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资本论》首个中文版本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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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力（资料图）
　　1938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全译本首次在我国面世。60多年来，《资本论》再版十几次，影响了几代人，但作为《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郭大力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乱中，郭大力为尽快地把革命道理传播给中国人民，曾经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做了大量工作，其精神感人至深，其事迹也颇具传奇色彩。
　　盛年翻译《资本论》
　　郭大力生于1905年，江西南康人，抗战时期正当盛年，学识也日臻高深，翻译《资本论》的条件业已成熟。早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时，郭大力受到影响，就萌发了翻译马恩著作的念头。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马列著作的全译本，只有为数很少的节译本。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结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两人志趣相投，商定共同翻译《资本论》。这一决定，使郭大力与马恩著作结下不解之缘。郭大力才华横溢，学术造诣很深，但毕竟在大学学的专业不是经济学，而是化学和哲学，在翻译过程中，感到自己对古典经济学素养不够。于是，他一面在上海光华中学教授英语，以维持基本生活；一面自修德语和钻研古典经济学，先后发表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洛尔贝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朗格的《唯物史论》等一批著作的中译本，为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基础。
　　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一个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经人介绍，与郭大力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郭大力高兴极了，因为出版有望写书人最求之而不得的一件事解决了，而且得到出版社每月40元的津贴，加上兼课收入，工作起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翻译进展很快。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日双方百万军队摆下战场，使这里整日战火纷飞，生活不安。郭大力不得不在将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后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江西老家，继续翻译二、三卷。当时日寇尚未侵入内地，郭的老家南康县斜角村地处穷乡僻壤，工作条件虽然很差，但却比较安宁。郭大力在这里专心致志地翻译，每天工作12小时，从不间断，书稿译出一部分就寄出一部分。1938年初，接近译完第三卷时，出版社打来电报，要郭大力速去上海，共同处理排印出版等事宜。郭大力不顾家人亲友的劝阻，毅然踏上艰险征途，历时两周，经香港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处在日寇的魔爪之下。郭大力下榻于法租界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社也就两间平房，他在后房摆了一张行军床和一桌一椅，权当住处和工作室。经过四个月高度紧张的翻译校对，《资本论》1－3卷中译本终于在月间出版了，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第一次以它的全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凭智慧和激情脱离"匪窟"
　　郭大力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轻松离开上海，启程回家。不料，途径广东南雄境内时，郭大力乘坐的汽车在大庾岭被一伙强人拦却，郭大力和其他乘客一起都遭到绑架。在荷枪实弹的匪徒面前，失去行动自由的郭大力临危不惧，凭借大智大勇，不仅使自己得以安全脱险，而且影响这支土匪部队走上了抗日道路，堪称奇迹。之后，郭大力以"在匪窟中"为题，叙述了这一传奇故事，刊登在国立赣县中学校刊第189、190期专稿栏目。
　　"在匪窟中"一文，如实反映了郭大力被绑架后的经过和他的态度，字里行间显示出郭大力的思想品格，描写了这支土匪队伍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走上抗日道路的过程，所以是研究郭大力和岭南民众抗战的珍贵史料。
　　且说郭大力一行被劫持以后，个个都被绑住身手，由匪徒押解，牵着行走。他们跌跌撞撞，每天都得走几十里山间小路，然后在土匪选择的破旧屋子吃饭、休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命运生死莫恻，郭大力不由得想到十年前自己孤身一人由这条路出去厦门读书的情景，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孤身一人同样由这条路赴上海出书的情景，再想到死去的母亲、病中的父亲，和正在盼望他归来的妻儿，不禁洒下了几行悲泪。不过，这空虚的回想一转眼就过去了，郭大力猛然觉得自己不该怯弱，认为这正是上天赐给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实验机会。他很快镇静下来，饭也肯吃了（原先拒绝吃），觉也睡得香了。当土匪头子们找他审问时，他坦然应以，以实相告。他说，他在上海是读书的，是做编辑职业的读书人。他学经济学，有社会主义倾向，反对私人的蓄积，也从来不曾有私人的蓄积。土匪要他写信回去，叫家里出两千块钱来赎身，郭大力痛快地答道："好！钱算什么？日本人来了，大家一样要完的。"他告诉土匪："我这次去上海，在船上见黄埔江两岸，吴淞口以北，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从租界看华界，只见一片瓦砾。有几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匪徒们对郭大力的话似乎有些感触，甚至附和起来，但还是坚持交钱才肯放人。
