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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口中国换取外汇，可为什么德国人还是反对工业化养殖？
蒋亦凡 常天乐
16:20 来源：澎湃新闻
       近年来，肉类生产和消费对气候、环境、人体健康和动物福利的影响在欧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很多研究和倡导工作围绕着它展开，也出现了一波反思肉类消费的消费者运动。五年来，德国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运动“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就将反对大规模集约化养殖作为它最重要的诉求之一。与此同时，去年底、今年初国内的一波奶农倒奶杀牛风波，也让国人开始关注国外畜牧业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托比亚斯·莱谢特（Tobias Reichert）是德国观察（German Watch）的世界食品、土地使用和贸易研究团队负责人。这是一家观察和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是“我们受够了！”运动的主要协调机构“我的农业”（Meine Landwirtschaft）的支持机构之一。       莱谢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和WTO谈判，农业贸易是其中主要的争议之所在，成为他长期的研究领域。去年10月12日，我们在柏林参加“我们受够了！”大会期间，在莱谢特位于柏林南郊的周末菜园里采访了他。听他深聊高度出口外向型的德国动物养殖和肉类、乳制品生产的动力和代价，从中折射出工业化农业模式的性格，和欧洲公众对它的态度。       德国观察（German Watch）世界食品、土地使用和贸易研究团队负责人 托比亚斯·莱谢特       问：工业化养殖是“我们受够了！”运动所反对的“工业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欧洲的现状究竟如何？       莱谢特：德国的大规模集约化养殖主要集中在西北部靠近荷兰的地区。在那里，原本只是城里人不喜欢这种模式，养殖场当地乡村的居民还是欢迎的，因为这能带来就业和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由于当地居民感受到工业化养殖的废物给空气、水质、土壤造成的污染，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玉米单一种植所包围，也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模式。       德国对养殖业废物处理是有监管的，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漏洞。你可以声称有人买走了你的废物，但是没人真的来数你究竟运走了几车。结果是，所有工业化养殖集中的地区，地下水和饮用水中的氮含量都远远超标，达到欧盟最高限额的1.5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能减少污染，因为当地的养殖业还在扩张。       问：这些企业有没有被罚款？       莱谢特：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是有一部法律，但是因为政治游说的结果，其中却没有罚款的规定。不过他们倒是有可能受到另一种形式的罚款。欧盟根据农场土地面积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补贴，在德国大约是每公顷三百欧元，如果农场违反了“良好农业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对环境保护的规定，那么就拿不到其中最多30%的钱。但前提是你在检查中被发现问题。但是，有些人出示一纸合同，表明他们每年将多少吨的废物运到了东欧，相关部门给他们敲个章，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监管常常是纸面上的，并没有真正的调查。       问：这有没有引发消费者对肉制品企业的抵制？       莱谢特：这引发了更活跃的政治活动。比如下萨克森州的选举主要是在保守党和社民党之间互换，绿党从来扮演不了什么角色。但在五年前的选举中，特别是在那些通常十分保守且工业化养殖集中的地区，绿党第一次获得了两位数的选举结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改变工业化养殖造成的问题，但是两大党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所以人们就把票投给了绿党。       问：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工业化养殖？       莱谢特：德国肉制品生产的勃兴主要是因为出口，国内消费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基本上持平了，最近甚至略微下降，但是生产却一直在增长。出口目的地主要是俄国和中国。同时，很少有欧洲国家的肉制品价格能比德国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能够大量出口肉制品。       问：为什么这么便宜？       莱谢特：我们看一下欧洲肉类生产的布局。德国西北、丹麦、荷兰，还有法国东北，这些地方都离鹿特丹港不远，大量的大豆都从巴西运到那里。如果你看大豆饲料的成本，最高的一块是陆路运输，海陆运输相比之下是极其便宜的。所以，把养殖场集中在港口周围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如果养殖场坐落在波兰，那就得一路经过德国运过去。即便那里劳动力便宜，运输成本也还是太高。       而且，德国的劳工法十分宽松，尤其是在屠宰业，结果是：来自东欧的“合同工人”在法律上受雇于罗马尼亚公司，领东欧水平的薪水，却在德国的屠宰场和动物养殖场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德国最低工资还低。相比之下，法国的劳工法要比德国严格得多，所以他们的肉类产业无法与德国竞争。德国屠宰场工人的劳动安全和健康也是一个问题。由于肉类产业劳工的福利差，他们也没有动力把工作做好，结果让动物福利状况更加糟糕。即便肉类产业有这么多问题，但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还是动物福利问题。       问：好像你们无论养什么动物都依赖于巴西大豆等工业化种植的饲料？       莱谢特：猪、鸡和火鸡基本上是这样，通常是巴西大豆混上发酵的本地玉米。但牛就不一样了，在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畜牧业饲料中的很大比例仍然是草，但它们的竞争力正变得越来越低。这是我们眼下的一大担忧：如果牛奶市场完全自由化，那么用更可持续喂养方式生产的牛奶的市场份额就会越来越低，最终输给依赖进口玉米饲料的工业化养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喂草地区的奶农已经在把他们的牛奶配额卖给工业化养殖场。       