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大的房产中介公司，链家这几年在市场上掀起了一波波的浪潮，如并购德佑地产，在上海刮起了房产中介的扩张大风。然而，浪潮来得快，去得也迅速。由于政策变化等各种因素，那些受高薪吸引而兴冲冲加入链家这个大家庭的员工，很快被现实的残酷粉碎了梦想，许多员工抱着受伤的心，带血的泪，离开了。有些讽刺的是，受伤的员工前脚刚离开，却又马上收到了“诚挚”而强烈的回家信号。这不禁令人疑惑，这回，链家玩的是什么戏？
2018年起链家的门槛将提高至本科以上学历，因此对于手持专科毕业证的人而言，2017年底是其回归链家的最后机会。此前链家规定，离职3个月内不可回来。但本次回聘不受时间影响，任何时间皆可回归，回聘后延用原岗级。
12月中旬，何苗发现新一波的朋友圈内容里已经出现了“文凭没达大专不受限制，自主选择回聘区域”等字眼，不由感叹了一句：“我离职的那段时间，很多人都走了，没想到现在这么缺人。”
即将而立之年的吴涵今年春天刚晋升为上海黄浦区一门店的经理，人员流失是他上任后颇为头痛的问题。吴涵接连几天在朋友圈发了这条回聘内容，末了总不忘加些握拳、奋斗的表情，偶尔有一两个咨询电话打来，他总是耐心交流，碰到感觉合适的，吴涵会焦急而诚恳地试图说服对方来面试。
杨欢将返聘条件以文档形式发予对方。文档显示没有大专文凭的，需要一份亮眼的业绩证明。经纪人需要此前月均业绩2万元以上，经理则提高至月均业绩15万元以上，且带组时间12个月以上。
看似规范的制度条件，其实早已被“人荒”现实冲破了底线，一再模糊直至看不出边界。一位着急抢人的门店经理在与其上级沟通后承诺即便学历、业绩条件都不达标，只要面试通过，依然可以“想办法招进来”。
对于何苗而言，在链家的岁月似乎不算太美好。除了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的高强度外，链家规定每人每周至少要有三组(同一人次、同一天无论看房多少均为一组)带看，没达需要在每周例会上陈述“我是谁、我为什么没有带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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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爱着，但回头，还是算了吧――员工“被离职”，链家“闹人荒”》 精选七
记者在世纪佳缘网站注册过程中发现，学历、月薪、住房情况等信息可随意更改。用虚假信息上传的学历、身份等信息，均已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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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享茂生前留书称，他与前妻翟某均为世纪佳缘的认证会员，但翟某的个人信息如婚史等存在多个疑点。对此，世纪佳缘表示，将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近日，新京报记者先后在世纪佳缘、百合网等婚恋网站注册会员发现，尽管网站均设置了实名注册门槛，但信息审核存在漏洞，关于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注册信息都能作假，假身份、假学历也能轻易获得网站认证。
此外，有婚恋网站前员工自曝，在一些婚恋网站，婚普遍存在，但不会是网站员工，多是员工的亲戚、朋友，冒充相亲对象介绍给注册会员。事实上，利用婚恋网站骗婚的判决案例也屡见报端。
有律师认为，如果用户使用虚假证件注册成功，而平台疏于审核导致消费者权益遭到侵犯的，平台应根据过错责任大小，对损害的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世纪佳缘和百合网官网显示，世纪佳缘、百合网拥有注册用户共计近3亿人。截至2017年4月，世纪佳缘的一对一红娘业务已覆盖全国71个主要城市107家线下实体店，百合网在全国拥有100余家线下实体店。
9月10日，新京报记者注册成为世纪佳缘、百合网的用户。注册时，用户需先填写个人资料，包括性别、身高、学历、所在地区、收入以及婚姻状况等，所有选项均可通过下拉菜单选择完成。
注册完成后，用户还可以通过选择认证环节完成对最高学历、财产、身份等具体信息的认证。认证需提供相应的证件信息，如学历学位证书等。
认证通过后，个人公开资料页面上相应的图标会变亮。系统提示称完成认证的用户将成为诚信会员，可获得更多的推荐展示机会、提高收信几率等。
在注册用户的个人资料认证和审核上，世纪佳缘和百合网都宣称通过多重技术手段和保护，可以保证用户信息真实。
如世纪佳缘对可能存在不良动机的会员或虚假信息设立了四道“防火墙”：客服人工审核、技术手段屏蔽、“网警”24小时在线巡查和会员投诉机制，通过上传的照片直接与资料库实行比对筛查，能更有效地对网络诈骗进行查杀。
百合网则是通过实名制、服务审核机制、技术屏蔽机制和会员投诉机制来保证信息真实。
不过，在网上个人身份信息泛滥的背景下，想要绕过这些审核轻而易举。
在世纪佳缘的注册过程中，记者将一张经过PS处理，更改了身份证号和照片的身份证上传后，当天下午即收到了认证通过的通知。
此时，在记者个人资料页面的诚信等级栏中，身份信息的图标已经“点亮”，记者的“靠谱度”也随之增加。
和世纪佳缘的认证方式不同，百合网的实名认证采用“身份通认证系统”，只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即可开启认证。但如果没有上传头像，系统会弹出“无法进行照片比对，请您先上传头像照片”的提醒。
记者随机搜了一张男性头像照片和一张身份证信息，上传照片并输入身份信息，点击认证后，系统立即弹出“恭喜您已经成功通过身份通认证”的提醒。但这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和上传的头像照片并非同一人。
在世纪佳缘的交友项目设置中有“认证会员”一栏，被分类在该栏目的用户会显示红色字体的“认证会员”字样，记者会员取得浏览权限后发现，该栏目中许多会员的“身份信息”图标并未“点亮”，甚至有的会员没有认证任何一项内容。
一名“认证会员”告诉记者，她的确没有进行认证，但她充值过会员，为何会出现在认证会员栏目她也不清楚。
