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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犯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即如何认定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的行为?如何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在一人公司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下面找法网小编为您详细介绍。
　　单位共同是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出于共同的故意而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实施;二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合同诈骗。在第二种情形中，相对于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言，单位属于特殊主体，即属于身份犯。根据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实施犯罪，以身份犯所犯之罪定罪量刑，因此单位与自然人实施，应以单位共同犯罪论处。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非法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以下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
　　一、如何认定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的行为?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以下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在具体认定时，应当注意从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根据认定单位犯罪的基本条件及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下情形应认定为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2、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企业，如承包人或承租人以承包、租赁经营企业为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本人的;
　　3、但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单位的，应认定为单位合同诈骗;
　　4、以无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的名义进行合同诈骗的;
　　5、冒用、盗用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
　　6、但甲单位冒用、盗用乙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单位的，则属单位合同诈骗罪;
　　7、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认可而以本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且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
　　8、但如单位事后认可，且所骗财物归属单位的，应属单位合同诈骗罪。
　　二、如何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
　　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因此，如何判断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就成为实践中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判断：
　　(1)单位是否真实、依法成立。单位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由于不符合单位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法律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
　　(2)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个人犯罪则完全是在其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个人意志。单位意志一般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
　　(3)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单位行为。如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即属单位行为,相反,即便以单位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参与人个人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共同犯罪。
　　(4)是否以单位名义。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要求以单位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位名义&应作实质性理解。对于打着单位旗号,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利益而非为单位谋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此外，针对不少法院以单位无被挂靠单位的实际出资及系个人经营为由从根本上否定单位之实体存在进而否定成立单位犯罪的错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单位存在的真实与否及单位行为的认定，与单位的性质、经营形式无关，同时不得以出资未到位而将之简单地认定为违法设立的单位。作为法定实体的真实存在与否，司法认定当中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单位设立的意图、有无具体经营行为及主要经营行为合法与否的判别上。
　　三、在一人公司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设置单位犯罪，根本上是因为单位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于管理人或者所有人的意志。与其他单位一样，一人公司的行为能否构成单位犯罪的标准同样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产生关联交易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五项标准：
　　1、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公司的财产和出资人的财产必须能够分离，公司的财产状况必须是独立的。
　　2、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在一人公司的股东与管理人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的独立意志是比较明显的。在股东与管理者系一人的情况下，一人公司的意志虽然来源于唯一股东，却与其自然人意志不可混为一谈。公司的意志体现为决策权限的法定性和程序性，如果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在法律及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一定程序实施特定行为，则这种行为就应当视为公司的决策而不是股东的个人意志。判断一人公司是否有独立的意志,还要看公司形式是否被滥用，公司的人格只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中才存在。如果滥用公司形式，违背公司的根本利益或者超出法定权限、程序，则股东的行为意志就与公司的意志相背离，公司就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而与股东、管理人员混同，这种情形下显然只需要处罚自然人。
　　3、是否具有所要求的治理结构。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必须要有一定的场所、人员和组织机构，股东行使公司法所规定的职权时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置于公司备案。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公司行为与股东个人行为容易发生竞合，故公司的经营行为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一人公司必须拥有独立的名义。只有行为是以公司名义实施，且其目的是追求公司利益或履行公司职责，才能视为单位行为。
　　4、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一人公司应当有自己的章程和特定宗旨，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其利益。其收益首先应对公司所负债务负责，而不是直接转为股东的个人私利。一人公司成立的目的必须是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且客观上确实从事了一定的合法经营活动。
　　5、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或者，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并处罚金或者：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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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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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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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单位，相对于个人犯罪，单位合同诈骗犯罪显得更为复杂。因此，