问：我们在科隆的时候，有奶农告诉我们当地牛奶协会告诉他们中国市场的因素，最近奶价将会下跌。似乎中国市场的需求正在造成欧洲生产者价格的波动？       莱谢特：对，没错。因为现在的奶价已经和国际价格接轨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欧盟有一个很高的乳制品保障价格，导致70年代有大量的生产过剩，并催生了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80年代实施的生产配额制度是对此的回应。只要欧洲价格比国际价格更高，欧盟就会补贴出口价格差额。这当然也造成了欧盟和其他乳制品出口国家的纠纷，比如新西兰和阿根廷，这也成为WTO磋商中的争议重点。大概是2003年，欧盟决定阶段性取消牛奶生产配额，同时逐步降低乳制品保障价格，取而代之的是向奶农提供一整笔与农场面积挂钩的补贴。这样，既补偿了奶农的收入损失，又不会刺激生产。 此后，保障价格逐渐与国际价格接轨，大约到了年，保障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已经相差无几。伴随欧盟保障价格的降低的是国际市场的价格却因为俄国和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而上升。       2009年有一场乳业危机，国际价格非常低，欧洲奶农第一次充分感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奶农开始抗议，退出德国农民协会（DBV），因为后者的立场是：我们代表三分之一能活得下来的农民，其他人反正都会倒，我们顶多帮助他们平顺地退出农业。       问：这是他们的官方立场？       莱谢特：他们没这么说，但他们的政策显示出他们所持的是这种立场。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失去了一半的奶农，在未来的50年，会再失去一半。DBV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个趋势。他们隐晦的政策就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只代表能活得下来的农民。”       他们的确以某种方式代表“活跃农民”的利益。德国的很多农民都已经上了年纪了，很多人现在60岁左右，他们知道子女不愿继承农场，得把农场卖掉，或者把土地卖掉。于是DBV会开展退休福利等项目，来保证这些失业老农不会被忽视，但它并不试图帮助更多的农民长期从事农业，而是眼看他们把自己做穷，然后，希望生存下来的农场变得更高效、更有竞争力、更面向国际市场，而无需受到环境、动物福利等因素的制约。       问：那人们怎么看待农业在追求出口的同时，却在国内制造环境污染问题？听上去这更像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莱谢特：对对，就是那样！首先，你看这是在德国，我们十分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口。我们出口汽车、机械、化学品等等，现在，终于可以出口猪了！你该听听农业企业代表在“德国农业企业外向型经济日”上的发言。代表在发言，部长们在旁边站着：“我们现在也能出口了，所以别小看我们，出口是德国农业和经济政策的硬道理，我们现在也在为世界的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可骄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追求增长，并把增长等同于产量的增长。但国内消费稳定，为了增长你就只能出口。而在环境、动物福利等方面，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已经改进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要糟糕多了，现在我们至少在动物福利方面有了一些规定，做出了一些改变”。他们在环保和动物福利方面的确比其他国家做得略好，于是就把这作为一个卖点。“差不多就可以了，别要求我们太多。”这就是DBV的逻辑。       这也是因为德国近来也的确很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很大的问题，比如肉类生产中的生长激素。但后来对食品安全就有了很严格的监管，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都严格。       问：我们在中国也会读到一些文章说德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有多么严格，把它作为榜样。       莱谢特：但这仍然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思维下的监管，助长了工业化养殖的趋势。食品安全规范（Food Safety Regulation）中对食品加工监管的安全太高，以至于基本上没有农民能够自己屠宰牲畜。必须有独立的房间屠宰、独立房间分割和清理，等等，极其详细，一切程序要求都是为大规模屠场量身定制的。所有想要自己屠宰的人都得申请，其成本并非普通农民可以承担。这让农民难以开展面向消费者的直接销售。       问：“我们受够了！”运动看起来动员了不少人，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莱谢特：几万人的游行对德国来说的确很大，而且考虑到是在寒冷的冬天进行，就更了不起。这的确是一场大运动，而且还在扩大，的确产生了政治影响。它帮助绿党进入了原先没有它活动的地区，它迫使德国政府谈论动物福利和动物养殖的其他问题，德国新的农业部长最近要求产业界主动停止剪掉鸡的喙和猪的尾巴，否则五年后就会立法禁止。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对动物福利体现出如此强烈的关切。       它也迫使产业界做一些表面的改变。有趣的是，德国政府正在大力补贴生物能源，这刺激了油菜产量的增长，其加工下脚料菜籽饼被用来替代大豆喂牛。结果是，近五年来，虽然德国牛奶产量不断上升，但是大豆进口量却保持稳定，因为增加的饲料需求用欧洲本地生产的菜籽饼来满足了，然后产业界就说：“看，我们在改善，这就是‘本地喂养’”（local feeding）。这里面其实还有市场因素，因为随着中国对大豆需求的上升，大豆价格也在上涨，菜籽饼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便宜的替代选择。       问：接下来会怎么样？       莱谢特：前景很难说。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工业化农业带来的动物福利和环境问题，而另一方面，有一个崇尚出口和竞争力的思想倾向。       在国内，我们新的农业部长可能会试图说服消费者为采取动物福利措施而向肉制品多支付每公斤10～15欧分的钱。但是德国出口自己40%的猪肉产能，海外市场的消费者会怎么反应？中国、俄国、韩国的消费者能接受吗？所以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国内需要改善动物福利和环境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在海外市场却要保持竞争力、压低价格。