认证信息随便改 秒变高富帅
今年7月，嘉嘉注册成为世纪佳缘的一名女性会员，“我个人非常注意对方的认证信息，如果什么都没有认证，长相再帅我都不会主动打招呼。”她所说的认证包括身份认证、学历、职业、财产等信息认证。
记者发现，即便通过认证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信息属实。
记者在世纪佳缘的个人信息栏目中选择了“大专”学历之后，从网上随便找到一张西安某大学女生的学士学位证书照片，上传后进行“学历认证”，最后显示结果为“认证通过”。
该学士学位证书上的姓名、性别、头像等信息与记者注册时填写的资料并不一致。
学历认证通过后，记者的诚信等级栏中“学历”一栏的图标显示“已认证”。随后，记者将个人公开信息栏目中的“大专”学历改为“博士”，保存成功，但没有提示再次认证。
也就是说，当其他人浏览记者的个人信息时，会看到记者的学历为“博士”，并显示“已认证”。
“这也太假了，怎么可能会通过？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平台认证的博士。”得知此事的嘉嘉发来一个“夸张”的表情。
与“学历”认证一样，职业认证、身份认证也同样可以蒙混过关。
世纪佳缘对于职业认证依托于职场社交APP脉脉的信息。记者注册了脉脉账号，填写资料时称自己是浙江某公司的UI设计师，且毕业于吉林省一所高校。这些资料包括照片与记者在世纪佳缘注册的资料完全不一样。
当记者在职业认证中输入脉脉的账号信息后，系统随即弹出“认证通过”的提醒。
相比学历、职业等信息还可以认证，婚姻状况等信息则可以随便更改，记者一开始选择“未婚”，之后又改成“离异”，照样审核通过。
百合网的认证情况也差不多，记者根据已注册的脉脉账号完成了职业认证以及芝麻认证、手机认证等，除学历认证因系统升级无法进行之外，其余四项验证悉数通过。
记者随后再次更改了基本资料，成为一名在东部沿海城市工作，月入5万、有房有车、经过平台实名认证的未婚“高富帅”。
前员工自曝婚托普遍存在
在一些婚恋网站中，除了个人信息可能作假，注册用户花钱见到的相亲对象也有可能是婚托。
曾在珍爱网和世纪佳缘工作过两年的晓晴说，“婚托是普遍存在的。”
在这两家婚恋网站工作时，晓晴主要负责邀约，即筛选出在平台注册过但没有跟平台签订一对一服务合同的用户。邀约他们参加线下活动，从而为红娘推销一对一服务创造机会。
“邀约成功的客户越多，我的收入就越高。”晓晴说，他们也有一套专门的“话术”。“一般会说有个女生（男生）在网站上看到了你的资料，觉得不错想见面。再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推销，比如你工资在5000元左右，就给你推荐白领剩女；如果工资在1万到两万之间，会优先推荐形象气质好的经济女。”
另一个常用的理由是以开展大型相亲活动吸引，“总之就是给你很大的幻想，想方设法让你来”。她说。
如果用户受邀约来到现场没看到推荐的异性，晓晴也有应对之法，“一是现场介绍，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搪塞过去；再就是随便找个理由说人来不了了。”
据晓晴介绍，这些用户来到现场后将引导给销售红娘在单独房间聊，红娘会通过各种方式让用户签下几千到几十万不等的婚恋合同。
晓晴所说的婚托往往是在合同签订后的服务环节出现。
据记者了解，一般的婚恋合同除了规定服务周期，还会明确推荐介绍对象的次数，而随着合同价格的不同，介绍的次数也不一样。比如珍爱网一份1.88万元的合同，明确在5个月内给用户介绍不少于7个人。
根据合同约定，如果会员觉得介绍的异性不合适，红娘需要在次数内，介绍其他异性直到用户满意。但大多数合同的期限为半年至一年。
“只要撑够这个服务周期就行了，有的销售红娘觉得这个会员没戏，或者她（他）要求的条件很难找，那么红娘就会把自己的人介绍给对方，并明确说不能建立关系，只是凑人数，走走过场。”晓晴说，这种情况下，红娘一般会找亲戚、朋友、熟人等，因为找公司的员工容易被发现。
55岁的吴昕就怀疑自己遇到了婚托。今年4月，她花28800元成为了世纪佳缘的会员。随后，红娘为吴昕匹配到一位合适的男士张先生，可以见面聊聊。
在吴昕看来，她已到了退休的年纪，并不是很在意男方的物质条件，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在精神上有所交流，有内涵的伴侣。
初见张先生，吴昕感觉对方虽然不太符合自己预想的择偶标准，但还是被其优雅的谈吐打动。在填写评价时，吴昕也注意到张先生的回复是有意想和自己进一步交往。随后双方互留电话，加了微信好友。
回家后，吴昕发现给张先生发的微信他从不回复，这让吴昕产生了疑问，“即使对方没有继续交往的想法，也不至于一条微信不回。”她找到红娘询问情况。
几天后，一直没再露面的张先生突然打来电话指责吴昕，“为什么要为难她们（红娘），她们也是为我们好，红娘还一直在跟我夸你好，我也准备再约你的。”之后对方挂了电话，再无联系。
从初见的儒雅内涵，到这次电话中的“气急败坏”，吴昕发现张先生前后态度转变太大，电话中对红娘也是处处维护。再联想起二人初见聊天时，张先生的问题从不关心吴昕自身的状况，这让吴昕怀疑张先生可能是“托儿”。
26岁的李雁成为会员2个多月后选择了退款。她只被红娘安排见了1名相亲对象，远低于合同要求的“不少于7人”。
今年6月初，出于交友的目的，李雁注册了珍爱网会员，隔天就接到珍爱网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要给她介绍一位“外贸人士”，“对方说，这个人是一个企业领导，高薪阶层，人很不错，经常在国外旅游。如果想要认识这个人，就要去他们公司的门店。”
到店里后，李雁并没有见到所谓的“外贸人士”，反而是一位自称“心理导师”的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一个小房间交谈，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李雁回答了对方有关自己的感情经历、择偶标准，甚至经济状况，包括、银行贷款等。
最后，工作人员劝李雁办理28800元的“珍爱佳丽会员”服务。
李雁嫌太贵，双方一阵讨价还价后，李雁最终交了18800元成为了珍爱网的“珍爱佳丽会员”。合同承诺5个月内，向李雁介绍不少于7个人。