　　第二天，郭大力写好了家信，其他被绑票的人也在纷纷办理赎身事宜，这使郭大力看到了活命的希望，但他立刻又感到用钱来赎自己是一种耻辱。他打定主意，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说服他们。于是，他一再要求同刘排长谈话。刘排长个子很高，身穿白衬衫帆布裤黑皮鞋，是个秃子，听他说话，好象有相当知识，为人也比较和气。对于郭大力的要求，他几度敷衍，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另外一个房间，郭大力和刘排长坐在一个凳铺床上，屋里挤着十几个穿便衣的兵，气氛倒是不坏。郭大力勇气倍增，纵情而谈。他说："人总有一死，我把死看得很轻。我几次经过战区和敌人日日轰炸的地方，看见铁路两旁没有一块净土，我还亲眼看见敌人轰炸韶州的残暴，再想到前方的战士和战区的人民，我觉得多死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死在你们手里。因为经过我的观察，你们否认是匪，自称抗日自卫军，我是相信的，如果我竟死在一个以抗日为目标的民众手里，那不是太无价值么！"说到动情处，郭大力诚恳地拉着刘排长的手。他继续说道："我很愿意尽我的所有，来帮助一个抗日自卫的团体。两千元的数目毕竟是有限的，假令我能使诸君变为真正的民族英雄，诸君亦能让我好好做我的事情，我和诸君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就都不能用价值来计算了。"
　　刘排长被郭大力的真情打动了，他安慰说："请放心，不要紧的，等会儿我同团长连长商量。"
　　在匪窟几天的经历，让郭大力感触更多的，还是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他由自身的痛苦和危险，渐渐感到社会的痛苦和危险，由对匪徒的憎恨到对匪徒的怜悯，感到必须救他们，并在救他们的当中救自己。而且，救国家、救地方、救这些陷在火炕的人的心情，比救自己更急切。他真诚地劝说刘排长："这几天，我的心渐渐变化了，我确信，你们决不要永久过这种生活。你们的一切，都使我感慨，但你们既有纯正的目的，何不发表一些公告的文书，使政府和民众知道呢？"刘排长很以为然，他说他们不会写，要请郭大力代写。待其取出纸笔，郭大力便帮他们写了一篇文告。内容是表示他们不为匪、不反抗政府，和切实保证不侵犯民众的决心；说明战局日益逼近，呼吁华南民众加速动员起来，云云。显然，文告后面讲的道理和呼吁，也是郭大力的心声。
　　不久，钟团长特地来看望郭大力，算是表示他们的谢意。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年轻的夏连附将郭大力叫去，告知要释放他。这时，郭大力对释放之举已不感到奇怪了，想得更多的是拯救这些人。他郑重地说："好，谢谢你们！我感激你们的义气，感激你们的好意。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爱护我的心，推广起来，爱护我们的民族。否则，你虽把我释放，也还是和不释放我一样。"至此，郭大力的心态，已经经历了由刚被劫持时的悲观怯弱到勇敢面对的转变，由金钱赎身到自力脱身的转变，由拯救自己到拯救匪众，拯救国家、民族的转变，思想境界一次次升华。
　　第二天早晨，夏连附和刘排长一同给郭大力送行，并派两个士兵一直把他送到大余县境离青龙不远的地方。
　　郭大力脱离匪窟，安全回到家里，继续从事他的翻译事业，这自然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不过，还有更令他欣慰的事。原来，他脱险途经大余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刘排长他们。正当他盼望回信时，得知他们已经接受收编了。郭大力在发表专稿的时候，特地写了个"补记"，祷祝他们将来能为国家尽力。
　　在颠沛流离中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
　　德文版《资本论》附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通信25封和论文5篇，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出版时尚未翻译出来。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郭大力回到家乡后，又投入这些函件论文的翻译工作。1938年秋，郭大力应聘于赣县中学高中部任英文教师。他在校门口左侧租了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一家四口过着俭朴的生活。一面教书，一面翻译，很快就把《资本论通讯集》翻译出来了，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后，郭大力又将已出版的《资本论》对照原文，逐字逐句进行校订，对错译、误排的文字一一加以订正。这项工作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更正1700多处，按页行顺序编成一个长达33页的勘误表，于1940年夏初寄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社将这个勘误表随同《资本论》发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大力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负责的工作态度。
　　从1940年起，郭大力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术史》。马克思生前曾多次把《资本论》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把《剩余价值学术史》作为历史部分，拟列为《资本论》第四卷。因此，在翻译《资本论》的遗留工作完成之后，郭大力当然要翻译《剩余价值学术史》了。那时因常遭敌机光顾，赣县中学已迁到离赣州市区80华里的山区小镇王母渡。郭大力一家随校迁去，但郭任教的高中部设在镇上，而妻子余信芳任教的初中三年级却在横溪，两地相隔10华里。每逢星期六(002291,股吧)，郭大力便步行前往横溪接夫人，星期一早上再送夫人返校，生活不方便，工作很是辛苦。1940年下半年，郭大力应聘到广东文理学院教经济学。该校驻地广东连县东坡，也是个交通不便、条件很差的地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高压政策，不断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郭大力在那里只教了一个学期，就不得不回到南康老家斜角村。100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术史》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样生活不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直到1943年才完成，其艰辛可想而知。
