苦。以堵车为例，按计划经济原本的分配格局，财富通过剪刀差涌向城市，城市居民能买得起车，修得起路，而城乡维持1:8的人口比例，大量人口仍在农村，自然城市居民可以畅快地开车。但在同样的财富总量下，当中国的城乡居民比例已经达到了当下的1:1时，能够买车的人多了，在城市的人多了，自然会拥堵。

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对于贫民窟、大城市病，是否是“不可容忍的、必须解决的”目标定性，本质上，就是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人与还未成为大城市居民的两个群体之间，为了自己以及自己下一代的博弈与争执。

山区的留守儿童，东方IC供图

解决这个矛盾，似乎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大城市帮助小城市发展。不过，这个解决方案，缺乏经济理论与市场依据，从人类的城市发展史来看，这也并不符合规律。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趋势，仍然是向一线城市集中。相关叙述，已经非常之多。

那么，政策选择上，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

不妨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列车驶入，车门打开，站台上的人争先恐后地涌入，希望进入列车，通向一个美好的终点站。这个时候，本来在车厢里面的人觉得人太多太挤，影响到自己，不情愿了，于是叫乘务员把这些人赶出去，乘务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执行了这意愿。那么，原本在车厢上的人与站台上的人，该听谁的？谁更高贵、谁更低贱？同为中国公民，谁该牺牲？

中国有着长期的二元人口政策，在农产品低价格、工业产品高价格的剪刀差下，中国大城市长期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吸取农村利益，农民经济利益受损。于此同时，严控人口流动，人口更低的密度都导致了更低的政治权利。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城乡按8：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把城乡选举人大代表的比例变更为4:1；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决定城乡按1: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行“同票同权”。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废除黑人奴隶制度，黑人有了一定的选举权，但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的陆续颁布，黑人才有真正的选举权。而中国农民则在建国后60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权。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的。由此，当下中国从政策制定到城市居民一致的判断是，原本在列车上的人更高贵一些。这些判断通过各种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留守儿童体现出来。

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

所以，当下中国激进地治理大城市病的本质，是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只有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政治上不平等的状态下，大城市病才会被视为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推出激进政策。反之，则会被视为成长中的烦恼，态度会更加温和，印度与巴西的贫民窟，美国的黑人社区，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市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效应。在以前，大城市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现在，大城市可以赋予居民更高的权利程度。所谓逃回北上广，逃回更讲规则、更具公民意识的一线城市，正是这种效应的具体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激进治理城市病的本质，可以修改为：中国城乡政治权利二元分化下，城市居民的有意识共谋。

【注】本文原标题为《大城市病，一定要解决吗？》

本帖最后由 江海直达 于 13:07 编辑

大首都正在轰轰烈烈清理低端人口，从网络文章知道，低端人口的详细名称是低端产业从业人口，引起我思考的问题来了，造船业是低端产业吗，造船厂的外包工人，还有一些以项目为时限的短期合同的验船师船东代表，是不是低端人口。

底端人口的溯源：拷贝自网络文章：


“对，他们不是劳动力，是人。但因为人和土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变成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被“以业控人”，又因为这些人命关天的偶发事件和运动式整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以业驱人”。这背后是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治理上的困境。

北京作为世界少有的没有河流经过的大都会，在共产党进城执政后，人与城的矛盾时不时爆发。1958年开始以户口制度控制人口流动，加上二元土地制度，使得主要从农村进城的外来人口至今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命运变得颠沛流离：1953年是“盲流”，后来是“农民工”，在身份上就注定了他们是城市的异乡人。

管理者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但一个思路贯穿始终：“需要你时呼之即来，不需要你时挥之即去。”尚长风在《陈云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中提到，当时陈云看到由于“大跃进”运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但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城里却“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太多，人浮于事。” 1959年6月1日，某文件提出，首先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1961年5月31日，陈云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的讲话变成“压缩城镇人口”总动员令，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

我的直觉是，今日任何国家的政府再愚蠢，也不会用“低端人口”字眼进行治理。这次查遍所有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关文件，都未看到官方有“低端人口”提法。后来查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引热议：超大城市，咋调控人口》一文有关，这篇由该报记者彭训文2016年8月1日发表的文章，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后者针对近年北上广地方政府通过政策驱动低端业态提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文章立场是对出现的以驱人完成疏业的方法提出质疑，但在以《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为题发表在人民网上后，当即成为舆论导火索，成为“低端人口”提法的最初来源。虽然部分官媒进行了更正评论，但至今人民网原文依然存在，后相继被其它官媒和各类媒体转载和利用，演变成“低端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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