我相信他们还没想好该怎么解决这对矛盾。       问：德国农民能从出口中受益吗？       莱谢特：那三分之一能够维持下去的农民可能可以受益，但他们也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问：城里人怎么看待工业化养殖问题？他们有没有用消费选择来寻求改变？       莱谢特：动物福利的内容在媒体上有大量的曝光，他们热衷报道这个话题，尤其是电视，因为这会让人震惊。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城里人对他们所吃的动物的状况非常关心。走上街头的只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关心和积极参与，他们仍然不会放弃从折扣超市购买肉制品，而去选购有机肉制品。       在德国，由于很多有机农场也有很大的规模，而且高度机械化，所以有机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有机肉类的生产成本却要高出许多。因此有机蔬菜和谷物的市场占有率要远远高于有机肉类。前者的价格比常规产品高出20～30%，但后者通常要比常规肉类贵出至少2～3倍。       有机肉类市场也出过一些丑闻，比如所谓的有机的鸡和火鸡喂的是常规饲料，部分原因是，这些品种只习惯吃大豆和玉米的混合饲料，如果吃有机饲料，会死亡或不长肉。禽流感也是大问题，由于大批量繁殖的鸡在遗传上极其相似，所以很容易受到同一种病毒的影响。       所以，有机消费仍然只是一个小众市场，人们的消费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              本文的采访于2014年10月在德国参加德国亚洲基金会（Stiftung Asienhaus）“2014中德学习之旅”之余进行，该项目得到米索尔基金会（MISEREOR）的资助。香港社区伙伴（PCD）也为采访提供了旅费资助。一并致谢！（作者邮箱：）
责任编辑：周安安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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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APP下载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和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又是什么态度呢？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和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又是什么态度呢？海鸥财经百家号1973年以后，国际外汇市场中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并不彻底，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汇率的价格。各西方国家在汇价对他们不利的时候要进场干预。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干预汇率呢？使用什么手段来干预汇率呢？干预的效果如何呢？据我多年的观察，我认为各国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干预，有以下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为了国内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外汇市场的价格较低，必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出口，而出口过多或者汇率过低，会引起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对。同样在国内如果处理不好汇率的问题，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影响政府的执政。从这两方面考虑，这个国家要调整或干预汇率。各国为了保护出口，会在本国货币持续坚挺时直接干预外汇市场。通过抛售本国货币，买入他国货币的方法来干预汇率，使汇率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或者使汇率对自己的利益有益。比如在2002年下半年，日本央行和政府连续口头上声明要干预汇市，因为日元持续走强，已经严重阻碍了日本的出口，使日本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停滞。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出口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例的国家，出口是该国经济的生命线，这是入场干预的最好理由。在一个国家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影响了他国的利益时，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有时被迫让本国货币升值。还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日本的出口和中国息息相关。2002年年初，日元持续贬值，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出口，这招致了中国的不满。当我们听到中国的财政部长项怀诚声称，虽然日元疲软而人民币坚决不贬值时，日本政府对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话也要掂量一下的。日本央行为了缓和中国对日本令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不满，只好让日元走强。各国政府干预汇率是从经济、政治等角度考虑来使本国的货币按照自己的利益走强或走软。二是出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的考虑。在浮动汇率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长期低于均衡价格，在一定的时期内肯定会刺激出口，导致贸易顺差，最终导致本国的物价上涨，工资上涨。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在经济理论中，如果出现通货膨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被抵消，形成虽然经济很繁荣，货币却贬值，工资虽然上涨，可是相对购买力可能却缩小，生活水平没有上涨这种现象。这往往会被认为是当局对宏观经济管理不当，该国政府往往被指责，甚至在大选中失利。