　　从1941年夏至1947年春，将近六年的时间里，郭大力一直住在乡间老家。这期间他除了译完《剩余价值学术史》，还第三次重译《恩格斯传》，此外就是钻研马恩著作和撰写一些通俗文章。他既未任教，也无其它经济来源，仅靠有限的版权税、稿费及妻子教书的工资，维持寻常人家的生活。郭大力甘愿清贫，不怕寂寞，凭着对事业的执着，他总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一心做学问，除了上街寄取邮件、购买日用品，以及必要的散步、侍弄菜地，从不外出串门游玩，也回绝一切高薪聘请。时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看重郭大力的学问才华，曾多次派人请他做经济顾问，并亲自到斜角村探访。郭大力采摘自己种的瓜果蔬菜招待客人，对其盛情之邀仍婉言谢绝。郭父是个前清秀才，做过小学校长，思想比较守旧，对儿子的行为大为不解，常常责备他"读了这么多书，却呆在家里吃老米"，硬要他去谋求一任县长什么的。郭大力回答说："当县长有什么意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比当县长更有意义。"
　　1945年初，日军发动粤北赣南战役，南康县境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郭大力一家同所有乡亲一样，经历过一段"躲乱"的颠沛流离生活。为了使译稿免遭损失，郭大力特别小心地将它们捆好，随身携带，视如命根。后来又怕带在身上出事，便把稿件妥善埋藏在菜园里、树底下。这些精心保存下来的译稿，终于在解放前夕出版了。
　　郭大力跟王亚南保持着经常性的通信联系。1947年春，担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力邀郭到他那里任经济学教授，郭大力从此离开家乡。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派人将郭大力、王亚南等进步教授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1950年夏，郭大力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开始了他在新环境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奋斗。（廖信春）
网站编辑：1872年德文版《资本论》拍卖 5轮竞价后15万成交
[导读]此次上拍的《资本论》为硬皮精装本一册全，尺寸为22.3×15.5cm，原版初印、保存较好。这也是该版本的《资本论》首次露面于全球拍卖市场，甚为珍贵。1872年德文版《资本论》昨日在上海拍卖一册1872年德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硬皮精装本，昨日下午在上海进行拍卖，最终以15万元的价格成交。记者获悉，作为《资本论》早期版本，有据可查的1872版《资本论》存书仅有两册，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共分四卷，每卷独立成书。其中第一卷出版于日；在马克思去世前已经完成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草稿，由恩格斯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在1885年、1894年相继出版；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由卡尔·考茨基在1905年~1910年编辑出版，其他部分手稿则在之后陆续出版。《资本论》（第一卷）首版于德国汉堡，是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指导。负责此次拍卖的上海泓盛拍卖专员王凯告诉记者，有据可查的1872版《资本论》存世仅有两本，一本存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另一册即是此次的拍品。记者获悉，此次上拍的《资本论》为硬皮精装本一册全，尺寸为22.3×15.5cm，原版初印、保存较好。这也是该版本的《资本论》首次露面于全球拍卖市场，甚为珍贵。王凯介绍说，拍卖委托人为国内一匿名藏书家，10余年前到国外旅游时在旧书市场偶然淘得此书。当时卖家对此书的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买家则凭直觉认为这是本很特别的书，只花了“白菜价”就将这一珍本书籍带回国内，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和中国的缘分。藏家在研究、把玩多年之后，决意将此书拍卖，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来关注、研究此书；而泓盛拍卖曾组织多次红色文献拍卖，并于去年以80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卖了1848年首版的瑞典文版《共产党宣言》（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共有三种语言版本，包括德文版、瑞典文版和法文版）。双方一拍即合，在今年的泓盛春拍中拍卖此书。在收到委托后，泓盛拍卖对拍品进行了鉴别。王凯介绍说，在拍品的版权页清楚地写明此书1872年出版于汉堡，马克思本人撰写的序言中亦注明是1872年写于伦敦。此外，相比于1867年出版的首版本，1872版《资本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进行了修订，部分内容独立成章，原先卷末的附录被并入正文，整体结构和内容更加科学严密。这些均与《资本论》出版史料相符。此外，拍品的纸张、印刷和字体特征等也与出版时代相吻合，可以认定为真品上拍。在昨日下午的拍卖中，此书以10万元的底价推出。经过5轮竞价，最终以15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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