没过几天，李雁接到了珍爱网红娘的电话，称有一位男士“条件很符合”，邀请李雁到门店见面。双方见面的40分钟里，李雁发现对方只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感兴趣，所有的聊天内容都是围绕自己的工作展开，每当涉及男士自身的一些情况时，往往是避而不谈，一直到两人结束谈话离开。
在李雁看来，并不能感觉这位男士是以一种“征婚交友”的目的来见面的。
随后，李雁也问过红娘，对方对自己有什么印象，红娘说，“这位男士对你印象不错，但是现在联系不到了，过几天再跟你联系。”但是自此再也没有消息。
李雁说，从6月到8月，珍爱网只介绍了那1名男士，之后再无介绍。她也给红娘打过电话，对方总是说再等等，然后没有下文。她感觉可能不太靠谱，向珍爱网提出了退还会员费的要求。
昨日，李雁表示，在当地消协的协调下，她拿到了珍爱网的退款，因为之前已经见过一个人，所以拿到了全款的七分之六。
在深圳工作的潘虹于2015年7月签了《珍爱网线下VIP会员服务合同》，缴纳会员费28800元。
潘虹记得，红娘当时向她保证，6个月的会员期内会尽全力帮她介绍对象。而且就算会员期过了，也有“赠送佳丽会员服务”的后续服务，也就是会一直介绍。
办过会员以后，她同一个男士相亲，看到对方在见面时需要填写的印象单里对她的评价不错。她也觉得对方不错，可以相处试试。
20分钟的见面结束后，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红娘，红娘却劝她，“哎呀这个不够好，后面还有更好的。”
后来，潘虹试着主动在微信上联系该男士，但对方的回应很冷淡。
6个月服务期内，她见过五六个人，但都没有太合适的。潘虹说，服务期过后，签合同时承诺的“赠送佳丽会员服务”也没有兑现，红娘不再管她。
新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婚恋网站“骗婚”。记者以“骗婚”、“婚恋平台”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到了逾千条案例。
2017年7月24日，新疆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通过婚恋网络平台骗婚的案件。
43岁的克拉玛依市居民魏义洋通过世纪佳缘交友网站结识了被害人董某、马某、赵某等四名女性，先后假借木材生意、投资工程等名义，分别多次骗取四名女性钱款。从2013年到2016年，魏义洋先后共计骗取四名受害者90.51万元，用于购买车辆、清偿欠款及日常开销等。
最终，魏义洋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
今年7月31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花篮托”诈骗案。
2017年2月至3月，广东省兴宁市居民蓝火权、蓝振辉、黄素平通过事先商量，由黄素平通过百合网、有缘网、世纪佳缘网等婚恋网站获取单身女子的信息后，提供给蓝火权、蓝振辉，蓝火权、蓝振辉便在租住的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三路秀娜楼304房、305房内，以虚构的“赵某”、“李某”等身份通过打电话、发手机短信等方式假装与单身女子谈恋爱。
在获取单身女子的信任后，便谎称自己即将开家具城等理由要求对方送花篮、花牌等以示庆贺，并互相假扮“父亲”、花店老板角色与该女子通话交流，以骗取他人财物，待骗局被识破后，就立刻更换联系方式，从而使对方无法再与其联系，该诈骗方法又被叫做“花篮托”骗局。
最终，蓝火权、蓝振辉、黄素平等三人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到10个月不等。
晓晴说，她之前在婚恋网站工作中碰到过骗婚的情况，“男的拿了女方几百万元跑去加拿大了，女的就来店里闹。我们要是知道他是骗子也不会让他进来啊。”
但在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潘翔律师看来，如果用户使用虚假证件注册成功，而平台疏于审核，没有把好关导致消费者权益遭到侵犯，平台就有过错，应该根据过错责任大小，对损害的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今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所有的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必须要确保用户是实名制注册的，平台要审核用户提交的手机号码或身份证件等相关信息，并且要确保这些身份证件的真实性。
《虽然还爱着，但回头，还是算了吧――员工“被离职”，链家“闹人荒”》 精选八
这两年房屋交易市场红火，无论是几手房，只要是靓房3日内必售罄，这也可以归功于一批奋战在一线的房产中介。
W君的朋友圈也活跃着几个房产中介，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起早贪黑，有时候晚上9点还带领着看房团。这一行似乎没有多高的门槛，卖出业绩的就是好中介。
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年轻的链家中介，就聊了聊他们的待遇水平，下面给大家科普一下。
中介服务费也称为佣金，是指房产中介卖一套房子，买家需要向中介公司支付的费用。
注意：新房是无需支付中介费的，只有二手房才有中介费。
在链家，中介费是按照房屋成交价的2.7%收取，比如这套房子以500万元成交，那么中介费就是500*2.7%=13.5万元。
这里需要区分成交价和网签价。有些房子虽然成交价是500万元，但是为了避税，实际网签价可能是300万元，个税、契税、是按照网签价来计算的，但是中介费一律按照成交价来计算。
如果最近楼市成交冷清，买家比较少，就你一个人买这套房子，那么中介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你一点折扣；但如果成交量很大，很多买家同时在抢一套房子，中介费就很难打折了。
W君的一个朋友在2016年上半年通过链家买了一套房子，中介给他申请了一个最低中介费费率，2.2%，但是今年2-3月份中介费就没有这么低的了，最低也只能按照2.55%计算。当然，一些小型房产中介公司的中介费率会低一些。
中介费并不是都给房产中介，还有一部分要上缴给公司。在链家，中介费乘以系数0.8496，这部分是经纪人（中介）的，其余的部分是链家公司的，也就是收取中介费的0.1504。
