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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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ICP备号 互联网信息许可证:如何评价马克思这个人
“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马克思这样悲观的思想家）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他们敦促我们抛弃一切幻想。”《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如此评价说。
在十九世纪，没有哪个思想家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人类有如此直接的，深远的和强有力的影响。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他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比他的追随者更优秀，在那个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培育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和烈士的时代里，那些浪漫的，几乎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和文字支配着人们的想象力，创造了欧洲新的革命传统。不过，马克思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被称作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热门人物；当然，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作家或演说家。它广泛地写，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作品并没有被广泛地阅读；而到了70年代后期，当他的部分作品终于可与公众见面后，他们阅读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对其内在品质的认可，而是由于其作者在运动中被确定并积累的声望或恶名。马克思缺乏作为一个伟大的公众领袖或煽动者应有的素质，他不是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不具有巴枯宁那样华丽的口才，他绝大部分的工作生涯是相对默默无闻地在伦敦渡过，在他的写字台前或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几乎不为大众所知，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运动的领导者被认可被尊敬时，在他的生命或个性中，找不到什么能激起想象或唤起跨越国界的忠诚，那种强烈的几乎是宗教的崇拜，就像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晚年的拉萨尔被他们的追随者所顶礼膜拜那样。他在公众面前的露面及说不上频繁，也说不上是格外的成功。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他出席宴会或参加公共会议的场合，他的发言充满了问题，他的言辞单调乏味且粗鲁唐突，他强求听众的尊敬而不是唤起听众的兴趣。他在气质上是一个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并且本能的避免与大众的直接接触，虽然他一生都致力于他们的利益。在很多他的追随者心中，他扮演了一个固执己见的、说教的日耳曼教师的形象，他愈发尖锐的一遍遍重复他的论点，直到论点的本质被不可动摇的扎根于他的信徒们的头脑里。他大部分经济学说的初次表达是在为工人举行的讲座上，他在这些场合的详细阐述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易懂且富有良知的。但是他的写作是缓慢而痛苦的，就像一个敏锐而博学的思想者有时会面对的那样，他几乎不能跟上自己思维的速度，一时间为表达一个新的学说而预先阻止所有可能的反驳而焦虑；已出版面世的论述总体上是枯燥乏味的、笨拙的，并且在细节上是晦涩难解的，尽管其核心信条从未被严肃的怀疑过。他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曾经把自己比作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试图画出已成形于他脑中的一个幻象，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在画布上涂抹修改，最终当他觉得自己似乎表达出了他想象中的画面时，他只堆垒出一纸不成形的颜色块而已。他置身的时代培育了比前辈更尖锐，更偏激的思想，他周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想法比事实更真实，私人的关系比外界的事件更重要。他们用他们丰富细致的个人经验，去理解并诠释公共生活。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内省的人，并且对个人或国家的心灵或灵魂漠不关心。如此多的他同时代人在评估他们时代的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性时，将失败归因于突飞猛进的技术和激增的财富，以及同时社会文化的错位和混乱，而这仅仅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蔑视。他被赋予了一个强大的、活跃的、无情的头脑，对不公正的敏锐触觉，和少到可被忽略的感性。他排斥虚饰且情绪化的知识分子和愚蠢且自满的资产阶级。前者在他看来是漫无目的的喋喋不休者，他们脱离实际，而且，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他们都令人着恼；后者则是伪善和自欺欺人的，沉溺于寻求财富和高位，而对时代的显著特点视而不见。这种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庸俗的世界上的感觉，可能因为一个他不喜的事实......余下全文>>
马克思主义一般人都不懂，没有办法评价，就是有人评价，也是不可信的。谁敢说他很懂马克思主义。但是就一般人的眼里看待马克思主义，好像他是揭示了社会的本质问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问题。所以说必须站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若共产主义终究经不起历史经不起人民的考验, 马克思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大骗子...这个MS有点悬, 看看现在, 所谓的SH主义, 弊端藏头露尾....