应深入分析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具体认定以及对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认
定，使刑法得到正确的适用。
第六部分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民
事欺诈行为本身就有许多相似之处，稍有不慎就容易混淆二者的界限。因
此，应从二者的主观目的、履约能力、客观表现、行为人签订合同后的态
度、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在实践中准确指导法律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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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在量刑中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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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数额是刑法规定的许多罪名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是衡量侵害财产型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①。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导致了它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重要影响。合同诈骗罪也是如此，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侵害财产型犯罪，其犯罪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或者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这些财物往往具有一定的数额，这种数额显现了合同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犯罪形态，这种对犯罪数额的概括性认定就显得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日实施）中指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但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种种复杂情形，导致对数额的认定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中仍然很难对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作出合理的认定。而如何计算和运用数额，对于司法实践中科学准确地认定合同诈骗罪及适用刑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指与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相关联的、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义的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也就是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包括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是指合同诈骗罪普通构成数额，而量刑数额是指影响合同诈骗行为并对行为的刑罚裁量有影响的犯罪数额，大体可以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与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三种类型。合同标的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所指向的合同标的总额，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意图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多少以及犯罪行为的规摸、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犯罪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其实质是表现行为人所实现的财产利益或经济利益。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是指对方当事人因为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而减少或丧失的财产数额。它包括直接损失数额和间接损失数额。②这三类犯罪数额都与合同诈骗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刑罚裁量时究竟应该以哪一种数额作为依据呢?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能脱离具体犯罪的具体形态，只有在具体犯罪形态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认定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数额，并进而作出正确的刑罚裁量。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中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③笔者试图从合同诈骗罪的既遂、未遂、连续犯、共犯等犯罪形态的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在量刑中的认定作一简略探讨。 &&&&一、在合同诈骗罪的既遂形态下，宜以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作为量刑依据 &&&&这是因为，合同诈骗罪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在受骗方交付给行为人时，体现了合同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性，以其作为此种情形下的合同诈骗罪的量刑依据，可以全面体现行为人对被害人财产的侵害程度，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保证正确适用刑罚，实现保护被害者合法利益的目的;在交付过程中，由于受害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均是由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的，完全也应当归责于行为人。如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合同标的额并未全部损失掉，被害人因受骗只损失了部分财物的情况下，若使犯罪分子对全部合同标的额承担刑事责任，则会造成轻罪重罚的后果；如果以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受骗人实际交出财物后、犯罪分子实际骗到财物前财物因被害人以外的原因而减少的场合，这部分损失数额就会因无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受害人的间接损失数额只是在正常情形下其可能会获得的利益，并不必然获得，不能体现非法占有性，因此不应归责于行为人。 &&&&二、在合同诈骗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下，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作为量刑依据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数额应当表现为犯罪行为所指向，行为人主观上所追求的数额，并非犯罪的实际数额。在合同诈骗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下，行为人没有取得任何财物，被害人也没有交付任何财物，不会有任何经济损失。所以，被害人损失额和行为人实际所得额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合同的标的额。对合同诈骗罪进行量刑的依据应当表现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数额，而不是实际的犯罪数额。此时，合同标的额最能反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数额，因此，宜把它作为合同诈骗罪未完成形态的量刑依据。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合同标的额有时并非是行为人所希望诈骗的对象（比如行为人只想诈骗合同的定金、预付款等），有时对该合同标的的诈骗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既遂状态，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合同标的额为量刑根据，依照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犯罪预备、中止和未遂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在合同诈骗犯罪呈连环状态时，宜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作为量刑根据 &&&&实践中存在着“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合同诈骗行为，即行为人将后一次诈骗的财物偿还上一次诈骗的财物，行为人始终占有他人一部分财产。连环诈骗中，行为人主观上对是否归还对方财物是不确定的，往往见机行事：如果对方紧盯不放，可再去骗另一家的财物来冲抵;如果对方催得不紧，就拖下去，以至不了了之。但是，在决意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确定之前，尚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犯罪的故意。