干预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要弄清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是几个国家的共同央行，但是作用是一样的）干预外汇市场的实质和效果，还必须认清这种干预对该国或该地区货币的供应和政策的影响，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可分成不改变货币政策和改变现有政策两种。不改变货币政策的干预是指中央银行认为外汇价格的剧烈波动或偏离长期均衡是一种短期现象，希望在不改变现有货币供应量的条件下，改变现有的外汇价格，换句话说，就是一般认为利率变化是汇率变化的关键，而中央银行试图不变国内的利率而改变本国货币的汇率。现在日本央行要干预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央行可以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央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或卖出外汇，同时在国内的债券市场卖出或买入债券，从而使汇率变化而利率不变化。例如，在2001年下半年日本政府想采取支持美元的政策，使日元汇率下跌。那么它在外汇市场上买美元卖日元，由于大量的买美元，美元成为日本央行的储备货币。而在央行以外，造成日元的流通增加，使日元的供应量加大，而日本为了保持货币供应量，可能就要适当的下调利率。在当前情况下，日元的利率几乎为零，可以下调的机会很小，为了抵消外汇买卖对国内利率的影响，日本央行可以在国内市场上抛售债券，使日元储备增加，市场上流通的日元减少。国内债券和国际债券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银行不改变货币政策的干预就越有效，否则就无效。所以日本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成功概率这几年较小。中央银行通过在外汇市场发表声明，来进行口头干预，以影响汇率的变化，达到干预的效果。这成为干预外汇市场的信号。央行这样做是要警告外汇市场：它的货币政策可能要发生变化。在外汇市场中，初期遇到这些信号时，会有一些反映，令汇率朝着央行想要的方向发展。一旦这个国家的央行屡次在一定时间内重复同样的话，而实质性的干预又没有发生，那么市场的反映可能就会慢慢迟钝，甚至不理睬，反而使汇率朝反方向发展。现在市场对日元的干预已经麻木了，我们观察日元的汇率还是反复的走强。改变货币政策的外汇市场干预：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改变。它是指央行直接在外市场上买卖外汇，使本国货币在供应量和利率在朝着有利于自己能达到的干预方向发展。这是央行看到本国的货币汇率长期的偏离均衡价格时采取的政策。例如：在欧元未诞生之前，德国的货币马克是十分坚挺的货币，德国人把马克当作自己的骄傲。当时德国央行为了维护马克的坚挺，不断在外汇市场上抛外币买马克。由于马克流通减少，马克的供应下降，马克的利率成上升趋势。人们愿意在外汇中储存马克，使马克的汇率上升。这种干预一般是十分的有效的，代价是国内的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我们在判断市场上一个国家的央行的干预是否有效，并不是看央行干预的次数多少和花费的大小。我观察有下面的几种情况：一个国家的汇率是长期的偏高或偏低。如果这个原因是由于该国的宏观经济水平，利率和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的，那么央行的干预从一定时期来看，是无效的。央行要进行干预，是要达到两个目的。首先，该国央行可能要缓和本国货币在汇市中的跌势或升势，避免外汇市场的汇价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其次，如果一个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干预，在短期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干预。这使央行有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一个国家干预汇率的成功与否，有时要看到其他国家央行的态度。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甚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往往一个国家汇率的剧烈的波动会引起与它有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的不满甚至警告。因为它的汇率的波动损害了别国的利益。例如，日本政府是不希望日元快速升值的。为什么？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内需长期疲软。日本政府依赖于日本的对外出口，使经济得到增长。2002年上半年日本的GDP是上升了0.6，三季度是上升了0.7。日本央行在2001年11月以后，七次干预汇市，把日元打到135水位。由于日元疲软，促进了日本贸易的出口。日元大幅贬值之后，大家想一想，2000点的巨浪，才把日本GDP，经济第二巨人推动了0.6的经济增长，还不如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日本政府是非常希望日元贬值的。日本靠的是贸易对外出口，最大的贸易敌人应该是美国。美日贸易逆差，美日的贸易战，大家在很多时候都应该听说过，主要是在汽车战。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个问题，日本干预汇市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日本政府，而取决于美国政府。现在日本的经济情况好吗？那么多兆亿的日元银行坏帐。竹中平上台以后，提出要以积极的办法，把日本的银行系统坏帐消除。这无疑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希望日元贬值，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谷。 1998年6月日元曾达到147。日本政府那时干预日元，美国政府在一天之内，出资20亿美金，帮助日本政府使日元不再疲软。可见，日本政府干预汇市，取决于美国人。如果美国政府容忍和允许日元贬值，日本政府干预日元的成功率比较大。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目标自从浮动汇率制推行以来，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对外汇市场采取彻底的放任自流的态度，相反，这些中央银行始终保留相当一部分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目的就是对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价格出现异常大的、或是朝同一个方向连续几天剧烈波动时，往往会直接介人市场，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外汇买卖，以试图缓解外汇行市的剧烈波动。对于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汇率的异常波动常常与国际资本流动有着必然联系，它会导致工业生产和宏观经济发展出现不必要的波动，因此，稳定汇率有助于稳定国民经济和物价。