当然有褒也有贬。先说褒方面，20世纪许多西方学者都很推崇马克思，比如萨特、梅洛庞蒂、弗洛姆，他们的学说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在西方，“1844手稿”一直很受推崇，当然，《资本论》等著作，也有许多人认真研究和高度评价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大力批评马克思主义。比如波谱尔，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批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名著，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也都有许多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哲学方面，除存在主义之外，一般哲学家对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哲学似乎都不怎么感兴趣——其中当然也包括老马
好或差这种二元评价方法太简单了学术上说，只有赞同和反对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反对的，他们批判马克思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所以当然批判资产阶级。里面有些主观因素，毕竟，被人说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好，谁能开心啊？不过不可否认，马克思里面些许观点还是被西方经济学家赞同的。
千年思想家第一人，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人又“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方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伟人。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观点，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人们的认识水平，所以，马克思不可能成为“圣人”，期望在马克思菱中找到解决当今社会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是对马克思本人的侮辱。
理想崇高，现实残酷，人性险恶，无法实现理想的空想主义的先行者。
讲述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并不否定领袖、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往往会对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他们才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如果排除他们，无视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那么历史也就不成其历史。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介绍和评述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右史人物，尤其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一、进行历史人物教学应坚持的原则1、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1）要用“普遍联系”观点看待历史杰出人物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每一个事物和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是受着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一定的事物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评价历史人物，离不开对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矛盾的分析，尤其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才能找出历史人物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础，即要避免将英雄人物神化，又要避免用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历史人物。（2）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防止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把分析矛盾的方法通俗地归结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如此。如孔子，作为教育家，他的许多俯育思想至今仍是值得肯定的；作为思想家，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是为了挽救已处于“礼崩乐坏”、穷途末路的奴隶制，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他的关于“仁”的道德观念，又包含着一定的“民主性的精华”，可以起到缓和阶段矛盾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他的思想才会在汉代被借用改造，成为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又如，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他的暴政统治，却使秦朝成了短命王朝。再如岳飞是抗金英雄，名垂千古，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将领，所以镇压过农民起义。……2、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前提之下，承认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杰出人物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比其他人看得较高较远，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条件下人们的某些进步愿望和要求，起到了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如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历史人物，还要注意到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所不同。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产生的杰出人物，由于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个人的品质和意志的强弱不同，也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大小有一定的影响，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资产阶级的左派人物的差别；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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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 />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评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选举制度更为完善，权力竞争公开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政党政治活动的范围和基础更为广泛，并出现了政党联合，由多党政治逐步走向两党政治以及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呈现中间化的趋向；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政府官员时刻处在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的注视之下；文官制度更加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渐趋稳定；国家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为社会全面发展的推进器；公民权利普遍扩大，政治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新变化，不仅反映了人民斗争的成果，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利用政治上的让步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明显意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是资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与其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相适应和一致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其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经历几百年的丰富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在组织形式、完善程度、制度化、法律化等方面，形成了从普选制到议会立法，到政府监督等一套较完备的制度。选举制、议会制、政党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二战后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选派制度更为完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要求。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不同权力主体通过不同的选举方式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过程，比较集中地体现为普选制的实现过程。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普选制的切实推行是这种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普选制的全面推行，在使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更趋完备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选举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六大趋势：一是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实现普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最初对选民个人附加有财产、教育、性别等多方面的限制。二战后，基本上都实现了普选制，即凡是公民就有选举权，取消了其他的资格限制。在这方面，英国议会于1969年通过的《1969年人民代表制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法案将选举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1971年3月，美国国会也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公民享有选举权的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这样一下就扩大了1100万人的选举权；年国会众、参两院还先后通过了男女权利平等的修正案。法国在经过民意调查并在广大青年的强烈要求下，德斯坦总统于日颁布法令，也把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男女公民年龄降至18岁。二是从不平等选举发展为平等选举。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平等选举表现为每个选民或者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然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现在这种不平等选举已被平等选举所取代，即一人一票，且每票效力相等。三是选举更加直接。即由间接选举发展为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是因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所实行的民主程度较低的选举，即由公民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当选人。为了能够更真实地体现民意，现在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直接选举制，即由公民投票直接选出当选人。例如，法国总统就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解释这个转变时说，为了使今后的总统“有充分的能力和义务担负最高责任”，为了使共和国“继续有很大的可能保持公正、有效和得人心，他们必须直接得到全体公民的授权委任”。四是选举程序更加完善。选区的划分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选民登记更细致，候选人的提名更严肃，并且从公开投票发展至秘密投票。公开投票即记名投票，这种方式容易增加投票人的顾忌，不利于体现选民的自由意志。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即无记名投票；与此同时都强化打击选举腐败的力度。五是选举投票从强制投票变为自由投票。强制投票也称义务投票，即认为公民有投票的义务，如无故不尽义务，则受相应的制裁；自由投票则认为投票是公民的权利，公民既可行使也可放弃这一权利，不应进行干涉。目前，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自由投票制。而且选举制度运行稳定而规范，不仅保证了权力移交的稳妥性，而且也保证了政治参与的稳定性。六是选举手段日趋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选举手段的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以互联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民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它将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时代。同时信息技术的介入使资本主义选举制度也面临如何全面创新的问题。选举制度的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保障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重要力量。1.选举制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政治程序公民通过这种程序可以挑选执政者，执政者一旦当选就要对选民负责，其行为若违反民意，选民可经由选举程序更换、罢免执政者。如美国有十多个州规定选民可以直接罢免州长。只要有一定数量的选民签署就可以提出对州长的罢免议案，被罢免者亦可据理答辩，最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州长的去留。此外，法、德等国的宪法都规定议会两院的会议公开举行。法国宪法还规定，议会两院的全部议事记录须在《政府公报》上发表。这种公开议政的作法，可以使选民直接看到自己选举的代表是否对选民负责，以便决定自己对其的态度。由于选举投票是公民参与人数最多的政治活动，所以在西方政治学观念中，投票是政治参与的中心问题。通过竞争而开放的选举，选民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同时也对国家权力的归属和政策取向作出了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选民行使了公民权利，而国家或政府则因经历选举的“洗礼”重新获得了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2.沟通和整合了利益关系选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利益表达。在选举过程中，各种利益代表为了赢得选民往往从所代表的特定利益出发表达利益要求和政策愿望。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认为，选举是民主的阶级斗争表现形式。