在客观方面，连环诈骗整个过程中的后一次诈骗是为了偿还前一次诈骗欠下的债务，除最后一次受骗者外，其余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有可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补偿，诈骗人对财物的占有处于不稳定的暂时状态，受骗人的财产损失也处于两可的不确定状态。这种形式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虽然在形式上实施数次诈骗行为，而且每次行为都可能构成了犯罪，但它事实上是一个整体的犯罪过程，在先的诈骗行为都是为后续的诈骗行为作铺垫，行为人在实质上仅实施了一个合同诈骗行为。这种形式下的合同诈骗犯罪，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并非意图将全部诈骗所得据为己有，而是只想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从客观上看，受骗人虽然财物被骗，但同时也有数个偿还以前诈骗所得的行为;从行为结果来看，受骗人财物被骗，失去的并非是全部被骗财物，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诈骗犯罪，不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量刑依据，同时，由于在数次合同诈骗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给各个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大于行为人的犯罪所得数额，故也不应以犯罪所得数额作为量刑依据。所以，对呈连环状态的合同诈骗犯罪犯罪，其量刑依据应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为准。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的计算方法，可以由行为人最后一次行骗给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加上前几次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得到。 &&&&四、在合同诈骗罪呈共同犯罪的状态下，量刑应依据各共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同时兼顾各行为人的参与数额或分赃数额 &&&&这是由共同犯罪的本质和处罚原则所决定的。由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故对影响其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有所区分。首先，依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合同诈骗犯罪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的数额（在完成形态下即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数额，在未完成形态下即合同标的额）承担刑事责任，这也就是说，由于主犯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应对其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其次，对于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实行犯)&,应以本人参与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为准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帮助犯)&,应以其所帮助的实行犯在合同诈骗犯罪所参与的总额为准承担刑事责任,再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由从犯自身特征所决定的。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从犯有两种。其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次要的实行犯。这一部分从犯,其特征为“参与”,所起作用不大。因此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能够体现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只能是其“参与额”,其不能对未参与的数额负责。否则就有可能与罪责自负原则相违背。其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帮助犯。其行为大多表现为共同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辅助实施犯罪。这一部分从犯的特征主要为“辅助”,他们往往不直接参与犯罪的实施。换言之,在合同诈骗犯罪中,他们与犯罪数额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鉴于合同诈骗犯罪的实行犯是在其帮助下完成犯罪的,故其应当对其所帮助的实行犯参与的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④当然，对这两类从犯的处罚，应当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第三，胁从犯由于系被迫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故宜以分赃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并且按照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其犯罪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第四，在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作用主要是由被教唆人的作用决定的，可能起主要作用，也可能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如果被教唆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则教唆犯应相当于主犯承担刑事责任，即应以犯罪总额（在完成形态下即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数额，在未完成形态下即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刑事责任的标准;如果被教唆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则教唆犯应相当于从犯承担刑事责任，即应以被教唆人参与合同诈骗犯罪数额或被教唆人所帮助的实行犯参与的犯罪总额作为量刑依据。 &&&&五、同时有合同诈骗和其他诈骗行为情况下的量刑数额认定 &&&&在有的情况下，行为人连续实施的诈骗行为中，各种诈骗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且各种诈骗行为的数额分别计算都未达到起刑点，但是其总数额却达到某种诈骗罪的起刑点。如行为人分别以合同手段骗、票据诈骗手段、贷款诈骗手段取了对方当事人财物，虽然其每一种诈骗行为都不构成相应性质的犯罪，但是其诈骗的总数额却能构成其实施的任何一种诈骗犯罪如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或贷款诈骗罪。对这种情况，应当将行为人的这些行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即把这些仅根据据各自特征无法认定为犯罪的行为的数额累计相加，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量刑。因为特殊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分离出来的犯罪，特殊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为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所包容，特殊诈骗行为数额虽然不能构成特殊诈骗罪，但是其数额已经达到普通诈骗罪的起刑点，应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和量刑。还有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了数种诈骗行为，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构成某一诈骗罪，而其他数种诈骗行为均未达构成犯罪的数额，如行为人分别以合同诈骗手段、票据诈骗手段、贷款诈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但只有以其中一种手段实施的行为在数额上构成了相应的犯罪，其他手段实施的行为在数额上均未构成相应犯罪。对这种情况，首先应当将没有独立构成犯罪的诈骗行为的数额累计起来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然后将普通诈骗罪与已经构成的一个或者几个特殊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如果已经构成的犯罪中有普通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罪，那么应当将没有独立构成犯罪的诈骗行为的数额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相加并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后与其他特殊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 &&&&&&&引文出处： &&&&①赵炳春，向朝阳：《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302页。 &&&&②田鹏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学术交流》，2004年第1期，第44-45页。 &&&&③张成法:《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法学》2005年第5期，第69页。 &&&&④沈惠娣：《共同经济犯罪中从犯数额的认定》，《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58-59页。
文章来源：
[广西-南宁]
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400-668-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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