这么看来，链家公司收取的中介费比例并不高，但是单量多，链家的房源最多成交量也最大，这一点是其它任何中介公司都无法相比的，目前链家的月收入在3-5亿元之间。
再回到中介身上，你以为谁卖了房子，中介费的0.8496就都要给他自己吗？显然不是，这部分钱要在不同经纪人之间分摊。
一套房子卖出要经手多名中介，在扣除公司的部分之后，房源录入的经纪人要分得中介费的10%，信息维护20%，上传房源照片10%，速效10%，这就占了50%。
剩下的50%就可以给分给卖房子的经纪人了，也就是客源方。但是这钱也不是分给你一个人，链家讲究合作，任何人开单都要和他人分业绩，这也就免除个别人没业绩会饿死的情况。
如果组里有5个人，其他四个人每人分5%，店长分10%，剩下的20%就是你的了。但是别急，不是说20%全部都会发到你手上，因为下面还要根据你的级别来算提成。
链家的经纪人分1-10个级别，提成在30%-75%之间。
如果业绩（中介费）达到2万元就可以转正，级别升为A1，对应提成为30%；
10万元级别2，对应提成为35%；
20万元级别3，对应提成为40%；
40万元级别4，对应提成是45%……
级别越高，提成也越高。
这里的提成也就是最终拿到手的钱。
一个级别4的经纪人卖一套300万的房子能分多少钱？
经纪人共分得：8.1*0.万元
也就是说实际拿到手的是6200元。
如果这套房源是中介自己的，信息也是自己录入，级别上升了，那么分到的钱会更多。
一个中介到底能赚多少钱？
北京二手房成交量非常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房价太高，一般人很难一步到位买个大两居或三居，只能先买个小一居或两居，等到将来有条件再换大的；二是每年都会有一批家长因为孩子要上学而去买学区房。
在链家，基本不会出现一个中介半年也卖不出去一套房子的情况。2016年成交较大，而且北京的房价本来就高，很多中介都赚的盆满钵满。
“我刚毕业半年，级别只有3，卖了三套房子，还有两套我的房源被别的中介卖掉，平均一个月到手2万块，”一个94年的年轻中介说道。
这个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北京市平均工资，也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龄人，不过他对此并不满足。“我们店长去年赚了100万，销售总监赚了1000万。”
店长（店经理）自己也卖房子，往上就是商圈经理，再往上是销售总监，商圈经理以上就不用卖房子了，但是你的业绩要根据你管理区域的业绩挂钩。
正常情况下，一个在北京链家卖房子的中介，一个月赚几万块钱不是问题。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要辞职了吧，上了那么多年学，到头来还没有一个卖房子的赚得多。我要向老板辞职，卖房子去！
如果大家都前赴后继当房产中介，首先你得具备这三个前提条件：
1、平台好，比如能进链家这样的公司，成交量这么大，怎么着业绩也不会太差；
2、城市好，一线城市房产换手率很高，成交量自然就很大，但是一些小城市成交冷清的，中介就赚不了这么多；
3、能力强，你个人的销售能力要比较突出才行。
如果你在北上广深卖房子，显然会比其他城市中介赚得多。
其实中介们也有自己的苦恼。首先，社保和公积金公司不给缴，只能自己花钱去缴；其次，中介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越是节假日和周末就越忙，因为很多买房子的人只有这个时段有时间啊。
以后大街上看到房产中介可不要小瞧人家了，说不定拉出来一个都是身家数千万的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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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爱着，但回头，还是算了吧――员工“被离职”，链家“闹人荒”》 精选九
钛媒体独家深度报道和钛度特写，正式升级为“钛独”栏目，以“独立深挖、犀利毒辣、时代刻度”为核心主张，解密财经科技密码，留下历史脚印
公告称“已有近100家店铺签约”的零售市场新玩家便利蜂，近日却传出了不太符合其扩张步伐的消息——裁员，再次把便利峰置于舆论焦点之中。
界面新闻在9月1日发布的一则报道中称，“由斑马资本便利蜂在8月底开掉了大约50名员工，占便利蜂总部员工总数的近十分之一。”
便利蜂在当天的官方声明中回应了裁员一事，驳斥了“谣言”：
所谓“裁员”只是公司组织了半年度人力资源梳理，有少量业绩表现与业务需求不匹配的员工离职，占比约为2-3%。
之后，界面新闻撤下了那篇报道。而这也几乎是便利蜂成立以来的首次官方发声。这家低调到尘埃里的“便利店”一直备受行业关注，却也一直我行我素不被行业“看懂”。
便利蜂“不计成本扩张开店”的模式在早期阶段就遭到便利了业内人士的质疑（参考钛媒体几个月前对便利蜂模式的报道《起底“便利蜂模式”：不计成本扩张“豪华”便利店》）。
今年2月14日，便利蜂在中关村地区五店齐开，引发了业界对于便利店业态的关注和讨论。关于目前的开店数量，接近便利蜂人士及媒体有不同报道。
为此，钛媒体记者找到了已长期不愿出面的庄辰超，说服他首次接受了采访，终于揭开了便利蜂及其背后斑马资本的冰山一角。
“最好大家都把我忘了，就别写了。我们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写了什么，因为现在还在实验阶段，大家看不懂就对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想选择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领域。” 在位于平安金融大厦的办公室里，庄辰超对钛媒体说。
他还对钛媒体强调，做这个选择的初心就已不是赚钱了，离开去哪儿时，他带着去哪儿的几个创始成员做了很久的研究，只为一件事，“找到一个在中国还没有被人做成的，带有实验性质的事。”
庄辰超坦率地承认自己早已财富自由，当不以追求短期财务回报为核心目的，“Just to do something interesting” 就成了他最大的动力。“我们拿着斑马资本的Term去找LP时，就没有多少人看得懂，但也有人立马就懂了，因为国外早有先例，所以能接受的LP，一定已经对我们有足够多的宽容。”