正是因为有这种民主的形式，因而这种民主的阶级斗争不仅被容纳在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之内，而且通过这个制度和规范使斗争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获得了沟通和协调，并最终整合出斗争的基本结构。显然，选举是利益斗争的重要舞台，同时又是利益协调和整合的重要机制。3.选举制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于选举是在国家制度规范下进行的，虽然选举的结果可能导致政党的交替、政权的更迭和政策的转型，但是不会直接危及国家制度本身。相反，国家制度因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获得了新的合法性的支持。同时，只有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或领袖才具有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力，因而对具体的政党或政府来说，其权力的获得经历了选举所形成的“权力委托”过程而获得了合法性支撑。国家政权获得有效的合法性支撑，是民主政治条件下保持政权权威和政治稳定的关键。4.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多党政治相适应的选举是竞争性选举。虽然，竞争性选举给选举本身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竞争性选举使权力竞争公开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由于竞争各方能严格遵守竞选的规则，竞争性选举在客观上带来权力的和平转移。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层次，范围十分广泛。以美国为例，除总统和国会议员需要由选举产生外，各州的州长和议员以及许多市、镇的地方议员和官吏，均须由选举产生。据统计，美国有52万公职人员需要通过选举产生，因此美国每年在全国各地，需要进行13万次的选举。广泛而频繁的公民选举投票，使资产阶级国家日益显示出“全民国家”的表象。　　　　二、政党政治的范围和基础更为广泛，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政党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集团培养、选拔自己的政治家的大学校。近代意义的政党产生于英国。最早的近代政党是产生于1679年的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代表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党派政治在国家权力系统内具有双重身份。如在英国，首相必须是议会下院多数党的领袖。这样政党实际上参与了国家权力的决策和行使过程。再者，政党的成员或党的支持者同时又是选民，是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因为历史传统、阶级关系、政体形式的不同，存在着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各种政党体制，多数政党参与议会政治。两党制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多党制的典型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一党制主要指一党长期执政，其他各党作为陪衬，其典型是日本。党派力量对比，政党体制变化对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府政策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强，特别是在西欧国家，党派政治渗入各个方面，几乎无孔不入。在19世纪，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政党政治实际上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事，而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由于普选权以及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及政治代表在西方各国政党政治竞争中相继取得一席之地，政党政治的基础更加广泛了。在党派政治中，意识形态界限趋于模糊，党派活动日渐活跃，不少社会党执政或参与执政，甚至共产党也曾参与执政。如法国共产党自1944年起曾连续五届参加联合政府，有8个领导人曾出任部长和副总理，目前它仍是法国主要政党之一。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1.出现了政党联合，由多党政治逐步走向两党政治的趋势政党制度既是选举制和议会制发展和完善的产物，也是两者运行的方式和动力。政党政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和西方社会公平、自由、民主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因而西方国家政党的活动普遍比较活跃。据统计，法国自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颁布以来，先后出现过400多个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继续活动的约有50多个。德国的政党目前约有130多个。西欧的一些国家，由于政党太多，在议会中往往难以形成一个占有较大优势的政党，政府只能是几个政党的联合，参与联合的政党一旦出现分歧，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例如法国，从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颁布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的12年间，先后更换了20届政府。其中较长的如戴高乐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和1956年的摩勒政府，都只存在了15个月，最短的如1948年9月组成的舒曼政府则只存在了7天。政府的频繁更迭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政党分化组合，形成阵线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这种情况以德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最为典型。在德国，实行相对多数当选与比例选举相结合的制度。选民在选举联邦议员时都拥有两票，一票是选民直接选举议员本人的，第二票是投给参加竞选的政党的。德国吸取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党大量进入议会的教训，对参与竞选的政党实行一种限制性的规定，即参与竞选的政党在第二票中所得票数达不到总票数的5%(在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指在一个州内所得票数，后改为在全德的总票数达不到5%)，或在第一票中当选的本党议员不足3人者，均须退出第二票的分配，它们所得的选票分配给其他得票多的政党并由这些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这样就限制了许多小党进入联邦议院，能进入联邦议院的往往只有3―4个大党。日，统一的德国首届大选，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只有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民社党和绿党联盟。基民盟和基社盟从1949年以来在联邦议院中一直是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作为一个大党来行动，人们称其为“姊妹党”。民社党的前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虽在原东德执政40年，但两德统一后，凝聚力大大下降，而绿党联盟尚未成熟。所以统一后的德国仍旧保持着以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为两极的政党格局。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成立之前，戴高乐一改过去的比例代表制，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根据这种选举办法，法国本土划分为465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方能当选，否则就必须实行第二轮选举，而只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超过5%的候选人才有资格进入后一轮角逐。