现在国际资本跨国界的流动不但规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为障碍很小。工业国家从70年代末开始放宽金融方面的规章条例，进一步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方便。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外汇市场的价格浮动。如果大批资本流人德国，则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的汇价就会上升，而如果大批资本流出美国，外汇市场上的美元汇价必然下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人们都期待某一国货币的汇率会上升，资本就势必会流向该国。资本流动与外汇行市变化的相对性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国比经济产业配置和物价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大量外流，导致本国货币汇价下跌时，或者当人们预计本国货币的汇价会下跌，导致资本外流时，这个国家的产业配置和物价必然出现有利于那些与对外贸易有联系的产业的变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从对外贸易角度来看，可分为能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和无法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两种。前者如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可出口和进口，后者如某些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必须在当地进行。当资本流出货币贬值时，能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部门的物价就会上升，如果这一部门工资的上涨速度不是同步的话，追加这一部门的生产就变得有利可图，出口因此也会增加，但是从国内的产业结构来看，资本就会从非贸易产业流向贸易产业。如果这是一种长期现象，该国的国民经济比例就可能失调。因此，工业国家和中央银行是不希望看到本国货币的汇价长期偏离它认为的均衡价格的。这是中央银行秆本国货币持续疲软或过分坚挺时直接干预市场的原因之一。资本流动与外汇行市变化的相关性对国比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大量资本流出会造成本国生产资本形成的成本上升，而大量资本流入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长期资本投资。美国从80年代初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元汇价逐步上涨，而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联储会)在1981年至1982年间对外汇市场又彻底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西欧国家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在欧洲货币的汇率不断下跌时，被迫经常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并一再要求美国的联储会协助干预。2.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是为了国内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外汇市场的价格较低，必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出口。而出门问题在许多工业国家已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涉及到许多出口行业的就业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选民对政府态度等许多方面。任何-个中央银行都不希望看到本国的出口因为本国货币的汇率太高而受到阻碍，也不希望看到本国外贸顺差是由于本国货币的汇率太低而被其他国家抓住把柄。因此，中央银行为这一目的而干预外汇市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央银行为了保护出口，会在本国货币持续坚挺时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那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比重的国家来说，这样做就更有理由。1992年4月以前，澳元一路看涨，而且涨势平缓。但是，在3月30日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涨到0.77美元时，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立刻在市场上抛澳元买美元。又如，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出口大国，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马克的汇价随着德国经济的强大而一路上扬，为了维持其出口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德国政府极力主张实行欧洲货币体系，以便把马克与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固定在一一个范围内。从国际外汇市场发展史来看，利用本国货币贬值来扩大出门是许多国家在早期经常采用的政策，它被称为&乞邻政策&(beggar-thy-neghbor policy)，在经济不景气时，常引起两国的贸易战。由于现在非关税贸易壁垒名白繁多，这一人为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已很少采用，而且也会明显地引起其他国家的指责。3.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是出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忧虑。宏观经济模型证明，在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汇价长期性地低于均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会刺激出口，导致外贸顺差，最终却会造成本国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通货膨胀已经较高的时候，这种工资一物价可能出现的循环上涨局面，又会造成人们出现未来的通货膨胀必然也很高的期待，使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变得很难执行。