庄辰超口中的“宽容”，是长期持有一家公司15年以上，甚至20年、30年。
“我们只做一件事，投资算法（软件）驱动的世界”，庄辰超对钛媒体总结说。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容忍度。所以，他给斑马资本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极其罕见的定位：控股型投资。
那么，控股型投资又为何是以便利蜂开端？什么是控股型投资？控股型投资在中国又面临着哪些机会和风险？ 简直是带着“十万个为什么”疑问的钛媒体，和庄辰超进行了更多深入的探讨。
千店千面，便利蜂能否成为算法驱动的便利店
便利蜂从诞生到现在，其团队或者管理层，以及资方对外几乎没有任何发声（回应裁员事件属首次），外界对于便利蜂的认知也大多来自于各种小道消息，比如：董事长系原邻家创始人王紫、创始团队来自7-Eleven和邻家；背后的投资人是去哪儿网创始人、斑马资本创始合伙人庄辰超......再比如，“庄辰超已经准备好18亿元，两年内要在北京开出1000家店。”
对于1000家店的说法，庄辰超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我们从没说过类似的话，完全不符合常识。7-Eleven在北京十几年也就只开出两百多家店，这话不知道谁这么吹牛的。” 庄辰超打趣的说道。
庄辰超向钛媒体透露，“已开业门店加上储备门店共计已经接近100家。”
而关于为何保持低调，庄辰超说，一来便利蜂的资金都来自斑马资本，它也不需要外部融资，所以没必要去做PR；二来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花时间去回应大家的各种问题。“还在实验阶段，我们想保持一个用户数据监测的nature，媒体一关注，用户数据其实就被污染了，都是来看热闹的，不是nature的用户行为真实数据。对于所有经营行为都会从数据出发来判断的我们，这种被污染的数据极有可能影响或者破坏我们的经营决策。”庄辰超对钛媒体说这段话时，极为严肃。
关于裁员的说法，庄辰超予以明确否认。他表示，“公司只是对试用期未达标的员工进行了淘汰，比例只有2%－3%”。根据便利蜂管理层的判断，突发的舆论可能是“部分离职员工发泄不满”。
在庄辰超看来，一个身处高竞争行业的公司，定期对业务和人员进行调整，“这再正常不过了。以前在去哪儿，我们每半年就会淘汰5％的员工。”
不过，在今年之前，北京的便利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火热，或者说一直是某种尴尬的存在——这边开了三家，那边又关了两家，始终就是开不起来。
2016年初，斑马资本选择便利蜂时，便利店这个领域符合一切庄辰超对斑马向的定位选择：
首先，在国际上已是相对成熟的产业；其次，这个产业是完全可以被算法（软件）驱动，而还在中国根本没有做到的；第三，需要持续至少五年以上的投入才可能产生显见增长；第四，大家都不看好。“最好是完全没有人看好”，庄辰超对钛媒体笑言。
的确如此，在北京开便利店的都被人看作“傻子”。如果不是阿里、京东、苏宁等巨头今年大举进入“新零售”，布局线下，今天这个方向也许仍然是被人漠视的。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关注度很高的问题，“北京的 24 小时便利店比上海少很多吗？为什么？”，被赞最多的一个回答把这个问题归结于“三个半”：北方天气冷，人们都不愿意出门，所以只能做“半年”生意；北京马路宽且隔离带多，过马路成本太高，只能做“半条路”生意；北京的夜生活习惯不是很强，所以只能做“半天”生意。
庄辰超说，之前各种不看好北京便利店的理论都只是停留在外行常见认知的层面，但真正的常识应该是基于大量数据分析的，“北海道不够冷吗，不够荒吗，可这个市场连7-Eleven 都打不进去，最后让SEICO MART占据了当地的垄断地位，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这需要数据告诉我们。”
目前，便利蜂已投入运营的21家门店加上已经签下店面但没开业的门店，已经接近100家。而除了21家之外的门店迟迟未开业。庄辰超对钛媒体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公司正在通过第一批门店“跑数据”，希望根据数据来调整第二批店的经营策略，他希望做到“千店千面”。
“便利蜂目前正在对已有门店的数据进行沉淀和分析，从而给门店的选品、货价陈列等给出指导意见。但事实上，每个店的数据给你指向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千店千面这个方向大概是对的。”
当外界都不看好北京便利店的时候，庄辰超却悄然进入，如今，大家都似乎忘记了当初的“常识”，争先恐后的涌入便利店“风口”。而这却成了庄辰超不想看到的，也是他一直选择低调的原因。
“我们投便利店，不是因为看到了风口，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便利店近期内不会爆发，至少五年内不会，所以我们还有时间，等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庄辰超坦言，关于便利店未来的发展走向，他也还没有得出一个“常识”判断，因为数据还不够多，他们现在在做的也更多是试验性质的。
又做APP、又做共享单车，便利蜂到底想要做什么？
在上一篇拆解便利蜂模式的文章中，钛媒体曾提到，便利蜂早期以不计成本的方式开出了一批堪称“豪华”的便利店，很多店面的面积完全可以拿来开超市了；有些店的过道宽敞到可以再摆几个货架；有些上下两层的门店二楼几乎闲置。
对于上述奇怪的开店逻辑，庄辰超向钛媒体给出的说法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做纯粹的零售，我们是把它当成数据业务来看的。”
据钛媒体了解，便利蜂旗下的另外两家公司——虫极和运鼎，分别负责店铺的ERP系统和APP的研发，ERP系统涵盖了从门店选址到进货、上架的个各个环节。而7-Eleven，就是靠着一套完善的商品管理、情报系统、产供销体系称霸便利店行业。