这种选举制度客观上促使法国政党格局向左右两翼集合。每经历一次选举，法国的政党便重新进行一次分化组合，1975年5月底的法国总统选举后，法国最终形成“两派四党”的政党格局。这种政党格局对法国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2.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呈现中间化趋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左、右两极政党格局逐渐向中左、中右两极对垒的方向演进。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方向倾斜，究其根源是左、右翼政党都深刻认识到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等新变化的形势，为了在新的环境里继续执政、参政或其他需要，这些政党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出现了这种趋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中，知识型劳动者迅猛增加，由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就业者所构成的新中间阶层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对政党的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影响。许多政党为取得政治活动中的有利地位都把争取这个阶层的支持和认同作为活动的基点。这样，中间阶层普遍具有的求稳、怕变、怕乱的心态，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或极端自由，支持政党推行中间路线等政治倾向，就必然会在政党的主张和活动中有越来越突出的反映。发达国家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中间化趋向，最主要体现于政党意识形态差异和区别的日益减小。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在政党决策中的作用下降，选民的政治态度日益趋中，不再以政党的政治理想和纲领主张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愈来愈多地以社会问题及其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左、右翼政党都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变得更加务实和温和，其结果是模糊了两翼党派的意识形态界限，如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其特点就是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采用实用主义立场而非意识形态来制定务实政策，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等问题，以满足面向21世纪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　　　　三、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主体有法院、压力集团等，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督体系中，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仍然是最主要的。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通过宪法赋予的质询权、调查权、倒阁权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监督政府的作用。1.人事监督权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主要通过对政府人事问题的同意和弹劾有劣迹的官员来完成对政府的人事监督。任命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一般是由议会和政府共享的。虽然各国规定不一，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由议会将内定官员人选提交国家元首，由国家元首任命，国家元首只能在议会推荐的基础上加以任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家皆如此。如奥地利总统根据国民议会的提议任命一名宪法法庭法官，根据联邦议会的提议任命三名宪法法庭法官。二是由议会直接选举和任命官员。如法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半数由国民议会选出，半数由参议院选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也是一半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三是政府任命高级官员，但政府的任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如美国，根据宪法，总统有任命高级官员之权，政府各部部长、各独立机构的负责人、驻外使节、最高法院法官等都由总统任命，但这些官员的任命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参议院都能批准总统的提名，但有时参议院也会否决总统的提名。例如，1989年布什提名前参议员约翰?托尔为国防部长，但在审查中有人指控他有酗酒的习惯，并且与某些防务承包商关系过于密切，尽管托尔拒绝上述指控，并保证如果被批准入阁，将不再饮用酒精饮料，但参议院仍以53票对47票否决了对他的提名。1993年克林顿提名佐伊?贝尔德任司法部长，但由于20年前她曾雇佣两名非法移民，被认为是违犯了联邦移民法，尽管她早已缴了罚款，但参议院仍以不能信任有违法记录的人担任司法部长为由对其进行了调查，贝尔德面对种种压力，被迫要求克林顿撤回了提名。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总统解除高级官员的职务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这种议会参与官员任命的程序，是议会监督、制约政府的重要手段。弹劾是议会对犯有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的政府官员的严厉惩治。资本主义国家各国议会的弹劾程序不尽相同，但归纳起来大致也有以下三种方式：一为由众议院提出弹劾案，由参议院审判定罪，如美国。二为由议会两院共同组成特别机构来行使弹劾权，如日本。三为由议会通过弹劾案，由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进行审判，如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日晚，有5个人因闯入华盛顿的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进行窃听活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支持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虽然尼克松采取许多措施平息这一事件，并于1972年11月再次当选连任，但民主党人仍穷追不舍，1973年底美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弹劾尼克松的运动。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了弹劾尼克松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不得不于8月8日宣布辞职。水门事件虽然是财团间争夺和党派倾轧的反映，但也是广大人民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制约总统非法行径的一个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弹劾权的有效行使是资产阶级民主最重要的体现。应当说，弹劾确实体现了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它是一种剧烈的手段，虽并不常用，但它的威慑力却是巨大的。它是议会悬在执政党政府高级官员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使他们不得不谨言慎行。2.