此外，在一些工业国家，选民往往把本国货币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作为政府当局宏观经济管理不当的象征。所以，在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许多工业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时，都把本国货币的汇率作为一项严密监视的内容。英镑自80年代以来的波动，很清楚地说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70年代，几乎所有工此国都陷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英镑也在劫难逃。在整个8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把反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或重要日标，美国、德国等都取得明显效果，而英国则效果较差。欧洲货币体系在1979年成立后，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出于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始终不愿加入，在抑制本国通货膨胀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顶了10多年后的1990年，英国终于在梅杰任首相后宣布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首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把英镑的汇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使英国的通货膨胀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可是好景不长，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外汇市场猛抛英镑、里拉等，终于导致意大利里拉正式贬值。同样是基于反通货膨胀的考虑，英国政府花了60多亿美元在市场干预，德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英镑和里拉的币值，也花了120多亿美元在外汇市场干预。在英镑继续大跌，英镑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贬值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英国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而绝不正式将英镑贬值，同时宣布仍要继续执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二、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与效益关于什么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定义。80年代初，美元对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呈升势，围绕着工业国家要不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1982年6月的凡尔赛工业国家高峰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官方经济学家组成的“外汇干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外汇市场干预问题。1983年，该小组发表了“工作组报告”(又称“杰根森报告”)，其中对干预外汇市场的狭义定义是:“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任何外汇买卖，以影响本国货币的汇率”，其途径可以是用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之间凋拨，或官方借贷等。其实，要真正认清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实质和效果，还必须认清这种干预对该国货币供应及政策的影响。因此，在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上，可以分为不改变现有货币政策的干预(stehlized intervention，又称“消毒的干预”)和改变现有货币政策的干预(nonsterilized intervention，又称“不消毒的干预”)。所谓不改变政策的干预是指中央银行认为外汇价格的剧烈波动或偏离长期均衡是一种短期现象，希望在不改变现有货币供应量的条件下，改变现有的外汇价格。换言之，一般认为利率变化是汇率变化的关键，而中央银行试图不改变国内的利率而改坐本国货币的汇率。中央银行在进行这种干预时可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1.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时，同时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卖出或买进债券，从而使汇率变而利率不变化。例如，外汇市场上美元对日元的汇价大幅度下跌，日本中央根行想采取支持美元的政策，它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买美元抛日元。由于大量买进美元抛出日元，美元成为它的储备货币，而市场上日元流量增加，使日本货币供应量上升，而利率呈下降趋势。为了抵消外汇买卖对国内利率的影响，日本中央银行可在国内债券市场上抛债券，使市场上的日元流通量减少，利率下降的趋势因此而抵消。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债券和国际债券的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银行不改变政策的干预就越有效果，否则就没有效果。2.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通过查询汇率变化情况、发表声明等，影响汇率的变化，达到干预的效果，它被称为干预外汇市场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这样做是希望外汇市场能得到这样的信号：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要发生变化，或者说预期中的汇率将有变化等等。一般来说，外汇市场在初次接受这些信号后总会作出反应。但是，如果中央银行经常靠“信号效应”来干预市场，而这些信号又不全是直的，就会在市场上起到“狼来了”的效果。所消改变政策的外汇市场干预实际上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转变，它是指中央银行指接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而听任国内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朝有利于达到干预目标的力向变化。