打通用户数据之后，还需要接入用户数据，所以就有了便利蜂APP。不过，便利蜂做APP的原因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以门店为流量入口，然后把流量导到线上。“我们做的就是门店，所有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
在上一篇文章中，钛媒体也质疑了APP对用户的刚需程度，推测便利蜂在APP的推广上会有一定难度。“我们本来就没想要所有用户都用我们的APP。”庄辰超告诉钛媒体，便利蜂需要的，不是所有用户的数据，而是高频用户，门店辐射区域的高频用户。
事实上，一家便利店对于区域的辐射是有限的，所以“常驻客”才是主力消费人群。而便利蜂想做的就是对“常驻客”进行精细化运营，比如：根据消费数据去看不同门店消费者的口味、行为偏好，以此来指导门店的选品和前端供应链生产。
但“过路客”的消费行为往往与“常驻客”完全不同，加入这部分数据，反而会得出一个错误的指向。“除非我们有的门店可能发现就是过路客多于常驻客的，那么我们对那个店的经营策略可能会做出调整。”庄辰超说。
在便利蜂最初被媒体大量曝光时，有大量的竞争对手、记者、好奇者前去围观，“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一天内同时去几家门店，这显然不正常嘛，而且会污染我们的数据，原始数据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
而为了获取更有指导意义的数据，便利蜂会把低频用户的数据过滤出去。庄辰超告诉钛媒体，对于高频和低频用户，便利蜂提供的服务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优惠特价只给到APP用户、给予高频和低频用户不同的折扣力度，还有就是——免费骑单车。
四月底，便利蜂在中关村门店附近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但便利蜂做共享单车的出发点也不是外界猜测的——打广告、拓展门店辐射面积。庄辰超告诉钛媒体，共享单车也是为了了解更为详尽的用户数据——比如性别、年龄等等。
但是，虽然有了数据，门店仍然需要考虑成本和盈利问题。大面积、高投入的便利店最终要如何盈利？
外界曾有传言，银科大厦店一年的店租就要300万。“这个传言实在太荒谬了。两层的店面其实不好向外租，所以楼上都会打折出租，而且大的店不一定亏，小的店也不一定赚钱。”庄辰超对钛媒体说。
庄辰超表示，目前便利蜂在根据不同的区域，做不同面积店面的尝试，而这也是看到了日本便利店的一些变化，“在日本我们发现，很多便利店都在尝试大的店面，他们应该也在试，这是现象，也可能会成为趋势，但最后还是要数据给我们答案。”
便利蜂对7-11等国际巨头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利弊选择有所衡量，但是高质量的供应链管理一定是一个趋势，这也是便利蜂绝不做“加盟模式”的原因。在中国，“加盟”意味着放弃质量控制。
斑马资本的马拉松式实验
关于斑马资本、庄辰超、便利蜂这三者的关系，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斑马资本由庄辰超（去哪儿创始人）、赵轶璐（原去哪儿CFO）和吴永强（原去哪儿CTO）于2016年初共同创立。庄辰超对钛媒体表述，斑马从一开始就是全面控股便利蜂的，便利蜂没有严格意义的创始人，只有创始团队，这是从一开始斑马资本的定位就不一样。
不同于国内普通的VC、PE，斑马资本在创立之初就是想做一家控股型投资的资本。在庄辰超看来，国内的VC和PE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后来者并没有太多优势，所以斑马资本需要从基金模式进行创新。
事实上，斑马资本的这种模式，在国外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案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3G资本。
据钛媒体了解，3G资本是美国的一家控股型，不同于其他机构把收购企业当作商品来回倒手，3G资本更主张对企业的长期持有，在投后推动公司的转型升级以及并购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亨氏，卡夫，汉堡王等食品企业都是3G资本麾下企业，还曾推动百威英博合并，让百威英博集团，成为世界五大快速消费品公司之一和全球啤酒行业巨头。
“当其他人在忙着管理资金时，我们投入时间打造自己的企业，只要我们成功建立自己的企业，长期而言，就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做法。”3G资本创始人雷曼曾这样说道。
从到投后管理，庄辰超和他的斑马资本如今也想要效仿“3G模式”，也就是通过自有资金来撬动外部资金实施控股性收购，然后不断通过投后管理来让企业增值，在企业获得利润后用于偿还债务和做进一步的扩张。
“我们会和被投企业有更密切的绑定，更多的介入到企业的经营当中去。控股型投资的不同于其他几年就退出的VC，我们会对一个项目持有至少十五年，VC类常常更需要有短期的高增长，而我们更看重是长期的绝对增长。”庄辰超说。
在选择上，斑马资本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庄辰超告诉钛媒体，斑马资本会选中一个赛道后，围绕着这个赛道进行集中投资，比如，近期斑马就围绕着便利店做了一些周边投资。
“刚开始老有人跑到我们门口来送BP，但我们只聚焦我们感兴趣的领域看BP，一旦选中一个赛道，从早期到晚期的公司我们都会考虑，资金也很灵活，控股或者少量资金的投都会有，控股主要是小型企业。”
斑马研究了很多赛道，去年还曾对二手车考察了很久，最终放弃了。“不是二手车这个行业不好，而是我们进入的时候已经晚了。” 庄辰超坦言，如果是大家已经蜂拥而至的风口，“我们就不做了”。不过那次研究也并非没有收获，他们以小顺便投资了新加坡一家二手车平台。“他们现在发展很不错，已经盈利了。”正如庄辰超所说，一些非控股的小的，都是顺便而为，并非主业。