施政监督权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监督权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在议会制国家，由于政府对议会负责，而政府又是在议会中居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掌，监督权要相对弱小。比较而言，在典型的三权制衡国家，议会的监督作用相对大些。如美国国会委员会往往通过听证会和作证形式来监督一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当需要就某一事件进行调查时，可以把调查的工作交给一个常设委员会，如越南战争期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也可以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如水门事件爆光后国会成立的以欧文参议员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等。举行听证会时，国会可以传唤行政官员到听证会作证，这种调查往往对政府官员形成一种压力，因为调查可能揭露他们工作中的错误。许多调查就是直接针对政府的，如1976年国会为防止情报机构滥用权力，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举行的听证会等，被国会传唤的人如果拒绝到会作证，国会可以以藐视国会罪论处。3.不信任监督权在当今世界上，凡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通常都由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内阁执掌政府行政大权，而议会则对内阁进行监督。如果议会不同意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一般政策，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即倒阁。从西方国家议会的实践来看，议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议会通过对内阁的施政纲领或内阁组成的不信任案。二是议会拒绝通过有关政府重要决策的议案，如政府的预算案、财政案，或拒绝批准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在英国这样的内阁制国家，由于预算案是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的内阁提出来的，因此预算案一般都能顺利通过。与此不同的是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为了控制政府的支出，不让政府滥征税、乱花钱，政府收入和开支的细目都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政府的开支只能限于国会同意的范围。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获胜并控制了参众两院后，国会主张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应大幅度削减联邦预算，减少老人医疗保险，削减学校的免费午餐等。国会与政府双方难以达成妥协，拖到10月1日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预算仍未通过，联邦政府只能一再要求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来维持政府运转，但双方依然相持不下，结果演出了一场政府被迫三度关门的喜剧。三是政府就某一重大决策主动向议会提出要求信任表决，但在表决中失败。四是议会通过一项反对政府提案的反提案以及通过对政府的谴责案。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迫使政府总辞职，或由国家元首解散议会以及随之而来的重新举行大选，并诉诸选民公断这一整套做法，被西方政治家或学者视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有效手段。此外，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监督和约束政府的强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官员的贪污渎职，到竞选者的桃色事件，无不在媒体和舆论的注视之下。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还特别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或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1](P15)这里的言论或出版自由是对言论或出版物不作事前的约束，在发表前，无须征得政府官员的同意，政府无权阻止一个人撰写、出版及分发小册子或图书，政府不得禁止传递意见，但在一个人发表言论之后，政府可以因他所发表的言论而处罚之。美国立法者在言论出版自由的立法时，立法的要旨十分明显，即要使公务讨论不受任何限制，坚持政府权力必须加以约束，而不能让它变成极权。自由发言(言论出版自由)作为发展公众舆论的一种方式，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务活动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当然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从政府及其官员有可能滥用职权，导致腐败的可能性出发，“公务讨论的不受任何限制”，在没有挑拨犯法的情况下批评政府，政府就决不能对他提出起诉。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给予制约，也有利于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权利的保护。因此，在美国许多州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针对一个官员、一个官职的候选人或其他公务人员发表任何评语，只要你认为你的陈述是真实的，即使以后发现你的陈述有错误，也无须对你的陈述所可能导致的损害负责。在这里，政府及其官员更应该注意到自己是被舆论监督的对象，在舆论的监督面前，首要的是要强化义务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这种观念不仅被美国所提倡，就连西欧的法国等国对此也有同样的规定。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新闻媒体甚至可以对一件正在进行中的审判案件进行自由评论，只要报纸等媒体的攻击不构成对“司法的迫切的威胁”，它就无须受到惩罚。如有一家报纸曾对某一件进行中的审判作了不公平的报道，并指控一法官采用了“高压手段”，可最高法院仍认定这些言论不须受罚。1998年克林顿的绯闻案更具有典型意义。1998年2月，克林顿曾一口咬定与莱温斯基这位白宫女实习生没有不正当关系。但事有凑巧，关键时刻适逢英国首相布莱尔来访，在克林顿与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未等总统开场白结束即大声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莱温斯基本来可以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是因为你，现在看来她的一生都将改变，你对此有何感想?”当时克林顿真是尴尬至极，脱口说出：“那很好，很好。”招待会大厅内一片哄然。随后，全美广播公司、美联社等美国各大媒体都粉墨登场，追踪克林顿绯闻，一时间全世界都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克林顿不得不承认与莱温斯基有“不恰当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众传媒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媒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介作为舆论工具，它无疑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同时也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和机会，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发泄之处，不至于将矛盾积累到总爆发的程度，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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