例如，如果马克在外汇市场上不断贬值，德国中央银行为了支持马克的汇价，它可在市场上抛外汇买马克，由于马克流通减少，德国货币供应下降，利率呈上升趋势，人们就愿意在外汇市场多保留马克，使马克的汇价上升。这种干预方式一般来说非常有效，代价是国内既定的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是中央银行看到本国货币的汇率长期偏离均衡价格时才愿意采取的。判断中央银行的干预是否有效，并不是看中央银行干预的次数多少和所用的金额大小。从中央银行干预外汇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如果外汇市场异常剧烈的波动是因为信息效益差、突发事件、人为投机等因素引起的，而出于这些因素对外汇行市的扭曲经常是短期的，那么，中央根行的干预会十分有效，或者说，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至少可能使这种短期的扭曲提前结束。2.如果一国货币的汇率长期偏高偏低是由该国的宏观经济水平、利率和政府货币政策决定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干预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而中央银行之所以坚持进行干预，主要是可能达到以下两个目的：首先，中央银行的干预可缓和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跌势或升势，这样可避免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对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过分冲击。其次，中央银行的干预在短期内常常会有明显的效果。其原因是外汇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种突然出现的政府干预。这给中央跟行一定的时间来重新考虑其货币政策或外汇政策，从而作出适当的调整。三、中央跟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历史发展从1973年到现在，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直接干预，成功和失败的兼而有之。较为近期的有：1.1992年夏季美国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1992年3月中旬开始，外汇市场对期待已久的美国经济复苏再次失望，在德国高利率和美国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下，开始不断抛售美元，致使美元几乎对所有欧洲货币的汇价都一路下跌。美国与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在7月20日和8月11日两次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这两次干预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属不改变各自经济政策的干预，虽然有短时的效果，从中、长期来看却完全是失败的。第一次干预是7月20日马克与美元的汇价冲击1991年2月以后的新高点1.4430时进行的，美国等15个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在市场抛马克买美元，经过3次干预后，美元对马克的汇价一下子从1.4470上升到1.5000，美元在两天内反弹了500多点。但是这次干预并没有止住美元的跌势。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徘徊后，美元又继续下跌。美国等13个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于8月11口再次联手干预，但效果比第一次还要差。第一轮干预使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从1。4620马克反弹到1。4780，仅上升150点，而且时效仅维持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美元重新下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3个多小时内分别在美元兑马克的汇率1.0和1.4770等处4次干预市场，抛马克买美元，但仅仅使美元略有反弹。在这次干预中，美国等工业国家共动用了10至15亿美元。然而，两天以后，美元又跌过干预前的最低点。这次干预之所以失败，除了上面所说的属于不改变政策的干预外，外汇市场对这些干预早有期待也是个重要原因。对外汇市场来说，最能推动市场的是突发性事件，而预料之中的事件往往会提前反映到外汇行市中去。这是第一次干预比第二次干预有效一些的原因。而这两次干预最终不能改变美元的弱势，原因是中央银行不能使外汇市场相信，美元的汇价应该比市场价高一些。2.1992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1992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外汇市场猛烈地抛售成员国中几乎所有的疲软的货币，英镑、意大利里拉、爱尔兰镑等无不出现大幅度币值下跌的情况。受其株连的是非成员国芬兰等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也出现大跌，迫使这些国家宣布脱离与欧洲货币体系的自愿挂钩。这次干预中，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几乎都花了很大的代价。德国中央银行花了120多亿美元，英国花了近60亿，而法国向德国中央银行借调外汇进行干预的钱，到11月初才还清。这次干预使欧洲货币体系的矛盾有所缓和，但远远没有解决问题。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既然在市场经济和浮动汇率制条件下，外汇汇率应由市场本身来决定。如果相信市场的供求关系会自动调节外汇的长期汇率，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或缓和猛烈的涨势或跌势，而从长期来看是徒劳的。要真正控制外汇汇率，对中央银行来说只有实行固定汇率制。而固定汇率制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是否行得通，是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对外汇市场的投资者来说，认清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原因、途径、效果和规律，对提高投资效益是很有意义。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海鸥财经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分享第一手财经资讯！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