目前来看，斑马资本的这种新尝试确实为国内的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但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长期介入经营的精力投入，是两项不小的挑战，钛媒体将持续关注庄辰超和他“马拉松式”的投资试验。（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谢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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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爱着，但回头，还是算了吧――员工“被离职”，链家“闹人荒”》 精选十
这个局外人都好奇的问题也许有个答案是，由于人员超强
造成“白色恐怖”，被传销者之间根本无法建立双向信任。
同样是天津静海，同样是蝶贝蕾。
8月5日，天津静海，在发现的笔记中写有“蝶贝蕾”字样。视觉中国 图
河南郑州念完大学后，现年24岁的田晓伟（化名）原本就职于一家北京的网站，做编辑工作，但是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因此一直有干回老本行的念头。
4月中旬，他在Boss直聘网站上寻觅到一个机会，一家北京的计算机工程外包公司称，天津项目部招聘一名web前端开发工程师（现在这则招聘信息已经无法在该网站找到）。一周之后，田晓伟接到了面试电话。想着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周末去天津顺便转转，所以4月22日上午，田晓伟就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铁，对方说要到天津南站附近接他。
但是到站后招聘方突然表示正在开会，让田晓伟乘坐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到静海区的某一个镇上，到时候有两个人来接他。到了之后田晓伟一看是闹市区，也没起疑。
出现的两名男子大约20岁左右，皮肤黝黑，田晓伟回想起来，才知道那两人是在“野沟”里晒黑的，这是后话。两人打了个电话，把田晓伟拉上一辆车，就开始拉家常，问自己原先的工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田晓伟有点警惕性，说得真真假假。对方说先去住的地方等一等，再去公司面试。
“上了黑出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开始，”田晓伟对澎湃新闻说，“车门一锁即便想跑也跑不了，下了车，人更多。”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来到一个静海农村的农户家，“院墙比房子都高，身边有两个人随时跟着。”田晓伟跟澎湃新闻记者说道。
这个租住的平房只有2个积灰的房间，却住着15个人，三个女生住一间，另外12个男生蜷缩在另外一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大的也不超过28岁，都是被招聘信息吸引过来的。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村人居多。
除了有人随时跟着，限制人身自由的另外一招是脱鞋。
进了这个门之后，田晓伟的鞋子立马被收走，接下来的两个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地里日晒雨淋，他都是光着脚的。
此外，田晓伟的手机被拿走，并胁迫索要密码，不然就要拳打脚踢。在此之前，还有一招“预防措施”，问田晓伟在天津都联系过谁，挨个打电话跟他们说已经安顿下来，不用担心，以解除后顾之忧。但恐吓之后发现田晓伟在当地并没有什么熟人，也就作罢。
了解清楚情况后，田晓伟又被立马转移到另外一个带院子的农户家，第二天就派了两个人充当“师父”，主要工作还是监视以及打探田晓伟的家庭情况，只要发现跟黑车上说的情况有所不同，就要找另外的人来恐吓说实话。
接下来，就是打电话给家里要钱，他们握着手机，让田晓伟跟父母说，原先在北京就职的公司要融资，员工交10万元可以入股，但田晓伟的父母立马意识到了事有蹊跷。
其一，田晓伟留了个心眼，之前跟传销团队说自己原先的工作是做网站开发，因此在电话里也跟父母刻意提到现在做开发，但是父母对他做编辑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其二，田晓伟毕业后已经很久不问家里要钱，这一行为很反常。
因此家人虽然很焦虑，但也没有提到要拿钱。打完这个电话，田晓伟的手机就被没收了。此后几日，只有每次被逼着问家里要钱，才能接触到手机，但只要稍有透露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电话就会被挂断。
田晓伟瞄了一眼墙角，有一名室友身上有烟头烫过的痕迹，看得心惊肉跳。
孤军作战的“白色恐怖”
传销组织的日常是枯燥麻木而又艰辛的。
所谓的师父授课，也就是讲“蝶贝蕾”这种化妆品的营销模式。昏昏沉沉中，田晓伟听到了“五级三阶制”、“几何倍增学”，主要就是说，这个公司有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必须要买产品入会，一套产品2900元，买了就算交了会费，正式加入组织。
田晓伟在胁迫下，交了2万多元买产品，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的，但是从始至终，他都没见过这种神秘的化妆品。
不上课的时候，就四人四人一组玩一种叫做“打升级”的纸牌游戏。期间人与人之间也有交流，但是只要发现两个人在一直对话，就会
“人流动得太快了，互相都来不及认识，也不敢信任，”田晓伟说，整个村里有几十个这样的窝点，每隔一两天都要被带到另外一个窝点吃饭睡觉，根本没办法跟身边的人熟悉起来。而且，有些人的确通过这种“拉人头”挣了钱，你没办法判定身边这个陌生人究竟是“敌军”还是“友军”。
“万一跟人透露了想法，被举报给监控的人，日子就不好过了，”田晓伟说。
所以，即便是15个受害者，也完全不敢奋起抵抗5个监视者，因为你不知道是有援军在侧，还是孤军作战。
“我想过死，”田晓伟说，至今他还觉得那个叫李文星的年轻人有可能是自杀溺亡的。
7月，23岁的山东青年李文星的尸体在这附近的一个荒僻水坑中被发现，警方调查发现，李文星生前通过网络招聘误入传销组织，被先后送到静海镇上三里村、杨李院村，期间两次被转移。
“两个馒头，加点咸菜，一天两顿。”
田晓伟说，吃饭是有规章制度的，中间留个位置给“导”，其他人都蹲在两旁，这就是所谓的“摆桌”，然后吃饭都要喊口号，给“导”加饭，“某某老板辛苦了！”
所谓的“导”就是管理这个“家”的人，他们在组织里交钱比较多，因此地位高，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大扛”和“小扛”，意思是“家里能扛事儿的”。
田晓伟说，“第五天开始就往野地里跑了”。
这是因为协警会隔三差五去村里巡查，因为警察差不多都知道附近几个村这些传销组织的窝点。
田晓伟等人躲的“野地”就是一个干涸的深沟，暴晒和雨淋都要一直在烂泥地里赤脚蹲着，衣服上沾满泥巴也没法换，只有非常残破的情况下才可以换衣服。
折磨人的还不止这些，15个人每天只能分着喝一桶矿泉水，在暴晒的情况下，“渴得要命”。
在夜里11点，会偷偷溜回去，凌晨3点，又要组队接着去野地里。
“西双塘、子牙，”这是昏暗中田晓伟曾经看到的两个路标。
在一次协警的搜查中，田晓伟的手机被搜走了，但是并没有警察回头来找他。但这也是个黑色幽默，因为自己的手机丢了之后，田晓伟没再被逼着联系父母。
田晓伟找到了逃生的希望。
到了后期，进组织的人会被要挟在Boss直聘、拉手网、中华英才网上发布更多招聘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信息简直畅通无阻，因为网站即便要求审核公司营业执照，也可以跳过这个环节直接进入下一页。
这些信息都是需要手机完成的，但是发布的时候会有人监事，田晓伟发现，监视也是有漏洞的，他趁机把自己的定位发给了自己的父母，然后迅速删掉通讯记录。
“瀛海学校，”田晓伟发了这个定位，还附加了载他的黑车的车牌号。后来他得知，父母来到天津静海区公安部门报案，但是警方和父母来找过，没找到他们。
田晓伟的逃生计划落空。
至今他对此很困惑：“我父母人生地不熟可以理解，为什么警察也找不到？”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父母在当地坐出租车时，司机提醒，当地有“反传销协会”可以联系帮忙找人。
通过引荐，他父母认识了这个“反传销协会组织”的人，对方表示需要交1万块钱才会帮忙。交钱后，对方让他父母提供了一则寻人启事，以及个人照片等信息。
但是这个联系人究竟是反传销协会的人，还是“蛇鼠一窝”，是专门收钱“捞人”的人，田晓伟至今也不是很清楚。
6月中旬，又是同样的两个人，又是同样的一部黑车，田晓伟稀里糊涂被带到一家“惠民医院”门口，他的父母在那边等他。一下车，黑车迅速开走了，车里其他人并没有与他的父母打照面。
虎口逃生后，他回河南老家考驾照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两个月没上班。原本的工作单位默认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回家后，他数次报案，但是河南警方表示不在辖区范围内，而天津警方也要求他去天津现场报案。
然而，田晓伟认真地说：“那个地方，我再也不会去了。”
“这不是传销，这是赤裸裸的绑架勒索，”田晓伟认为，单单指控传销远远不够概括这些人的罪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辩律师马朗对澎湃新闻表示：
敲诈勒索罪中的行为人是通过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胁迫，使其陷入恐惧，进而获取财物，强调的是暴力或胁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恐惧心理，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组织、领导传销罪中，行为人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等方式加入按照一定顺序组成的层级，并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
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他人财物，强调的是利用欺骗性的方法诱导被害人加入组织，进而间接获益。
就本案而言，马律师表示，行为人针对被组织者实施的既有胁迫行为，也有暴力行为。但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方面并不包括暴力行为，因此，本案中的暴力行为显然超出了该罪的评价范畴。此外，尽管两罪中都有胁迫行为，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其程度一般不如敲诈勒索罪严重，两罪中胁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相较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直接针对被害人财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并不直接对应被害人的财物，而是迫使已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借此间接获取利益。换言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在此期间对被组织者实施敲诈勒索，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同时又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如果涉案行为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期间又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的，则按照敲诈勒索罪和诅组织、领导传销罪两罪并罚。马律师表示，就本案而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敲诈勒索财物10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数罪并罚规则确定最后的刑期。
